后的一幅绘画吧。小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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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缘见到凌叔华的画，但从她的好友朱光潜先生的论自然画与人物画中却领略了她绘画的风韵。朱先生说：“作者指凌叔华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她的画稿大半我都看过。在这里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她的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
作者是文学家也是画家，不仅她的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影响她的文学的作风，而且我们在文人画中所感到的缺陷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应有的弥补。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我们读过鲁迅先生赞美凌叔华小说的话，朱光潜先生评介凌女士绘画的文章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画家齐白石亦吟咏过凌女士的画。我藏有1933年出版的线装本白石诗草一册，收白石老人72岁以前的诗作，其中有一首赠凌叔华的诗，是画师在得到凌女士画的夜景后所作：
开图月似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
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
齐白石早年与新文学界的人物接触不多，这是一段有趣的掌故。值得一记的是，我的这一藏本还有凌女士的毛笔签名，是送给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女士的。
这也说明，两位女作家都很喜欢白石山翁的诗。
1931年，北平中华书局出版有诗人廉南湖的诗集梦还集一册，收作者1924至1928年的作品。其中至少有八题是写凌叔华绘画的。如题凌叔华女士写高房山小帧两首，那是画家在北京远郊上房山风景区的写生。诗人称道凌女士的笔墨：“便作米家山水看，春回犹带睡时妆。”又叔华飞瀑鸣琴图为陈通伯作两首，叔华为通伯画菊一首，这些画都是她为夫君陈源而作。廉氏以为前画的意境“闲逸似石涛”，对后者则赞曰：
一语缠绵岂暗投，银河迢递隔牵牛。
卷帘人瘦西风起，如此韶华未是秋。
诗有小注，引了画上凌女士的题字：“送我案上最爱的一盆花给你”，足见伉俪之间日常的情趣。不知这些画今藏何处。
又叔华属题玫瑰团扇两首，其第二首为：
隔墙柳色映鹅黄，南海明珠入梦芳。
移向鸥波亭子里，一生旖旎不离娘。
诗后亦有小注：“玫瑰色媚而香，甚旖旎，移地则茂敌，俗呼离娘草。
叔华辟画室于所居后院，与娘室互隔一墙云。”这大概是指东城史家胡同的旧宅。画家临终前数日，曾经躺在担架上重访旧居，并作呓语：妈妈正等着我吃饭呢此情此景，如读一篇散文。又题叔华花卉小卷一首，题凌叔华临夏珪溪山无尽卷子两首，凌叔华仿南田山水小册属题一首。廉氏以为：“叔华醉心南田，能得其幽澹之趣。吴岱老对于古松亭子一帧爱不释手，有出蓝之誉，以此知鉴赏之自有真也。”
廉南湖，名泉，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二年殁于北京。他在清代当过小官，民国后隐居南北。他的夫人吴芝瑛亦文采风流，是秋瑾烈士的好友。秋瑾牺牲后，吴芝瑛为她收尸，并办理丧事，传为美谈。廉氏精词章，又是一位书画鉴别家，他如此推许凌叔华的画，想来事出有因。可惜在凌女士的散文中，似乎没有留下她与上述人物的交往记载。
“五卅”大鼓词我从旧书店找到过几本民国期间的新大鼓词，一本反映故宫盗宝案的大鼓词，那是站在批判易培基一边的。这是个冤案，三十年代初轰动一时，不想以文艺的形式亦有反映，当是反对易的一派所为，借以造成倒易的声势，实在不足为训，保存价值不大。小说站
www.xsz.tw又一册铅印线装的科学救国大鼓书，1925年6月北观别墅编撰，歌谣研究会出版。初以为这不过是宣传科学救国的泛泛之谈，读后方知是配合“五卅”惨案而及时问世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通俗读物。作者的目光面向一般群众则是无疑的。鼓词开头讲到中国之弱是由于列强的政治压迫、经济压迫所致，而归根结底又是科学的压迫。接着便转述当时发生在上海日本纱厂的“五卅”惨案，唱道：“学生们抱不平在上海演讲，惹恼了租界的英人如虎如狼。您别看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是绅士模样，那里头有许多的外国流氓；对待中国人行为卤莽，逮去几个学生收在他的巡捕房，大家伙二次出头求把学生放，捕头发令：对大众梆、梆、梆，居然开了枪
有几位热血的同胞先把命丧，还有些没打死的也受了枪伤。查封了学校硬说是**，他一面调舰队开进黄浦江”除了写人民高涨的反帝行动，作者又提出从“五卅”惨案中应吸取教训，要“各省快增加各种学堂”“再多选子弟去留学外洋”“我们前人放弃科学叫后人上这个当，现在要再不设法，以后儿孙可往哪儿藏”“愿我国普及教育，转弱为强”暂不论这结论是否全面，宣传新思想却很明显，旧鼓书艺人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我们已无法了解这位化名“北观别墅”的是什么人。出版此书的歌谣研究会，可能即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它成立于1920年冬，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并出版过歌谣周刊。鲁迅先生当年也支持过它。胡适在1936年3月写的歌谣复刊词中说：“歌谣周刊是民国14年19256月28日停刊的正当上海“五卅”惨案震荡全国人心的时候。”科学救国大鼓书恰在此刻出版，我猜想这很可能出于一位北大学人的急就章，说不定就是歌谣研究会的成员或关系密切的圈内人。
女儿书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上海抗战，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33年初又掠我华北，占领热河，开始了华北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人们的义愤，纷纷支援前线的抗日将士，反对妥协投降。刚刚经历过淞沪抗战的上海人民，不断写信到塞外前线，鼓舞士气，勇猛杀敌。当时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春光，每天至少接到十几封这样的来信，除了转到前线的，还以上海女儿书为专栏，选发了若干妇女的投书。后来写信者的范围已不限于上海，来自南京、镇江、浙江的都有，还有一位是北平东安市场萃芳林饭庄的女侍者，因改专栏的名称为女儿书。1933年8月，在上海女子书店主持人姚名达的慨然相助下，女儿书印成了单行本。寒舍藏有一册。
这本书共收来信59件，是从三百余件来信中选编的，附题词新诗三首，及报社同人聂世琦的一篇“前言”。书为64开毛边本，道林纸印，厚142页，扉页署“爱国女儿编”，版权页署弥罗社主编，列为“弥罗社丛书”之五。59件来信各有标题，显系编者所加，如这不是退后的时光、最后之血洗净耻辱、期待凯旋的那一天等。总观信的内容，难免有重复或流于空洞处，但感情是真实的，不论是用了浅近文言的老者口吻，或稚拙直白的小女孩口气，或出自热情奔放的女学生和女工们的手笔，都同仇敌忾地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激情。每封来信都有署名，这些无名作者代表了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妇女们的心声。在民族战争的烽火中，如此迅速、集中地反映基层妇女抗日呼声的书，我见到的还不多，也许是唯一的一册。小说站
www.xsz.tw当时只印行了一千册，历经六十余年，存世的恐怕不多了。
执笔“前言”的聂世琦，我不知其详，他特别感谢女子书店姚名达的热情赞助，并感叹道：“如今政府改长期抵抗和收复失地，而在进行什么停战协定了，可怜我们几千万的将士，他们掉了命，流了血，只收到这样的代价”看来这本小书并非哗众取宠之作，亦非以女性为号召的不严肃之举。不久，芦沟桥事变爆发，人民更觉悟到：抗战的希望绝不能寄托在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身上。
说到姚名达和女子书店，我不能不提到1994年12月3日，赵清阁同志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女子书店与姚名达一文。也不知我是怎样形成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过去一直以为三十年代在十里洋场上海出现的女子书店，类如鲁迅先生讽刺过的上海女子咖啡馆和美的书店，不过是海派作风的噱头而已。殊不知姚名达先生是一位提倡女子职业的教育家，复旦大学的教授。他办女子书店，发行女子月刊，有功于推动我国妇女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妇女解放论者，是一位言行一致，扞卫女权的好男儿”见赵文此时顿感往日的主观、无知是多么的可怕
到了风雨如晦的“七七事变”前夕，上海女子书店不得不停业，姚先生回到故乡江西，在国立中正大学执教。1942年7月7日，他率师生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抢救伤员，不幸与敌军遭遇，徒手搏斗，壮烈牺牲时年38岁。直到近年，他才被地方政府追认为烈士，并在南昌西湖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亭。当年他赞助出版女儿书，不过是他一生中做过的小事一件，却足以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读了赵清阁同志的文章，增加了我对姚名达先生的敬意，同时也激起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敌人欠下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中国现代出版史应该记下这位先行者的功绩，这家女子书店的佳话。尽管现在搜集女子书店出版的书刊已非容易，后人还是有责任来做这件事。
李健吾的散文
我见到的李健吾先生建国前出版的散文集有三种：意大利游简1936年4月开明书店出版。希伯先生1939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切梦刀1948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李先生以剧作和翻译享名，又以研究莫里哀和福楼拜而为人们所推崇。
他的文艺评论不仅见解独到，也以语言优美早有口碑，两本咀华集，至今为人乐道。他的散文亦见风格，明快、热情，有的时候甚至有点感情冲动，语言俏皮、夸张，如出少年之口。然而，我喜欢的也正是他这种不见雕饰的性格天然。
1933年他有意大利之行，随时以书信的形式报告游踪，终于写成了一本意大利游简。从他的目光所及，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位艺术家的趣味和气质。让读者跟着这样一位内行旅行真幸运。一打开书，你便被他的感情吸引，欢快、轻松、陶醉、思索，甚至发脾气，你不由自主，只好乖乖地跟着他作了俘虏。他去威尼斯，在火车上碰到一位无理的贵妇人，带着保姆和小女孩，强占了他的坐位。好不令人气恼，他感情冲动了：“三个阴性人”，“不问青红皂白，就三屁股坐在我的车位上。”算了，“犯不上男同女斗”，“犯不上和外国女人呕气”看到这里，我们笑了。
我们跟着他四处参观艺术圣地，长了不少见识，感到一种充实和满足，可是也有凄凉和寂寞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荷着种族的重负，国家的耻辱，孤寂的情绪，相思的苦味，在人群里面，独自徘徊着。”最难忍受的是别人常常问一句：“你是日本人吧”中国，似乎只能代表贫穷这是当年无法摆脱的时代病。
希伯先生一书大多是短散文，共16篇，分成“尔我”“生死”两辑，主要写于“七七”事变以后，惜无具体年份。希伯先生只是集中的一篇，记一个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隐居在乡村的可爱而又可怜的人物。他的儿子被日军杀害了，自己也被迫逃亡。这是作者描绘的父辈人物当中的一篇。
作者的父亲是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不幸牺牲，李先生有好几篇散文写了父亲的那些战友和部下。每个人几乎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我联想到李先生豪爽侠义、容易冲动的性格，是不是也受了众多父辈人物的影响
切梦刀是个充满诗意和神秘感的书名，取自晋书王濬夜梦房梁悬刀的典故，又见民间印行的一本解梦的专书增广切梦刀。作者自称有很多的梦，梦与生命同在，与一切往事和逝去的人物同在，梦的负担何其沉重“还有我那苦难的祖国，人民甘愿为她吃苦，然而胜利来了，就没有一天幸福还给人民”一切幻想都成了梦全书共收散文27篇，亦以短小取胜。有的写于战前如在清华园里写的乘驴等，有的写于沦陷了的上海如给北平、记野蕻等，有的写于战后如获原大旭、小蓝本子、怀王统照等。战时人们虽然含有悲愤，同时也怀有希望，抗战胜利了却带来无尽的失望和苦难，于是作者只能在痛苦中大声疾呼：“先生，你有一把切梦刀吗把噩梦给我切掉，那些把希望变成失望的事实，那些从小到大的折磨的痕迹，那些让爱情成为仇恨的种子，先生你好不好送我一把刀全切了下去”每读李健吾先生的散文，我的心总是同他的心一起急速地起伏跳动。隔了很久再读，依然如故。
最美丽的情书
在欧洲文学史上，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爱情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男女主人公是中世纪的法国人，由于阿柏拉身为教会的教师，并提倡唯理主义的哲学，受到宗教的迫害和世俗势力的阻挠终于无法与恋人结合，甚至残酷地受到斩断男根的惩罚。少女哀绿绮思随后也当了尼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在修道院里与阿柏拉通起信来，倾诉了爱情的坚贞和难以抑制的**。留在世间的这一束情书，也不过六封而已，却赢得了全世界千百万读者的同情，被史家看作是最深刻最美丽的情书。这一对以悲剧而告终的恋人，被目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情人。
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古老的情书大约写于1128年，1616年在巴黎有过拉丁文本，1728年在英国最初发现的可能就是这个本子。此后便以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为名，出现了无数的英译本和各国文字的译本。凡是读过这部情书的人，一般都认为哀绿绮思的信写得比阿柏拉的还要感情强烈。她在信中说：“我明白我自己已经宣过誓，已经戴上女尼的面幕，已经认为我的爱情已经死了，埋葬了；但是从我的心底又会突然不意地涌出一股热情，战胜了这一切意念，并且淹没了我的一切理智和信念。”一对恋人生不能结合，互盼着自己死后对方能活着，最终合葬在一起。男主人公死于1142年，活到63岁；女主人公死于1163年。传说教会没有满足他们合葬的要求，也有传说合葬成功了，而且下葬时，阿柏拉虽然已死去20年，依然面目如生，张开了双臂拥抱了哀绿绮思。这同我们民间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结局极为相似，说明在人民的心目中，真诚的爱情是可以战胜死亡的。
阿柏拉与哀绿绮思在我国的最早译本，是1928年底新月书店出版的，译者梁实秋。1931年已经印行了第3版。新月解散后，版权转给商务印书馆，编入“世界文学名着丛书”重新问世。梁实秋的译本，根据的是1922年的英译本，而这个版本又是翻印的1722年的英译本。梁译本问世后，胡适告诉译者所据的不过是个述意本，同时向梁实秋提供了蒙克利夫的英文全译本。总之，关于这部古老的情书集，光是英译本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发现了五、六十种之多，考证起来是大有文章的。比如梁的译本中有阿柏拉被哀绿绮思的婢女所爱的情节，可能即出于述意本的原译者的篡改和附会。但，梁实秋已不及根据胡适提供的版本改译了。数十年来，在我国读书界流传的，似乎只有梁实秋的这个译本。
1956年6月，香港上海书局出版了叶灵凤的新译本，书名与梁译本相同，只是阿柏拉的“柏”字与梁本的“伯”字不同。叶灵凤根据的是荷兰1947年翻印的1824年的英译本。梁、叶两位都是着名的翻译家，也都是写小品文的能手，他们的译笔当然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如果把两者比较起来读，一定非常有趣。限于篇幅，现在我仅把情书第二函，即哀绿绮思写给阿柏拉的信各引一小段作为对照，只见稍有差别，不足论两者的高低：“我在此地看见的只是神的标记，而我口里讲的只是男人”梁译“现在这里举目所见，全是神的记号，可是我却尽在谈着人的事情”叶译
两位译者都非常推崇这部古典情书。叶灵凤以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起阿柏拉与哀绿绮思，“不仅显得浅薄，而且简直近似儿戏。”
见叶灵凤的译者序言至于梁实秋的意见，我愿举出当年新月书店的一则广告为凭，因为其中的语句与梁实秋在译后记、再版后记中的用语几乎一致，我怀疑它出自梁氏之手。
“这是八百年前一段风流案，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所写的一束情书。古今中外的情书，没有一部比这个更为沉痛，哀艳，凄惨，纯洁，高尚。这里面的美丽玄妙的词句，竟成后世情人们书信中的滥调，其影响之大可知，所以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一切情书的老祖宗。最可贵的是，这部情书里绝无半点轻薄，译者认为这是一部超凡入圣的杰作。”
1991年春天，我在天津参加散文月刊的座谈会。有天夜里，主人招待我们看了一部法国电影天堂窃情，事先并不知道影片的内容，片名译得也有点近于鸳蝴派，不想正是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故事。我以为那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影片，特别是对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直到她临终时依然对圣父圣母没有丝毫的妥协。她是带着爱和仇恨走的。可惜的是，尽管北京也公映了这部影片，报上却默然无声，远不如对待武侠侦探或歌星笑星的胡闹那么热烈。这使我一想起来便感到非常的不是滋味，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
怀人的散文
这是一本不足百页的小书，由十多位化名的作家写的十七篇散文组成，它留在我手边已经四十余年了。
上海沦陷期间，柯灵接编了原由陈蝶衣主编的万象杂志。不久陈又编了一种综合性的杂志春秋。抗战胜利前夕，春秋杂志社拟出一套文艺丛书春秋文库，柯灵先生为它编书三种，头一本是作家笔会。另两种是石挥的天涯海角篇和晓歌的狗坟。作家笔会出版的时候已是1945年的10月。无疑的，它留下了日伪统治时代的烙印。在敌人的铁蹄下，作者与编者都无法尽情地抒发所感，畅言自己的爱憎。但是，多年来我不曾忽视作家笔会诞生的背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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