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亞和阿塞拜疆的銀行家、商人。小說站
www.xsz.tw外交官及幾百名軍官提供訓練。土耳其的教師被派往那些新共和國教授土耳其語，並開辦了大約2，000家合資企業。文化的共性促進了這些經濟關系。正如一位土耳其商人所評論的︰“在阿塞拜疆或土庫曼斯坦，成功的關鍵是找到合適的伙伴，對土耳其人來說這並非難事，我們擁有相同的文化，或多或少相同的語言，飲食習慣也相同。
土耳其重新傾向高加索和中亞，不僅是被充當突厥語族各國共同體的領袖的夢想所激發，也是出于抗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這些區域擴大的影響、防止鼓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需要。土耳其人認為自己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種“土耳其模式”或“土耳其思想”作為另一種選擇，即一個世俗的、民主的、市場經濟的穆斯林國家。此外，土耳其人希望遏制俄國影響的抬頭。土耳其也可能通過提供俄羅斯和伊斯蘭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從歐洲聯盟那里得到對其要求的支持並最終成為歐洲聯盟的成員國。
土耳其與突厥語族各共和國的活動的最初浪潮在1993年受到了較大的抑制，原因在于土耳其的資源有限，甦萊曼德米雷爾在奧扎爾去世後繼任總統，以及俄國在它認為是其“近鄰”的國家重新確立了影響。前甦聯的突厥語共和國剛剛**時，它們的領導人曾涌向安卡拉，向土耳其獻殷勤。隨後，在俄國的軟硬兼施下，它們又轉變過來，普遍強調需要“平衡”它們與文化親緣國家和與前帝國主人的關系。然而，土耳其人繼續努力用文化親緣關系來擴大他們之間的經濟和政治聯系，在他們最重要的活動中，他們與有關政府的石油公司達成了協議，修建一條把中亞和阿塞拜疆的石油通過土耳其境內運到地中海的輸油管道。
當土耳其致力于發展其與前甦聯突厥語共和國的聯系時，其世俗的基馬爾主義認同在國內受到了挑戰。首先，對土耳其來說，正如對許多國家一樣，冷戰的結束和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的混亂引發了“民族認同和種族認同”的重大問題，對此，宗教提供了現成的答案。三分之二個世紀之久的阿塔蒂爾克和土耳其精英的世俗遺產越來越受到猛烈攻擊，海外土耳其人的經歷傾向于刺激國內的伊斯蘭情緒；從西德回來的土耳其人“求助于他們所熟悉的東西，來回擊西德對土耳其人的敵意，那就是伊斯蘭教”。主流輿論和實踐越來越伊斯蘭化。據報道，1993年，在土耳其，“留伊斯蘭式的胡須和戴面紗的婦女激增，清真寺吸引了更多的人，一些書店里充斥著頌揚伊斯蘭歷史、戒律和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奧斯曼帝國在維護穆罕默德先知的價值觀中所起的作用的書刊、磁帶、光盤和錄相帶”。據說，有“290多家出版社和印刷廠，包括4種日報在內的300多種出版物，大約1o0個未經注冊的廣播電台和大約30個同樣未經注冊的電視頻道，全都在宣傳伊斯蘭教思想”。
面對伊斯蘭情緒的增長，土耳其統治者試圖采納原教旨主義的做法並接受原教旨主義者的支持。據推測，80年代和90年代，土耳其的世俗政府維持著一個預算大于其他某些部門的宗教事務處，它還資助修建清真寺，要求所有公立學校進行宗教教育，並為伊斯蘭學校提供資金。80年代，伊斯蘭教學校的數量增長了4倍，注冊就讀的學生佔中學生的15，這些學校講授伊斯蘭教教義並且有數干名畢業生，他們中的許多人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與法國禁止穆斯林女學生戴面紗一事形成象征性的也是鮮明對比的是，在阿塔蒂爾克禁止戴土耳其帽70年後，土耳其政府實際上允許女生戴傳統的伊斯蘭頭巾。注33政府的這些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要在與伊斯蘭主義者的斗爭中佔上風，它證實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伊斯蘭主義者掀起的旋風是多麼強勁。栗子小說 m.lizi.tw
其次，伊斯蘭教的復興改變了土耳其政治。政治領導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奧扎爾，公開認同穆斯林的象征和政策。在土耳其，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民主加強了本土化和向宗教的回歸，“由于急切地想討好民眾並贏得選票，政治家，甚至軍隊世俗主義的堡壘和衛士不得不考慮民眾的宗教熱望︰他們作出的許多讓步都帶有蠱惑人心的味道。”民眾運動具有宗教傾向。盡管精英和官僚集團，特別是軍隊，傾向于世俗化，伊斯蘭情緒也在軍隊內部表現出來。1987年軍事院校的幾百名學員因被懷疑有伊斯蘭情緒而受到清洗。主要政黨越來越感到在選舉時需要尋求某些復興的穆斯林團體的支持，它們在過去曾被阿塔蒂爾克所禁止。在1994年的地方選舉中，在5個主要政黨中，只有原教旨主義的繁榮黨獲得選票的份額有所增加，它獲得了大約19的選票，而相比之下奇萊爾總理的正確道路黨只得到了21的選票，已故的奧扎爾的祖國黨得到了20。繁榮黨控制了土耳其的兩個主要城市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並在土耳其南部地區日益壯大。在1995年12月的選舉中，繁榮黨贏得了超過其他任何一個政黨的選票和議席，並在6個月後與一個世俗黨聯合接管了政府。像在其他國家一樣，對原教旨主義者的支持來自年輕人、從國外歸來的移民、“被壓制和被剝奪者”以及“新的城市移民和大城市中的無套褲黨人”。
第三，伊斯蘭教的復興影響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奧扎爾的領導下，土耳其在海灣戰爭中堅定地與西方站在一邊，期望這一行動能促進歐洲共同體接納其為成員國。然而，這一結果並未實現。而北約在一旦土耳其在戰爭期間受到伊拉克攻擊時北約應作何反應的問題上卻猶豫不決，這使得土耳其人無法確信，當他們的國家受到並非來自俄國的威脅時，北約將會作何反應。土耳其領導人試圖擴大土耳其與以色列的軍事聯系，但遭到本國伊斯蘭教徒的激烈批評。更重要的是，80年代，土耳其擴大了它與阿拉伯國家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聯系，90年代它通過向阿塞拜疆和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提供重要的支持來積極促進伊斯蘭的利益。在巴爾干、中亞和中東方面，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越來越伊斯蘭化。
多年來，土耳其具備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轉變文明認同的三個最起碼條件中的兩個，土耳其的精英大都支持這一行動，公眾也默認了這一行動。然而，接受者，即西方文明的精英們，卻不接納土耳其。當這一問題懸而未決時，土耳其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在公眾中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緒，並開始損害土耳其精英的世俗的、親西方的傾向。土耳其在完全成為歐洲國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礙，它在前甦聯突厥語共和國中起支配作用的能力受到的限制，以及侵蝕阿塔蒂爾克遺產的伊斯蘭傾向的興起，所有這些都使人確信土耳其似乎仍將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
土耳其領導人通常把他們的國家描述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一座“橋梁”，這反映了這些互相矛盾的拉力。土耳其總理奇萊爾在1993年爭辯說，土耳其既是“西方民主”國家，又是“中東的一部分”，並“在物質上和思想上成為兩種文明的橋梁”，奇萊爾在國內公開場合中常常以一個穆斯林的形象出現，也反映了這種矛盾；然而她在北約講話時堅持說，“地理和政治的事實是，土耳其是一個歐洲國家。”甦萊曼德米雷爾總統同樣將土耳其稱為“一個從西方延伸到東方，即從歐洲延伸到中國的地區中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橋梁”。台灣小說網
www.192.tw然而，聯接兩個牢固實體的橋梁只是一種人工的架設，而不是兩者中任何一個的一部分。當土耳其的領導人把他們的國家說成是一座橋梁時，亦委婉地證實了它是無所適從的。
墨西哥。土耳其20年代就成為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墨西哥則直到80年代才成為這樣的國家。然而，它們與西方的歷史關系有著某種類似之處。與土耳其一樣，墨西哥具有一種獨特的非西方的文化，正如奧克塔維奧帕斯所指出的，“墨西哥的核心還是印第安文化，它是非歐洲的。”像奧斯曼帝國一樣，墨西哥在19世紀也被西方列強瓜分。也像土耳其一樣，墨西哥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通過革命建立了民族認同的新基礎和新的一黨政治制度。然而，在土耳其，革命既包含了拋棄傳統的伊斯蘭文化和奧斯曼帝國文化，也包含了努力引進西方文化和加入西方；而在墨西哥，像在俄國一樣，革命包含了融合和采納西方文化的一些要素，這造成了一種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體制的新民族主義。因此，60年中，土耳其試圖把自己確定為歐洲國家，而墨西哥則試圖把自己確定為與美國對立的國家。從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領導人一直執行向美國利益挑戰的經濟和外交政策。
80年代，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米格爾德拉馬德里總統和他的繼任者卡洛斯薩利納斯總統對墨西哥的目標、實踐和認同重新進行了全面的界定，這是1910年革命以來最廣泛的變革努力。薩利納斯事實上成為墨西哥的穆斯塔法基馬爾阿塔蒂爾克。阿塔蒂爾克促進了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它們在他那個時代是西方佔主導地位的主題；薩利納斯則促進了經濟自由主義，這是他那個時代西方的兩個主題之一另一個是政治民主，他沒有接受。像阿塔蒂爾克所處的狀況一樣，這些觀點為政治和經濟精英所贊同，他們中的許多人和薩利納斯及德拉馬德里一樣曾在美國接受教育。薩利納斯大幅度地降低了通貨膨脹，使大量公有企業私有化，他促進外國投資，降低關稅，削減補貼，調整了外債，向工會勢力挑戰，提高了生產率，並使墨西哥與美國、加拿大一起組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如阿塔蒂爾克的改革旨在把土耳其從一個中東的穆斯林國家轉變為一個世俗的歐洲國家一樣，薩利納斯的改革旨在將墨西哥從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變為一個北美國家。
對于墨西哥來說，這並非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可以設想，墨西哥的精英們本來可以繼續沿著先輩們在本世紀大部分時間里所遵循的反美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路線前進。另一種選擇是，正如某些墨西哥人所極力主張的，墨西哥可以努力與西班牙、葡萄牙及南美洲國家建立一個伊比利亞國家聯盟。
墨西哥成為北美國家的追求能否成功政治、經濟、知識界的絕大多數精英都贊成這條道路。同樣與土耳其的情況不同的是，接受方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界的絕大多數人都贊成墨西哥的文化重組。文明之間的關鍵問題移民問題，突出了這一差別。對土耳其大規模移民的恐懼使得歐洲精英和公眾反對接納土耳其；對比之下，美國擁有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墨西哥移民的事實，是薩利納斯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辯護的一部分︰“你們要麼接受我們的商品，要麼接受我們的人民”。此外，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文化差距遠遠小于土耳其與歐洲之間的差距。墨西哥的宗教是天主教，它的語言是西班牙語，它的精英歷史上傾向于歐洲他們把子女送到歐洲上學，最近則傾向美國現在，他們把子女送到美國受教育；盎格魯美國的北美與西班牙一印第安的墨西哥相互適應，應當比基督教的歐洲與穆斯林的土耳其相互適應容易得多。盡管有這些共同點，在批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美國出現了反對更密切地與墨西哥發展關系的呼聲，並要求限制移民，抱怨工廠南移，對墨西哥遵守北美自由概念和法治概念的能力也提出了質疑。
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成功地改變其認同的第三個前提條件是普遍的默認，盡管不一定要得到普遍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因素的重要性取決于，公眾的觀點在那個國家的決策過程中有多大的分量。至1995年，墨西哥親西方的立場還沒有受到民主化的考驗。這年元旦幾千名組織良好的、並得到外部支持的游擊隊在恰帕斯發動了起義，這一行動本身並不表明有很多人反對北美化。然而，它在墨西哥知識分子、記者及其他制造輿論者中引起了同情的反應，這種反應暗示著，一般來說北美化，尤其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能遭到墨西哥精英和公眾越來越強烈的反對。薩利納斯總統非常有意識地把經濟改革和西方化置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先。然而，經濟的發展以及與美國越來越多的聯系，將加強要求墨西哥政治真正民主化的力量。墨西哥未來的關鍵問題是，現代化和民主化將會在多大程度上刺激非西方化，使它退出或急劇地削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使80年代和90年代傾向西方的精英強加給墨西哥的政策發生相應的變化墨西哥的北美化是否與其民主化相適應
澳大利亞。與俄國、土耳其、墨西哥相比，澳大利亞本來就是西方社會。在20世紀中，它舉是與英國、爾後與美國結成了緊密的聯盟。在冷戰期間，它不僅是西方的成員，而且也是西方的美國一英國一加拿大一澳大利亞軍事和情報核心的成員。然而，90年代初，澳大利亞的領導人實際上決定，澳大利亞應當脫離西方，把自己重新確定為亞洲社會，並與它的地緣上的鄰國建立緊密的聯系。保羅基廷總理宣布，澳大利亞不再是“帝國的一個分部”，它必須成為一個共和國，其目標必須是“融入”亞洲，他認為，為確立作為一個**國家的認同，這是必要的。“澳大利亞不能既作為一個多文化社會出現在世界上，與亞洲交往，建立與亞洲的聯系，使這種聯系有說服力，而同時又依然作為一個派生的社會，至少在憲法上如此。”基廷宣稱，多年來澳大利亞遭受了“親英癥和麻痹癥”的折磨，繼續與英國保持聯系將“使我們的民族文化、經濟前途以及在取洲和太平洋的命運受到不良影響。”外交部長加雷思埃文斯也有同感。
把澳大利亞重新確定為亞洲國家是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在塑造民族命運的過程中，經濟壓倒了文化，其主要的動力是亞洲經濟的蓬勃發展，它反過來促進了澳大利亞與亞洲之間貿易的迅速擴大。1971年，澳大利亞對東亞與東南亞的出口佔其總出口的39，從這些地區的進口佔其進口的21；至1994年，澳大利亞對東亞與東南亞的出口佔其總出口的62，從這些地區的進口佔其進口的41。與此形成對照的是，1991年，澳大利亞對歐洲的出口只佔11.8，對美國的出口只佔10.1。與亞洲經濟聯系的日益加深使澳大利亞人更加堅信，世界正在向形成三大經濟集團的方向發展，而澳大利亞的位置是在東亞集團中。
盡管有這些經濟聯系，澳大利亞的亞洲策略看來不可能滿足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成功地改變其文明的任何條件。首先，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亞精英還不是非常熱衷于這條道路。在某種程度上它還是一個黨派爭論的問題，自由黨對此態度曖昧或者反對；工黨政府也遭到了各類知識分子和記者的大量批評。在選擇亞洲的問題上，不存在明顯的精英共識。其次，輿論也模稜兩可，從1987年至1993年，支持結束君主制的澳大利亞公眾的比率從21增至46，然而，在達到這一點之後，支持開始動搖和減退，支持把英國國旗圖案從澳大利亞國旗上去掉的公眾從1992年5月的42下降到1993年8月的35。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官員1992年所說，“公眾很難接受它。我時常說，澳大利亞應當成為亞洲的一部分，但我無法告訴你，為此我收到了多少表示憎恨的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亞洲國家的精英對澳大利亞友好表示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及歐洲國家的精英對土耳其的接受程度。他們說得很清楚，如果澳大利亞想成為亞洲的一部分，那它必須真正成為亞洲的，而在他們看來，即便有這種可能，可能性也不大。一位印度尼西亞官員說︰“澳大利亞能否成功地與亞洲成為一體，取決于一件事亞洲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歡迎澳大利亞的意圖，而澳大利亞在亞洲的被接受程度取決于其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亞洲文化和社會。”亞洲人看到了澳大利亞關于亞洲的言論與其相反的西方現實之間的差距，據澳大利亞的一位外交官說，泰國以一種亞洲人的“茫然的寬容”對待澳大利亞堅持它是亞洲國家的態度。只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于1994年10月宣布︰“在文化上澳大利亞仍然是個歐洲國家，我們認為它是歐洲國家，因此，澳大利亞不應當是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成員。我們亞洲人不慣于直言不諱地批評其他國家或對它們評頭論足，而澳大利亞由于文化上屬于歐洲，便感到有權告訴別國該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樣，它當然與我們這個集團格格不入。這就是我反對它成為東亞經濟核心論壇成員的理由。這不是由于膚色，而是由于文化。”簡而言之，亞洲人決心以歐洲人把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同樣理由把澳大利亞排除在他們的俱樂部之外︰他們與我們不同。基廷總理喜歡說，他要把澳大利亞從一個亞洲的“古怪的局外人變成古怪的局內人”，然而，這是一種矛盾的說法，因為古怪者不能入內。
恰如馬哈蒂爾所說，文化和價值觀是澳大利亞加入亞洲的根本障礙，沖突經常發生在下述問題上︰澳大利亞信奉民主、人權、新聞自由，並且還抗議實際上它所有的鄰國政府對那些權利的侵犯。澳大利亞的一位資深外交官評論道︰“澳大利亞在這個地區的真正問題，不是我們的旗幟，而是我們根本的價值觀。我懷疑是否能找到一個為了被那個地區接受而放棄這些價值觀的澳大利亞人。”人們指出的差異還有特性、作風和行為舉止。正如馬哈蒂爾所暗示的，亞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間接的、調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評判的、非道德的、非對抗的方式與其他人一起來追求他們的目標。而澳大利亞人是英語世界中最直截了當、開門見山、毫不隱諱的民族，有人可能會說他們是一個不敏感的民族。這種文化沖突在保羅基廷本人與亞洲人的交往中表露無遺，基廷把澳大利亞人的民族性體現得淋灕盡致，人們把他描繪成一個“本質上具有挑釁和好斗”風格的“強有力政治家”，他毫不猶豫地把政敵譴責為“渣滓袋”、“涂著香水的舞男”、“腦袋壞了的大傻瓜”。當論證澳大利亞必須成為亞洲國家時，基廷常常以其驚人的坦率使亞洲領導人憤怒和震驚，並與他們發生對抗。文化的鴻溝是如此之大，它使贊成文化趨同的人一葉障目，以致于他自己的行為舉止使那些他稱之為文化兄弟的人感到反感。
基廷埃文斯的選擇可以看作是過分強調經濟因素，忽視而不是更新這個國家文化的短視的結果，亦可視為一種轉移對澳大利亞經濟問題注意力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說，這是一種旨在使澳大利亞融入和認同東亞正在崛起的經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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