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鲁迅生活的经济来源:稿费与版税 文 / 非色天空

    与王韬一样有着当代盛名的另一位文化界大师——鲁迅，在经济意识上与王韬的表现恰恰相反。用今天的话说，鲁迅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大师，他亲手砸破了饭碗，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不同于王韬的耻于言钱同时又不得不向人乞钱，鲁迅正是以钱、以卖文所得保持了他人格上的超脱与独立，摆脱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官场帮忙”与“商场帮闲”的窘境。而这一切，又不得不从现代的稿费与版税制度说起。

    到19世纪90年代，耻于卖文的观念已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稿酬制度已为人们所接受。原先因仕途拥塞、谋生艰难，大量流入上海和江南一带的秀才童生乃至举人进士、候补官员，现在发现能够通过业余时间写作文字，赚取稿费，对自己的生活稍有补贴，往往为此喜出望外，为报刊和书局写稿的积极性特别高。翻阅时人书信文集，此类资料比比皆是，一些文采焕然、下笔神速的名士如林琴南，或学养深厚、具有声望的学者如严复，甚至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林琴南最初翻译不愿取酬，后来不仅取酬，且稿酬十分可观，他的老友陈衍曾与他开玩笑，说他的书房是造币厂，一动就来钱。其结果，造就了上海图书报刊涉及面广泛的写作人群，并使之日渐职业化。

    清末民初的作家单靠写作仍然难以为生，除了写稿之外，都要兼作其他工作。李伯元、吴趼人吃饭。家无余财，生活贫困。鲁迅在民初《月报》上发表的《怀旧》，稿费是大洋5元。当时，一个绸缎铺的掌柜先生每月薪水8—10银元，普通职员4—6元（1914年左右）。一个下等巡警的月收入是大洋8元，稍好一点的工厂工人的月收入也有8元，吴趼人在江南制造局作抄写员，每月也是8元。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必须每月写出两篇《怀旧》这样的文章，才能达到下等巡警的收入水平。因此，这一时期还不可能产生民国时期那种完全靠写作为生的自由撰稿人。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获得了很大改观，尤其是在上海，以卖文为生、以写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数量颇巨。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不复政治中心的风范，其文化势力迅即南下；另一方面，上海已成为当时全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报业的现代化程度和商业化程度都是领先于全国各地的，使得投身报业而获利成为可能。从心理因素方面来讲，一方面，至民初前，文化人以从事报业为耻和视卖文为生为辱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同样使他们不再耻于言钱，并且积极投稿取酬；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表明了当时的知识阶层普遍需要一种言论的媒介、身心的自由，公共租界的存在使文化人不会因为言论过激而遭逮捕，而上海宽松的言论语境和社会舆论具有巨大的**力，一时令各方俊杰无不景从。

    鲁迅，是这群齐集上海的知识分子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而稿费、版税、编辑费与兼职所得正是鲁迅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渠道。

    于1927年正式居于上海之前，鲁迅从1912年起在北京供职于政府教育部，属于公职，月收入大约200元至300元，期间担任多所大学兼职讲师，一般每小时以十数元计，还有很小一笔的稿酬收入。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北京知识阶层，全家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支出在80元左右已经是很宽裕的了，鲁迅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当时的北京就已经算是中产阶级了，但是其后鲁迅南下厦门，接着又到广州，最后来到上海，可能是有着经济之外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公职的这笔薪金往往是难以收全的一笔收入，当时政府拖欠部员薪水的现象十分普遍，鲁迅往往只能每月拿到实数三分之一；其次，正是由于这种拖欠，使得鲁迅在1924年中每月得到教育部的薪水数额仅为95元4角（不到应发数的三分之一），但与此同时，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因为鲁迅有记每日明细账的习惯，因而我们猜测，1924年首次出现的这种“副业收入”高于“主业收入”的情况，可能已使鲁迅感到了经济生活上的另一种出路，即“本末倒置”，将所从事的文字和学术工作作为自己将来的本业，并且，鲁迅一直有一种摆脱“官场帮忙”和“商场帮闲”的意愿，因而他可能已感觉到不久留政府部门的出路何在；第三，因为家务事上的冲突，1923年周作人向兄长鲁迅递送绝交信，鲁迅搬出八道湾大宅，先是租房，之后买房遂欠下了当时于他不菲的一笔债务，可能也是其南下的一种原因。

    1926年8月由林语堂推荐鲁迅赴厦门大学专任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400元，收入丰厚并且十分稳定；1927年2月鲁迅辞职而至中山大学受聘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500元，较厦门更丰。半年之后，鲁迅却转道香港来到上海，这两次离去的表面原因都是因为与当时同仁意见不合而致，也有人认为鲁迅原本的确是想进行两年教学研究的，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鲁迅已经将自己未来的职业定位在自由职业者，教学相长不足以阐释他所要竭力表达的要义，以撰稿等形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是他当时迫切渴求的，于是这南下的整整一年更可能成为其观察能否以自己希望的文化生存形式保证自己首先在经济上的独立，当他找到了这种可能性时，他毅然决然的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来为此佐证，当时在鲁迅预料之中在上海的收入来源于这样两种情况：北新书局提供鲁迅著作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总计约每月200元左右；还有就是他预计中的必然高出在北京时百元左右的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在上海则称为兼职收入和稿酬）以及著作版税，这样的话他的生活费将达到300元至400元，高于在北京时的实际收入。虽然上海的生活指数较北京要高，然而鲁迅认为这笔收入将足以维持其正常而独立的经济地位，而他最重视的则是找到了上海这块最适合进行文化斗争的战场。可是就在鲁迅到达上海的两三个月后，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一职，月薪足有300元，并且这笔收入一直从1927年12月延续到1931年12月达49个月之久，期间并未拖欠，成为鲁迅到上海后的一笔最为可靠和固定的收入。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总数700元左右之巨的月薪又远高于厦门时的400元和广州时的500元，言下之意似乎认为鲁迅一直是在追求一种更为牢靠与稳固的中产阶层地位，这显然夸大了鲁迅对于金钱的追求和贬低了他的战斗精神。根据有二：一是在到达上海之前，鲁迅尚不可能将这300元的收入归入账下，获得该职与鲁迅居于上海有数月时间上的差距；二是即使鲁迅提前获知，由于是“特约撰述”的职务，鲁迅完全可以在任教期间担任，这样他的收入将有上千之巨。因而我们认为，鲁迅来到上海是不排除某种程度的冒险精神的，只是由于这笔经济收入的保障，淡化了这种有意识的冒险，同时这笔收入从没有让鲁迅的笔耕有所停辍，从侧面表现了鲁迅来到上海的真实意图。

    以上我们主要是略述了来到上海之前鲁迅在三地的经济状况，而真正作为一个自由的、职业的撰稿人以及具有鲁迅特色的经济收入，则是自其在上海始。

    在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20—30年代上海普通市民和中上层的收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根据光华书局1927年出版的《中国劳动问题》资料可以知道，在20—30年代，以一个上海市民的五口之家为例，家庭收入每月在200元以上为中上等阶层，每月100元至200元为中等阶层，每月66元为一般市民阶层，而贫民阶层的收入则不足30元。以下是我们对鲁迅作为自由职业者经济收入的详细描述和分析。

    由于陈明远先生对于《鲁迅日记》作了很详细的统计、整理和归纳，我们在此征引了他的一些数据。

    1928年共收入5971．52元，平均每月497．63元，其时已开始每月领取大学院特约撰稿费月薪300元，去除这300元鲁迅来上海前未在预计内的收入，实际每月收入为197．63元。

    1929年共收入15382．334元，除去教育部（前身为大学院）14个月薪金4200元，平均每月收入为931．86元。

    1930年共收入15128．895元，除去教育部9个月薪金2700元，平均每月收入为1035．74元。

    1931年共收入8909．30元，除去教育部支取的15个月薪金4500元，平均每月收入为367．44元。

    1932年共收入4788．50元，教育部薪金此时已经裁撤，平均每月收入399．04元。（因货币兑换比率问题，外币未记入，当年有日元50元收入。）

    1933年共收入10300．93元，平均月收入为858．41元。

    1934年共收入5697．62元，平均每月收入473．30元。（当年有美元20元和日元100元收入。）

    1935年共收入5671．37元，平均每月收入472．61元。（当年有日元350元收入。）

    1936年1至10月（9、10两月鲁迅实际已病危），共计收入2574．94元，平均每月收入321．99元。

    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发现，除去1928、1929、1930、1933这几年平均月收入上有较大的浮动之外，其余几年的月收入与鲁迅在到上海之前的预测和估计是一致的，大约总是在400元左右，这笔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稿费和编辑费，而造成另三年出现这种差异巨大的状况则正是鲁迅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收入：版税方面的原因。

    1928年鲁迅在上海的平均月收入仅为197．63元，远低于以后的大多数年头的月收入，这固然有他刚到上海，无法脱身于诸多繁杂事务而专于著述方面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北新书局克扣鲁迅的版税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在第二年，鲁迅为了捍卫自己的著作权通过法律手段向北新书局提出交涉，最终在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调停下，追回北新书局克扣其的版税约2万元之巨，分两年还清，因而鲁迅在1929及1930的两年中总收入飙升，而若是分两年平均去除这2万元的版税，则两年的总收入分别为1182．334元和2428．95元（去除教育部当年薪金），相比1928年，基本持平甚至略低。1933年收入的骤升则是因为当年其部分书籍非常畅销，所得版税因而也是非常可观。

    从以上的数据和分析可见，当时在上海的鲁迅，其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收入亦是十分可观（已属于中上层），这与他中层知识分子的地位割裂不开，他的收入的构成部分则主要是版税、稿费和编辑费，其中，稿费和编辑费成为鲁迅在上海撰述的几年中一笔表现为基数的收入，支持着其经济生活上的生存，而版税则表现为一笔浮动较大、数额较巨的收入，间接表现着鲁迅在这片新文化战场上所获得的成就与受到的重视。

    实际上，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文人在经济上普遍处于中产阶级地位（即月薪及稿酬的总和在100元以上），但往往还是有很多人处于入不敷出的穷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如同王韬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较多的应酬以及各方面的雅好，在这些方面花费尤巨：另一方面是如同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热心于赞助后进以及藏书。毋庸置疑的是，30年代同为知识分子而在政治上左倾的“左翼”知识分子，往往是真正的处于市民甚至是贫民阶层的文人而需要接济，接济者往往就是鲁迅之类师长辈，同时藏书癖及逛书肆的爱好以及因住房条件改善而同步上升的房租也是使这批人耗费大半财力的原因。所以鲁迅的生活被没有想象中的富裕，尤其是1931年后，教育部薪金裁撤，再加上货币贬值，生活反而没有以前过的好。

    （据《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李康化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本站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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