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泉泓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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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以隽永、流畅的文字,叙述自己生平所经历的欧洲重大历史事件。小说站  www.xsz.tw他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熔哲理于抒情,使历史事件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他描写了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披露了在那时期,他所交往的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

    正因为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传,胜似自传,不是回忆录,胜似回忆录,它在广大读者中永远具有魅力。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莎士比亚:辛白林

    昨日的世界

    序言

    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历史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他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有象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即便是年龄极小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在他心灵深处都曾被我们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止的火山般的震撼所激荡过；而我自己知道,在这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象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和过去脱离了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空虚,把我投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这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

    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满足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由于我脱离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罕见的。我于一八八一年诞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不过,在今天的地图上己找不到它:它已经不留痕迹地被抹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历经各国的首都,然而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以前,我却不得不象一个罪犯似的离开了它。我用我的母语所写的文学作品在那里被焚为灰烬,但正是在那个国家里,成百万的读者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作为一个陌路人,或者至多是作为一个宾客；即便在我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自从它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也已经在我心中消失。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在从我开始长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亦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大大超过平常十代人的时间。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觉得:变迁未免太多了一点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间,在我的扶援直上和节节败落之间,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因为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我无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同样,我也不时觉察到,当我说起“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特的那个家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就象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我和那里已不再存在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栗子网  www.lizi.tw我曾经在那里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愈来愈不一样,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在谈话中向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连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当年竟会把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压缩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时间之内而感到惊异,尤其是当我把那种生活诚然,是一种遭到损害和极其难堪的生活和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作比较时,更是如此。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过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是以革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至于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仅仅停留在报纸上而已,从未降临到他们的门前。在他们生活的日子里,大概也在什么地方发生过战争,不过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那只不过是一场小仗,而且是在遥远的边境线上进行,人们听不见隆隆的大炮声,再说半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被人们所忘却,成了枯萎的一页历史。老一套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切都不会重复,已过去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再也不会回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谨,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和比我们略微年长一些的一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至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我自己就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每次是在不同的战线上经历,第一次大战是站在德国这一边,第二次大战是站在反德国这一边。我在战前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1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栗子小说    m.lizi.tw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这是一种有它自己纲领性的自觉情条的反对人性的野蛮,使我们在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所有这一切兽行是我们以前的五十代人所未曾见识过的,也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1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馑、死亡。一译者注,下同。

    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预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且看:用飞机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话可以在同一秒钟之内传遍全球,从而克服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原子的裂变战胜了最险恶的潜伏疾病,这些昨天还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几乎每天都在重演。总之,在我们之前,作为整体的人类,既没有露出过像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再重复一遍。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们先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在受伤的人尚未被抬出他们的房屋以前,我们在欧洲的自己房间里就已经知道了。发生在一千海里以外大洋那边的事,很快就会印成图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亲临其境。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介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保险地方了。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再说,一个人必须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任自己去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的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一个从头至尾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或者确切地说,一个被驱赶着、追逐着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就会比自己的任何一个祖先具有更多的阅历。况且,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仍然处在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的转折之中。所以,我把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告一段落,并不是完全没有意图的。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不过,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在对我不利但又极具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环境下来写自己这些回忆的。即,我是在战争期间,在客居异乡和缺乏任何能帮助我记忆的材料条件下来写这些回忆的。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手头没有任何一本书、没有任何记载、没有一封友人的书简。我也无处可以问讯,因为在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说,由于检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碍。我们每个人又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几百年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时一样。所以,关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凭我自己脑子里的记忆。至于记忆之外的其他一切,眼下无法找到,或者说已经失掉。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已完全学会了一种妙法:对失掉的一切从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恰恰是我的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吧。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力不是把纯粹偶然的这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睿断舍弃的一种能力。从自己一生中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断定认为应该忘却的。唯有自己想要保存下来的事,才要求为他人而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和选择的,并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为他人而作的回忆,但这些回忆也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

    太平世界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又被各种尘世的扰攘冲散。

    歌德

    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是最为精辟不过的。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权利,是由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国为用书面文件确认的,同时,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不变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确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有把握地在日历中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庭院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备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皇帝。谁都知道或者这样认为,一旦他去世,就会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丝毫不会改变。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

    这种太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从这种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最初只有那些有财产的人为自己遇上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庆幸,但是后来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盗保险；为自己的田产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会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好终生养老储备券；同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将来的嫁奁。最后甚至连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标准工资和医疗储蓄金:佣人们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和预先存入一笔自己身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把未来看得无忧无虑的人才尽情享受眼前的生活。

    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尽管对生活抱着十分克勤克俭的态度。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所证实。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采。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人已能用电话进行远距离的谈话。人乘坐的车辆已不再用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飞驰。人已实现了伊卡洛斯1的梦想,能在太空翱翔。舒适方便的设备已从高贵的府邸进入到市民家中；水已经不再需要从水井或者从水渠里去提取；炉灶生火也不再那么费劲,到处讲究卫生,已不再满目肮脏。自从用体育运动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以来,人们都变得愈来愈漂亮、愈来愈强壮、愈来愈健康。畸形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见,而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进步这个天使创造的。社会方面也在不断前进；每年都赋予个人以新的权利,司法愈来愈温和与人道,纵然是一切问题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使无产者享有比较健康乃至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而出谋划策因此,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便标志着更上一层楼的进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象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象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而在我们今天把“太平”一词早已作为一种幻想而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的人看来,那是十分可笑的。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世纪里已学会了对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异；由于我们等待着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所以我们对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是大抱怀疑态度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的力量所冲破的薄薄的一层。我们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渐渐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能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弃了我们父辈们的以为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的信念。

    鉴于一场猛一下就使我们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灾难,在我们这些得到惨重教训的人看来,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迂腐的。然而,尽管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却也是我们父辈们为之献身的高尚和美好的幻想,比今天那些惑众的口号有人性和有益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深处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幻想,虽然我对此已充分认清和完全失望。一个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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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之中,是根深蒂固的。栗子小说    m.lizi.tw不管现在每天在我耳边聒噪的是什么,不管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1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他和父亲一起被关在克里特的迷宫里,父子两人身上装着用羽毛和蜡制的双翼逃出克里特。他由于忘记父亲的嘱咐飞近太阳,蜡翼遇热融化,坠海而死。

    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我青年时代的信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总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今天,我们怀着偶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象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继承下来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来安慰自己。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梦幻中的官殿里,就好象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者仅仅是一股强烈的穿堂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虽然他们当时还拥有一种预防风云的特殊手段:即他们是有钱的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富有,甚至会变得非常有钱,这在那个时代是抵挡不测风云的可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上流犹太资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阶级曾对维也纳文化作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自己被彻底消灭,所以我在这里叙述我的父母的那种悠闲安适和不事声张的生活,其实讲的并不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有保障的世纪里,在维也纳有一万或者两万个像我父母那样生活的家庭。

    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1。在那方圆不大的乡村地区居住着犹太人的世族。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受压抑的心情,但也没有东方犹太人加利西亚2犹太人的那种随时都会显露出来的急躁。由于生活在农村,他们体魄强壮,就象当地的农民穿越日野一般,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的宗教信徒,而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热烈追随者；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时期,他们选出了自己的在国会里最受尊敬的议员。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就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更高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发迹都是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的家庭是十分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经销过手工纺织品。然后,奥地利的工业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景气。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械和纺纱机器由于使用合理而使纺织品的价格和老式手工织布机的产品相比大大降低。是犹太人率先以他们天才的商业观察力和全球目光认识到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用极少的资本建立起那些临时匆匆搭造的、最初只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那些工厂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祖父兄是一个经营成品中间贸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父亲已决心跨入一个新的时代,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家小织布作坊,然后经过多年经营,小心谨慎地把它渐渐扩大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但是,尽管当时经济景气得十分诱人,我父亲仍然采取那种小心谨慎的扩大方式,那完全是一种时代意识。再说,它也特别符合我父亲的那种克制而绝不贪婪的性格。他牢记他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第一”。他觉得拥有一家依靠自己的资本而“扎扎实实”那个时代最爱说的词的企业,比通过银行贷款或者什么抵押而扩建成一家大规模的企业更为重要。栗子网  www.lizi.tw在他毕1摩拉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中部摩拉瓦河流域一带的旧名,当时属奥地利。

    2加利西亚galicia,东欧喀尔巴阡山区的历史地区名,在今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

    生的时间里,从未有人在一张债据上、一张期票上见到过他的名字,而他在自己的银行里毫无疑问是在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思柴尔德银行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这是他一生的唯一骄傲。他讨厌任何投机买卖,哪怕要冒一点点风险也不干。他一生从未参与过一笔不了解的交易。当他渐渐地有钱和愈来愈有钱时,他也从不把它归功于大胆的投机或者特别有远见的行动,而是把它归功于自己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时代最普遍的方法,即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一部分来作开销,而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款项用来补充资本。我父亲像他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自己收入的一半无忧无虑地花尽,而不“想一想以后”这也是那个太平年代常说的一句话就会把他视为一个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的人来说,用这种变利为本的不断积累而使自己富起来,在那经济腾飞的时代仅仅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要从巨额收益中多征收百分之几的税,而国家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过,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的,因为当时还不象以后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克勤克俭的人会遭到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会遇到诈骗,当时,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不搞投机的人得利最多。我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这种一般方法,因而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跟这种财产的骤增相比,我们家庭的生活开销依然是非常节俭的。我们只是逐渐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设备。我们从一幢较小的住宅迁居到一幢较大的寓所。我们只是在春天的时候,到了下午才租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时坐的是二等车厢。我父亲到五十岁时才第一次享受了一回豪华生活:和我母亲乘车到尼斯1去度了一个月的冬天。总的说来,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是:量入为出,而不是寅吃卯粮。我父亲即便成了百万富翁以后,他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而只吸普通国产的特拉布柯牌雪茄就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他的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而且在他玩牌的时候总是只下少量的赌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这种克制的作风,坚持过一种既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虽然他比自己的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有教养得多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会说法语和英语一但他却坚决拒绝任何的荣誉和荣誉职位,在他一生中从未追求或者接受过任何头衔和身分,而象他这样的大工业家是完全可以经常授予那些头衔的。他从未向人要求过什么,也从未向人说过一声“请求您”或者“必须道谢”这一类话,这种藏于内心的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表都显得更为重要。

    大概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必然会出现一个和自己父亲的性格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愿抛头露面而愿意静悄悄地独自生活的那种个性,现在开始在我身上变得一年比一年明显,尽管它和我的职业原是十分矛盾的,因为我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宣扬自己的名字和让自己抛头露面。不过,出于同我父亲一样的那种内在自豪,我也一贯拒绝任何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担任过某个协会的会长。我也从未当过什么研究院院士、理事,或者某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我觉得,就是坐在一张盛宴的餐桌旁也是受罪,一想到要给某人致祝酒辞,我在说第一句话以前嘴唇就已发干。小说站  www.xsz.tw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保持住自己自由的世界里,在一个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的世界1尼斯nice,法国南海岸疗养胜地和旅游中心。

    里,这种迂腐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不过,既然这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性格,是他留在我身上的一种内在自豪,我也就无法违抗；因为我之所以今天在内心还感到自由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今天唯一可靠的财产应该归功于这种性格。

    我的母亲却是另一种出身,她出身在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娘家姓布雷陶厄尔。她诞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所以意大利语就象德语一样,她从小就会说。每当她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同她的姐妹说些不该让女佣们听懂的话时,她就改用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候起就已熟悉意式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洋蓟,以及其他南式风味菜。所以我后来每当去意大利时,下车伊始,就有归家之感。不过,我母亲一家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个有意成为国际性的大家族；最初开设银行的布雷陶厄尔家族以犹太人大银行世家1为榜样,但规模自然要小得多很早就从霍海内姆斯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还有一个舅舅到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他们显得更加体面,视野更为宽广,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某种家族的骄傲。在这个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掮客:而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医生。每个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他们是怎样轻松自如地从一种语言换到另一种语言。这是一个十分关心“自重”的家族。每当较穷的亲戚中有一个年轻姑娘到了待嫁之年,整个家族就为她筹措好一大笔丰厚的嫁奁,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她“低就”成婚。我父亲身为大工业家虽然备受尊敬,但是我母亲却从来不能容忍把我父亲的亲戚和她的亲戚相提并论,尽管她和我父亲的结合是非常美满的婚姻。这种以出身于“上流”家庭为荣的自豪,在所有姓布雷陶厄尔的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当许多年以后他们中间的一员为了表示他对我的特殊好感时,曾倨傲地这样说:“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厄尔的后代呢。”他的这句认可的话似乎是想说:“你算是投胎对了。”

    这也是一种贵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迹的犹太人家族就是属于这样的贵族；我和我的兄弟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他们一会儿觉得有趣,一会儿觉得讨厌。我们老是听到这样的议论:这是一些“高雅”的人,那是一些“不高雅”的人；对每个朋友都要追究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于“上流”家庭,甚至对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财产状况都要详细调查。这种不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议论成了每次家庭和社交谈话的主要话题,这在我们当时看来是极其可笑和故作高雅,因为所有犹太家族之间出现的差别,归根结蒂也只不过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犹太家族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从同一个犹太社区迁徙而来。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种“上流”家庭的观念在我们男孩子们看来完全是假贵族的一种装模作样表现了犹太人最内在和最令人不解的意向之一。一般人都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的最终和典型的生活目的。然而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到更高的文化层次。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之上的意愿,早在集中反映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弱点和优点的东方正统的犹太人中间,就1指罗思柴尔德家族。

    已表现得一目了然:一个虔诚者,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的身分,在全体犹太居民中间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得象乞丐似的知识者为妻,而不愿嫁给一个商人。这种对知识者的敬重,在犹太人的各阶层中都是一致的。纵然是扛着背包、冒着日晒雨淋沿街叫卖的最穷的小贩,也都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想方设法至少要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念上大学。倘若在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人明显地成了称得上有知识的人,如当了教授、学者、音乐家,那么就会把这种荣誉头衔看作是属于全家的,仿佛他通过自己的成就会使全家人都变得高贵似的。在犹太人的内心,都不知不觉地在竭力避免成为一个道德上不可靠、令人讨厌、小里小气、把一切视为交易、只讲做买卖的无知无识的人,而是努力争取跻身于较为纯洁、不计较金钱的知识者的行列,说得直率一点,仿佛他要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不幸中拯救出来似的。因此,在一个犹太家族中往往是经过两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后,追求财富的劲头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极盛时期遇到了一些不愿接受自己父辈的银行、工厂、规模巨大和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有一个罗思柴尔德勋爵1成了鸟类学家,有一个华伯2成了艺术史家,有一个卡西雷尔3成了哲学家,有一个塞松4成了诗人,这些都不是偶然现象；他们都被一个无意识的相同欲皇所驱使,即:要使自己摆脱那种只知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也许这也正表现了他们那种隐藏的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而获得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说,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并不仅仅是指这种称呼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名门”世家是指一个犹太家族通过它对另一种文化和尽可能是一种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适应,使自己摆脱了或者开始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它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不过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象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概这种无所适从、永远自相矛盾的现象,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有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正因为哈布斯堡皇朝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从而显得特别繁荣昌盛,所以那种国家的自豪感也就最强烈地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在这个曾一度统治欧洲的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中,那些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区德意志、意大利、佛兰德、瓦龙,都早已衰落,唯有维也纳这座首都朝廷的宝地、千年传统的保护神,始终安然无恙地闪耀着古老的光辉。罗马人为这座城市的城墙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为抵御蛮人、保护拉丁文明的城堡和前哨；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对西方的袭击,摧毁了这座城墙。这里曾经到过尼伯龙根人；七颗不朽的音乐明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曾在这里生1系指犹太族大银行世家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后裔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思柴尔德男爵,一**九一九一○年为英国下院议员,著有动物学论文。

    2系指大银行世家华伯家族的后裔艾比华伯abywarburg,一八六六一九二九年,他是德国艺术史家,以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著称,他是大银行家保尔莫里茨华伯的哥哥。

    3系指恩斯特卡西雷尔estcassiter,德国哲学家。

    4系指英国诗人西格弗里德塞松siegfriedsasson,他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犹太巨富塞松家族的后裔。

    活过,向全世界放射着光辉,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都在这里汇集,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兰西的、佛兰德的文化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这座音乐之都的真正天才是,把一切具有极大差异的文化熔于一炉,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有着博采众长的愿望和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敏感,官把那些最不一致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使他们彼此逐渐融洽。在这种思想融洽的氛围中生活,令人感到不胜温暖。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为一个超民簇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的公民。

    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这种犹如音乐柔和过度的艺术,从这座城市形成的外貌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经过几百年的缓慢发展从内城向外进行有机的扩大以后,这座拥有两百万居民的城市,在人员方面已足够提供一座大城市的豪华消费和多方面的需要,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的程度。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巨流之中,有的面向着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园圃和田野,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最后余脉的不陡的山岗上；人们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可是到了市区,人们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

    平面发展宛若一棵树的年轮似的一圈一圈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旧址上是一条环城大道,用华丽的屋宇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贵重的核心。里面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诉说着已往的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过；海顿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作过客,当时,海顿的创世纪正在这里的那所古老大学1里举行首次演出；这里的胡浮堡宫2曾见过历代的皇帝,这里的香布伦宫3曾见过拿破仑,联合起来的基督教世界的诸侯们曾在这里的斯特凡大教堂4里下跪,为欧洲从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而默祷感恩；这里的那所大学曾在它的围墙之内见过无数科学界的名人。而在这些宫殿之间则骄傲地屹立着新的建筑、闪闪发亮的商店；光彩夺目的繁华街道显示出一派富丽堂皇。不过,这里的旧建筑并不抱怨新建筑,就象被敲下来的石块并不抱怨岿然不动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是异常舒畅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这里的气氛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一样到处充满欢乐,只不过在这里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罢了。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么享受美食,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涩味的新鲜啤洒,品尝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这座城市里是属于一般享受,而从事音乐、跳舞、演戏、社交、讲究风度仪表,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艺术。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看报的时候,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这座剧院在公众生活中具有其他城市几乎不能理解的

    1指维也纳大学。

    2胡浮堡宫h,维也纳著名皇宫。

    3香布伦宫

    ...

    sbrun,哈布斯堡皇朝的夏宫,内有希腊式建筑、雕像和喷泉。栗子小说    m.lizi.tw

    4指一一三七年所建的维也纳著名圣斯特凡大教堂。

    重要性。因为这座皇家剧院,即城堡剧院1,对维也纳人、奥地利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座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而是反映大天地的小天地,是五光十色的反照,社会本身可以从中观察到自己。这座剧院是唯一真正具有高尚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榜样:一个人该怎样穿着打扮,怎样走进房间,怎样谈吐,一个有高尚趣味的男人可以说哪些言辞而又必须避免哪些话。舞台不仅仅是使人娱乐的场所,而是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就连那些和皇家剧院稍稍沾点边的人,也都好象头上有了圣像光环似的,散射出令人敬畏的光辉。在维也纳大街上,总理或者最有钱的巨富豪绅可以四处行走,而不会有人回头仰望；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者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每一个女售货员和每一个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当我们这些男孩亲眼看到那些演员中的一个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从自己的身边走过以后,我们就会洋洋得意地互相说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会涉及到他周围的人。索嫩塔尔2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3的马车夫都是人们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年轻的公子哥以穿着和演员一样款式的服装为荣。一位著名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成了压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大事。每一位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就是能使自己的作品在城堡剧院演出,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高贵和享受一系列的荣誉,例如,他终生都不再需要购买入场券,他会收到参加一切公演的请柬；他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今天还记得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样一种澄重礼遇。有一天上午,城堡剧院的经理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在事先表示祝贺之后告诉我说,我的剧本城堡剧院已经接受；当我晚间回家时,我在自己的寓所见到他留下的名片:他对我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已进行了正式的回访。而我,作为皇家剧院的一名作者,一举成了一位“上流人物”,以致他需要像对待一位皇家学院院长那样来对待我。至于皇家剧院发生的事,则和每一个人都间接有关,甚至会涉及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例如,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少年时代发生过的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家的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讲: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这种极度的悲伤自然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那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根本没有在舞台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也会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任何一个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去世,都会顿时成为全国的哀痛。我还记得,当曾首演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拆毁时,维也纳整个社交界象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帷幕刚刚落下,全部拥上了舞台,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地板上演出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去。而且几十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些不会闪光的木片在数十户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盆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而当那座被称为伯森道尔夫音乐厅的建筑拆毁时,我们自己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多少。栗子网  www.lizi.tw那座专供演奏室内音乐用的小小1维也纳城堡剧院heater,建于十九世纪,是维也纳国家剧院,译皇家剧院。

    2阿道夫冯索嫩塔尔adolfvonsohal,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3约瑟夫凯恩茨josefkainz,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的音乐厅原本是一座完全不起眼的非艺术性建筑物它早年是利希腊施泰因侯爵的骑术学校,后来改建时也只不过在四壁镶上木板,以适应音乐的需要,一点都不富丽堂皇,但它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似的扣人心弦,对音乐爱好者来说它是一块圣地,用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行过音乐会,许多著名的四重奏都在那里首演。而现在,它却要为一幢新的实用建筑而让路,这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难忘时刻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贝多芬乐曲由红玫瑰四重奏小组演奏,表演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色的最后旋律渐渐消失时,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喝采、鼓掌,一些妇女激动得啜泣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最后的告别。大厅里的灯光熄灭了,为的是把我们赶走。可是在那四五百名音乐迷中没有一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在那里呆了半小时、一小时,仿佛我们用那种行动能够迫使那座古老的神圣大厅得到拯救似的。而我们当大学生的时候,又是怎样为了反对拆毁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用请愿书、游行和文章进行斗争的呵在维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象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又相处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大贵族的府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贵族、高级官吏、工业家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第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最外面一层住着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彼此交往。譬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1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让位给色彩和音乐,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无不都是如此。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任何一个讲究礼俗的维也纳人都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这种对“戏剧的癖好”,如果按戏迷们的可怜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真可谓达到荒唐的程度,从而很可能遭到讥笑；和刚毅的邻邦德意志帝国相比,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经济落后,事实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分重视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有了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十分崇敬的态度,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我们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且,正是由于这种鉴赏力,反过来又使我们最终在一切文化领域内达到超群的水平。栗子网  www.lizi.tw艺1普拉特prater,位于维也纳第二区内的多瑙河畔的绿化区。

    术家总是在他备受尊重的地方感到最舒畅和最受鼓舞。艺术总是在它成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达到它的顶峰。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巨匠一样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自己必须在全体市民面前与别的画家进行竞争和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也都明白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城堡剧院里,容不得一点疏忽任何一个错音符都会被立刻发现,一旦进入合唱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音符缩短,都会受到指责。而且这种监督不仅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们,而是来自每天每日的全体观众。他们的耳朵是敏锐的,通过不断的比较更是越来越尖。由于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纪方面一切都相当安定顺当,所以在这些方面有点“马虎”,维也纳人都能包涵,有点违反常规,都能宽容谅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艺术方面出现的差错却从不含糊,因为这关系到本城的荣誉。每一个歌唱家、每一个演员、每一个音乐家,都必须始终竭尽全力,不然就会被淘汰。能在维也纳成为明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却不容易；任何松懈都不能原谅。在维也纳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从而迫使自己锲而不舍,这样也就使整个艺术水平达到卓绝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已习惯于在自己的生活中用严格、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次演出。一个当年曾十分熟悉古斯塔夫马勒尔1领导的歌剧院里一切铁的纪律和曾把交响乐团里团员们的干劲和缜密联系起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在今天也是很难对一次戏剧或音乐的演出感到完全满意的。不过,我们这样也就学会了对自己的每一件艺术品提出严格的要求。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一直是我们的表率,在一个正在成为艺术家的人看来,那种水平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具备。然而,那种关于正确节奏和情绪高昂的知识却又是家喻户晓的,因为即使是一个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就像他要求掌柜给他上好的葡萄酒一样。就连普拉特绿化区的居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哪支军乐队演奏得“最带动”,不论他们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是匈牙利人；仿佛往在维也纳的人都从那空气中获得了音乐节奏感似的。所以,正如我们这些作家们在一篇特别讲究的散文中表现出那种优美的音乐性一样,其他人则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文尔雅的礼节意识。在所谓“上流”社会里,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纵然在下层社会,一个最贫穷的人也具有某种对美的本能要求,这是那种自然景色和人生物乐趣对他的生活熏陶所致。如果住在维也纳的人没有那样一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那样一种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识,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适应这样的民族环境,或者说,适应这块自己居住的土地,不仅是对外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且也是一种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他们要求有自己的祖国,渴望安宁、养息、太平,渴望消除外来陌生的感觉,这就促使他们热忱地把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的西班牙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一种联系方面比奥地利显得更出色和更有成效。自从犹太人在这座皇帝的京城定居两百多年以来,他们在这里遇到1古斯塔夫马勒尔gustavhler,奥地利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和杰出指挥家,一**七一九○七年任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院长。

    的是逍遥自在、爱好和睦相处的人民,虽然这些人看上去不太讲究繁文缛节,但在内心同样蕴藏着那种追求精神和美的价值的深刻本能,正如犹太人认为这些价值对自己十分重要一样。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在维也纳碰到了更多的际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老保护人和赞助者,即皇室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1曾让格鲁党来指导她女儿们的音乐,约瑟夫二世2曾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过莫扎特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3自己就作过曲；但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4和费迪南一世1对艺术方面的事就已不再有丝毫兴趣了,而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2,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阅览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从未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还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大贵族也都放弃了从前那种赞助的态度。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府曾把海顿留在家里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3、瓦尔德施泰因家族4曾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贝多芬的作

    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歌剧菲岱里奥5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销。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即使象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6这样的人,也部已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儿资助。于是,市民阶层7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不得不出来代替他们进行支持。而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恰恰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的光荣时站在最前列。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这里居住,但是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自己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才真正算是成了维也纳人,才不愧于这一片故土。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皇室的煊赫使任何个人的私人财富显得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都是世袭的,外交界是属于贵族的,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为名门世家所把持；而犹太人也从未有过想钻进这种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彬彬有礼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譬如说,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父亲一生部不愿到扎赫尔大饭店去用餐,况且并不是为了节约因为和其他几家大饭店相比,价格也只是略微贵一些,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而远之的感情:他觉得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尴尬和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样的权利,因为1玛丽亚特蕾西亚riatheresia,奥地利女皇,一七四五一七六五年在位。

    2约瑟夫二世,奥地利皇帝,一七六五一七九○年在位。

    3利奥波德二世,奥地利皇帝,一七九○一七九二年在位。

    4弗朗茨二世,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一七九二一八○六在位,一八○四一八三五年为奥地利皇帝。

    1费迪南一世,奥地利皇帝,一八三五至一八四八年在位。

    2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八四八年后为奥地利皇帝,一八六七年后兼匈牙利国王。

    3金斯基家族kinskye,波希米亚贵族世家,一六七六年起承袭奥地利伯爵封位,一七四六年起承袭侯爵封位,家族成员多在奥地利外交界。

    4瓦尔德施泰因家族eins,波希米亚贵族世家。

    5菲岱里奥fidelio,贝多芬作三幕歌剧。

    6胡戈沃尔夫hugowolf,一八六○一九○三,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7市民阶层burgertu在德语中是指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居住在城市里的一切人。

    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而犹太族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帮助和促进,对维也纳文化所作的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路灵活,成了各种场合一切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十九世纪艺术珍品的巨大搜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们完成,艺术方面的一切尝试几乎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得以进行；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级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而仅仅依靠朝廷、贵族和那些宁愿赛马和打猎但不愿促进艺术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态度,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就会落后于柏林,就象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作一点艺术方面的创祈,谁从外地来到维也纳作客,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知音,那么他就得指望这样的犹太资产阶级。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想在维也纳创立一家所谓“民族剧院”,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魂众,不到儿个月的工夫,这家“民族剧院”也就惨淡地垮台了,然而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事例第一次揭开了这样的内情:被世界人民称颂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促成、哺育、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

    因为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末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相当活跃而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当时正面临着艺术方面的可悲没落诚然,这种艺术绝不可能是以一种犹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移花接木的奇迹,表现出最强烈的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特点。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1、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2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3、莱奥法尔4、卡尔曼5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一霍夫曼1、彼得阿尔滕贝格2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的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3和施蒂弗特4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1卡尔戈德马克karlgoldrk,一八三○一九一五,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祖籍匈牙利,著名代表作有歌剧示巴王后、交响乐乡村婚礼、交响序曲沙恭达罗等。

    2阿诺尔德勋柏格aoldsberg,一八七四一九五一,奥地利作曲家和音乐理比家,十二音体系写作法的奠基人。

    3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strauss,一八七○一九五四,奥地利作曲家,以创作轻歌剧和喜歌剧的乐曲闻名于世。曾于一九三八年经巴黎前往纽约和好莱坞,一九四八年重返维也纳。

    4莱奥法尔leofal1,一八七三九二五,奥地利作曲家,新轻歌剧作曲家的重要代表之一。

    5埃梅里希卡尔曼eerichki,一八八二,一九五三,匈牙利作曲家,世界著名轻歌剧作曲家。

    1里夏德贝尔一霍夫曼riann,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奥地利作家,曾攻读法学,霍夫曼斯塔尔的朋友,一九三八年流亡瑞士,

    ...

    后移居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的参加者,主要作品有未完成的戏剧三部曲大卫王的冒险故事。小说站  www.xsz.tw

    2彼得阿尔膝贝格peteraltenberg,一人五九一九一九,奥地利散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负有盛名。

    3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grillparzer,一七九一一八七二,十九世纪奥地利著名剧作家,人道主义者,深得歌德和拜伦的赞赏,代表作有“命运悲剧”太祖母、爱情悲剧萨福等。

    4阿达尔贝尔特施蒂弗特adalbertstifter,一八○五一八六八,奥地利小说家,早期受德国浪漫派影响,日后倾向古典主义,擅长写中短篇小说,用文笔优美而获较高评价。

    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因哈德5使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泰斗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无可争辩地到处享有较高和崇高的地位。由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那种入乡随俗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且觉得能为奥地利的荣誉效劳,不胜荣幸；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作出贡献,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在现今欧美的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被人赞誉为是奥地利文化获得新生的相当一部分如果不说大部分的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自己则在这种移花接木的工作中达到了千余年以来精神追求的最高成就。几个世纪以来无处寻找出路的智能在此和已趋式微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以新的生气和勃然的活力使旧的传统获得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几十年想把这座城市强行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企图,才大大亵读了维也纳,因为这座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恰恰遇到最多样化的因素,它在思想上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独特的音乐天才,从来都是把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和谐地融合在自身之中,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凡是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在那里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来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感谢这座早在马可奥勒留1时代就维护着罗马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的城市。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很好,生活得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而北边的德国人却用一种略带恼怒和藐视的目光眼望着我们这些居住在多瑙河畔的邻居。这些邻居并不“能干”,也没有紧张的秩序,而愿意享受生活:吃得好、在节日和剧院里寻找乐趣,并为此搞出了卓越超群的音乐。维也纳人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那种最终会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和遭到彻底破坏的所谓“能干”,不喜欢那种要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野心和拼命的追逐,他们喜欢怡然自得地聊天,习惯于相安共处,让每一个毫无妒意的人在与人为善和或许是漫不经心的和睦气氛中各得其所。“自己生活和让别人生活”曾是维也纳人的著名原则,在我看来,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比一切绝对的命令更富于人性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当时曾顺利地被一切社会阶层所遵循。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可以和平相处,尽管偶尔也有互相嘲弄的时候。纵然是政治和社会运动,也都不带那种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中的。在从前的奥地利,人们在互相攻击时,尚且讲豪侠气概,那些国会议员们虽然也在报纸上、国会里互相责骂,但在经过西塞罗1式的长篇演说之后,仍然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并且彼此以亲昵的“你”相5马克斯赖因哈德xreinhardt,一八七三一九四三,奥地利著名演员,一九○○年任柏林德意志剧院领导人。台湾小说网  www.192.tw

    1马可奥勒留rcaure1,即rcusaurelius,antoninius,一二一一一八○,一六一至一八○年的古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经年用兵,势力达到多瑙河畔,相传因瘟疫死于vindobona今维也纳附近。

    1西塞罗rcustulluscicero,公元前一○六一四三,古罗马政治家,以擅长演说著称。

    称。就是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2当上了维也纳市长的那会儿,他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变化,我个人必须坦白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在当年的报纸上,还不是每天都充斥那种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派与派之间的仇恨,它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彻底隔离；那种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老百姓的情绪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得令人讨厌。那时候,个人所作所为的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今天这简直不可想象；当时的人并不像今天似的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是把它尊为一种道德的力量。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它是一个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人们生活得相当悠闲安逸。当我今天想尽量回忆起我童年时代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早地发福。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们、商店里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团演奏员,在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气派非凡”的男子。他们举步缓慢,谈吐斯文,谈话时抚摸着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经灰白的胡子。不过,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而一个“稳重”的男子则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被认为是青年人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今天怎么也记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见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过楼梯或者有过任何明显的慌慌忙忙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任何匆忙和慌张不仅被看作是不文雅的,而且事实上也大可不必,

    因为在那个凭借自己无数的小保险和支持措施而对市民阶层来说相当稳定的

    世界里,从未发生过什么突然事变；即使外面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灾难,也透不过这堵“保险生活”组成的厚墙壁。英布战争1、日俄战争、即使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全都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把报纸上所有的战情报道当作体育专栏似的随随便便一翻而过。说真的,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又会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肆贬值。

    那时候,要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说成是“破产”了,人们就会蹙起眉头,忧心仲仲地谈起这场“灾难”。那时候,也有人抱怨“高额”的税收,但那种抱怨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事实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施给国家一点点小费。栗子网  www.lizi.tw那时候,人们还时兴立下最详尽的遗嘱,好象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遭任何财产损失似的,以为用这样一张看不见的债券就可以永远有效地保证子孙们的安稳生活,于是他们自己也就生活得悠然自得,即使有一点小小的担惊受怕,也无非是像抚摩听话、好玩而根本不用害怕的家畜时的那样一种心情。所以,每当我今天手中偶然得到一张从前2卡尔卢埃格尔karlluegar,一八四四一九一○,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太主义者,一**七至一九一○年任维也纳市长,反对大德意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1英布战争,又称“布尔战争”,是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一**九年英国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一九○二年媾和,布尔人统治的德兰土瓦和奥兰治被英国吞并,一九一○年该两地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的旧报纸,读到那些关于一次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每当我回想起为了城堡剧院演出中的微不足道的问题而议论纷纷时,或者回想起我们青年时代对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进行不值当的激烈讨论时,我就会忍俊不禁。当时的一切忧虑就是这么一丁点儿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时代呵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这样的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和清白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为此而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似的,从而对人间的一切真正痛苦、对命运的种种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却愈来愈严重由于陶醉在安宁、富足和舒适的生活里,他们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变得异常紧张,生活中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他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微熹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

    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醒悟到人会变得多么险恶；不过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而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急流的人,我们这些脱离了与自己有联系的一切根源的人,我们这些常常被推到一个尽头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既是不可知的神秘势力的牺牲品、同时又心甘情愿为之效劳的人,

    我们这些认为安逸已成为传说、太平已成为童年梦想的人都已切身感受

    到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出现的新恐惧。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们祖先中最睿智的圣贤了解现实胜千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

    上个世纪的学校

    我在国民小学毕业以后被送进中学,这只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每户有钱人家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都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要他们学习法语、英语,让他们熟悉音乐,并先后让家庭女教师和家庭男教师管教他们的礼貌举止。然而,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所谓“高等学府”的教育,即进入大学,才完全有真正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

    家庭都追慕在自己的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在名字前冠有博士学衔。但这条通往大学的道路却是相当漫长和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为在此之前必须坐在硬板凳上念完五年国民小学和八年中学,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时,课余时间则完全被作业占满,而且还要接受除了学校课程以外的“常规教育”,即,除了学习古典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外还要学习“活”的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也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以外还要学习五种语言。学习负担重得不能再重,几乎没有进行体育锻炼和散步的时间,更谈不上消遣和娱乐。

    我今天还依稀记得,我们七岁的时候非得学会和合唱一首什么“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那首简单朴素的小歌的乐曲今天还在我的耳际回响,但它的歌词我当时就唱不利索,更没有作为一种信念进入我的心坎。因为老实说,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耐烦。盼望尽早摆脱那种枯燥乏味的求学生活。我记不得在当时那种单调枯燥、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什么“愉快”和“幸福”。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甚至可以坦白地说,当我看到本世纪的儿童比我们当时幸福、自由、**得多时,我还真有点妒忌哩。当我看到今天的儿童无拘无束和几乎是平等地与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似的始终怀着一种隔阂的感觉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和在家里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还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自然的人,而在我们那个时候,当我们还未踏进那幢可憎的学校大楼以前,我们就得全身紧缩,免得撞上那无形的架轭。学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了的“毫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兴趣毫无关系。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得为它感谢学校。

    这倒并不是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不好。恰恰相反,所谓“教学计划”

    是根据近一百年的经验认真制订的,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也确实能够奠定一个富有成效的相当广博的学习基础。但是正因为刻板的计划性和干巴巴的教条,使得我们的课死气沉沉和枯燥透顶。上课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不依靠个人进行调节,而仅仅象一具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

    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了什么程度。

    然而,恰恰是这种索然无味、缺乏个性、对人漠不关心、兵营似的生活,无意之中使我们不胜痛苦。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而且凡是学过的东西都要考试。在八年之中没有一个教师问过我们一次,我们自己希望学些什么,更没有鼓励的意思,而这正是每个年轻人所悄悄盼望的。

    这种死气沉沉的样子从我们学校那幢搂房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那是一幢典型的实用建筑,是五十年前用低廉的造价,马马虎虎仓促建造起来的。

    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糟糕,低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者其他使人赏心悦目的装饰。整幢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里使用的是一些旅馆里的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而且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无数人同样漫不经心地或者凑凑合合地使用下去。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忘记楼房里那股子在奥地利的所有官署办公室里比比皆有的霉味,我们当时有人把它称为“国库”味,凡是堆满积物、供暖过分和空气从不流通的房间都有那种霉味,它先沾染一个人的衣服,然后再沾染他的心灵。学生们象被判处

    在橹舰上划桨的囚犯似的两人一排地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板凳上长板凳矮

    得足以使人变成佝偻一直坐到骨头疼痛。到了冬季,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蓝幽幽的火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到了夏季,所有的窗户都被经心地遮上了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那一角蓝色的天空而思想开小差。上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需要空气和活动的。因此,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过道里休息十分钟就够了。

    我们一星期两次被带给体操房,在那里的木板地上毫无目的地来回踏步走。

    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扬起一米高。而这样一来,也就算是考虑到了卫生保健措施；国家也就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

    的“责任”。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总算不必再跨进那间我青年时代的牢房了。而当那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辞,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那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所以,任何一句感谢之类的话也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他们也还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而且,就当时的教学方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前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师生之间,在讲坛和课椅之间,在可以看得见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见的眼皮底下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着任何的接触。一个教员理应把学生当作一个希望对他自己的特殊个性有深入了解的人来看待,或者甚至象今天司空见惯的那样,有责任为学生写出“报告”,即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当时,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权限和能力的。更何况,私人谈话还会降低他的权威性,因为这样谈话很容易使我们这些“学生”和身为“前辈”的他平起平坐。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教员之间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边的一点是,我早已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和面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只清清楚楚保留着那座讲坛和那本我们始终想偷看一下的班级记事簿的形象,因为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我今天还记得那本教员们主要用来评分的小小的红笔记本,记得那支用来记分的黑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教员用红墨水批改过的练习簿,但是我怎么也记不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或者从不认真地看过他们一眼。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一种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的同学中有谁

    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志趣。不过,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

    ...

    们它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栗子网  www.lizi.tw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对青年一代是不喜欢的,说得更透彻一点,它对青年一代始终抱着怀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会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的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自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和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他们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迁。由于这种不断的往后推移,因此年龄也就像今天一样完全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就像一个孩子似地被对待,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离开课椅,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那个时候,纵然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也还会被看作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呢,而且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还被认为不足以胜任一个负责的职位。所以,当有一次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尔被任命力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好象发生了一桩惊人的意外事件: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竞托付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维也纳全城的人都为之诧异,窃窃私语。这种不信任感把每一个年轻人视为“不完全可靠”在当时遍及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就从未接待过一个年轻人,而且谁不幸看上去显得特别年轻,那么他就得到处克服那种不信任感。于是,产生了一种今天几乎不能理解的风气:年轻,处处成为升迁的障碍；年老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里,四十岁的人干事的时候,愿意让人看上去象是三十岁似的；六十岁的人愿意自己像四十岁似的。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干劲、自信；而在那个太平年代,任何一个想要进取的人,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老一些而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打扮自己。报纸上宣传介绍怎样加速长胡须的方法。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都已蓄起大部胡须和戴上金丝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给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经验”的印象。男人们都穿长长的黑色小礼服,步履从容稳重,而且可能的话,挺起一个微微凸出的圆肚子,以体现那种刻意追求的老成持重。有虚荣心的人,都竭力装作自己已脱离那种被人视为靠不住的青年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这样。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已不愿意再背中学生的书包,而愿意用公文包,为的是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学生。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令人羡慕的素质,但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作是靠不住的表现。

    唯有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念,才会明白,国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就得教育我们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的,教师的看法是万无一失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都是绝对有效和与世永存的。小说站  www.xsz.tw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太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首先应该懂得自己要尽义务,而且主要是尽完全服从的义务。从一开始就应该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丝毫的经验,唯有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永铭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或者什么要求。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候起就对人采用吓唬的蠢办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们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吓唬他们,说什么如果他们再闹的话,就去叫“警察”。

    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拿着某一门副课的一个不好分数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让我们上学了,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这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而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一下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呢。”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和国家机关,到处都采用这种手段,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年轻人:他还没有“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地听别人说话,而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学校里的可怜虫教员,便高高地坐在讲坛上,始终象一尊不可接近的泥菩萨。我们的全部心思也都应该局限在“教学计划”之内。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根据那个时代的意向,学校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向前,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为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对我们的能力加以约束和消灭能力差异。

    对青年一代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非心理性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不仁,就是使他们激奋勇进。不过,人们不妨去翻阅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产生了多少“自卑情绪”。要知道,这种所谓“自卑情结”

    还恰恰是由那些本人经历过我们奥地利旧学校的人士所发现的呢。或许这不是偶然的吧。我个人也要归功于这种压力,是它使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酷爱,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一代无法了解的；同时,我又对一切权威,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抱着绝然的反感,多少年来,简直成了我的一种本能。我早已忘记这种反感是从何产生的。不过我记得,当有一次演讲旅行时,有人为我选用了大学里的大讲堂。我突然发现,我必须从讲坛上向下说话,而坐在底下长椅上的听众,好像我们以前当学生似的老老实实地不许说一句话地坐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在我整个中学年代那种高高在上、非同伴式的、权威性的夸夸其谈的说教是怎样使我受罪的。于是我感到一阵害怕,我怕从这高高在上的讲坛上说话,很可能就像当年我们的教员对我们说教似的,不得人心。正是由于这种思想顾虑,所以那次演讲也就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在十四五岁以前,我们还觉得学校生活相当不错。我们开教员的玩笑,怀着新鲜的好奇心学习每一课书,但是以后学校就使我们愈来愈感到沉闷和心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我们这些十岁进入中学的男孩在八年中学的前四年就已在知识方面超过了中学的水平。小说站  www.xsz.tw我们凭直觉感受到,我们在中学已经没有什么正经的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有些我们感兴趣的课程方面知道得比我们可怜的教员还要多。那些教员自从念完专业以后由于考虑个人利益再也没有翻过一本书。同时,我们也日益感觉到另一种矛盾现

    象:我们在原先坐着埋头学习的课堂上已听不到什么新的内容或者我们觉得

    有知识价值的东西；而在课堂外面却是一座令人产生无穷兴趣的城市,是一

    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处处都有音乐、每日每时都会给人带来意

    外快乐的城市。所以我们那种被压抑的求知欲、那种在学校里无法满足的对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人生享乐的好奇心,统统如饥似渴地转向学校以外发生的一切。起初,我们中间只有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样一种对艺术、文学、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人,到最后,几乎是全体。

    因为在青年人中间热情从来就是一种互相感染的现象。

    它在一个班级里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一样会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

    身上。由于那些新参加的人都怀着天真的虚荣心,想尽快地使自己在知识方面拔尖,所以他们往往是互相促进。

    至于他们那种热情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一般说来都是偶然的。如果在一个班级里出现了一个集邮者,那么他很快就会使十几个人同样入迷；如果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羡慕不已,那么每天就会有另外一些人站在歌剧院的舞台门旁。比我们年级晚三年的另一个班级,完全被足球所迷醉；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班级是热衷于社会主义或者托尔斯泰。而我则偶然进入到一届对艺术发生狂热兴趣的班级,或许正是这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不过,就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本身而言,它在维也纳是完全自然的。维也纳的报纸为文化界发生的一切腾出特别的版面。一个人不论走到哪里,随时都会听到左右两边的成年人在谈论歌剧院和城堡剧院的事；所

    有的证券交易所都陈列着著名演员的画像；体育运动当时被看作是粗野的

    事,一个中学生羞于问津,而符合群众理想的电影又尚未发明。所以我们这种热情,即便在家里也不用担心遇到阻力,因为与打牌以及和姑娘们交朋友相反,戏剧和文学是属于“无害”的嗜好。再说,我父亲也像所有在维也纳的父辈们一样,他在青年时代也曾对戏剧如痴若狂,怀着和我们相类似的热情去观看里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就像我们去观看里夏德施特劳斯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首场演出一样。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挤着去看每一场首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谁第二天早晨不能在学校里叙述首演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在比他更幸运的同学们面前不知会感到怎样的羞辱呢。假如我们的教师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在

    每一场盛大的首演以前的那个下午就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地病了因

    为我们必须三点钟就去排队,以便买到我们唯一可能得到的站票。倘若他们注意得十分严密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同样发现,在我们拉丁文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里尔克的诗。而我们的数学练习本则用来抄录借来的书籍中那些最优美的诗歌。我们每天都会想出新的花招,利用学校里无聊的上课时间,看我们自己的读物。当教员在讲台上念他的破讲稿关于席勒的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就在课桌底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他们两人的名字是台上那位迂腐的老先生从未听说过的。我们渴望着要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的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下午,我们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学里去听课。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会,走进解剖学的课堂去看尸体解剖。

    我们用好奇的鼻孔闻嗅一切。我们偷偷溜迸交响乐队的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阅古书；每天去浏览一遍书店里的陈列品,以便立刻获悉从昨天以来又出现了什么新书。而最主要的事是看书。凡是能到手的书,我们什么都看。我们从各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把我们能借到的书互相传阅。但是,使我们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

    为了明白这一点,必须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设施,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类似的设施与之相比较。它实际上是一种只要花一杯咖啡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每一位顾客只要花上这么一点钱就可以在里面坐上几小时,可以在里面讨论、写作、玩牌、阅读自己的邮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在里面免费阅读无数的报刊。在一家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里,摆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有维也纳本地的报纸,而且还有全德国的报纸,

    以及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报纸；再加上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

    艺术杂志,如法国信使报ragazine,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手材料从每一册新出版的书、从每一场演出中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且把各种报纸上的评论进行比较。一个奥地利人能够在咖啡馆里十分广泛地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而且能够随时和朋友们进行讨论,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能使他头脑灵活和掌握国际动态的了。我们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几个小时,可是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趣味相投的集体力量,不是用两只眼睛去注视全球的艺术动态,而是用二十只和四十只眼睛。这一个人疏忽的事,另一个人就会提醒他。由于我们幼稚地爱炫耀自己,简直就象在运功场上争夺荣誉似地竭力要用最新的知识来超过别人,所以实际上我们始终是竞相要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譬如说,当我们在讨论当时被人贬滴的尼采时,突然会从我们中间冒出一个人,带着故作姿态的高人一筹的神气说:“不过就自我主义思想而言,齐克加德1还超过他呢。”

    于是我们立刻就会变得不安起来。“某某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齐克加德是谁呢”第二天我们就会拥进图书馆,去找这位不知所踪的丹麦哲学家的著作。

    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知道的新鲜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我贬低。我们的热情所在,正是要去发现和预先知道那些尚未为人广泛涉及的最近、最新、最

    怪、最不寻常的事首先是我们一本正经的日报的官方文学批评尚未涉及

    的事这种热情在我个人身上曾持续了许多年.我们的特殊爱好,就

    是要去认识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鲜和

    激进的事。因此,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远离人世,隐藏得那么好,以致我们竞赛似的集体好奇心无法把它从隐藏之处发现。譬如说,斯蒂芬格奥尔格2或者里尔克,他们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总共已出版了两百或者三百册书,可是其中顶多只有三册或四册书到了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商在自己的仓库里备有1索伦齐克加德srenkierkegaard,一八一三一八五五,一译克尔凯戈尔,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

    2斯蒂芹格奥尔洛stefangee,一八六八一九三三,德国诗人,十九世纪末二十肚纪初德国“为艺术而艺术”文学潮流的主要代表。

    他们的书,官方的批评家中没有一个人曾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的鲁德尔却通过自己意志的奇迹知道他的每一节和每一行诗。实际上,我们这

    些尚须整天蹲在中学课堂里、嘴上无毛、尚未完全长高的小伙子是每一位年

    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且有倾心喜爱的热情。

    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没有于别的。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写了文章,都象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里。多年以后,当我在巴尔扎克的书中读到这样一句描述他青年时代的话:“我总以为名人就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我简直大吃一惊,因为他所描述的和我们的感觉一模一样:当我们在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马勒尔时,就像个人获得了伟大胜利,第二天早晨就会得意洋洋地向同学们报告。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被介绍给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简直受宠若惊,神魂颠倒了好几天。虽然我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一点也不清楚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但是仅凭他所享的荣誉之高、影响之大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倾倒。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在开始排练之前,我们全班的同学就会激动好几个星期。我们悄悄地溜到演员和无台词的小角色的身旁,为

    的是能在他人之前先了解到情节的发展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城堡剧院理发

    师那里去理发,仅仅是为了探听到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秘闻我并不羞于在这里写出我们当年那些荒唐事.如果在低年级中有一个学生是歌剧院的某位灯光监督的外甥,那么他就会得到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的特别宠爱和各种各样的笼络,因为我们通过他有时候就能偷偷溜到舞台上去看排练而踏上那舞台时的诚惶诚恐的心情,比维吉尔1登上神圣的天国时还要厉害。对我们说来,演员的声望所具的威力,真可谓无边无沿,即便中间转了七八个弯,仍然会使我们肃然起敬；某个贫穷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看来就象一个超脱肚俗之人,那仅仅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外孙女。纵然是约瑟夫凯恩茨的一个男仆,一旦被我们在街上看见,也会怀着敬意注目而视,只因为他有这样的幸运:可以呆在这样一位最受爱戴、最富天才的演员身边。

    我今天当然清楚地知道,在这种盲目的狂热之中包含着多少荒唐行为；我们象猴儿似的互相模仿着演员们的举动,想着法儿要压他人一头,其中又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虚荣心。我们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通过艺术活动已凌驾于周围不懂艺术的亲戚和老师之上。不过,时至今比我还始终感到惊讶: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当年凭借过分的文学热情知道了多少事呵我们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分析竞这么早就具备了批判鉴别的能力我十七岁时就不仅知道波德莱尔或者沃尔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篇。我觉得在我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再也没有象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那样读得勤奋。不言而喻,那些通常要在十年以后才会受到人们重视的作品的名字,在我们的头脑里却是十分熟悉,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暂的作品,因为我们以莫大的热情搜1普布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vetgiliusto,古罗马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以维吉尔为他的老师和引路人,历经地狱、炼狱,天国。

    罗一切。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

    ...

    的朋友保尔瓦莱里1,我和他的文学作品打交道已经有多少年头了,我说,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读过和喜爱他的诗歌。栗子小说    m.lizi.tw

    瓦莱里善意地笑着对我说:“您别瞎说了,老伙计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当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们于一**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他的诗的那本文学小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他不胜奇怪,说:“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您们在维也纳又怎么能搞到呢”我只能这

    样回答他:“正如您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自己的省会读到马拉梅2的那些在当

    时文学界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赞同地说:”是呀,年轻人总能替自己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事实上,在那股风尚未越过边界来到奥地利以前,我们就已闻到了风向,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灵敏的鼻孔生活。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知识,因为我们想要新的知识,因为我们

    如饥似渴地在寻找那些属于我们和只属于我们而不是属于我们父亲那一

    辈和我们周围的人的东西。青年就象某些动物那样对气候的变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师生更早地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告结束,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业已开始,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父辈

    们那一代的优秀大师文学界的戈特弗里德凯勒1、戏剧界的易卜生、音

    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勃尔2、哲学界的爱德华冯哈特

    曼3同那个太平世界一样,深思熟虑和慢慢悠悠,尽管他们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十分卓越,但已不再使我们感兴趣。我们凭直觉感到他们那种冷静、中庸的节奏和我们好动的气质是不协调的,也是和时代已经加快了的速度不合拍的。而恰恰是在维也纳,住着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机警的天才赫尔曼。巴尔4,他作为一个思想界的闯将,为正在转变和到来的一切披荆斩棘。凭借他的帮助,在维也纳开创了“直线派”5,这一分离派为了震惊旧的学派,展览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6画家的作品,展览了挪威的蒙克7、比利时的罗普斯1、以及一切想到的激迸画家的作品,从而也为他们不1保尔瓦莱里paulvalr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法国诗人,早期诗歌创作深受象征派诗人兰波和马拉梅的影响。

    2斯特几纳马拉梅stphanellar一八四二一**八,法国著名诗人。

    1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keller,一八一九一**○,十九世纪瑞士德语文学中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自传体长篇小说绿衣亨利。

    2威廉,莱勃尔leibl,一八四四一九○○,德国画家,画风写实,形象质朴,代表作有读报等。

    3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vonhartnn,一八四二一九○六,德国哲学家,以其第一部著作:无意讽的哲学而成名。

    4赫尔曼巴尔hernnbahr,一八六三九三四,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导演、文学批评家,具有非凡的应变能力,在文学上历经自然主义、新浪漫派,到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

    5直线派sezession,十九世纪末德国的一个艺术流派,又称脱离派。

    6点画派poiotillisten,亦称点彩派,兴起于印象派之后,故又称斩印象派,亦即分色主义。

    7爱德华蒙克edvardnch,一八六三一九四四,挪威表现主义画家。栗子网  www.lizi.tw

    1费利西安罗普斯flirop5,一八三三一**八,比利时版画家和画家,所描绘的女性**特具肉感。

    受人重视的先驱格吕内瓦尔德2、格列柯3和戈雅4开辟了道路。人们突然见识到一种新的视野。同时,在音乐方面由穆索尔斯基5、德彪西6、施特劳斯、勋柏格带来了新的节奏和音色。在文学方面由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魔力。魏尔伦、兰波7、马拉梅赋予行情诗的语言艺术以前所未有的纯粹和精炼。尼采使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种更大胆、更自由的建筑艺术摈弃了装饰繁缛的古典主义风格,提倡毫无装饰的实用建筑。舒舒服服的旧秩序突然之间遭到了破坏。向迄今为止对这种秩序来说不可缺少的“美学上的美”的规范提出了疑问。我们资产阶级“正统”报纸的官方批评家们对那种常常是大胆冒失的实验感到吃惊,并且试图用“颓废堕落”或“无法无天”这样的罪名来遏止那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我们年轻人则热烈地投身到这股潮流的汹涌激流之中。我们觉得,

    一个为我们而开创、青年人最终将在其中获得自己权利的时代我们自己

    的时代开始了。于是,我们那种不安地四处寻找和摸索的狂热,一下子获得了意义:我们这些念中学的年轻人,能够在那些为了新艺术市进行的激烈和常常是粗暴的战斗中助上一臂之力。凡是进行实验的地方,例如,一场魏德金德1戏剧的演出,一次新抒情诗的朗诵会,我们必定到场,我们不仅全神贯注,而且双手也使尽力气；有一次,首演阿诺尔德勋柏格青年时代的一部十二音体系2的作品,当一位绅士使劲地吹口哨和发出嘘声时,我亲眼目睛我

    的朋友布施贝克同样使劲地打了他一记耳光；我们是每一种新艺术的突击

    队,到处为它当开路先锋,只因为它是新的,只因为它要为我们改变那个世界现在该轮到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因为我们觉得那“是和我们有关的事”。

    不过,我们之所以对那种新艺术如痴若狂,其中还有一点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年轻人创造的艺术。在我们父辈们那个时代,一位诗人、一名音乐家,只有当他“经过磨炼”和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那2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tthiasgewald,一四五五一五二八,德国画家,创作清动处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他的不少宗教画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祭坛画中的突出作品,主要代表作有依萨汉姆祭坛画。

    3艾尔格列柯elgre,西班牙画家。原籍希腊。受威足斯画派和风格主义影响。所作多宗教题材,人物形象瘦削修长,色调阴冷,表现超现实的气氛,为反对宗教改革服务。作品有奥尔加斯伯爵的葬仪、尼诺德盖瓦拉肖像、托列多风景等。

    4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francisjosgoya,一七四六一八二八,西班牙杰出画家,笔致豪放,构图大胆,后期画风由色彩明朗鲜艳转为深沉浑厚,其画风对欧洲十九世纪绘画有深刻影响。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他创作了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为题材的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

    5莫台斯特穆索尔斯基destssski,一八三九一八八一俄罗斯作曲家,作品富于民族特色,其音调反映了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民歌的特点。

    6德彪西claudedebussy,一八六一一九一八,法国作曲家,和法国象征主义派诗人马拉梅等过从甚密,后来对爪哇等地的东方音乐很感兴趣,从此开创了音乐上的印象派。小说站  www.xsz.tw

    7阿尔图尔兰波arthurriand,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主将之一。

    1弗兰克魏德金德frankwedekind,德国剧作家,一八**年开始写作,因反对自然主义,常把霍普特曼当作讽刺对象。一**一年发表的青春觉醒,打破传统戏剧的规范,采用象征手法,写青年人的生理要求同成年人狭隘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

    2十二音体系atonal是和tonal相对的,即是不成调的,亦称无调性音乐。

    种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艺术趣味之后,才能获得声誉。而人们教我们应该去尊敬的那些男士们,他们的举止风度,又个个装得十分尊严。他们穿着丝绒上衣,留着灰白的漂亮胡须。例如,维尔布兰特1、埃贝斯2、达恩3、保尔海泽4、伦巴赫5这些人物今天早已销声匿迹,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拍照时总是带着沉思的目光,摆出一副“尊贵的”、“诗人”的恣态。他们举手投足,俨若枢密顾问和红衣主教,而且还要象这些人似的佩戴着勋章。

    而年轻一代的诗人、画家、音乐家,至多被看作是“有希望的人才”罢了,要想得到首肯的承认,暂时还得凉一会儿。在那个小心谨慎的年代,人们不喜欢在一个人尚未表明自己有多年的“卓著”成就以前就予以认可。可是新涌现出来的诗人、音乐家、画家,又都那么年轻。默默无闻的盖哈尔特霍普特曼突然崭露头角,三十岁时就统治了德语戏剧的舞台。斯蒂芬格奥尔格、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二十三岁时,也就是说比奥地利的法定成人年龄还要早,就已有了文学声誉和狂热的追随者。在我们自己这座城市,一夜之

    间出现了一个由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里夏德贝尔一霍夫曼、

    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纳”派。他们通过对各种艺术手段的精心加工,使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第一次在欧洲范围内发生影响。不过,使我们迷醉和不胜崇拜的,主要还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非同凡响的人物。我们青年人不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抱的崇高志向,而且也在这个几乎是同龄人的身上看见了一个完美的诗人。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作为早熟的伟大奇迹之一,今天和以后将始终为人们所称道。在世界文学中,除了济慈和兰波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像他这样了不起的天才,这么轻的年纪就能驾驭如此完美无瑕的语言,想象力如此丰富,即便是极为偶然写成的一行诗,也都充满诗意。他在十六七岁时就已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一种至今尚未有人能够企及的散文,从而使他载入德语发展的史册。他突然出现,并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完全的成熟,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他的出现,简直是一件超乎自然、不可思议的事,使所有那些最早知道他的人无不为之惊叹。

    赫尔曼巴尔常常向我讲述他当时是怎样的惊讶。有一次,他收到一篇投给他的刊物的文章,而且就是从维也纳寄出的,作者是他不认识的一个名叫“洛里斯”的人当时不允许中学生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作品。他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稿件中还从未收到过这样一件作品:语言是那么典雅而富于想象,内蕴是那么丰富,落笔又是那么娴熟飘逸。这位不相识的“洛里斯”是谁呢,他问自己。肯定是一位把自己的见解琢磨了多年并且在神秘的隐居中把最纯1阿道夫冯维尔布兰特adolfvon,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德国作家,一八八一一八八七任维也纳城堡剧院院长。以写影射慕尼黑艺术家的小说而著名。著有文学史、论文、诗歌、传记多种。

    2格奥尔格埃贝斯geebers,一八三七一**八,德国的埃及学研究者和作家。

    3费利克斯达恩felixdahn,一八三四一九一二,德国作家、历史学家、法学家,所著小说多取材于大迁徙时代的民歌和神话。

    4保尔海泽paulheyse,一八三○一九一四,德国作家,一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特雷庇的姑娘等。

    5弗朗茨冯伦巴赫franzvonlenbach,一八三六一九○四,德国写实主义肖像画家。

    正精微的语言冶炼成一种几乎是勉力无穷的享受的老人。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位天才诗人,就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而他却从未听说过巴尔立刻给这位不相识的人写了一封信,并且约定在一家咖啡馆著名的格林斯坦特尔咖啡馆、青年文学的大本营里会面。突然,一名穿着童装短裤、身材颀长、尚未留胡须的中学生迈着轻松、敏捷的步履,走到他的桌旁,微微一鞠躬,简短而又坚决地说道:“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嗓子都还没有完全变为成年男子的低音。事情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当巴尔说起自己的惊愕时,仍旧十分激动。他说他开始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中学生竟会创造出这样的艺术,有这样的远见,思想这样深刻,在自己尚未亲历过生活之前,就对生活有这样鞭辟入里的认识阿图尔施尼茨勒也曾向我讲述过类似的情况。施尼茨勒当时还是一名医生,他自己的最初文学成就似乎还不足以保证生计,不过他已成了“青年维也纳”派的领袖。而且一些比他更年轻的人欢喜来向他请教,倾听他的建议和看法。有一次,他在偶然相识的熟人那里认识了这位个儿高高的年轻中学生。这位中学生用自己巧妙的机智引起了他的注意。尔后,这位中学生请求能朗诵一出诗剧给他听听。于是,他高兴地请他到自己的单身住房来,尽管不抱很大的期望。他想,无非是一出中学生写的剧,不是感伤主义就是假古典主义,所以他只邀请了几个朋友。霍夫曼斯塔尔穿着童装短裤来了,显得有点紧张和拘束,接着便开始朗诵。施尼茨勒告诉我说:“几分钟后我们都突然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同时互相交换着赞赏和近乎惊奇的目光。诗句是那样的完美、形象,无懈可击,音乐性是那样的鲜明。我们还从未听到过一个当年在世的人写出这样的诗句,我们甚至认为,自歌德以后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诗句。然而,比这种形式上的无以匹敌的以后在德语中再也无人达到的卓绝更为令人赞叹的是,他对世界的认识。对一个整天坐在课堂里的中学生来说,这种认识只能来自神秘的直觉。”

    当霍夫曼斯塔尔朗诵完后,大家还都默默地坐在那里。施尼茨勒对我说:“我觉得,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天生的奇才,而在我以后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如此为之倾倒过。”一个在十六岁开始时就这样或者更确切一点,不是说开始,而是说一开始就这样完美的人,势必会成为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一个兄弟,而实际上,这种完美也愈来愈显得成熟:继这第一部诗体剧昨天之后,便是气势壮观的提香之死1的片断,然后是诗歌创作,他每发表一首诗,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大事,直至数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一行一行地背诵那些诗,后来他又写作短剧和散文,他的散文把丰富的知识、对艺术的精辟见解、对世界的睫望,神奇地浓缩在数十页空白的稿纸上。总而言之,这位中学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一切,如同水晶一般从内在深处散射出光彩,同时又显得深沉和炽烈。诗歌、散文,在他手中犹如伊米托斯山上芬芳的蜂蜡,紧紧地揉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诗作,从来都是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不落窠臼,人们总觉得在那前人足迹未至的道路上必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导他。

    我今天几乎无法重复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当时是如何使我们这些已学会

    追求真正价值的人入迷的。因为对年轻一代的人来说,知道在自己的身旁,在自己一代人中间,就有着这样一位卓越、纯正、天才的诗人对于他,1提香titian,原名titianovecellio,一四七七一五七六,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成尼斯画派国家。

    始终只能用荷尔德林、济慈、莱奥帕尔迪1的传奇形式去想象,可望而不可即,一半犹如梦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人陶醉的呢所以,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记得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霍夫曼斯塔尔的那一天。当时我十六岁。由于我们悉心注意我们这位理想中的良师益友的一切行动,因此当报纸的一角登出这样一条不起眼的简讯:他将在“学术俱乐部”作一次关于歌德的报告,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位天才竟在这么小的范围内作报告；按照我们中学生崇拜的程度,我们原以为,当霍大曼斯塔尔公开露面时,那间大厅必然爆满.可是,在那次报告会上,我们再次证实,我们

    这些小小中学生的评判能力和对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那种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直觉,都已远远超过广大公众和官方的评论；因为在那狭小的讲堂里总共只有一百三四十人,所以我为了保证坐到座位而急不可待地提前半小时出发,实属毫无必要。我们等候了片刻。忽然,有一个不惹人注意的瘦高个青年穿过我们这一排座位,向讲台走去,并且立刻开始演讲,以致我几乎没有时间把他仔细打量一番。霍夫曼斯塔尔动作灵活,蓄着还没有完全成形的稀软的上髭,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一张轮廓分明、有点象意大利人的黝黑的脸,绷得紧紧的,显然有点紧张。他的一双漆黑、柔和而又高度近视的眼睛流露出来的不安,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他仿佛一下子就全身投入到滔滔的演讲之中,就像一个游泳者投身于熟悉的洪流一般。他越往下讲,举止越自在,态度越镇静,一旦思路展开,开始时的那种拘束全消失了,只见他轻松自如,侃侃而谈,就像这位灵感丰富的人平时一样我以后在同他私人交谈时也常常发现如此.只是在他讲最初几句话时,我就发觉他的嗓音并不悦耳,有时候简直近乎假嗓子,很容易变得尖锐刺耳。不过,当他的演讲使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和忘乎所以时,我们也就不再去注意他的嗓门和面孔了。他讲的时候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甚至没有详细的准备。然而,由于他有一种天赋的讲究形式的神奇感觉,所以每一句话都十分完美。他令人迷惆地提出那些最大胆的反命题,为的是紧接着用清楚而又出人意外的措词来加以解答,使听众不禁感到,他所讲的,只是他从丰富得多的内容中随手拈来的一部分,他对内容的驾驭就像他本人一样的轻松自如,倘若要深入展开,他还可以这样滔滔不绝他讲上几个小时而不会使内容贫乏和水平降低。我在后来几年和他私人交谈时也感觉到这种魅力,诚如斯蒂芬格奥尔格赞誉他时所说:“他的话犹如气势磅磷的歌咏和妙趣横生的

    ...

    对谈。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性格急躁、马虎,对什么事都十分敏感,在私人交往中常常容易激动和怏怏不乐,不容易和他接近。不过,当他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那一会儿,他就象一团火似的,把任何讨论迅速而热烈地引入到他自己的和只有他才能达到的领域。除了有时和

    考虑问题比较稳重、想法比较明朗的瓦莱里和脾气急躁的凯泽林1的谈话以

    外,我还从未遇到过一次谈话有象和霍夫曼斯塔尔谈话时那样的思想水平。

    在他真正灵感勃发的时刻,他所接触过的一切:读过的每一本书、见过的每一幅画和每一处风景,都会在他的精灵一般清醒的记忆中复活。他用的比喻是那样自然、妥贴,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似的,他的观点是那样突出,就象兀立在远方地平线尽处的背景。在那次演讲会上,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真正感到这种“气息”,即,一种令人振奋鼓舞、难以用理性完全理解、不可1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olecpardi,一七九八一八三七,意大利诗人。

    1赫尔曼凯泽林grafhernnkeyserling,一八八○一九四六,伯爵,德国哲学家。

    捉摸的气息；我在以后和他个人的接触中也感到这种气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霍夫曼斯塔尔再也没有超过他在十六至二十四岁时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尽管我同样赞赏他后期的某些作品优美的散

    文、安德烈亚斯2的片断这部未完成作品或许是德语中最美的长篇小说

    和戏剧的部分段落。但是,随着他日益束缚于现实戏剧和时代趣味,随着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意图和功利目的,那些充满稚气的早年诗歌创作中的纯粹的灵感消失了,梦游者似的那种描绘消失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我们这些好挑剔的青年人的勉力。我们以一种尚未成年者特有的神秘知觉预先就知道,在我们青年一代中,他这样的奇迹只可能出现一次,在我们一生中不会重演。

    巴尔扎克曾以无可比拟的方式描述过拿破仑这个典型人物是怎样在法国

    使整整一代人激奋起来的。一个小小的少尉波拿巴竟莫名其妙地登上了叱咤世界风云的皇帝宝座,这不仅意味着是他个人的胜利,而且也是青年人这样一种思想的胜利,一个人为了早早获得权势,并非生下来就必须是玉于或侯爵不可,一个人不论出身在哪种小户人家,甚至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同样可以在二十四岁成为将军,三十岁成为法国统治者和很快成为世界统治者的这样一种举世无匹的成功,使数以百计的人离开了自己卑微的职业和省城:波拿巴少尉使整个一代青年人的头脑发热,使他们更加野心勃勃。他造就了那支伟大军队的将军们与人间喜剧中的主人公和烈士。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一旦在他自己的领域中一举达到前人未能达到的成就,仅仅这一事实,就会永远鼓舞他周围和身后的所有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是对我们尚未成熟的能力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推动。我们倒不希望我们中间会有人能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但是只要他存在,就会给我们增添力量,因为他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纵使在我们那个时代,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同样可以产生诗人。他的父亲是一家银行的经理,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出身于犹太市民阶层,因此,这位天才诗人是在一幢和我们差不多的住房里长大的,里面摆着同样的家具,从小接受同样的道德教胄,进入一所同样死气沉沉的中学,学的是同样的课本,要在同样的木板凳上坐八年,像我们一样感到不耐烦,像我们一样热衷于一切精神财富。栗子网  www.lizi.tw然而你瞧,为他还必须坐在硬板凳上磨破裤子和在体操房里来回踏步走的时候,却成功地跳出了自己狭隘的小圈子这座城市和家庭。一跃进入无涯的神游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霍夫曼斯塔尔这个实例,向我们显示了,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和在一所奥地利中学的牢笼般的氛围中,要创作富有诗意的作品,乃至完美的诗歌,原则上是可能的。甚至有可能当他在家里和在学校里还属尚未成年、无足轻重的时候,他的诗作已经出版,已经享有声誉和出名这对一个童心十足的人来说,具有多大的诱惑啊而里尔克对我们来说又是另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一种给人以安慰的方式,补充了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种激励。因为纵使在我们中间最胆大妄为的人看来,要和霍夫曼斯塔尔争个高低,也属冒天下之大不匙。我们知道:他的这种至善至美的早熟是一种举世无双的奇迹。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再现的。当

    我们这些十六岁的人把自己的诗句和那些他在同样年龄写下的非常著名的诗

    句相比,都不禁汗颜。我们同样感到,自己的知识在他面前真是相形见继,2安德烈亚斯andreasoderdieverelnigten,长篇小说片断,一九三二年出版。

    他在念中学时就已博学多才。而里尔克则不同,他虽然也在同样早的时间十七岁或十八岁就开始写作和发表诗篇,但里尔克的那些早期诗歌和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期诗歌相比,以及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还是不成熟、幼稚和简单的,唯有抱着宽容的态度,才能看出其中几分天才的光芒。这位诗人是渐渐成名的,一直到二十二、三岁才开始成为一位受到我们无限爱戴的杰出诗人。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

    尔似的在中学时代就已完全成熟:一个人也可以像里尔克似的一步一个脚印

    地成才。一个人不必因为暂时写出了一些不像样、不成熟、缺乏责任感的作品,就立刻认为自己没有指望了。一个人也许不能再现霍夫曼斯塔尔那样的奇迹,但是可以走一分像里尔克那样比较平稳和比较寻常的成才之路。

    不言而喻,我们所有的人早已开始写作或写诗,有的玩乐器和喜欢朗诵。

    自然,青年人对业余爱好的态度都不会是消极被动的,因为青年人的本性不仅仅是要获得若干印象,而是要对印象作出创造性的回答。譬如说,爱好戏剧,对青年人来说至少意味着希望和梦想自己能登上舞台或者为剧院做点什么工作。他们对各种天才人物的崇拜神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能否在自己未曾查明的躯体里或者在一半尚且模糊的心灵中发现那种特殊素质的苗头。于是,那种艺术创作的**在我们班级里十分流行,这倒是和维也纳的氛围以及当时特殊的条件相适应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身上寻找一种天赋,并想施展它,有四五个人想成为演员,他们摹仿城堡剧院演员们的腔调,锲而不舍地练习台词和朗诵,悄悄地去听表演课,在学校休息时间里,各自担任一个角色,即兴表演古典戏剧家们的整场片断,而我们其他的人,则是既好奇又苛求的观众。还有两三个人,是相当有素养的音乐爱好者,但是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去当作曲家、演奏家或乐队指挥。我最初得到的关于新音乐的知识,应归功于这几个人,因为在交响乐团的正式音乐会上新音乐是根本看不上眼的。他们也曾不断向我们索取他们想要的各种歌曲和合唱的歌词。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人,是当时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的儿子,他在上课的时候替我们在作业本上画满各种图画,同时为我们班上所有那些未来的天才们都画了肖像。栗子网  www.lizi.tw不过。班上最普遍的爱好是文学。我们通过彼此的激励,在文学方面成熟得越来越快；通过对每一首诗的互相切磋,使我们这些十七岁人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业余爱好的水平,而且使每个人真正作出有效的实际成绩,这一点已经被下列的事实所证明:我们的作品不是只有被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小报接受,而是被新一代创办的主要杂志所采纳、刊载,甚至拿到了稿酬这是最最令人情服的证明。我有一个同学ph.a.,我曾把他崇拜为天才,他的名字就在当时最出色的豪华刊物潘神1上赫然和戴默尔、里尔克的名字一起排在最前面。我还有一个同学a曾用“奥古斯特厄勒”的笔名找到了进入当时所有德语杂志中最难入门和最古板的文艺刊物艺术之页的门径,它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为自己神圣的、成员经过严格挑选的文学团体而保留的园地。我的第三个同学,在霍

    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部关于拿破仑的剧本；我的第四个同学提出了一

    种新的美学理论和写出了意味深长的十四行诗；我自己的名字则进了现代人

    的主要报纸社会和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2的未来周刊,后者是一份1潘神pan,一**五一九○○年在柏林出版的高级文艺刊物。

    2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xilianharden,一八六一一九二七,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早年当过演员,关于新德国政治和文化史的刊物。当我今天回首往事时,我不得不十分客观地承认,就我们当时知识的广博、文学技巧的圆熟、艺术水平而言,对一些年仅十七岁的人来说,确实是惊人的,然而,通过霍夫曼斯塔尔那种神奇的早熟的例子,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喻的,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令人鼓舞的例子,促使我们奋发努力,互相不甘示弱。我们掌握各种艺术诀窍,运用语言夸张大胆,谙熟各种诗体的技巧,在无数的习作中尝试过不同的风格从晶达1式的悲怆到民歌的淳朴。我们每天交换自己的作品,互相指出疏忽的不足之处,讨论每一个韵律的细节。当那些迂阔的教师还一无所知地在用红墨水划出我们作文本中少了几个逗号时,我们早已在互相展开批评,要求之严格,审察之细微,见解之内行,是我们那些大型日报上的官方文学评论权威对待古典大师们的作品所未曾有过的。由于我们一味热衷于此,到了中学的最后几年,我们在专业判断和文采斐然的表达能力方面,甚至已超过那些著名的专业评论家。

    对我们文学上的早熟,作如此真实的描述,也许会导致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是一班特殊的神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当时维也纳的十几所邻近的中学里,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对文学的狂热和文学上早熟的现象。这也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这是由一种特别有利的环境造成的,即:这座城市的艺

    术沃土、非政治性的时代、在世纪之交新出现的思想和文学突飞猛进的局面

    这样的环境和我们内在的创作意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种创作意志在我们当时的年龄是必然会产生的。

    每一个年轻人在他的青春期总有一种诗兴或有一般想写诗的冲动,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像心灵中泛起些微涟漪。青年人没有经历过这种爱好是极少见的,因为这种爱好本身也只不过是青春焕发的表现。后来,我们课堂里的五位演员没有一个是真正登上舞台成为演员的。在潘神和艺术之页上登过名字的那几个诗人,也在锋芒初露之后当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师和官员；也许他们今天会对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忧伤地或自嘲地付之一笑。

    我是所有那些人中间唯一在自己身上保持了创作热情的人,并使这种热情成为我一生中的核心与本性。但是,我今天仍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着那些同窗他们曾给予我多少帮助呵那种热烈的讨论、那种你追我赶的劲头、那种相互的表扬和批评,曾是怎样早早地锻炼了我的手和脑筋,使我的精神世界大大开阔。我们大家是怎样轻松愉快地摆脱学校的无聊和单调的呵今天,每当我听到舒伯特的那首不朽之歌:“你,述人的艺术,总是在那无比空虚的时刻,使我们沉湎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时,往事又历历在目,我仿佛看见我们耷拉着双肩坐在可怜的冷板凳上,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兴奋地闪动着炯炯发亮的眼睛,评论和朗诵着诗歌,兴致之高早已把狭隘的小天地忘得一干二净,真的“沉湎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这种对艺术的偏狂,这种对“美”的近乎荒唐的过分推崇,只有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通常兴趣才能得以实现。当我今天问自己,当年我们

    是怎样找到阅读所有那些书籍的时间的因为我们白天都已被上学的时间

    一八八八年成为新闻记者,一**二年创办自己的政治周刊未来diezukunft,独家经营并作为个人的战斗喉舌。

    1品达pindar,约公元前五一八四四二,古希腊会唱琴歌的职业诗人。

    和必要的起居用餐树间挤满,我这才明白,那是以大大损失我们的睡眠,从而也损害了我们精神焕发的身体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晨必须在七点起床,但是我却从未在深夜一两点钟以前把我的读物释手,而且从那时起就永远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即便到了深夜,我还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所以我当时每天早晨都是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赴往学校,两眼惺忪,脸洗得十分马虎,

    一边疾步走路一边嚼着抹了黄油的面包片；我今天不记得有哪一天不足这样

    的,我们这一群小学究,看上去全都脸若菜色,骨瘦如柴,就像没有成熟的水果,此外,衣着也不修边幅这些都毫不奇怪。因为我们把零用钱的每个赫勒1都用在看戏、听音乐会和购买图书上了,再说,我们也并不在乎要让年轻的姑娘们喜欢我们；我们只是想要给高级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觉得和年轻的姑娘们一起散步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学问上非常傲慢,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女性在智力上就是差,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化在肤浅的闲扯上。我们对一切体育运动都不闻不问,甚至瞧不起。要让今天的年轻人理解这一点可能很不容易。诚然,体育运动的浪潮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从英国冲击到我们欧洲大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体育场: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向另一个拳击手的下颚频频猛击时,上万的观众会兴奋得狂呼乱叫。报纸还没有派出自己的记者,让他们用通栏的篇幅像荷马史诗似的报道一场曲棍球比赛。在我们那个时代,摔跤、体育协会、举重纪录,这一切还都是郊外发生的事。参加者乃是屠夫和搬运夫之流。只有那种比较高雅、比较贵族气的赛跑运动,才一年有几次把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吸引到赛跑场上,但也不是我们这些把任何体力活动视为纯粹浪费时间的人。当我十三岁开始感染到那种对学问和文学的爱好时,我也就停止了滑冰、把父母给我用来学习跳舞的钱全用来买书。我到了十八岁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一直到今天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汽车。在体育运动方面任何一个十岁的男孩都可以讥笑我。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还不大分得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马球。每张报纸的体育部分,我觉得都像是用中国字写的,一点也弄不明白。我对所有那些体育运动的成绩速度和评分的记录,就像哪位波斯的沙阿1一样不开窍,有一次,有人鼓动那位沙阿去参加一次跑马大赛,他却以东方人的智慧说道:“干吗我本来就知道总有一匹马比另一匹跑得快,哪一匹跑得快,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同样轻视锻炼自己的身体,觉得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唯有下棋尚得我们几分垂青,因为它需要动脑筋。而更为荒谬的是: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诗人或者有潜力成为诗人,但是我们却很少关心自己周围的大自然。在我头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没有好好看一看维也纳周围的美丽风光。当最美、最热的夏天来临时,城里空空荡荡,却使我们更加迷恋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可以乘此机会在咖啡馆里读到更多的报章杂志,到手得快,种类也丰富。后来,我曾用了好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来弥补我身体上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笨拙,来调整那种幼稚的贪多求快的过度紧张的生活。不过,总的说来,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我在以后所读的书和所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几年的坚实的基础之上。一个人的肌肉缺乏殷炼,以后还是可以补1赫勒heller,奥地利货币名,等于百分之一克朗。

    1沙阿,古时波斯国王的称呼。

    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

    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正是在艺术方面酝酿着的一些新事物,即一些

    比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的人所曾满足过的更为热烈、更成问题、更有诱惑力的

    事物。但是,由于被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所深深吸引,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学领域里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的波及和先兆。

    这些变化将动摇和最终毁灭我们父辈们的太平世界。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结构大变革已开始在我们这个昏昏欲睡的古老的奥地利酝酿。几十年来,心甘情愿和一声不吭地把统治地位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突然变得不再安分守己。他们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正是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如同疾风暴雨冲进平静、安逸的生活。这新的世纪要求有一种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的各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首先兴起的是社会主义运动。

    在此之前,被我们错误地称为“普遍”的选举权,实际上只是赋予交纳了一定税款的有产阶级。然而,从这个阶级中挑选出来的律师们以及农场主们却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国会里是“民众”的代表和发言人。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大部分是受过高等学府教育的人而无比自傲。

    他们讲究尊严、体面、高雅的谈吐,因此国会开会时就像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晚间讨论会。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出于自己对自由主义的信仰,真诚地相信通过宽容和理性必然会使世界进步,他们主张用小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来促进全体子民们的福利,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代表大城市里五万或十万生活富裕的人,而并不代表全州儿十万和几百万人。在此期间,机器生产也起到了作用,它把以往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业中来。在一位俊杰维克托阿德勒1博士的领导下,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旨在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无产

    ...

    阶级要求有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选举权。栗子小说    m.lizi.tw可是,这种选举权刚一实行,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刚一被迫实行,人们就立刻发现,备受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何等的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处也就不复存在。现在处处是激烈的利害冲突。斗争开始了。

    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使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决定性

    转折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人众势大,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功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绿化区游行,而且游行队伍要进入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如果在平时,那条美丽、宽阔的栗子树大道上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马车和华丽车辆在巡礼。善良的自由派市民们一听到工人们的这一宣布,吓得目瞪口呆。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带着一股血腥气和恐怖主义的味道的,就像以前听到雅各宾派和以后听到布尔什维克这个同一样。人们乍一听,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群从郊区来的赤色分子在进入市区时会不焚烧房屋,不抢劫商店和干出一切可以想象的暴行。城里一片惊慌。全城和郊区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上值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一辆私人的华丽马车或出租马车敢驶近普拉1维克托阿德勒viktoradlet,一八五二一九一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

    特地区。商人们早已拉下店铺的铁制护窗板。我记得,父母们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在维也纳将会看到一片火海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齐队伍,十分守纪律地走迸普拉特地区。每人在自己的钮扣眼里插了一朵红色的了香花党的标记。他们一边列队前进一边唱着国际歌。不过,当孩子们第一次走进那“诺贝尔林荫大道”的美丽的绿茵地时,却唱起无忧无虑的校园歌曲。没有人遭骂,没有人挨打,也没有人挥舞拳头。警察和士兵都向他们发出友好的笑声。

    由于这种无可指摘的态度,后来资产阶级也就不好再把工人们斥之为一群“革命的歹徒”。最后,互相作了让步就像在古老和明智的奥地利通常处理的那样；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这种用棍棒殴打和彻底灭绝的制度,纵然在那些党魁们身上也还保持着虽已褪色的人性的理想。

    当这种红色丁香花的党徽刚露面不久,突然之间,又有人往钮扣眼里插上了另一种花白色丁香花,它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记当时人们还选用花卉作为党的徽记,而不选用翻口靴子、短剑和骷髅,这在今天看来,岂不令人感动.基督社会党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原本只是作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有机联系的对抗运动,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的一种产物,因为机器生产一方面把大批群众集中到工厂,使工人们有了势力,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机器生产又威胁着小手工业。

    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企业的师傅们面临着破产。卡尔卢埃格尔博士一位受人欢迎、机灵能干的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不满和忧虑,提出了“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他把全体小市民和恼怒的小资

    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身边；因为他们对自己将从有产者降为无产者的恐惧远远

    超过对有钱人物的嫉妒。正是这个优心仲仲的社会阶层,后来成为希特勒周围的第一批广大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随心所欲地利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敌人,同时却又悄悄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封建华贵的仇恨。小说站  www.xsz.tw但是这两个人物又有所不同,这也正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彻底的庸俗和野蛮,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可怕的倒退。卡尔卢埃格尔留着金黄色的柔软的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在维也纳的老百姓中间被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不愧为在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上的学。他擅长言词,性格爽气而诙谐,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演说中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被人视为是激烈的演说也从未失去过应有的风度,他虽拥

    有一把刮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的切削刀但他

    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他对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某种君子的雅量,他的私生活是简朴和无可争辩的,他的排犹主义的政治立场从未妨碍他一如既往地对自己从前的犹太朋友怀有善意和多加关照。当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了维

    也纳市议会和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以后对排犹主义倾向抱有反感的弗朗

    茨约瑟夫皇帝曾两度拒绝批准这一任命,他一直秉公处事,政绩是无可指摘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主义政党取得胜利以前一度胆战心惊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得像从前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受到尊重。

    仇恨的毒素和互相灭绝的意志还没有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但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它是俾斯麦最喜爱的花和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该党是一个具有激烈变革意识的政党只不过当时人们没有明白这一点,它的目标是,用猛烈的冲击彻底摧毁奥地利君主国,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家比希特勒还要早的梦想.当时,基督社会党的势力是在维也纳和农村地区,社会党扎根于工业中心,而德意志民族党的党员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按人数而论,势力微弱,但他们用疯狂的挑衅和无度的野蛮作风补偿了这种不起眼的地位。该党的若干名议员是奥地利国会的耻辱从旧的意义上说和暴政的代表。希特勒一个同样出生在奥地利边区的人,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思想和策略的衣钵。他接过格奥尔格。舍纳雷尔1的“脱离罗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当时讲德语的数千名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忠实遵循的,从天主教皈依新教,为的是要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希特勒从他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那位了不起的鼻祖曾声称:“犹太种族是最下流肮脏的”。而最主要的是,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支肆无忌惮、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也就学会了这样一个原理: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用橡皮根冲击会场,在夜里袭击对手并把他们打倒在地,从而为国家社会主义效劳,舍纳雷尔则利用奥地利的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为德意志民族党出力。那帮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殴打恐怖手段。每当他们采取一次政治行动时,他们总是把自己像军人似的组织起来,高呼口号和吹着口哨,列队游行而过。那帮大学生把自己编成所谓“大学生团”,脸上带着击剑留下的伤痕,经常聚众酗酒闹事,大学的讲堂由他们统治着,只因为他们不像别的大学生仅仅戴着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手中拿着粗硬的棍棒,到处寻衅。他们一会儿殴打斯拉夫族大学生,一会儿猛揍犹太族大学生,一会儿又围攻信仰天主教的大学生,一会儿大打意大利大学生,并把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赶出大学。只要那帮子大学生出来“闲逛”一趟他们把每星期六的这种逞凶示威称为“闲逛”,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栗子小说    m.lizi.tw由于大学仍然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得进入讲堂。所以警察不得不束手无策地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那帮无赖学生闹腾；警察能够尽力的,仅仅限于当流血受伤的人被那帮民族主义的流氓从楼梯口扔到街上以后,接着把这些人抬走。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虽然人数极少,却善于虚张声势,每逢这个党想贯彻什么意图时,总是把那帮子大学生当作冲锋队,当巴德尼伯爵1在皇帝

    和帝国议会的赞同下决定颁布一项语言法令时他原以为这项法令将会在

    奥地利的各族人民间建立一种和平,看来还会延长皇朝几十年的寿命,那一小撮被煽动起来的大学生团的年轻团员们,占领了环城大道,于是不得不出动骑兵,用军刀和枪击来镇压。但是,在那非常讲人道和软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既憎恶任何的暴力骚动,又十分害怕任何的流血事件,1格奥尔格合纳雷尔gesrer,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奥地利大庄园主和政治家,俾斯麦的崇拜者,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的激进领袖,主张把讲德语的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主张“脱离罗马”

    皈依新教,两度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并从经济上的排犹主义走向种族上的反犹主义。他的思想对奥地利的激进的农民和资产阶级以及希特勒都有影响。

    1卡西米尔,费利克斯巴德尼伯爵kasirfelixgrafbadeni,一八四六一九○九,奥地利政治家,一八八八**五年任加利曾galizien总督,一**五一**七年任奥地利总理兼内政大臣。

    一**七年巴德尼向帝国议会提出语言法令,规定奥地利帝国的所有官员都要通晓捷克语,这一法令遭到操德语的议员们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维也纳和别的城市发生了街头抗议示威,动乱不断加剧,终于导致奥地利皇帝在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令议会暂停,免去巴德尼的职务。

    以致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的暴力行动面前退却:总理下野,完全合法的语言法令被撤销。在政治生活中采用野蛮的暴力行动,第一次显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让的时代千方百计弥合起来的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隐藏的隔阂和缝隙,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壑。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前的那最后十年里,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序幕。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的志趣之中,对祖国的这些危险变化很少注意,在我们眼里只有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那种刺耳的不断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的人为了选举而兴奋激动时,我们却向图书馆走去,当群众举行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是象古时的伯沙撒国王1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塌到我们头顶上时,我们才认识到,墙基早已挖空,认识到: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也已在欧洲开始没落。

    1伯沙撒belsazar,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国王,卒于公元前五三八年。

    情窦初开

    在那八年中学期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发生了一件纯粹属于个人的

    事:我们从十岁的孩子渐渐长大成为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具有男性特征

    的年轻小伙子,那种自然的本能开始要求得到满足。看来,青春期性的成熟好象完全是个人问题,但每一个正在成长发育的人,却不得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这个问题斗争。在那情窦初开之际,是完全忌讳在公开场合谈论性问题的；但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青春发育期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它同时导致另一种意识的觉醒。因为性的成熟第一次教会我们以更多的批判意识去观察那个我们曾在其中长大成人的社会世界,去观察它的各种习俗。总的说来,儿童和年轻人都愿意让自己先体面地适应自己生活环境中的各种规范。但是,只有当他们看到,要他们遵守的那些社会习俗也被其他所有的人诚实地遵守时,他们才会去遵守。教师或父母们身上的任何虚伪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年轻人用怀疑的,从而也是更尖锐的目光来观察他环境周围的人。

    而事实上,不用很久,我们就发现我们以前一直寄于信任的各种权威学校、家庭、社会道德,在性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极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要求我们在这件重要事情上也要鬼鬼祟祟、偷偷摸摸。

    因为三、四十年前关于这类事情的想法和我们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在社会生活中,或许没有一个领域有象两性关系那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全面的变化,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一代的自主**等。十九世纪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如果想区分它和我们今天流行的更为自由、更为无拘无柬的观念有什么不同,那么也许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

    个具体状况:那个时代由于感觉到自己内部的不太平而小心翼翼地回避性问

    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在人们尚且真诚信奉宗教的更早时代,尤其是在严格的清教徒时代,性问题倒反而容易解决。中世纪的权威们曾一味深信,官能上的要求乃是魔鬼刺激所致,肉欲乃是猥亵和罪孽。他们正是本着这种信念对待性问题。他们用粗暴的禁令、残酷的惩罚尤其是在喀尔文教的日内瓦贯彻自己僵化的道德观念。而到了我们那个世纪,就不同了。

    那是一个早已不信魔鬼,甚至也不太信神的宽容时代,因此也就不敢再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革出教门的严厉手段。不过,我们那个世纪仍然觉得性问题是一种造成不太平的乱世因素,是和当时的伦理不根容的,所以也就不可以让性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除了婚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爱情,都有悸于资产阶级的所谓“正派作风”。鉴于这种矛盾,我们那个时代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折衷办法。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虽不禁止年轻人过自己的性生活,但却要求年轻人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处理这种难堪的事。既然性问题已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那么至少应该让它在社会风气范围之内看不见。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里,以及在公众场合,都不谈论这个令人不快的情结,把能引起想到**存在的一切念头都压抑下去。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谁想有意识地去压抑自然的**冲动；**并不因此而消失,只不过危险地进入潜意识罢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对当时那种无师自通的遮遮掩掩的愚蠢伎俩哑然失笑。但是十九世纪却完全囿于这样一

    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主义的理智解决一切冲突；以为人把自然的本能

    藏得越深,自己那种令人烦躁的冲动也就越能得到缓解:以为只要对年轻人从不提起**的存在,他们也就会忘却自己身上存在的**。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抱着这种通过不闻不问的办法来克制**的妄想,共同组成一条守口如瓶的封锁线。学校、教会的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社会风气,原则上都回避谈到任何性的问题；甚至科学它自身的任务本来

    应该是对一切问题进行毫无约束的探讨也以可耻的方式参与这种“自然

    而然的不光彩行径“。科学也以研究这类污秽的课题将有失科学的尊严为借口而屈服了。如果我们今天翻阅一下当时的哲学、法学,甚至医学方面的书籍,我们将会一致发现:凡是涉及性问题的地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

    研究刑法的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讨论监狱中符合人道主义的措施以及牢房生

    活有失道义的内容时,也都害怕触及这个本来是最中心的问题**问题。同样,那些神经科的医生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清楚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病状的原因,但却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今天仍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读到,纵然像他所尊敬的老师夏尔科1这样的人,也曾私下向他承认,他虽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却从未公诸于世。至于当时的所谓“美”文学,更是不敢作如实的描写,因为它是专以表现美学方面的美为己任的。在我们之前的若干世纪里,作家们并不怯于提供一幅真实而又广阔的时代文化风貌的画面。我

    们今天仍然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2、菲尔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3

    的作品中看到那种对真实情况不加歪曲的描写。可是到了我们那个时代,只允许表现“充满感悄”和“高尚”的事,不允许表现使人难堪而又真实的事。

    因此,人们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对大城市青年一代的各种危险、困惑、阴暗面的反映。即使有一个作家大胆地祝到卖淫,他也必须把它精心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所以我们今天面临这样一种特殊

    情况:当今天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要了解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青年人是怎样奋

    斗终生而去翻阅纵然是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长篇小说,如,狄更斯、萨克雷、

    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1的作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

    外,他们身为俄国人是站在欧洲假理想主义的对立面的这时他就会发现,书中描写的尽是一些经过加工、理想化的、温和适中的事件,因为那整整一代人由于时代的压力而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而最能清楚说明这一点的,倒还不是文学本身的这种克制态度,而是那个时代对祖先们的道德观念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恋,以及那种今天已难以想象的时代气氛。要不,人们怎么还能理解,象包法利夫人这样一部完全实事求是的小说竟会被法国的一家法院视为**而公开加以禁止呢怎么还能理解。左拉的小说在1让马丹夏尔科jeanrtinchart,一八二五一**三,法国著名神经病学家。

    2af普雷沃anfoinefranisprvost一六九七一七六三,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文学史上通称“普雷沃神甫”,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曼侬莱斯戈,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因热恋而身败名裂的故事。

    3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tifdelabretonne,一七三四一一八○六,原名尼古拉爱德姆nilased,十八世纪末叶法国作家,出身农民家庭,信奉启蒙思想,鼓吹社会变革。作品甚多,近二百卷,用大众化的语言广泛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其成就长期湮没,近年来才引起法国文学界的重视,被看作是“十八世纪的巴尔扎克和左拉”。其作品中的梦魔成分和唐璜主题则从另一角度引起西方学界的研究。

    主要作品有堕落的农夫、巴黎之夜、当代女流等。

    1比昂斯藤马丁纽斯比昂逊bjs

    ...

    tjeertiniusbjson,一八三二一九一○,挪威著名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栗子网  www.lizi.tw

    我青年时的那个时代竟会被看作是色情文学；陵托玛斯哈代这样一位如此

    平静、古典主义的叙事文学家竞会在英国和美国引起愤怒的浪潮呢因为这些书籍尽管写得非常节制,还是揭露了不少现实。

    然而,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不健康的空气中,在这样一种充满香水味而又郁闷得难受的空气中长大成人的。对性一味隐藏和保持缄默,而又违反心理学的虚伪道德。简直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青年人的身上。而且由于步调一致的缄默伎俩,在文学和文化史中也就缺乏真正符合当时实情的文献资料,从而也就不容易把那些不足信的事重新加以改正。当然,某种可循的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只需看一看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了,因为一个世纪的每种社会风尚,都以它有目共睹的趣味爱好,无意之中显露了那个世纪的道德观念。在一九四○年的今天,当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一九○○年的妇女和男子穿着当时的服装参加社交场面时,欧洲或美洲的任何一座城市或一个村庄的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笑个不停这种现象的确不是偶尔发生。甚至今天最老实巴交的人也会笑话从前那种奇怪打扮,觉得他们简直是滑稽人物,是一群穿戴不自然、不方便、不实用、不符合健康要求的丑角。就连我

    们这些还曾见过我们的母亲、姑姨、女朋友穿着那种古怪的夜礼服和自己儿

    童时同样打扮得十分可笑的人,也觉得那整整一代人竞会毫无异议地顺从那种愚蠢的穿戴,简直是一场可怕的恶梦。当时男子的流行打扮是:让人无法稍微松动一下的、笔直的硬高领,燕尾很长的黑札服和会使人联想到烟囱的大礼帽,这已经够可笑的了；可是从前的一位“女士”的打扮才令人喷饭呢穿着那身打扮是既繁琐又费劲,一举一动都极不自然腰间紧系着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胸衣,活像马蜂的细腰；下身又穿着鼓起的一口大钟似的肥大裙子；颈脖上的衣领扣得又紧又高,直至下颚；双脚完全是盖严的；梳成无数小曲鬈、螺鬟和辫子的头发高高耸起,上面是珠光宝气、摇摇晃晃的头饰；即便是最热的夏天,双手也都捂在手套里。这种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女士”虽然香气扑鼻、戴着各种首饰、满身是精细的花边、褶裥、流苏,但仍然是一个值得怜悯和不能自理的不幸之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凡是打扮成这种像骑士一般全副武装的女人,再也不可能生气勃勃、轻盈而自由地行动；有了这样一副穿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以及全身装模作样产生的效果,都显得矫揉造作、极不自然,且不说社交方面的教育,光是这一身“女士”穿戴:这类夜礼眼的穿上和脱下,程序就十分繁琐,没有别人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得把背后的无数搭扣从腰身到颈脖全部扣上；

    让侍女用尽全身力气把紧胸衣系上；让每天来伺候的女理发师用不计其数的

    发针、发夹、梳子、烫发钳、卷发筒把长长的头发烫成寒曲、梳刷整齐、做

    成高耸的发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注意:三十年前,除了几十名俄罗斯女大学生外,欧洲每一个妇女的头发都长到齐腰的地方然后,再给“女士”像洋葱皮似的一层一层地穿上衬裙、紧身内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到自己身上的最后一点女人气息完全消失为止。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实际上是有它心照不宣的含义的:一个女人的线条应该通过这样的加工处理完全掩饰起来,以致一个新郎在婚礼的宴会上也无法预料自己身旁的未来生活伴侣究竟是长得挺直还是佝偻,长得丰腴还是瘦瘪,长的是长腿还是弓形腿；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根本不认为这种旨在达到欺骗和适应普

    遍理想美的目的而对头发、胸脯以及身体其他各部位进行人为的矫饰是不允

    许的。栗子网  www.lizi.tw一个女人愈想成为一个“女士”,就愈不应该让别人看出她的自然形态。其实,带着这种明显目的的社会风尚,无非是为那个时代的总的道德倾向效劳,因为那个时代主要关心的是,掩盖和隐藏**。

    但是,那种智慧的道德风向完全忘记了:一旦把魔鬼关在门外,十之**,魔鬼会被迫从烟囱或者后门进来。用我们今天比较不受拘束的目光来看,那种服饰无非是要把露在外面的皮肤和真实的身材竭力掩盖起来,我们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美德,恰恰相反,我们只看到那种时尚挑逗地突出了异性的存在,使人感到很不自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个年轻妇女,如果两人都身材修长、留着短发、面部没有胡须,从外貌上一看,就觉得他们结为朋友很般配,可是在从前那个时代,异性之间要尽可能保持距离。男人们为了好看,蓄着长长的胡须,或者至少要不时捻捻一撮很浓的小胡子,作为男性的明显点缀。而女人则用那件紧胸衣把女性最主要的特征胸脯炫耀地让人看得一目了然。此外,在举止仪态方面也特别强调所谓坚强的男性和软弱的女性,要求男子豪爽、好斗、有骑士风度,要求女人腼腆、温柔、小心谨慎,要求男子像猎手,女人像猎物,而不是两者毫无差别。

    由于仪表上的这种人为的南辕北辙,那种内在的异性吸引力,即**也必然更加强烈。所以,当时那个社会由于采取这种违反心理的对性保持缄默和掩盖的方法,恰恰使自己走向反面。它唯恐在生活、文学、艺术、穿着方面出现有伤风化的事,到处去防范能引起位兴奋的刺激,反而使自己的念头始终围绕着不道德的勾当转。它到处寻找那些可能会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一直处于窥探色情的状态；在当年那个世界看来,“正派作风”始终处在发发可危之中:每一个姿态、每一句话,都会有失体面。也许,今天的人尚能理解:一个女子在运动或者打球时只穿一条裤子,在那个时代简直是犯罪；可是又怎能理解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老古板呢一个女子在当时根本不可以把“裤子”这个词说出口。如果她不得已要提到这样一件有引起性感之虞的东西,譬如说,男人的裤子,那么她必须另找一个词来代替,清白纯洁的“下装”这样一个词,或者用那个为了忌讳而专门发明的词:“难以启齿之物”。

    在当时,几个身分地位相当而性别不同的年轻人想在无人监视下举行一次郊游,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可能会“发生那种事”。这样一种聚会,只有当监护人母亲们或者家庭女教师寸步不离地伴随着年轻人,才会许可。纵然在最炎热的夏天,年轻的姑娘们想穿着露出双脚的衣服或者甚至裸出双臂打网球,将被看作是骇人听闻的丑事；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场合交叉着双脚,将被认为是大失体统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她的裙边底下的节骨就会露出来；即使是那些自然的要素,如阳光、水、空气,也不能去触及一个女人的皮肤。妇女们在辽阔的大海上,也得穿咸着沉重的服饰,步履艰难地行走；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必须从脖子到脚跟全部捂得严严实实,为的是要忘却自己还有**,甚至在室内洗澡还要穿着白色的长衬衣。当妇女们作为年迈的老太太死去时,除了她们的接生婆、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以外,从来就没有人见过她们的肩膀线条或膝盖这绝不是传奇或夸张。小说站  www.xsz.tw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切固然像是童话或者是滑稽的夸张。然而在当时,从社会的最高阶层一直到普通的黎民百姓,都得了严重的真正神经官能症,害怕任何的**和自然。要不然,今天的人怎么还能想象下面这样的事呢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当第一批妇女勇敢地骑上自行车或者甚至象男子一样两腿跨鞍站立踩蹬犄马时,农民们会向她们大扔石块；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维

    也纳的几家报纸曾连篇累犊地讨论那件大大有伤风化的革新:皇家歌剧院的

    芭蕾舞女演员们不穿针织长袜跳舞。当伊莎多拉邓肯1第一次身穿古希腊式短袖齐膝白色长衣,赤着双脚而不象通常那样穿着绸缎小鞋舞蹈时,简直成了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成人并目睹世事的年轻人,一旦发现那件为了偷偷地掩盖一切的体面小大衣竟有许多破绽、裂缝和漏洞时,他们一定会觉得,为那种始终受到威胁的体统而惶惶不可终日是多么可笑。因为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在五十个中学生中就有一个在昏暗的小胡同里遇见自己的老师干着有伤风化的勾当,或者在家属中愉听到某个张三李四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尽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装行非常一本正经。事实上,那种遮遮掩掩的笨拙伎俩只能引起我们更强烈的好奇心并使之达到难忍的程度。而且由于人们不愿让那自然的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这种好奇心在大城市里便替自己找到了地下的和大多不甚干净的发泄渠道。

    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感觉到,由于那种对青年人的性的压抑,隐藏的性兴奋便以一种幼稚的、无济于事的方式宣泄。几乎没有一座栅栏或者一个厕所没有涂上下流的字画的；在游泳池里用来隔开女于游泳区的木板壁上,没有一堵不被人捅破几个木材节孔的。那些在今天由于道德风尚听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当,在当时却悄悄地十分兴隆,其中主要是**人像摄影。任何一家酒肆饭馆,都有小贩在桌子底下向青少年兜售**照片。还有那种“地下”出版色情文学的行当,印行最最粗制滥造的书籍:书中语言十分蹩脚,印刷纸张质量低劣,但销路却非常好,那些“淫秽下流”的杂志也无不都是如此,

    书刊中令人作呕的色情描写今天已找不到类似的例子这是因为严肃文学

    不得不始终坚持理想主义的说教和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为这种时代的理想效劳的,还有以表现高贵思想和雪白的纯洁为宗旨的皇家剧院,但除此以外也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折的出路。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积郁得愈是多。总而言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那种社会压力,无非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怒罢了,而并没有提高什么道德品质。从我们春情萌发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念想以掩盖和缄默,从我们身上夺走理该属于我们年龄的东西,为了一种早已变得虚伪的习俗。牺牲我们希望坦诚的意志。

    甚至可以说,那种一方面在私下为性的存在和性的自然宣泄创造各种条件、另一方面又在公开场合对此讳莫如深的“社会道德”,只不过是在进行两面三刀的欺骗罢了。因为它一方面对年轻的男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向他们使眼色,怂恿他们“变得滑头一些”正如当时人们在家庭隐语中怀着善意的戏谑所说的那样,而另一方面它对妇女则忧心忡忡地紧闭双眼,装成1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dun,一八七八一九二七,美国著名女舞蹈家,一九○○年后成为在欧洲的芭蕾舞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主张舞蹈摆脱学院式芭蕾的束缚,倡导“自然”的表演和形体美的和谐。

    她本人始终赤着双脚,身穿短袖自羊毛齐膝长衣跳舞,因大反当时的芭蕾传统而名噪一时。

    瞎子。甚至社会习俗,也仅仅不得不默认:一个男人有**冲动和可以有**冲动。但是,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女人也同样可能被**征服；造物为了自身永存的目的也同样需要阴性这一极,这就触犯了“女人圣洁”的观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一个女人在被男人引起性的要求之前毫无疑问,只有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中才许可自己是不能有任何**要求的。这种定约曾被当成公理贯彻。可是,即使在那些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中也总是充满各种危险的能引起**的传染物维也纳尤甚,因此,一个出身上流家庭的姑娘,从她出生一直到她和丈夫一起离开婚礼圣坛的那一天止,必须生活在一种经过彻底消毒的气氛之中。为了保护年轻的姑娘们,绝不让她们独处须臾。她们都由一位家庭女教师看管着,绝不让她们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离家门一步,无论是上学还是去上舞蹈课和音乐课,都有人接送。

    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经过检查。而最主要的是,让年轻的姑娘们整天忙个不停,使她们无暇产生可能有的危险念头。她们得练习钢琴,学习唱歌、绘画、外语、文化史和文学史。她们受到各种培养,甚至有点过分。但是,就在把她们培养成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教养的同时,人们又不安地担心她们对于最最自然的事一窍不通,她们对于男女之间的事一无所知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上流家庭出身的年轻姑娘不许对男性的身体结构有任何的了解,不许知道孩子怎样来到人间,因为要让这位天使在结婚之前不仅自己的**没有被人接触过,而且她的心灵也要保持绝对的“纯洁”。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受过良好教育”在当时完全成了对于生活无知的同义词；有时候,当年的妇女们对生活一辈子都是无知透顶。我有一个姨妈,曾发生过这样荒唐的事,时至今日还使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凌晨一点钟突然回到父母的寓所,大吵大嚷,说什么她再也不愿见到那个和她结婚的下流男人,说他简直是个疯子和坏蛋,因为他一本正经地想扒下她的衣服,她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摆脱了那种显然是病态的要求。

    当然,我也不能不指出:这种无知在另一方面又使当时的年轻姑娘们产生神秘的诱惑。羽毛未丰的小姐们预感到:在她们自己天地的左右和后边还有着另外一个她们什么也不知道和不许知道的世界。这就使得她们好奇、向往、热衷,和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心绪纷乱。一旦有人在街上向她们打招呼,她们就脸红今天还会有脸红的年轻姑娘么当姑娘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就嘀嘀咕咕、窃窃私语、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微醉了似的。她们怀着对那个和他们隔绝的未知世界的各种期待,对生活做着罗曼蒂克的梦想,但同时又羞于被人发现。她们的**渴望着那种连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温存抚爱。稍一想入非非,就会使她们的整个举止不断失态。她们走路的姿势也和今天的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姑娘们经过体育运动的锻炼,身体的动作和小伙子们一样的轻松自在,而在当时,只要看一个女子走上数百步路,就能从步履和姿态上分清她是年轻姑娘还是已婚妇女。她们比今天的姑娘们还要姑娘气十足,而不会象已婚妇女,从本质上来说,她们像是暖房里用人工加温培养起来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霜,非常娇滴:她们是用一种特定的教育和文化精心培养起来的产物。

    而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年轻姑娘培养成这种样子:既有很好的教养,可又什么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对男女之间的事愚昧无知,缺乏自信和不懂实际,由于那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任凭丈夫左右和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它的最密而不宣的理想的标志,即把她作为女性的端庄、贞洁、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

    可是当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一旦耽误了自己的光阴,到了二十五岁、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又是多么可悲呵因为社会习俗冷酷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要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副娴淑的形象以后往往会遭到可怕的丑化。

    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于是无聊的小报便向她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谁今天翻开一本从前的散页画报1或当时的一份别的什么幽默刊物,他就会可怕地发现,每一期上都有对

    老姑娘们的穷极无聊的嘲讽那些老姑娘由于神经失常而已不知掩饰自己

    的自然**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声而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的自然要求对爱情和做母亲的要求,然而人们不但不体谅这种以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而以那种使我们今天感到厌恶的不通人情去嘲笑她们。一个以极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最无情地反对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公诸于世的人。

    如果说,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凤尚想竭力维护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只要她不结婚,她就不会有**和不许有**不然,她就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门,但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一个青年男子身上有这种**冲动的存在。因为根据经验要想阻止已成年的青年男子过自己的性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不求奢望,但愿他们能在被奉为神圣的社会道德的大墙以外来满足自己不体面的享乐。象大城市一样,上面是豪华商店林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街和优美的林荫道,地底下却隐藏着排泄污泥浊水的阴沟。青年人的全部性生活也应该在“社会”道德的表面下进行。而对青年人在这方面会遇到哪些危险和陷入哪些势力范围,则漠不关心。同样,学校和家庭也由于畏首畏尾而耽误了对青年男子进行这方面的启蒙教育。只是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几年,才间或有某些懂得未雨绸缪的父亲,或者像当时所说的那样,一些“思想开明”的父亲,在发现自己的儿子刚开始长出胡子的时候,就想着要帮他在这方面走上正道。于是家庭医生被请了来；医生便偶尔把那青年人请进房间,先慢条斯理地擦一会儿眼镜,然后开始作关于性病危险性的讲演,并劝告那青年人要节制性生活和不要忽略采取安全措施,其实,青年人到了那个年龄对此早已无师自通。另有一些父亲采用一种更为奇特的手段。他们聘一个漂亮的姑娘到家里来侍候,她的任务就是用实际行动向那个年轻公子教会这方面的事。因为那些父亲们觉得:让青年人在自己家里干泄欲的事,在外表上仍然可以保持礼仪,而且还可以防止青年人落入某个“

    ...

    骗子”之手,这岂不更好。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但是社会各界却始终唾弃这样一种公开和直率的启蒙方法。

    那么对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径呢这个问题在所谓下层社会的各个圈子里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在农村,一个长工在十七岁时就和一个侍女睡觉,而且一旦这种关系有了后代,往后也就无所谓了。在我们阿尔卑斯山的大多数村庄里,未婚同居生的孩子远远超过结婚生的孩子。在无产者中间,一个工人在他能结婚以前早已和一个女工同居多1散页画报“fliegeter”,一八四四至一九四四年在墓尼黑由布劳恩和施奈德出版社verlagbraun＆seider编辑出版的带有插图的幽默杂志。

    次。在加利曾信奉正教的犹太人中间,一个几乎刚刚成年的十七岁小伙子就娶妻成亲,四十岁就能当爷爷。只是在我们资产阶级的社会圈子里才鄙夷这种解欲的方法早婚,因为没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个二十二岁或二十岁的小伙子,认为如此“年轻”的丈夫尚欠成熟。这里也再次暴露了一种内在的虚伪,因为资产阶级的年历和自然的年历根本不一致。从身体的自然发育来看,十六、七岁已经成年；但对社会来说,年轻男子只有当他获得“社会地位”以后才算成年,而这在二十五六岁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身体的实际成年和在社会上的成年之间产生了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人为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于不得不自己为泄欲寻找“机会”或为寻求“风流”而操心。

    但在这方面,当时的时代并没有给他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只有极少数特别富有的年轻人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赡养”一个“姘头”也就是说,为她准备一套住宅和负担她的生活费。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关系这是当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描写的风流韵事的唯一文学典型,同样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才能够碰上。其他大多数人是在和小铺子的女售货员和饭店女招待的厮混中使自己的内心略微得到满足。由于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兴起,妇女尚未**地参与社会生活,所以只有极贫穷的无产者出身的姑娘们一方面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另一方面对那种萍水相逢、不打算结婚的两性关系拥有充分的自由。她们衣着寒酸、不修边幅在那些时代,一间浴室尚属富家的特权,经过十二小时的劳动之后己疲惫不堪。日工资低得可怜。这些穷苦的姑娘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长大,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她们大多数人自知形秽而不愿和情人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当时的社会习俗已事先为她们的窘迫采取了特别措施:设立所谓单间餐室。在那里和一个姑

    娘共用晚餐是不会被人看见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则可以在昏暗的偏僻小街旁

    的小旅馆里干,那些小旅馆是专为让人干这种事而开设的；但是所有这些幽会都必须仓促进行,而且也缺乏原有美的感觉,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为了解决**。因为干这种事的时候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像是十一件违禁的事。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和某个两栖人一半属于资产阶级一半又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搞两性关系,诸如女演员、女舞蹈演员、女艺术工作者之流,她们是当时唯一“解放”的妇女。但总的说来,构成当时婚外性生活的基础是娼妓。似乎可以这样说:卖淫是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建筑的黑暗的地下室的拱顶,在它上面竖立着耀眼的无瑕门面。

    关于卖淫在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广泛蔓延的情况,当今的一代行年几乎已很难想象。今天,我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难得遇到妓女,就象难得在行车道上看到马车一样。小说站  www.xsz.tw可是在从前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卖笑的妇女,要躲避她们比找到她们还要难。此外,还有许多“非公开的场所”,如通宵酒店、歌舞场、备有女舞伴和歌女的舞厅、有性感姑娘应召的酒吧。当时,卖身的女人就象商品一样,按不同的价钱论小时公开出卖；一个男人不用花多少时间和费多少劲,就能把一个女人像一包香烟或一张报纸似的买来,消受一刻钟、一小时或一夜。但对今大的青年人来说,这种当时不可缺少的场所几乎已经自然而然地变得不必要了；而且,把卖淫从我们这个世界清除出去的,并不

    是警察和法律；这种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剧性产物之所以自行消亡尽管尚

    有若干残余是由于对它的需求日益减少的缘故。我觉得,要强调说明当今的生活方式和爱情方式更为诚实和自然,莫过于这样的事实了。

    对于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国家及其道德观念的官方立场从来都觉得十分尴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又不能没有这种卖淫,因为它能疏导令人烦躁的婚外**。于是,那些权威们便自相矛盾地试图求助于把卖淫分为两种的办法:一种是被国家视为不道德和危险而要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和向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将得到警方的特别许可和一本准予营业的证书。当她把肩己置干警方的监督之下和履行每周让医生检查两次的义务,她就有营业的权利了:把自己的内体以她认为合适的任何价格出租。这种合法的妓女就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认为是职业,但又并不完全承认这里恰恰露出了社会道德的马脚。譬如说,一个妓女把她的商品,即自己的**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又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妓女却无法对他进行控告。她的要求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当局的保护因为按照法律的解释,这种案情是可耻的。

    从这样一些细节已可觉察到那种观念的自相矛盾性:一方面把那些卖身

    的妇女纳入国家允许的职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把她们个人看作是置于普

    遍权利之外的弃民,而实际上的不公正是在具体掌握。也就是说,所有那些限制只是针对比较贫穷的阶级。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可以在维也纳以两百克朗一小时的要价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当然,她不需要任何执照；而一个流落街头的少女只能要价两克朗一小时。至于那些大交际花,报纸会在一篇关于跑马或跑马大赛的报道里把她们的名字排在显贵人物的行列,因为她们早已跻身于“社交界”。同样,一些为官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富豪们介绍这些奢侈商品的女经纪人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护,而法律通常对拉皮条是判以重刑的。严格的条例、无情的监督、社会的摈斥,只不过针对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军罢了,而她们却用自己的**和被玷辱的心灵维护着那种反对自由和自然的爱情形式、早已腐朽了的旧的道德观念。

    这支卖淫大军分成不同的种类恰似一支真正的军队分成骑兵、炮

    兵、步兵、要塞炮兵各兵种一样。最早的妓女就像要塞炮兵。她们占据城市里的几条固定的街道,作为自己的大本营。那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纪时代的刑场,或者麻疯病院区、或者墓地,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早就避免在那里居住,只有一些无业游民、刽子手和其他一些受社会歧视的人在那里栖身。

    当局在那里开辟若干条小巷作为色情市场,就象日本的吉原街1和开罗的鲜鱼市场,幢幢青楼,一户挨着一户。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到了二十世纪,那里还有两百或五百名妇女,一个挨着一个,在平房的窗户前招待:这些廉价的商品分昼夜两班营生。

    流动性的卖淫无数在街上替自己寻找顾客的卖身姑娘就象骑兵

    或步兵,在维也纳通常把她们称为“徘徊女郎”,因为警方给她们划了一条无形的界线,只允许她们在某一段人行道上做自己的生意。她们穿着一套好不容易买来的冒牌时髦服装,白天黑夜地在大街上徜徉,从深夜走到黎明,不时用化妆得很糟糕的、已经倦容满面的脸,向每一个过路行人装出一副卖弄风情的微笑。她们给人以欢乐,自己却没有欢乐,而且没完没了地从这个角落转移到那个角落,最终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同一条路走进医院的路。我觉得,自从大街上再也没有这样一群忍饥挨饿、愁眉若脸的女人以来,1吉原街,是日本东京妓院集中的一条街道。

    今天所有的城市显得漂亮和人道多了。

    但是即使有了这样一群娼妓,仍不够满足经常不断的需要,有些人要过

    一种比在街上寻求这种飘忽不定的蝙蝠和可怜的极乐鸟更为方便和更加隐秘

    的生活。他们要享受一种更加欢愉的爱情:要有灯光和温暖；要伴有音乐和跳舞；要有一副阔绰的派头。因此,为这类嫖客另有一些“不公开的去处”

    妓院,一些姑娘们聚集在院内的一间摆着假冒华贵陈设的所谓“沙龙”

    里。她们有的穿着贵妇人式的长礼服,有的显然穿的是晨服。男男女女先在那里一起饮酒、跳舞、聊天,一边还有一个弹钢琴的不时奏着音乐供他们消遣,然后成双成对地偷偷溜进一间卧室。有些高级妓院尤其是巴黎和米

    兰的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妓院往往会使一个未经世面的人产生一种错

    觉:他仿佛被请进了一座聚集着一群略微有点放纵的社交贵妇人的私邸。这类妓院里的姑娘和在街上拉客的姑娘们相比,在相貌上要更好一些。她们不必冒着风雨在污泥浊水的小巷中游荡；她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穿戴着漂亮的服饰,有丰富的食物,尤其是有足够的酒可喝。但实际上她们却因此而成了老鸨们的俘虏；老鸨们供给她们衣着,是为了抬高她们的身价,供应她们膳宿,是为了有利可图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即使是最勤勉、最有毅力的姑娘也都始终背着还不清的债,她们将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离开这个家。

    如果把某几家这类妓院的秘史写出来,一定会引人入胜,而且会成为当时文化的一种重要文献,因为这类妓院隐藏着最最奇特的秘密之处；而平时非常严厉的官府对这些秘密无疑是十分熟悉的。那里有秘密的后门、专用的楼梯,社会最上层的人物正如人们私下传说的,还有宫廷里的人物能够从此进入妓院,而不会被其他该死的人看见；那里有四面镶着镜子的房

    间；还有可以从里面偷看隔壁房间里的一对男女正在毫无察觉地寻欢作乐的

    房间；那里有专为迷恋异性衣着的性变态者准备的最最奇特的化装服饰,大大小小的箱子里锁着从尼姑的长袍到芭蕾舞女演员的穿戴。而恰恰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当年轻的姑娘们骑上自行车,就要愤

    懑地斥之为有损于科学的尊严；当弗洛伊德角他冷静、清楚、透彻的方式说

    出真相时,却不以为然。恰恰是这个慷慨激昂要维护妇女贞洁的世界,竟容忍这种可怕的卖身,甚至统筹这种卖身行业,并从中渔利。

    但愿今天人们不会受那个时代的多愁善感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所迷

    惑；对青年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年轻的姑娘们在家庭的管束下,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受到妨碍,年轻的小伙子们又迫于那种基本上谁也不相信、谁也不遵循的社会道德,不得不背地里去干偷偷摸摸的事；青年男女之间很少有无拘无束、真诚的关系按照自然法则,它恰恰意味着青春的幸福和欢乐。在那一代青年人中间,谁也记不得在他和女人的最初接触中有多少值得他怀着真正出自肺腑的喜悦留恋的插曲。因为除了那种迫使他们不得不始终小心谨慎和藏藏掖掖的社会压力之外,当时还有另一种给心灵蒙上阴影的因素,即使是在最充满深情的时刻也摆脱不掉这种阴影,即害怕传染上性病。在这一点上,当时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相比,也要吃亏得多。因为不要忘记性传染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今天严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险和可怕一百倍。这是由于当时的医院对性传染病实际上是束手无策,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种又快又干脆的科学治疗方法。今天,性传染病已不当一回事。中小型大学的校医院用保尔埃里希1的疗法常常只需几个星期就把性传染病治愈了,以致一个教授无法给他的大学生们看一种刚传染上梅毒的初期病症。但在当时,根据军方和大城市的统计,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成为性传染病的牺牲品而丧命,因此不断有人提醒青年人要注意这种危险,当你在维也纳沿街行走时,每隔六七家门面,就会看到这样的招牌:“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师”。再说,不光是害怕传染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当时那种望而生畏和有失人格尊严的治疗方法；今

    天世界上的人已不再知道那种治疗方法了:一个传染上梅毒的患者得把整个

    身体让人用水银涂上好几个星期；其副作用则是牙齿脱落、身体其他各部位

    受到损害。一个偶然沾上了这种恶疾的不幸牺牲者感到不仅自己的心灵而且身体也大大受到法污。再则,纵然经过这样可怕的治疗之后,患者也不能一辈子肯定,可怕的病毒是否就不会从包囊中随时复发,以致由于脊椎麻痹而全身瘫痪,前额后面的大脑软化。所以,当时有许多年轻人一旦发现自己被诊断患有梅毒,就立刻拿起手枪自杀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自己和自己的近亲被人怀疑患有不治之症而讨嫌,在感情上是无法忍受的。不仅如此,一种始终只能在暗地里过的性生活还会带来其他种种忧虑。当我今天细细回忆过去时,我几乎不知道在我青年时代的同伴中有哪一个不是带着苍白的面容和惘然若失的目光突然而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得了梅毒,或者

    说他怕自己已经得了梅毒；第二个是因为要让女方堕胎而受到敲榨勒索；第

    三个是想背着家里去治病,但又没有钱,第四个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为了

    一个女招待推给他的孩子支付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他的钱包在一家妓院里

    被窃但又不敢去告发。总而言之,在那个假道德的时代,青年们的生活比那些御用文人所写的小说和戏剧要戏剧性得多,另一方面也要不干不净得多,紧张得多,同时也令人沮丧得多。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就青年人的**而言,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和幸福；而那种**却是他们的年龄所决定的。

    这一切之所以必须在一幅忠实反映时代风貌的画面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当我今天和第一次大战后的年轻人聊天时,我几乎经常不得不强迫他们相信,我们当时的青年人和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相比,根本不能说是幸运的。当然,从公民的意义上讲,我们比今大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的一代青年得被迫去服兵役、服劳役,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许多国家的群众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而主要是听凭那种愚蠢的世界政治的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却能不受干扰地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和各种精神爱好,使私生活更加个性化。我们生活得更富有世界主义,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能到处旅行,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丝毫不否认,我们事实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热爱个人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个人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所说的:“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国家却要去束缚他。当国家给人以自由时,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我们确曾有过较好的生活1保尔埃里希paulehrlic,一八五四一九一五,德国著名医生和化学家,由于发明治疗梅毒的药品“六○六”而闻名于世。

    1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hebbel,一八一三一八六三,著名德语作家。

    和见过较多的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生活得更丰富,而且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今天的年轻人,从自己的中学、大学走出来时,总是昂着头,带着愉快的面容,兴高采烈,小伙子和姑娘们能相处在一起,在学习中结成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友谊,而没有虚假的羞涩腼腆。他们一起运动、一起游戏、一起滑雪,象古希腊罗马时代似的在游泳池里自由自在地比赛,男女两人乘着小轿车穿过田野,他们像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各种各样健康而又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和外界的压力,每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时,我总觉得,我们和他们之间不是相隔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和接受爱情,总得找个隐蔽的角落。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会风尚的变革有多么巨大他们在爱情和生活方面重又得到了那么多的自由并且在这种新自由中身心都变得非常健康我觉得,自从允许妇女们举止风度可以自由随便以来,她们漂亮多了,走起路来挺胸直腰,眼睛显得更加有神,谈话也不再那样装腔作势。这新的一代青年摆脱了父母、姑姨和教师们的监督,早已不知道那些曾妨碍我们发展的各种阻力、畏惧和紧张情绪。

    他们平时除了对自己和对良心负责以外,无需向任何人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他们所具有的另一种自信心。他们再也不知道我们当年为了干一件男女之间违禁的事而必须采取拐弯抹角和偷愉摸摸的伎俩,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干那种违禁之事乃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以那种和他们年龄相当的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态度,幸福地享受着青春年华。不过我觉得,这种幸福之中的最大幸福,是他们不必在别人面前撒谎,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自然感情和**诚实地披露,不必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一辈子无忧无虑地生活,心中没有我们当年青年人畏俱的各种精神压力。由于认识到男女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当年在爱情中觉得特别珍惜和诱人的那挡子事,他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阻力,没有那种合情脉脉之中的多愁善感,他们甚至根本不会料到,正是那种对忌讳之事所抱的恐惧才神秘地增加了享乐的趣味。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和下面这样一种拯救人的转变相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没有那种战战兢兢和沮丧消沉的情绪,而是充分享有我们当年不曾有的东西: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

    人生大学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令人厌烦的中学生活在上个世纪的最后

    一年结束。我们勉勉强强通过了毕业

    ...

    考试因为我们对于数学、物理以及那些经院式的烦琐课程又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可校长却为此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向我们这群身穿庄重黑礼服的毕业生表示他的祝贺,说我们现在已长大成人,今后应兢兢业业为祖国增光。小说站  www.xsz.tw随着毕业,同学之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友谊也就烟消云散了。从那以后我只再度相逢过少数几个在中学时代风雨同舟的伙伴。我们大多数人进了大学。那些不得不寻找职业和工作的人只好用羡慕的目光看我们。

    因为在那已经消逝的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有着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荣耀,当上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某些特权,从而使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要比他们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对于这种古老的离奇现象,在德语国家之外大概是很少有人了解的,因此需要对这种离奇现象的荒诞性似不合时宜性作一番解释。我们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那个时候从事学术生涯,是被视为一种不同寻常的事。为了吸引年轻人上大学,就得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是不受一般法庭制裁的,警察也不能到大学里来搜捕人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制的服装。他们有权与人决斗而不受惩罚。人们承认他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习俗或者说恶习的帮派。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的逐渐民主化,当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其他种种帮派和行会日趋式微而解体时,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们也早已在全欧失去了这种特权地位。然而唯有德国和这个操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依然一直凌驾于民主之上。大学生们顽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还想把特权扩大,使之形成一种大学生们的特殊惯例。一个操德语的大学生觉得自己除了享有公民的和一般的荣誉之外,首先应该享有一种大学生的特殊“荣誉”。因此,要是谁侮辱了他,谁就必须答应“决斗”。也就是说,非用武器决一雌雄不可,如果那人证明自己也“有权进行决斗”的话。所谓“有权进行决斗”,根据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本身,显然不是指某个商人或者某个银行家,而是指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和有学位的人或者军官才能享有这种和一个嘴上无毛的愚蠢年轻人进行击剑的特殊“荣誉”,这种“荣誉”在几百万人中间也难得有第二个人能享受。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不得不“证明”自己具有这种男子汉气概,也无非是为了标榜启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也就是说,他要尽可能多地参加决斗,甚至要在脸上留下这种英雄行为的真正标记“剑刺的伤疤”,让人看得一目了然,光滑的面颊、一个没有伤痕的鼻子,和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大学生的身分是不相称的。所以,属于某个大学生联谊会的大学生,即那些衣帽上佩带有色标记的大学生,必须经常去寻找新的“对手”,为此他们有时互相挑战,有时向其他一些安分守己的大学生或者军官们不断寻衅。每一个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在这种“联谊会”

    的击剑场上如法炮制地学会这种光荣的主要活动形式。此外,他还要信守团体的各种惯例。每一个新来者被称之为“一年级新生”,由联谊会的某一个师兄帮带,他得像奴隶似的听从这位师兄。而这位师兄则要教会他去适应那种高贵的“品尝”艺术:点滴不剩地一口气喝尽一大杯啤酒,一直喝到呕吐为止,从而十分光彩地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有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吼大叫地高唱大学生歌曲,或者在夜间成群结队喧嚣着穿过街道,嘲弄警察。而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大学生风度”,“德意志气派”。每当星期六联谊会的大学生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和袖章,挥舞着旗帜出去“闲逛”时,这些头脑简单、对自己的行为盲目引为骄傲的年轻人似乎觉得他们就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栗子网  www.lizi.tw他们蔑视那些对这种大学生的文明和德意志的男子气概一窍不通的“庶民”。

    对一个刚从外省来的中学生个初到维也纳、未经世面的小青年来

    说,这种充满活力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时代”显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

    甚至那些已住在自己村子里、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们,也还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怀着兴奋的神情仰望着交叉地挂在屋子里的剑和彩色袖章。他们骄傲地把自己脸上的剑击伤痕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头脑简单而又残忍的举动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带有这类标志的货色时,我们就会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我们这些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种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况且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矫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为背后包藏着精心算计过的各种实际目的。因为一个大学生一旦成为一个“好斗”

    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就能保证他得到这个组织的“元老们”的提携,使他日后得到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对在波恩的“普鲁士人”来说,这是进入德国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径；对奥地利的大学生来说,参加信奉天主教的大学生联谊会,则是在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求肥缺的途径。所以,那些绝大多数的“英雄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他们的有色袖章将来会替他们补偿在大学的紧张学习中所耽误的一切。额角上的几道剑击伤痕在接受任命时将会比额角后面装的知识更起作用。不过,单是那副军国主义党徒的粗暴神气,那种带着伤疤而无事寻衅的面孔,就已经使我在跨进大学的教室时兴味索然。那些真正有求知欲的大学生们也都是尽量规避这一帮可悲的英雄们。他们去学校图书馆时宁愿走那不引人注目的后门,而不愿穿过大讲堂,为的是不愿碰见这一帮家伙。

    我应该上大学,这是经全家商量早已决定了的事。但究竟学哪种专业父母让我自己选择。哥哥已进入父亲的企业。因此,对于第二个儿子的事似乎也不那么迫切了。只是为了家庭的荣耀,最后非要弄到博士学位不可。至于专业么,哪一种都行。奇怪的是,我对自己学哪一种专业也无所谓。对我这个早已把心献给了文学的人来说,哪一种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甚至在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这种不信任的情绪至今仍未消除。我认为好的书籍胜过最好的大学,这个埃默森1的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至今仍然坚信:尽管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读过中学,但他仍然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其他什么家。

    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过无数这样的事实:一个旧书店的店员对于书的了解

    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一些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总是比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

    术；各种领域里的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来的所以我

    觉得那些大学课程对于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可行的和有所裨

    益的。而对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则是多余的,甚至还可能对他们起到阻碍作用。尤其是一所象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有六七千大学生的大学,人满为患,教师与学生之间那种有益的个人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妨碍,而且曲于过于因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在这样一所大学里,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学科会对我具有魅力。栗子网  www.lizi.tw因此,让我自己选择的范围也就并不存在。应该倒过来说,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个专业最不使我头痛,能在我自己的特殊爱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于是我最后决定选择哲学专业,或者按照我们旧的概念范畴,不妨说我选择了“严密的”哲学。然而这实在不是出自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纯抽象思维能力实在很差。我的思想无一不是从具体的对象、事件和人物形象发展而来。一切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我是学不会的。但是哲学中那种纯物质的领域则毕竟极为有限,因此去听这种“严密”的哲学课程或参加讨论倒是最容易混过去。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都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对大学的学习不闻不问然后在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去抠讲义,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也就给了我想要从它

    那里得到的唯一东西:在我一生中有几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去研究文学艺术

    人生大学。

    当我现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像我刚上大学时的那种上学而又不上课的幸福时刻是为数不多的。我当时还年轻,因而还没有那种责任感和事业心。

    总的说来,我是比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属于我的。我可以读书、写作、一切随自己安排,无需向任何人尽责。晴朗的地平线上尚未出现大学考试的阴云,因为三年时间在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看来,是多么漫长多么充裕在这三年中可以得到多少意外的快乐和收获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诗作进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筛选用我的话来说,编成一本集子。我今日仍不愧于承认:对我这样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十九岁的中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气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比设拉子1的玫瑰油还要香。不管哪一家报纸,只要发表了我的一首诗,都会自然而然地使我那脆弱的神智得到新的振奋。难道我现在不正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出版一本诗集吗那些比我自己还要充满信心的同学们的鼓励终于促使我下了决心。我冒昧地直接将诗稿寄给舒斯特尔勒夫勒出版社,它是当时出版德语诗歌的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是李林克隆、戴默尔、比尔鲍姆蒙贝尔特等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者,同时也出版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崭新的德语抒情诗。不久,那些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就接踵而来这种幸福时刻在一个作家获得辉煌成就之后的一生中是不会再体味到的。一封盖着出版社印章的信送来了这是奇迹和吉兆我激动地把它拿在手中,没有勇气把它启封。而当我读到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的书并提出要保留出版我今后著作的优先权的那一瞬间时,我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一包第一校的印样寄来了,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拆开邮包,看着那排印的铅字、版式和书的毛本。几周之后,第一批样书寄来了。我不知疲倦地察看着、抚摸着、比较着,一遍又一遍随后就像孩子似的到几家书店去转悠,看看里面有没有自己的书,是摆在书店中央呢,还是摆在角落里。以后的事么,就是期待从各方寄来的信,期待最初的评论,期待从某个不相识的人、某个料想不到的人那里获得最初的反应个年轻人当他第一部著作面世时,都会有这种我曾暗暗羡慕过的紧张、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不过,我的这种陶醉只不过是对最初时刻的迷恋,而绝非自满。我以后不仅没有再重印我的银弦集这1设拉子,伊门西南部城市,法尔斯省首府,以盛产玫瑰花著称。

    是我那已一去不复返的处女之作的书名,而且也不让其中任何一首诗选入我的诗集,这一简单事实足以证明我对自己的最初诗作很快就有了不同看法。那些诗句不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诚然,为了引起同行们的注意,这些诗篇表现了某种音乐美和形式美,因而我不能抱怨说我没有受到足够的鼓舞。当年著名的抒情诗人李林克隆和戴默尔象,同行似的衷心赞誉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我十分崇拜的里尔克把他的新诗集的单行本寄给我,作为对我那本“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以后我还把里尔克的书当作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带到英国它今天又在哪里呢.尽管我最后心里有点阴沉,觉得里尔克赠给我的这第一件礼物也是我收到的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且那熟悉的字句已是来自冥府的问候。不过,最使我惊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除了里夏德施特劳斯之外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能从我的诗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歌曲。后来我就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自己的这首或那首诗

    些被我自己早已忘却和舍弃了的诗句却由于一位大师的这种兄弟艺术

    而流传下来。

    这些出乎意外的赞许尽管也带着坦率友好的批评,但它们毕竟及时产生了作用,使我有勇气采取由于自己信心不足而从来未采取过的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及时采取的步骤。早在中学时代我除了发表一些诗歌以外还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评论。但我却从来不敢向一家影响极广的大报投稿。其实,在维也纳也只有一家大报,那就是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格调高,无论它的文化情趣还是政治声望,都对整个奥匈帝国有所影响,就像英语世界中的泰晤士报和法语世界中的时代报一样。而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德文报纸,没有一家曾为达到如此卓越的文化水准而进行过不懈的努力。新自由报的发行人莫里茨贝内狄克特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和孜孜不倦的人,他为使自己的报纸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超过所有的德文报纸而竭尽全力。当他崇拜某一位著名作家时,就会不惜代价,接连给他发去十封甚至二十封电报,并且预支每一笔稿酬,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版都增加文学副刊,刊登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的全部著作的目录。阿纳多尔法

    朗士、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肖伯纳就会值此机

    会在这家报纸上聚会。这家报纸为指导全市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不言而喻,这家报纸的世界观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的,它的态度是有节制和谨慎的,在代表古老的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称表率。

    在这座“进步”的殿堂里更有一席特别神圣之地即所谓“副刊”。

    像巴黎有名的日报时代报和论坛报一样,副刊和那些瞬息即变的政治消息和日常新闻有“明显的”不同,它只登载有关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最精辟和最优秀的文章。而且只有那些早有定评的权威人士才能在副刊上有发言权。只有当一个作者具有透彻的判断力、多年的经验、娴熟的文笔,并经过几年试用之后才能到这种神圣之地来担任副刊的主编。就象圣伯夫1以他的月曜日文学评论成为巴黎的绝对权威一样,杂技大师路德维1夏尔奥古斯坦圣伯夫charlesaugnstinsaintebeuve,法国文学评论家,以文学评论集月曜日漫谈和新月曜日著称。

    希斯派达尔和爱德华汉斯利克是新自由报副刊上戏剧和音乐方面的

    权威。他们俩人的赞成或反对决定着一部作品、一出戏剧、一本书在维也纳能否获得成功,从而也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当时知识界的每日话题。他们讨论、评议、赞赏或者持敌对态度。倘若在那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间突然冒出一个新名字,那就简直象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年轻一代的作者当中,唯有霍夫曼斯培尔曾以他的几篇优美文章偶尔在那里占上一角,而其他的年轻作者就必须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拿到文学刊物上去发表。谁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写文章,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树立了大理石丰碑。

    在我父辈们的眼里,新自由报简直就悬一位圣贤,而我竞把一首小诗投给该报,我今天已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勇气。不过,我最终遇到的却不是简单的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一周只有一天对外接待时间,而且是在下午二点至三点的一小时之内。他要依次接待那些固定的著名撰稿人,只有极少的时间用来处理一个局外人的投稿。我顺着旋转式的小小铁扶梯走到他的办公室时,心怦怦地跳着。我请人进去通报,几分钟之后侍役回来,说副刊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间又挤又窄的房间。

    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名叫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应当享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这样一个人在犹太族人民的命运和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发生过何等重大的转折作用。

    在那个时候,他的态度还是矛盾和暧昧的。他曾以写诗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然而很快就显露出一个报人的杰出天才,他先出任驻巴黎的记者,以后才成为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维也纳读者最喜爱的人物。他的文章富于敏锐和常常是明智的观察力,笔调优美,高雅而妩媚,无论是轻松的还是批判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气度。就我记忆所及,在记者们所写的文章中,他的文章是最有文化修养的,能使我们这座城市里的善于挑剔的人们为之倾倒。他也曾有一出戏剧在城堡剧院演出过,并获得成功,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名人,被青年们所崇拜,为父辈们所尊敬,一直到那发生意外的一天。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所需要的人去找来以完成自己神秘的日的,尽管这个人想在命运面前躲藏起来。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曾在巴黎目睹过一桩令他内心震撼的事,这也是使

    他一生发生变化的许多时刻之一:他作为一名记者列席了公开贬黜阿尔弗雷

    德德雷福斯1的经过,他看到人们如何将德雷福斯的肩章撕下,尽管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大声叫喊着:“我没有罪”在那一瞬间,赫尔茨尔内心深深知道德雷福斯确实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蒙受那可怕的叛变嫌疑,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正直、见义勇为的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早在上大学时就为犹太人的命运而忧虑。甚至那种先知的本能使他早就预感到犹太民族的整个悲惨命运,虽然在当时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由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自己的思想和世界知识极其丰富,一点都不比他那一副堂堂的仪表差,所以他在上大学时就提出过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幻想计划,甚至要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总是沉醉于戏剧性1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一八五九一九三五,法**官,出身干犹太中产阶级,1894年任法军总参谋部大尉,由于所谓把军事秘密出卖给德国而被控,史称“德雷福斯事件”,这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为摆脱内政危机而蓄意制造的一起排犹阴谋。

    的想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将领着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斯特凡大教堂,用象征性的举动作出榜样,一劳永逸地从歧视和仇恨的

    ...

    厄运中拯救出这个被驱赶和没有祖国的民族。栗子网  www.lizi.tw然而,他不久就认识到这项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经过几年工作之后,他终于不再去注意这个他自认为是他毕生责无旁贷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在,当德雷福斯受到贬黜的时刻,他想到自己的民族将要永远受到歧视,心就像刀割一般。他想,如果种族隔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彻底隔离如果我们命该遭到凌辱,那就骄傲地迎上去如果我们因没有祖国蒙受苦难,那我们就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于是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的忍让,对犹人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

    当这本剑拔弯张的薄薄的小册子问世时,我还正在上中学,不过我仍能清楚记得它在维也纳犹太人的资产阶级圈子里所引起的普遍震惊和恼怒。他们不快他说:这一个如此能干、又有风趣、具有文化修养的作家想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蠢话干这样的蠢事我们干吗到巴勒斯坦去我们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领导之下我们不是生活得蛮好吗我们不是生活得挺体面,地位挺可靠吗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吗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可爱的维也纳的世代居住和忠实的市民吗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再过几十年所有偏见都要消除的进步时代吗为什么这个自称是犹太人而且想帮助犹太教的人要把证据白白送给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呢现在,每天每日都在把我们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融为一体,而他,为什么要想把我们和这个世界隔开呢于是犹太教的传教士激动得离开了布道坛:新自由报的领导人绝对禁止在他的“进步的”报纸上说起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维也纳文学界的忒耳西忒斯1、竭尽恶毒讽刺之能事的卡尔克劳斯还写了一本名为锡安山上的国王2的小册子。所以当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有一次走进剧院时,全剧院的观众都发出喃喃低语的讽刺声:“陛下驾到”

    起初,赫尔茨尔觉得可能是自己被人误解了。他多年来一直受到维也纳人的爱戴,因而认为维也纳是他最安全的地方,维也纳人怎么会抛弃他,甚至嘲笑他呢。可是回报他的竟是如此愤怒和激昂的声音,这种突然的变化简直把他吓坏了。他无非是写了几十页的文字,却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远远超出他意料之外的反响。而且这种反响不是来自那些在西方过着舒适安逸生活的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的广大群众,来自加里西亚、波兰和俄国的犹太无产阶级。赫尔茨尔没有料到,他用自己那本小册子重新激起了流落异国的所有犹太人的那种快要熄灭的热烈向往,实现在旧约中已谈了千年之久的弥赛亚3的复国的梦想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使那些被践踏、被奴役的千百万人觉得人生尚有意义的唯一寄托。在人类两千年的历史中,一个先知或者一个骗子的话都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所有人心激奋起来,但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次的声势浩大、会有如此咆哮般的反响。孤零零的一个1忒耳西忒斯thersites,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希腊军中最丑陋者,多言而好斗,后为阿喀琉斯所杀。

    常暗喻尖酸刻薄者。

    2锡安山zion,因位于耶路撒冷,转喻为耶路撒冷城。

    3弥赛亚,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人用他写的几十页的文字把一盘散沙似的、争吵不休的群众团结起来了。

    当这种构想尚处在梦幻似的没有确定形式的最初时刻,肯定也是赫尔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一旦当他开始在现实生活中确定目标、积聚各种力量时,他就会立刻发现他的这种犹太民族在各族人民和各种命运中间显得多么不协调。小说站  www.xsz.tw这里的犹太人信教,那里的犹太人不信教；这里的犹太人奉行社会主义,那里的犹太人奉行资本主义。他们用各种语言互相争吵着,都不愿意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当一九○一年我第一次见到赫尔茨尔时,他正处在这种斗争中间,也许还包括着他同自己的斗争。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而放弃这个维持自己生活和赡养家庭的职位。他还必须把精力分散在小小的记者生涯上,这项任务是他真正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副刊编辑特奥多尔赫尔茨尔。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向我问候,我不禁发现,“锡安山上的国王”这个含有讽刺意味的译名还真说得有点道理。他那宽大的高高前额、面部线条清楚,黑得几乎发青的教士式的胡须、深褐色的忧郁眼睛,真有一副国王的神气。他那有点戏剧性的夸张举止一点儿都不显得做作,因为他那副至高无上的威严神气使得他的这种举止显得十分自然,不需要利用这种特殊场合在我面前故意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子。在这间狭窄得可怜、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小房间里摆着一张堆满了纸张的旧写字台,他就在这张写字台后面办公,好似一个贝督因人1的部落酋长。他身穿一件飘动着的贝督因人的白色无袖外套,穿得是那样自然,就好象穿着自己那件按照巴黎式样精心裁剪的燕尾服。在他有意识地作了稍稍间歇之后正如我以后经常看到的那样,他喜欢这种短暂的间歇所产生的小小效果,这大概是他在城堡剧院里学来的用那倨傲然而却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来。他一面指着身边那把软椅示意我坐下,一面问道:“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看到过您的名字。您写过诗,对吗”我不得不点头承认。于是他向后背一靠,说道:“那么您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大作”

    我说我很愿意让他看看我写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递给他。他看了一下封页,从第一页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为的是要估计一下有多少篇幅。

    然后又把身子靠在软椅背上,似乎比刚才陷得更深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在开始阅读我的手稿因为我事先并未预料他会这样.他看得很慢,总是一页一页地往下翻,而不抬头向上看一眼。当他阅完最后一页之后,缓慢地把手稿叠好,细心地将它放进一个文件袋,并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记号,却始终没有看我一眼。当他用这些神秘莫测的动作把我置于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后,他才用那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我很高兴能告诉您,新自由报的副刊将发表您的这篇漂亮散文。”

    那种气氛简直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的中士胸

    前一样。

    看起来,这好象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才会懂得,他的这种提携意味着一个人将从此平步青云。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将会在一夜之间跻身于名流之列。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从这初次见面的时候趁就一直对我多加关照,同时他自己也利用这个与我相识的偶然1贝督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民族。

    机会立刻写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维也纳的艺术已趋袁微。恰恰相反,在维也纳,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天才呢,他们当中将会出现佼佼者,这时他首先提到了我的名字。象特奥多尔赫尔茨

    尔这样著名的人物率先为我能获得令人瞩目因而也是责任重大的社会地位制

    造舆论,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栗子小说    m.lizi.tw然而我却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参加甚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运动,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决定看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但是我确实不愿和他贴在一起。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党内的同志对他那种不尊的态度使我和他疏远开来那种不尊的态度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他在东方的同志责备他根本不懂犹太精神,且至连犹太人的风尚习俗都一窍不通。那些国民经济学家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副刊编辑。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他的理由,而且采用的方式也不都是十分礼貌的。我知道,当时那些完全献身于他的事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曾使他感到欣慰,然而那些人却亟需教育。

    那个小圈子里的争论不休、敌对好斗的精神以及缺乏真诚、端正的组织关系

    使我疏远了他的犹太复国运动,我以前出于好奇心接近过这个运动,那仅似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当我们有一次谈论到这个话题时,我公开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缺乏纪律性感到不满。他苦笑着对我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

    几个世纪以来对儿戏似地讨论问题、对思想意识的无休止争吵已习以为常

    了。在两千年来的历史中,我们犹太人实际上根本没有为世界创造真正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现在才学习那种必要的献身精神,而我自己至今也尚未学会这种献身精神,因为我毕竟还要不断地给副刊写文章,毕竟还是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我的职责是只能在报纸上宣扬一种思想,而不能散布其他的想法。不过,我正处于改变自己这种现状的过程之中,我自己要先学习完全的献身精神,这样,或许其他人也就跟着一起学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的这席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赫尔茨尔久久不能下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的职位。我们都以为是为了家庭的缘故,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他后来甚至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了私人财产,不过,世界上的人只是到了很晚很晚才知道这些情况。当时那一席谈话,还有他的许多日记都表明,陷于内心矛盾中的他,心情是多么痛苦。

    从那以后我曾见过他多次,不过,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会面是值得回忆和难以忘怀的,也许因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吧。我从国外回来我在国外时和维也纳只有通信联系有一天,我终于在市公园遇见了他。他显然是从编辑部来,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象从前那种飞快的步伐。我礼貌地向他问了日安,想匆匆走过。但是他却迅速向我迎来,一边伸出手,说道:“您为什么老躲着我这根本不必要”他说我能这样经常到国外去很好。“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在国外学到的。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自由思考问题。我相信,我在这里永远不会有勇气产生建立犹太国的构想。纵然有这种设想,也早被他们毁于萌芽状态之中。好在这种构想是从国外带来的,一切都在国外想好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接着他懊丧地抱怨起维也纳来,他说他在本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国外。尤其是从东方,现在又从美国,得到的都是促进力量,不过他对自己的事业已感到十分厌倦了。

    他说:“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动手太晚。维克托阿德勒在他斗志最旺盛的年华三十岁时就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了,还不说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您知道,我为失去的年华,为我未能早早从事自己的使命,思想上是多么痛苦。如果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就像我的意志那样坚强,那么一切都好说。可是逝去的年华是再也赎不回来的。”我陪他走了好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来,说道:“您为什么从不到我这里来您从未到家来看我。只要您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现在已抽得出时间”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但我实际上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我愈是爱戴一个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时间。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当时他已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里去,也只能是为了陪他上坟墓。那是七月里的一天,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会忘怀那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突然之间到达维也纳各车站的每一趟列车,不管白天黑夜,都载有从世界各地来为他送葬的人。他们是来自西方和东方,来自俄国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各个省份和各个小城市涌到这里,脸上还带着闻到噩耗而惊愕的神情。过去人们由于争吵不休和流言蜚语未曾发现的事,现在却让人们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这里安葬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送葬队伍。维也纳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诗人,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无论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一个民族之中,只有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显出是必将获得胜利的思想。在公墓附近发生了一场骚动,突然之间有许多人在猛然爆发的绝望之中涌向他的灵柩,他们哭嚎着,叫喊着,简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种激烈的、令人**的极度悲哀冲乱了全部秩序。我所见到的那种情景是我参加的葬礼中空前绝后的。有着千百万人口的整个民族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从中第一次感受到这一个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界上引起多么巨大的激情与希望。

    我有幸跻身于新自由报副刊作者行列,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从此获得了家庭对我意想不到的支持。我的双亲对文学本来就不甚关心,也从来没有自己的l判断。所以在我的父母看来,就像维也纳的所有资产阶级一样,新自由报赞扬什么或谴责什么和不理睬什么,都是重要的。他们觉得新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因为无论是谁,只要在该报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就会引起人们的尊重。一个每天以崇敬和期待的心情注视着这份最最重要的报纸的家庭,一旦当他们在某一天的清晨难以置信地发现,坐在他们桌旁的这个在学校里不冒尖、不完全循规蹈矩的十九岁的年轻人所写的东西居然被当作“无害的”儿戏之作而乐意地采用了这总要比玩牌或者和轻佻的姑娘们**要好,在那些著

    名的和有经验的人物撰文的地方居然留出一隅让迄今在家中并不受到十分

    重视的他来发表意见。这时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所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即使我能写出像济慈、荷尔德林、雪莱那样最美的诗也不可能使周围的

    人对我如此刮目相待；从前,当我走进剧场时,总有人对那个神秘莫测的本亚明1指指点点他曾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挤进德高望重的老人行列。现在,由于我经常、几乎是按期在新自由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也很快遇1瓦尔特本亚明in,德国文学理论室,一九二四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文艺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当时德国的革命文学内部有很大的代表性。

    到了有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险。好在我及时摆脱了这种危险:一天上午,我告诉我的父母我下一学期将要到柏林去上大学,这使父母喜出望外。全家的人都尊重我的这一愿望,或者确切点说,他们是对新自由报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我有了这块金字招牌护身,所以他们也就不好不成全我的意愿。

    当然,我并没有想到柏林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大学,一次是为了进行听课注册,第二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柏林寻求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一种更彻底的自由。我总觉得在维也纳受到环境的限制,和我往来的那些文学界的同行们几乎都和我一样,来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阶层。在这座相互之间了解得一清二楚、天地狭小的城市里,我必然永远是个“优裕”家庭的少爷,然而我对这个所谓“上流”社会阶层却已十分厌恶,我甚至愿意到所谓“劣等”社会阶层中去寻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在柏林时,从来不去看大学的课程表,也不知道是谁在讲哲学。我只知道这里的“新”文学要比在我们那里的“新”文学更繁荣、更充满活力；我只知道在柏林能遇见戴默尔以及其他年轻一代的诗人,在柏林不断有新的杂志出版,新的曲艺场和剧院落成,总而言之,用我们维也纳人的话来说,在柏林“总有点儿什么新鲜事”。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历史时刻到达柏林的。自一八七○

    年柏林从一个相当一般、完全不富庶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成为德意志帝

    国皇帝的京城以后,这个位于施普雷河畔的不显眼的地方突然繁华起来,可是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领导中心却还不在柏林。慕尼黑因其本地拥有无数的画家和诗人,自然是艺术的中心,就音乐而言,是德累斯顿的歌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那些诸侯国家的首邑也都各有文化艺术的特长。尤其是维也纳,凭借它数百年的文化传统。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在文化艺术方面至今还远远超过柏林。不过,随着近几年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柏林也开始揭开新的一页。规模巨大的康采恩、资财万贯的家族纷纷云集柏林。新的财富和伴随而来的强大冒险精神,为该地的建筑业、剧院的兴建开辟了其他德国大城市所没有的前景。在威廉皇帝的圣谕保护之下,各种博物馆开始扩建；剧院找到了像奥托布粒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恰恰由于柏林缺乏真正的传统,缺乏几百年的文化历史,所以它吸引着青年人来此进行尝试。因为传统也往往意味着阻力。受到古老传统的束缚、把过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维也纳对青年人以及他们的大胆尝试总是采取谨慎和观望的态度。而在柏林却可以进行新的探索,因为它正想迅速为自己塑造一个有个性的形象。所以,青年人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一起涌向柏林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之中那些赋有天才的人自然会在这里取得成就。维也纳人马克斯赖因哈德为了谋得一个职位,不得不在维也纳耐心地等了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获得了职位。

    当我到达柏林的那一会儿,恰好是这座城市由一个普通的首都变成世界名城的时期。但是由于伟大的祖先把维也纳装扮得如此美丽,所以按照它的标准来看,柏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还是令人失望的。向西方学习市容,关键是发展新型建筑,而不是发展故意摆阔气的动物园,然而新型建筑在柏林才刚刚开始。构成市中心的还是那两条建筑造型单调、豪华得不得体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象维尔默村、尼克拉湖以及施特格利茨这样一些郊区,只有乘着有轨电车,慢慢腾腾地才能到达。谁要想去欣赏一下郊外的美丽风光,在那时就象是一次探险旅行。除了那条古老的“菩提树大街”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没

    ...

    有像我们维也纳格拉本大街上的那种“环城游览”。栗子小说    m.lizi.tw由于普鲁士古老的节俭精神,柏林全然缺乏那种高雅时髦。妇女们穿着自己裁剪的、毫无风姿的服装去剧院。不象维也纳和巴黎人讲究奢侈挥霍,即便钱财告罄。仍然装得十分阔绰。在柏林处处使人感觉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那种近乎吝啬的勤俭持家；咖啡是淡而无味的,因为要尽量节约咖啡豆:饭菜不可口,引不起食欲。在我们维也纳到处都是音乐歌声,可是在柏林唯有到处于干净净和有条不紊的秩序。譬如说,我在维也纳上大学时租住的那间房间的女房东和柏林的那位女房东截然不同,我觉得这是最典型不过的例子:维也纳的女房东是个活泼、爱说话的女人,她并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扫得于干净净,粗心大意,丢三落四,但为人热心,助人为乐。

    柏林的女房东倒是无可拾摘,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当第一个月结账时,我发现她用干净的斜体笔迹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要算钱。例如,她为我缝了一个裤子钮扣要三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块墨迹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后,一共要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觉得十分可笑,但是几天之后我自己也不得不折服于这种令人不快的普鲁士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详细记录了现金支出帐目。

    我来柏林的时候曾带了不少维也纳的朋友们为我写的介绍信,但是我没有用过一封。因为我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到柏林来,目的是为摆脱那种资产阶级的安逸而又束缚人的环境,能**生活,不愿再和那个阶层的人打交道。

    我只想结识那些和我的文学情趣相投的人,而且尽可能认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我毕竟没有自读那些“浪漫文人”的作品,刚满二十岁就想体验一下浪漫文人的生活。

    我不必花很长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放荡不羁、气味相投的社交圈子。早在维也纳时,我就和柏林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现代人它几乎用讥嘲的口吻自称是“同仁团体”合作了。该报的主编是路德维希雅各傅夫斯基。这位年轻的诗人在他早逝之前不久建立了一个名为“后来者”的社团。

    社团,的名称对青年一代很有诱惑力。它每周在诺伦多夫广场旁的一家咖啡馆的二楼聚会一次。在这个巴黎“丁香园”式的盛大聚会上,各色各样的人济济一堂,其中有作家、建筑师、假冒风雅的半吊子、新闻记者、打扮成工

    艺美术家和雕刻家的年轻姑娘们、到这里来提高德语的俄国大学生和满头淡

    黄色金发的斯堪的那维亚女士,还有来自德国各省的人物:骨骼健壮的威斯特法伦人、憨厚的巴伐利亚人和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大家济济一堂,进行激烈的争论,不受任何约束。间或也朗诵一些诗和剧本,但对所有的人来说,主要是在这里彼此结识。令人感动的是,在这些自诩为“浪漫文人”的年轻人中间,还坐着一位象圣诞老人似的胡须灰自的老翁,他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真正的浪漫文人,他就是彼得希勒。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眯着他的蓝色眼睛,慈祥地望着这一群与众不同的孩子。他总是穿着一件灰色风衣,用以掩盖身上那套虫蛀的西服和非常邋遢的衬衫。

    每当我们簇拥着他,要他朗诵点什么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手稿,朗读自己作的诗篇。那完全是别具一格的诗,是一个天才抒情诗人的即兴作品,只是显得过于松散和过于巧合罢了。这些诗是他在电车上或者在咖啡馆里用铅笔写下的,一写完也就忘却了,所以当他朗诵时总是费劲地从那张涂涂改改的纸条上辨认自己写的字。栗子网  www.lizi.tw他从未有过什么钱,却从不为钱发愁。他一会儿到这家寄宿,一会儿到那家作客。忘却尘世,淡泊功名,好像使他懂得了一点人生真谛。谁也弄不清楚这个善良的山野樵夫是何时和怎样来到柏林这座大城市侦,也不知道他到这里来到底要干什么。其实他什么也不想要,既不想成名,也不想煊赫。他只是想在这里生活得更加无忧无虑和更加自由自在,这当然是出于他的那种诗人的梦想,我以后还见过像他这样的另一个人。那些好出风头的与会者围在他的四周,大声暄哗,高谈阔论,而他总是和蔼地倾听着,从不和任何人争论,有时候举起酒杯向某人表示友好的问候,但几乎不介入谈话,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就在这样一片喧嚣混乱之中,他正在自己昏昏沉沉的头脑中寻觅诗句,尽管此时此刻根本不可能有诗句产生。

    也许是这位淳朴的诗人他今天即使在德国也几乎已被人们忘却

    所体现的那种真挚、天真感情使我不再介意“后来者”社团所选出的那个理事会。而正是这一位诗人的思想和语言后来决定了无数人的生活方式。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的鲁道夫施泰纳,就是继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之后我遇见的又一个命中注定想以充当千百万人的指路人为己任的人。施泰纳是人智学的奠基人,后来他的追随者为发展他的学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学校和研究院。可是他本人却不像赫尔茨尔那样具有领袖气质,而更富于魅力。他那双眼睛好象蕴藏着催眠力,我听他讲话似乎不盯着他看注意力更集中,因为124他那副精神矍铄但却像苦行僧似的瘦长面孔确实不仅会使妇女们着迷。当时,鲁道夫施泰纳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学说,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探索者和求学者。有时候他给我们讲解歌德的颜色学。歌德的形像在他的讲述中愈来愈显得象浮士德和巴拉塞尔士1,听施泰纳讲话,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他学识丰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仅仅限于文学方面的人来说更是显得博大精深。听完他讲述或者有时候同他进行私下交谈之后,我往往是怀着既兴奋又有点阴郁的心情回家。尽管如此,如果我今天扪心自问:我当时是否已经预感到这个年轻人以后会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发挥如此大的影响,我不得不惭愧地回答说:没有。我只期待着他那种探索精神会在自然科学方面获得巨大成就,如果我听到他用直观方法在生物学上有了一个伟大发现,我决不会感到奇怪只不过当我许多年之后在多纳赫看到那座雄伟的歌德大楼“智慧学校”这是他的学生捐赠给他的柏拉图式的“人智学研究院”时,真有点感到失望,他的影响竟渗透到如此广泛的现实生活之中,甚:至在有的地方变为老生常谈。我不敢对“人智学”妄加评论,因为时至今日我也弄不清楚人智学到底是研究什么和有什么意义。我甚至这样想:人智学之所以有诱惑力,主要不在于这种学说的思想,而在于鲁道夫施泰纳这个富有魅力的人物。具有这样一种吸引力的人物,当他还能以友好的、不以权威自居的态度同年轻人交谈时,我就有幸同他相识,这对我来说至少是不可估量的收获。我从他的富有想象同时又十分深奥的学问中认识到:真正的渊博知识不是象我们上中学时所想象的那样,依靠泛泛地读书和讨论就能获得。而是要通过常年累月的刻苦钻研。

    不过,在那个友谊很容易结成、而政治和社会隔阂尚不十分严重的开明1巴拉塞尔士parteelsus,一四九三一五四一,德国医生、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栗子小说    m.lizi.tw

    时代,一个年轻人要想学到真正的知识,最好是向愿意共同进取的人学,而不是向已负盛名的人学,我再次感到,志同道合的热情将会结出累累硕果,当然,现在这种感觉是在一个比中学阶段更高的国际水平上体味到的,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十分之九是出身于犹太人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志趣爱好只能是大同小异,或者说千篇一律。而在柏林的这个新天地里,年轻人都来自截然对立的社会阶层。有的来自上层,有的来自下层；这一位是普鲁士的贵族,那一位是汉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则出身于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家庭。我突然间置身于这样一个也有衣衫褴褛、足拖敝屣的真正穷人的社交圈子,这是我在维也纳从未接触过的社会阶层。我和那些酒徒、同性恋者、吸毒者同坐一桌。我会一十分自豪地一同一个相当出名的、被判过刑的大骗子握手他后来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从而与我们这些作家为伍.在我被带进去的小酒馆和咖啡馆里,拥挤着各种各样的我以为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而且一个人的名声愈坏就愈会使我产生一种**,想亲自和他相识。这种对危险人物的特殊爱或者说好奇曾伴随过我的一生。即便到了该慎重选择朋友的年岁,我的朋友还常常责备我不该同那些缺乏道德、不可信赖、真能使人丧失名誉的人交往。或许正因为我出身于一个正派体面的社会阶层,我在事实上对这个“可靠”的社会阶层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才使我觉得那些人都具有诱人的魅力。他们从不吝借和近乎蔑视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健康和名誉。他们是豪侠,他们是只知为了生存而毫无目标的偏狂人。也许人们会在我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觉察到我对他们这种豪迈本性的偏爱。当然其中还有他们那种异国他乡人的神秘色彩,他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的强烈好奇心报以一种异国世界的礼物。

    画家埃莫利林,这个来自德罗霍毕茨地方、信奉东正教的穷旋工师傅的儿子,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犹太人,从而使我了解到迄今未知的犹太精神的力量和顽强的信仰狂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为我翻译了当时在德国尚未著名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最精彩的章节。一名年轻的瑞典女子

    使我第一次见到了蒙克的绘画；我在那些诚然是不入流的画家们的画室

    里转悠“为的是要目睹他们的画技。一名教徒还把我带到一间圣灵降临的小屋里去过呢。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千世界丰姿多采,从不会厌倦。我在中学时只和那些纯粹的公式、诗的韵律和诗句打交道,而现在接触的是人。

    我在柏林,时从早到晚和一批又一批新认识的人相处在一起。被他们所激励或者对他们大夫所望,苍至还受骗上当。我相信,我在柏林短促的一学期完全自由的第一学期中所进行的社交活动要胜过以往的十年。

    这种非同一般的广泛接触想必会大大增加我的创作**,好像这样才合乎逻辑。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在中学时代由彼此的激励而培养起来的高昂的创作自觉性令人忧虑地消失了。在我那本不成熟的诗集发表之后四个月,我简直不能理解我当时怎么会有勇气出版它。尽管我觉得那些在形式上精雕细琢的诗句应该说是好的和熟练的艺术品,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但是我总觉得它们的伤感情调是不真实的,同样,自从我在柏林和现实有了接触以来,我也觉得我最初发表的一些中篇小说带有洒过香水的纸张气味。那些作品是在全然不了解现实的情况下写的,用的是当时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技巧。所以我把那部带到柏林来讨好我的出版人的已经完稿的长篇小说付之一炬。这是因为在我亲眼目睹了现实主活之后,我自己那种中学生水平的判断能力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击。那种心情就像在学校里降了几年级似的。事实上我在第一部诗集出版之后,间歇了六年才发表我的第二部诗集,而且在隔了三、四年之后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在这期间,我遵照戴默尔的忠告抓紧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我至今仍然认为,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从事文学翻译最能使自己更深入和更有创造性地了解母语的底蕴,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感激戴默尔。我翻译波德菜尔的诗；还译过一些魏尔伦、济慈、威廉莫里斯的诗,夏尔范莱尔贝尔赫1的一个小剧本和卡米耶勒蒙尼耶的小说熟能主巧2。每一种外语都有自己独特的成语；这是翻译诗歌首先要遇到的困难。正因为如此,翻译诗歌要求有丰富的表达能力,而在平时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如何把外语中最有特色的成语译成十分妥贴的对应母语,这种反复推敲的思索对我来说始终是当作一个艺术家的特殊乐趣。因为这种默默无闻、无人感激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道德修养,而这种道德修养在我上中学时被轻率和鲁莽所取代。所以我现在尤其喜爱这种工作。

    因为我从这种介绍显赫的艺术珍品的平凡的工作中第一次感到我确实在做一

    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没有辜负我来世一遭。

    现在,我在今后的岁月中将走怎样的路,在我心中已变得清楚了,这就是多看、多学,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创作不要带着仓促写成的作品来见这个世界,而要首先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柏林以它强烈的醋液使我更加如饥似渴:我看了看四周,我的暑假旅行该到哪个国家去。最后我选中了比利时。

    这个国家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之际在艺术上有了不同寻常的飞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超过了法国。象绘画界的克诺普夫1、罗普斯；雕塑

    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米纳2；工艺美术界的范德韦尔德3；文学界的

    梅特林克4、埃克豪特5、勒蒙尼那6,都显示出欧洲的巨大新力量。不过最使我入迷的是爱弥尔维尔哈伦,因为他为抒情诗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我发现这位在德国完全不知名的作家的官方的文学界长期以来把他和魏尔伦相混淆,就象把罗曼罗兰和罗斯丹相混淆一样如果说,单单只爱一个人,那么这始终意味着双倍的爱。

    也许有必要在这里稍稍加以一点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事太多,瞬息万变,所以也就没有好记性。我不知道爱弥尔维尔哈伦这个名字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然而在当年。他是所有法语诗人当中第一个试图要像沃尔特惠特曼对美国作出的贡献那样对欧洲有所贡献:即要认识时代,认识未来。他早已开始热爱这个现代世界,并把它作为诗歌的题材。当其他人把机器视为恶魔,把城市当作丑恶,认为当时的时代缺乏一切诗意时,他却为每1夏尔范莱尔贝尔赫cbarlesvanlerbergbe,一八六一九○七,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兼剧作家。

    2小说原文书名是pourfairelain.1费尔南克诺普夫fetndkbnopff,一八五人九二一,比利时象征主义画家和版画家。

    2乔治米纳geenne,一八六六九四一,比利时著名雕刻家和画家。

    3亨利范德韦尔德henryvandevelde,一八六三一九五七.比利时建筑家和工艺美术家。

    4莫里斯梅特林克eterlinek,urice,一八六二一一九四九.比利时法语作家,一九一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青鸟等。

    5乔治埃克豪特geeseekhoud,一八五四一九二七比利时法语小说家、诗人、文艺评论家。

    6卡米耶勒蒙尼耶callelennier,一八八四一一九一三,比利时法语小说家,成名作为长篇小说男人。

    一项新的发明、每一项技术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他为自己有这种热忱感到高兴。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激情,他有意识地使自己对一切都倾心。于是从最初的一些短诗中产生出伟大的赞美诗。相互尊重友好1,这首诗是他对欧洲各族人民的号召。在我们今天这个极为可怕的倒退时代,已不再被人们所理解的当年整整一代人的那种乐观主义,首先在他的诗歌中得到表现。他的

    一些最佳的诗篇还将一直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我们当年所梦寐以求的欧洲和人

    类的情景。

    我是为了结识维尔哈伦才到布鲁塞尔来的。可是卡米那勒蒙尼那,这

    位今天被世人不公正地忘却了的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

    译成德文遗憾地告诉我,维尔哈伦很少从他的小村庄到布鲁塞尔来,而且现在他也不在家,为了弥补我的失望情绪,他热情地给我引见比利时的其他艺术家。于是我见到了老画家康斯坦丁默尼埃1,这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工人和以表现劳动场面著称的雕塑师。在他之后我见到了范德施塔彭2,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几乎已经消失。不过这位身材矮小、面颊丰满红润的佛来米人3倒是位和蔼可亲的人。他和他那位身材高大、性格开朗的荷兰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年轻人。他给我看他的作品。我们在那个天气晴朗的上午谈了好长时间文学和艺术。他们的善意很快使我的一切顾忌消失。我毫不掩饰地向他们说,我到布鲁塞尔的目的是想见见维尔哈伦,恰巧他不在,真遗憾。

    也许我这样讲有点过分有点不太得体反正我察觉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都开始微微一笑,互相递了一下眼色。我觉得我的话引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会意的默契。我变得有点不自在了,想告辞。他们执意要留我吃午饭。他们互相传递着眼色,脸上又浮现出神秘的微笑。不过,我觉得即使这里有什么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秘密。于是我愉快地放弃了去滑铁卢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们已坐在餐室里像所有的比利时住房一样,餐室是在地面一层突然明显感到有一个身影停在餐室的窗户前,这时才发现透过餐室的有色玻璃可以看见临屋的那一条街。听见有人用手指骨节敲打彩色玻璃的声音,同时门铃也蓦地响了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说着站起身来,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不过门已经开开,他迈着沉重有力的脚步走了进来。原来是维尔哈伦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张早已从照片非常熟悉的脸,维尔哈伦是常客,今天刚巧也要到这里来,所以当施塔彭夫妇听说我在这里到处找他而不得相见时,他们迅速地用眼色彼此会意:什么,也不告诉我,而是让我在他到来之际喜出望外现在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对自己开的这种玩笑得意地微笑着。我第一次和他那只强健的手紧紧相握,第一次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像平常一样,走进家门就好像有许多满心高兴的喜事要倾吐。他一边一口一口地吃着饭,一边开始讲述。他1这首诗的原文题目是:adlrezvous1esures.

    1康斯坦丁默尼埃nstantinunier自1879年起的雕塑主要是表现劳动

    ...

    中的人的那种强壮和英雄气

    概。小说站  www.xsz.tw一八八五年以后的铜雕和石雕几乎都是以矿工、农民、码头工人为题材。

    2夏尔皮埃尔范德:.施塔彭charlespierrevaappen,一八四三一九一○,比利时雕塑家,晚期作品师法康斯坦丁默尼埃。

    3住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操荷兰语佛来米语的居民。

    刚刚去会过朋友,并且去过美术馆,脸上还带着当时那种兴奋神情。他不管到哪里,不管遇到哪一件偶然小事,都会感到不亦乐乎。这已经成为他的不可改变的习惯。他侃侃而谈,眉飞色舞,用动人的感情描述着所讲述的事。

    他说的第一句话就会把人们的心抓住。因为他襟怀坦白,平易近人,愿意和每一个新相识的人交谈,而不是那种不爱答理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会向每一个新遇见的人立刻抛出一片真心,就像那一天我和他初次见面时一样。我以后还高兴地看到过无数次他的这种为人对别人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当时他还一点都不了解我,就已经一见如故,那仅仅是因为他听说我喜爱他的作品。

    午饭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件令人高兴的意外事。早就想为自己和维尔哈伦实现一项夙愿的范德施塔彭几天来一直在为维尔哈伦雕塑一具半身像,今天该是最后一次临摹。范德；施塔彭说,我的到来是他运气好,因为他正需要一个和一动不动坐着的模特儿聊天的人,这样就可以雕塑出一张正在说话和倾听的面孔。于是我盯着这张脸看了两个小时。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高高的前额,艰难的岁月在脸上布满了皱纹,栗色的卷发耷拉在储色的额角上,面部表情严肃。饱经风霜的褐色皮肤,轮廓显明的向前突出的下颚,狭窄的嘴唇上蓄着两撇很长的维钦杰托列克斯1式的八字须,一双瘦削、灵巧而有力的双手,血管在薄薄的皮肤下强烈地搏动,显出有点紧张不安。象农民似的宽阔的双肩,好像支撑着他的意志的全部力量,相形之下,瘦骨鳞峋然而精神矍铄的头却显得太小了一些,只有当他大步向前走的时候,人们才会看出他的力量。当我今天注视着这座半身塑像时,我才知道它是多么逼真,完全抓住了他的特征。范德施塔彭后来的雕塑品都没有超过这件作品。它是表现一个诗人的伟大的真实纪录,是永不消逝的力量的纪念碑。

    经过那三小时之启我已非常喜爱这个人,就像我以后一辈子都喜爱他一样。在他的秉性中有一种从不沾沾自喜的稳健。他不为金钱所左右,宁愿在乡下生活,不愿为生计写一行字。他对功名成就十分淡薄,从不用迁就、奉迎,或者通过熟人关系米追逐名利。自己的朋友和他们的忠实友情已使他心满意足、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荣誉。但荣誉终于在他年富力强之时降临到他身上。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没有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所惑,是一个知足常乐,胸襟坦荡的人。如果谁和他在一起,就会切身感到他的那种独特的生活理想。

    这会儿,他就在我一个年轻诗人的眼前,恰如我所想要见到的那样,就在我初次和他见面的第一个小时里,我就决心要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这样的,决心确实要有胆识,因为这位欧洲的赞美诗人当时在欧洲还只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尽管我事先知滇,翻译他的庞大的诗集和三部诗剧要占去我自己两年或三年的创作时间。但我却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时间、热情用到翻译一部外文作品上。我要竭尽全力完成一项道义上的任务。我以往的四处寻觅和探索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清楚自己道路的青年作家提出什么忠告的话,那么我建议,他可以首先作为一个演员或者翻译者去啃一部较重要的大部头作品。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这类工作虽然需要作出一些牺牲,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比自己的创作更有把握。因为去做一1维钦杰托对克斯vergetorix,公元前八十二四十六,公元前高户地方的阿浮尔尼人,曾率领高卢人民抵抗凯撒入侵。失败后为使人民免遭屠杀,自愿被凯撒斩首。

    件有所成就的工作是不会徒劳的。

    在我几乎专门从事翻译维尔哈伦的诗集和为撰写他的传记作准备的两年

    之中,我经常外出旅行。有时候是去作公开的讲演。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实际上我已经得到意想不到的报酬:他在国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我,并且不久也就成了我的朋友。于是,有一天,埃伦。凯伊1这位非凡的瑞典妇女到我这里来。她曾以无比的勇敢在那个目光偏狭、阻力重重的时代为妇女的解放进行过斗争,并早在弗洛

    伊德之前就在自己的著作儿童的世纪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警告:青年人的

    心灵最易受到伤害。我在意大利时是她把我引见给乔瓦尼切纳2和他的诗友们的,而且也是她使挪威人约翰伯那尔3成为我的一个重要的朋友的,盖奥尔格勃兰兑斯,这位文学史上的国际大师也对我表示出了他的兴趣。

    由于我的宣传,维尔哈伦不久就在德国开始变得比他在自己的祖国还要出名,最著名的演员凯恩茨和莫伊西4登台朗诵由我翻译的维尔哈伦的诗。马克斯赖因哈德把维尔哈伦的修道院5搬上了德国舞台。上述这些事终于使我感到欣慰。不过,现在该是我回忆另一件事的时候了,即我除了担负着这一项对维尔哈伦的义务。我还有着另一项任务:我终于必须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必须戴着一顶哲学博士的帽子回家。也就是说,现在面临着要在几

    个月之内把那些规规矩矩的大学生几乎用了四年时间才抠会的全部教材过

    一遍,我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6一个年轻的文学朋友在一起开夜车死记硬背。他今天也许不愿意提起这些往事。因为他已经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官方作家和普鲁士艺术研究院院士之一。不过,学校没有用考试为难我。那位我的公开的文学活动中对我深为了解的好心肠的教授向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在一次私下的事先谈话中微笑着对我说:“您是最怕考严密的逻辑学啰”但实际上他后来有意让我回答他知道我准能答得上来的那些部分。这是我第一次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的一门考试,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这也是最后一次。从这时起我的外在生活是完全自由了。于是,迄至今日的全部岁月都只是为了取得内心的同样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的时代却越来越变得艰巨。

    2乔瓦尼切纳giovannicella,一八七○一九一七意大利作家。

    3约翰伯那尔johanbojef,一八七二一九五九.挪咸小说家和剧作家。

    4亚历山大莫伊西alexanderlssi.一八八○一九三五奥地利著名勇演员,意大利后裔,一九○六年参加马克斯赖因哈德的剧团。

    5维尔哈伦不仅是诗人,而且也是一位副作家,修过院是他于一九○○年创作的反教权主义的心理剧。

    巴黎,永远焕发青春的城市在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为礼物奉献给自己。旱年,我曾两次匆匆到过巴黎,对这座异常繁华的城市只有粗浅的了解,但我知道,谁年轻时在那里生活过一年,他就会一辈子都带着一种莫大的幸福回忆。小说站  www.xsz.tw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象这座城市那样,有一种使人处处感到青春活力的气氛。任何人都有这种感觉,但谁也没有去探个究竟。

    我此刻知道,我青年时代生活过的那个令人轻松愉快的:喜气洋洋的巴黎如今是不复存在了。自从希特勒的铁蹄踏上巴黎以来,那种令人赞叹的怡然自得也许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我开始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德**队、德国坦克正像白蚁一般涌向巴黎,要彻底破坏这座和谐城市的永不凋谢的繁荣、柔美、欢乐和色彩斑斓的生活。而现在终于出现这样的局面:“卐”字旗在

    艾菲尔铁塔上飘扬；身穿黑衫的冲锋队正在越过拿破仑的香舍丽榭大道进行

    挑衅性的阅兵。我从遥远的地方:同样可以感觉到,当占领者的翻口皮靴践踏巴黎市民的那些。舒适的酒吧和咖啡馆时,那些从前十分好心肠的市民们是怎样流露出屈辱的目光的,屋子里的人是怎样胆战心惊的。我自己的任河不幸似乎也没有像这座城市受到的侮辱那样,使我如此震颤和沮丧。因为没

    有一座城市有像巴黎这样具备种天赋的本领:能使任何一个与她接近的

    人感到欢欣。她曾给予我们最睿智的学说、最杰出的榜样；同时她又给每一个人开辟了自由和创造的天地,使每一个人在美的享受方面越来越丰富难道她今后还能把这一切赐予我们的后代吗我知道,我明白,今天遭受苦难的不仅仅只有巴黎,整个欧洲在今后几十年内部不会重新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一番面貌。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某种阴影在一度十分明亮的欧洲地平线上再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不信任,就象消耗体力的毒素一样滞留在残疾的肌体之中。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五年给社会和科学技术带来了长足的进步,但就个别国家而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西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失掉许多自己过去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早先,意大利人即使在极度的贫困中也像孩子似的高兴和相互充满信任,他们又笑又唱,戏谑当时糟糕的“政府”我可以用几天的时间来描述这方面的情形。可是他们现在却不得不昂着头,怀着怏怏不乐的心情忧郁地迈着行军的步伐。昔日的奥地利,在它的一片友善气氛中,一切都显得自由自在、漫不经心,一味虔诚地信赖自己的皇帝和赐予他们如此安逸生活的上帝,这样一个奥地利,难道我今天还能设想吗今天的俄国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他们都不再知道:“国家”这个残忍的饕餮怪物从他们心灵最深处的骨髓里吸走了多少自由与欢乐。今天的各国人民只感到一片巨大的、浓重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这些尚能见识过个性自由世界的人却知道,并且能够作证:昔日的欧洲人曾无忧无虑地欣然观望着欧洲光怪陆离的色彩变幻,而我们今天却不

    得不为之心惊胆战:我们这个世界由于自相残杀的狂热竟变得如此暗无天

    日,到处是征服和囚禁。

    然而,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能愉快地感到生活逍遥自在的地方,莫过于巴黎。巴黎以它的各种形式美与温和宜人的气候,以它的财富和传统,出色地证实了生活的逍遥。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每个人都在那里享受过这种逍遥自在,同时反过来又把我们自己的逍遥自在增添到巴黎身上。无论是中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巴西人、还是加拿大人,都感到在塞纳河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那里没有任何的强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思想、欢笑、责骂。你喜欢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可以合群

    也可以独身自处；可以阔绰也可以节俭；可以奢华也可以像波希米亚人似的

    简朴。巴黎为每种特殊需要留有余地,考虑到各种可能性。那里有豪华型餐厅,备有各种美味佳肴和二三百法朗的各种葡萄酒；还有马伦哥1和滑铁卢时代的非常昂贵的法国康涅克酒。但是,在旁边拐角的任何一家酒店里,也可以吃到几乎同样丰盛的饭菜,同样可以痛饮。在拉丁区2的十分拥挤的大学生餐厅里,在食用卤汁煎牛排以前或之后,花上几个铜币就可以尝到美味小吃,而且还可以喝到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吃上一只扁担形状的精美白面包。在穿戴方面,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打扮。大学生们头戴标致的四角帽在圣米歇尔路上蹓跶；那些拙劣的“画匠们”也戴这种帽子；但画家们却郑重其事地打扮自己,头上戴的是宽边大身礼帽,身上穿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

    黑色丝绒茄克；工人们穿着蓝色上衣或者衬衫安然自得地在最幽雅的林荫道

    上漫步；保姆戴着宽大的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招待穿着蓝色围裙。午夜之后,就会有几对年轻人开始在大街上跳舞,而警察则在旁边笑着观望:这时,任何人都可以在大街上干自己的事当然,必须不是法国国庆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在巴黎,谁也不会在别人面前感到不自在；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

    个漆黑的黑人或者一个眼睛细长的中国人挎着胳膊走进最近的小旅馆时一点

    也不感到难为情。在巴黎,谁去关心什么种族、阶级、出身只是到了后来这些才被吹成吓唬人的东西。当时,谁都可以和自己喜欢的男人或者女人一起散步、聊天、同居。别人的事和自己有屁的关系。是呀,谁想真正爱上巴黎,他得先好好了解一下柏林。他得先带着自己那种经过痛苦磨练的、僵硬的等级观念体验一下那种心甘情愿的德国奴性。在德国,一个军官夫人不会和一个教师的妻子“来往”,这个教师的妻子不会和一个商人的太太“来往”,这个商人的太太不会和一个工人的老婆“来往”。可是在巴黎,大革命时期的遗风犹存。一个无产阶级的工人觉得自己和他的雇主一样,是一个自由和举足轻重的公民。一个饭店服务员会在咖啡馆里和一个穿金丝边军服的将军像同事般地握手。勤劳、规矩、爱干净的小市民太太们对同一条楼道里的一个妓女不仅不会嗤之以鼻,反而每天在楼梯上和她闲聊,她们的孩子还会给她赠送鲜花哩。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群诺曼第的有钱农民在参加洗礼之后走进一家高级餐棺马德连教堂附近的拉律餐馆。他们穿着笨重的鞋,踩在地上像马蹄似的噔噔直响,一身自己乡村的服装,头发上涂着一层厚厚的发油,连厨房里的人都可以闻到香味。他们高声谈话,而且酒喝得越多嗓门越大。他们一边放声大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轻拍自己胖女人的臀部。

    他们身为真正的农民,坐在洁亮的燕尾服和浓扮盛装之间,却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再说,那个胡子刮得非常光亮的服务员也不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是以对待部长们或者阁下们的同样礼貌和周到侍候他们,要是在德国或者英国,服务员对这些如此乡气的顾客早就用鼻子吭气了。梅特尔大饭店甚至把以特别的热情迎接这些不拘小节的顾客当作一种乐趣。巴黎人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不知道什么上等和下等。在繁华的大街和肮脏的小巷之间没有明1马伦哥rengo,意大利一地名,一八00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在此大胜奥军。

    2拉丁区,巴黎的大学区。

    显的界线。到处都是一样的热闹和欢乐。在郊区的农家庭院里,卖唱艺人在演奏乐曲,窗外传来年轻女缝工一边干活一边唱歌的声音；空气中不时飘荡着欢笑声或亲切的呼唤声。当两个马车夫间或发生了“口角”,他们事后仍然会握手言好,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几颗非常廉价的牡蛎。没有什么棘手或者头痛的事。和女人的关奈,容易接上也容易脱离。每个姑娘都会找到一个和自己般配的男人,每个小伙子都可以找到一个对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活泼女友。是呀,如果你想生活得轻松愉快,那么你最好到巴黎去,尤其是当你年轻的时候光是东游西逛就已经是一种乐趣,同时也始终像在给你上课,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向每个人开放:你可以走进一家旧书店,浏览一刻钟旧书,店主人不会发出怨言和嘀咕,你可以去几家小美术馆。你可以在旧货商店里磨磨蹭蹭地挑选切。你可以在德鲁奥特大饭店依靠拍卖过寄生生活。你可以在庭园里和女管家闲聊。倘若你在大街上闲逛,街道两旁的新产品、新面貌会像磁铁般地吸引你,使你眼花缭乱,流连忘返。当你累了的时候,你可以在上千家咖啡座中找一家有平台的地方坐下,在不花钱的纸张上写信,一边听小贩们兜售那些过剩的和滞销的劣等品。唯一困难的一件事是:呆在家里或者回家走的时候,尤其是当春暖花开之际,阳光明媚,塞纳河上波光粼粼,林荫道上的树木吐出新绿,年轻的姑娘们每人都戴着一小束用一个铜币买来的紫罗兰；不过,你要想在巴黎生活得心情愉快,也确实不一定非要在春天不可。

    在我初到巴黎的那一会儿,这座城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似的借助地下铁道和各种汽车联给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由浑身冒着热气、肥壮的马匹牵拉的厢式豪华马车。诚然,从这类宽敞的豪华马车的第二层上,即从车顶的座位上,或者从同样不是急驶的敞篷马车上观光巴黎,是最方便不过的。不过这样一来,想从蒙马特到蒙巴拿斯1去一趟,便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觉得那些关于巴黎小市民十分节俭的传闻是完全可信的。那些传闻讲:有一些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人却从未到过塞纳河的右岸；有一些孩子只在卢森堡公园玩过,却从未见过图勒里公园和蒙梭公园。一个真正的市民或者看门人最喜欢蛰居在家,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在大巴黎内部替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巴黎。而且巴黎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明显特点,甚至有不同的地方乡土色彩。所以对一个外地人来说,选择何处下榻,得下一番决心。拉丁区对我已不再有吸引力了。在我二十岁那年到巴黎作短暂逗留时,我一下火车就向那里奔去。第一个晚上,我就三经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并且怀着敬意让别人指给我看魏尔伦曾经坐过的座位,和那张他酒醉时老是用自己粗实的手杖怒气冲冲敲打的大理石桌子,目的是给我自己增加些体面。为了向他表示尊敬,我这个不喝酒的诗坛小跟班还省喝了一杯苦艾酒,尽管我觉得那种发绿的蹩脚酒一点都不可口,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敬仰前辈的年轻人,我有义务在这拉丁区里恪守法国抒情诗人们的仪式。按照当年的时尚,我最愿意住在梭尔邦区1的一间六层楼上的阁楼里,以便能此我从书本上所知道的更真实地领略拉丁区的“真正”风采。可是当1蒙马特ntrtre,今巴黎塞纳河北面的一繁华区,圣心堂所在地；蒙已拿斯ntptasse.今巴黎塞纳河南面的一繁华区。

    1梭尔邦区se,又称拉丁区,位于塞纳河左岸,是现今巴黎的大学区。

    我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却不再觉得那里显得十分古朴和富有浪漫色彩。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居住区太国际化了,太没有巴黎味了。再说,我替自己选择一处长久的住所,主要的不再是按照那种文人的怀古情

    ...

    绪,而是尽可能有利于我自己的工作。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我十分经心地四处巡视。我觉得,从有利于工作这一点讲,香舍丽榭大道根本不合适,和平咖啡馆附近就更不合适。所有那些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有钱的外地人都在和平咖啡馆约会,除招待员外,没有一个人说法语,倒是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圣绪尔比斯教堂周围的清静地区对我有吸引力,里尔克和絮阿雷斯2也曾喜欢在那里居住；就我的愿望而言,我最希望在联结塞纳河两岸的圣路易河心岛上找到住所。但是在我第一个星期的散步之中我找到了一处更美的地方。当我在罗亚尔官的画廊里溜达时,我发现在由“平等”公爵3于十八世纪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房方群中有一幢当年鹤立鸡群的高雅府第现在已降为一家颇为简陋的小旅馆。我让人给我看了看里边的一间房,我十分惊喜地注意到,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正好看到罗亚尔官的花园,在徐徐降临的暮色中花园已变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城市的喧嚣在这里也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犹如远方海边的波涛不断拍击的声音,塑像在月光下闪耀；清晨,风儿有时会把附近“厅堂”里的浓郁的菜肴香味吹来。在罗亚尔宫的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四方形建筑中曾居住过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诗人和政治家们。在罗亚尔宫的街对面是那幢玛塞利娜代博尔德一瓦尔莫4居住过的房子,巴尔扎克和维克托雨果曾经常在这幢房子里攀上成百级的狭窄梯阶,到阁楼里去造访这位我非常喜爱的女诗人。罗亚尔官是卡米耶德穆兰1号召人民群众向巴士底狱进攻的地方,它如今仍然闪耀着

    冷酷无情的光辉；罗亚尔官里那条铺着地毯的走廊曾经是一群并不十分崇尚

    伦理的夫人们悠闲做步的地方,那个可怜的小小少尉波拿巴曾在这群妇人中间为自己寻找过一位女恩人2。总之,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叙说着法国的历2安德烈絮阿雷斯ansresuares,一八六**四八,原名伊萨克费利克斯lsaacfelix,法国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他是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等人的朋友,他们都认为絮阿雷斯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作家。但他自己却禁锢在哲学之中,无论是诗集和论著,文体过于花哨,内容庞杂,使读者疲于应接。代表作有诗集巴黎之舟、影子的梦、论著无模特几的肖像等。

    3“平等”公爵,即指法国波旁王族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约瑟夫ducdorleans,louispliilippejoseph,一七四七一七九三,他在一七**年法国大革命后作为贵族代表参加三级会议,支持第三等级,将在巴黎的府邸罗亚尔宫向公众开放,一度成为革命活动的场所。一七九一年他参加雅各宾俱乐部,次年八月以后放弃贵族称号,更名菲力浦平等,并被选人国民公会,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十一月六日他本人被控犯有叛国罪而遭革命法庭处决。

    4玛塞利娜代博尔德一瓦尔莫rote,一七八六一八五九,法国女诗人,代表作有哀歌与小唱、泪、可怜的花朵等诗集。她一生坎坷,诗歌多为愁苦之音,因而受到浪漫派的高度重视,也为象征派所喜爱。诗艺作者魏尔兰曾从她的诗歌中汲取不少有益营养。

    1卡米耶德穆兰calledesulins,一七六○一七九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他在罗亚尔宫向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并带领群众向巴士底狱进发。

    后因反对恐怖政策而于一七九四年四月和丹东一起被处死。

    2菲力浦平等公爵在巴黎的府第罗亚尔宫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一度是革命党人的沙龙。栗子小说    m.lizi.tw其时,崭露头角的拿破仑波拿巴初到巴黎,并不完全得意,他出没于革命党人的沙龙,后经巴拉斯介绍,他在这里结识了年轻寡妇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并于一七九六年春结婚。据传,约瑟芬是巴拉斯的好友；由于拿破仑和约瑟芬结婚,拿破仑才得以仰仗巴拉斯的提名而受命为意大利方面军司令,故称约瑟芬是拿破仑史。此外,只隔着一条街的地方,便是国家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上午。藏有绘画的罗浮官博物院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荫大道也都不远。我终于住进那个最合戏意愿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那里是法国的脉搏、巴黎的心脏。我今天还记得安德烈纪德有一次来看我的情景。他对巴黎的市中心竟有这样清静感到惊讶,他说:“我们自己这座城市最美的地方非得由外国人来向我们指出才是。”说真的,在这座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的最热闹的市中心,除了这一间富于浪漫色彩的书房以外,我再也无法找到另一处既具有巴黎的风格、同时又非常僻静的地方了。

    当时,我急不可待地在大街上四处溜达,观看许多东西,寻找许多东西因为我不仅要重温一九0四年的巴黎,而且要用自己的全部感宫、用自己的心灵体验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革命的巴黎,要了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尔扎克、左拉和夏尔一路易菲力浦1的巴黎,要熟悉巴黎的所有街道、人物和事件。诚如我在法国始终感受到的那样,我在巴黎也深切感受到:一种伟大的写实文学是怎样以它经久不衰的力量长存于民间。因为在我亲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以前,它们早已通过诗人们、小说家们、历史学家们、风俗画家们:的描绘艺术事先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熟悉,只不过在实际接触中显得更加形象生动罢了。肉眼的观察原本就是把似曾相识的东西“重新认出来”,就像希腊悲剧的剧中人重新认出自己的亲朋一样,这种乐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赞誉的,它是一切艺术享受中最富于魅力和最扣人心弦的。

    但是有一点: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你要了解民族和乡土之间的真正关联,唯有从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谊中获得,一切从外部的观察始终是一幅不真实的粗略图像。

    这种友谊,我是具备的。其中,和莱昂巴扎尔热特2的友谊最为深厚。

    由于我和维尔哈伦的密切关系我每周要到圣克卢大街去看望他两次,我

    不必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到那个由国际画家和文人组成的华而不实的小圈

    子里去。那帮子画家和文人一般都在穹隆咖啡馆聚会；而且在其他地方,例如在慕尼黑、罗马、柏林,基本上也是那一帮子人,相反,我可以和维尔哈伦一起去看望另一些画家和诗人,他们身居这座灯红酒绿、喧嚣城市的中心区,但每人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静谧之中,就像住在一个孤岛上,埋头于创作。我还见到过雷诺阿的美术创作室和他的学生中的佼佼者。这些印象派画家们的作品今天价值数万美元,但他们当时的生活,从外表上看,却和一个小市民的生活以及和一个领取养老金者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像慕尼黑的蓝贝赫1和其他一些著名画、家那样讲“排场”:以自己的仿造庞贝式样的豪华别墅来炫耀。他们只有一幢带一间美术创作室的小房子。同画家们一样,那些诗人们的生活也相当简朴。小说站  www.xsz.tw我不久就和他们十分熟悉。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份内工作不多的小官职。在法国,从上到下对从事文学艺术工的恩人。但是历史学家们否定这一说法。

    1夏尔一路易菲力浦cbarles一louis、phlippe,一八七四一九○九,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小说蒙帕纳斯的蒲蒲等。

    2莱昂巴扎尔热特léonbaza1gette,法国著名翻译家,生平不详。

    1弗朗茨冯蓝贝赫franzvonlenbach,一八三六一九○四.德国写实主义肖像画家。

    作是非常尊重的,于是多年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聪明的办法:给那些从自己的工作中得不到高收入的诗人和作家们一些不惹人注意的清闲差事做做,例如,任命他们当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员。那是一种薪俸不多而工作极少的差使。因为参议员们只是在极难得的情况下才去借一本书,所以,占有

    这样一个闲职的幸运者就可以在那幢别具一格的古老的参议院大楼里于工作

    时间写他的诗,窗外是卢森堡公园,室内是又安静又舒适,而且不必为稿费着忙,因为这种虽然不多的稳定收入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足够了。另一些诗人,有的身兼医生,像后来的杜阿梅尔1和社尔丹2,有的开一爿小小的图画商店,像夏尔维尔德拉克3；有的当中学教师,像儒勒罗曼4和让一里夏尔布洛克5；有的在哈瓦斯通讯社坐着混时间,像保尔瓦莱里6:有的帮助出版商干点事。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像他们后辈似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后辈全被电影和大量的印数给毁了,刚一崭露艺术的锋芒,就立刻想过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当时的那些诗人们却不慕虚荣,他们之所以从事这些经过选择的卑徽的职业,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略有保障,以保证自己精神劳动的**性。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生活保障,他们就能够不去理睬**的巴黎大报纸；

    他们就能够为自己的小杂志写文章而不取任何稿酬维持这些小杂志总是

    要作出个人牺牲的；他们就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剧本只

    有在文学家的小剧院里演出；他们的名字起初只为少数人所知。无论是克洛代尔1、贝玑2、罗曼罗兰、还是絮阿雷斯、瓦莱里,在数十年间也只有极少数的文学中坚才知道。他们是繁忙的闹市区里唯一从容不迫的人。为了能在艺术方面进行自由和大胆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默默无闻地生活,为一群远离“闹市区”的安静的人们静悄悄地工作,比去出风头要为重要。他们甘心过一种澹泊的小康生活而并不觉得羞涩。他们的妻子自己下厨和操持家务。晚上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招待都很简单,因而显得更加亲切。大家围着一张上面马马虎虎铺了块花格台布的桌子,坐在廉价的草编椅子上。房间里的陈设并不比同一层楼里的那个安装工阔气。然而大家都觉得自由自在、无1乔治杜阿梅尔geesduha1,一八八四一九六六,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作育烈士传、文明、天堂生活的回忆、黑暗帝国的新闻等。

    2吕克杜尔丹lucdurtaln,一八八一九五九,原名安德烈内普弗andrénepveu,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本人又是医生。

    3夏尔维尔德拉克charlesvildrac,一八八二,原名夏尔梅萨热charlesssager,法国诗人、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他作为法国的修道院文社的成员和卓绝的一致主义诗人,对后代的许多诗人曾产生深远的影响。

    4儒勒罗曼julesroins,原名louisfarigou1e,一八八五一九七二,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5让一里夏尔布洛克jean一richardb1och.一八八四一九四七,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他是罗曼罗兰的朋友,长期保持通信关系,一九六四年发表了他们的通信集。

    6瓦莱里于一九○○年进入哈瓦斯通讯社,任通讯社主持人勒贝的私人秘书达二十年。

    1保尔克洛代尔pauiclaude1,一八六八一九五五.法国诗人,戏剧家。他和瓦莱里在文学吏上都被认为是后期象征主义的最重要的诗人。瓦莱里在艺术上师承马拉梅,而克洛代尔则师承兰波。

    2夏尔贝玑charlespéguy,一八七三一九一四,法国作家,代表作有诗剧霞娜达克等。一九○○年他创办的半月丛刊团结了法朗士、罗曼罗兰等大报倾向进步的作家,该丛刊在法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曾有较大影响。

    拘无束。他们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使用一切机械器具,就像他们不愿使自己成为宣传机器的工具一样。他们像一千年以前似的用手著书。即使是像“法国梅居尔”这样的大出版社也不采用口授打字,没有复杂的器具。他们不追求外表:不为追求名望和排场而浪费时间和精力。

    所有这样一些年轻的法国诗人们和整个法国民族一样,怀着对生的乐趣而生活着,诚然,是以他们最高尚的形式,即怀着对写作的无限喜悦而生活着。

    我新结交的这样一些朋友以他们清廉的为人大大修正了我心目中的法国诗人

    的形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布尔热1以及其他一些著名时代小说家们2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后一类作家以为“沙龙”就是整个世界我以前在家里曾从

    读物上得到过这样的印象:一个法国女人无非是一个只知道照镜子的交际

    花,满脑子的艳遏、挥霍,可是法国诗人们的妻子却完全纠正了我的这种有罪的错误印象。她们勤俭持家、谦虚朴素,即便是在最拮据的情况下,也能象变魔术般地在小炉灶上创造小小的奇迹:她们精心照料孩子,并且在一切文学艺术方面又和自己的丈夫心心相印,我从未见过有比她们更贤慧、更娴静的主妇只有作为朋友、同行,在那个圈子里生活过的人,才了解真正的法国。

    莱昂巴扎尔热特,是我朋友们的朋友,他的名字在法国新文学的大多数著作中被不公正地遗忘了。可是他在那一代诗人中却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在翻译外国作品上,从而为他所喜爱的人奉献出自己全部的风茂年华。我在他这个天生的“同道”身上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自我牺牲者的卓绝典型。他是真正的献身者。他认为自

    己毕生的唯一任务是:帮助他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作品发挥作用；

    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必作为那些重要作品的发现者和推广者享受应得的荣耀。

    他的满腔热忱,完全是由他的思想觉悟自然促成。他看上去颇有一点军人气质,尽管他是一个积极的反军国主义者。和他交往,可以感到一个真正战友的那种诚挚。他在任何时候都乐于帮助人,给人当参谋；待人一贯诚恳；办事像钟表一样准时,他对别人遇到的一切都很关心,但却从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好处。为了朋友,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但为数不多,而且有所选择。他用十年时间翻译了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并且写了一部关于惠特曼的丰碑式的传记,以便让法国人了解这位诗人。他用惠特曼这样一个热爱世界的自由人作榜样,引导国人的思想眼光越出国界,使自己的同胞变得更刚毅、更团结,这已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即:一个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热忱的反国家主义者。

    我们很快成了情投意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人伪思想都不是只得到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喜爱外国的作品,愿意为介绍外国作品献身而不谋求任何实惠的好处,因为我们两人把思想自由看作是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我从他身上第一次了解到那个“帷幕后面”的法国。当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读到,奥里维1是怎样反对那位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我仿佛觉得,书中的描写简直就是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之间1保罗布尔热paulbet,一八五二九三六,法国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

    2指专以表现某个时代为内容的小说家。

    1奥里维,是约钧克利斯朵夫一书中的另一主要人物,他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但两人性格迥异。

    的亲身经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始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其产主的顽强阻力在通常情况下必然会妨碍两个作家之间诚挚、融洽的关系。这个

    棘手的问题是:巴扎尔热特以他惊人的坦率态度决定不接受我当时写作的一

    切。不过,我觉得,这正是我们的友谊中最美好、也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点。

    他喜欢我本人,并对我为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所作的贡献怀有最深切的感激之心和敬:意。每逢我到巴黎,他总是诚心诚意地到火车站来接我,总是第一个和我打招呼、表示欢迎的人。凡是他能帮助我的地方,他都愿意尽力。

    在一切关键性的事情上,我们都是看法一致,关系之融洽,胜似通常的兄弟。

    但是他对我自己当时的作品却抱一种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是在昂利吉尔波1此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翻译作品中初次读到我的诗歌和散文的,然而却直言不谛地表示反对,他毫不留情地指责说,我的所有那些作品都和现实没有丝毫关系,完全是一种他最憎恶的玄奥文学,他还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那些作品恰恰是我写的。他为人一贯耿直,在这一点上从不妥协,也不讲什么情面。譬如说,当他负责一家杂志时,他曾要求我给予帮助所谓帮助,是指他曾要求我替他从德国物色一些能干的撰稿人,即,替他从德国组约一些比我自己的文稿更好的稿件。至于对我这个他最亲近的朋友本人,却从未要求写一行字,也不打算发表一行字。虽然与此同时他在为一家出版社校订我的一本书的法译本而他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稿酬的；完全是一种出于真诚友谊的牺牲。

    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怪异,但那种情同手足的友谊在十年时间里却从未削弱过,这使我更加觉得我们之间友谊的特别可贵。后来,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我早年的作品一律作废,并使自己的作品终于达到一种具有个性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时,恰恰是巴扎尔热特对我的赞许,使我分外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对我的新作品的肯定完全是真诚的,就像他在以往的十年里对我的作品直爽地表示否定一样。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莱纳马利亚里尔克这个尊贵的名字。虽然他是一位德语诗人,但我却在回忆巴黎生活的这一页中提到他,这是因为我在巴黎时和他见面次数最多,和他关系最好,是因为他比其他许多人更爱巴黎；我仿佛看到在构成这座城市

    ...

    背景的古老人物像中,他的容貌尤其突出。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当我今天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对语言艺术有着千锤百炼之功的大师们时,即,当我回想起曾象不可企及的星汉照耀过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可尊敬的名字时,我的

    心中不禁产生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这个动荡不堪和普遍惊

    惶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再次出现当时那样一些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单纯诗人吗我今天怀着爱戴的心情不胜惋借的那一代诗人,难道不是再也无处寻觅了吗在我们今天这些被各种命运的风暴搅得十分混乱的日子里,那一代的诗人们是后继无人了。那些诗人们,他们不贪图任何的外表生活,他们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不羡慕荣誉、头衔、实利,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搜索枯肠,把一节一节的诗句完美地联结起来,让每一行诗都富于音乐感,光彩夺民诗意浓郁。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圈子,在1昂利吉尔波hellriguilbealux,一八八五一九三八,法国社会党人,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和平主义的明日杂志,主张恢复国际联系。一九一六年参加昆塔尔代表会议。从二十年代初起在德国居住,任人道报记者。他是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们日常的尘嚣生活中简直像是一个僧侣团,他们故意疏远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柔美的、然而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当一个韵脚和另一个韵脚搭配得非常妥贴时,便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动感,这种动感虽然比一片树叶在风中落下来的声音还要轻,但它却能以自己的回响触及到最遥远的心灵。不过,尽管他们离群索居,但在我们当时的年轻人看来,那样一群如此洁身自好的人是多么崇高,那样一群

    一丝不苟的语言的守护人和献身于语言的人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诗

    歌语言,他们的语言不迎合当年的时代和报纸,而是追求不朽的生命力确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简直羞于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生活得小心谨慎,从不出头露面,招摇过市。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住在乡下,有的从事一种小职业,有的作为一个热情的漫游者周游世界；他们所有的人只为少数人所知,却也被那些少数人热烈爱戴。他们有的在德国,有的在法国,有的在意大利,但又都在同一个国度,因为他们只生活在诗的王国之中。他们就是这样弃绝一切世上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艺术创作,从而也使自己的生活成了一种艺术作品。我经常觉得,在我们当时的青年一代中竟会有那样纯洁清白的诗人,简直不可思议。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今天不时以一种暗自优虑的心情问自己: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新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的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窝一样,难道还会有那样一群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艺的人吗当然,我清楚地知道,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位诗人创造奇迹,歌德在他为拜伦而写的挽歌中所说的那句动人的安慰话始终是对的。他说:“因为世界将不断创造他们,就像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创造世界一样。”那样一些诗人是天生会不断产生的；因为即使是最失体面的时代,苍天也总还要偶尔给它留下这种珍贵的信物。而我所说的这种时代,难道不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最洁身自好的人,最不问世事的人,也得不到安宁,得不到那种创作中酝酿、成熟、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宁；而在战前的欧洲,在那个比较友善和冷静的时代,诗人们还是能得到这种安宁的。栗子小说    m.lizi.tw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诗人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

    帕斯科里1、弗朗西斯雅姆2在今天还有多少价值；不知道他们对今天

    这一代耳朵里常年充满的不是悦耳的音乐,而是宣传机器的联噪和两次大战炮轰的隆隆声的人,还有多少影响。我只知道,并且觉得有责任,怀着感激的心情说出这样的事实:那样一代对神圣的诗歌艺术刻意求工的献身者们,在一个已经愈来愈机械化的世界里,曾使我们受到莫大的教育和感到无比的幸运。而当我今天回顾往事,我觉得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收获,莫过于我有机会能和他们中的某些人亲自交往,莫过于我和他们的持久友谊可以常常和我早年对他们的景仰联系在一起。

    在那些诗人们中间,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比里尔克生活得更隐秘、更1乔瓦尼帕斯科里giovannipasli,一八五五一一九一二,意大利诗人。幼年时,父亲惨遭胳杀,母亲和四个兄妹相继去肚,给他的心灵留下创伤。他回忆童年,缅怀死者,写了大量的行情诗,抒发内心的哀痛,并匀勒出一个超脱尘世的理想世界。主要作品有怪柳集、最初的诗、卡斯忒维丘之歌。

    他的诗歌庄浪漫主义基础上接受象征派影响而形成独特的风格,对意大利现代诗歌有重要影响。

    2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jaes,一八六八一一九,＼、,法国诗:人和小说家。和鸟拉美、纪德等人有交往,1948年出版了他和纪艺的通信集。

    不显眼。但那不是一种故意的、被迫的或者说,像牧师似的出于无奈的孤寂犹如斯蒂芬格奥尔格在德国过的那种孤寂生活。而里尔克,不论他走到哪里或在哪哩驻足,在他周围就会产生某种安谧的气氛。由于他规避一切喧哗嘈杂,甚至规避对他的赞扬正如他自己说得好:那种赞扬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名字积聚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

    因此,那种华而不实的好奇的滚滚巨浪只能沾湿他的名字,却从未沾湿过他本人。要找到里尔克是很困难的。他没有住宅,没有能找到他的地址,没有家,没有固定的寓所,没有办公室。他总是在世界上漫游。没有人能事先知道他会转到哪里去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他那颗极其敏锐和多愁善感的心来说,任何死板的决定、任何计划和预告,都会使他觉得是一种压力。所以,我和他的相遇,纯属偶然。有一次,我站在一家意大利绘画陈列馆里,我仿佛觉得有人在向我友好地微笑,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当我看到他的那双蓝眼睛时,才认出他来。他的眼睛在注视别人的时候,目光含蓄,从而使他本来并不引人注目的容貌分外有神。不过,恰恰是那种不引人注目的仪表是他性格中最深的秘密之处。他蓄着一撮下垂的金黄色小胡子,神情略带忧郁。由于面部没有明显的线条,有点像斯拉夫人的脸形。成千上万的人从这样一个年轻人身边走过,很可能不会想到他是一位诗人,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性格特点,即,内心那种不同寻常的压抑,只有在和他的进一步交往中才会显露出来。他的言谈举止是难以形容的斯文。当他走进一个众人聚会的房间时,步履之轻,儿乎不会被人察觉到他的光临。然后他会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有时候,当他对什么发生兴趣时,就会无意识地昂起头。在他自己开始说话时,他从不装腔作势或者慷慨激昂。他说话自然、简单,就象一个母亲给自己的孩子讲童话那样亲切。听他讲话,让人高兴。即便是最一般的题目,到他嘴里,就能讲得生动活泼。台湾小说网  www.192.tw

    但是,一旦当他觉察到自己成了许多人的注意中心时,他就立刻中止,重新坐下来,悉心静听别人讲话。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这样的斯文；纵然发出笑声,也都是表示出那么一点意思后就立刻收敛。轻声细语是他的一种需要。所以,再也没有比喧哗嘈杂和感情上的激动更使他心烦意乱。

    他曾对我说过:“那些把自己的感受象呕血一样倾吐出来的人,使我精神非常疲劳。所以,我很少接近俄罗斯人,就像我只是浅尝几口自酒一样。”除了举止的慢条斯理,整齐、清洁、安静,也都是他生理上的需要。每当他不得不乘一辆拥挤的电车或者坐在一家嘈杂的饭馆里时,这都是使他心绪不宁的时刻。他不堪忍受马虎潦草。尽管境遇不宽裕,他对衣着还是非常讲究,打扮得干净、入时。他的一身打扮也同样是一件不惹人注意的经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品；而且还总带着一点不显眼的、完全是他个人的标记,即戴一件他心中暗自得意的小小装饰品,譬如说,在手腕上戴一只薄薄的银镯。这是因为他的要求完美和对称的美感一直渗透到他的内心深处和个人生活之中。有一次,我在他的寓所看他在出门前是怎样装自己的箱子的。他不要我帮忙,认为我肯定弄不好。他把每一件东西非常精心地塞进事先留出的空处,简直就像镶嵌玛赛克那样细心。我觉得,倘若我去插上一手,破坏了他的那一番绣花似的工作,岂不是罪过。他的那种爱美的秉性一直渗透到他的各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不仅仅是他把自己的手稿非常细致地用圆熟的书法写在最漂亮的纸张上,行与行之间相隔的空白,就像用尺量过似的,而且当他写一封最最普通的信函时,也要挑选一张好纸,工工整整地用书写体把字写在隐线格子里,即便是写一张最仓促的便函,他也从不允许自己涂改一个字,而是一旦觉得一句话或者一个字不完全恰当时,就立刻以极大的耐心把整封信重抄一遍。里尔克从不让不完全满意的东西出手。

    他的那种慢条斯理、同时又专心致志的秉性对每一个和他接近的人都具

    有魅力。就像我能设想里尔克本人不会激烈一样,我也能设想,在他的安详的气质熏陶下,不会有人再高声喧嚷和态度蛮横。因为他的举止仪态本身就是一种神秘地不断起作用的力量,一种教育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感召着人的心灵。每次和他作较长时间的谈话之后,我总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脱俗之感；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这种一贯注意节制的性格,即从不让自己尽兴的意愿,都会及早限制任何显得特别知心的感情。我相信,可以认为自己曾是里尔克的“朋友”并以此为荣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在他发表的六卷书信集中,几乎没有和别人谈心的话。而且自从离开中学以来,他几乎没有对任何人使用过那个显得象兄弟般亲热的称呼“你”。对他的特别多情善感的性格来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和他过于接近,都是无法忍受的。

    尤其是所有刚强的男性,都会引起他不快的感觉。他倒更愿意和女人们交谈。

    他写给女人们的信很多,也很乐意；在女人们面前他显得舒畅多了。女人们的嗓子中是没有喉音的,也许这种嗓音使他感到舒服。因为正是那种不悦耳的嗓音使他感到难受。我今天还清楚记得他和一个大贵族谈话时的情景。他全身紧缩,双肩耷拉,眼睛从未抬起来看一眼,为的是不致从眼神中流露出来,他听那个贵族用假嗓子说话,浑身是多么难受。但是,如果他对某人抱有好感,那么和他在一起,又是多么有意思他事后就会感觉到里尔克内心的那种善意,虽然这种善意在他的话语和表情中流露得不多,它像一束暖人心窝、治人创伤的光芒穿透到心灵的最深处。

    里尔克在这座使人心境开阔、最最开放的城市巴黎的生活和工作,是谨小慎微的,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在这里尚未为人所知,和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隐姓埋名的人就始终会更自由、更得意。我去看他的地方是租来的两间大小不同的房间。每间房里陈设简单,没有任何的装饰,但是由于他自己持有的审美感,所以你一进去就会立刻感到一种特有的气派和宁静。他租借的地方从来不会是某一幢邻居嘈杂的大楼房。而宁可去找一幢老房子,即使不甚方便也罢,他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不管他住在哪里,他都会运用自己处享有条不紊的能力立刻把室内布置得意味深长和适合自己的个性。他身边的什物总是少得不能再少,但在一只花瓶或在一只碗里始终开着鲜花,也许是女人们送的,也许是他自己深情地带回家的,墙壁前总是放着书籍,装订漂亮,或者细心地包着书皮,因为他爱书籍,就像把它们当作不会吭声的动物一般。写字台上笔直地并排着铅笔和羽毛笔；没有

    写过字的自纸放在写字台的右角；房间里还有一张俄罗斯的圣像和一张那稣

    钉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教图像,我相信,不管他旅行到哪里,这两张图像一直陪伴着他；这两张图像给他的工作室轻轻地蒙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尽管他的情仰宗教的热忱和任何固定的教条不沾边。我从每一个细节中感觉到,这样的布置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并且深情地保持着。如果我借他一本他没有读过的书,那么当这本书归还到我手中时,上面已平平整整地包了一层缎面封皮,并且系了一条彩色缎带,就像一件节日礼物似的。我今天还清楚记得,他是怎样把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的手稿当作一件珍贵的礼物带到我房间里来的,我今天依然保存着那条包扎过这叠手稿的带子。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是和里尔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为这也就是说,和他一起意味深长地用仿佛睁大了的眼睛去观看最不显眼的东西。他会注意到任何的细微末节,即使是商店的招牌,只要他觉得那些字号韵律和谐,就会高兴地念出声来。据我从他身上所知,他有强烈的兴趣想把一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看遍的,似乎也只有巴黎。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家里相遇,我告诉他说,我昨天偶然走到皮克普斯公墓的旧“栅栏”旁那里埋葬着断头台上最后一批牺牲者的骨骸,其中有安德烈谢尼耶1。我向他描述了那块令人感慨的小小草地,上面到处都是乱家；外国人是难得见到那种坟茔的；我还向他描述了,我随后在回来的路上是怎样从道路边一扇敞开的大门看到一座修道院里面的情景:一群半俗尼1手中拿着一串十字架念珠,默默地绕着圆圈在漫步,口中不吭一声。这时我看到他这个平时非常稳重、自制的人简直有点急不可待。这是我看到他难得着急的几回中的一回。他对我说,他一定得去看看安德烈谢尼耶的坟地和那座修遭院,问我是否能领他去。其实我们第二天就去了。他默默地站在那块孤寂的墓地前出神,并称那块墓地是“巴黎最有诗意的地方”。但是在回来的路上,那座修道院的门却紧闭着。这时我就能考验他沉静的耐心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和他在作品中一样,是很有这种耐心的。他说:“让我们等在这里碰碰运气吧”说完就站在那里,微微地低着头,以便一旦大门开开的话就能看见。我们大约等了二十分钟。随后有一个修女沿着道路走来,并且拉响门铃。他激动地轻轻低语道:“运气来了。”可是那位修女发觉了他在不声不响地窥视我是说,人们从远处的气息中就能感觉到他身上的一切于是向他走去,问他在等谁。他以笑颜相迎他的这种特有的轻柔的微笑立刻就会博得人们的信任并且坦率地说,他非常想看看修道院的通道。现在是那位修女对他满面笑容地说,她感到很抱歉,她不能让他进去。不过她给他出了一个主

    意:他可以到旁边的那间园丁的小屋里去；从那间小屋的最上边的窗户口同

    样可以看得很清楚。于是,这么一点小主意,好像给了他许多恩惠似的。

    后来,我还和里尔克相遇过多次,但是,每当我想起他,我总是记起他在巴黎时的情景,而巴黎最最不幸的时刻他却没有经历到。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遇见这样非凡的人物,真是受益匪浅。但是我还应获得那种对我整个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教益。而这种教益却像意外的礼物一样降临到我身上。有一次,我们在维尔哈伦家和一位艺术史家讨论起来,那位艺术史家抱怨说、伟大的雕塑和绘画时代已经过去。我激烈地反对说,在我们中间不是还有罗丹吗他作为一位雕塑家并不比过去的伟大逊色。我开始数说罗丹的作品,并且几乎愤愤不平起来每当我反对一种异议时总是这样。维尔哈伦悄悄地暗自发笑。他最后说:“你那么喜欢罗丹,就应该和他亲自认识认识。我明天就要到罗丹的创作室去。如果你觉得方便,我带你一起去。”

    问我是不是觉得方便我高兴得简直不能入睡。可是到了罗丹那里,我1安德烈谢尼耶andreier,一七六二一七九四,法国诗人。他曾赞同法国一七**年的大革命,但很快就暴露出“温和派”的政治立场,一七儿四年七月被判为“人民的敌人”而送上断头台处决,主要作品有悲歌集和牧歌和田园诗集,在题材与格律方面受希腊文学影响。

    1半俗尼begine,不发愿的修女。

    又嘴笨得说不出话来。我没有对他说一句恭维的话,我站在各种雕塑之间,就像他的一具雕塑一样。令人奇怪的是,看来我的这种窘态博得了他的喜欢,因为告辞的时候这位老人向我发出了邀请,对我说,难道我不想看看他在默东1的原来的创作室。同时,他又立刻请我一起用餐。于是我得到第一点教益:伟大的人物总是心肠最好的。

    我得到的第二点教益是:伟大的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几乎都是最最朴实

    的。我们在这位享誉世界的伟人家里他的作品是我们当时一代人的楷模就像亲密无间的朋友,饭菜又是如此的简单,就像一家中等水平农民的伙食:一块厚厚实实的肉、几颗橄榄,和一道丰足的水果,外加本地产的原汁葡萄酒。这使我慢慢地随便起来,到最后说话也不拘谨了,仿佛这位老人和他的妻子与我相熟多年似的。

    吃完饭以后,我们走进他的创作室。那是一间大厅,里面集中了他的最重要作品的复制品,但是其中也放着数百件珍贵的单个习作一只手、一只手臂、一束马鬃、一只女人的耳朵,大多数只用石膏塑成。我今天还清楚

    记得若干件他用来自己练习的造型草稿；关于我在他的创作室里参观的那一

    小时,我今天可以讲上几小时。最后,罗丹大师把我领到一座台基旁,上面放着他的最新的作品一具头上蒙着湿布的女人肖像。他用自己一双农民似的满是皱纹的厚实的手揭下湿布,接着退后几步。“妙极了”,我情不自禁地从憋了半天的口中冒出这么一个词,同时为自己说出这样的陈词滥调感到惭愧。可是他却一边打量着自己的作品,一边以冷静的客观态度其中没有一丁点儿自鸣得意轻声地附和了一句:“是吗”接着又踌躇了一

    ...

    番。栗子小说    m.lizi.tw“只是肩膀还有点等一下”他说着脱去上衣,穿上白色工作服,拿起一把刮铲,在肩上非常熟练地一刮,把那女人的柔软皮肤弄平滑了,看上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接着他又后退几步。“喏,还有这地方,”他喃喃地说道,又在细节上作了很小的改动,然而效果却非常明显。过后他就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一会儿走向前,一会儿退后,从一面镜子里端详着那具雕塑,一边嘀嘀咕咕,发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声音,一边修改着。他的眼神,在吃饭的时候显得和蔼可亲,这会儿却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他仿佛变得更高大、更年轻了。他用全部热情和魁梧身躯的全部力量工作着,干着。“每当他快步走向前或后退时,地板咯吱咯吱直响。然而他听不见这声音。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还有一声不响的我站着。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有幸亲眼目睹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大师从事创作时的现场,真是使我激动万分,可是他却把我全忘了。对他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对他来说,只存在那座雕塑他的作品,以及看不见的如何精益求精的构思。

    一刻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我今天已记不清我在那里呆了多久。就时间方面来说,那都是了不起的伟大时刻。罗丹全神贯注埋头于自己的创作。

    即便是雷鸣,也不会把他惊醒。他的动作越来越粗,好像发狠似的。完全沉浸在一种狂暴或者陶醉的状态之中,他干得越来越快。随后,双手渐渐变得迟疑起来。看来,这表明两只手已没有什么可干。他朝后退了一次,两次,三次,再也没有修改什么。接着他轻轻地嘟囔了几句,便非常细心地把布蒙到塑像四周,好像把一块围巾搭在一个心爱的女人的肩膀上似的。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形象重又显得庄严起来。激昂的情绪渐渐消失了。随后出1默东udon.法国地名,罗丹晚年居住于此,并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此逝世。

    现了我不可思议由事也是我得到的最大教益:他脱下工作服,重又穿起家中穿的上衣,转身准备走了。他在这段精神非常集中的时间内把我全然忘却。他不再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激动地站在他的身后,像他的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呼吸短促,而这个年轻人是他自己带进创作室的；为的是给他看看自己的作品。

    他向房门走去。当他要关上房门的时候发现了我,而且几乎恼怒地望着我,心想:这个年轻的陌主人是谁怎么偷偷地溜进了他的创作室但是他随即又记起来了,并且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走来。“对不起,先生”,他开始说道。可是,我只是感激地握住他的一只手；我甚至想亲吻这只手。

    因为我在那一小时内看到了一切伟大艺术的永恒的秘密,即看到了世间任何一种艺术创作的诀窍:全神贯注,不仅思想高度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一个艺术家都得把自己置之度外,忘却周围整个世界。我学到了这点对我毕生有用的教益。

    我原来打算五月底从巴黎赴伦敦。但是我不得不把行期提前了两周,因

    为原来使我非常可心的那处住所由于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而使我感到不

    快。这麻烦是由一段奇遇般的插曲造成的；这段插曲使我觉得非常有趣,同时也使我了解到法国环境里的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式,颇受教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离开了巴黎两天多时间,

    为的是和朋友们一起去参观壮丽的沙特尔1大教堂我还从未见过那大教

    堂呢。当我星期二上午回到旅馆的房间,正要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几个月来一直安放在角落里的我的那只箱子不见了。小说站  www.xsz.tw于是我跑下楼梯去找这家小旅馆的老板,他是整天和他老婆换着班坐在那间狭小的门房里的。他是一个红光满面、矮胖的马赛人,我常常喜欢和他开开玩笑,有时甚至和他一起在对过的咖啡馆里玩玩他最喜欢的十五子游戏。1他听我一说；便立刻激动起来,用拳头拍着桌子,怒气冲冲地大声说道:“好呀,原来如此”别人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他急急忙忙穿起外套他坐在门房里总是穿着衬衫脱下方便的拖鞋,换上鞋子,一边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也许我有必要在这里先追述一下巴黎的住房和旅馆的一个特点、以便弄明白事情的原委。

    在巴黎,较小的一些旅馆和大部分私人住宅都没有大门钥匙,而是由“门房”,即看门人关大门,一旦外面有人敲门,大门就会由门房室自动开开。而在这些较小的旅馆和住宅里,一般只留一个门房或者房东、老板自己看管大门,但不是整夜蹲在门房室,而是从自己的夫妻床上按一下电钮把大门开开大多数还处在半睡的状态呢。如果谁要外出,就叫一声:“请开开门。”同样,每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都得报一下自己的名字,以便到了夜间陌主人无法潜进屋来理论上是这样。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有一天凌晨两点光景,我住的那家旅馆的门铃被外面的人拉响了,进来的人也报了自己的名字,听

    上去像是旅馆里的某一位住客；而且那位住客还在门房里留下了自己的房间

    钥匙。本来这是守门人的责任:从窗玻璃证实一下这位晚来客人的身分,但是显然由于守门人太因而没有这样做。过了一小时后,里面又有人要外出,叫了一声:“请开开门。”守门人在开了大门后忽然警觉起来:怎么凌晨两1沙特尔chartres,位于巴黎西南的城市。

    1十五子游戏tricktrack,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掷色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

    点以后还有人要外出。于是他从床上起来,看到那个从旅馆出去的人拎着一只箱子向小巷走去；守门的旅馆老板赶紧披上睡衣,穿上拖鞋,跟踪那个可疑的人。可是当他看到那个人拐了一个弯走进小田园街一家小旅馆时,他自然也就不再怀疑那个人是窃贼或小偷了。于是又安安稳稳地躺下睡觉。

    而现在他对他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十分后悔,他带着我急急冲冲去找最近的那个站岗警察。随后我们立刻到小田园街那家旅馆去查问,并且发现:我的箱子虽然还在那里,但那个小偷却不在显然他是出去了,为的是到附近的某家酒吧去喝早晨咖啡。于是,两名便衣警察在小田园街的那家旅馆门房里守候着那个坏蛋:当他半小时后毫无疑虑地回来时,他立刻被逮捕了。

    现在,我们两个人老板和我不得不一起去警察局履行公事。我们被带进那间警长的房间。那位警长是一位留着小胡子、胖得要命、和蔼可亲的先生,穿着一件钮扣解开的外套,坐在写字台后面。写字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着各种文件,满屋都是烟味。桌子上还放着一大瓶葡萄酒,这表明这位先生完全不属于那种敌视生活和冷酷无情的警察行列。遵照他的命令,那只箱子被送进屋来。我应该说明,箱子里是否缺少重要东西。看来,里面唯一值钱东西是一本总额为两千法郎的信用存折,但是在我住了数月之后已经用去了许多,而且谁都明白,这样一本存折对别人是没有用的；再说,这本存折事实上还一直放在箱子的底部,没有动过。于是作了这样的口供记录:我承认这只箱子是我的财产,里面没有丢失任何东西。这以后警长命令把小偷带进来。我倒挺想看看那种场面。

    说来,看到那种场面也真是值得。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两个警士押着小偷进来,他本来就又瘦又弱,夹在两个粗壮的警士中间,更显得奇形怪状,活象一个可怜鬼。他衣衫褴褛,衣领都没有了。看得出来,由于极度的饥饿,蓄着一撮小胡子的脸尖复得象只老鼠面孔。他是一个很不高明的小偷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很不在行:他没有在作案后的第二天一早就带着箱子溜之乎也。他站在有权力的警长面前,两眼低垂,全身微微颤抖,仿佛是受冷受冻所致。我不得不羞愧地说,我不仅为他感到难过,甚至感到自己对他产生了某种怜悯之心。而当一名警官郑重其事地把各种从他身上搜来的东西一一陈放在一块大木板上时,我的同情之心更是倍增。简直想不出还

    有比它们更稀奇古怪的藏在身上的东西了:一块非常脏、非常破的手帕；钥

    匙串上挂着十二把各种大小规格的万能钥匙和撬锁钩互相碰撞起来会象

    乐器似的叮当作响；一只破皮夹；但是幸亏里面没有武器。这至少可以证明这个小偷虽然以大家熟知的方式干他的行当,但用的却是和平的方式。

    首先,当着我们的面检查了那只皮夹。结果令人惊讶。这倒不是因为发现里面有几千或几百法郎,或者发现里面一张钞票也没有,而是发现里面有二十七张袒胸露肩的女舞蹈演员和女演员的照片以及三、四张**照。显而易见,这无非是说明这个细瘦、优伤的小伙子是一个美的热烈的爱好者,巴黎剧坛的那些明星们对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但他至少要把她们的照片藏在自己的心窝边,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不法行为。虽然警长用故意装出严厉的目光,一张一张察看着那些**照,但却逃不出我的观察:一个处于这样境遇的违法者竟会有这种收藏兴趣,使他觉得很有意思。我也和他一样,因为当我看到这个可怜的罪犯对美有这样的爱好时,我对他的同情也就再次明显增加了。于是,当警长一边郑重其事地拿起笔,一边问我是否“要起诉”

    即对那个罪犯提出控告时,我自然立刻回答说:不。

    也许为了弄明白这里商的究竟,有必要在这里再作一些补充说明。在我们的国家和在其他许多国家里,凡是遇到犯罪案件,都是由官方起诉,即由国家向自己控制的司法部门公诉,但是在法国,是否要提出指控,可由受害人自由选择。我个人觉得,这种法制观念要比那种所谓刻板的法律更公正。

    因为自由选择是否要起诉,就有可能宽恕另一个人所干的坏事。但是在别的国家就不行,譬如说在德国,如果一个女人出于一时的嫉妒用左轮手枪伤害了自己的情人,不管你怎么苦苦哀求,都无法使她免遭审判。国家要进行干涉,要把她从自己的男人身边强行拽走并投入监狱而那个在她激动之中遭到枪击的男人说不定因为她的这种强烈感情而更爱她哩。然而在法国就不一样,这对情人就会在道歉之后挎着胳膊一起回家,并且认为这件事情在他们之间已经解决。

    当我刚刚说出一个坚决的“不”字时,就立刻出现了三种反应。那个在两名警察之间的瘦弱家伙忽然站起身来,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激目光望着我那目光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警长满意地放下他的笔,看得出来,我不再追究那小偷,也使他感到高兴,因为这为他省去许多文牍工作。可是我的那位房东却是另一种反应。他满脸涨得通红,开始对我大声嚷嚷,说我不能这么办,这种无赖、“坏蛋”非得斩草除根不可。说我根本不会想到这类家伙将会造成这样的祸害。他说,一个正派高尚的人必须日夜提防这类流氓,如果你现在饶了一个,也就等于纵容了另外的一百个。一个小市民的全部诚实和耿直,同时也包含着那种心胸狭小,这时统统爆发出来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意受到了妨碍。为了避免那些和他有牵连的麻烦,他用威胁的态度、毫不客气地要求我收回宽恕的成命。但是我毫不动摇。我语气坚决地对他说,我已经找到自己的箱子,我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对我来说一切都已解决,我没有什么可控告的。我说,我有生以来还从未对另一个人提出过什么控告；而且在我今天中午口嚼一块大牛排的时候,当我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因为我的缘故不得不吃监牢里的饭食,我的心情就会非常不愉快。我的房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越来越激动。警长申明说,这事由我而不是由他作出决定；由于我坚持不起诉,这事才算了结。这时,房东猛地一转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砰地一声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警长站起身来,望着这位生气的人的背影,露出微笑,一边和我握手,表示默默的赞同。这样,例行公事算办完了。我伸手去拎箱子,准备把它带回家。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发生了一点令人惊异的事。那个小偷不好意思地迅速走到我的身边,说道:“喔,先生,您别拿,我把它送到您的家去。”于是我在前面大步走着,那个怀着感激心情的小偷在我身后拎着箱子。我们走过四条街,重新回到了我的旅馆。

    看来,一件令人恼怒的事就以这样的方式非常轻松愉快地结束了。但是余波未平,这件事又很快导致了另外两件事的发生。我对法国人心理的初步了解应该归功于这两件事。当我第二天到维尔哈伦家里去的时候,他不怀好意地笑着迎接我,开着玩笑对我说:“你在巴黎的奇遇真是不少。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你原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家伙。”我一开始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一瞧,上面登着一篇关于昨天发生的事的长篇报道,只不过经过浪漫主义的编造,已和原来的事实真相大不一样,简直使我难以相信。那篇报道以一种新闻记者的卓越技巧作了这样的描述:一位高

    贵的外国人的一只箱子在城内的一家旅馆里被窃为了使我更加令人感兴

    趣,我竟变得高贵起来；箱子里有许多最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一本两万法郎的信用存折一夜之间,两千马克增加了十倍以及其他各种无法补偿的物品实际上仅仅是一些衬衫和领带；开始时几乎无法找到线索,

    因为不仅小偷非常老练而且看来他在作案时对本地情况十分熟悉；但是警察

    分局的警长某某先生以他“众所周知的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立刻采取了各种措施；他通过电话联系,只用了一个小时,巴黎所有的旅馆和客栈都进行了彻底的检查；由于他的措施一贯准确周密,所以在极短的期限内

    就逮住了那个坏蛋；警察局长为了表彰这位优秀警长的杰出成绩及时给予了

    特别嘉奖,因为他用自己的能力和远见再次为巴黎警察局的模范组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然,这篇报道所说的一切,没有一条是真的。那位好警长根本就没离开过自己的写字台一分钟。是我们自己带着箱子把小偷送到他那里去的。不过,他却利用这次好机会,为自己捞到了宣传资本。

    如果说,这段插曲对那个小偷和对崇高的警察当局来说都算碰上了好运气,但对我来说却是倒霉得很。因为从那时起那个从前对我非常随和的房东就处处与我为难,不让我在那家旅馆继续呆下去。我走下楼梯。向坐在门房里的他的老婆礼貌地打招呼。而她根本就不理睬我；生气地把那不开窍的小市民的女人脑袋撇到一边。那个小学徒不再认认真真地收拾我的房间。我的信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纵然在隔壁的几家膺铺和那家专卖烟店里,我见到的也都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而往常,由于我大量消费烟叶制品,在那家专卖烟店里是大受欢迎的,被当作老“朋友”。那种小市民的道德观念受到了伤害,不仅那幢房子里的人,而且整条小巷的人,甚至全区的人,都一致起来反对,因为我曾“帮助了”那个小偷。于是,到了最后我别无出路,只得带着那只失而复得箱子出走并且非常灰溜溜地离开那家舒适的旅馆,仿佛我自己曾犯了罪似的。

    到过巴黎再到伦敦,给我的感觉,就象一个人在炎热天突然走进阴凉之中。一个人刚到伦敦,都不由得会感到一阵寒颤,但是眼睛和其他各种知觉很快就会适应我原打算在英国好好观光两三个月,似乎理应如此。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是沿着这个国家的轨道向前运转,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怎么能理解我们这个世界和通过它的各种人员评价这个世界呢我希望通过大量的会活和频繁的社交好好练一练我的蹩脚英语顺便提一下,我的英语从未真正说得十分流利.可惜我没有达到目的。我象我们所有欧洲大陆去的人一样,在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和文学界很少接触,在各种早餐谈话和在我们小小的出租公寓里简短的交谈时,凡涉及到宫廷、比赛、娱乐会这类内容,我总觉得和我完全不相干。当他们讨论政治时,我也无法插嘴,因为他们说的那个家伙,我不知道他们指的就是官廷大臣；而且那些绅士先生们总是只称呼名字,而不称呼姓。面对那些马车夫中的伦敦佬,我的耳朵聋了似的。

    所以我在英语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快。我曾试图在教堂

    里从传教士身上学到一些好的措辞；我旁听过两三回法庭审理；为了听到正

    确的英语,我到剧院去看戏。但是我在巴黎处处可以遇到社交活动、轻松愉快和同伴情谊,我在伦敦却始终必须费劲地去寻找。我找不到一个人可

    以和他讨论讨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由于我对体育、娱乐、政治以及

    他们平常关心的事抱着全然无所谓的态度,在那些好心的英国人看来,我大概是一个相当没有修养和呆板的人。

    我从未成功地把自己和某一个生活环境,即和某一群人从内心深处打成一片。所以,我在伦敦的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或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的。

    当然,起初我也曾企图通过闲逛来好好了解一下伦敦。在刚到的八天,我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快步疾行,直至脚底灼痛。

    我以一种大学生的责任感跑遍了导游手册介绍的所有游览胜地,从伦敦的塔梭滋夫人蜡像陈列馆到英国国会。我学习喝英国谈啤酒,并且用全英流行的烟斗代替巴黎的烟卷。我在成百件的小事上竭力去适应新环境。但无论是社交界还是文学界。我都没有真正的接触。而且,如果谁只是从外表上观察英国,走马观花似地从那些重要的地方一掠而过,譬如说,只是从伦敦城内成百万家公司商号门前匆匆走过,那么他从外面除了看到擦得锃亮的千篇一律的黄铜招牌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了解。那种吃身很深的皮制安乐椅的样子,就象整个氛围一样,会使我精神上昏昏欲睡。因为我享受不了这种高明的休息,就象别人不会用全神贯注干一件事或者体育运动来消除疲劳一样。

    如果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即一个赋闲的人不善于把众多的消闲活动提高到一

    种高尚的交游艺术,那么伦敦这座城市就会把他当作异己坚决排斥在外。而巴黎则会愉快地让他参加到自己更为热闹的生活中来。我的错误在于:我原本应该干一点无论什么工作诸如到一家店铺去当见习生,或到一家报馆去当秘书来度过住在伦敦的两个月时间,这样我至少可以稍微深入一

    ...

    下英国人的生活,但我没有这样做,而认识到这一错误,为时已晚。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作为一个从外面来的观察者,我经历得不多；只是到了许多年以后,在大战期间我才得到一个关于实际的英国的概念。

    在英国的诗人中,我只见到过阿瑟西蒙斯1。他又帮助我得到叶芝的邀请。我非常喜爱叶芝的诗,而且纯粹出于高兴,我翻译了他的优美的诗剧水影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天是朗诵晚会。只有少数经过挑选的人受到邀请。

    我们坐在那间并不宽敞的房间里,显得相当拥挤,一部分人甚至坐在搁脚的小板凳上或者地板上。叶芝在一张黑色或者是蒙着黑布的斜面桌旁点燃起两支碗口粗的巨大圣坛蜡烛之后,终于开始朗诵,房间里的其他灯烛顿时全部熄灭。于是,在蜡烛的微弱亮光下,当梳着黑色害发的叶芝的头做出强有力的动作时,显得格外清楚。叶芝用抑扬顿挫的低沉声音缓慢地朗诵着,一点也不显得过分慷慨激昂。每行诗句都铮铮有声,十分清亮,他朗诵得很美,确实也很庄重。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他的那副矫揉造作的打扮。那件袈裟似的黑长袍使得叶芝有点象神甫；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轻轻的香味,我想,这是粗大的蜡烛微微燃烧的结果。这一切使得一次自发的诗歌朗诵不象是文学欣赏,而更象是一次祭诗的仪式但另一方面,这一切对我又有一种新奇的诱惑力。相比之下,我不由得回想起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作的情景:他只穿衬衫,为的是能用强健的双臂更好地打出节奏,他不讲排场,也不象演戏似的；我也想到了里尔克,里尔克也偶尔从一本书中吟几行诗句,他说得简朴、清楚,默默地为自己的措辞服务。叶芝的那次朗诵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象演戏似的”诗人的自诵活动。虽然我非常喜爱他的作品,但我抱着一点怀疑的心情反对这种祭礼式的崇拜行为。尽管如此,叶芝当时曾有过我这样一个怀着感激心情的客人。

    1阿瑟西蒙斯arthursyns,一八六五一九四五,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支持者,著有象征派文学运动一**九一书。诗集有剪影、伦敦之夜等。

    不过,真正称得上我在伦敦发现的诗人,倒不是活着的人,而是一个当时尚被人们遗忘的人:威廉布莱克1。他是一位孤寂、有争议的天才。他的古拙和精细完美相结合的艺术品至今还令我神往。有一次,一位朋友建议我

    到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陈列室当时该陈列室由劳伦斯比尼恩掌管

    去看看那些有彩色插图的书籍:欧洲、美洲、约伯记那些

    书籍今天已成为古书店里的稀世珍品；而且我也真象着了迷一般。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这一位富有魅力的人,他是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好象长上了天使的翅膀用各种幻象在幻想的荒野上翱翔。我曾想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更深入地探究这位质朴而又非凡的人物的迷宫,并且打算把他的几首诗译成德文。想得到一张他的亲笔画简直成了无法克制的**,但是看来在当初只不过是一种梦想。一天,我的一位朋友阿奇博尔德gb拉塞尔他当时已是布莱克的最出色的鉴赏家告诉我说,在他举办的展览会上将出售一幅“梦幻式的肖像”,根据他的也是我的看法,这幅约翰国王是布莱克大师的最美的一张铅笔画。他对我说:“您对这张画将会百看不厌”。

    事实证明他言之有理。在我的书籍和绘画中,唯有这一张画陪伴着我三十余年。那位困惑的国王不时用神奇的明亮目光从墙上望着我；在我丢失和扔下的各种物品中,这幅画是我在四处漫游时最思念的。栗子小说    m.lizi.tw我曾在大街上和城市里努力寻找过英国的天才,都没有达到目的,而这个天才突然以布莱克这个真正星宿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于是,在这个世界上,又给我众多的爱好增添了一种新的爱好。

    1威廉布莱克blake,一七五七一八二七,英国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

    我的曲折道路

    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这种一些充满好奇的漫游和飘泊,本身是十分愉快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非常有收获的。但是,一个人终究还是要有一个固定的住处,以便出去漫游有一个出发点和有一个归宿。当我今天周游世界已不再是出于自愿,而是一种被迫流亡时,我对这一点岂不比任何时候认识得更清楚当时,我已有不少图书、绘画和纪念品,那都是在我离开中学以后的几年中积攒起来的。我的手稿已开始成捆成堆。我终究不可能把这些令人高兴的负担一直装在箱子里,拖着它们周游世界。所以,我在维也纳租了一小套公寓房间。但那里并不是我的真正住所,而仅仅是一个临时歇脚处法国人喜欢说得这样透彻,也就是说,我的生活在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直有一种莫名的临时感觉。我每做一件事总要告诫自己,这件事还不是真正算数的。譬如说,我的写作,我只是把它们当作在我真正开始创作前的试笔。在我与之交朋友的女人方面,我也不乏这种临时的感觉。这样一来,我在青年时代的思想感情,还不是极端负责任的,一切凭“兴趣爱好”,什么都想体验,无论是练习写作和玩乐,都漫不经心。

    在别人早已到了结婚、有孩子和有重要身分、并且不得不集中精力进行奋斗

    的年纪,我却还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一个在自己面前还有许多时间的起步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迟迟不为自己作最后的决定。正如我把自己的写作只看成是“真正创作”的预习、只不过是预告我的文学生涯的一张名片一样,我的那一套房间暂时也只不过是为自己准备一个地址罢了。因此我有意在郊区选择一个小单元,不致由于费用昂贵而妨碍我的自由。我也不买特别好的家具,因为我不想把房间“保养”得象我在父母家里看到的那样那里的每把扶手椅都有外套,只是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才把它们取下来。我有意避免因定住在维也纳,从而也就避免了和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在感情上依依不舍。多年来,我曾觉得我培养自己这种临时观念,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来,当我总是被迫离开我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家园和看到我周围添置的一切遭到破坏时,我觉得,我的那种与己无关的神秘的生活感情对我倒是有帮助的。我早年学会的那种临时观念,在我遭到损失和告别家园时,能使我的心情不致过于沉重。

    那时,我还不打算在我的第一套公寓房间里添置许多值钱的东西。不过,

    我倒已在墙上挂起那张我在伦敦搞到的布莱克的素描和歌德的一首诗的手迹

    那首诗是歌德的最优美的诗作之一。字体潇洒；当对还是我自中学开始收藏的名人手迹中最佳珍品哩。就象我们整个文学小组热衷于写诗的风气一样,我们当时到处追着诗人、演员和歌唱家们签名；当然,随着中学生活的结束,我们也就放弃了那种写歪诗和征集签名的业余爱好。与此同时,我对收集天才人物遗墨的兴趣却愈来愈浓,热情愈来愈高。我对单纯的签名已渐渐觉得无所谓,对国际著名人物的名言或某个人的颂词也不感兴趣。我要搜集的是诗歌或乐曲的手迹或原稿,因为我对一件艺术品产生既从作者传记的角度又从心理的角度这个问题的兴趣,超过其他的一切。栗子小说    m.lizi.tw当一节诗、一段旋律从无形之中,从一个天才的想象和直觉之中,通过字体的定形而问世时,那是最最神秘的一瞬间；而在大师们的那些反复推敲过或者说冥思苦想过的原稿上,岂不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可以琢磨出这转变的一瞬间如果在我面前只有一件艺术家已经完成的作品,我还不能说对这位艺术家有了足够的了解。我相信歌德的话:倘若你想完全领悟伟大的杰作,你不仅要看到过它们的成品,而且必须了解到它们形成的过程但是,一旦我亲眼见到一张贝多芬的最初草稿,尽管上面涂改得乱七八糟,开始时的乐谱和删掉的乐谱纠缠一起,儿道铅笔线删去的地方却凝聚着他的才气横溢的创作热情,这时我就不胜兴奋,因为从它上面会引起我思想上的无限遐想。我会象着了魔似地、爱不释手地把这样一张象天书似的陈旧手稿看上半天,就象别人看一帧完美的画像一样。巴尔扎克的一张校样上面的每一句话几乎都修改过,每一行字都反复涂改多次,四周的白边由于各种修改记号和字迹已变成了黑色会使我欣喜若狂。某一首我喜爱了十多年的诗,一旦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手稿,即它的最初问世形式,就会在我心中引起一种虔诚的崇敬感情。

    我简直不敢碰它一碰。藏有若干张这样的手稿,使人感到自豪,而去搜集这样的手稿,即在拍卖时把它们弄到手或者摸清谁藏有这样的手稿,几乎成了

    我的业余爱好中最有诱惑力的一件事；在搜集过程中我曾度过了多少紧张的

    时刻曾遇到过多少令人激动的好运气有一次,我幸亏晚到了一天,因为

    那里拍卖的一件我非常想要的手迹事后表明是假的；接着又碰到一件奇迹般

    的事:我手中原本藏有一小件莫扎特的手稿,可是并不令人完全高兴,因为其中的一段乐谱被人剪去了。可是突然之间这一段五十年或一百年前被某一

    个爱心过切的艺术摧残者剪去的乐谱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拍卖时冒了出

    来,可是我能把那咏叹调重新拼全,就象莫扎特一百五十年前遗留下时一模一样。当时我的稿费收入虽然还不足以大批购买别人的手稿,但是任何一个收藏家都知道,当他为了搞到一件手迹而不得不牺牲其他的乐趣时,他从那件手迹中所得到的喜悦会有多大。此外,我还要求我的所有那些作家朋友们捐献。罗曼罗兰给了我一卷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手稿,里尔克粑

    他的最畅销的作品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1的手稿给了

    我,克劳代尔给我给圣母的受胎告知2的手稿；高尔基给了我不少草稿,弗洛伊德给了我他的一篇论文的手稿。他们都知道,没有一家博物馆会精心保存他们的手迹。我收藏的手稿中有不少今天已失散在各个角落,但别人对这类手稿的兴趣,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而那件将在博物馆里成为最不寻常和最珍贵的陈列品的文学手稿,虽然不藏在我的柜子内,却藏在我住的这同一幢郊区公寓里,这件事是后来偶然发现的。在我的楼上,在一套和我的房间同样简陋的房间里,住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小姐,她的职业是钢琴教师；有一天,她非常客气地站在楼梯上同我说话。她说,我在工作时不得不无意之中听她上钢琴课,这件事使她深感不安,她希望,我不致因为她的女学生们的不完美的艺术而受到太多的干扰。

    接着她在谈话中说起,她的母亲和她住在一起,她的母亲的眼睛已经半瞎,所以几乎不离开自己的房间。她说,她的这位八十岁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

    1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是里尔克于一**九年在和他的情人、女作家鲁安德烈

    亚斯萨洛美相处的日子里开始创作,而于一九○六年出版的诗集,诗歌中借用匈牙利抗击土耳其入侵时期一个青年旗手初恋和阵亡的故事,抒发了他对爱情和“英雄业绩”的向往,反映了当时青年的情绪,是他的最风靡的作品。

    2给圣母的受胎告知ianerie,是法国诗人和剧作家保尔克洛代尔pauldel,一八六八一九五五于一九一二年发表的作品,以中世纪神秘的语调颂扬了克己和牺牲。

    歌德的保健医生福格尔博士的女儿,并于一八三○年由奥蒂莉冯歌德1当着歌德的面受洗礼。这使我的头脑感到有点晕乎到了一九一○年,世间居然还有一个受到过歌德的神圣目光注视过的人由于我对一位天才人物留在世间的一切怀有一种特别崇敬的心情,所以我除了收集那些手稿之外,还收集各种我能收集到的遗物。后来在我的“第二次生活”期间我家里的一间房成了一个遗物保存室,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里面放着贝多芬的一张写字台和他的那只小钱匣。在他临终以前他还从床上伸出那只颤抖的手,从小钱匣里为女佣取出几小笔钱呢,里面还有从贝多芬的家用帐簿里遗留下来的一页记着帐的纸,和贝多芬的一绺已经灰白的头发。我把歌德的一支羽毛笔放在玻璃底下保存了多年,以便能摆脱那种想用我的这只不般配的手去拿这支笔的诱惑。而现在居然还有一个被歌德的圆圆的黑眼睛悉心、爱抚地注视过的活人在世界上,这是所有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无法比拟的。这

    位风烛残年的老妪把那个崇高的魏玛世界和这幢我偶然碰上的厨师巷八号的

    楼房联系在一起,但这条连线是非常脆弱的,它随时可以断裂。于是我请求能允许我见见这位德梅丽乌斯太太。我受到那位老太太的亲切接待。我在她的斗室里见到了若干件歌德的家具什器,那是歌德的孙女儿她童年时的女友赠送给她的,有歌德桌子上的一对烛台,和几个好象是座落在魏玛弗劳普兰1的那幢寓宅的徽记似的东西。但是,她本人的存在,难道不就是一桩真正的奇迹吗那位老太太,在已经稀少的白发上戴着一顶朴素的小帽,嘴巴四周尽是皱纹,却非常健谈。她向我详细叙述了,她在弗劳普兰的那幢寓宅

    里是怎样度过青年时代最初十五年的；那幢寓宅当时还没有变成象今天

    已成为博物馆的这副样子,而自那位最伟大的德语诗人歌德永远离开自己的家和这个世界以来,他的故居里的一切物件再也没有动过。就象所有的老人一样,那位老太太对她自己的那段童年生活记得最清楚。她对歌德学会泄露他人**的轻率之举感到非常气愤,这使我深受感动。她说,该学会“现已”

    出版了她的童年时的好友奥蒂莉冯歌德的情书。天哪,他说“现已”,她完全忘记了奥蒂莉死去已有半个世纪对她来说,歌德宠爱的这位儿媳现在还活着,还相当年轻,对她来说,一切还都在眼前,但在我们看来,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在她面前,我始终感到一种幽灵般的氛围。就在我住的那幢砖石结构的楼房里当人们已用电话交谈,点上电灯和使用打字机写信时只要向上再走二十二级楼梯阶,人们就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纪的境界,那里笼罩着歌德世界的神圣阴影。

    后来,我还多次遇到过这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她们的头脑中一直保存着那个自己红极一时的煊赫世界。其中有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瓦格纳1,她的姿态总是那么哀婉、严峻而又雍容；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尔斯特2,1奥蒂莉冯歌德ottilievohe,歌德的儿媳,即,歌德的儿子奥古斯特歌德的妻子。

    1歌德在魏玛的故居座落在弗劳普兰frauenplan.1科西玛瓦格纳siwagner,一八三七一九三○,著名音乐家李斯特的女儿,后来成为著名作曲家和诗人里查德瓦格纳的妻子。

    2伊丽莎白弗尔斯特尼采elisabethforsteietzsche,一八四六一九三五,德国女作家,尼采的妹妹,一八八五年和伯恩哈德弗尔斯特behardfrster结婚,在她丈夫于一八**年去世后,一直作为她哥哥尼采的助手、秘书、护士而工作,直至尼采一九○○年逝世。她写过许多关于尼采的书。

    她身材矮小,纤巧窈窕,爱卖弄风情；亚历山大赫尔岑3的女儿奥尔加莫诺,她几时常常坐在托尔斯泰的膝盖上。我还曾听到过晚年的盖奥尔格勃

    兰兑斯向我讲述他遇见惠特曼、福楼拜、狄更斯等人的情景；我也听到过里

    夏德斯特劳斯向我描述他是怎样第一次见到里查德瓦格纳的。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没有象老态龙钟的德梅丽乌斯那样使我感慨万千,她是在活着的人中间最后一个被歌德的目光注视过的人。而我自己可能也是今天能说这种话的最后一个人:我曾亲眼见过一个被歌德的手轻轻抚摸过头的人。

    现在,我总算在出门旅行的相隔期间找到了一个临时歇脚处。而更重要的是,我与此同时还找到了另一个家即,那家三十年来一直维护和促进着我的整个事业的出版社。选择哪家出版社,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生中的关键时刻。而我在此之前并没有面临这种抉择,这是最幸运不过的了,若干年以前,曾有一位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喜好文学创作的人,产生过这样一个想法:他宁愿把自己的财富花在一件文艺作品。上,而不愿花在赛马饲养上。

    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瓦尔特海梅尔,1他本人作为一个诗人,成绩并不可观。他决定在德国创办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将不注重赚钱与否,甚至事先就打算长期亏本,它决定出板与否的标准将不是销路如何,而是一部作品的内在价值。而当时德国的出版事业到处都一样:主要是从商业的观点出发。

    海梅尔不打算出版消遣性的读物,即使这类读物非常赚钱。相反,他倒愿意为那些最玄奥和最艰深难懂的作品提供出版机会。收集一切纯粹追求艺术形式最完美的作品,是他的这家高雅出版社的口号。因此。最初真正对它识货的行家并不多。它却为这种孤立感到自豪。故意把自己命名为“岛屿”和后来的“岛屿出版社”。岛屿出版什么东西,从来都不是只当作一般的业务,而是对每部作品的印刷装帧都非常考究,使之外在的形式和完美的内容相称。所以,每一部作品在出版时,无论是标题的设计、版心,还是铅字、纸张,都会遇到特殊的具体问题,即使象广告目录、信纸这样一些事情,这家注重信誉的出版社也考虑得十分周到。譬如说,我今天记不得在以往的三十年间由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任何一本书中有一个印刷错误,我也记不得有哪一封信中有过一行修改过的字句。各种事情,包括最小的细节,都体现出争当楷模的抱负。

    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的抒情诗是由这家出版社编选成册的,而且由于这两位诗人当时还庭在,所以这家出版社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了最高的标准。因此,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六岁的我被誉为这家“岛屿出版社”的固定作者之一,我会感到何等的喜悦和自豪这种身分从外表上看,固然提高了我

    ...

    在文学界的地位,但从实质上说,同时也加强了我的责任感。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谁跻身于这种佼佼者的行列,谁就得严于律已和审慎行事,绝不能粗制滥遣和象新闻体似的速成。因为要把岛屿出版社的商标印在一本书上,那真是千叮嘱万叮嘱:要确保该书内容的质量和该书的第一流印刷装帧一样完美。

    话又说回来,我年纪轻轻就碰上了这样一家年轻的出版社,并且和它一3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herz,一八一二一八七○,著名俄国作家,政论家。母亲是德意志人,后又深受德意志文化的影响并长期流亡国外,客死巴黎。代表作有散文集往事与随想等。

    1阿尔弗雷德瓦尔恃冯海梅尔alfredel.一八七八一九一○,德国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但他在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创办了德语杂志岛屿和以后的岛屿出版社,扶植了一大批年轻的文学人才。

    起在事业上共同发展,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因为唯有这

    种共同的发展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作者及其作品和世界之间的有机的生活条

    件。不久,我和岛屿出版社社长基彭贝尔格教授1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这种友谊还由于我们双方都热衷于私人收藏手稿而得到加强。因为在我们互相交往的三十年间,基彭贝尔格收集歌德遗物和我收藏手迹一样,都是私人收藏家中的巨富。我常常从他那里得到宝贵的建议和劝告,另一方面,我也能用我对外国文学的专门了解给他许多重要的启发。于是,在我的建议之下,岛屿丛书诞生了。这套丛书以数以百万计的发行量仿佛在原来的“象牙之塔”周围筑起一座巨大的世界之城,同时使岛屿出版社成为最有名望的德语出版社。三十年后,我们的处境和开始之时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一家小企业,现己成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开始之初,它的读者只是一小群参与其事的。作者本人,而现在,它是德国读者最多的出版社之一。说真的。要破坏这种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幸运和理所当然的联系,只能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和最野蛮的强暴法律。我今天不得不承认:要我远离家门和故乡,倒还不觉得太难受,但是再也见不到我的书上那个熟悉的岛屿商标,却使我痛苦不堪。

    话又说回来,我前面的道路已经畅通。虽然我很早几乎有点不太合适就发表作品,但我自己心中有数,直到二十六岁我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

    我在青年时代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和当时最杰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人物的交往和友谊,而这却成了我在创作中的危险障碍。由于见得太多了,反倒使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创作。这不禁使我迟疑起来。因为心中无底,所以我在二十六岁前发表的作品,除了翻译之外,尽是规模较小的中篇小说和诗歌,这也是为了在经济上求稳。好久以来、我一直没有勇气写一部长篇小说真要有这种勇气,说不定还要等三十年.我第一次敢于在形式方面作较大的尝试,是在戏剧创作方面。而且在这第一次尝试以后,一些良好的预兆使我很快陷入巨大的创作欲之中。我在一九○五年或一九○六年的夏天写过一出剧当然,完全按照我们当时的时代风格,是一部诗剧,而且是仿古式样。这出剧叫忒耳西忒斯1,至于说到这部剧,我以后再也没有让它再版我三十二岁前发表的全部著作,我几乎都没有让它们再版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今天之所以提到这出剧,只是觉得它在形式上还可以,但尽管如此,这出剧却已显示了我的创作思想的一个明显的个性特征,即: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栗子小说    m.lizi.tw在我的中篇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一些抵抗不住命运摆布的人物他们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譬如说,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2,不写伊丽莎白一世3,而写玛丽。斯图亚特1,不写加尔文2,而1安东基彭贝尔格antonkippenberg,一八七四一九五○,德国出版家和收藏亥。一九○五年起任岛屿出版社社长,他私人收藏的歌德手稿今天陈列在杜塞尔多夫的歌德博物馆。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年任歌德学会会长。

    1忒耳西忒斯tersitea,是茨威格于一九○七年发表的诗体悲剧,忒耳西忒斯是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期间希腊联军中最丑的人。他胆子小,多嘴多舌,辱骂一切,曾遭到奥德修斯的斥责,后来被阿喀琉斯一拳打死,他是希腊神话中“非英雄人物”的典型。

    2伊拉斯漠erass,一四六九一五三六,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因出生写卡斯特利奥3。所以,我当时在自己的这出剧中,也不把阿喀琉斯当作主人公,而是把他的对手中最不起眼的忒耳西忒斯当主人公。也就是说,我的剧中的主人公是历经苦难的人,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和坚定的目标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我没有把完稿的剧本拿给一位纵然是我的朋友演员看,我在这方面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用无韵诗写的剧本,加之要用古希腊的道具服装,这样的剧本,即使是出自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之手,也很难在现实的舞台上“创出票房价值”。我只是为了走走形式,才给几家大剧院寄去几册剧本,而且随后也就完全忘却了这件事。

    因此,大约三个月后当我接到一封信封上印有“柏林王家剧院”字样的信件时,我不胜惊讶。我想,普鲁士国家剧院会向我要求些什么呢。出乎意料的是,剧院经理路德维希巴尔奈他以前是德国最著名的演员之一竟告诉我说,我的这出剧给他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

    终于找到了阿达尔贝尔特马特考夫斯基1长久以来一直想扮演的阿喀琉斯这

    个角色；因此,他请我允许他在柏林的王家剧院首演这出剧。

    我简直惊喜得目瞪口呆。在当时,德意志民族只有两位伟大的演员:阿达尔贝尔特马特考夫斯基和约瑟夫凯恩茨。前者是北德意志人,气质浑厚,热情奔放,为他人所不能及；后者是我的老乡维也纳人,神态温文尔雅,善于台词处理。时而悠扬,时而铿锵,运用自如,无人能与之匹敌。而现在,将由马特考夫斯基来再现我塑造的阿喀琉斯这个人物,由他来诵念我的诗句,我的这出剧将得到德意志帝国首都最有名望的剧院的扶植我觉得,这将为我的戏剧生涯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而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

    于荷兰的鹿特丹,故习称鹿特丹的伊位斯谟erassvonrotterda他是欧洲人丈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曾将圣经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确定了希腊字母的读音。他的名著愚人颂一五○九是一部讽刺作品,以犀利的笔锋,嘲讽教会的伪善,教士的放荡,以及世俗贵族的窟碌。小说站  www.xsz.tw茨威格著有传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剧triuhundtragikdeserassvonrotterda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借题发挥,抗议当时的法西斯主义。

    3伊丽莎白一世elisabethi,一五三三一六○三,英国都铎王朝女王,一五五八一六○三年在位。

    1玛丽斯图亚特rrystuart,一五四二一五八七,十六世纪苏格兰女王,美貌出众,善诗文音乐,但一生曲折坎坷,后为继承英国王位的纠纷而被伊丽莎白一世处死,时年四十四岁。茨威格著有传记玛丽斯图亚特riastuat,一九三五.2让加尔文jeancalvin,一五○九五六四,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出身法国,一五三三年改宗新教,是年法国政府迫害新教徒而逃住瑞士巴塞尔,一五四一年后长期定居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教。

    在他的领导下,日内瓦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有人称他为日内瓦的教皇,他掌权后,敌视其他教派,曾用卑劣手段,以“异端”罪名火刑处死西班牙科学家塞尔维特等五十多人。

    3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atkowsky,一八五七一九○九,德国著名话剧演员,曾演过罗密欧、哈姆雷特、威廉退尔等角色。

    但是,从那时起我也总算长了一智:在舞台的帷幕真正启开以前,是绝不能为一切预计中的演出而高兴的。虽然事实上已开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练,而且朋友们也向我保证说。马特考夫斯基在排练我写的那些诗句台词时所表现的那种雄伟气派是从未有过的。但是当我已经订好前往柏林的卧铺车票,却在最后一刻钟接到这样一封电报:因马特考夫斯基患病,演出延期。

    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借口当他不能遵守期限或者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

    时,他对剧院通常都是采用这种借口。可是几天以后,报纸上登出了马特考夫斯基逝世的消息。我的剧本中的诗句也就成了他的那张善于朗诵的嘴最后念过的台词。

    算了,我心里想。就此结束。虽然现在还有其他两家宫廷剧院德累斯顿王家剧院和卡塞尔王家剧院愿意演出我的这出剧,但我已兴味索然。马特考夫斯基去世后,我想不到还有谁能演阿喀琉斯。可是,不久我又得到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消息:一天早晨、一位朋友把我唤醒；告诉我说,他是约瑟夫凯恩茨让他来的。凯恩茨碰巧也读到过我的剧本,他觉得他适合演的角色不是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琉斯,而是阿喀琉斯的对手悲剧人物忒耳西忒斯,他将立刻为此事和城堡剧院联系。当时城堡剧院的经理是保尔施伦特,1他作为一个合乎时代的现实主义者的面貌领导着维也纳的这家宫廷剧院这使维也纳人非常不快；他很快给我来信说,他也看到了我的剧本中的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可惜除了首演以外,大概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算了,我心里又这样想。我对自己以及对我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抱怀疑的态度。可是凯恩茨却十分愤慨。他立刻把我请到他那里去,这是我第一次

    面见这位我青年时代崇拜的神明我们当时作为中学生对他真是五体投

    地。他虽年己五旬,但体躯轻灵,容光焕发,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听他讲话简直是一种享受。即使是在私下交谈中,吐字也十分清楚。每一个辅音发得非常清脆,每一个元音明亮而又清晰。他吟诗时,抑扬顿挫,韵律明显,铿锵有力,倘着我曾听他吟诵过一首诗,今天如果没有他陪我一起吟诵,我自己是朗诵不好这首诗的。听他说德语,是我从未有过的一件快事。而现在,

    这位我曾奉若为神明的人物却因他未能使我的剧本上演、而向我这样一个年

    轻人表示歉意。但是我们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失去联系他一再强调。他说,他实在是有一件事有求于我我几乎喜形于色:凯恩茨竟有求于我,他现在有许多客串演出的任务,为此他已准备了两出独幕剧,但他还需要第三出独幕剧。他的初步设想是,弄一出小短剧,尽可能用诗体。最好带有那种感情奔放的连篇台词:我知道,他凭藉自己卓绝的台词技巧从来能一口气

    把这种连篇台词瓢泼大雨地倾注给一群屏息聆听的观众这是德语戏剧艺术

    中绝无仅有的.他问我,我能否为他写一出这样的独幕剧我答应试试。正如歌德所说,有时候意志能“指挥诗兴”。我完成了一出独幕剧的初稿,即粉墨登场的喜剧演员,这是一出洛可可式的十分轻松的玩艺儿,有两大段抒情的富有戏剧性的独白。我尽量体会凯恩茨的气质和他的念台词的方式,以致我下笔时,能无意之中使每一句台词都符合他的愿望。所以,这篇附带的应命文章写起来倒很顺手,不仅显得娴熟,而且充1保尔施伦特panlstherl,一八五四一九一六,德国著名剧评家,自然主义戏剧的促进者,为宣传易卜生和霍普特曼起过重要作用,一**八一九一○年任维也纳城堡剧院经理。主要著作有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一**八.满热情。三个星期以后,我把一部已经写上一首“咏叹调”的半成品草稿给凯恩茨看。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当即从手稿中把那长篇台词吟诵了两遍,当他念第二遍的时候已十分完美,使我难以忘怀。他问我还需要多少时间显然,他已急不可待。我说一个月。他说,好极了正合适他说,他现在要到德国去作一次为期数周的访问演出,等他回来以后一定马上排练我的这出短剧。因为这出剧是属于城堡剧院的。随后他又向我许诺说: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把这出剧当作他的保留节目,因为这出剧对他来说就象自己的一只手套那样合适。他握着我的一只手,由衷地摇晃了三遍,把这句括也重复了三遍:“象自己的手套一样合适”

    显然,在他启程以前,城堡剧院就已先下手为强,因为剧院经理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我可以把这出独幕剧的草稿拿给他看；而且他很快就把剧本拿走,先排练了起来。围绕凯恩茨的角色都已分配给城堡剧院的演员们练台词。

    看来,我没有下特别的赌注就又当了大赢家,赢得了城堡剧院我们的骄傲,而且在城堡剧院里还有当时除了女演员杜塞1以外最伟大的男演员,他将在我的一部作品里扮演角色。现在我面临的唯一危险,只不过是在剧本完成以前凯恩茨可能改变自己的主意,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于是,现在反倒是我变得急不可待了。我终于在报纸上读到凯恩茨访问演出回来的消息。出于礼貌,我迟疑了两天,没有在他一到就立刻去打搅他。但是到第三天,我鼓起勇气把我的一张名片递给了扎赫尔大饭店的那个我相当熟悉的老看门人,我说:“请交给宫廷演员凯恩茨先生”那老头透过夹鼻眼镜惊愕地望着我,说道:“您真的还不知道吗博士先生。”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今天早晨就把他送给了疗养院。”那时我才获悉:凯恩茨是因身患重病回来的,他在巡回演出中面对毫无预感的观众,顽强地忍受着剧痛,最后一次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角色。第二天他因癌症动了手术。根据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我们还敢希望他会康复。我曾到病榻旁去探望过他。他躺在那里,显得非常疲倦、憔悴、虚弱,在皮包骨头的脸上,一对黑眼睛比平时显得更大了。使我

    吃惊的是:在他的非常善于辞令、永远充满青春活力的嘴巴上面第一次露出

    灰白的胡子。我看到的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苦笑着对我说:“上帝还会让他演出我们的那出剧吗那出剧可能还会使他康复呢。”可是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站在他的灵柩旁。

    人们将会理解,我继续坚持戏剧创作是一件多么不快的事。而且在我还没有把一部新剧作交给一家剧院以前,我就开始优心忡忡。德国最有名的两位演员在他们把我的诗体台词当作主前最后的节目排练完后就相继去世,这使我开始迷信起来我不羞于承认这一点。一直到若干年后,我才重新振作精神写剧本,当城堡剧院的新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行家和演讲大师一很快采纳了我的剧本时,我几乎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看着那份经过挑选的演员名单,我迷惑不解地惊叹道:“天哪,里面没有一个是有名的”谁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倒霉的事。然而更不堪设想的事还在后头呢。正所谓祸不单行。我以前想到的,只是那些演员们,却没有想

    到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曾打算亲自导演我写的悲剧大

    1埃莱奥诺拉杜塞eleonoraduse,一八五八一九二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享有世界声誉的意大利悲剧女演员,演过易卜生的娜拉和小仲马的茶花女等。

    海旁的房子,并已写完导演手本。但事实是:十四天后,在初次排练开始以前,他就死了。看来,对我戏剧创作的咒语还一直在宜验观。即便到了十多年以后,当耶利米1和沃尔波内2在战后的舞台上用各种可以想得到的语言演出时,我仍有不安之感。但我有意违背自己的兴趣行事,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完成了一部新剧穷人的羔羊。我把手稿寄给了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报,问我是否可以在首演时为他保留那个主角。莫伊西,他从自己意大利的故乡把一副悦耳的优美嗓音带到德语舞台上,而在此之前他在德语剧坛是默默无闻的。他是当时约瑟夫凯恩茨的唯一的一个卓越继承人,从外表上看,他非常富有魅力,思路敏捷、生气勃勃,而且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热心肠的人,他给每一部剧作赋予一些他个人特有的魅力；我想不出还有更理想的人可代替他演那个主角。不过尽管如此,当他向我提出那个建议时,我还是托辞拒绝了,因为我顿时想起了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但我没有向他披露这个真正的理由。我知道,他从凯恩茨手中继承了那枚所谓伊夫兰德指环,3德国最伟大的演员总是把这枚戒指传给他的最杰出的继承人。难道他最后不会遭到和凯恩茨同样的命运吗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再也不愿为了一个当时最伟大的德语演员第三次碰上倒霉的事,于是；我出于迷信,同时也是出于对莫西伊的爱,放弃了那次对我的剧作几乎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由他主演的完美演出。然而,尽管我没有同意让他扮演我剧中的主角,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向戏剧界奉献新作,但我仍不能由于我作了这样的牺

    ...

    牲而保佑他安然无恙。栗子网  www.lizi.tw虽然我没有任何的过错,却总是被纠缠到莫名其妙的灾祸中去。

    我心里明白,别人会怀疑我在讲一个鬼故事。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释为是意外的恶运。可是在他们以后,莫伊西的厄运又怎么解释呢因为我根本没有同意让他扮演我剧中的角色,而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一出新剧。事情是这样的:许多许多年以后,即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在这里把自己编年史中的时间提前了,当时我在苏黎世,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突然接到亚历山大莫伊西从米兰打来的电报,电报说他晚上要到苏黎世来找我,并请我无论如何要等他。我心里想,真是怪事。他干吗要这么急着找我,我又没有写出什么新剧本,而且多少年来我对戏剧已变得相当冷淡。但是可想而知,我会高兴地等待他的到来,因为我确实喜欢这个热情、1耶利米jereas,是茨威格取材于圣经,借古讽今的一出反战诗剧,作于一九二七年。耶利米是旧约全书上一个先知,他反对以色列穷兵黩武,预言耶路撒冷将毁灭,茨威格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出发,预言德**国主义必将失败。该剧虽未能在奥地利上演,但剧本出版后反响很大。

    2沃尔波内volpone,是茨威格于一九二七年根据英国著名戏剧家本琼森benjonson,一五七二一六三七的喜剧沃尔波内通译狐狸改写的一个剧本。剧本描写威尼斯富翁沃尔波内voipone在意大利语中意谓老狐狸贪得无厌,和食客莫斯卡苍蝇狼狈为奸,伪装将死,以遗产为诱饵,骗取一批贪利之徒的财物以至妻子,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3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德augustifiland,一七五九一八一四是德国十八、十九世纪著名演员、剧作家和剧院领导人。伊夫兰德指环是指一枚镌有伊夫兰德头像的指环。相传这枚指环是由伊夫兰德捐赠的,并要一代一代传给最杰出的德语演员。后来,著名演员德林th.d把它传给哈塞f.haase；哈塞又把它传给巴塞尔曼a,bassernn；巴塞尔曼把他交给了在维也纳的联邦戏剧博物馆。一九五四年,这枚指环被授予克劳斯einrad为当时的指环戴主。

    诚恳的人,把他视同兄弟一般。他一出车厢就向我迎来。我们按照意大利人的方式拥抱。当我们坐着小卧车离开火车站时,他就急急忙忙地对我讲,我要为他做的是什么事。他说,他有一件事求我,而且是一件大事。他说、皮兰德娄1为了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决定把自己的新剧作“nonsisài”

    交给他来首演,而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举行首演,而是要举行一次真正世界性的首演,也就是说,首演应当在维也纳举行,并且要用德语。象皮兰德娄这样一位意大利大师让自己的作品优先在外国演出,这还是第一次。以前,即使象对巴黎这样的城市,他也从未下过这样的决心。但是皮兰德娄怕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他的语言的音乐性和感染力,因此他有一个殷切的希望,即希望不要随随便便找一个译者,而是希望由我来把他的剧作译成德语。因为他长久以来对我在语言方面的造诣就至为钦佩。他说,毫无疑问,皮兰德娄也曾考虑过是否要亲自来求我这件事,但又犹豫不决,他想他怎么能指望我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呢所以他莫伊西当了说客,来向我转达皮兰德娄的请求。虽然多年以来我事实上早已不再搞翻译,但是出于我对皮兰德娄的

    尊敬我曾和他有过几次高兴的会面我不好使他失望；而最主要的

    是,能对象莫伊西这样知心的朋友表示我的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愉快。栗子小说    m.lizi.tw于是我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一两个星期:几周以后,皮兰德娄的剧本将用我的译文准备在维也纳举行国际性首演。加之当时某些政治背景,该剧肯定会非常轰动。皮兰德娄答应亲自来参加。而且由于当时墨素里尼还是奥地利的公开的保护人,因此以首相为首的全部官方人物也都已答应出席。首演的那天晚上应当同时成为奥意友谊的一次政治性示威所谓友谊,实际上是奥地利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我本人在开始初次排练的那几天恰巧在维也纳。我将为我能再次见到皮兰德娄而感到高兴。我一直盼望着能听到莫伊西用悦耳的嗓音道白我译的台词。可是真象鬼魂作怪一样,在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那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当我一天清晨打开报纸时,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莫伊西患着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从瑞士来到维也纳；因他患病排练将不得不延期。我想,流行性感冒不会十分严重。但是当我去探望我的这位生病的朋友,走到旅馆门口时,我的心却怦怦地跳个不停。我安慰自己说,天哪,幸亏不是扎赫尔大饭店,而是格兰特大饭店当年我徒劳地去探望凯恩茨的情景骤然在我脑际浮现出来。可是,恰恰是同样的厄运,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又在一位当时最伟大的德语演员身上重演了。由于高烧他已神志昏迷,我没有被允许再看一看莫伊西。两天以后,我站在他的灵枢前,而不是在排练时见到他一切都象当年的凯恩茨一样。

    我在这里把时间提前,谈到那种和我的戏剧创作尝试联系在一起的神秘的魔力最后一次应验的情况。不言而喻,在我今天看来,这种倒霉事情的重演纯属偶然。但是在当时,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相继迅速死亡无疑对我一生的前途超过决定性的作用。假若当年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把二十六岁的我所创作的最初的剧本搬上了舞台,那么我就会借助他

    们的艺术他们的艺术能使最不成熟的剧作获得成功相当迅速地或许

    1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pirandello,一八六七一九三六,意大利小说家,怪诞戏剧作家,一九三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迅速得没有道理在广大公众面前成名,我就会因此而耽误逐渐学习和了解世界的岁月。刚一开始,剧坛就为我提供各种非常诱人的、我从不敢梦想的前景；可是到了最后一刻钟,剧坛又冷酷无情地把这种前景从我手中夺走,可想而知,我当时觉得这是命中注定。但是,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走出欧洲

    寞非由于在我的青年时代充满了各种彻底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若干世纪的

    事件,所以当时的时间过得要比今天快还是因为只埋头于按部就班的工作,所以在我青年时代最后几年第一次欧洲大战前发生的事使我今天的记忆相当模糊当时我写作和发表作品。在德国,人们已知道我的名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戏的名声也到了园外。我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也有了反对者如果要想更确切地说出某种变化的话。帝国的所有各家大报都可供我使用,我不必再向它们投稿,而是它们来向我约稿。但我今天心里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写的所有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在当年的一切抱负、优虑、失望、怨恨,在我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个时代所包容的一切,必然已改变了我们的眼光。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倘若我是在几年以前开始写这本书,那么我就会提到我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图尔施尼

    茨勒、见尔霍夫曼、戴默尔、皮兰德娄、瓦塞尔曼1、沙洛姆阿施2、阿

    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的谈话和法朗士谈话实在是轻松愉快的。这位老先生可以给我们讲一个下午不正经的故事,但却以一种非常严肃和难以形容的高雅姿态.我可能会记述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况,诸如古斯塔夫马勒尔的第十交响乐在慕尼黑的首演,蔷蔽骑士3在德累斯顿的首演,卡尔萨温娜4和尼任斯基5的首演,因为我作为一个非常热心的客人是艺术界许多“历史”

    事件的见证人。但是用我们今天对重要事情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看,这一切都不足挂齿,这一切和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也不再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在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

    属于后者的人们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尔特拉特瑙6。他是一个在那最最悲剧性的时代能驾驭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以前十一年第一个被纳粹分子用枪暗杀的人。我和他的友好关系是一种诚挚的老关系了,这种关系是以奇特的方式开始的。而且还要牵连到马克西米利1雅各布瓦塞尔曼jakobann,一八七三九三四,德语作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享有盛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齐恩村的犹太人、良心的惰性和文学理论著作小说技巧等。由于他主持正义而被纳粹分子视为“倾犹”。

    2沙洛姆阿施schalosch,一八八○一九五七,二十世纪犹太人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穿过黑夜的旅行、先知等。

    3蔷薇骑士rosenkavalier,王幕歌剧,里夏德施特劳斯作曲,霍夫曼斯塔尔编剧,一九一一年首演于德累斯顿。

    4塔玛拉卡尔萨温娜tarakarsawina,一八八五一九七八,俄国芭蕾舞女演员,一九一八年后定居英国,她和尼任斯基合作的杰出表演,有助于恢复西欧对芭蕾舞的爱好。

    5瓦斯洛尼任斯基waslawnijinski,一**○一九五○,俄国一名盛一时的芭蕾舞蹈家,一九○七年加入玛丽亚剧院担任独舞演员；至一九一七年,他的足迹已遍及欧洲、美国和南美各国,有“舞圣”

    之称。

    6瓦尔特拉特瑙ilrathenau的儿子。至一九○二年,担任了约一百家企业的董事。一九○七年随帝国殖民部长前往德属东非洲和西非洲访问,一九一五年夏出任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一九二一年进入内阁,先后任建设部长和外交部长。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德国民族主义恐怖分子暗杀。

    安哈尔登。我在十九岁时就受到过哈尔登的扶植,他是我最早要感激的人之一,他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的最后几十年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哈尔登是由俾斯麦亲自推进政治生活之中的。他也愿意当俾斯麦的喉舌或者挡箭牌1。他把当时的内阁大臣弄下台,促使奥伊伦堡2事件的爆发,使得德皇的宫殿每个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击和揭露面前颤抖。

    但是尽管如此,哈尔登的个人爱好仍然是戏剧和文学。一天,未来月刊发表了一组格言,作者的笔名我今天已再也想不起来,但是格言写得特别机敏,语言也十分洗炼,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作为该周刊的固定作者,写信给哈尔登,问他:“那位新作者是谁我已多年没有读到过如此言简意赅的格言。”

    回信不是哈尔登写来的,而是一位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先生写来的,从他的来信和从其他方面来看,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全能的柏林电气公司总经理的儿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无数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国“放眼世界”借用让保尔1的一个词来说的新型商人之一。

    他在信中非常诚恳和怀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我的信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对他文学尝试的赞许。虽然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岁,但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他是否真的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出版。他说,他毕竟是一个门外汉,在此之前,他的全部活动是在经济领域方面。而我则真诚地鼓励他。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尔后我到了柏林,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的答话显得有点犹豫。“啊,原来是您呀,可是真不凑巧,我明早六点钟就要到南非去”我插进去说:“那我们就下次见面吧。”但他一边思忖着一边慢吞吞地说:“不,您等一下让我想一

    想今天下午我有几个会要参加晚上我得到部里去然后还要到俱

    乐部去参加一次晚餐不过,您可以在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行吗“

    我说行。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六点钟他登程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后来我得悉,他此行是受德国皇帝的派遣。

    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件事充分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这位忙碌不堪的人总是能腾出时间的。我在欧洲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还见到过他,而且在洛迦诺会议之前2,即在他被暗杀之前几天,我还和他一起乘坐一辆小卧车驶过大街,他就是在那辆小卧车里和在那条大街上被人暗算杀害的。他从来都是把自己一天中的每一分钟事先都安排了。但他任何时候1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xillianharden,一八六一一九二七.是俾斯麦的支持者,俾斯麦下台后,他用自己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攻击当时的帝国首相卡普里维leo,grafvoncaprivi,责难威廉二世皇帝身边的大臣们,致使普鲁士总理奥伊伦堡等最终下台。

    2博托奥伊伦堡侯爵bothografzueulenburg,一八三一一九一二,一八二二年出任普鲁士总理,当帝国首相卡普里维试图放宽普鲁士选举法时,他却建议威廉二世皇帝限制帝国国会议员的普选制,以抵制社会民主党,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下休,舆论鼎沸,致使一**四年德皇以突然将两人同时免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让保尔jeanpaul,一七六三一八二五,德国小说家。

    2据原书出版者注,此处茨威格记忆有误。拉特瑙一九二二年被暗杀,而洛迦诺会议是一九二五年召开的。

    此处应为“在热那亚会议之前”,拉特瑙参加了一九二二年热那亚会议的谈判,会后于四月十六日在拉巴洛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撤销了德俄两国因战争而引起的相互要求。两个月后,即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被暗杀。

    都能毫不费劲地从这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因为他的大脑随时都有应变的能力,就象一具精密而又迅速的仪器,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形。

    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仿佛在念着一张看不见的讲稿,然而每一句话又是说得那么形象、清楚,只要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便是一份立刻可以付印的完整提纲。他说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就象他说德语一样清楚明白。他的记忆力从来不会使他难堪,他也从来不需要为了某份材料进行特别的准备。当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善于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我就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思路不清、缺乏修养和自信,但是在感到他的这种迷人的头脑清楚、即他的思想的清晰透彻的同时,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感觉。譬如说,在他的宅哪里,家具是最最讲究的；挂的画像是最最漂亮的。他的预感能力宛如一台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宅邸犹如一座博物馆。住的是从前路易丝女王的豪华府第,里面秩序井然,干净得一尘不染,视野开阔。可是要我呆在里面,绝不会感到温暖。在他胸思想中,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因而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尽管他头脑非常冷静,但仍充满深深的不安和缺乏把握。

    每当我看到他的这种表现时,我就深切地感觉到这位犹太人的悲哀。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虽然不及他的十分之一的聪慧,不及他的百分之一的博学和了解世界,但他们对自己完全充满自信。我总觉得,尽管拉特瑙聪慧过人,但始终脚不着地。他的整个生活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矛盾。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权势,却不愿做他的继承人；他的职业是商人,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位百万富翁,却愿意搞社会主义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却去卖弄基督教；他用国际主义的眼光考虑问题,却又崇拜普鲁士精神；他梦想着一种人民民主；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时,又感到莫大的荣耀；不过,他又深知这位皇帝的各种弱点和自负；因而他自己不可能被虚荣心所左右。所以说,他的从不休息的工作也许只是一种鸦片,用来掩饰内心的烦躁不安和摆脱内心生活最深处的寂寞,只是在一九一九年当德**队崩溃以后历史赋予他最艰巨的任务:从一片混乱中重建遭到破坏的国家,使之有生存的能力。只是在这种身负重任的时刻,他蕴藏的各种巨大潜力才一齐迸发出来。由于天赋的才干,由于他献身于唯一的理想:拯救欧洲,他使自己成了名重一时的人物。

    和他谈话,使人振奋,开阔眼界；就谈话的思想丰富和明确清楚而言,

    这种谈话只能和霍夫曼斯塔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相媲美；

    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大到当代的历史,应该归功于他；除此以外,我还应该感激拉特瑙,是他首先鼓动我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您只了解英吉利岛屿,那您就不会懂得英国。同样,如果您从未走出过欧洲大陆,那么您也就不会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您是一个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搞文学是一种非常好的职业,因为你不必紧赶慢赶。要想写出一本真正的书,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所谓。您为什么不去一次印度和美洲呢”这一句偶然说出来的话却打动了我的心,于是我决定立即按他的建议办。

    印度给我的感觉,要比我想象得可怕忧郁,那里的人骨瘦如柴、精力衰竭,黑眼珠中流露出没有欢乐的麻木神情。那种悲惨的生活和常常是极其单调的景色使我感到吃惊。而最使我吃惊的是,顽固地把人按照不同的阶级和种族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观念我在船上就尝试到了。有两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姑娘乘坐在我们船上,乌黑的眼睛,苗条的身材

    ...

    ,谦虚文雅,非常有教养、有礼貌。栗子网  www.lizi.tw可是我第一天就注意到,她们有意躲避别人,或者说,她们被一道我看不见的界线隔离开来。

    她们不跳舞,不与人交谈,而是坐在一旁,读着英文或法文书籍。只是到了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才发现,不是她们回避英国人的社交圈子,而是英国人躲着这两个“欧亚混血儿”,尽管这两个漂亮姑娘的母亲是法国人,但父亲是一位波斯血统的印度大商人。当她们在洛桑上寄宿学校和在英国上女子家政学校时,曾度过了和别人完全平等的两三年。可是一旦坐到这条开往印度的船上就立刻受到这种冷冰冰的不露痕迹的社会歧视,而且并不因为这种歧视不易被人察觉而显得不残酷。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种狂热鼓吹种族纯粹的偏见象瘟疫一般危害我们这个

    世界,其后果之严重不亚于上几个世纪的真正瘟疫。

    通过和这两个姑娘的初次相遇,我的目光顿时变得敏锐起来。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欧洲人出远门旅行时,譬如说到锡兰的亚当峰去1,必然要有十二至十四个佣人陪伴,宛若一个白肤色的神,其他一切均在他的“尊严”之下。

    我是带着几分惭愧的心情享受这种对欧洲人的敬畏的其实,这种敬畏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早就不存在了。我们在自己乐融融的和误以为安全的欧洲是根本不敢想象会对欧洲人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我摆脱不掉这种可怕的感觉:未来的数十年和几个世纪必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由于我亲眼目睹了上述这些景状,所以我看到的印度,并不象皮埃尔洛蒂1所描写的那样:给它涂上一层颇具“浪漫主义”的粉红色彩,而是一个令人警觉和注目的国家。

    当然,这不是指那些金碧辉煌的庙宇、风雨剥蚀的宫殿、喜马拉雅山的风光在我这次旅行中给我感受最深的便是这些；而是指那些我新认识的人,

    那些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类型的人；这些人和一个作家在欧洲内地通常遇见

    的完全不同。当时,人们的生活部还比较节俭,还没有组织象厨师这类人出去谈游的事,所以凡是走出欧洲去旅行的人,大多是他的那种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人物,如果是商人,绝不会是一个眼界狭小的小商贩,而必定是一个巨贾；如果是医生,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研究家；如果是世袭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去从事开拓的征服者,他们敢于旨险、慷慨豪爽、毫无顾忌,纵然是作家,也是一个好奇心较强的人。当时,在旅行中还没有收音机可供消遣,所以在我旅行的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从和那另一种类型的人们的交往中知道了许多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胜读一百本书。我远离了祖国,我内心评判事物的标准也随之改变。我在国国以后开始把某些我早先认为并非目光短浅的事当作孤陋寡闻来看待,而且,我也早已不再把我们的欧洲视为是我们这个世界围着旋转的永恒轴心。

    我在印度之行时遇到的各种人物中,有一个人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尽管不是公开的、朋显的影响。我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1锡兰是斯里兰卡的旧称,亚当峰位于斯里兰卡半岛上皮杜鲁塔拉加拉山西南,系宗教圣地和游览地。

    1皮埃尔洛蒂pierteloti,一人五○一九二三,原名路易玛丽朱利安维奥louisriejulienviaud,法国海军军官和小说家,几乎游遍世界各大海洋,著有许多关于热带异国的小说和游记,扬述了近东和远东的风土人情,一**一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中南半岛。在一艘沿着伊洛瓦底江1向上行驶的内河轮上,我每天都要和卡尔豪斯霍费尔2及其妻子相处好几个小时。栗子小说    m.lizi.tw他当时正作为德国武官出使日本。他的细长挺直的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钧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不言而喻,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间或与军人们有过来往,那是一些友好、热情和快乐的年轻人,他们大多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所迫而穿上军装,企图在服役中替自己寻找最舒适的生活。而豪斯霍费尔则相反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出身于富裕的。其父曾发表过不少诗作,而且我相信还曾在大学里当过教授；同时,豪斯霍费尔在军事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渊博。他当时的使命是去实地考察日俄战争,因此他和他的妻子事先都学习了日语和文学创作。我从他身上再次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要想博大精深的话,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的各种学科联系起来。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整天忙个不停,用双简望远镜细细观察着每一处地方,记日记、写报告,查辞典。我难得见到他手里不拿一本书。作为一个细致的观察者,他还善于表达。我在谈话中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东方之谜。在我回国之后,我仍然和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我们互相通信,并且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两地进行互访。因一场严重的肺病,豪斯霍费尔在达沃斯1或者阿洛沙2呆了一年；由于离开了军队,反而促使他去钻研军事科学；康复以后,他便又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名指挥官。德国战败时,我以极大的同情想起了他。我完全能够设想,他必定痛苦万分,因为他在战胜国之一的日本有许多朋友,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参与建立德国强国地位的工作,说不定还以看不见的隐蔽方式参与战争机器的工作呢。

    不久,事实证明,他是系统和全盘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之一。

    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学杂志。但在那次新的运动开始之初,我并不懂得其中更深的意思事情经常是这样。我真诚地以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要仔细研究观察各个国家势力互相作用的奇特现象,即便谈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我相信,这个词是他首创的,我也只是按照施本格勒1的意思,

    把它理解为时轮回转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唤起的一种和时代有关的、变化无

    常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费尔的主张:要求更仔细地研究各民族的各种个性和建立一种学术性的常设指导机构,在我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以为

    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趋势；说不定豪斯霍费

    1伊洛瓦底江,今在缅甸境内。

    2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haushofer,一八六九一九四六,德国地理政治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任驻日本武官,并到过印度、缅甸、西伯利亚、朝鲜和中国北部。一次大战后重服军役,以巴伐利亚军少将衔退役。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九年在慕尼黑任地理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被人称为地理政治学在德国的创始人。一九二四至一九四四年主办地理政治学杂志,主要著作有德意志民族和它的生存空间、日本与日本人、太平洋的地理政治学等。他和希特勒关系密切。他的思想对纳粹党徒和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显然发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德国法西斯垮台后,于一九四六年自杀。

    1达沃斯davos,瑞士东部一小镇,居民一万余人,气候温和,为世界著名疗养地。

    2阿洛沙arosa,瑞士东部一小镇,居民两千亲人,疗养胜地。

    1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engler,德国的历史哲学著作家,主要著作有西方国家的没落,该书英译本题为西方的没落。栗子小说    m.lizi.tw他本人虽不是希特勒的信徒,但他的思想在客观上为德**国主义辩护,有“纳粹革命的导师”之称。

    尔的原始意图也确实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这样说了。我当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他的著作再说,他在自己的书籍中还引用过我的话呢,而且从未产生过怀疑。我所听到的各种实事求是的客观反应,也都说他的讲课非常有启发、有教益。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论据,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务。可是当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用一种不言而喻的腔调对我说:“哎,您说的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异得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因为第一,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的出身2,根本谈不上种族纯；

    从而使他的两个非常有才华和讨人喜欢的儿子也完全经不住纽伦堡的犹

    太人法1；此外,我也看不出在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思想渊博的学者和一个

    以自己最最狭隘、最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煽动家之间会

    有什么思想上的直接联系。不过,鲁道夫赫斯2曾是豪斯霍费尔的学生之一,

    是他在豪斯霍费尔和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是很少采纳别人的思想

    的,但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为之效力,因此,他就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从来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伪善地隐藏起来,而“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终于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裸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一件哲学上的伪装外衣。“生存空间”这个词,由于它的定义的模糊性,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一个无害的口号,但其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能够为任何一种兼并即使是那种最最霸道的兼并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种学上是必要的。由于希特勒在确立自己目标的时候把“生存空间”的理论进

    行了祸及世界的彻头彻尾的篡改最初还严格限于国家和种族纯粹的目

    标,后来则蜕变成这样一个口号:“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是整个世界”我不知道豪斯霍费尔对此是否知道和有意于是,我的那位旧日的旅伴今天不得不承担罪责,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词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就象先前的百科全书派1关于“理性”统治的表述一样,最终却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为恐怖和群众的感情冲动。据我所知,豪斯霍费尔本人在纳粹党内从未获得过显要地位,2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玛尔塔迈尔一多斯rthayerdoss,有部分犹太血统。他们生有两个儿子: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albrechthaushofer,一九○三一九四五博士和海因茨康拉德c豪斯霍费尔heingkonrad.c.haushofer,前者继承父业,曾在柏林任地理政治学教授。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即宜称豪斯霍费尔的家庭是“雅利安人”。

    1纽伦堡的犹太人法,史称“纽伦堡法”nubergergesete,是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法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由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上宣市。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再是“国家公民”,而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属民”。严禁“雅利安人”和犹太人通婚,等等。德国法西斯从此展开全面排犹运动。

    2鲁道夫赫斯rudolfhess,一**四,希特勒的秘书和侍卫长,曾笔录希特物的我的奋斗,一九三九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元首的第三代理人。一九四六年作为战争罪犯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1百科全书派,十八世纪下叶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在编纂百科全书时所形成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思想派别,提倡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尤其是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曾一度采用大批处死的“恐怖”手段。

    也许甚至连党员都不是。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躲在幕后、想出最最危险的计划和给元首种种暗示的精灵般的“谋士”就象今天善于耍笔杆的新闻记者似的。然而,毋容置疑的是,不管自觉不自觉,他的理论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狭隘的国家范围推广到全球范围,在这一点上,他比希特勒的十分粗暴的顾问们的影响更大。也许后世会比我们这些同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届时才能对他这个人物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

    在那第一次海外旅行之后,过了一些时日,接着便是第二次到美洲去的旅行。这次旅行的意图也无非是见识见识世界和看一看我们自己未来的一角。只有极少数的作家远涉重洋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挣钱或是贩卖美洲的新闻,而是纯粹为了把自己对这块新大陆的相当没有把握的想象和现实印证下。我相信我正是这样一位作家。

    我对那块新大陆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我今天这样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美洲对我来说就是沃尔特惠特曼,那是一片有着新的节律的土地,是一片正在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土地；在我远渡重洋以前,我再次阅读了那伟大的卡美拉多的连篇累牍的长行诗句,以便使我自己在走进曼哈顿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欧洲人通常有的那种傲慢感情,而是怀着友善、宽厚的胸襟。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当我在旅馆里第一次问门卫我想去看一看的沃尔特惠特曼的墓地在何处时,我的这一要求显然使那位可怜的意大利人感到非常窘迫,因为他还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哩。

    纽约给我的最初印象相当不错,虽然当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有着迷人的美丽夜景。当时,泰晤士广场边上还没有灯光照射、水花四溅的人工瀑布。

    城市上方还没有梦幻般的星空这是由夜间数百万人工星光和天空中真正

    的繁星相互交辉而成的。市容和交通还缺乏今天这样大胆的宏伟设想,因为新的建筑艺术还仅仅在个别的高层建筑中进行尝试,而且还相当没有把握。

    陈列橱窗和装演方面争奇斗妍的局面还刚刚开始。不过,从始终在微微摇晃的布鲁克林大桥向港口瞭望和在南北方向道路的石谷处徒步行走,倒也足以使人开眼和兴奋。当然,两三天之后,这种兴奋便会让位于另一种更强烈的感觉:极度的寂寞感。我在纽约无所事事。而在当时,一个没有事干的人可以到其他任何地方去,也千万别去纽约。因为那里还没有可以让人消磨一小时的电影院,还没有方便的小型自助餐厅,也没有象今天这样众多的艺术商店、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文化生活方面比我们欧洲落后得多。当我在两三天之内老老实实地看完了博物馆和重要的名胜以后,我就象一条没有舵的船在刮风、结冰的街道上打转转。我在街上游来荡去,百无聊赖；那种无聊的情

    绪终于使我不得不用这样的办法来加以摆脱:想个窍门把穿街过巷的蹓跶变

    得更引人些。也就是说,我发明了一种自己玩的游戏。由于我在纽约完全是一个人到处瞎逛,我假设自己是一个出走他乡的人就象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一样,不知干什么好,而且身上仅有七美元。我心里想,他们不得已干的事,我倒完全可以自觉自愿去干。我对自己说,你就这样设想:如果你至多三天以后就必须去挣钱来糊口,那么你考虑一下,你作为一个举目无亲的外国人在这里怎样能尽快找到一个挣钱的差事于是,我开始从一个职业介绍所转悠到另一个职业介绍所,琢磨贴在门上的各种广告。有的地方要找一个面包师,有的地方要找一个必须会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临时抄写员,有的地方要找一个书店伙计,对假设中的我来说,这最后一个位置才算第一次碰上机会。于是我爬上三层回形铁扶梯,打听能挣多少钱,同时把这工资额和登在报纸广告上的租一间布朗克斯区住房的价格作比较。经过两天的“寻找职业”,我在理论上已经找到了能够维持我生活的五个位置。这样一来,我

    比纯粹的闲逛更能确切地知道在那个年轻的国家对每一个想工作的人来说有

    多少活动范围、有多少机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还用这样逛大街的办法从一个代理处到另一个代理处,通过自我介绍,亲眼看到了那个国家的神圣自由亦办事过程中是怎么回事。没有人问我的国籍、宗教信仰和出身。也

    就是说我到处走动都不必带护照这对我们今天这个处处要盖手印、要有

    签证和警察局证明的世界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然而,那里却有工作,并且正在等待着人,唯有这件事决定着一切。在那个已经变成传奇般的自由的时代,签订一项合同在一分钟之内即可办成,没有国家、贸易联盟和繁琐手续的干扰。借助这种“寻找职业”的方法,我在最初几天所了解到的美国,要

    比我后来逗留的全部时间都要多我在后来几周作为惬意的旅游者徒步漫

    游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唯有在波士顿,我在查尔斯莱夫勒1家度过了社交的几小时莱夫勒曾为我的几首诗谱过曲。其他地方,我始终都是一个人。仅有一次,一件意外的事打破了我的这种完全隐姓埋名的生活。我今天还清楚记得那一刹那。那是在费城,我沿着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大街漫步,我在一家大书店门前站住,为的是至少在那些作者的名字里看一看有没有我认识的和已经熟悉的。突然之间,我惊呆住了。在那家书店的橱窗左下方陈列着六七本德文书,而其中的一本,跳入我的眼帘的,却是我自己的名字。我象着了迷似地注视着,开始沉思起来。我在这异国的街道上踯躅,不认识路,而且似乎也没有目的,在这星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重视我。

    可是现在,这样一个我竟已和原来的我相遇在一起,为了让我的这本书用十天的时间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想必那位书商一定会把我的名字记在一张纸条上。我的孤独感顿时消失,而且当我两年前再次在费城行走时,我情不自禁地不时寻找着这种陈列橱窗。

    到旧金山去的心情,我是已经没有了当时那里还没有好莱坞。但是我至少能在另一个地方目睹太平洋的景色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自我童年以来,由于那些最初的环球航行的报道,太平洋一直使我着迷。再说,我当时观看太平洋的地方今天已经消失；那块地方今天再也见不到了。那块地方是当时正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所处位置的最后几个山丘之一。我是乘一艘小船向下行驶,绕道百慕大和海地到达那里的。我们那一代由维尔哈伦培养起来的诗人们对当时的科学技术奇迹也是十分赞赏,热情之高,正如我们的先辈对待罗马古文化一样,但在巴拿马看到的一番景象是令人难忘的,由

    ...

    机器挖掘出来的河床,一片蒲黄,即使带着墨镜,仍非常刺眼；到处是成群的蚊子,密密麻麻,死于蚊子的尸体埋在公墓处,一排接着一排,没有尽头开凿巴拿马运河可谓是一种残忍的**。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死于这项由欧洲开始和由美洲完成1的工程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呵这项工程经过三十年的种种灾难和绝望到那时才总算成功。只剩下最后几个月的闸门扫尾工作了,然后,只要用手1查尔斯莱夫勒charlesloeffler,一八六一一九三五,美国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一八八三至一九○三年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1巴拿马运河一八八一年由法国公司开凿,后因公司破产而中断；一九○四年由美国重新开凿,至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完工。

    指一按电钮,相隔了千万年的两个大海的水便会永远汇流在一起。不过,我

    是那个时代最后完完全全、清清楚楚感觉到历史上两个大海仍处于分离状态

    的人之一。目睹了美洲这一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业绩,是我向美洲的美好告别。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我在新的世纪已生活了十年,我也已看到过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现在,我开始怀着一种新的、更有意识的愉快心情米看待我们的欧洲。我从来没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更热爱我们那片古老的土地,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希望欧洲的统一,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相信欧洲的前途,因为我们都以为已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实际上,燃烧世界的战火已在临近,火光已经出现。

    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是在各种灾难、毁坏和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觉得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几乎每天都会爆发,而我们那些当时的年轻人自世纪之交以来就一直对世界上的人充满信任,也许向今天这一代人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是困难的,四十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技术设备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感到不胜自豪。

    在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几乎普遍感觉到的繁荣业已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城市人口一年比一年多。一九○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们一九○一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休己从一座首都变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而一九一○年的柏林又大大超过了一九○五年的柏林。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只要我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公共建筑越来越有气派,店铺越来越豪华、越来越美观。

    人们从各种事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就连我们这些作家也能

    从书籍的出版量上觉察到:书籍的出版量在那世纪之初的头十年增加了三

    倍、五倍、十倍。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

    这样一些先前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备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从

    工作时间缩短以后,无产阶级也发家致富起来,至少有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到处都在前进。谁敢做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书或一张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愈是大胆,愈是舍得花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愈能保险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因为又会有什么会来打断这种兴旺呢又会有什么会来妨碍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不断产生新的力量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欧洲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

    除了几个已经老态龙钟的自发老人以外,没有人象从前那样为了“美好的旧时代”而叹惜。小说站  www.xsz.tw

    而且不仅仅是城市,人本身也由于体育运动、较丰富的营养、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和自然的更密切的结合而变得更漂亮、更健康。早先,一到冬天,便是荒凉萧索的季节,人们无精打采地在客栈里玩牌或者在暖烘烘的斗室里无聊地打发日子。而现在,一到冬天,人们发现山上太阳光可以滋润心肺、舒筋活血、爽身健肤。而且山区、湖泊、大海也不再象从前那样离得那么遥远。自行车、汽车、有轨电车已经把距离缩短了,赋予世界以新的空间感。一到星期天,只见成千上万的人穿着耀眼的运动衫乘着滑雪板和雪橇沿着雪坡嗖嗖地向下滑行。到处兴建体育馆和游泳池。而且人们恰恰在游泳池里能够清楚地看到那种变化；在我年轻的年代,往往以脖子粗、胸脯瘪、挺出大肚子来表示长得真正健壮,而现在则互相比身材是否经过体育锻炼变得灵活、肌肉发达；皮肤是否被太阳晒成棕色。当然,这种比赛是文雅凤趣的。

    除了极端贫穷的人以外,已没有人在星期天呆在家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游、爬山和比赛,去学各种体育项目。凡是度假的人都出远门,而不象我父母亲的那个时候,放了假,只到离城不远的地方或者至多到萨尔茨喀麦尔古特1去玩。人们已经对整个世界发生兴趣,想看一看是不是世界到处都这样美,想看一看是不是还有更美的地方。从前,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见到过外国,而现在,银行职员和小工商业者也都到意大利、法国去旅行。固然,出国旅行比以前便宜了,也方便多了,但最主要的是,人们心中的那种新的勇气、新的敢闯精神使他们在旅游方面更有魄力,而在生活方面不再那么节约、那么谨小慎微是呀,当时人们已对自己的谨小慎微感到不好意思。

    整个一代人都决心使自己变得更富于青春气息,每个人都为自己年轻而自豪,这一点和我父母亲那个世界刚巧相反,首先是那些年轻人脸上的胡子突然消失了,然后是年纪大的人仿效他们刮去自己脸上的胡子,为的是不愿让自己显出老相。年轻、精神焕发,已成为当时的口号,而不再老成持重。妇女们抛弃了束胸的紧身衣,也本再用太阳伞和面纱,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太阳。她们把裙子裁短,以便在打网球的时候两腿能更好地活动；当她们露出长得丰满的部位时,也不再表现出羞涩。风尚越来越变得合乎自然。男人穿着马裤。女人敢于坐在男式马鞍上；男人和女人不再互相遮盖什么和隐藏什么。世界不仅变得更美丽,而且也变得更自由了。

    在我们之后出生的新的一代在风尚习俗方面也赢得了这种自由,他们生活得健康和充满自信。人们第一次看到年轻的姑娘们没有家庭女教师的陪伴和年轻的男朋友运动和一起出去郊游,表现出公开的、自己能作主的友情；她们不再羞涩害怕和忸忸怩怩。她们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和不想要干什么。

    她们摆脱父母那种出于担心的监督,自己去赚钱过日子。有的当女秘书,有的当女职员,她们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权利。卖淫旧世界唯一允许存在的色情交易,大大地减少了。由于这种新的更为健康的自由,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一套玩意儿早已变得不合时宜。以前在游泳池里强行把男女分开的厚木板已不断拆除。女人和男人都不再羞于露出自己长得怎样。在那十年里重新争得的自由、大方、无拘无束,胜过以前的一百年。

    因为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律。现在,一年时间里发生的事该有多少呵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而且,每一项发明、每一项发现,都又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时,各个国家第一次感觉到彼此是息息相关的。栗子小说    m.lizi.tw当齐柏林飞艇第一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前往比利时途中,而且恰巧在斯特拉斯堡稍事停留,我在那里看到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底下是热烈欢呼的群众,飘荡的飞艇好象要向这千年的教堂鞠躬似的。晚上,我在比利时的维尔哈伦家得到消息说,飞艇已在艾希特了根坠毁。维尔哈伦眼里含着泪水,非常激动。如果他仅仅作为一个比利时人,也许会对这次德国的空难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个我们同时代的人,因此,他和我们一起分享战胜自然的共同胜利,同样,也为我们共同遭受到的考验而分忧。当布莱里奥1驾驶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的人也热烈欢呼,仿佛他是1萨尔茨喀麦尔古特salzkaergut,阿尔卑斯山脉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一带的石灰岩区。

    1路易布莱里奥louisbleriot,一八七一一九三六,法国工程师和飞行家,用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进行世界上第一次海上飞行。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他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从加莱到多佛。

    我们祖国的英雄。我们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进步感到自豪,于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的感情,即欧洲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开始形成。我们心里想,如果任何一架飞机都象玩儿似地轻而易举飞越过国界,那么这些国界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些海关壁垒和边防岗哨完全是偏狭和人为的和我们的时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显然热切盼望着彼此的紧密联系和世界大同。这种感情的高涨就象飞机的腾飞一样引人入胜。有些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在欧洲互相充满信任的那最后几年,我今天仍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也不会真空,空气本身就携带着时代的振荡和脉搏,空气不知不觉地会把时代的脉搏传到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大脑,不断地传到每一个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那几年里都从时代的普遍繁荣中汲取了力量,而且由于集体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也都大大增加。也许我们当时象今天的人一样并不知道那股把我们卷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强大,有多保险。最终是事与愿违。不过,只要经历过那个对世界充满信任时代的人,今天都会知道,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其实是倒退和乌云。

    但它当时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它象限了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那股力量从欧洲的各条海岸线向我们的心脏袭来。然而我们却没有预料到,使我们不胜欣喜的事同时也包藏着危险。当时袭击着欧洲的那种自豪和信心的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各方面的繁荣也许太快了,欧洲的国家和欧洲的城市也许强大得太急速了,而且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或者滥用那股力量。法国已财富充溢,但它还要敛取更多的财富,还要一块殖民地,尽管它原来的殖民地已使它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口。为了摩洛哥它差一点大动于戈。意大利指望着昔兰尼加1。奥地利要兼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把矛头指向了土耳其。而德国,暂时还被排斥在外,但已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欧洲国家到处都显得怒气冲冲,剑拔弩张。同时,为了有效地达到内部的巩固,好象细菌传染一样,扩张的野心开始到处膨胀。赚足了钱的法国工业家向同样养得肥肥的德国工业家攻讦,因为两家公司克虏伯公司和法国勒克勒佐2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拥有巨额股票的汉堡海运界要和南安普敦海运界对着干。匈牙利的农场主要和塞尔维亚的农场主对着干。这一帮康采恩反对另一帮康采恩。经济的景气使双方所有人象发了疯似的,想攫取更多的财富,贪得无厌。当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要进行大战,我找不出任何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缘故。那次战争既不是为了思想上的纷争,也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我今天以为那次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在战前四十年的和平时期积聚起来的内在力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那种内在力是势必要发泄出来的。每个国家突然之间有了要使自己强大的感情,但却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每个国家都想从别国夺取点什么。而最糟糕的是,恰恰是我们最喜欢的情绪:我们普遍都有的乐观主义欺骗了我们自己,因为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将会在最后一分钟吓退。于是外交官开始玩弄起彼此恫吓的手腕。

    1昔兰尼加aica,又称“拜尔盖”,今利比亚东部地区。

    2勒克勒佐lecreusot,法国东部城市,钢铁中心。

    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1,在巴尔干战争中,在阿尔巴尼亚,都是玩弄这种虚张声势的恫吓手段。不过,同盟国和协约国内部的联系却愈来愈密切,愈来愈军事化。德国在和平时期实行了战争税。法国延长了服役期限。多余的力量最终必然要发泄出来；而巴尔于战争的征候则表明,战争的乌云已向欧洲转移。

    那时虽还没有一片惊恐,但却始终郁结着一种不安。每当从巴尔干传来枪炮声,我们就会感到轻微的不快。难道战争果真会在我们不知道其原因和目的的情况降临到我们头上吗反对战争的力量集合得十分缓慢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对战争的力量中有社全党,

    有数百万宣称不要战争老对立的双方都有这样的人；有教皇领导下的强

    大的天主教组织；有若干跨国的康采恩；有少数几个反对秘密勾结的明智的

    政治家。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对战争的行列,诚然,象通常一样完全是单枪匹马；而不是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可惜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因为由于我们自己的乐观主义,我们在思想上还根本没有看到战争这个问题,没有看到战争带来的各种道义上的后果。在当时社会名流撰写的重要文章中,没有一篇是专门谈到战争的或者大声疾呼地告诫人们。我们以为,当我们用欧洲的方式进行思想,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内对于时局我们只能发挥间接的影响宣传这样的理想:不分语言和国别,以和平的方式增进谅解和思想上的团结,这就够了。而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对这样的欧洲的想法最为拥戴。我看到在巴黎有一群年轻人团结在我的朋友巴扎尔热特的周围,他们和老一代的人不同,他们反对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好侵略的帝国主义。儒勒罗曼、乔治杜阿

    梅尔、夏尔维尔德拉克、杜尔丹、雷内阿科斯1、让里夏尔布洛克等

    人先是一起组织“修道院”文社,然后是“争取自由”文社。他们是一种正在到来的欧洲主义的热情的先驱战士。欧洲一露出战争的苗头,他们就毫不动摇地、抱着憎恶的态度反对任何国家的军国主义。法国以前很少产生这样一群勇敢、思想坚定、富有才华的青年。在德国,是弗朗茨韦尔弗尔1和他的“世界的朋友”雷内席克勒2一起为促进相互谅解而热情地工作。雷内席克勒身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要介在两个国家之间,他在感情上特别强调世界各族人民的和睦。作为我们的同志从意大利向我们致意的是朱塞佩安东尼臭博尔杰塞。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各国也不断传来鼓励。

    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曾写情给我说:“请到我们这里来吧给那些想煽动我们进行战争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们看一看,你们在奥地利的人是不要战争1阿加迪尔agadir,摩洛哥西南部城市。一九一一年法国占领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派遣炮舰”豹“号至阿加迪尔示威,眼看战争一触即发,后由于英国干预而得以避免。同年签订法德协定,德承认摩洛哥为法国保护网,但以取得法属刚果一部分作为补偿。

    1雷内阿科斯renears,一八八○一九五九,法国诗人,曾和雷勒罗曼、杜阿梅尔等诗人组织过著名的“修道院”文社,过着一种受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影响的乌托邦生活,代表作有失去的岛、恶等。

    1弗朗茨韦尔弗尔franzwerfel,一**○一九四五,奥地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2雷内席克勒reneschickele,一八八三一九四○,阿尔萨斯作家,父亲是德国葡萄园主,母亲是法国人,曾先后在巴黎和柏林上大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莱茵河畔的遗产,表现了阿尔萨斯一洛林这块德法世代相争之地的悲剧。

    的。“是呀,我们大家都热爱那个使我们飞快发展的时代,我们热爱欧洲我们相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但是我们如此相信理智本身同时也是我们唯一的过错。当然,我们没有抱着足够的怀疑态度观察眼前的征兆,然而,不将信将疑,而是充满信任的态度,难道不正是真正的青年一代应该有的思想吗我们信任饶勒斯3,我们相信社会党国际,我们相信铁路工人在把自己的同伴当作炮灰运到前线去以前就会把铁轨炸毁。我们期望着妇女们将会拒绝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去当无谓的牺牲品。我们深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义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显示出自己的胜利。

    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在进步中必然产生的那种乐观主义使得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

    再则,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位能把隐藏在我们心中的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来的组织者。在我们中间只有一个提醒大家警惕的人,只有一个高赡远瞩的人；而最奇怪的是,他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却长期对他这一位命运安排他要成为我们领袖的人一无所知。我也是在最后时刻才发现他这是对我具有决定意义的机遇之一吧。再说,要发现他也很难,因为他住在巴黎远离“闹市的地方”。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写一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那么

    他将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巴黎的各种报纸上大肆吹捧

    的可以想得起来的诗人和名字中间恰恰没有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

    到他们名字的时候进行错误的联系。自一九oo年至一九一四年,我从来没有在费加罗报和马丁报上看到过有人提起诗人保尔瓦莱里的名字。

    马赛尔普鲁斯特1是作为沙龙里的小丑。而罗曼罗兰则是作为知识渊博的音乐学者。他们几乎都是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小有名气,而他们的伟大作品却是在这座世界上最猎奇、文学艺术最发达的城市里悄悄完成的。

    我及时地发现了罗曼罗兰,纯属偶然。一位在佛罗伦萨的俄罗斯女雕塑家邀请我去喝茶,为的是要给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时也想给我画一张速写。

    我准时在四点到达。却忘了她是一位俄罗斯人,对于时间和准点是十分超脱的。一位老奶奶听上去,是她母亲的保姆把我引进她的创作室,请我在那里

    ...

    等候,创作室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景象。小说站  www.xsz.tw总共放着四件小雕塑品；两分钟之内我就看完了。于是,为了不致自白浪费时间,我抓起一本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抓起随便放在那里的几份期刊半月刊,我记得我以前在巴黎听到过这种名称的期刊。不过,谁会自始至终去注意这种小小的杂志呢这种杂志作为短命的理想之花,一会儿全国到处都是,一会儿又消失。我翻到罗曼罗兰的黎明1那一本,开始阅读起来。而且越读越感到惊讶,越读越有兴越。这位如此了解德国的法国人是谁呢不一会儿,我倒真感谢那位大大咧咧的俄罗斯女士不准时。当她终于姗姗来迟时,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位罗曼罗兰是谁呀”她也说不清楚。只是当我搞到其余各卷之后那部作品的最后几卷当时正在产生过程之中,我才知道:现在终于有了一部不仅为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为一切欧洲国家服务的书,一3让饶勒斯jeanjaures,一人五九一九一四,法国社会党领袖,一九○四年创办人道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进行反战活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法国作战争动员前被人暗杀。

    1马赛尔普鲁斯特rcelproust,一八七一一九二二,二十世纪法国小说家,“意识流”小说鼻祖之一。

    1黎明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卷。

    部为增进欧洲国家团结的书；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人,有了这样一位诗人,

    他表现各种道义的力量:对于爱的理解以及要想得到这种理解的真诚愿望、

    经过检验和甄别的正义、对艺术相互联系的使命的令人鼓舞的信任。当我们在为小小的声明分散精力时,他却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表现各族人民的禀性,指出各族人民最可爱的特殊个性何在。它是在当时正在完成的第一部有意描写欧洲的小说1,它第一次提出决定性的号召:建立欧洲的和睦关系,由于小说深入广大群众,因此它所起的作用胜过维尔哈伦的赞美诗,比一切传单和抗议都更有力。我们大家在无意识之中所希望的、所渴求的,已在默默无闻之中完成。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听他。我记着歌德的话:“他学习过了,他就能教我们。”我向朋友们打听他。维尔哈伦说,他能记得起来的是那出在社会党人的“人民剧场”演出过的群狼2。巴扎尔热特也只是听人说过,罗曼罗兰是一位音乐学家,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小书。我在国家图

    书馆的目录卡片里找到了罗曼罗兰写的十二本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

    著作、七八出戏剧；所有这些著作都是由几家小出版社或者由半月刊出

    版发表的。最后,为了取得和他的联系,我寄了一本我的书给他。他不久就来信把我请去。我们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除了我和弗洛伊德与维尔哈伦的友谊以外,我和罗曼罗兰的友谊是我一生中收益最多、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决定我的道路的友谊。

    一生中记得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亮度更强。所以,我今天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去访问罗曼罗兰的情景。那是座落在蒙巴拿斯林荫大道附近的一幢不显眼的房子；我走上五层狭窄的盘旋扶梯,在他的寓所门前,我就已感到一种特别的宁静,窗户下是一座古老寺院的园子,除了听到风儿吹拂树叶的簌簌声,几乎听不见林荫大道上的闹声。罗曼。罗兰替我开门,并把我引进他的那间书籍一直堆到天花板的小小斗室。我第一次看见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是我有生以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在谈话过程中,那双眼睛把内心最深的感**彩和热情表现了出来,同时又暗暗隐藏着悲哀。栗子网  www.lizi.tw当他沉思的时候,目光仿佛变得更加深邃,当他激动的时候,便闪耀着光辉；由于读书和熬夜,眼睛显得有点过度疲劳,眼圈微微发红,唯有那一对瞳孔在侃侃而谈和兴高采烈的时候能奇妙地放射出光芒。我打量着他的身材,心中有点害怕。他长得非常高,又非常瘦,走起路来屈着一点身子,好象在写字台旁度过的无数时日已把他的脖子弯曲了。他的脸色非常苍自,瘦骨鳞峋,看上去体弱多病。他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好象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似的。他几乎从不散步,吃得也很少,不抽烟,不喝酒,避免任何体力上的紧张,可是我后来发现,在他苦行主义的躯体内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耐力呵在那似乎十分虚弱的背后具有何等的精神劳动力呵我不得不钦羡不已。他在那张堆满纸张书籍的小小写字台旁一工作就是几小时。他躺在床上看书也是一连几个小时。他给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的**的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他允许自己松弛一下的唯一事情,就是音乐。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柔和的指法抚摩着琴键,好象他不是要从中弹出声音,而仅1指约翰克利斯朵夫。

    2群狼是罗曼罗兰作于一**八年的剧本。

    仅是要引出声音。我以前在很小的范围内听到过马克斯雷格尔、费鲁乔布索尼1、布鲁诺瓦尔特2演奏钢琴,但是没有一位名家有象罗曼罗兰似的给我以和所热爱的大师进行直接交流的感情。

    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使人折服。他的生活就是读书。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掌握一切国家和时代的问题。他知道音乐中的每一个节拍,即使象加卢皮3和特勒曼4的最最生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乐家的作品,他也熟悉。同时,他积极参与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那问修道士式的简朴的斗室就象一间照相馆的暗室,里面反映着现实的世界。从人际方面讲,他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伟人都很熟。他曾是乔治勒南的学生,是瓦格纳家里的客人,是饶勒斯的朋友；托尔斯泰曾给他写过那封著名的信,他承认自己真心地赞赏罗曼罗兰的文学作品。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我一眼就看出,他在关键性的时刻将代表欧洲的良知。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论起约翰克利斯多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他写这部书是想尽到三层责任:第一,向音乐表示他的感谢；第二,表白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每一个人都发挥作用,从自己的岗位出发,从自己的国家出发,用自己的语言。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他们这些人可比我们这些人没有顾忌得多。他说,从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那种荒谬,而对荒谬的斗争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重要。罗曼罗兰在他的约翰克利斯多夫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觉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充满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那是一九一三年。从我和罗曼罗兰的那第一次谈话中,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没有准备地和无所作为地面对可能爆发一次欧洲大战的事实。罗曼罗兰之所以能在关键性时刻在道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无非是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砺了情操。小说站  www.xsz.tw同样,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事先也能够干一些事情。我已经翻译过不少东西,介绍过我们邻邦中的诗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维尔哈伦走遍整个德国,作旅行演讲。那次旅行成了

    德法和睦关系的象征:维尔哈伦最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和戴默尔伟

    大的德语抒精诗人在汉堡当众拥抱。我为赖因哈德争取到了维尔哈伦的一部新剧本。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的诚挚、积极、感情冲动。

    有时候兴奋起来,我们就飘飘然地以为,我们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样一些文学家们的表示,它依然走自己险恶的路。

    1费鲁乔布索尼ferrucciobusoni,一八六六一九二四,意大利钢琴家和作曲家,著有钢琴曲巴赫主题幻想曲和歌剧选新娘等。

    2布鲁诺瓦尔特brunoer,一八七六一九六二,世界著名指挥家,莫扎特和马勒的解释者,曾在慕尼黑、菜比锡、维也纳任指挥,一九四○年移居美国,一九四七年起任纽约交响乐团团长。

    3巴尔达萨雷加卢皮baldassaregaluppi,一七○六一七八五,意大利作曲家,作有许多轻歌剧。

    4格奥尔格菲利普特勒曼gephilipptelenn,一六八一一七六七,德国作曲家。

    世界的局势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察贝恩事件1、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答记者问这类摩擦引起的火花层出不穷,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积起来的**的大爆炸。尤其是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深感到自己正处在动乱地区的中心。一九一○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过了八十岁,这位早已成为象征的自发老人是不会再长期统治下去了。一种神秘的不祥情绪开始蔓延:在他死去以后,就再也阻挡不住千年皇朝的瓦解。在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在国外,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有德国,正等待着爪分奥匈帝国。克虏伯公司和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正在巴尔干半岛用外国的“活人材料”互相试验着自己的大炮,就象后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中试验自己的飞机一样。巴尔干战争使我们陷于惴惴不安的急流之中。我们惶惶不可终日,但又不断舒一口气:“这一次,战争还好没有临到我们头上,但愿永远不要临到我们头上”

    话又说回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事实,要比再现一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那种心态不是表现在官方的正式事件之中,而是最早表现在细小的个人插曲之中。我要在这里插叙的正是这样一些生活小故事。老实说,我当时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但是我遇到的两件事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想到了战争,并且使我的心灵为之震颤。第一件事是“雷德尔事件”,这一事件就象历史上一切重要的幕后情节一样,鲜为人知。

    这位雷德尔上校可谓是一出情节十分错综复杂的间谍戏剧里的主人公。

    我和他只是一般认识。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区,隔着一条胡同。有一次,我的朋友检察官t在咖啡馆里把他介绍给我。这位看上去和蔼可亲、会享受的先生当时正在咖啡馆里吸着雪茄。自那以后我们见面就互打招呼。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在生活中间有多少秘密包围着我们,同时,我们对近在咫尺的人又是了解得多么的少。这位上校从外表上看,象一名奥地利普通军官一样,但他却是帝位继承人的宠情,他被授予重要的职权,他领导着军队的秘密情报局和负责破坏敌人的谍报机构。一九一二年,当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俄国和奥地利都在作矛头指向对方的战争动员,可是奥地利军队最最重要的密件“进军计划”却被事先出卖给了俄国,一旦真的处于战争状态,势必要给奥地利军队带来无法估计的惨败,因为俄国人事先就能知道奥地利进攻部队每一个战术行动的细节。这一泄密叛卖事件,使奥地利总参谋部一片惊慌。身为军队情报部门最高负责人的雷德尔上校受命要找出叛徒,而这个叛徒只要在最高层的极小圈子内就能找到。但是外交部并不完全信任军事当局的能力,于是它背着总参谋部秘密发出指示,要进行**的调查,它授权警察局除了采取其他各种措施外,还要为此目的秘密拆开一切从外国寄来的留局待领的信件进行检查,而不必有所顾忌。

    一天,一家邮局收到从俄国边境站波特沃罗奇斯卡寄来的一封留局待领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个暗号:“奥佩尔巴尔”。当那封信被拆开后,里面没有信纸,而是六张或者八张簇新的奥地利一千克朗的钞票。于是,这一可疑的发现很快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派了一名密探到领信处的窗口,以便当那个来查问这封可疑信件的人一出现,就立即将他逮捕。

    1察贝恩zabe,阿尔萨斯一地名,一九一三年,一普鲁士军官在该地骂阿尔萨斯人是“怪人”,从而引起阿尔萨斯居民和普鲁士军官之间的一场冲突,史称“察贝恩事件”。

    不过,眼下这出悲剧开始成为一件使维也纳人啼笑皆非的事。中午时分,那位先生出现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写有“奥佩尔巴尔”的信。那位窗口的邮局职员立刻向那个密探发出秘密的报警信号,可是那个密探刚巧出去喝上午酒。而当他回来时,他只能听人说,那位不认识的先生雇了一辆出租马车,不知向哪个方向驰去了。不过,维也纳入很快演出了喜剧的第二幕。在当时那个时代,出租马车是一种时髦、漂亮的两驾马车,马车夫把自己视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从来不亲自动手打扫车辆。因此在每一个停车场都有一个所谓“清洁工”干喂马和冲洗车辆的事。现在,幸亏那位清洁工记住了刚刚驶去的那辆出租马车的号码；于是,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岗哨都得到紧急报告:已发现那辆马车。那个清洁工还描述了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驶去的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尔霍夫咖啡馆正是我经常遇见雷德尔上校的地方。此外,还有人幸巧在车厢里找到一把小折刀。那位陌生人就是用这把刀折开信封的。密探们迅速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飞奔而去。可惜人们所描述的那位先生在此期间又离去了。不过,咖啡馆的服务员们以极大的自信解释说,那位先生除了他们的老顾客雷德尔上校外,绝不会是别人,他刚刚国到克罗姆塞尔旅馆去。

    那位密探惊得目瞪口呆。秘密被揭开了。雷德尔上校,这位奥地利军队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同时又是被俄国总参谋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仅出卖了各种机密和进军计划,而且现在也一下子弄清楚,为什么去年由他派往俄国的全部谍报人员都先后被捕和被判刑。一阵慌慌张张的电话联系开始了,最后,电话一直打到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1那里。这一场面的一位目击者曾向我叙述说,赫岑道尔夫在听到最初几句话后脸色刷一下变得象纸一样白。电话继续打进皇宫,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磋商。在此期间,警察方面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尔上校是无法逃跑了。当他准备再次离开克罗姆塞尔旅馆,向门卫交待一件什么事的时候,一个密探出其不意地靠近他的身边,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礼貌地问道:“上校先生没有把这把小刀遗忘在出租马车里”就在这一刹那,雷德尔知道自己失败了。他向外走动,只看到一张一张非常熟悉的秘密警察的脸,他们正监视着他,当他重新走进旅馆时,两名军官跟着他走进他的房间,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轮手枪。

    因为在此期间皇宫内已作出决定,以不声不响的方式了结这件对奥地利军队非常不光彩的事件。两名军官守卫在克罗姆塞尔旅馆的雷德尔房间前,一直到深夜两点。然后才从里面传来一响左轮手枪的枪声。

    第二天,各种晚报都登了一条简短讣告,宣布这位十分尽职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踪雷德尔的过程中,牵涉到许多人,以致这件事无法保留。人们渐渐地了解到这件事的细节,这些细节揭开了雷德尔的许多心理活动。雷德尔上校曾是一一个同性恋者,可是对此他的上司或者同伴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落入敲诈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这些敲诈勒索者最后逼得他走上这条绝望的路。现在,奥地利军队里是一片惊愕。大家都知道,一旦发生战争,他一个人就能断送成千上万的生命,奥匈帝国将由于他而陷入崩溃的边缘；只是到了那时刻,我们1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konradvonhotzendarf,一八五二九二五,奥匈帝国陆军元帅,总参谋长。

    在奥地利的人才明白,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千钧一发的时刻。

    第三天,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恐惧。第二天,我偶然遇见贝尔塔冯苏特纳1我们时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2。她是一位出身于豪门的贵族,

    青年时代就在自己故乡波希米亚的城堡附近目睹过一八六六年战争的惨

    状。她抱着一种佛罗伦萨夜莺般的热情,认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战争,完全杜绝战争。她写过一部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她组织过无数次和平主义者的集会,她一生的胜利是,她唤醒了甘油**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促使他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弥补他发明的**所造成的灾害。她当时非常激动的向我走来,就在大街上对我大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是非常安静、镇定自若的。她说:“人们不明白现在发生的事。这已经是战争。他们再一次地把一切掩盖起来,对我们保密。为什么你们年轻人无动于衷这主要和你们有关你们要起来反抗你们要团结起来不要什么都让我们几个老太太去干,老太太的话没有人听。”我告诉她我就要去巴黎。我说,也许我们真的能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为什么只说也许”她着急地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坏过。战争的机器已经在运转。”

    尽管我当时自己忧心忡忡,但我还是尽量宽慰她。

    然而,恰恰是在法国,通过我自己在那里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使我回忆起来,这位老太太是多么有预见,她清楚地看到了未来,而在维也纳,人们很少认真对待她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特别深。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到达都兰,准备在那里小住数日,为的是要凭吊达。芬奇的陵墓。我们沿着卢瓦河徒步走去,岸旁风和日丽,可是到了晚上,也真叫累。于是我们决定在那座有点昏昏欲睡的城市图尔去看电影。我以前曾在图尔赡仰过巴尔扎克的故居。

    那是一家郊区的小电影院,不能和由铬与闪光的玻璃装潢起来的现代化的豪华电影院相提并论。那里只有一间凑凑合合改建的大厅,里面挤满了各种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小贩,真正的老百姓,他们一边无拘无束地在闲聊,一边向污浊的空气里喷着斯卡费拉蒂牌和卡波拉尔牌香烟的蓝烟,尽管电影

    ...

    院是禁止吸烟的。栗子网  www.lizi.tw银幕上最先映出的是世界各地新闻。有英国的划船比赛。观众一边闲扯,一边发出笑声。接着是法国的一次阅兵式。

    仍然没有多少人注意。然后是第三幅画面,威廉皇帝在维也纳拜会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我忽然在银幕上看到今人厌恶的维也纳西火车站那个十分熟悉的站台,上面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驶进站的列车。接着看见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沿着仪仗队走过去,迎接他的客人。这是列车进站的信号。年迈的老皇帝已经有点驼背,检阅仪仗队的时候摇摇晃晃,当老皇帝出现在银幕时,图尔人对这位满脸自胡子的老先生善意地发出笑声。接着是列车进站的画面,第一节车厢,第二节车厢,第三节车厢。豪华车厢的车门打开了,威廉二世皇帝从里面走下车厢,他穿着一身奥地利的将军服,翘着高高的八1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vonsuttller,一八四三一九一四,奥地利女作家与和平主义者,曾任诺贝尔的女秘书,对诺贝尔的和平思想发生过影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放下武器。一九○五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亚公主,有预言的才能,但她的预言不为人所信。

    字胡子。

    就在威廉皇帝出现在画面上的那一瞬间,昏黑的电影厅里开始完全自发地响起一阵尖利的口哨声和跺脚声。所有的人都吹口哨和喊叫；男人、女人、孩子,都发出嘲笑,好象有人侮辱了他们自己似的。善良的图尔人除了知道自己报纸上登载的消息外,并不知道关于政治和世界的更多的事。可是他们在那一秒钟之内就象疯了似的。我感到吃惊。我浑身不寒而栗。因为我感到经过多年来煽动仇恨的宣传,流毒是多么深,甚至在这里,在一座外省的小城里,这些毫无恶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经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抱有这样的成见,以致银幕上一幅匆匆而过的画面就能引起这样一场骚动。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当接着映出其他的画面时,一切又都忘记了。观众对一部正在放映的喜剧电影捧腹大笑,高兴得拍着膝盖,僻僻啪啪直响。尽管那仅仅是一秒钟,但那一秒钟却让我看到了,虽然我们自己作了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要促进互相的谅解,但是到了紧急关头,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煽动起来。

    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心灰意懒。我无法入眠。假如说,那种场面发生在巴黎,虽然也会同样使我感到不安,但却不会如此激动。使我感到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到外省,已深入到善良的、慈厚的老百姓中间。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们听。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十分严重。他们说:“我们法国人以前也曾嘲笑过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可是两年以后,我们和英国结成了同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法国人对政治不甚了了。”只有罗曼罗兰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别人不同。他说:“老百姓愈老实,愈容易轻信。良从彭加勒1当选以来,形势就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访问。”我们还长时间地谈论起那次夏天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不过,对于这次大会,罗曼罗兰比其他人更持怀疑态度。他说:“一旦发布动员令,究竟有多少人坚持得住,谁知道呢我们都已陷入一个群情激愤,人人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种歇斯底里的力量。”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样一些优愁的短暂时刻就象风中的蜘蛛网,一吹就完。我们虽然有时想到战争,但除了偶尔想到死以外,其他的事就想得不多。也想到过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不过,看来那些事还都相当遥远。小说站  www.xsz.tw这是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和太幸福了。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那出令人着迷的恶作剧:为了揶揄“诗坛的王子”,我们故意拥立一个“善于思考的王子”。让一个老实巴交、头脑有点简单的人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抬到巴黎伟人词前的罗丹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象一群中学生似的在诙谐模仿的宴会上大吵大闹。繁花似锦,微风拂来,一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这许多欢乐,谁愿意去想一些不堪设想的事朋友之间的交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而且在异国在“敌对的”国家又有了新的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无忧无虑,而且人们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欢喜自己的这座城市。我在法国的最后几天,曾陪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讲演。夜里,我们站在当地的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下泛出迷人银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还只属于一个“祖国”,1雷蒙彭加勒rayndpoincare,一八六○一九三四,法国政治家,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一九一四年七月前往俄国访问。

    难道不该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的火车站告别。两年以后,正是在这同一个地点,一列火车被他歌颂过的机器之一把他辗得粉碎。他一边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答应了,因为我每年都到他自己的这个庄园去看他,和他一起肩并肩地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这一年就不去呢我也和其他的朋友们无忧无虑地告别。我向巴黎告别,那是一种漫不经心、不动感情的告别,就象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我以后儿个月的计划是清楚的。而现在我要先在奥地利避居到乡间某个地方赶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篇稿子,这样我也就可以完成三大师1这本书了。然后再到维尔哈沦那里去:也许到了冬天,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可以实现了,为的是到那里去组织一个团体,以增进我们思想上的互相了解。在我看来,在我三十二岁的那一年,一切都会顺利。在那一年的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显得美丽而又合乎情理；就象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热爱那个世界,为了她那个时代和更伟大的未来。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刹那之间把我们在其中培育生长和栖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象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

    1三大师“dreiister”,是斯蒂芬茨威格发表于一九二○年的一本书,是关于三位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传。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即使不给欧洲的大地带来灾难,我们也是难以忘怀的。因为我还很少经历过那样的夏天,它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花木茂繁。

    我今天几乎可以说,那是最典型的夏天。一连数日,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空气湿润而又不使人感到闷热；草地上暖融融的,百花吐芳,郁郁葱葱的树林是一片新绿。当我今天一说起夏天这个词,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我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1度过的七月天。那是一座富有浪漫气息的小镇,贝多芬就非常欢喜把它选为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那里去,是为了在七月集中精力完成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子,然后到我尊敬的朋友维尔哈伦在比利时的那幢小小的乡间别墅去度过夏天的其余时间。在巴登,不必离开那座小镇就可以欣赏自然景色。讲究实用的低矮屋舍仍然保存着贝多芬时代的简朴和优雅的风格,零零落落地建立在小山坡上,掩映在一片美丽的树林之中。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到处都是露天的咖啡馆和餐厅。人人都可以随意和那些来休养的愉快的客人为伍,他们有的在公园里举行庆祝游行；有的在小径寻幽。

    六月二十九日一直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奥地利为纪念“彼得和保罗”1而举行庆祝的日子。就在这前一天的晚上,许多游客已经从维也纳来到这里。

    人们穿着浅色的夏天服装。在公园的音乐会前比肩继踵,愉快而又无忧无虑。

    那一天,气候宜人,一大片栗树的上空,没有云朵,那真是喜气洋洋的日子。

    大人、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日仿佛已经预示了整个夏天将无比美好；举目望去,一片深绿、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使人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忧愁。我当时坐在远离公园人群拥挤的地方,读着一本书。

    我今天还记得,那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2著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得非常专心。不过,我还同时听得见树林间的风声、小鸟的啁啾和从公园那边飘过来的音乐声。我一直听着那音乐的旋律,而没有觉得被打扰,因为我们的耳朵适应能力非常强；无论是持续不断的噪声、还是喧嚣的街道,潺潺的小河,几分钟之后就会使我们的知觉完全适应。恰恰相反,只有一种节奏中的冷不防的停顿倒会使我们悉心注意。

    所以当演奏中的音乐戛然中止时,我不由得停住了阅读。我不知道乐队演奏的是哪部音乐作品。我只觉得音乐突然停止了。我下意识地抬起眼睛,目光离开了书本。在树林中间散步的那一批穿着浅色衣服的人看来也有了变化。他们也突然停止了走动,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正在离开乐池。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公园音乐会平常要进行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突如其来的中断必然有某种缘故,我继续向前走去,发现激动的人群在乐池前东一堆、西一堆,正在纷纷议论一条显然令人瞠目的消息。几分钟之后,我打听到,原来是传来一份急电,说弗朗茨费迪南皇储陛下和他的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检阅演习时,成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而丧命。

    1巴登baden,奥地利东部城镇,位于维也纳西南二十三公里,居民两万余人。

    1彼得和保罗,是耶稣十二使徒中的两人,后被罗马皇帝尼禄在迫害基督教徒时杀害。

    2e梅列日科夫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一,俄国作家,出生宫廷官吏家庭,是俄国象征主义诗歌首倡者之一,代表作有论著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创作、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等。

    一九二○年流亡国外,所写诗文激烈反苏。最后死于巴黎。

    围绕着这一刺杀事件,人愈聚愈多,把这一意外的消息一个传一个,但是说实在话:从那些人的脸上看不出特别的震惊或愤慨。因为皇储根本不受人爱戴。我今天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有一天发现皇太子鲁道尔夫皇帝唯一的儿子在马耶尔林被人枪杀时,全城的人悲恸万分,大批的人涌向街头,想看一看灵枢,充分表现了震惊和对皇帝的同情,因为人们把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看作是哈布斯堡皇朝中一位进步和对人极富同情的皇太子,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但他却在盛年之际离去了。而费朗茨费迪南正相反,他恰恰缺少那种在奥地利认为无比重要的“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品性,即本人讨人喜欢,富有魅力,善于各种形式的交际。我曾经常在剧场里观察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厢里,显得神气活现,威风凛凛,一双冷冰冰的发呆的眼睛,从来不友好地看一眼观众或者用真心实意的鼓掌勉励艺术家们。从来没有人看见他有过笑容,他的照片,没有一张姿势是轻松随便的。他不懂音乐,缺乏幽默感,他的妻子也同样是一副阴沉沉的面孔。在这两个人的周围,气氛是冷冰冰的。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朋友,也知道老皇帝从心眼里讨厌弗朗茨费迪南,因为他的皇位继承人急不可待地想得到统治权,而且还不懂得把自己的急不可待机智地隐藏起来。我几乎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位脖子象叭儿狗项颈,一样粗壮、两眼阴冷、发直的先生总有一天要带来什么不幸。

    而且这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预感,而是流传全国的预感。因此,关于他被刺的消息并没有引起深深的同情。两小时以后,再也看不到真正悲哀的表示。

    人们又在那里谈天、欢笑,到了深夜,餐馆里重又演奏起音乐。在奥地利,有许多人在那一天暗暗地舒了一口气,觉得老皇帝的这位继承人的丧命对那位可爱得多的年轻的卡尔皇子十分有利。

    毫无疑问,第二天各家报纸都登出了详尽的讣告,并对刺杀事件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愤慨。但是完全没有暗示要利用这一事件对维尔塞亚采取政治行动。对皇室来说,费迪南一死,首先引起的完全是另一种麻烦,那就是关于丧葬的礼仪问题。根据皇储的身分,尤其是考虑到他是为帝国因公殉职的,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维也纳的方济各会教堂墓地1即哈布斯堡皇室的传说陵园占一席位,可是弗朗茨费迪南生前曾为娶他那位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而和皇室作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肖台克虽然出身大贵族,但根据哈布斯堡皇族四百年的秘密家法,她和费迪南不是门当户对的,她的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在隆重的礼遇方面,其他皇子的夫人们强烈要求比这位皇储夫人优先。宫廷的傲慢即便对一个死去的女人也绝不让步。怎么办让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安葬在哈布斯堡皇族的陵园不,绝不允许这样办于是,开始幕后大肆活动,皇子的夫人们川流不息地到老皇帝那里去。当局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在正式场合表示深切的哀悼,可是另一方面又在皇宫里玩弄一场充满故意的权术。象通常一样,死人总是没有理的。负责典礼的官员们发明了一种说法:埋葬在阿尔茨台腾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小地方,是死者自己生前的愿望。找到了这样一个假造的、尊重死者的借口,公开向遗体告别、出殡,以及其他一切与此有关的争执也就轻易地一笔勾销。两位死者的棺材被悄悄地送到了阿尔茨台腾,并排埋葬在那里。一直好看热闹的维也纳人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他们也已开始忘却这一悲剧事件。再说,在奥地利1一六二二年开始在维也纳兴建的方济各会教堂墓地历来为哈布斯堡皇室的传统陵寝。

    的人,通过伊丽莎白皇后1和鲁道尔夫皇太子的惨遭暗杀以及皇室各种成员不体面地出逃,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想法:那位老皇帝在他的多灾多难的家族历经磨难之后,仍将寂寞而又坚强地活下去。再过几个星期,费朗茨费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将会从历史上永远消逝。

    可是,过了大约一周以后,报纸上又突然开始争论起来；而且各报纸的调门愈来愈高,时间又完全一致,这就使人觉得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受到指责,说它默许了刺杀事件。文章的一半是暗示奥地利对本国据说十分受人爱戴的皇储被刺绝不会罢休。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正在准备某项国际法律行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战争。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都依然如故。这种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塞尔维亚,不就是因为它出口生猪而签定了若干贸易协定吗我已整理好箱子,准备到比利时去看维尔哈伦,我的稿子正写得顺手；躺在石棺里的死了的皇太子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夏天从来没有这样美过,而且看来还会越来越美。我们大家都无忧无虑地看望着世界。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和一位朋友走过葡萄园时的情景。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象今年这样的好夏天,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过了。

    如果天气一直这样好下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葡萄收成将会比任何时候都好。

    人们将来还会想到今年的夏天“

    不过,这位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自己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千真万确的活。

    在我每年到维尔哈伦的乡间小别墅作客以前,我要先在奥斯坦德1附近的

    海滨小浴场勒科leq度过两个星期；当时在勒科也同样是一片无忧无

    虑的气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滩的帐篷里,有的在海水里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的堤坝上跳舞。来自各国的人和平相处在一起。

    尤其可以听到许多讲德语的人,因为邻近的德国莱茵兰年年最喜欢把自己度暑假的游客送到这比利时的沙滩上来。唯一的打扰是大声叫喊的报童,他们喊着巴黎报纸上的吓人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准备战争总动员”,以兜售报纸。我看见那些买报纸的人的脸色都是阴沉沉的,不过,那也总是几分钟的工夫,再说,我们多年来早已了解那些外交冲突,它们总是在变得严重的最后时刻被顺利解决。为什么这一次不会这样呢我看见那些

    买报的人半小时以后重又高高兴兴地劈劈啪啪踩着海水；我看见风筝在冉冉

    升起,海鸥在扑翅飞翔。和煦的阳光普照着那片和平的土地。

    可是,不好的消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带有危险性。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着是塞尔维亚支吾搪塞的答复,君主之间的电报往来,最后是几乎不再隐蔽的战争动员。我也不再整天呆在那块偏僻、闭塞的小地方了。我每天乘电车到奥斯坦德去,以便消息灵通一些；而消息却越来越坏。海滨依然有人游泳,旅馆里依然客满,堤坝上依然有许多来消暑的客人在散步、欢笑、聊天。不过,在这样的生活中,第一次加进了新内容,人们突然看到比利时士兵的出现,而平时他们是从不到海滩上来的。安放在小1伊丽莎白elisabeth,一八三七一**八,奥地利皇后和匈牙科女王。一八五四年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结婚,一**八年在日内瓦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

    1奥斯坦德,比利时西北部城市。

    车上的机枪由狗拉着走过这是比利时军队的奇特之处。

    当时,我和几个比利时朋友一位年轻的画家和作家费尔南克罗默林克1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下午,我们是和詹姆斯恩索尔2一起度过的。詹姆斯思索尔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一个非常古怪、离群素居、性格内向的人。饱曾为军乐队作过一些简单的、不象样的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可是他为这些作品感到的自豪之情,却远远超过对自己创作的油画。他的画富于幻想,色彩斑斓。那天他给我们看了他的作品,这本来是他很不乐意的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怪诞的想法:希望有人愿意从他那里买走一张画。

    他的美梦是:把画高价售出,但同时又可以把一切保留在自己身边朋友们笑着这样讲给我听因为他既贪图钱,又舍不得自己的每一件作品。每当他脱手一张画,他总有好几天神志恍惚。这位富有天才的阿巴贡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使我们觉得很开心,正当这样一队用狗拖着机枪的士兵从我们面前走过时

    ...

    ,我们中间有一位站起身来,去抚摸那条狗。小说站  www.xsz.tw这使那个跟着的军官非常生气。他担心对一件作战用的家伙表示如此的亲热很可能有损于军队的尊严。我们中间的一个嘀咕说:“部队这样频繁的调动,干吗用”可是另一个却激动地回答说:“是得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战争,德国人要从我们这里突破。”“不可能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国互相打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我非常自信地说,因为在从前那个世界里,大家还相信条约的神圣。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却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几年前我们就风闻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计划:一旦进攻法国,就从比利时突破,尽管签订有各种条约。不过,我也同样不让步。在我看来,一

    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到这里来悠闲、愉快地享受这个中立小国的殷勤好

    客,一方面又在边境结集军队准备进攻,这是完全荒谬的。我说:“无稽之谈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

    我今天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真。

    但是,形势危急的七月最后几天接着来到了。每小时都传来一个互相矛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暗杀。大家都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一股不安的冷风突然吹到海滩,把海滩上的人一扫而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向火车站奔去。纵然是最不容易受蒙蔽的人现在也开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连我自己也在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以后,就赶紧订了一张火车票,而且也正及时。因为那次奥斯坦德快车已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列车了。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焦虑不安。每个人都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或者看书。每到一站,就有人急急冲冲走下车厢,去打听新的消息,内心却暗暗抱着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这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大家还是不相信这已经是战争,更没有想到会向比利时进攻。人们之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愿相信这种疯子开的玩笑。列车离国境线越来越近。我们通过了比利时的边境车站韦尔维耶。德国的列车员登上车厢。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第一个边境站赫尔倍施塔尔的半途中,突然停在1费尔南克罗默休克feandelync,一八八六一九七○,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剧作家。

    2詹姆斯思索尔jasensor,一八六○一九四九,比利时画家和蚀刻版画家。

    野外。我们挤在车厢的中间过道向窗外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列货车在黑暗中朝我们这个方向对开过来,敞篷的车厢用粗帆布蒙盖着。我隐隐约约看出其中有令人不安的大炮的形状。我的心怔住了。这一定是德**队在向前方开拔。但也说不一定这仅仅是一种防护措施,仅仅磊用战争动员来进行威胁,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这样,在危急时刻抱一线希望的意志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终于传来了“通行”的信号,我们的列车继续向前驶去,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厢的踏板,打算去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消息。当我准备走进候车室时,一个神色严厉的白胡子车站职员守卫在紧闭的门前,说谁也不许走进车站的大厅。不过,我已经听到门后面有军刀轻轻的叮当声和枪托放在地上的笃笃声。门上的玻璃被小心谨慎地挡上了布。毫无疑问,那件可怕的事: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原则、德国进攻比利时的军事行动已在进行,让人不寒而栗。栗子小说    m.lizi.tw我重新登上车厢,列车继续向奥地利驶去。现在是再也不容怀疑了:我正在向战争驶去。

    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张贴着宣布故争总动员的告示。列车上挤满了刚刚入伍的新兵,旗帜飘扬,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其实,谁也不愿要战争,各国人民不要,政府不要；这次战争原来是外交家们用来虚张声势和作为讹诈手段的,但却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图,从笨拙的手中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

    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因为人们在向他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欢呼,而他们平时是没有人尊敬和庆贺的。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

    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

    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

    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

    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

    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

    如虎添翼的作用。

    只见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今天一代人或诗会问自己:我们怎么没

    有经历过那种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样热情奔放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我们当今面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仅仅为了边界和殖民地,难道这样一次战争不如上一次战争难道这一次战争不比上一次战争更神圣、更高尚

    答案是简单的:因为我们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

    样具备那么多让天真、老实的人信赖的东西。栗子小说    m.lizi.tw当时的老百姓还从不疑虑地信任自己的权威人物。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必要,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狡猾、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作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也都事先在报纸上看到过自己的皇帝致沙皇的电报,在那些电报中,他一再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每一个普通人还都非常尊敬“最高级人物”、大臣们、外交家、以及他们的判断和诚实。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么这只能是违背他们自己政治家的意愿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不可能有过错。全国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过错。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一种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袭击”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则不同,在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是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家们怎样无耻地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人民记得太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说,一九三九年的人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一个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可以讥诮达拉第1。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平”

    以后,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皇着墨素里尼和希特勒:不知他又要把他们推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再象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

    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他们对于战争1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daladier,一八八四一九七○.法国政治家,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四○年三月任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一九三八年九月同张伯伦一起签订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策。

    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事先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恰恰是因为离得遥远,从而赋予战争一种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还是始终从教科书和美术馆绘画的角度看待

    战争:穿着锃亮戎装的骑兵在进行眼花缭乱的交战；致命的一枪总是击穿心

    脏中央；壮烈的牺牲,而全军在嘹亮声中胜利前进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们笑着向母亲们高声喊道:“圣诞节我们又回到家了。”当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谁还记得起“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至多有几个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反普鲁士战争的自发老人记得起来。不过,那是一次速战速决、流血不多、距今遥远的战争。整个战役三个星期就结束,也没有多少牺牲,刚刚喘口气的工夫而这一回,普鲁士又是奥地利的同盟国。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发热,希望急切。但是一九三九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一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的时候不会戴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到敌人,就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和打成残废。他们从报纸上、从电影里事先就知道消灭人的残酷的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骨。他们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灭绝人性的机械化,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谨、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区别。一九三九年的故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种幻想,而不是知识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

    当时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欢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象过节似的。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这绝不能归功于我特别的冷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应该归功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前,我还在“敌国”呆过,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祖国。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几年,在我和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发生一次荒谬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预防针,不相信四处蔓延的那种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我已准备好,面对那战争初期的狂热病,仍然决心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家导致的兄弟之战以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当时才三十二岁,但是暂时还不用服任何军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都说我不合格,对此我当时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第一,这种落选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费在无聊地当一年兵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但这在奥地利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和英国的情况相反,而且敢这样做,要求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坚定气节。而我本性缺少这种英雄气概我今天不羞于公开承认这种缺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始终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我得受人指摘,说我不坚定。也许这种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我崇敬的师傅,在一个我们今天不熟悉的世纪里也经常受到这种指摘。另一方面多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等到别人把他从自己的黑暗中挖出来,并把他扔到一个不该他去的地方,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处寻找一项我多少能干点什么而又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军事档案馆的较高的军官,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里去。我得干图书馆工作,我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有用,或者帮助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当然,这不是什么炫赫的差使我今天愿意这样承认。不过,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要比一个俄国农民用刺刀戳进肚肠来得合适。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

    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

    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

    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

    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几个月里,听得最多的是,说某某人喊得最凶。于是,彼此双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呐喊和唱赞美歌。

    我觉得,在这种如此真诚、同时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热中,最典型、最令人震惊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1。我和他很熟。他写一些短小

    ...

    精悍的诗,而且是我想得起来的心肠最好的人。栗子小说    m.lizi.tw我今天还记得,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不得不咬紧嘴唇,免得笑出来。在我原来的想象中,这位抒情诗人一定是细长、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就象他写的洗炼有力的德语诗一样。

    他的诗追求非凡的简洁。可是当他走进我的房间时,摇摇摆摆,胖得象只桶,红光满面,下巴不是两层,而是四层,是一个小矮胖子,他精力充沛、充满自信,说话结巴得厉害。他完全沉湎在诗歌之中,一再引用自己的诗句而不能自制。不过,他的所有这些可笑之处,反倒使大家喜欢他,因为他热心、正直、友好,而且对自己的艺术有一种几乎着了魔似的献身精神。

    他出身于一个殷富的德国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一威廉文科中学受过教育,也许是我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被普鲁士彻底同化的犹太人。他不说任何别的语言,也从未离开过德国。德国对他来说就是世界。越是德意志的国粹,他就越热衷。约克1、马丁路德、施泰因2是他少目中的英雄。

    德国自由战争是他最爱写的主题。巴赫是他音乐中的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短又胖,象海绵似的,但是弹巴赫的乐曲却非常出色。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德国语言,为之迷醉。但是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界的。他比最虔诚的德国人更信赖德国。

    当战争爆发以后,他于的第一件事是急急忙忙赶到兵营,报名当一名志愿兵。但是我今天仍能想象,当这个胖子气喘吁吁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列兵会笑成怎样。他们很快把他打发走了。利骚非常沮丧。但是正象其他人一样,他现在至少要用诗歌为德国效劳。对他来说,德国报纸和德国战报所报道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的国家遭到了突然袭击,完全象威廉街导演的那样,最坏的罪犯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1爵士。英国,是进攻德国和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把这种感情表现在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中,这首诗我今天手头没有这首诗用简洁明了、印象深刻的诗句煽起对英国的仇恨,发誓永远不原谅英国的“罪行”。不久就出现一种灾难性的情况,说明要煽起仇恨是多么容易那个肥胖、矮小、昏了头的犹太人利骚事先学了希特勒的榜样.那首诗就象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

    也许在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象那首憎恨英国那样如此迅速传遍全国

    1恩斯特利骚estlissauer,一八八二一九三七,德国抒情诗人和剧作家,一九一四年以发表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而名噪一时。

    1汉斯约克冯瓦登堡hansyorenbutg,一七五九一八三○,普鲁士陆军元帅。

    2施泰因帝国男爵heinristein,一七五七一八三一,德国政治家和普鲁士改革家。

    1爱德华格雷edwardgrey,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一儿一四年竭力唆使法、俄与德开战,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纵然是守卫在莱茵河畔也没有如此迅速。德国皇帝深受感动,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不久,全世界都知道那首诗当然,没有太多的热情。栗子小说    m.lizi.tw

    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当然,那种荣誉后来就象一件内萨斯衬衣1把他焚毁。因为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永远和英国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实,一九一四年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显地不理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

    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当时所有的人都和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他们那些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要于点什么。但是,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赞美和放纵的仇恨心理酿成了何等可怕的恶果。所有参加战争的各国人民在一九一四年全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谣言立刻就会变成真的,最荒诞的诽谤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发誓,说他们就在战争爆发前,亲眼目睹装着黄金的汽车从法国驶向俄国。在每次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很快就会传开的挖眼睛、斩手肢的童话充斥各种报纸。是呀,那些把这类谎言传开的不知情者,他们并不知道,用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暴行来谴责敌方的士兵这种伎俩本身也是一种战争手段,就象弹药和飞机一样。他们不知道,每次故争开始的最初几天通常都能从报刊上看到这种伎俩。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到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耳朵直响、心脏打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以此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战争仇恨,而不是与之斗争。

    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由于宣传部门在和平时期还没有变得声名狼藉,各国人民尽管大失所星,但是仍然相信报上登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最初

    几天那种纯粹、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渐渐转变为一种最恶劣、最愚蠢的感

    情的放纵。人们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和法国与英1希腊神话中染有半人半马怪兽内萨斯的毒血的致命衬衣,后被萨拉克勒斯所误穿,比喻带来灾难的礼物。

    国“作斗争”要方便得多。商店上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取消,甚至“纯洁的少女”englisfraulein修道院的名称也不得不修改,因为人民已慷慨激昂,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天使的、纯洁的乃是“天使”engel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栗子网  www.lizi.tw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并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把精神文化财富象粮食和矿砂似的从敌国抄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

    他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

    坟墓已经躺了几百年了。这种精神失常越来越荒唐。从未走出过自己住的城市和上完学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地图册的厨房里的厨师相信,如果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提出哪些战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知道十亿究竟有多少。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那种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们从祭坛上说教,一个月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话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入,也象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我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是用这样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诸如:“谁不会恨,谁也就不会真正的爱。”或者表示无端的怀疑。多年来我从未和他们发生过争论的同伴们很不客气地责备我,说我不再是奥地利人,说我应该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去。是呀,他们甚至审慎地暗示,他们原本应该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罪行,因为“失败主义者”是祖国的最严重的罪犯“失败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也同样在法国发明。

    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和乱嚷嚷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心和保持沉默。当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纵使自我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身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我对此在当时就有充分认识。在维也纳,我和原来的老朋友们已经疏远,找新朋友,当时还不是时候。只有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有时还可以和他谈谈心。他也同样在我们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服役,因为他的神经是如此脆弱,任何肮脏、气味、嘈杂都会使他的神经感到真正的难受。他是绝对不能当兵的。当我今天想起他穿着军装的那副样子,我总是忍俊不禁。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我猛地一怔:是里尔克穿着军装的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他看上去非常笨拙,脖子被衣领束得紧紧的,完全被这样一个念头弄得心慌意乱:他得随时把靴子猛地并拢向任何一个军官致敬。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即使对那些微不足道的陈规陋习他也是要模范地遵守,所以他始终处于张皇失措的状态。他轻声地对我说:“自从上完军事学校以后,我就一直讨厌这套军服,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可是现在,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又把它穿上了”

    幸亏肯帮忙的人保护了他,不久一次有利于他的健康检查使他免于服役。他又来看过我一次,是来告别的,这一次重又穿起平民服装。他走进我的房间的时候简直象飘进来一样他的走步总是那样难以形容的轻,他说,他还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曾通过罗曼。罗兰设法要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图书救出来。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轻了,仿佛是对恐惧的思想使他精疲力竭。

    他说:“如果只能到国外去,那么就到国外去战争始终是监狱。”然后他就走了。我又再次成了孤独一人。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坚决地迁居到维也纳的一个郊区,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然而隐居到郊区也没有用。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从而使我意识到,在对方粗野咒骂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态度、不参与其事是不够的。再说,我毕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个有审查制度的时代被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得说话,而且也有责任表示自己的信念。我试着这样做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为致外国的朋友们,在文章里,我和另一些人的仇恨宣传截然不同,公开表示,为了一有机会就与所有在外国的朋友们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即使现在还不可能取得联系,我也将保持着对他们的忠诚。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一家当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柏林日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它竟然不加删节毫不犹豫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那一句活“不管胜利属于谁”成了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因为哪怕只要稍微怀疑一下德国在那次世界大战中必然胜利,在当时也是绝不允许的。不过,即使没有这种限制,那篇文章也已给我招来若干封超爱国者们的愤怒信件,他们说,他们不理解我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并没有使我非常伤心。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要求别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图。能够把这种信念表示出来,而且是清楚明白地表示出来,我就满足了。

    十四天之后,我几乎已经把那篇文章忘却了,忽然收到一封贴着瑞士邮票、并盖有经过检查印记的信,从熟悉的笔迹来看,我就知道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肯定念过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我立刻明自了,这寥寥几行字是试图证实一下,在战争期间和一个奥地利的朋友建立通信联系是不是可能。我很快给他写了回信,从此我们就互相按时通信,这种通信后来继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残暴中断了国与国之间的任何联系时

    为止。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象一只白鸽从住着乱吼、乱踩、疯狂兽群的诺亚方舟飞来。我不再感到孤独,而终于又和相同思想的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受到罗曼罗兰泰然自若的坚强意志的鼓舞。

    因为我知道罗曼罗兰在国界的那一边是怎样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他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诗人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选择那样的道路:不参与破坏、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惠特曼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做过男护士参加援助与人道工作。罗曼罗兰住在瑞士,由于身体时好时坏,不能参加任何战地工作战争爆发时,他立刻在日内瓦参加红十字会,每天都在红十字会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那件了不起的工作,后来,我曾在一篇题为欧洲的心脏的文章里对他所作的工作公开表示感谢。在最初几个星期残酷的血战之后,任何联系突然中断,各个国家的家属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阵亡、是失踪,还是被俘；他们不知道向谁去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有的人因不知道亲人的命运而备受折磨。红十字会就在那恐怖和残酷的时刻承担起这项至少可以减轻人类最大痛苦的任务。红十字会设法从敌对国家那里把被俘人的信件带到故乡。当然,筹建了数十年的这个组织没有接受过如此广的范围和几百万人的问题。每日每时都得增加来帮助工作的志愿人员。因为对家属来说,那种痛苦的等待消息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每天寄来的信函,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底已达三万件,于是,最后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挤在日内瓦的小小的拉特博物馆里为处理和答复每天的邮件而工作。在他们中间就有作家中最富于人性的罗曼罗兰,他没有只顾自己去搞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种责任,艺术家的责任,即表示自己信念的责任,尽管这样做,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抗拒,甚至是对正在进行俄争的整个世界的反悖。一九一四年秋天,当大多数作家已经在仇恨中叫喊得声嘶力竭并互相攻仟和辱骂时,他却写出了那篇值得记念的超脱于混战之上的自白文章,他在文章中抨击了国家之间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艺术家们即使在战争中也要主持正义与人道。当时,还没有一篇别的文章象他这篇文章似的招来各种议论,并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分裂:有的反对,有的赞成。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的一点好处是:当时舆论还

    有力量,舆论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即“宣传”所扼杀。人们还听写出来的话,这也是他们期待着想听到的话。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没有一个作家的话会起一丁点儿作用不管是好,是坏。时至今日,还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能打动群众的心灵或直接影响他们的思想,但在一九一四年,一首象利骚的十四行诗憎恨英国,一项如“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象罗兰的超脱于混战之上一篇八页的文章,或者一部如巴比塞1的长篇小说火线,这些都可能成为当时的大事。

    当时世界的道德良心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衰竭、干涸,它会以几百年来传统信

    念的全部力量对任何公开的谎言、对任何践踏国际公法和破坏人道主义的行

    为作出强烈反应。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违反人道变成法律以来,象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进攻这样违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已不会再受到严厉谴责,可是在那个时候还能激起全世界的愤怒。枪杀卡维尔2护士,用鱼雷炸沉“卢西塔尼亚号”3,都由于激起了道义上的普遍愤慨,而使当时德国受到的打击比一次失败的战役还要沉重。在那个时候,人的耳朵与心灵还没有被那些不断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胡说八道的波浪淹没,文豪、作家的讲话绝不是无济干事的,恰恰相反,一个伟大文豪主动发表的宣言的影响比那些政治家们所有公开演说的影响要大上千倍。人们知道,政治家们的演说是针对时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只有一半真话。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纯粹思想观点的最优秀的公民,因此对于文豪的想法寄于无限的信任当然,以后是非常失望。正因为军人、官方机关知道文豪的这种威望,他们便

    企图把一切有道德、有威望的人当作他们煽动宣传的工具:他们应该声明、

    表态、证实与发誓,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在别人一方,一切正义、真理都属于自己的国家。可是罗曼罗兰却没让他们得逞。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去进一步毒化用一切煽动手段制造的十分郁闷的仇恨气氛,而是相反,去净化它。

    如果谁今天再去重读那篇长达八页的著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很1昂利巴比塞henribarbusse,一八七三一九三五,

    ...

    法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栗子小说    m.lizi.tw法共党员。以写诗开始文学生涯,第一本诗集哭泣的女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线是他的名作,使他于一九一六年获龚古尔文学奖。他在一次大战中持反军国主义的革命立场,此后,在二三十年代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2伊迪丝卡维尔edithcavell,一八六五一九一五,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家喻户晓的女英雄,由于在比利时协助协约**人出逃而被德国占领当局处死。

    3英国游轮,因运禁品和军火,一九一五年五月被德国潜艇击沉。

    可能不再理解它当时的广泛影响:但是,如果用冷静、清醒的头脑去读,那么就会发现,罗曼罗兰在文章中,所说的一切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那些话是在一个今天几乎无法再现的群众精神发狂的时代说的。当那篇文章发表时,法国的超级爱国者们立刻叫喊起来,仿佛他们的手突然碰到了火红的铁块。一夜之间,罗曼罗兰遭到了他最好的朋友们的抵制,书商们也不敢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到橱窗里,正需要用仇恨来刺激士兵的军事当局已想出针对他的措施,小册子一本接着一本出来了,提出的论点是:“在战争期间,祖国失去了人类所取得的一切。”不过,象往常一样这种叫嚷无非证明了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问题的讨论已无法阻挡,这个问题,已无可回避地提到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

    在我的这些回忆中,最使我感到遗憾的,莫过于罗曼罗兰在那几年给

    我的信眼下不在我手里；它们很可能在这次新的战争浩劫中被销毁或者遗

    失,每想到此,我就觉得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压在身上。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认为,人们以后可能会把那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人性的作品。

    那些作品是他当时伟大的心灵和热情的洞察力的结晶。他是出于无限的同情和无比的愤慨给国界那边的一位朋友但从官方来说是“敌人”写那些信的。那些信件也许是在一个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忠于自己的思想需要极大勇气的时代中最深刻感人的道德纪录。一个积极的建议不久便从我们这种友好的信札往返中产生出来:罗兰倡议,应该将各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名人邀请到瑞士来,共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取得一个统一的、比较恰当的立场,甚至可以本着互相谅解的精神向全世界发表一份观点一致的呼吁书,他说,他可以从瑞士邀请法国和外国的思想界名人参加,而我应该趁我们自

    己的和德国的作家和学者还没有由于公开的仇视宣传而丧失名誉时从奥地利

    进行试探。我立即开始投入工作。当时德国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为了让他在参加不参加会议的问题上不感到为难,我不想直接和他联系。于是我写信给我们都认识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询问一下霍普特曼的意思。可是拉特瑙拒绝了我也从未知道霍普特曼是否知道这件事拉特瑙说,现在不是建立文学艺术界和平的时候。这样,我的努力也就彻底失败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是站在另一个阵营,并且刚刚在一篇论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维护德国的官方立场。里尔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联合行动。早先是

    社会主义者的戴默尔抱着幼稚可笑的爱国自豪感在自己的信上用“戴默尔少

    尉“签名。至于霍夫曼斯塔尔与雅各布瓦塞尔曼,有人在私下交谈时告诉我,不能算上他们。这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看是没有多大希望了。栗子小说    m.lizi.tw在法国,罗曼罗兰遇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为时尚早,对后方的人来说,战争还离得太远。我们仍处于孤立的状态。

    孤立,但并不完全孤立。通过信件的来往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收获:初步了解到几十个人的情况,从他们的心来说,可以算在我们这一边,他们虽然身处中立国或交战国,却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想法；我们能够互相关注交战双方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在某种程度上得出一致的观点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可能还会有新来的人赞同这种观点起初犹豫不决,但随着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也就会越来越坚强。这种并不是完全生活在一片荒漠中的感觉给我以勇气常常写文章,以通过对事情作出回答和反应来让一切和我们有同感的孤立的人和隐居的人站出来,我不时给德国与奥地利的大报写稿,从而获得了一块重要阵地。当局原则上是反对的,但并不可怕,因为我从来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所有的文学家是极其尊敬的,如果我今天浏览一遍我当时悄悄地塞到最广泛的公众手中的文章,我就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的大度表示我的故意。我竟可以在世界大战进行之中热烈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是她把战争指责为犯罪的犯罪；我还把巴比塞的火线在奥地利的一家报纸上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们要想在战争期间把那种不适对宜的观点介绍给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我们当然得想出一套办法来。为了说明战争的残酷和后方的漠不关心,自然有必要在一篇向奥地利介绍火线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一个“法国”步兵的痛苦。不过,几百封从奥地利前线来的信件向我表明,我们的步兵对自己的命运也认识得十分清楚。选用的办法还有:为了说出我们的信念,我们佯装互相攻击。

    比如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1中反驳我的文章致外国的朋友

    们；他用这种所谓的论战将我的文章全文翻译印出,然后成功地把它传到法国,在那里,每个人都能读到它这就是目的.我们用这种方法互相打着闪光的信号灯。后来,一件小事向我表明,我们这种信号的传递是多么默契。当意大利于一九一五年向它早先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时,我们那里顿时掀起一阵仇恨的浪潮。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责骂,有一次,偶然出版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卡尔波埃里奥的意大利青年写的回忆录,他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的人,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次他去访问歌德时的情景。为了在那仇恨的喧嚣声中证明意大利人和我们的文化早就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故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位意大利人访问歌德,因为那本书是由贝内代托克罗切2写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顺便说了几句向克罗切表示崇敬的话。

    在一个不许赞扬敌对国家的作家或学者的时代,对一位意大利人说出表示钦佩的话,这在奥地利无疑是一种明显的示威,而它在国界以外是会被理解的。

    当时在意大利还是部长的克罗切1后来有一次跟我说:部里的一位并不懂德语

    的职员是怎样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在战争对方的大报上有反对他的文章因为那个职员想,在那个时候报上点名,只能是敌意.克罗切叫人拿来新自由报,先是大吃一惊,然后便是高兴异常,他看到的原来不是敌对之意,而是尊敬。

    我现在完全不想低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努力,那些努力对事件的进程自然毫无影响,但是却帮助了我们自己和某些不相识的读者。那些努力缓解了可怕的孤立和内心的绝望,一个真正有人的感情的二十世纪的人当时就处在那样的绝望之中,而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重又出现了那种情况:面对着强大的势力无能为力,我甚至更害怕今天这种强大的势力。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我当时就已经完全意识到,我用那种小小的抗议与那样的办法并不能卸掉我心中的负担。于是,1法兰西信使报:一八**至一九六五年为法国文学杂志。

    2贝内代托克罗切beocroce,一八六六一九五二,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代表作有精神哲学四卷,主办文学评论杂志批评达四十一年之久。曾任参议员、教育部长、不管部长等职。一生维护意大利的国家统一,人对法西斯主义。二十年代以后经常发表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

    1据原书出版者注,此处茨威格记忆有误。茨威格以为克罗切一九一五年就担任部长。其实,克罗切在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才担任部长。

    写一部作品的计划在我心中渐渐地形成了,我的这部作品不仅仅要表现一些个别的事情,而是要表现我对时代、对人民、对灾难、对战争的全部看法。

    可是,为了能用综合的文学手段来描述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没有亲眼见到战争。我安安静静坐在办公室里几乎快一年了,而在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正在进行着“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残酷的战争。我曾经有过好几次到前线去的机会,几家大报曾三次向我请求,要我作为它们的随军记者,但是任何形式的报道都必然要承担这样的义务:完全本着爱国主义的和肯定的精神去描述那次战争,而我已经发过誓我在一九四○年也信守了这样的誓言,就是永远也不写一句赞美战争或贬低别的民族的话。这时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奥德强大的攻势于一九一五年春在塔尔努夫1突破了俄国人的防线,只用了一次集中兵力的进攻就占领了加利西亚与波兰。军事档案馆便想在奥地利占领区里的所有俄国宣传品和告示的原件被撕下或销毁以前,赶紧把它们收集到自己的图书馆里。档案馆的那位上校恰巧知道我有收集的才能,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能办这件事,我自然立刻行动；我得到了一张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来坐任何一辆军用列车自由活动,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受任何特殊部门的管辖,不直接从属于任何一个机关或上司,这种待遇使我遇到了最离奇的事情:我并不是军官,只是一个没有军衔的上士,而且穿着一套没有特别标志的军服。每当我出示我的机密证件时,便会引起特别的尊敬,因为前线的军官和公职人员都以为我一定是什么微服私访的总参谋部官员或者身负什么神秘的使命。又由于我避免去军官食堂,只是在旅馆下榻,所以我又得到另一种方便:我可以置身于庞大的军事机关之外,不用任何“向导”就能看到我想看的一切。

    收集宣传告示这个基本任务并不使我感到为难,每当我来到加利西亚的一个城市,来到塔尔努夫,来到德罗戈贝奇1、伦贝格2,那里的车站旁总有一些犹太人站着,他们是一些所谓的“代理商”,他们的职业是:你想要什么,他们都能帮你搞到。这也不错,我跟其中一位万能的老手说,我想得到俄国占领别的文件与通告。那位老手跑得象黄鼠狼一样敏捷,他把这个任务通过秘密渠道传达到几十个下属的“代理商”；三个小时以后,我一步未迈就收集到了这方面最齐全的材料。凭借那种杰出组织,我的时间绰绰有余,我可以观看不少东西,而且我也确实看了不少。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可怕的贫困,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所感到的恐惧,犹如一层阴影仍然笼罩着他们的眼睛。我还看到犹太人聚居区居民的从未想到过的困境,他们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挤在平房或地下室的房间里。而且我还第一次看到了“敌人”。在塔尔努夫,我遇到第一批押解在途中的俄国战俘。一块四方形的地面,四周围着栅栏,那些战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的、绝大多数蓄着胡须的蒂罗尔3人看守着。那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被征入伍的,他们服役期限已满,可是如今已无依无靠,跟那些战俘一样；而跟那些漂亮的、头面修

    得挺光的、穿着崭新制服的士兵却很少有相似之处；那些漂亮的士兵在我们

    家乡是经常登上画报的。不过,奥地利那些战时应急服役的奥地利超龄士兵1波兰城市。

    1苏联城市。

    2波兰城市。

    3奥地利州名。

    对战俘的看守没有半点儿好斗和苛酷的意思；他们也根本不想对那些战俘进

    行严格的防范,他们和战俘象同伴一般坐在一起,那些战俘也丝毫没有要逃跑的表示。只是他们在语言上互不相通,双方才闹出特别多的笑话来。他们互相敬烟,互相戏闹。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子里掏出几张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他的“敌人”看,“敌人”们一张一张地欣赏着,还用手指问着那个蒂罗尔人,那个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那些粗野、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作家们正确多了:就是说,故争是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柬手无策,凡是陷入这种厄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这种认识陪伴着我整个行程,使我感到宽慰。我穿过弹痕累累的城市,路过被抢劫一空的商店,那些商店里的家具就象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被掏出来的内脏堆积在路中央。而介干成场之间、那些长势颇好的庄稼地又给我这样的希望:在几年内,一切被破坏的景象几年以后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我那个时候还不能估计到,对战争恐惧的回忆会那么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象战争的痕迹能很快从大地的外表消失一样。

    在出差的最初几天,我还没有遇到真正可怖的战争景象；后来,战争的面目才超出我最坏的想象。由于几乎没有载客的列车通行,有一次,我在一辆运送炮车的敞篷车上,又有一次,我坐在一辆运牲口的车厢里,里面发出浓烈的恶臭,许多人疲倦极了,互相挨挤着,东倒西歪地竟睡着了,好象在拉往屠宰场的途中一个个已经被宰了似的。但最最可怕的要算是运伤兵的列车了,我曾被迫乘坐过两、三次这样的伤员车。啊,它跟那些光亮洁净的白色救护车哪里有共同之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维也纳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

    高贵的女士们曾扮做护理病员的护士在那种自色救护车里让摄影师把她们拍

    下照来。我看到运伤员的都是一般的货车:没有一扇象样的玻璃窗户,而只有一个窄窄的通气小窗,车厢里用的是被煤烟熏黑的油灯照明,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简陋的担架一付挨着一付放在那里,担架上躺着的全是不断发出呻吟、额角流着汗珠、脸色如死人一样苍白的人,他们在尿、粪及黄碘的浓烈气味中拼命地吸着空气。军队的卫生员走起路来更是摇摇晃晃,他们已经疲惫不堪。那里也看不到那种照片上泛着白光的床上用品。躺在麦秆上或硬担架上的人盖着早已渗满了血迹的毯子。在每一节车厢里都有两三具尸体横卧在那些奄奄一息和不住呻吟的伤员之中。我曾和一位大夫交谈过,他对我说,他本来只是匈牙利的一个小城市里的牙科医生,已经有不少年没做过外科手术了。他显得非常绝望。他说,他事先向七个车站发去电报,要求提供吗啡,可是所有的药品都已用光,药棉没有了,干净的包扎用品也没有了,而到布达佩斯的医院还要二十个小时。他请求我帮他忙,因为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已疲倦得无法支持下去了。我答应试试,可是我要多笨有多笨；不过还能有点用:每到一站,我就下车帮助提几桶水,水质又坏又脏,本来只是机车用水,现在却成了清凉饮料；水,至少可以把伤员擦洗一下,揩净不停滴在地上的血迹。对来自各个民族、被一起塞进这口带着滚动轮子的棺材里的那些士兵来说,还有一个人际之间的困难,那就是各种语言障碍。医生与护士都不懂鲁提尼人1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唯一能帮一点忙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师,他象医生没有吗啡一样感到绝望也从自己的角度忿忿地抱怨说,他设法从事他的圣职活动,因为他没有油去作临终涂油礼的仪式了,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里,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最后一个月里“料理”

    这么多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用生硬的、愤怒的声调说出的那句话:“我是六十七岁的人了,见的东西也不少。但是我曾认为,人类犯下这样的罪行是不可能的。”

    我在国家途中乘坐的那趟伤员列车拂晓进入布达佩斯。我立即向旅馆奔去,我需要先睡上一觉,因为在车厢里,唯一的座位就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大约十一点,因为我实在太疲倦了；我赶快穿好衣服去吃早饭,可是我刚走几步之后。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我得揉一揉自己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在做梦。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早晨还象春天,中午就已经是夏天了。

    布达佩斯是那么美丽,而且也从未如此无忧无虑。太太们穿着白色的衣裳,和军官们挽着胳膊在漫步。那些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军官好象不是我昨天、前天才见到过的,而完全是象另一种军队的军官。我看到那些衣服里、嘴里

    和鼻子里还散发着一股黄碘气味这是昨天运送伤员的缘故的军官们

    怎样去买紫罗兰向太太们献殷勤。我看到那些漂亮的小汽车驶过大街,里面坐着漂亮的、胡子刮得净光的、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所有这些景象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的快车路程呀可是我有权利指责他们吗他们生活着,而且想生活得更快乐,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正是感觉到一切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享受:几件好衣服,最后的美好时刻恰恰是因为我看到过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毁的生物,一个小小

    的铅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他的回忆、认识和狂喜一

    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个如此瑰丽的上午会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去享受太阳的光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去感觉自己的血液和说不定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我几乎已经对那些开始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又偏偏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耐着性子看起来。这才使我真正恼怒呢。报纸上登的全是一些关于不可动摇的胜利意志的废话,说什么我们自己部队的损失非常少,敌人的损失非常大。看了让人恶心。那些**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不断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漫不经心的人、无优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倘若我们不用自己的语言去反对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有罪的现在,我才得到真正的动力:我一定要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心中已经有了素材,只是要动笔,还缺少能形象地证实我的直觉的最后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们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他们侈谈胜利,实际上是延长互相

    ...

    残杀的时间。小说站  www.xsz.tw在这两种主义背后,用钱收买来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中斥贡的那样,他们尽是“战争的吹鼓手”。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还是这一帮子人,他们嘲笑特洛亚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在此以前,我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从未理解得有象当时那样深,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和这两个形象所处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胜利”,我只肯定地知道一点:纵然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条件下能取得胜利,这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我虽然这样提醒过,但我在我所有的朋友们中间是孤立的,而且,在第一枪打响以前就发出狂乱的胜利吼声,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常常使我怀疑,这究竟是我自己在那些聪明人中间发了疯,还是在他们酩酊大醉时只有我一个人保持着可怕的清醒。所以,用戏剧的形式去描写一个”失败主义者“一有人发明这个词,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种罪名强加在那些努力追求互相谅解的人的身上的特殊的悲惨处境,对我来说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选择了徒劳无益的告诫者耶利米这个形象作为象征。但对我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为了写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宣传和平比战争好,而是描写一个在狂热的时刻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但在失败时却又证明自己是唯一不仅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索绕在我的脑际。我一直想表现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

    我还想把这两者和那种使人心灵万分痛苦的失败势力对立起来。战争正在进行,当别人还都在不加思索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着自己必然胜利的时候,我却已把自己抛进了灾难的深渊,并寻找着摆脱灾难的道路。

    但是,当我选了圣经上的一个题目,我无意之中触及了我身上迄今未加

    注意的地方:即触及了我在血缘上或传统上和犹太人的命运暗暗建立起来的

    联系。难道他们不是我的同胞吗他们曾不断地被各个民族战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战胜,然而,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即那种用意志改变失败的力量,使他们无数次地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而继续生存下来。我们的先知,难道他们预先不知道那种永远被追逐、被驱赶的命运那种命运今天又使我们象糠秕一样被抛在大街上。难道他们没有忍受屈服于暴力的失败甚至把失败赞美为一条去见上帝的路如果说考验不是永远对所有的人或者某一个人有益那么,当我在写那部剧本时,我却有幸感觉到了那种益处,在我看来,那部剧本才可算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今天知道:如果当时我没有在战争中痛苦地体验和预感一切,那么我仍然会象战前的我一样,是一名如音乐术语所说“令人愉快的”作家,然而永远不会领悟、理解和击中内心的最深处。当时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情:我要说出我自己的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我曾想帮助别人,但当时是先帮助了我自己:我着手

    写一部除了伊拉斯谟以外最富有个性、最隐晦的作品在一九三四年

    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用伊拉斯谟这部作品使自己摆脱了类似的危机。小说站  www.xsz.tw从我开始创作那出悲剧的那一刻起,我对时代的悲剧也就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但我从来不相信那部作品会获得明显的成功。由于遇到许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问题,犹太人问题,由于最后结束场面的合唱形式要

    把结束场面上升为一首歌唱失败者命运的赞歌从而使那部作品的内容

    超出一部剧本的正常容量,以致剧场从头至尾演一遍,就得两、三个晚上,还有正当报纸上每天都在大喊大叫“要么胜利,要么毁灭”的时候,怎么会让这出戏这出宣告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戏登上德国舞台呢。如果那本书可以出版的话,那我一定得说出现了奇迹,但是,即使遇到最坏的情况:剧本不让上演,它也至少帮助我度过了最因难的时刻。我把所有在和我周围的人交谈中不能说的话,都通过剧本中诗句的对白说了出来。我把压在我心头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我自己解脱了自己正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自己“满意”的东西。

    在欧洲的心脏

    当一九一七年复活节我写的悲剧耶利米出版时,遇到的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因为我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作那部剧本的,所以我也必须等待对我的强烈抗拒。然而,恰恰相反。两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对于一部剧本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不仅象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

    而且象拉特瑙和里夏德戴默尔这样一些先前站在另一边的朋友也都公开表

    示支持。那些连剧本都根本没有到手的剧院经理们写信给我,向我请求为他们保留在天下太平之日初演这出剧的权利,因为在战争期间用德语演出这出剧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主战派对剧本的反对态度,也是表现得有礼貌和充满尊重的。我曾有一切的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怎么会这样呢无非是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是时间使他们猛然清醒。

    经过战场上的可怕流血之后,高烧开始降温。

    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几个月不同,他们现在是用相当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战争。那种同仇敌忾的情感开始松懈,因为他们从现实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哲学家和诗人们所大肆鼓吹的所谓伟大的“道德精神的涤净”。整个民族存在着一道深深的裂缝；整个国家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后方是安居在家的闲人们的世界,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还要乘他人之危敛取钱财。前方和后方的界线显得越来越分明了。官厅**,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层出不穷,谁都知道用金钱或者利用好关系可以搞到优惠的物品,而另一方面,那些濒于毙命的农民或工人却不断披驱入战壕。

    因此,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开始毫无顾忌地自我门路。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食品逐日紧缺,群众生活困苦,而那些靠战争得利的人却过着令人羡慕的奢侈生活,犹如在荒凉的沼泽上闪烁的鬼火。老百姓愤懑地渐渐开始产生各种怀疑他们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部的每一个公告,怀疑所有的报纸和它们的报道,怀疑战争本身和它的必要性。当然,这绝不是由于我写了那部剧本而产生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而是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使那剧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只是用那部剧本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对那次战争表示憎恨,对胜利表示怀疑。

    诚然,这种情绪要在舞台上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看来是不可能的。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因为如果这样做,势必会招来抗议,所以我认为必须放弃在战争期间看到这第一出反战剧的演出。然而,我却突然接到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一封信,他说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仪式。我竟然

    忘记了德语世界上还有一块小小的、但却非常珍贵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也同样如此,承蒙上帝恩赐,这是一块置身于局外的、民主之地,在那里依然是言论自由,思想开明。毫无疑问,我立刻就表示同意。

    当然,我开始只能表示原则大同意；因为我同意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当有关方面允许我可以离开本国和工作岗位一段时间才行。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而在现在的第二次大战中就根本不设立了。为了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环境上的区别,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领袖、皇帝和国王们在潜意识中对于战争还是感到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或者曾经是“军国主义”,它们就会相继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之相反的是,每个国家都竞相表白、证明、解释以致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人们在舆论面前总是把文化说得比强权高尚,卑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

    这样一些口号,认为这些口号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种文艺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还四处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况且去的目的不是为了颂扬什么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意向,而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不是“野蛮人”,来证明德国人并非只制造枪炮或烈性毒气,而且也创造全欧性的纯粹的精神财富。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们的同情,而不象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以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践踏在地。所以,我以参加一出剧的首演仪式为名申请到瑞士去度假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值得担忧的最大困难无非是这是一出反战剧,剧中有一个奥地利人尽管是以象征的形式预言战争可能会失败。我向部里主管文化宣传的负责人递交了申请,陈述我的愿望。使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他立刻答应为我安排一切,而且对批准的理由作了意味深长的说明:“感谢上帝,您从来不属于那些愚蠢的战争叫嚣者之列,好吧请您在外面尽力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四天之后,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张出国护照。

    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听到奥地利一个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样随便的谈话,使我感到有点奇怪。只不过由于我不了解政治上的那些秘密来往,所以我事先并不知道,以新皇帝卡尔为首的政府高层人物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酝

    酿着一场脱离德**事独裁的运动德**方当时正肆无忌惮地把奥地利

    绑在自己野蛮的兼并主义的战车上,而不顾奥地利的内心意愿,在我们参谋部里的人都痛恨鲁登道夫的残暴专横,在外交部里的人都拚命反对那种必然会使美国把我们视为敌人的无限制的潜艇战,即便是老百姓也都窃窃私语,抱怨“普鲁士人的飞扬跋扈”。不过,所有这一切暂时还都只在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和貌似无意识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但几天以后,我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当时最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我赴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停留了两天,我在那里替自己买了一幢房子,打算战后居住。在那座城市里有一小群笃信天主教的人,其中两人在战后奥地利的历史上还曾任过总理而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1和伊格纳茨赛佩尔。2前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曾出席过海牙会议,另一个伊格纳茨赛佩尔是一位才智惊人的天主教神父,他在奥地利君主政体崩溃以后担负起领导小小的奥地利的责任,并在这一岗1海因里希拉马施heinrichlaasch,一八五三一九二○,奥地利著名国际法学者,曾任维也纳大学刑法学教授,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和活动家,曾以奥匈帝国代表团技术专家身分出席一**九年在海牙举行的和平会议。一九一八年十月底出任奥地利内阁总理。

    2伊格纳茨赛佩尔lgnazseipe1,一八七六九三二,奥地利政治家和天主教神父。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任奥地利总理。

    位上卓越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的老派奥地利人,作为在内心深处对德意志、普鲁士、基督教的军国主义最抱反感的人,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和奥地利的传统思想与天主教的使命是格格不入的。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和平主义的宗教阶层里赢得了最深切的同情,枢密顾问拉马施赛佩尔当时正旅行在外邀请在萨尔茨堡的我去见他。这位举足轻重的老学者非常诚恳地向我谈论了我的剧本。他说剧本充满我们奥地利人的那种友善处世的思想,他热望剧本将会超出文学的意义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我这个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非常信任,谈话是那样坦率,充分表现了他内在的勇气,他告诉我这样的秘密: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正处于决定性的转折时刻。他说,俄国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以后,倘若它愿意放弃自己的侵略意图,那么无

    论是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都不再存在缔造和平的真正障碍；眼下我们不能坐

    失这一时机。如果在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抵制谈判,那么奥地利就不得不肩负起领导责任和**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答应帮助实现这些意图；或许过些时候就能看到他本人发挥的政治影响。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互相谅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随德国的军国主义派以轻率地继续牺牲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胜利的和平”。为此,

    不得已时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奥地利被德**国主义分子推入灾难的深渊

    以前,及时脱离德国同盟。他用坚决的语气肯定地说:“谁都不能责备我们这是一种背信弃义,我们已经死了一百多万人。我们已经牺牲得够多的了,做得也够多的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为德国人的世界霸权去牺牲一个人的生命,牺牲一个都不行”

    我屏住气静听着。这一切我们从前也都经常默想过,只是没有人胆敢在大白天公开说出来:“让我们及时和德国人以及他们的兼并政策一刀两断”,因为这样说,会被视为是对盟友的“背叛”。而现在,这些话却由一个

    据我所知在奥地利得到皇帝信任和由于在海牙的活动而在国外享有最高

    声望的人说出来,他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人说这样话。态度又是那么平静和坚决,以致使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的单方面行动早就不再停留在准备阶段,而是已经在付诸实行了。要么用单方面媾和的威胁来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在不得已时自己实现单独媾和这种想法是很有胆识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拯救当时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皇朝以至整个欧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后方案。可惜后来缺乏实现原来计划的决心。卡尔皇帝派他的内弟帕尔玛亲王去见克雷孟梭1,实际上是带着一封密信,目的是试探在事先不取得柏林宫廷谅解的情况下媾和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进行和谈。后来不知怎么德国发现了这一秘密使命,我认为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真相。糟糕的是卡尔皇帝后来没有勇气公开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为正如有些人所说,德国曾以武装入侵奥地利相威胁,而他,作为哈布斯堡皇室的成员又害怕给自

    己沾上历史污点:在关键时刻废除由弗兰茨约瑟夫缔结的并用这么多鲜血

    作出保证的盟约。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这两位信奉天

    主教的国际主义者和出于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而唯一有力量来蒙受背离德国

    1乔治克雷孟梭geesceau,一八四一一九二九,法国政治家,一九○六一九○九任法国总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再次出任总理并兼任陆军部长,一九一九年率法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一九二○年退休。

    罪名的人为总理的。而这种优柔寡断最后则毁了自己。他们两人是在千疮百孔的奥地利共和国时期才成为总理的,而不是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

    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两位享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似乎没有人能胜任这种貌似不义的举动。如果拉马施当时能公开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果真脱离,那么他不仅拯救了奥地利的生存,而且也拯救了由于无限扩张而陷于内部深刻危机的德国。如果那一位笃信宗教而又十分明智的人当时向我坦率预告的行动不是由于软弱和笨拙而破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欧洲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二天我继续登程出发,越过了瑞士边界。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从一个

    被封锁的已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战难国家进入这个中立地区在当时意味着什

    么。从国界那一边的车站到这一边的车站只消几分钟的时间,然而一进入这

    一边的第一秒钟就立刻有那种好象从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突然来到充满白雪、

    爽快的空旷里的感觉,仿佛觉得头脑里的晕眩正通过所有的神经和感官而渐渐消逝几年以后,当我从奥地利再次来到瑞士途经这个布克斯火车站时要是在平时,这种火车站的名字是从来都记不住的,我又倏然感到那种使人沁心的新鲜空气我从列车上跳下来,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食品柜上琳琅满目,摆着各种我已忘却了的在以前是生活中的日常食品,饱满的金黄色柑桔、香蕉和在我们那里只有走后门才能搞到的巧克力和火腿,还有面包和肉,面包不要面包票,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们象一群饿狼似的向那些价廉物美的食品扑去。车站上还有一个邮电局,可以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写信和发电报,而无需检查。里面陈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纸,可以购买、浏览、阅读,而不会受到惩罚。在我们那里禁止的一切,只要往前走五分钟的路程,全都是允许的,在这里允许的一切,回到我们那里,又全都是禁止的。我觉得,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通过这个挨得如此之近的空间变得昭然若揭；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一边的那座边境小镇,各种招牌历历在目,在每一幢小房和每一间草屋里都有男子被征募走,被运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去互相残杀而在这里,只隔五分钟路程的地方,那些同样年龄的男子却和他们的妻子怡然自得地坐在

    ...

    缠绕着常春藤的家门口,抽着烟斗。栗子网  www.lizi.tw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也是右边的鱼是正在进行战争的动物,而左边的鱼保持中立。当我刚一越过国界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想到这里和那边不同,这里更自由、更振奋更自尊,而到了第二天,我很快感觉到不仅我们的精神气质,而且我们的身体机能在我们那个战争世界里已衰退到了何种程度；当我应邀在亲戚家作客时,饭后喝了一杯黑咖啡和抽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烟,没有想到我突然头晕起来,而且心跳得很厉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表明,在长期饮代用品和吸代用品之后己不再能适应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了；连身体也不得不从战争的不自然状态转变到和平的自然状态中来。

    这种眩晕、这种有舒服之感的昏昏沉沉倒也产生了精神作用,我觉得每一棵树显得更美了,每一座山显得更自由了,每一处风光显得更加可爱了,因为在进行战争的国土上,草原的和平宁静在混浊的目光看来就会觉得是大自然的无情冷漠,殷红的日落会使人想起满地的鲜血,而在这里,在这和平的自然环境里,天苍苍、地茫茫,又变得十分自然了。我喜欢瑞士,好象我以前从未爱过她似的。其实,我以前总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来到这个方圆不大而富饶的国家。但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地感到它存在的意义；各民族不怀敌意地在同一个空间和睦相处,这是瑞士人的理想,为发扬兄弟情谊,通过互相尊重和真正的民主来克服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差异,这是最明智的生活原则这对我们整个混乱的欧洲来说是多么好的榜样呵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多少世纪以来,她是和平与自由的驻地,她最忠实地保存着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时欢迎各种思想观点因此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这一个超越民族的唯一国家的存在是显得何其重要我觉得,人们赐予这个国家以美丽和财富,是完全有道理的。人们在这里不会觉得陌生,在那世界的不幸时刻,一个自由的、**的人在这里会觉得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更有归家之感。

    一直到夜里,我还在苏黎世的大街上和湖边徜徉了好几个小时。万家灯火显出一派和平景象,这里的人们还在过着泰然自若的宁静生活。我想,在那些窗户后面不会有躺在床上失眠和想念着自己儿子的妇女。我没有见到伤员、残疾人和那些明天或后天要被装上列车的年轻士兵我觉得,在这里更有理由生活下去,人还没有被扭曲,而在我那个进行战争的国家里,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恐惧,简直是一种负担。

    但是我觉得,最要紧的事,不是讨论我的剧本上演问题,也不是和瑞士朋友与外国朋友会面。而是要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他会使我变得更坚定、更清醒、更积极,因此我要去会见他,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我心情孤独的最痛苦的日子里,所给予我的友谊和鼓励。我的第一个日程安排必须是去找他,于是我立刻前往日内瓦,应该说,象我们这样的“敌人”现在是处在相当复杂的境地。可想而知,交战国的政府是不愿意看到本国的公民在中立地区和敌国的另一些公民进行私人往来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无法用法律禁止。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规定见个面就可以课以刑罚。唯有商业性的往来,所谓“和敌人通商”才是禁止的,并且和叛国罪相提并论,为了不致曲于最轻微地触犯这一禁令而使自己蒙受嫌疑。我们这两个朋友甚至在原则上避免互相敬烟,因为我们无疑是被无数的密探不断监视着。为了避免做贼心虚或者图谋不轨的任何嫌凝,我们这些国际友人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即完全公开的方法。我们相互写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领的渠道,我们决不在夜里偷偷互访,而是一起横穿大街,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栗子小说    m.lizi.tw所以我在到达日内瓦后,也就立刻向旅馆楼下门房报上全名,并声言我是来找罗曼罗兰先生的,因为如果德国或法国的通讯社能够报道出我是谁和我拜访的谁,岂不更好。

    而在我们看来,两个老朋友并不因为恰巧各自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在战争期间偶然相遇时突然彼此回避,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世界变得荒诞而自己也随之变得乖戾。

    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好象就是他在巴黎的那间房间。象当年一样,桌面上和扶手椅上堆放着各种书籍。写字台上摊满杂志、函件和纸张,那是一间简朴的工作室,宛若修道士的隐居室,但它却与全世界有着联系,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按照自己的习惯把房间改成这种样子。

    我霎时间忘了问候的话,只是彼此握了握手这是我几年来第一只可以重新相握的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与之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

    但正是在这三年中,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我用外语谈的话要比我同自己祖国的任何人都要谈得知已和坦率。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我们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谈的人代表着欧洲的良知。只有在那时我才认识到他在为促进彼此谅解而献身的伟大事业中正在做和已经做过的一切。他日日夜夜地工作,却始终是单独一人,没有助手,没有秘书；他要密切注视各国的动向,和无数向他请教公益事务的人保持通讯联系。他每天要写许多页日记,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有这种要亲自记载历史时代的责任感,并认为这是向后代应作的交代。可是那些日记今天又在哪里呢那些亲笔写下的无数日记本总有一天会全面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和思想上的各种矛盾冲突。他同时还要发表自己的文章,那些文章每一篇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他还正在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格莱昂波这一切就是他自己承担起的巨大责任,是他一生中本着牺牲精神、不遗余力、孜孜不倦所作的贡献。在那人类的疯狂年代,他处处为伸张正义和人性作出表率。他没有一封信不答复,没有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不读；这位身体虚弱、健康状况正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只能轻声说话,同时还要不断抑制轻微的咳嗽。当时他不戴围巾就无法穿过通道,而稍走快一点,就得走一步停一步。可就是这样一位体弱而又坚韧的人在当时贡献了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讦都不能使他动摇。他毫无畏惧地、清醒地注视着那动乱的世界。我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即便在我写的那本罗曼罗兰传中我也

    未能把那种英雄主义充分描写出来因为人总是不大好意思把活着的人赞美

    得过分.当我看到他住在那么狭窄的一间斗室里,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射出看不见的、使人振奋的光芒,我真是深为所动,好象我的灵魂受到了“净化”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从那以后我深感到、而且现在确实知道:当时罗

    曼罗兰通过自己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千百万人的那种丧失

    理智的仇恨所作斗争而产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只有我们

    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在当时意

    味着什么。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

    在那天下午和后来几天的一系列交谈中,我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含着一种轻微的悲哀,就象和里尔克谈到那次战争时就会感到悲哀一样。小说站  www.xsz.tw他对那些政治家,对那些为了自己民族酌虚荣而不顾牺牲他国无数生命的人深感愤慨。

    但对那些连自己都不明自为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受难和死去的芸芸众生

    总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宁的电报拿给我看,那封电报是列宁在离开瑞士之前从那辆遭到无数非仪的封闭的列车上发来的。列宁恳请他一起到俄国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他的事业曾是多么重要。可是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而只以个人身分、不受任何约束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共同事业尽力。所以,正如他不要求别人服从他的思想一样,他也不愿意自己有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自己也应该是始终不受束缚的。而他则要以这个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说明:人怎样才能永远保持自由和即使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情况下也能忠于自己的信念。

    我在日内瓦的第一个晚上就碰上了那一小群团结在两家**小报报

    页1和明天周围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是皮埃尔让茹弗2,雷内阿科斯,弗朗斯马塞雷尔。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速度之快在平时也只有青年人结成友谊时才会有的。不过,我们仅凭直觉也都能感到我们的生活将会有一个崭新的开端。由于受爱国主义的迷惑,从前的老朋友,1此报法语原名是lafeluille.2皮埃尔一让茹弗pierrejeanjouve,一八八七一九七六,法国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居日内瓦,和罗曼罗兰交往频繁,坚持人道主义的大多数中断了关系。人是需要新朋友的。而当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同一个思想堑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时,那种充满激情的同志情谊在我们中间油然而生；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们互相已变得如此信任,好象我们已经认识多年似的。并且已经象通常那样用亲切的“你”来彼此相称。我们“为数不多、极少欢愉、象一群兄弟似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种冒着个人风险的聚会是够大胆的；我们知道,在离我们这里相距五小时路程的地方,每一个德国人正窥视着一个法国人,而每一个法国人也正窥视着一个德国人,随时准备用刺刀或者用手榴弹把对方戳倒在地或炸得粉身碎骨,从而使自己得到嘉奖,双方都有千百万人在做着这样的美梦:把对方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敌对双方”的报纸只会互相攻击谩骂。在这千百万人中间,仅有为数极少的人,那就是我们,不仅和和气气地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而且怀着最诚挚的,甚至可以说怀着一种有意识热烈的兄弟情谊交谈着。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完全违反官方的一切规定和命令。我们这样直率地显示我们的友谊,把自己和祖国对立起来,使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但正是这种冒险行为使我们处于一种几乎是亢奋的状态。我们不仅甘冒风险,并且还要享受冒险的乐趣,因为这种冒险行为,就足已显示出我们抗议的真正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尔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公开朗诵会反战立场,一九二四年皈依天主教,成为虏诚的教徒,代表作有诗集血汗集等。这在战争期间可谓是一件奇闻他用法语朗诵他的诗作,我用德语朗诵我的耶利米中

    的片断我们正是用这种公开摊牌的方法来表示我们在这一局大胆的牌戏

    中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们领事馆和大使馆里的那些人物对这些举动有什么想法,我们毫不理会,纵然我们这样干就象科尔特斯1似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因为在我们心灵深处十分清楚:“叛徒”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在这意外时刻背叛了作家的人类使命的人。而那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他们有着何等英雄气概呵那个弗朗斯马塞雷尔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创作的反对战争恐怖的版画,那些令人难忘的黑自相间的版画所表现的慷慨激昂的愤懑感情,即使和戈雅2的战争的灾难相比,也毫不逊色。马塞雷尔用他的画笔把那次战争永载史册。

    这位刚毅的男子汉孜孜不倦地日日夜夜用无声木头雕刻出新的人物形象

    和画面,在他那间狭窄的居室和厨房里堆满木版,不过,每天早晨报页所登载的他的版画,控诉的并不是某个特定国家,而只控诉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我们曾梦想:有人从飞机上把这些任何人甚至文盲都看得懂的、用悲惨的画面愤怒谴责战争的版画投向城市和军队,而不是投下炸弹；我甚至深信,那种谴责可能会事先扑灭战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版画只登在报页那张小报上,而它的发行范围几乎超不出日内瓦。我们所谈论的和企图做的一切都闭锁在那个瑞士的狭小方圆地内,而且要想起到作用,也已为时太晚。在我们心里,谁都明白:我们对那些军事参谋部和政府机构所形成的庞大机器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之所以不迫害我们,也许正因为我们不会对他1埃尔南科尔特斯heanrtez,一四八五一五四七西班牙军官和殖民者,一五○四年航海至圣多明各岛,一五一九年在圣胡安德乌卢阿,sanjuaia登陆后,焚毁所乘船只,以示背水一战,长驱直入,征服墨西哥。

    2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francisjosegoya,一七四六一八二六,西班牙杰出画家,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创作了以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为题材的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

    们构成危险。我们的言论始终是毫无声息的,我们的影响也始终不能得以发挥。但是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数十分之少,处境十分孤立,所以我们才肝胆相照,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在成年之后,还从未体验过象日内瓦那个时候的热烈的友谊。我们彼此的联系后来一直保持了好长时间。

    从心理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在那一群人中间最值得注意的角色是昂利吉尔波,在我看来,他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

    人都更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

    时期,尤其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年代,勇气和冒险精神在短时期内往往会比一个人的内在信念和刚直不阿更起作用,比一个人的品格和坚贞更有决定性的意义。每当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和汹涌翻腾的时候,那些善于毫不犹豫地赶上时代潮流的人总是令人十分瞩目。就象许多昙花一现的人物一样,时代的

    浪潮曾把当时的贝拉库恩1和库特艾斯纳2推举到他们的才智不能胜任的

    地步吉尔波这个有着一双机灵而不安的灰色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瘦弱而又能说会道的小个子男人,本身也并非有才华。尽管他是一个几乎早在十年前就把我的诗译成法语的人,但是我还不得不诚实地说,他的文学才能并不佳。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超出一般的水平,各方面素养都不深。由于一种糟糕的禀性,他是属于那些对无论什么事都要“反对”一通的人。他只是觉得,如果他能象一个真正的浪人那样到处寻衅,去碰碰任何一个比自己强的人,那就是一种乐趣。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心肠的小伙子。在战前的巴黎他就已经不断和文学界的某些人物进行论战,反对某些思潮,然后又参加激进的党派,而他觉得没有一个党派称得上激进。现在,他终于作为一个反军国主义者,突然在战争中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对手:世界大战。当大多数人恐惧和胆怯的时候,他却以大胆与勇猛投入斗争,这使他在那世界性的关键时刻显得十分重要,甚至不可缺少。恰恰是使别人生畏的事深深地吸引着他,那就是:冒险。别人不敢于的事他一个人却干了许多,这样就使这个本来并不重要的耍弄笔墨的人突然变得非常了不起,把他的写作和战斗能力夸大到超出自身的水平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样可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1派的小律师和小法学家身上看到。当其他人保持沉默,当我们自己踌躇犹豫和谨小慎微地在考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时候,他却断然干了起来。而吉尔波留下的不朽功绩,则是他创办和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一家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反战刊物明日。这是每一个要想真正了解那个时代各种思潮的人都必须查阅的文献。他办了一件我们正需要的事情:在战争中提供一个国际主义的、超国家的讨论中心。罗曼罗兰给他的支持对这份刊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罗曼罗兰凭借自己的声望和他的人事关系,为他从欧洲、美洲和印度请来编辑人员；另一方面,当

    时正在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吉尔波的激

    进立场也寄予信任,并且定期为明日撰稿。所以有十二个月或者二十个月之久,世界上没有一份比它更令人感兴趣的刊物,倘若这份刊物能够存在1贝拉库恩bélakun,一八八六一九三九,匈牙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一九一九年是匈牙利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之一,该政权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后到俄国。一九二一年起在乌位尔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历任全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2库特艾斯纳kurteisaer,一八六七一九一九,德国新闻记者,巴伐利亚社会党领导人。

    1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主义者的温和派。

    到战后,说不定它会对公众舆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呢。吉尔波在瑞士还同时代表着法国的那些激进小组,因为克雷孟梭不准他们在法国发表言论。他在著名的昆塔尔1和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2上,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坚

    持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在这两次代表会议上和那些蜕变成爱国主义者的社会

    党人进行了决裂。整个战争期间,在巴黎的政界和军界中,没有一个法国人,

    甚至连那个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沙杜尔上尉3也都没有象这个矮小的金

    黄头发的小个子那样让人惧怕和憎恨。最后,法国情报局蓄意陷害他的阴谋终于得逞。他们在伯尔尼的一家旅馆里,从一个德国情报人员的房间里偷走一些吸墨纸和若干份明日。这些东西无非说明,德国的某些地方曾订阅了若干份明日,这一事实本身是无罪的,由于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看来这几份明白是为不同的图书馆和政府机构订阅的。然而,巴黎方面却从此得到了足够的借口,把吉尔波说成是德国收买的一个煽动者,并且对他进行起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这完全是非法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朗:十年之后在一次复审中被撤消了。但是在案件发生以后不久,由

    于他的偏激和极端行为这种行为也渐渐地危及到罗曼罗兰和我们大

    家,他和瑞士当局发生了冲突,他被逮捕并受到监禁。一直到列宁用笔一挥,把他改成俄国公民,乘坐第二趟封闭的列车到达莫斯科,才算把他救出来,因为列宁个人对他颇有好感并且感谢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给予的帮助。应该说,这时他可以

    ...

    真正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了。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功绩:坐牢、被缺席判处死刑他全经历过了,所以对他来说,莫斯科是他第二次大显身手的地方。正如他在日内瓦是通过罗曼罗兰的帮助一样,他在莫斯科是仰仗列宁对他的信任,才能在建设俄国时有革命的影响下成为**思想的拥护者,加入了俄共布法国支部,并作为志愿兵参加了红军。他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强烈抗议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并在侵占乌克兰南部的法**队中进行革命宣传。他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法**事法庭缺席宣判死刑,但返回法国后于一九二四年被宣告无罪。

    所作为。而在其他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由于自己在战时砌大胆立场而指望在战后的法国议会里和公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因为所有那些激进的小组都把他看作是一个真正有作为、有勇气的人,一个天生的领导人。但实际证明,吉尔波根本不是一个具备领导素质的人,而且象许多战时作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样,仅仅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时代的产儿,而且,凡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人物,在经过突然的升迁之后,最终还是要垮台的。吉尔波,这个不可救药的论战者,在俄国也象在他当年的巴黎一样,惹是生非,争吵不休,虚掷了自己的才干,终于渐渐地也和那些曾经尊敬过他的勇气的人闹翻,1昆塔尔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瑞士昆塔尔村举行。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

    2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八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德、法、俄、意、荷等十一个国家的三十八名代表。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并谴责了社会沙文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口号。

    3雅克沙杜尔jacguessadoul,一八八一一九五六,法**官,法国社会党党员,一九一七年作为法**事使团成员被派住俄国。在十月社会主义其中首先是列宁,然后是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最后是我们大家。正如他开始时一样,他在晚年只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册子和无足轻重的争论文章。

    在他被赦免以后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隅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这位在战争中最勇敢、最大胆的反战争者若能懂得充分利用时代赋予他的机遇,那么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伟人之一,但他如今却已全然被人忘却,我也许是最后几个还没有把他完全抛之脑后的人之一,因为我们对他在战时创办了明日一事仍怀着感激之情。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返回苏黎世,开始商谈我的剧本排演问题。这座城市位于苏黎世湖畔和群山的浓荫之下,由于它的优美环境,我格外喜爱它,当然也由于它的高雅而又略显保守的文化。不过,由于和平绿洲瑞士正处于交战国的包围之中,所以苏黎世也就不再那么安宁了。它成了欧洲最重要的不夜城,是各种思想运动的会集地,当然也是所有唯利是图曲生意人、投机商、间谍和宣传鼓动人员最理想的集中地点。

    由于他们突然之间看中了这座城市,使当地的居民对他们抱着十分正当的怀疑态度在饭馆和咖啡馆里,在有轨电车和马路上,到处都能听得到各种语言。到处都能碰上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熟人,并且顿时陷入无休止的激烈争论之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因为所有这些被命运冲到这里来的人都和战争的结局休戚相关,这些人有的肩负着自己政府的使命,有的则是受到自己政府的迫害和斥骂。栗子网  www.lizi.tw但不管是谁,每个人都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被抛到这里来碰运气。由于他们所有的人在这里都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就始终和同伴们相处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对军事和政治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他们可以日日夜夜地争论不停。这种纸上谈兵的热烈讨论既使人兴奋,也使人疲劳。当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长年累月闭着嘴不说话,他就爱喋喋不休地讲话。当一个人第一次重新获得可以进行不受检查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以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写,去发表文章；每个人,甚至连才气平平的人物例如我说的那个吉尔波也会竭尽全力。他们的兴趣之浓是空前绝后的。操各种语言、抱着各色各样观点立场的作家和政治家,都汇集在这里。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1在这里出版他的和平瞭

    望台,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2在这里向我们朗诵他的剧本。莱昂哈德弗朗克1创作了他的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集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2的战争中的人们在这里轰动一时。弗朗茨韦尔弗尔曾到这

    里来朗诵他的作品；我在当年卡萨诺瓦和歌德曾经下榻过的古老的施韦德旅

    馆里遇到过各国人士。我见到过俄国人,他们后来在革命中都崭露头角,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我见到过意大利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士和强硬派的社会党人以及主战的德国社会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的瑞士人中1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alfredhernfried,一八六四一九二一,奥地利著名新闻工作者,一九一一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九一四年在苏黎世出版和平瞭望台friedense.2弗里茨冯翁鲁fritzvonunruh,一八八五一九七○,德国剧作家,出身高级军官家庭,代表作有诗剧决定之前vorderentscheidung悲剧血族eingeschlecht等,作品强烈谴责战争。

    1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frank,一八八二一九六一,德国反法西斯进步作家,代表作有反战短篇小说集人是善良的dernschistgut等。

    2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latzko,一八七九一九四三,奥地利剧作家和小说家,代表作有一九一七年发表的反战短篇小说集战争中的人们nsirieg等。

    间,有大名鼎鼎的莱昂哈德粒加茨神甫3和作家罗贝尔费齐4。我在法语书店里还遇到过我的译者保罗奠里斯。我在音乐厅里见到过指挥家奥斯卡弗里德5在那里什么人都能碰上,但都来去匆匆。你在那里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见解,有最荒唐的,也有最理性的。有的人唉声叹气,有的人兴高彩烈。各种杂志纷纷创刊,各种论战不断激起。新的矛盾产主,旧的矛盾加剧。各种小团体,有的正在组织,有的正在解散；我在苏黎世度过的那些

    日子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那些夜晚因为人们一直要谈论到贝莱菲咖啡馆

    或奥德翁咖啡馆的灯光熄灭为止,有的人还常常在此之后走进别人的寓所去继续谈论,所见到的人是如此纷杂,所听到的意见是如此莫衷一是,气氛之热烈,精神之集中,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在这样一个使人入迷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去注意湖光山色和它们的一派恬静的和平景象。

    大家都在报纸、新闻、谣言和各种分歧的争论中度过时日。奇怪的是:大家在这里虽然只是在精神上经历着那次战争,可是都觉得比在进行战争的祖国感受更深切,因为在这里似乎能更客观地看待战争,它完全摆脱了由胜利或失败所带来的民族利害关系。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这里的人已不再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战争,而是从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把战争视为是残酷的暴力事件,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地图上的几条边界线,而是世界的形式和未来。

    在这些人中间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或者说比祖国还要不幸的人,即是说,他们不是没有祖国,而是有两三个祖国,他们自己心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仿佛当时我就已感到自己的命运似的。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角,常常有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独自坐在那里。

    一双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非常引人注目。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英国作家。当我几天以后和这位詹姆斯乔伊斯认识时,他却非常干脆他讲他和英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他的思想不是英国式的,而且也不愿意有英国式的思想,他当时对我讲:“我要用一种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即一种所有语言都为它服务的语言进行写作。英语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因而我不受传统的约束”。

    1这些话我没有完在明白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已经在写作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那本书借给我看过,那是他仅存的一本样书,他还把自己的剧本流亡者借给我看,我当时甚至想把那剧本翻译出来哩,为的是能对他有所帮助。我认识他的时间越长,我越对他的非凡的语言知识不胜惊奇,想必在他的电灯光下简直象瓷器一样光滑的圆而凸的前额后西装3莱昂哈德拉加茨leaz,一八六八一九四五,瑞士新教神学家,苏黎世教义神学教授,后从事工人居住区的教育工作,一九一三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一九一八年后为国际和平运动领袖之一。

    4罗贝尔费齐robertfsesi,一八八三一九七二,瑞士日耳曼学家和作家,一九二二一九五三在苏黎世任德语文学教授,除从事文学史研究外,著有戏剧、小说、抒情诗等。

    5奥斯卡弗里德oskarfried,一八七一一九四一,德国作曲家和指挥家。

    1詹姆斯乔伊斯jasjoyce,一八八二一九四一,是现代派小说的先驱,除了广泛运用“意识流”创作手法外,在遣词造句方面刻意求新,用他自己独创的梦幻语言来写梦幻文学,他不仅把英语单词拆散,重新组成为混合词,而且以多种方式使用多种语言,常常屏弃标点符号,用声音来表现印象,例如在长篇小说为芬尼根守灵中,“雷击”一词是用一百个字母拼写而成的,把十八种语言纷然杂陈,不断进行自由组合,借以象征隆隆不绝之声,这种混杂的语言使他的作品晦涩难懂。

    着全部习语的全部语汇,他用十分娴熟的技巧把所有的词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一回,他问我,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的一句很难的句子该怎样译成德语。我们一起试着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才把那句子译出来。他的小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由习语中的四五个词随意组成的,甚至包括方言土语,而他对于那些词的色彩和含义轻重的细微差别都了如指掌。在他身上好象总有那么一点辛茹苦酸,但我相信,正是这种多愁善感使他内心产生激情和创作力量。他对都柏林、对英国、对某些人物的厌恶情绪已成为他心中的动力能量,并且事实上已在他的创作中释放出来。不过,看起来他好象喜欢自己那副不动感情的容貌,我从未见他笑过,或者说高兴过。在他身上好象总有一股摸不透的力量,每当我在街上看见他时,他总是紧闭着狭窄的双唇,迈着快步,好象正在向某个目标赶去似的。这时候我就会比在我们谈话时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那种离群索居的性格内心的孤独。所以我后来一点也不奇怪:那部充

    满孤独感和一切没有任何联系、象流星似地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是他写

    的。

    在两个国家之间过着两栖生活的人中,还有另一个人,他就是费鲁乔布索尼。他在意大利出身和受教育,却选择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是我从青年时代起最喜欢的钢琴演奏家。当他在钢琴旁演奏时,他的眼睛就会射出那种奇妙的若有所思的光芒。而他的双手却在下面轻松地弹奏出音乐,表现出尽善尽美的技艺；上面那个全神贯注、漂亮的脑袋微微向后昂着,正在如醉若痴地倾听自己演奏的音乐,好象完全处在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曾在音乐厅里象着了魔似地不断去看他的那张神采焕发的脸,同时,他的琴声使我全身陶醉,那琴声宛若微微泛起的波浪,但又象银铃般的清澈。而在这里,我又重新看到了他,他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流露着悲哀的神情。他有一次问我:“我该属于哪一方呢当我夜间做完梦醒来时,我知道我在梦里说的是意大利语,可是当我后来写作时,我是用德语进行思维。”是呀,他的学生已遍布全世界“也许现在这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当时他不敢再去创作自己原来那部作品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觉得自己心烦意乱。他只写了一出音乐不多的短小独幕剧,为的是排遣自己的烦闷,不过,在战争时期,乌云是不会从他头上消散的,我再也听不到他那洪亮、悦耳的笑声,而那笑声我以前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天深夜我在火车站饭馆的餐厅里遇见他,他已经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当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说,“不是喝酒不过,有时候一个人也必须自我麻醉一下,否则就受不了。音乐并不能始终使人处于陶醉状态,而创作只有在良辰美景时才会光临。”

    不过,这种内心矛盾的状态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尤为痛苦,而在他们中间最最不幸的又要数象雷内席克勒那样的人。他们的心向着法国,可是用德语进行写作。在他们的故土周围战火弥漫,他们的心好似被一把刀剖成了两半。有的人要把他们拉向右方,有的人要把他们拽向左边,强迫他们要么承认德国要么承认法国,进行这种他们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象我们大家一样,希望看到德国和法国如同兄弟,希望看到彼此的谅解,而不是敌视,因此他们为了这两个国家备受痛苦。

    同时在他们周围还有着一群无所适从的人:那些混血儿和有一半血缘的

    人,和德**官结了婚的英国妇女、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有的家庭,一个儿子在这一边服役而另一个儿子在那一边服役,父母亲盼望着来自天涯各一方的家信；有的家庭,仅有的一点家财在这里被查抄,原有的职位在那里丢失。所有这些家庭被拆得东分西散的人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嫌疑,因为他们无论是在自己原来的祖国还是在新的故乡都一样遭受到嫌疑。这些心灵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的人,为了怕使彼此难堪,而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

    他们犹如幽灵一般,悄悄地行走。一个住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击得粉碎。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子已临近。后来,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法兰克福报却象告密者似的向德国发消息说,美国公使和几个协约自的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但这事并没有使我非常不安。我们感觉到,战争现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德国内部越来越虚弱,反对鲁登道夫一意孤行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已不再象当初威风凛凛的作孽时刻那样危险。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战争的结局必然就会分晓。不过,我可不想再在苏黎世度过那等待的时间了。因为我的目光已渐渐地变得更清醒和更警觉。在我刚刚到达苏黎世的最初热情时刻,我原以为在所有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中间能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的人,找到确有决心为欧洲的和解而奋斗的战士。但是不久我发现,在那些装成流亡者和坚贞的殉道者中间混杂着一些阴暗的人物。

    他们是为德国谍报机关效劳的人,被收买来对每一个人进行侦探和监视的。

    任何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平静而又守法的瑞士

    已被两个阵营的秘密谍报人员象鼹鼠打洞似地破坏了。倒字纸篓的女佣、女接线员,形迹可疑、慢慢吞吞地在身边服务的饭店招待,都在为一个敌国服务,甚至常常是同一个人为两边效劳。箱子被偷偷地撬开,吸墨纸被拍成照片,信件在邮途中不翼而飞,时髦俏丽的妇女们在旅馆的大厅里令人恶心地向一个男人微笑,一些热心得出奇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从未听人说起过他们会突然登门拜访,并请求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假惺惺地来素取那些“可信赖的”朋友们的地址。有一个“社会党人”请我给拉绍德封1的工人们作一次报告,报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真是处处得小心提防。没有多久,我终于发现,那些能够看作绝对可靠的人是何其之少,更由于我不愿卷入政治,所以我的交往也就愈来愈有限。何况,即使在那些可靠的人家里,那种毫无结果的无休止的讨论,以及那种激进主义者、自由

    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不问政治的人混杂一起的奇特

    现象,也使我感到无聊；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去正确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将永远对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一味采取反对的态度,他觉得这样就会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将死守教条,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立足点。

    所以,要是继续留在那种喋喋不休的混乱环境里,也就意味着会把自己的头脑搞乱,同流合污,对自己信仰的道义力量失去信心。于是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了。事实上,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敢真正造反,在那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懂得搞政治。

    好不容易到了开始战后建设的时候这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可他们还是

    抱着那种吹毛求疵、牢骚满腹的否定态度,正如当年的反战作家只有很少几个人还能在战后写出一部重要作品一样。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和争论不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令人注目、有才华的人所形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也就俏然烟消云散了,每一1拉绍德封lachauxdefonds,瑞士西部汝拉山中一小镇。

    个小团体当然也不复存在,因为他们是由于一时相同的处境,而不是由于共同理想而组成的。

    我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个恰当的地方

    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小又远,还能望见城里的塔楼。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自己请来的真正朋友,他们是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我能在这里干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

    ...

    逝的时间。栗子网  www.lizi.tw美国的参战,使所有那些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国的大话震聋了的人顿时猛醒,感觉到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当德国的皇帝突然宣布说,从现在起他要实施“民主”时,我们知道事态已非常严重。我坦白地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和德国人语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得那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了自己的“胜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万人生命的鲁登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却给我们带来许多宽慰。因为我们当时全世界的人也和我们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永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都已被制服或者统统被杀死了。我们相信威尔逊1的伟大纲领,就好象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纲领似的。当俄国革命还在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日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曚曚的曙光。我现在知道我们那时很傻。不过不仅是我们傻。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用雷鸣般的欢呼声来迎接威尔逊,把他当

    成会给全世界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会记得: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

    亲吻的情景；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

    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了。我们曾度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业已过去,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而正由于我们年轻,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1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swoodroilson,一八五六一九二四,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对同盟国媾和的基础。

    重返奥地利

    从逻辑角度看,我在德奥军队崩溃以后重返奥地利,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奥地利还笼罩着早年**皇朝的阴影,在欧洲的地图上是一块捉摸不定、毫无生气、灰溜溜的地方。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

    文尼亚人都把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奥地利只剩下残缺不全、好象

    还在淌着鲜血的躯干。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是“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拥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挨饿受冻。早先曾使这个国家富裕的许多工厂是设在现已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路基。国家银行的储备黄金已全部用来偿还巨额的战争借款。国家四周的边界线尚未确定,因为和平才刚刚开始,要承担的责任还没有最后规定。国内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看来一场革命己不可避免；要不,就是一种灾难性的解决办法。按照各种世俗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所有的政党,各种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都是喊着这种腔调看来,这个国家自己也完全不愿**存在。就我所知,出现这种悖理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国家被迫**存在,而它自己却竭力加以拒绝。奥地利的愿望是,要么和那些原来相邻的国家重新合并,要么和同一民族的德国统一,而绝不愿在这种被肢解的状态下过一种屈辱的乞丐似的生活。而那些相邻的国家却相反,他们再也不愿意和这个奥地利继续保持经济同盟,一则是因为那些国家认为奥地利太穷了,二则是因为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复辟；至于和德国合并,是被协约国所禁止的,因为协约国不愿看到战败的德国因此而变得强大。栗子网  www.lizi.tw所以协约国明文规定:这个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对一个自己不愿意存在的国家竟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这是历史上的咄咄怪事。

    在一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自愿回去的呢今天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不过,我们这些在战前成长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认为,在这样一种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属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贪图安逸,逃避眼前在那里发生的悲剧,是多么怯懦。而且我,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话去帮助克服战败带来的困难。我觉得,在战争朋间自己好象是多余的,而现在战败之后,倒好象适得其所,尤其是因为我曾反对过拖延战争,所以赢得了一定的声望,特别是在青年中间。再说,即便我不能有所贡献,但是我能和他们一起去共尝我曾预言过的苦难,至少也是一种弥补。

    当时,要重返奥地利,所作的准备简直就象去北极探险,必须穿上暖和的衣服和毛衣,因为谁都知道过了国境线的那一边没有煤而冬天又即将来临。鞋子要换好鞋底,因为那边只有木头鞋底,带上瑞士允许出口数量的全部贮备食品和巧克力,为的是在拿到第一次面包票和黄油票以前不致挨饿。行李要去保险只要保价费高到还有能力支付,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会遭到抢劫,而丢了一只鞋,丢了一件衣服,都是无法弥补的。只是我十年以后有一次到俄国去,我才作了类似的旅行准备。列车到了布克斯边境火车

    站一年多以前我曾怀着喜悦的心情乘车驶进这个车站我站在那里犹

    豫了片刻,问自己是否在这最后时刻,还是回头好。我觉得这是决定我一生的关键时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去迎向困难和相当艰苦的生活。我重又登上列车。

    当我一年前到达瑞士布克斯边境火车站时,我曾经历了那兴奋激动的一分钟。而现在,当我回国的途中,我同样在奥地利的费尔德基尔希1边境火车站经历了难忘的一分钟。我一下火车,就发觉边境官员和警察身上那种明显的不安。他们对我们并不特别注意,过境检查十分草率,他们显然是在等待更为重要的事。最后,钟声敲响,表示一趟从奥地利方向开来的列车就要进站,站上的警察都各就各位,全体工作人员急急忙忙从木板小屋里出来,他

    们的妻子也都一齐拥向月台显然是事先打过招呼的；特别引起我注意的

    是,在等待的人群中有一个身穿黑衣服、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妇人,从她的仪态和服饰看,大概是个贵族。她显得很激动,不时拿手帕擦眼睛。

    列车徐徐地、几乎可以说是庄严地驶来。这是一趟特别列车,不是那种被日晒雨淋而褪了色的破旧的普通车厢,而是宽敞豪华的黑色车厢,是一趟专车。机车停住了。可以感觉到,列队等候的人群激动起来,我还始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蓦地我在车厢的反光镜里认出高高站立着的卡尔皇帝奥地利最后一位皇帝和他的身穿黑色服装的夫人齐塔皇后。我简直惊呆了,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统治了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要离开自己的帝国了尽管他拒绝正式退位,奥地利共和国仍然允许他在离别时享受所有的礼遇,或者说,是他强烈要求共和国这样做的。此刻,这位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人站在窗户旁,最后一次看一看自己国家的山峦、房屋和人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却被我亲身经历到了我是在帝国的传统中长大的,我在学校里唱的第一支歌是对皇帝的颂歌；后来我又在军队里服役,曾面对着这个此刻身穿庶民服装、流露着严肃和沉思目光的人发过誓言:“和领土、领水、领空共存亡”,现在我目睹此情此景,更是感慨万千,我曾多次在盛大的节庆时见过奥地利的老皇帝,那种豪华的场面今天早已成为传奇,我曾在申布龙皇宫里见他从台阶上走下来,周围簇拥着自己的家族和身穿闪烁发亮的制服的将军,接受八万名维也纳学童的效忠宣誓。栗子网  www.lizi.tw学童们整齐地站立在绿色的大草坪上,用童音激动地合唱着海顿的上帝养育歌。

    我也曾在宫廷舞会上、在戏剧预演时见到过老皇帝,当时他穿的是金光闪闪的礼服,我还在伊施尔温泉看到他戴着一顶绿色的施蒂里亚人帽子驱车打猎,我曾看见他排在圣体节的行列中,虔诚地低着头,向斯特凡教堂走去而在那雾茫茫的一个潮湿的冬天,我终于看到他的灵车。正当大战进行期间,人们把那个年迈的老人安葬在卡普秦陵园。“皇帝”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曾是权力和财富的缩影,是奥地利永存的象征,我们自幼就学会用无比的敬畏来说皇帝这两个字。而现在我却眼望着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作为被驱逐者离开这个国家。哈布斯堡皇室的光荣帝国,代代相传了数百年,在这一分钟里宣告寿终正寝了。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这凄凉的情景中回顾着历史,世界的历史。宪兵、警察和士兵们都显得很尴尬,略感羞辱地在一旁观看着,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可以敬老式的军礼,妇女们都不敢举目正视,谁都不说话,所以当突然听到一个伤心的老妇轻轻的呜咽声时,都情不自禁地一怔。那一去不复返的一秒钟开始了,机车猛一冲,好象必须这样使劲似的,列车缓缓地离去了。铁路工作人员恭敬地目送着它,然后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露出那种人们在送葬时所能看到的窘迫神情,延续了1费尔德基尔希feldkirch,奥地利西部一边境小镇,和瑞士隔望。

    几乎千年的皇朝在这一瞬间才宣告真正结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已是另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

    那列车刚刚在远方消失,就有人要我们从洁亮的瑞士车厢换到奥地利车厢。而要想事先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也只有踏上奥地利车厢才会清楚。

    给乘客指引座位的列车员们,走起路来都慢慢吞吞,他们面容憔悴,好象没有吃饱,衣衫已一半褴褛；穿破的旧制服在下塌的肩膀周围晃来晃去。玻璃窗边用来拉上拉下的皮带已被割掉,因为每一块皮都是宝。盗贼的匕首或刺

    刀把座位破坏得不成样子；整块软垫皮面不知被哪个恬不知耻的人野蛮地劫

    走了,他为了补自己的鞋子,只要见到有皮革,就随手取来。同样,车厢壁上的烟灰缸也都不翼而飞,为的是烟灰缸上有那么一点点镍和铜。深秋的风穿过破碎的车窗,从外面呼呼吹来,夹带着劣质褐煤的烟雾的炉灰；现在的机车烧的都是褐煤,烟雾和炉灰把车厢的地板和四壁都熏黑了,不过,烟雾的臭气至少也减轻了一点强烈的碘酒气味,而那种碘酒气味会使人回想起这些只剩下骨架的车厢在大战期间曾运送过多少伤病员。不管怎么说,列车居然还能向前运行,这也可谓是一种奇迹。诚然,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奇迹；每当没有上油的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稍微有点不刺耳时,我们就担心疲劳过度的机器要断气。以往一小时运行的路程,现在需要四五小时。黄昏一到,车厢里就黑魆魆的一片。电灯泡有的被打碎,有的被偷走。要想寻找点什么,就得点着火柴向前摸索。车厢里的人之所以不觉得寒冷,是因为一开始就已六人一窝、八人一堆地相互挤着坐在一起。可是刚到前面第一个车站又挤上来许多人,人越挤越多,所有的人都因为等了数小时而疲惫不堪。车厢过道上挤得满满的。甚至连踏板上都蜷缩着人,而顾不得已象是初冬的夜里天气。

    此外,每个人还小心翼翼地紧抱着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谁也不敢让一件东西在黑暗之中离手,哪怕是仅仅一分钟。我又从和平的环境乘车回到这个以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恐惧之中。

    机车在快到因斯布鲁克前突然喘息起来,尽管呼呼地鼓气和鸣笛呼啸,也都无法爬上一个小山坡。铁路工作人员拿着冒烟的提灯紧张地跑来跑去。

    如果等一辆辅助机车气喘吁吁地开来,需要一个小时。到萨尔茨堡又需要十七小时,而不是以往的七小时。在这车站附近没有一个搬运夫；最后多亏几个衣着破旧的士兵帮我把行李搬到一辆马车上。可是那辆出租马车的马,是又老,又喂得极差,看上去,与其说是马驾辕,毋宁说是马靠着辕才站住的,我实在没有勇气把箱子装到马车上,让那匹鬼怪似的牲口拖着走。于是我把箱于留在火车站行李房,尽管我非常担心,怕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战争期间我曾在萨尔茨堡买了一幢房子,因为我和早年的朋友由于对战争所持的相反态度而疏远。这使我心里渴望不再住在大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后来,我的工作也处处要利用这种隐居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在奥地利的所有小城市中萨尔茨堡不仅景色优美,而且地理位置也最为理想。因为它地处奥地利的边唾,乘两个半小时火车即到慕尼黑,五小时火车倒维也纳,十小时到苏黎世或威尼斯,二十小时到巴黎,是通向欧洲的真正始发点。不过,它当时还没有因为这里举办各:种艺术节而成为“群芙苔萃”的名城一到夏季,雅士淑女云集于此,它当时还是一个古朴、沉睡和富于浪漫色彩鲫小镇,座落在阿尔卑斯山未端的山麓,阿尔卑斯山的峻岭和山岗到了这里和德国平原自然相连。我居住的那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岗,仿佛是阿尔卑斯山脉波浪而至的最后一个浪峰。汽车开不到那里,只能沿着一条已有三百年之久的有一百多级台阶的崎岖山路爬上去,当你从山岗的露台上看到那座塔楼林立的城市的许多屋顶和山墙的迷人景色时,你攀登的辛苦也就得到了报偿。山岗后面是气势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全景当然,也能望见贝希特斯加登1附近的萨尔茨山,不久,当时毫无名气的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就住在我的对面.我的那幢住宅富有浪漫色彩,但不实用。它是十七世纪一个大主教的狩猎个别墅,倚着坚厚的城堡围墙,到了十八世纪末,别墅左右两

    边又各扩建了一间房；别墅内有一幅精美的旧壁毯和一个绘有图画的九柱戏

    球。一八○七年,弗朗茨皇帝访问萨尔茨堡时,曾在我们那幢别墅的长廊里亲手用这个球打倒了九柱戏的柱,别墅内还保持着几张写有各种基本权利的羊皮纸,它们是已往辉煌历史的见证。

    那幢别墅由于门面大而显得华丽壮观,但厅室却不超过九间,因为它进深浅是一座结构奇巧的古建筑,后来,我们的宾客无不为之赞叹,但在当时,别墅悠久的历史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发现我们那个家几乎不能安身。雨水滴滴嗒嗒漏入房内,每次降雪后,门廊里全是积雪,而想好好修一下屋顶在当时是不可能的,罔为木匠没有修房椽的木头,自铁匠没有修天沟的铅皮,最破的漏洞也只能用油毡勉强补一下,要是再下雪的话,也是无济于事,除非自己爬上屋顶去把积雪扫掉。电话常常和人作对,因为电话线不是铜制的,而是用钱丝代替；任何零星物品都要我们自己拖上山去,因为山上无人供应。然而,最令人头痛的是寒冷,因为四周远近都没有煤卖。庭园里的树木还都太嫩,烧起来没有火力,只是象蛇一样地发出咝咝声,不是在燃烧,而是在吐着泡沫,发出爆裂的声响。我们不得不用泥煤来对付。它至少可以产生点热,但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几乎只能捂在被窝里,用冻得发紫的手指写我的文章。每写完一页,就得把手伸到被窝里暖一暖。然而,即使是那种无法居住的房子也还得当作宝贝,因为在那灾难之年,不仅食品和燃料普遍匾乏,房子也相当紧张。奥地利已经有四年不造房子,许多房屋已经倒塌,而当时大批无家可归的退役士兵和战俘又突然蜂拥而至,以致每间可用的房屋都得住一户人家。管理委员会已经来过四次,我们也早已自愿交出两间房,不过我们的房子是又破又冷,当初曾使我们非常过不去,而现在却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没有人愿意爬上一百多级台阶,到这里来受冻。

    那时候,每次下山进城,都要碰上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我第一次目睹了十分严重的饥馑。面包都已发黑并且成了碎屑,味道不正。喝的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麦熬的汤；啤酒就象颜色发黄的水。巧克力就象染了颜色的沙粒。土豆全是冻坏了的；为了不致把肉味全部忘却,大多数人自己饲养家兔。一今

    年轻小伙子为了星期天的莱肴会到我们园子里来打猎松鼠；养得肥壮一点的

    狗或猫走离得稍远一点就很少能回来。衣服料子实际上是加工过的纸,是代用品的代用品；男人们几乎都穿旧的衣服,甚至是俄国人的制服,是从仓库或者哪个医院弄来的,是好几个死人穿过的；用旧麻袋做裤子也为数不少。

    街上的陈列商品好象都被洗劫一空。泥灰象疮痂似地从颓圮的房屋上剥落下来,路上行人明显营养不良,勉强支撑着去工作,看了使人伤心。在平原地区,食品供应略好一些；在道德风气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农民想到1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德国巴伐利亚边境城市,隔国境线和萨尔次堡相望,一九二三年起希特勒常在此避暑。

    按法定的“最高价格”出售自己的黄油、鸡蛋、牛奶。凡是能贮藏的食物,他都贮藏在自己的仓库房里,等待买主用好价钱上门来买。因此很快出现了一种新职业,即所谓“囤积居奇”。那些无业男子带者一、两个背囊,到农民那里挨家挨户收购,甚至乘火车到特别有利可图的地方去进行非法套购食品,然后在城里以四、五倍的价格兜售出去。农民开始很高兴,他们用自己的鸡蛋和黄油换来了这么多钞票,就象流水似的淌进家门,并把钞票在自己家里“攒起来”,但当他们带着塞得满满的皮夹到城里购买商品时,他们愤

    怒地发现自己要买的长柄镰刀、铁锤、锅炉的价格在这期间已上涨了二十倍

    或五十倍,而他们为自己的食物只多要了五倍的价钱。从这时起,他们只准备把自己的食品换成工业品,并要求等价交换,以物易物；自从人类进入战壕从而有幸重温洞穴生活以后,现又摆脱了流通千年之久的货币,回复到原始的物物交换。一种怪诞的买卖方式开始遍及全国。城里人把农民可能缺少的东西拖去卖给他们,诸如中国的大瓷花瓶和地毯,剑和猎枪,照相机和书籍,灯具和各种装饰品；因此,如果你走进一户萨尔茨堡的农家,就会看到有一尊印度菩萨正在凝视着你,使你大吃一惊,或者发现一具竖放着法国皮面精装书的洛珂珂式书柜,新主人对这种书柜感到格外的自傲,洋洋得意。

    “真正的精装书法国的”他们鼓着双腮,炫耀他说。要物不要钱,已成为口头禅。有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褪下自己的结婚指环和身上的皮带。

    最后,为了制止这种实际上只对拥有实物的人有

    ...

    利的黑布买卖,政府进行了干预。小说站  www.xsz.tw每一个省都设立了关卡,缴收那些铁路上和骑自行车的“囤积居奇者”的货物,然后分配给城市的食物供应机构。囤积居奇者用仿照美国西部的走私方式组织夜间运输,或者贿赂那些自己家中有挨饿的孩子的检查人员的办法作为回答。有时候也会出现用左轮手枪和匕首进行真正搏斗的场面。那些小伙子经过在前线的四年训练,已能熟练地使用刀和枪,在平地上逃跑时也会利用军事上进行自身掩护的那一套。这种混乱的局面一周比一周严重,居民们也越来越惊恐不安。因为越来越觉得货币一天一天地贬值。邻近的几个国家已用自己的纸币替换了奥匈帝国的纸币,并把兑换老“克朗”

    的主要负担,或多或少转嫁给了可怜的奥地利。在居民中失去信用的第一个标志是硬币见不到了,因为一小块铜或镍对于光印几个字的纸张来说总归是“实物”。国家虽然开足马力印钞票,以便按照靡非斯特的办法造出尽可能多的人造纸币,但是仍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于是,每座城市、每个小镇,乃至每个村庄都开始为自己印刷纸币,这种纸币到了隔壁的村庄就会被拒绝接受,后来终于真正认,识到这样的纸币毫无价值,多半被干脆扔掉了事。我觉得,如果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能把先在奥地利然后在德国的通货膨胀的所有阶段清清楚楚地描写出来,情节之扣人心弦不难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新奇。不久,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是值钱的。

    物价任意飞涨；在一爿及时涨价的店铺里,一盒火柴的价钱会高出另一爿店铺二十倍,只不过那爿店铺的主人老实、心肠不黑而仍按头一天的价格出售货物罢了；为了报答他的这种诚实、店铺在一小时之内货物倾空,因为人们奔走相告,每个人都奔跑去购买那里出售的货物,也不管良己是否需要。即使一条金鱼,或者一只旧的望远镜,也总归是“物”,人人都要物而不要钞票。最荒唐的是房租收费比例与日俱增。政府为了保护租房人他们是广大群众的利益,不准提高租金,从而损害了出租人的利益。不久,在奥地利租一套公寓的中等套间,一年盼房租还不够一顿午饭钱；所以实际上全奥地

    利有五年或十年时间差不多等于自住房因为后来连解除租房契约都不准

    许.由于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社会风气一周比一周荒唐和缺乏道德。出于爱国热忱而把自己节俭了四十年的积蓄买了战时公债的人顿时成了乞丐。

    借债人全都不再还债。遵守分配用粮的人都挨饿；只有那些大胆超支用粮的人才吃得饱。善于贿赂的人路路可通；搞投机倒把的人大发横财。谁按批发价出售货物谁就会被人窃取一空；经过仔细核算做买卖的人总是受骗上当。

    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之中,再无规范价值而言。也不再存在什么道德,唯有这样一条准则:随机应变、八面玲珑、无所顾忌,跳上这匹疾驰的快马而不是被它踩在蹄下。

    此外,当奥地利人在价值发生骤变之中失去任何规范时,某些外国人也看到在我们这里可以混水摸鱼。因为通货膨胀期间这次通货膨胀持续了三年,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国内唯一具有稳定价值的东西,就是外币。由于奥地利的克朗拿在手里就会象胶水那样流失,所以人人都想要瑞士法朗,美元；于是相当一大批外国人便利用这种经济形势,吞噬奥地利克朗的疲软躯体。奥地利“被发现了”,并且出现了“外国人蜂拥而至”的灾难性季节。

    维也纳所有的大饭店都住满了那些吞食腐尸的秃鹫；他们什么都购买,从牙刷一直到农庄。他们把私人收藏的和古玩店里的古董收购一空,一直到古董的主人懊丧地发觉自己遭到的是一场抢和盗的浩劫。栗子网  www.lizi.tw瑞士的旅馆小看门人,荷兰的女打字员都住进了环行大道几家大饭店里的贵族套间。这种事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我作为一个目击者可以用下列这样一件事实作证:萨尔茨堡

    那家著名的豪华宾馆欧洲饭店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全部租给英国失业者

    住的,他们因为有充足的英国失业救济金,而在这里过着比老家贫民窟更便宜的生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诸如在奥地利生活费用和物品便宜之类的消息渐渐地不胫而走,于是,贪婪的新来客从瑞典和法国源源不断而入,在维也纳市区的街道上,讲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和罗马尼亚语的人比讲德语的人还要多。甚至起初通货膨胀速度慢得多的德国当然,起初慢得

    多是为了后来比我们的通货膨胀的速度还要快百万倍也利用自己的马克

    来对付贬值的克朗。作为边境城市的萨尔茨堡给我以最好的机会来观察那些每天路过的抢劫队伍。数以百计和数以千计的巴伐利亚人从相邻的城市和村庄象潮水似的涌到这座城市。他们在这里清人缝制套服,修理自己的汽车,采购药品,找医生看病,慕尼黑的大商号在奥地利寄发国际信件和拍发电报,为的是能从邮资的差价中占到便宜。后来,德国政府终于采取行动,设立边境稽查站,以制止所有必需品不是在本地商店购买而是在价格便宜的萨尔茨堡购买。因为到最后,一马克在萨尔茨堡顶七十奥地利克朗用。同时,海关对奥地利出产的每一件商品实行没收。但是,有一种商品始终不受限制,那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拿着交易所行市表进行核算,看看是否能够由于克朗的贬值而使自己在萨尔茨堡的酒馆里用同样的价钱喝上比在家里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想不出有比这更大的诱惑了。于是,就有成群结队的人带着妻儿从费赖拉辛和赖电哈尔越境过来,为的是能好好享受一下,灌满一肚子啤酒。每天晚上,火车站成了酪酊大醉、

    狂呼乱叫、打着饱嗝儿、呕吐不止的酒徒们的真正魔窟；有些喝得实在不能

    动弹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时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进车厢,然后列车满载着这群又吼又唱、发酒疯的人返口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些快活的巴伐利亚人没有想到以后会有多么可怕的报复在等待着他们。因为当克朗一旦稳定,而马克以天文数字大幅度下跌时,奥地利人也是从同一个火车站乘卒过来,在这一边猛喝便宜的啤酒,开始重演同样的闹剧；只不过方向相反罢了。

    这种在双方通货膨胀之下发生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因为它也许是从小的方面,形象而怪诞地把那几年的整个疯狂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

    奇怪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几年中我们在自己家里是怎样安排生活的。当时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人单单维持一天的生活就要开销几万和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开销数百万克朗。我不记得人们怎么弄到这么多钱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确曾有过这么多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上推理一定会这样想: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的汽车,而

    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

    价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一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街上匆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了。尤其是戏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台湾小说网  www.192.tw然而,使你不姓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就个人来说,变化都很大。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在大量发行纸币中流失了；而投机家们却变富了。不过,飞轮始终是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毫不停顿,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

    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的惯常时刻送到门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巴间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因为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从而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满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家时已晒得肤色黝黑；舞厅里的

    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在四处兴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

    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例如,我从未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忘记去看歌剧。去看歌剧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走,因为由于缺煤而不得不限制照明；看一次歌剧要用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楼座的票。这笔钱在从前足够订一年的包厢。由于剧场内没有暖气,观众得穿着大衣看戏,并且靠和邻座的观众紧挤在一起来取暖；从前,场内的男人穿的是制服,女士穿的是长裙,相映成辉,而现在,场内是一片灰色,单调、暗淡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星期是否能够继续演出,如果货币一直贬值下去而运来的煤仅仅只够用一个星期的话,在那座象皇家剧院那样富丽堂皇的豪华剧院里,一切显得倍加凄凉,乐队的演奏员坐在乐谱架旁,身穿破旧的燕尾服也同样显得暗淡无光。他们面色憔悴。由于一切匮乏而已精疲力竭。在那座变得阴森森的副院里,我们自己也象幽灵一样。当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徐徐拉开以后,演出从未有过那样精彩。每一个歌唱演员,每一个乐师都竭尽全力,因为大家都觉得,也许在这座可爱的剧院里,这是最后一次演出了。我们悉心倾听,精神之集中,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大家千百

    万人在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那几年里部这样生活在崩溃前的一段时

    间里都使出了最后的力量。我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觉过有象当时那样强烈的生活意志,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继续活下去。

    不过,尽管如此,当我向某个人解释被洗劫一空、严重贫困、多灾多难的奥地利怎么会生存下来时,我真不知该怎么说好。当时,在它的右边的巴伐利亚创立了**的议会共和国,左边的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

    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革命役有蔓延到奥地利

    来。当时确实不缺弹药,街道上到处游荡着半饥饿状态、衣衫褴褛的复员士兵,忿忿不满地目睹着那些靠战争和通货膨胀而起家的暴发户所过的可耻奢侈生活,兵营里已有一个“红色卫兵”营准备起事,而且不存在任何对立的组织。当时只要有两百名坚决的人就可以拿下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可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严重事件。唯一的动乱只是一群不守纪律的人企图闹事,但被四五十个武装警察轻而易举地乎定了。所以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个能源被切断、工厂、煤井和油田处于停顿状态的国家,这个被抢劫一空、仅仅依靠雪崩般下跌和失去任何价值的货币维持着的国家终于保存下来了,坚持过来了这或许正因为它自身虚弱的缘故吧,因为人民肚子饿得太厉害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可能再去进行什么斗争；不过,这也可能是由于它自身有着那种极为神秘的、典型的奥地利的力量,即天生的和善本性吧。因为最大的两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尽管有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却在那最最困难的时刻共同组织了联合政府。两党都作了妥协,以防止出现整个欧洲四分五裂的灾难局面。于是局面开始慢慢地得到整顿和巩固,并且发生了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异的难以置信的事:这个被肢解了的国家继续存在着,甚至以后希特勒来向这个在贫困中无比坚强的忠实民族征募兵员时,它曾准备起来捍卫自己的**。

    不过,这个国家终于没有彻底颠覆,仅仅是从表面上和从政治意义上讲,实际上,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内部发生。有一些东西随

    着军队的失败而被破坏了:即在我们自己青年时代曾一度被培养起来的对权

    威从不犯错误的诚惶诚恐的信念被破坏了。不过,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自己那个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却在夜雾之中逃出国的皇帝吗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或者那些只会将“战争”和“胜利”、“困苦”和“死亡”这些同役完没了进行押韵的诗人们吗当现在硝烟在国土上消散、疮痍满目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勇精神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德观念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对公民应尽的一切义务视为棘手的问题而宣布取消,那么国民又怎么会相信这个国家的许诺呢而现在正是那些人,那些所谓有经验的原班人马于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还要愚蠢的事:他们签订的和约是糟糕透顶的。今天大家都知道而当时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当时的和平曾为历史提供了实现正义的一种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性。威尔逊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力,为世界各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解提出了一项计划。可是,原来的那些将军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原来的利益把那项伟大的计划付之东流了,把它撕成了毫无价值的碎纸片。曾经向千百万人许下的伟大而又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

    后一次只不过是为了从那些半绝望、半衰竭和丧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唤起

    最后的力量；这一诺言已经为了军火商的利益和政客们的战争狂而不屑一顾

    地被彻底抛弃,他们表面上承诺了威尔逊的明智、人道的要求,但在幕后仍然重演着秘密谈判和签订密约的故伎,并且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的明眼人都发觉自己受骗了。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们受骗了,回到家乡成了乞丐的士兵们受骗了,所有那些出于爱国热忱认购战争公债的人受骗了,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受骗了,我们所有那些梦想出现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人都受骗了；我们终于知道,那场旧的战争赌博已由那些原来的赌徒或者新的赌徒重新开始；而我们的生存、幸福、时间和财产都成了那场赌博中的赌注。

    如果整个年轻一代的人是怀着怨恨和鄙视眼看着他们自己的先是战败尔后得

    到和平的父辈,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难道不是他们把一切都搞糟了难道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预见到难道不是做们把一切都估计错了如果新的一代因此而失去了任何尊严,他们怨恨和鄙视自己的父辈,不是很容易理解么整个新的一代青年都不再相信父母、政治家和教师了；他们对国家的每一项法令、每一次公告都投以怀疑的目光。战后的一代无情地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观念,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告别旧的过去,生气勃勃地走向未来。随着这年轻的一代,一个崭新的世界,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开始了。不言而喻,开始的时候都不免过分。凡是和这年轻一代不同龄的人或事统统都在破除之列。十一二岁的孩子不象从前那样跟着父母外出旅行,而是以两性为基础组织在一起,作为“候鸟协会的成员”1集体漫游全国,直至意大利和北海。学校里仿效俄国的榜样成立了监督教师的学生会。“教学计划”被彻底推翻,因为孩子们只应该并只愿意学他们喜欢的内容。纯粹出于对造反的兴趣,对任何有效的形式都要造反,甚至违背自然的意志,造男女永远有别的反。姑娘们剪去长发,风行有刘海的“小男孩发型”,简直无法把她们和小男孩辨别；青年男子为了显出女性的娇媚始终把胡子剃得精光,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和女子之间的同性恋,不是出于内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对自古以来合法的、正常的恋爱形式的反叛而盛行。生活的每种表现形式都竭力给自己染上激进和革命的色彩。艺术当然也是如此。新的绘画宣告伦勃朗、贺尔拜因和委拉斯开兹所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而开始光怪陆离的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的尝试。音乐中的旋律,肖像中的相象性,语言中的可领会性,所有这些不言自明的基本概念处处遭到唾弃。德语中的冠词“der,die,das”不用了,句子的结构颠倒过来,采用“直截了当”和“简明扼要”的电报式风格进行写作,再加上色彩很浓的感叹词。除此以外,各种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即缺乏政治理论的文学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音乐固执地在寻找一种新的调性和分离节拍。在建筑艺术中,盖房的程序改成了从里向外。在舞蹈方面,华尔兹不见了,只有古巴人和黑人的形象。时装款式在竭力强调裸露的原则下愈来愈荒唐。剧院里,演员穿着燕尾服演哈姆雷特,企图创造标新立异的戏剧效果。在各个领域开始了一个大胆试验的时代,期望一蹴而就,超过以往一切既成事实、变化和成就。一个人越是年轻,越是学得少,显然和各种传统越是没有联系,

    因而也就越受欢迎青年一代终于成功地对我们父辈们的世界进行了大报

    复。但是我觉得,在那种的疯狂的儿戏般的变化之中,可悲而又可笑的事莫1候鸟协会是一九○一年由卡尔菲舍尔创立的德国青年徒步旅行奖励会,组织一直发展到奥地利。

    过于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惊慌失措,他们害怕自己被人超过而变得“无足轻重”,所以他们也绝望地赶紧装出一副敢打敢冲的假面孔,想迈着笨拙的步履,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走人最明显不过的歧途。老实、敦厚、胡须灰自的大学教授在他们如今已卖个出去的旧的“静物写生”上画上象征性的各种立方体和六面体,因为年轻的校长们现在到处物色年轻人,能物色到最年轻的人更好把所有其他的绘画都视为太“古典主义”而从画廊里清除出去,送入仓库。用完整、清楚的德语写了几十年的作家也跟着把句于写得支离破碎,以“积极精神”违反语法。大腹便便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讲台上讲授卡尔马克思。上了年纪的宫廷舞女裸出四分之三的**,“僵碑”似地扭动着,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勋柏格的升华之夜。老年人惊惶失措地到处追随最时髦的风尚。使自己变得“年轻”,迅速创造出更激进和前所未有的流派,最好能隔夜翻新,这一切顿时成了唯一的虚荣心。

    这是一

    ...

    个多么狂热、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和难以置信的时代呵因为在那几年里随着货币的贬值,奥地利和德国的其它一切价值观念也都在下降。台湾小说网  www.192.tw

    那是心醉神迷和大昏地暗的时代,是焦躁和盲从的一次混合。一切奇谈怪论和不可捉摸的东西,如通神学,神秘学,招魂学,梦游症,人智学,手相术,笔相学1,印度的瑜珈和巴拉塞尔士的神秘主义都在当时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麻醉品吗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富有刺激性的东西部在当时找到了令人瞠目的市场。戏剧作品中充斥**和弑父的题材。在政治方面,唯一合胃口的是**或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极端的题目。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全部遭到谴责。但是,我却不愿在自己的一生中,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错过那个混乱的时代,“就象每次思想革命兴起之时总是不顾一切向前猛冲那样,那混乱的时代荡涤了旧传统的污浊空气,消除了多年的紧张气氛。不管怎么说,时代的大胆实验毕竟起到了宝贵的推动作用。虽然偏激和过分的做法使我们诧异,但我们觉得没有理由去责备和鄙视地否定那个时代,因为从根本上讲,那年轻的一代企图弥补我们这

    一代人由于谨小慎微和袖手旁观所贻误的一切纵然做得过于急躁、过于

    激烈,他们内心深处的直觉是正确的,他们觉得战后的时代必须不同于战前的时代,而且必须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年长一些的人在战前和战时所盼望的么只不过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在战后再次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未能及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反对世界上新的危险的政治伎俩。虽然还在和谈期间,以自己的长篇小说火线而赢得世界声誉的昂利巴比塞就曾试图本着和解精神把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那个团体将自称“清醒社”1意为头脑清醒的人们。它要把所有国家的作家和艺术家团结起来,誓为反对今后任何煽动各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斗争。巴比塞曾委托我和雷内席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这是任务中较艰巨的一部分,因为在德国还充满着对凡尔赛和约的愤怒情绪。只要莱因兰、萨尔和美因兹桥头堡仍旧由外**队占领着,要想使有声望的德国人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思想,希望甚微。不过,如果巴比塞没有在困难时丢下我们不管,那么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高尔斯华绥以笔会的形式实现了1笔相学,凭笔迹测人性格。

    1昂利巴比塞于一九一九年发起组织一个进步文学艺术家的反帝国际团体,取名“clarte”,曾有人译为“光明社”,据斯茨威格的释义,似应译为“清醒社”。

    这样一个组织。巴比塞在俄国之行中广大群众向他个人表现的热情,使他坚信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民主不可能导致各族人民建立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唯有**才有可能设想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所以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可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必然会削弱我们队伍的激进化的做法。于是这项本身有意义的计划也就提前告吹。我们在为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往往由于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而不断遭到失败。

    所以只留下一件事可做:过隐居的生活,安安静静搞自己的创作。在表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看来,我这个三十六岁的人是已经属于业已死去的旧一代作家,因为我不会象猴似地投他们所好。我的早期作品连我自己都不再喜欢,在我“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我一本都不让再版。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我还要等待,直至各种“主义”

    的激荡浪潮退却。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我觉得,我的不尚虚荣有利于我的澹泊宁静的心境。正因为此,我开始写一套忙了多年的关于“世界的建筑大师”的丛书。我抱着完

    全冷静、不积极的态度写了象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

    样一些中篇小说。现在,在我周围的土地上,我周围的世界开始渐渐恢复正常,所以我也不能再犹豫；一个我可以超脱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先前开始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而现在我已经到了人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现在该是实现承诺和考验自己的时候了,或者是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又回到世界上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我是在萨尔茨堡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度过的。我已经放弃了有朝一日重见世界的希望。战后的大崩溃、国外对每一个德国人或者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们货币的贬值,都是灾难性的,致使人们已经准备一辈子都呆在自己故土的狭小天地里。然而,一切都好起来了。人们重又吃得饱,重又坐在自己的写字台旁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已经没有抢劫活动,也没有发生革命。

    我生活着,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力。难道我不该重新尝试一下自己青年时代的爱好,出远门去旅行我还没有想到远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处,只有八小时或者十小时的路程。难道我不该试一试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那里是“世敌”,虽然我自己从未有过这种感觉。难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门外难道为了不致使自己的老朋友难堪,就该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不,我倒敢试一试,于是一天中午我终于越过了国界。

    晚上,我到达维罗纳,走进一家旅馆。有人递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写完毕,门房把表格粗略看一下。当他在国籍栏里看到“奥地利”这个字时感到十分惊讶。“您是奥地利人”他问道。我正在想,他现在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然而,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显得十分高兴。“啊,见到您很高兴终于来了个奥地利人”那是第一个向我表示欢迎的人,但已再次

    证实了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所有的煽动和宣传仇恨只会使头脑

    短时间发热,而从未涉及到欧洲的真正群众。一刻钟以后,那个憨厚的门房还特地到我房间里来看一看是否招待周到。他热情地称赞我的意大利语,告别时我们亲切地握了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我重又见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闲逛。在米兰,我听到意大利可爱的声乐。我在所有的街道上信步而行,欣赏欣赏有点熟悉的异伺风光,使人不胜愉快。当我在街上看见一幢大楼上挂着晚邮报的招牌时,我立刻想起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杰塞就是那个编辑部的领导人。

    我在柏林和维也纳时曾多次和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参加博尔杰塞举办的社交活动,度过轻松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优秀、最富热情的作家之一,对青年人尤其具有影响。虽然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和德国哲学的狂热信徒,但在大战中却持强烈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战争政策,后来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扬镳。在整个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来当调停人,而现在我更想见一见这样一个“敌人”。不过我不想冒吃闭门羹的险。于是我给他留下一张我的名片,并在我的名片上写上我的旅馆地址。可是当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就已经有人从后面冲到我的前面,一张高兴得满面生辉的脸正是博尔杰塞；五分钟以后我们就谈得象往常一样诚恳,或许更加推心置腹。台湾小说网  www.192.tw

    因为他也从那次战争中得到了教训,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也就比以前更接近了。

    这种情况到处可以遇见。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加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冷不防地紧紧将我抱住,以致和我在一起页不认识他的妻子以为这个满面胡子的陌生男人要谋害我呢。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比从前更真诚。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战争终于被埋葬了,战争已经成为过去。

    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们都在自己的善良愿望之中蒙蔽了自己,而且把我们个人的思想准备和世界的思想准备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这种过失而感到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们、经济学家们、银行家们所受的蒙蔽也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那几年里同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而且为了国家的安定疲劳不堪。实际上,斗争只不过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罢了；我在那最初几天所目睹的一个场面,我是后来才懂得它的深远意义的。我们当时在奥地利是不大了解意大利的政治的,只知道随着战后的失望情绪,社会主义的倾向,乃至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四处蔓延。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墨炭或粉笔写的歪七竖八的“列宁万岁”

    的字样,而且还听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在战争期间和本党脱离了关系,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党派。但是人们对这类消息只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听听罢了。这样一个区区小党派能成什么大气候呢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这类党派；在波罗的海的沿岸土地上到处都有志愿兵在列队行走。在莱因兰和巴伐利亚都成立了分裂主义的党派。到处都有示威游行和暴动,只不过每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因而没有人想到那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

    他们穿的不是加里波第1义勇军的赤色衣衫在未来欧洲的发展中会成为

    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在威尼斯却忽然对“法西斯分子”这个词有了感性认识。一天下午,我从米兰来到那座泻湖岛上的可爱城市。到达之后竟没有见到一个搬运夫和一艘威尼斯小游艇。到处站着无所事事的工人和铁路员工,双手插在口袋里,正在举行罢工示威。由于我拖着两只相当重的箱子,所以我环顾四周,想求人帮忙。我向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先生打听,附近何处可以找到搬运大。他遗憾地回答说:“您来的正不是时候。不过,我们现在倒是常常有这种日子。今天又是一次总罢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工,也就不再间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已习以为常。每当社会民主党人走投无路时就采用这种自以为最厉害的手段,但实际上事后并无效果。我继续拖着我的箱子步履艰难地走着,一直到我终于看见一个划游艇的人从一条小河里偷偷地慌里慌张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和两只箱子弄到船上。在船行驶时,好几个人向我的船夫一个罢工破坏者挥舞着紧握的拳头。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旅馆。我不加思索地照老习惯立刻走到集市广场去。那里显得非常冷冷清清。大多数商店都紧闭着门。

    咖啡馆里空寂无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站立在街面房屋的拱廊下,好象在等候什么特别的事。我也和他们一起等着。不一会儿,等待着的事突然发生了。一队年轻人用急促的整齐步伐从一条小巷走出来,或者说奔跑出来,队列十分整齐,以训练有素的节奏唱着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在百倍于他们的罢工群众还未来得及向他们涌去以前,他们就已经挥舞着棍棒,从罢工的人群面前奔跑过去。这支组织严密的小队伍怀着真正的勇气,大胆地从罢工的人群中穿行而过。当罢工的人刚刚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时,那一小队人已迅速而过,再也无法把他们抓住。现在,罢工的人气恼地聚集在一起,紧握着拳头,但为时已晚,再1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garibaldi,一八○七一八八二,意大利爱国者,一八六○年率领一千名身穿赤衫的义勇军远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波旁工朝的**统治。

    也不可能追上那支小小的冲锋队。

    亲眼目睹的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始终是一些令人信服的事。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它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能煽起那些坚毅、勇敢的年轻人对它产生狂热的崇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赞同我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那些年纪较大的朋友们的看法了。他们总是轻蔑地耸一耸肩膀,把那些年轻人看成是一帮“雇佣来的歹徒”,并且讥笑他们的“魔鬼老头于”,我出于好奇买了几期意大利**,从墨索里尼尖锐、清楚、拉丁式简洁的文风中同样感到那种和奔跑着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坚毅,我当然不会顶见到那场斗争一年以后达到的规模。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世界各处仍然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

    那是为我敲起的第一次警钟:我们的欧洲在似乎平静的表面底下,到处充满着危险的暗流。第二次警钟的敲起也没有等候多久。由于重新受到旅行乐趣的引诱,我决定夏天到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去。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到德国去看一看,是颇为诱人的。迄今为止,马克和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誉,看来,恢复工作正在那里全面进行。列车正点到达。旅馆窗明几净。铁路两侧林立着新盖的住房和工厂。到处都有默契似的无可指摘的规章制度。那种规章制度在战前招人讨厌,可是在一片混乱时又受人称赞。诚然,那里的气氛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全国都在注视着,看看德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和昔日的敌国在热那亚和拉巴洛举行的最初几轮谈判中,能否实现减少战争赔偿的希望,或者至少得到真正谅解的一般承诺。领导那几轮在欧洲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谈判的人,正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战争期间就已充分表现了自己杰出的组织才能；是他最早认识到德国经济以后会遭到致命打击的最薄弱环节,即原料供应问题,因此他曾及时在时间方面他也是很有预见的把全部经济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

    而当战争结束之后,正需要一个能以德国外交部长身分和那些对手中最机智和最富有经验的人进行外交谈判时,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后,犹豫不决地给他打了二个电话。我怎么可以去打扰一个正在造就时代命运的人呢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是呀,很难腾出时间,我现在尔得不为了公务而牺牲友谊。”不过,他以一种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特殊技巧,很快找到了我们会晤的办法。他说,他要到几个使馆去拜会,而且他是从格鲁内瓦尔德出发到那些使馆去,要坐半小时小轿车,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我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们坐在小轿车里聊上半小时时间。他集中思想的能力很强,他能从对一件事情的思考很快转到对另一件事情的思考,所以他在小轿车里和列车上谈话,事实上能象他在自己办公室里一样说得准确和深刻。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个不介入政治但和他本人有着多年友情的人谈谈心,同样也会使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我今天可以作证,拉特瑙这个自己无法超脱的人,完全是在心情不轻松、没有多大兴趣和不耐烦砌时候,接受德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的。他事先知道,他承担的使命暂时还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争回四分之一的赔偿费,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宽宏大量的对待。他对我说:“也许要等到十年以后吧,到那时大家的身体都不行了,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不行了。首先是老一辈的人退出了外交界,将军们也已经只有默默无声的纪念塑像矗立在公共广场上。”他完全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双重的责任,周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也许在历史上难得有这样一个人,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知道,这一使命不是他所能完成的,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

    他还认识到这一使命将会给他本人带来危险。埃尔茨伯格尔1就是由于承担了停战协议中令人不炔的义务而遭暗杀的,而鲁登道夫却由于眼看要承担那种义务而小心翼翼地逃到了国外。从孤以后,拉特璃毫不怀疑,自己作为一个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类似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不过,他至今未婚,也没有儿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说他没有必要顾忌生命安危；况且我也没有勇气去提醒他应注意个人的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于得很出色,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了。这在今天来说仍然是事实。他具有迅速抓住每仍个有利时机的出色才能和世界政治家的风度,再加上他个人的声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国内已有一些小组织变得相当强大。他们知道,只要一再向自己这个战败国的国民声言:他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这样,他们就能招徕更多的人。这些大搞同性恋的秘密团体已比当时共和国领导人想象的要有势力得多。共和国领导

    人按照自己关于自由的观念对所有那些要把德国上地上的自由永远消灭的人

    听之任之。

    我是在市区的外交部门前向他告别的,当时我没有料到那竟是诀别1。后来,我从照片上认出,我们一起坐车行驶过的那条街正是不久之后暗杀者伏击我们那辆小轿车的街。仅仅是侥幸,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所以我事后对那一悲剧事件感到更痛心、印象更深刻,随着那一悲剧的结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那一天,我已经在威斯特兰。数以千计的疗养旅客正在海滨轻松地游泳洗澡。一支乐队就象宣布弗朗茨费迪南被暗杀消息的那一天一样,依旧为无忧无虑消暑的人们演奏着音乐。突然,送报人象自色的信天翁似的越过林荫道奔来,一边高喊着:“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人们惊慌失措,全国震动。马克一下子迅速贬值,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例来进行计算为止。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真正混乱的局面现在方才开始。我们奥地利先前通货膨胀的比例在达到一比一万五千时,就认为已经十分荒唐。而现在和德国的通货膨胀比例一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儿戏。如果想把那次通货膨胀的细节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例叙述出来,那简直需要写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在今天的人看来,好似童活一般。我曾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早晨用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得用十万马克。必须兑换外币的人只好按钟点分几次兑换,因为四点钟的兑换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多好儿倍,五点钟的兑换比价又可能比六十分钟以前多好儿倍。例如,我给我的出版商寄一部我写了一年的手稿,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求立刻预付一万册的稿酬；可等支票汇到,面值还不够顶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邮资；电车票是用百

    ...

    万计算的。栗子小说    m.lizi.tw从帝国银行运到各银行1马蒂亚斯埃尔茨伯格尔tthisserzberger,一八七五一九二一,德国政治家,一次大战后任德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力主接受凡尔赛和约,一九一九一九二○任财政部长,为完成赔偿要求制定了应急的税收计划,被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反对而遭暗杀。

    1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从家里驱车前往外交部途中,被德国国家主义恐怖组织的青年狙击暗杀。

    去的纸币,要用卡车袋载。而且十四天以后我在排水沟里见到面值十万马克的钞票:那是一个乞丐看不上限而扔掉的。一根鞋带比先前的一只鞋还要贵,不,比拥有两千双鞋子的一爿豪华商店还要贵；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买整幢房子还要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一家拥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库尔菲尔斯滕达姆1林荫道上一排六层高楼。几家工厂的价值不会高出过去买一辆手推车的价钱。刚刚成年的男孩在港口检到被人遗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着小轿车兜几个月风,因为只要每天卖出一块肥皂,就可以生活得象贵族一样。而他们的父母,从前是富人,现在却成了乞丐,步履艰难地四处行走。送报纸的人现在盖起了银行大楼,他们在各种外汇兑换中发了横财。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便是那个名叫施廷内斯1的大赢家。

    他利用马克贬值的时机,扩大自己的信贷,而自己只买进矿山和轮船、工厂和股票、城堡和农庄；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未花钱,因为每一笔钱,每一笔贷款最后都等于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国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国人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洋洋自得,于是他们竟把他当成一个天才人物热烈欢呼。这当然很不正常。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到处都是,他们举着拳头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华小轿车里的外国人挥舞,因为那些人会把整条街的东西买下来,连一盒火柴都不剩；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达到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酒吧间、游艺场、小酒馆如而后春笋般地出现。相比之下,我们在奥地利见到过的那种混乱局面只不过是群魔乱舞的小小前奏,因为德国人把他们的自己全部热情和有条不紊的作风都搞颠倒了。穿着紧身胸罩、涂脂抹粉的青年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来逛去,还不仅仅是有职业的青年人；每个中学生都想挣点钱,在昏暗的酒吧间里,可以看到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不知羞耻地在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纵然斯韦东1的罗马也没有见过象柏林那种跳舞会上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侵袭。年轻的姑娘们把反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学里,如果一个女孩子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轻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个姑娘都愿意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公开张扬,而且觉得这种风流事愈带有热带的异国情调就愈好。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虚伪性。其实,这种随着通货膨胀而迸发的德

    国人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味追求时髦而已；从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年

    轻姑娘们身上可以看出,她们本来是宁愿把头发简单地分两边梳开,而不愿1库尔菲尔斯滕达姆kurfurstenda,柏林一条主要街道。栗子网  www.lizi.tw

    1胡戈施廷内斯hugostinnes,一八七○一九二四,德国矿冶工业巨头,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通货膨胀期间,扩大了施廷内斯康采恩,从而成为德国最大的企业。

    1斯韦东sueton,原名gaioniustranquillus,公元七○四○罗马著名传记作家,代表作育凯撒生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盛世。

    梳个光溜溜的男人发型,她们原本喜欢用小勺吃奶油苹果馅饼,而不愿喝烈性白酒；可是到处使人感觉到每天令人头痛的通货膨胀简直象发疯样。全国人民都已无法忍受；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且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并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

    谁经历过那些象世界未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产生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正是那些把德国人民驱向乱世的人物手里拿着时钟,在幕后笑吟吟地等待着,心里想:“这个国家情况愈糟糕,形势对我们愈有利。”他们知道,他们得势的时刻即将到来。一般反革命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人数比聚集在当时尚未掌权的希特勒周围要多。那些被人扯下了肩章的军官们组织了秘密团体。那些眼看自己的积蓄被人骗走的小市民们,悄悄地互相联络,并准备随时响应任何能带来秩序的号召。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即共和国的那种理想主义企图:它既要给人民以自由,又要给自己的敌人以自由。由于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民,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一九二四年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当用令人晕眩的以前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之时,也正是一切恢复正常之日。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而泛起的一切污泥浊水也从此迅速退了下去。酒吧间、小酒馆消失了。社会状况日趋正常。现在,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数人,即广大群众遭到了损失。可是,这种责任没有让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去负,而是要那些本着牺牲精神挑起恢复新秩序重担的人去负不但得不到感谢,再也没有象通货膨胀那样使德国人民变得如此慷慨激昂、如此充满仇恨这是要不断记取的。因为战争尽管屠杀了千万生灵,但却曾用胜利的钟声和号角带来过欢呼的时刻,作为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德国,曾为那些一时的胜利感到过无比自豪,与之相反的是,通货膨胀

    使德国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到玷污、欺骗和屈辱的国家；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

    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召口那些大肆屠杀的人。不过,这一切还是以后的事。从表面上看,到了一九二四年,那种混乱不堪的怪现象,犹如飘忽的鬼火,似乎已经过去。光明的日子重又来到,秩序得到恢复。看到秩序日益恢复,我们的心情开始释然。我们又以为,战争已一去不复返。但我们象往常一样,又当了不可救药的傻瓜。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给了我们十年时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栗子网  www.lizi.tw

    在今天看来,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三这短暂的十年时间,即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援取政权的十年,毕竟是作为见证人和牺牲品的我们这一代人自一九二四年以来所经历过的一连串灾难中所出现的一段空白。当然,

    这并不是说在这十年时间内没有产生过任何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危机

    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而是说在这十年时间内欧洲和平显得有了保障,仅仅这一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内,德国被光荣地接纳到国际联盟；利用贷款促进自己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秘密地扩充军备,英国裁减了军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对奥地利的保护。世界好象要重新建设自己。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无论是战胜国的城市还是战败国的城市,都变得比以往更漂亮。飞机加快了交通的速度。办理护照的规定已放宽。货币比价的大幅度波动业已停止。人们知道自己可以收入和支出的数字。注意力已不再如此热衷地集中到那些琐碎的表面问题。人们能够重新工作,集中心思,去考虑文学艺术方面的事情。人们甚至可以重新梦想和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好象那十年时间世界的一瞬间,重新把一种正常生活赐予我们这一代经受磨难的人。

    在我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中有一位客人来到我的家,并友好地留了下来,那是我从未期待过的客人我的成就。不言而喻,谈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表面成就,对我自己来说并不十分愉快。在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为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最最粗略的说明。不过,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我是被迫对我一生历史中的这一事实不能保持缄默。因为七年以来,即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我的成就已成为一种历史。我的数十方册,甚至数百万册的书曾在当时的书店和无数的家庭中占有过稳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国却连一本都买不到了；谁要是手中还石我的一本书,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是始终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大多是为了辱骂的目的,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在那些写信给我的读者和朋友中间,早就没有一个人还敢把我那个已入另册的姓名写到信封上。不仅如此,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里,我的书籍今天也都同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当年,我的书的译本在那些国家是属于读者最多之列的。正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我今犬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活着行走的人”,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创建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是一切,都被他那一只拳头击得粉碎。所以,当我谈论自己“成就”的时候,我说的并不是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不事先指出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达到的高度,

    那么我今天也就无法形象他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音以后被人推落到

    有多深以及总的情况。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灭绝的,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临到我家的；他是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走来。但他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他从我身边赶走以前,一直忠实地、始终不渝地留在我的家。他的影响一年胜似一年。我在继耶利米以后发表的第一本书,是我的建造世界的大师们三部曲的第一卷三大师,它很快为我开阔了道路；莅此之前,表现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实验主义者都曾产生过。对坚韧不拔的人来说,那条通向人民的路又畅通了。我的中篇小说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达到了平时只有长篇小说才会有的程度。那两篇小说被改编成了戏剧；它们的片断由人们公开朗诵,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我的那小书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遍及所有助学校,不久它被列入“岛屿丛书”,印数很快达到二十五万册。没有凡年工夫我就获得了在我看来是一个作者最有价值的成就,那就是:拥有一个读者群,一批可信赖的人,他们期待和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他们信赖我,我也不可使他们的信赖失望。我的读者群渐渐地越来越大。我的每一本书,当它第一天在德国公开发行时,就要销售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任何广告。有时候我有意识地想避开那种成就,可是它却出人意外的固执,始终跟随着我。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富歇传,目的是为了自娱。然而当我把书寄给出版人之后,他写信给我说,他将立刻印一万册。我随即复信给他,请他不要把这本书印这么多。我说富歇是个不会给人以好感的角色,况且书里也没有任何描写女人的插曲,这本书不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他最好先只印五千册。一年以后,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德国,今天却不允许读我的一行字。我在创作悲剧伏尔波尼时,遇到的也是类似情况。当时我几乎有一种病态的自我怀疑。我原来的意图是要把它写成一部诗体剧。于是花了丸夭时间先用散文体写下各场次,当然显得松散和没有分量。由于我的第一部剧作忒耳西忒斯1是在德累斯顿的官廷剧院首演的,所以我总觉得对该剧院欠着情,刚巧就在那几天剧院偶然来信问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于是我把用散文体写的剧本第一稿寄去,并表示歉意说:我所奉寄的仅仅是我打算改写成诗体剧的散文底稿。

    可是剧院立即给我回了电报,说我对剧本千万不要再作任何修改；事实上那个剧本后来就是以散文体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国舞台的在纽约,是由以艾尔弗雷德伦特1为首的戏剧公会演出.总而言之,我在那几年是不断取得成就,而且与日俱增的德语读者一直忠实于我。

    由于我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

    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作为已任,所以有时我在

    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问:我的书之所以能够取得我意想不到的成功究竟

    是由于哪些特点。我最终认为,那是出于一种个人的恶习,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急躁而又容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一部小说中,一本传记。里,或者在一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任何冗长烦琐、空泛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不明不自,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我感到烦躁。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而到我手里的全部书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认为描写过多,对话啰嗦,有许多配角没有必要,面铺得太广,因而使作品显得非常不紧凑,死气沉沉甚至一些最著名的经典作品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破坏我的情绪,因此我经常向出版

    商们阐述我的那项大胆计划:把全部世界名著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

    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的部分,出版一套简明的丛书。唯有这样,所有这些无疑包含着超越时代内容的作品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生气勃勃地发挥作用。

    我对一切烦琐和冗长所抱的反感,势必会从对外国作品的阅读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来,同时使我养成一种特殊的警惕性本着这种警惕性,我的创作刻意追求轻快和流畅,书的第一稿,我总是信手写来,把心中的构思倾泻在纸上。同样,在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献资料上的细节利用起来；如在玛丽安托瓦肉特这样一部传记中,我事实上把每一笔账目都核对过,为了确定她个人的开销,我研究了当时所有的报纸和小册子,仔细查阅了诉讼的所有卷宗。不过,在印刷好的那本书里却再也找不到任何一行有关这方面的字句,因为一本书的第一次未定稿刚刚1忒耳西忒斯thersites,是茨成格的第一部剧作,该剧为希腊式的诗体悲剧,作于一九○七年。

    1艾尔弗雷德沦特alfredlunt,一**三卒年不详,美国著名演贝。

    誊情,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即进行压缩和调整结构的工作,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一项不停地去芜存精、不断地对内部结构进行情炼的工作。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广和更深的内容时,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了解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内情。

    这种压缩过程和随之而来的使作品更富于戏剧性的过程,以后还要在校

    样长条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过程号后就成了一种兴味很浓的捕猎

    工作,即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兴味的就是这种删减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我的妻子说我今天看上去异乎寻常的高兴,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又删去了一整段,这样文气就更顺畅了。”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贤凑,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意识到某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我是不会抱怨的。如果有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严格遵守的规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一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由于我的写作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面向欧洲,超越国界的,所以国外的出版商法

    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脱维亚、芬兰和中国

    的出版商纷纷来同我联系,这是我真正值得庆幸的。不久我不得不购买一个特大的书柜,以便把所有不同译本样书放鳖齐。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的统计表上看到,我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按我的禀性来说,我又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报道.又有一天,那家俄国出版社再次寄来一封信,说该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俄文版全集,并问我是否同意请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问我是否同意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我就读过高尔基的小说,是偷愉地把书塞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我一直爱戴和钦佩他。但是,我却从未想过他会知道我的名字,没有想过他还会读过我的一些作品,至于对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自己动笔为我写序,更是不敢妄想。又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好象非这样不可似的到我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来,提出要出版我的全部著作并获得连续的出版权。他就是瓦伊金出

    ...

    版社的本亚明许布施,从那以詹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其他所有一切被希特勒的铁蹄践踏在地的时候,是他用文字为我保存了最后一个故乡1,因为我已失去了原来那个古老的真正的故乡、德意志的故乡、欧洲的故乡。栗子网  www.lizi.tw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使一个人飘飘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作品的效果想得较少。一个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前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1出版商本亚明许布施出版了不少茨成格的著作,茨威格把这些书籍视同自己的故乡,因为它们引起他无限美好的回忆。

    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样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到处出现的本人名字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嘘起来。不过,一个天性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恰恰要在那样微妙的处境中尽可能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成就不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欢欣鼓舞。不过,我的成就也仅仅限于那种脱离我自己的产物,即我所著的书以及与书联系在一起的我的虚名。当我偶然在德国的一家书店里,看见一个不认识我的小小中学生走进书店,用他自己仅有的一点零花钱要买一本我的人类的群星问耀时,那种情景使我深受感动。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在登记姓名之后以尊敬的神态把护照交还给我财,或者当意大利的一个海关人员因为读过我的某一本书而认出我来,然后优惠地不再对我的行李作一一检查时,也都可能使我沾沾自喜。甚至纯属数量上的结果也会使一个作者忘乎所以。有一天,我偶然到莱比锡去,那一天正好开始发行我的一本新书。当我看到我用三四个月时间写了三百页的书,竟无意之中要别人花那么多的体力劳动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工人们用大的板条箱把书捆装起来,另一些工人杭唷杭晴地哼着,把木箱从台阶上拖下来,装上卡车,然后卡车把木箱送到开往世界各地的火车车厢。几十名姑娘在印刷车间分层堆放纸张；排字工、装订工、搬运工、批发商都从早晨一直工作到夜里。我可以自己计算一下,那些书如果象砖块似的排列起来,能够建成一条相当壮观的路。我也从不自鸣清高而不屑于谈物质利益。在最初几年,我从不敢想我的书能赚钱,或者甚至靠版税能够维持生计。而现在,我的书突然带来可观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收入。这些钱似乎能永远消除我的一切忧虑当时谁会想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可以慷慨大方地纵情于我青年时代的老爱好:搜集名人手迹,

    而那些令人赞叹的圣人遗物中的某些最精美的珍品是在我这里找到了备受细

    心保护的归宿。我能够用我自己所写的、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是相当短命的作品,来换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手稿。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所以我以为,那种意想不到的表面上的戌就竟随随便便或者说内心并不愿意地光临到我的身上,真是一种可笑的举动。

    不过,当我今天说,我只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学上的名声而感到高兴；但如果好奇心转移到我本人身上,那么我所取得的成就只会引起我的反感,我说这话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从少年时代起,在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是:永远保持自由和**。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一旦到处刊登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和歪曲。

    除此之外,我出于爱好而开始的事,很可能有变成为一种职业或者甚至一种企业形式的危险。邮局每次送来一大叠信件、请柬、通知、要求答复的咨询。

    每当我外出旅行一个月,回来以后就得花两三天时间来清理那些堆积如山的邮件,以便让“企业”重新恢复正常。尽管我不愿意这样,可是由于我的书籍十分畅销从而使我陷入一种忙碌不堪的事务。为了处理好各种事宜,要求我井井有条、通观全局、办事准确和熟练,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惜和我的禀性格格不入,而且将会严重影响那种无拘无束的纯粹的思索和梦想。所以越是要我去大学讲课,去出席各种庆典,我就越深居简出。

    我不该用抛头露面来宣扬自己的名声。我从未能够克服那种几乎是病态的畏缩。直到今天,我还有这种完全出于本能的习惯:在大厅里、在音乐会上。

    在观剧时坐在最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没有比在台上或者在一个抛头露面的位

    置,让大家盯看我的脸看,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对我来说,以各种形式隐姓匿名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象我尊重的朋友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总是喜欢穿着丝绒前克衫,烫着鬈发,月卷曲的头发盖着前额,或者以与众不同的胡须式样和奇装异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我深信,任何想以抛头露面来使自己遐迩闻名的人,无意之中会使自己生活着象一个“镜中人”

    用韦尔弗尔的活来说,各种姿态都要按照某种风度。而一般说来,随着那种外表上的变化,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也就失去了。如果我今天还能从头开始,那么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杜撰的名字,用一个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也就能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喜悦,叉能享受隐姓匿名所带来的愉快生活,因为象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已充满魅力和无穷的乐趣

    日落西山

    在那个把我们这个世界搅得无法安生的人1崛起以前的十年,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是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每当我国忆起那十年,经常怀有一番感激之情。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在此之前遭受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所以我们把那相对的和平视为意外的礼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一定要在那十年中,弥补一次大战和战后的艰难岁月从我们生活中夺走的幸福、自由与精神财富；于是我们发愤工作,但却带着比较轻松的情绪；我们四处漫游,进行各种尝试,我们重又发现了自己的欧洲、自己的世界。人们从来没有象在那十年里似的进行那么多的旅行这是不是可以说,年轻人已忍耐不住,急于要弥补他们在过去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失去的东西抑或这是一个隐隐约约的预感:我们必须在再次遭到“禁锢”以前及时冲出狭窄的天地在那个时间里,我也去过好多地方,只不过那些旅行不能跟我青年时代同日而语罢了。小说站  www.xsz.tw因为我现在在那些国家已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了,我到处都有朋友、有我的出版人、有一大群读者。我是作为我的书的作者去那些国家的,我不再是从前那个隐姓埋名的猎奇者了。这给我带来不少好处。我

    可以更为有效地、更加广泛地宣传那个多年来已经成为我自己毕生奋斗的理

    想: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我本着这样的思想在瑞士、荷兰发表演说,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官演讲,用意大利语在那座具有十三世纪艺术风格的佛

    罗伦萨的历史性大厅里米开朗琼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曾在那里就座

    过发表演讲,用英语在美洲从大西洋此岸到太平洋彼岸的讲学途中发表演讲。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旅行；我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那些国家的最优秀的人物,如同友人一般,而不必去寻找他们:但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对他们是不胜敬畏的,我从不敢给他们写一行字的信,而如今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我跻身于那些通常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门外的社会圈子,我可以观光圣日尔曼城区1的华丽建筑和意大利的高级宅邸,我可以看到私人的珍藏；我已不必站在公共图书馆的出纳台旁有求于人,而是由图书馆馆长亲自把库藏的善本拿给我看。我可以在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古董商如,费城的罗森巴克博士2那里作客,每当小收藏家们走过这些古董商的店铺时,总是目光羞涩。于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上层”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奢华。而这一切无需我向别人请求,是它们自己送上门来的。然而,难道这样一来,我就见多识广了吗不,我依然经常渴望我青年时代那种无人事先等候的旅行,而且由于只身行动,一切显得更有魅力；所以我还不愿放弃过去那种旧的旅行方式,每当我去巴黎,我就尽量避免在到达的当天通知象罗歇马丹杜加尔1、儒勒罗曼、杜阿梅尔、马塞雷尔这样一些最好的朋友。

    我要先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随便溜达溜达,就象从前当学生时一样。我重访原来的那些咖啡馆和小饭馆,让自己口味过去的青年时代；倘若我想写作,1指希特勒。

    1圣日尔曼城区faubst.gerin,巴黎的一个旧城区,是贵族居住之处。

    2亚伯拉罕s沃尔夫罗森巴克abraha.oirs,1917等书。

    1罗歇马丹杜加尔rogerrtindugard,一八八一一九五八,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蒂博一家lesthibault.我也是到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如布洛涅或蒂拉诺或第戎这样一些外省的小地方。我觉得,在住过那些令人厌恶的豪华大饭店之后,住在小旅馆里,无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起居行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是最舒服不过的事。

    后来,尽管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唯有这种美好的回忆

    我曾按照自己的意愿又过了十年享有充分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他既

    不能没收,也不能从我心中磨灭的。

    在众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旅行曾使我特别兴奋,也使我受益匪浅:那就是去往新的俄国。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前夕,我正写着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当时我就为此行作准备了；可是战争的流血场面打断了我的计划,自那之后,又有一种顾虑妨碍着我的打算。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烃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地赞美它,有的人疯狂地与它为敌,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由于宣传与同样激烈的反宣传,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肖伯纳、威尔斯1、巴比塞、伊斯特拉蒂2、纪德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去访问过那个国家,当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有的失望沮丧。要不是那种希望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来得出自己印象的想法也同样引诱着我,我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曾非常想了解那些新事物的人。我的书在那里流传甚广,不仅有马克西姆高尔基为我撰写了序言的全集,而且还有价值几个戈比的廉价小版本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当然,我肯定会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接待。不过,仍然有妨碍我成行的因素,那就是在当时到俄国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而且要我这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的事情最为深恶痛绝的人,在对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进行几个星期的一般性观察之前就公开表示赞许或者否定,要我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先发表自己的判断。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

    一丸二八年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要我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目的是要我在纪念晚会上发表贺辞。我没有理由回避这一次机会,因为这是一次超党派的活动,从而使我的访问失去政治色彩。托尔斯泰作为非暴力的信徒,不是一个布尔什维主义者。由于我写的关于他的书已有数万册在那里流传,我显然有权利谈谈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而且我觉得,如果所有国家的作家们都团结一致,共同纪念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那么按照欧洲人的思想方法,这是一次重要的示威。于是我接受了邀请,而且对我如此迅速的决定也无需后悔。因为穿过波兰的旅程就已经使我大长见识。我看到,我们的时代治愈

    自己造成的创伤竟是那么快:我在一九一五年看到的那些一片废墟的加利西

    亚地区的城市,现在都已焕然一新；我再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旅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仅仅是一瞬间。在华沙已经看1hg威尔斯herbertgeewells,一八六六一九四六,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代表作有隐身人、星际战争等。他的反战小说勃列特林先生看穿了它曾受到高尔基赞扬。

    2帕纳伊伊斯特拉蒂panaitlsttati,一八八四一九三五,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小说家,曾受罗曼罗兰的赞赏,身后名声大振。代表作有基拉基拉莉娜、安格尔舅舅、阿德里安佐格拉非的故事等。

    不到交战双方的军队在这里两次、三次、四次浴血奋战的痕迹。咖啡馆里坐着穿着时髦的妇女,十分耀眼；穿得笔挺、身材瘦长的军官们在马路上散步,看上去更象是扮演士兵的皇家剧院的杰出演员。到处都可以感到一种意气风发、充满信心和自豪的情绪,因为如此兴盛的新的波兰共和国是从几百年的瓦砾堆上建立起来的。列车从华沙继续向俄国的国境驶去。大地越来越平坦,沙上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车站,全村的居民们穿着各种色彩的乡村服装站在一旁,因为在当时,白天只有这唯一的一趟客车通过这里向那个禁止外人入境的封闭的国家驶去。因此,观看一趟联结东西方世界的特别快车的洁净车厢,在这里便成了一件大事。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终于到了。铁轨上方高高地悬挂着一条宽宽的血红横幅,上面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一句口号,我不认识,有人给我翻译说,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从这鲜红的横幅下面穿过,算是踏上了无产阶级的帝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诚然,我们乘坐的列车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是沙皇时代的卧车,比欧洲的豪华列车还要舒适惬意,因为车厢甚是宽敞,行驶速度也比较缓慢。我是第一次乘火车穿越俄国的国土,奇怪的是,我对这片土地并不感到陌生,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辽阔、空旷、令人略感忧郁的草原；草原上的小茅舍,矗立着葱头形屋顶建筑的小城镇；蓄着长胡须、一半象农民一半象先知的男人,用善良、爽朗的笑声向我们致意,头戴花巾、身穿白色短衫的妇女们出售着克瓦撕、鸡蛋和黄瓜。我怎么会早就知道这一切的呢那是由于俄罗斯文学的大师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曾甩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为我们描写了“民间”生活。

    那些穿着肥大的白色上衣的男人们站在那里,显得憨态可掬,朴实得令人感动；列车里的年轻工人们,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交谈,当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虽然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相信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我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青年人具有的心神不定、不能自制的精神状态,由于他们得到了要竭尽全力的号召,年少气盛在他们身上奇异地复活了。如果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众”的爱怜会在一个人的心中起到回忆的作用,那么

    我在列车上就已经对这些人的单纯而又令人悲叹、聪明而又尚缺教养产生了

    怜悯之情。

    我在苏维埃俄国度过了高度紧张的十四天。我看、我听,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欢欣,有时生气,始终是一般介于冷与热之间的交流电。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有壮丽的红场,旁边有围墙和葱头形屋顶的建筑,有一点儿鞑靼人的、东方的、拜占庭的奇异风格,因而也是远古俄罗斯的风格。而红场的另一端矗立着现代化的,超现代化的高大建筑,犹如一群陌生的美国巨人。两者格格不入,被烟熏黑的古代希腊正教的圣像和镶嵌宝石的圣坛在教堂里影影绰绰显现,而离教堂一百步远的地方却是一口水晶棺材,里面躺着身穿黑色西服的列宁遗体,刚刚整修过我不知是不是为了欢迎我们,一边行驶着几辆洁亮的小汽车,一边都是满脸胡子、邋里邋遢的马车夫轻轻吆喝着,挥动鞭子驱使驾车的瘦小马匹。我们发表演讲的大歌剧院里灯火辉煌,在无产阶级的听众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时代的富丽景象。

    郊区是一片老朽的旧房屋,象肮脏的、无人照管的老人,为了不致跌倒而互相依靠着。所有的一切早已变得陈旧、衰颓、锈蚀,可是现在却想一下子都变得现代化、超现代化。正是由于这种怠于求成,莫斯科人满为患,到处显得杂乱不堪。无论是在商店里,在剧场门口。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由于机构臃肿,因而效率极低,人们不得不到处等候。那些理应订出“制度”的新官僚们热衷于批条子签文件,一切事情都被耽误了。盛大的晚会原应该六点开始,可是到丸点半才开始,当我于深夜三点钟精疲力尽地离开大剧院时,

    演说者们还在滔滔不绝他讲下去；而我作为一个欧洲人在参加每次招待会和

    赴约时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场。时间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中白自流去,而且

    又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忙碌:东张西望、注目而视、无休止的讨论；对什么

    事情都表现出某种热情,我觉得,那种俄罗斯人煽动人心的神秘力量不知不觉地抓住了每一个人,使得他们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感情和思想一起炽热地迸发出来。虽然不十分清楚,这些人为什么

    ...

    和为了何事如此容易激动,但无疑和那种不安宁的新气氛有关,也许一种俄罗斯式的国魂已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栗子小说    m.lizi.tw

    有许多事情确实是了不起。首先是列宁格勒,这座由具有胆识的诸侯们天才地设计的城市,布局恢宏,宫殿壮丽。但它同时又是白夜中阴霾的彼得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1的彼得堡。冬宫极其雄伟,而更令人难忘的是里面的景象,我们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农民穿着笨重的靴鞋,手里拿着帽子,诚惶诚恐地穿过从前皇帝们的殿堂,就象走到圣像前去似的,一边细看着那些绘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我们要学会了解这些东西。教师们领着圆圆脸蛋的孩子们穿过大厅,管理艺术品的工作人员在向那些颇显拘谨而又专心听讲的农民们介绍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当讲解员指着某些绘画的纲部时,他们总是从沉重的眼皮下抬起怯生生的眼睛。那种天真的、一本正经的努力,未免使人感到有点可笑,就象到处见到的那样。因为要想让目不识丁的“民众”在一夜之间就能懂得贝多芬与维米尔2显然是拔苗助长。无论是讲解这些艺术珍品的一方,还是力求要懂得这些艺术珍品价值的另一方,起初都是那么性急。孩子们在学校里画的可是最粗陋、最简单的东西。在十二岁小姑娘的课椅上放着黑格尔的著作和素列尔3的书当时就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甚至连还不怎么识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那仅仅是因为那是书,而书则意味着“教育”,这是新的无产阶级的光荣和义务。是呀,当他们给我们看那些中型工厂并且

    期待着我们的惊讶之情时好象我们在欧洲和美洲还从未见到过那类工厂

    似的,我们不得不经常袋出笑容；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然后用期待的神情望着我,似乎我应该发出赞叹之声。因为那些民众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技术产品,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宁与托洛斯基设想出和发明了这一切。于是我们微笑着称赞一番,而在称赞的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这个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们总是这样想并且问自己: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象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1式的怠情中变成泡1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2维米尔janverer,一六三二一六七五荷兰著名风俗画家。

    3乔治索列尔geessorel,一八四七一九二二,法国新闻记者和社会哲学家。代表作有暴力论等,曾对列宁产生过影响。

    1奥勃洛摩失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他心地善良,很有教养,整天躺在床上懒洋洋地胡思乱想,心里虽有种种改良计划。但始终没有付诸实现,用打瞌睡来打发日子。

    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

    然而,难道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国人身上就没有甚至在我们来此纪念的托尔斯泰的心灵中就没有在去亚斯纳亚波尔亚纳2的火车上,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谈论过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动分子他自己知道吗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想把数千年来世界上的一切反掌之间来个迅速改变”,他微笑着补充说道,“就象我们现在似的,想用一个唯一的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为非常有耐性的人,那是他把我们俄罗斯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灵是有耐性的。栗子小说    m.lizi.tw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民挨都没有耐性,我们总是要想立刻知道一切真谛,即真理。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使自己备受痛苦的。”确实,当我穿过在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托尔斯泰的故居时,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伟大的老人曾是怎样自讨苦吃呵。”

    那里有一张他曾写下不朽著作的写字台,而他却离开了它,为的是要到隔壁一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去修鞋,去修理破旧的鞋子。那里有一扇门,那里有一座楼梯,他正是穿过这扇门,通过这座楼梯,逃离这个家,摆脱他生活中的矛盾。那里有一支枪,他曾用它在战争中打死过敌人,而他又是一切战争的敌人。就在那幢低矮的白色庄园房子里,他生活中的矛盾症结,强烈地形象地呈现在我面前,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向他的最后安息地走去时,那种悲凉的感觉已渐渐淡漠。

    因为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再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更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座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往那座山丘,那山丘只不过是一个由土堆积起来的矩形土墩子,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荫。他的孙女儿在墓前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在童年时曾从一位村妇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吉祥之地。因此,他们半象游戏似地栽下了一些小树苗。只是到了晚年,这位老人才忽然想起这个迷人的预言,于是他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死后让人把他埋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身后的事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办的,而且由于那座坟茔简朴得令人心服,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树林之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就这样不题自己的名字,被埋葬在这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有象他这样为了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感到痛苦的了；他埋葬在那里,就象一个被偶然发现的流浪汉,或者象一个不知名的士兵。谁都可以来看他这块永眠之地,虽然周围有稀疏的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

    唯有人们的敬意守护着这位永不休息的人的最后安息。通常人们总是时陵墓的壮观感到好奇,而在这里却以一睹坟莹的出奇简朴为快。风象上帝的喃喃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墓地上簌簌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也许不知不觉地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埋着某一个俄罗斯人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无论是巴黎荣民疗养院教堂里大理石拱门下的拿破仑墓室、君王陵寝里的歌德灵柩1,或者是威斯敏2亚斯纳亚波尔亚纳,是托尔斯泰居住的农庄所在地。

    1歌德的灵柩和魏玛公国奥古斯特公爵的灵柩存放在一起。

    斯特教堂2里的墓碑,它们的气象都不及这座处在树林之中、非常安谧的无名坟茔感人之深,因为在官上面只有风儿在絮絮低语,而坟茔本身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话语。

    我在俄国待了十四天,我始终感觉到他们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情和那种有点盲目的飘飘然,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如此激动不久我认识到:因为他们是人,而且人都会有热情的冲动,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参加到一个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来,所有的人都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匮乏和短缺,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们从前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一下子变成了一种狂热的自豪,好象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小说站  www.xsz.tw“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想的就是这样率真、简单；这就是他们认识到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即使他们给我们看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时,也会眼睛炯炯有神地说:“这是我们干出来的。”

    而所谓的“我们”是指全体人民。替我们驾车的马车夫会用鞭子指着某一幢新楼,裂着嘴笑着说:这是“我们”建造的。大学生课堂里的鞑靼人和蒙古人向我们迎面走来,骄做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书,这一个说“这是达尔文的书”

    那一个说“这是马克思的书”那副骄傲的样子,就象那些书是他们自己著作似的。他们急切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一切,给我们解释,他们非常感激有人来观看他们的“事业”。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欧洲人表现出无限的信赖但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他们用善意的、真诚的目光望着我们,和我们象兄弟似的紧紧握手。而恰恰是这些极少数的人同时又表现出:他们虽然对我们友好,但却缺乏“尊敬”。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本来就是兄弟,是同志。

    即便是那些作家们也不例外。我们曾在过去属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宅第里聚会,不仅有欧洲的作家、俄罗斯作家,而且还有通方斯族作家、格鲁吉亚的作家和高加索的作家,每一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都为纪念托尔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们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互相交谈,但都彼此明自意思。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站起身,朝我们的一个人走来,指着我们一位作家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再指指自己的心,意思是说:“我们非常喜欢这本书”,然后抓住这位作家的手,使劲地握着,一边使劲地抖动,好象他喜欢得要把人家的所有关节都抖散架似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礼物。当时还是因难时期,他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每人都拿出了一点东西给我们留作纪念:一幅不值钱的旧版画；一本已经没法念的书,一件乡间的木刻。我更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乃是因为我可以用在俄国多少年来早已见不到的值钱的东西进行回赠,如,一把老头牌剃胡保险刀、一支钢笔、几叠优质的自信纸、一双软皮拖鞋,以致我回家时行李少得不能再少。

    正是这种不用语言的激情使我们深为所动,我们在那里感觉到的过分热情在我们欧洲是从未见识过的,因为在我们那里还从未达到都是“人民”的境界。

    每当和那些人物相聚一起,就会受到一次危险的诱惑,确实也有一些外国作家在访问俄国时上了当,由于他们看到自己受到如此空前的欢迎和被真正的群众所爱戴,他们议为一定得称赞一番那个政权,因为在那个政权下的人读了他们那么多的作品和那么喜欢他们。是呀,礼尚往来,以心换心,本来就是人的本性。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咱赞歌,在一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

    2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著名人物国葬的地方。

    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那是在一次大学生们的庆祝会之后,他们围住我,拥抱我,跟我握手。

    我完全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高兴地望着他们容光焕发的脸。有四五个大学生陪着我国住处,整整一群人,里面有派给我的那位女翻译,她也是大学生,她把什么都翻译给我听。一直到我关上旅馆里自己的房门时,我才真正是一个人独处,说实在话,那是十二天以来我第一次一个人独处,因为在十二天中我身边总是有人陪着我,有人围住我,被热情的群众拥来拥去,我开始朋衣服,把我的上衣放在一边。这时我发觉衣服里有沙沙的纸声。我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来的是一封信,一封用法文写的信,但不是一封通过邮局寄给我的信,一定是有人在拥抱或拥挤的时候俏悄塞进了我的衣袋。

    那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一封写得非常巧妙、通情达理的信,它虽然不是一名“自俄”写的情,但它是对最近几年来对自由不断增加限制所表示的忿懑。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活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他给我举了一连串我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他的要求把信烧了“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的。”我这才第一次开始深省一切。我曾身处诚挚的热情之中,

    在那同志式的气氛中曾不止一次地有机会私下和某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

    谈,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由于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触。更何况我在这十四天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望不到头煦帝国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真的不想迁就我自己和迁就别人,那么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得到的印象,在某些细节上今人感动和鼓舞,但在客观上下会有什么用处。所以当其他们欧洲作家从俄国回来后,几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书,热情地赞扬或者激烈地否定,而我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而且我以为这样的保留态度很好,因为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

    当我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基本上已经空了。我把能给掉的东西都分送掉了；他们送的东西,我只带回两幅圣像,后来我把它们长期装饰在我的房间里。不过,我给自己带回家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是在莫斯科和他第一次相见的。两年后,我和他在素伦托再次重逢,他是由于健康受到威胁而到那里去疗养的。我到他家做客,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我们那一次聚会本来就很不寻常。高尔基不会任阿一种外语,我又不懂俄语。按照各种逻辑,我们必然是默默地相对而坐,或者借助我们尊敬的朋友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的翻译才能得以交谈。可是高尔基真不愧为世界文学中一位最具天才的叙述家。叙述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也是他全部天性本能的表现。他在叙述时,把自己置身于被叙述的事物之中,把自己变成为被叙述的对象。通过他脸上的各种表情,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但却明白他的意思。他看上去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样子”,我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他的面貌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看到这位身材瘦长、头发草黄、颧骨宽宽的人,很可能想到田里的农民,马车上的马车夫,小鞋匠,无人管教的流浪汉他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俄罗斯人原型的集中表现。人们在大街上可能会漫不经心地从他身边走过,不会注意到他的特点。只有当你坐在他的对面和他开始叙述什么的时候,你才会认出他是谁。因为他无意之中就成了一个他所要描绘的人。今天我仍然记得,他是怎样描述一个他在游历则遇到的疲倦、年迈的驼背人在别人给我翻译之前,我就明白了,他很自然地把脑袋一耷拉,双肩垂下,跟神阴郁、倦怠,而他开始叙述时,蓝眼睛却是明亮有神,声音颤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驼背老人。而当他描述一些高兴的事情时,他立刻就会放声大笑。他轻轻地向后倚靠着,额角闪烁有光,听他讲话真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快事,他讲述的时候,一边用熟练的形象动作描述与之有关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无论是他的坐相和走路的姿态,还是他倾听别人讲话和十分高兴的时候,都显得朴买而又自然。有一次晚会上,他乔装一个贵族,腰间佩着一把军刀,眼神顿时变得威严极了。他眉毛飞扬,器字轩昂,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方步,好象正在考虑一道严峻的诏书,可是当他不一会儿把化装衣服脱去时,他又笑得象一个农家少年那样纯朴。他的生命力简直是个奇迹,他的肺坏了,可是他依然活着,这原是违背医学规律的。是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意志,坚强的责任感使他继续活下去；他每天早晨用清清楚楚的手写体著述他的长篇小说,回答他的祖国的青年作家和工人们向他提出的千百个问题；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好象见到了俄国,但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与今天的俄国,而是看到了一个永恒民族的宽厚、坚强、深沉的心灵。在那些年月,他的内心还是犹豫不决的。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他曾愿意改天换地,他曾与列宁有过个人的友谊,在当时他仍然犹豫是否要完全投靠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否要成为党的“牧师和教皇”1。

    他始终感到良心上的压力,因为在那些年月,每个星期都有决定,而那些决定跟他这样的人是不合拍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恰巧成了那样一种完全是新俄罗斯人的典型场面的见证人那一场面为我揭开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国战船在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进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到过西方世界的年轻水兵们芽着漂亮的制限散步,穿过托莱多大街,他们睁大自己那对好奇的农民眼睛,对一切新鲜的东西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中有一群人决定到索伦托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通知他:在他们俄罗斯人的伺胞情谊的思想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作家理该随时为他们腾出时间。他们突然出现在他的住宅前,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完全正确:高尔基没有让他们等候,就把他们请了进去。可是高尔基第二天笑着对我说,那些青年人一开始在他面前装得非常严厉。对他们来说,“公事”高于一切,他们刚一踏进那座美丽舒适的别墅就说道:“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你生活得简直象资产阶级。你究竟为什么不回俄国去呢”高尔基不得不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们解释。不过,基本上说来,那些老实巴交的年轻人也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他们无非是想显示一下他们的信念。接着,他们毫无拘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1教皇一词,在欧洲人的习语中,常指某一领域的权威。

    后告别时一个接一个地和他拥抱。照高尔基的描述,那场面是非常动人的,他对新一代人的那种轻松自由的方式十分喜欢,对他们的大大咧咧一点也不生气。他一再重复说:“我们和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无比,却从来不能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兴高采烈。可是当我对他说:“我想您当时的想法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国。”这时他猛地一怔,直瞪瞪地望着我。“这您怎么知道的说真的,一直到最后一刻钟我还在考虑,我是否应该粑一切:书籍、纸张、手稿统统撂下,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趄乘船去航行十四天,这样我也许文会

    ...

    知道俄国是什么样子的了。栗子网  www.lizi.tw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会把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荒疏,流亡中的我们,还没有一个人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不过,高尔基把他在索伦托的生活称之为流亡,是不对的。他每天都可以回国,事实上他也回过国。他不象梅列日科夫斯基似的,我在巴黎遇见过这个悲剧性的愤世嫉俗者书籍被禁止,本人被驱逐；他也不象今天的我们,按照格里尔帕策的美妙的说法,我们“对两边来说都是外国人和没有祖国”,我们说的是他国的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一个真正的流亡者不是象高尔基所说的那样。我在以后几天里在那不勒斯拜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流亡者,他就是贝内代托克罗切,他曾当了数十年青年人的精神领袖,他曾作为参议员和部长在自己的国家享有各种礼仪上的荣誉,一直到他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和墨索里尼发生冲突。他辞去各种官职。隐居起来,但这并不能使那些强硬派们满意,他们要制限他的反抗,必要时甚至要对他进行惩戒。那些大学生们也和过去大不一样,他们今天到处成了反动势力的急先锋,他们冲击他的住宅,打碎他的住房的窗户玻璃。但是这位有着一双聪明的眼睛、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外表更象一个愉快平民的矮胖人物,并没有彼吓倒。他没有离开那个国家,尽管接到美国及其他国家大学的邀请,他还是待在家中,躲在书籍的大墙后面,他继续以同样的观点办批评杂志,继续出版他的著作,而且他的威望是那样的高,以致根据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的毫不留情的检查制度在他面前也执行不下去,然而另一方面,他的学生和与他信念一致的同志却完全被瓦解了。对一个意大利人,甚至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要去看望他,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因为当局清楚地知道,他在自己的堡垒里,即在他满是书籍的书房里,谈话是直言不讳的。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个空气密封的房间里,他在四千万同胞当中,就象生活在一只煤气罐里一样。我觉得,在一座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中,这种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同时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消灭一个人的思想的做法比起以后加到我们自己头上的做法,还是要宽容得多,我不能不钦佩,这个已经年迈的老头在每天的斗争中保持了怎样清醒和旺盛的精力呵,但是他却笑着对我说:“恰怜是那种反抗斗争使一个人变年轻了,要是我继续当着议员,我在精神上也早已变得懒散和不坚定了,我就容易老了。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精神；自从我孤身一人和青年们不再围着我以来,我才更需要使自己变得年轻。”

    然而,我不得不过了好几年才懂得,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毁一个人时,它们就会不断升级,就象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来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是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得来。

    我从未见过意大利的那位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要归咎于我不愿接近政治人物的毛病,即便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我也未遇见过国家领导人,如,赛佩尔、多尔富斯1、舒施尼克2。这本来就是有意这么做的。据我从朋友们他们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那里获悉。墨索里尼是我的书在意大利的第一批和最热心的读者之一。但是由于他曾主动地满足过我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所以我本该亲自去向他道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朋友从巴黎寄来的快信,说一位意大利妇女有要事要到萨尔茨堡看我,希望我马上接待她。栗子网  www.lizi.tw第二天,她就来了。

    她对我说的事确实让人震惊。她的丈夫,一个穷人家庭出生的优秀医生,是由马泰奥蒂1出钱培养成材的。在马泰奥蒂那位社会党的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残酷杀害时,早已交瘁的世界良心再一次对这种罪行作出了愤怒的反应。整个欧洲都被激怒了。他的这位忠实的朋友是当时敢于在罗马的大街上公开抬着被害者的灵柩出殡的六名勇士之一,不久之后,他由于遭到刁难和威胁而流亡出走。但是,马泰奥蒂家属的命运仍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报答他的恩主,他想把马泰奥蒂的孩子偷偷地从意大利送到国外。但他在于这件事的时候落到了密探或者捣乱分子的特务手中,他被逮捕了。由于一提起马泰奥蒂就会使意大利感到难堪,所以用这样的理由对他进行起诉,几乎不会对他构成太大的罪名。不过,那位起诉人却巧妙地把他同另一件同时发生的企周用炸弹杀死墨索里尼的案件联系起来,于是这位曾在战地获得过最高奖赏的医生被判阶十年重犯监禁。

    不言而喻,他的那位年轻夫人心急如焚。她在信中说,她的丈夫可能活不到这十年,我一定得为反对这个判决而做点什么,我一定得联合欧洲文学界的所有名人,大声疾呼地进行抗议。她请我予以帮助。我立即写信劝她不要搞什么抗议。据我所知,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所有这类舆论声明早已没有任何用处,我竭力向她解释:出于民族的尊严,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外界的压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在美国的萨科一万泽蒂案件1中,来自欧洲的抗议完全是帮了倒忙。我恳切地请求她不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干出什么事来,她这样做只会使她丈夫的处境变得更糟。因为如果有人试图从外界给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也绝不会作出减刑的安排；即便他想这样做,也绝不能办到,但是我用非常诚恳的言辞答应她,我将尽量设法。正巧我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去意大利,我在那里有一些能施加影响的好友。也许他们能悄悄地为她的丈夫说1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engelbertdollfuss,一**二一九三四,奥地利政治家。一九三二年任奥地利总理和外交部长。一九三四年在纳粹分子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中被杀害。

    2库特冯舒施尼克kurtvonschusigg,一**七一九七七奥地利政治家。一九三四年在多尔富斯被杀害后继任奥地利总理,曾为奥地利的**和反对希特勒而进行政治斗争,后曾被德国纳粹分子逮捕投入集中营。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任大学教授,著作有反对希特勒的斗争等。

    1贾科莫马泰奥蒂giaotteotti,一八八五一九二四,意大利社会党人,一九一九九二四年曾任众议员,因斥责法西斯党徙而被绑架杀害。

    1萨科万泽蒂案件,这是一桩以挂匠尼古拉萨科生于一**一年和鱼贩子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生于一八八八年命名的美国法律案件。这两名,意大利出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此案件中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尽管所引证据疑点很多,这两人仍在二九二一年被宣判有罪并于一九二七年处死。此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至今莫衷一是。

    好话。

    我到意大利的第一天,就立即去办这件事。但是我发觉。我的那些朋友早已变得噤若寒蝉。我刚刚说出那医生的名字,每个人都立刻显出面有难色,都说自己没有办法,并且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找了这一个,又找了那一个。我回国时深感惭愧,也许那位不幸的女人以为我没有为她尽力呢。

    不过,我也确有一条路没有试一试。栗子小说    m.lizi.tw现在还剩下一种可能性,那是一条直截了当的路,即:给那个大权在握的人墨索里尼本人写信。

    我这样做了,我写了一封真正坦诚的信给墨索里尼。我在信中写道,我不愿在信的开头写许多恭维话,我想开门见山他说,我不认识那个医生,也不知他的事件的详情。但是我见到过他的无疑是无辜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要在监狱里度过这么多年的话,那么,这惩罚的枷锁不也是加在她的身上么。

    我绝不想指责判决本身,但我可以设想,要是她的丈夫不是坐牢而是送到某个允许妻儿和被流放者一起居住的岛屿上,这对那个女人来说不啻是救命之举。

    我拿起这封写给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的信,把它投进萨尔茨堡的普通信简。四天之后,驻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贻我来信说,墨索里尼阁下向我表示感谢,并说,他已经满足我的愿望和准备缩短刑期。同时有人从意大利发来一份电损,证明我所请求的改判已执行,墨索里尼用他的大笔一挥,亲自实现了我的请求,事实上,那个被判刑的医生不久就完全被赦免了。在我一生当中,还没有一封信有象这封信似的使我感到高兴和满足,如果说有一件文字工作曾产生过作用,那么,我就会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想起这封信。

    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里旅行是十分愉快的。不过,回到家乡看看也很有意思。在那风平浪静之中发生的一些事很值得国味,那座拥有四万人口的小城市萨尔茨堡,正因为它具有浪漫色彩的偏僻,我才选择它为自己的定居地,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到了夏季,它不仅成了欧洲艺术家的大都会,而且也成了全世界艺术家的大都会。在第一次大战后最艰苦的几年里,为了帮助那些在夏季没有收入的演员和音乐家们摆脱困境,马克斯赖因哈德和霍夫曼斯塔尔曾举办了几场演出,尤其是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广场上举行的那次称为“为每个人”的露天演出,那些演出主要是为吸引紧邻地区的观众；后来,他们又试着演出歌剧,而且越演越好,越演越完美,于是逐渐地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最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演员都怀着好胜心涌来,以便能有机会不仅在自己有限的国内观众面前,而且也在国际观众面前愉快地献艺。萨尔茨堡的各种艺术节一下子吸引了世界各处的人,仿佛成了新时代的艺术表演的奥林匹克,各个国家都竞相到这里来展现他们最优秀的艺术成就,没有谁愿意错过观看这些精彩的演出。国王和王公们、美国的百万富翁和电影明星、音乐爱好者、艺术家、诗人。还有假充内行的人,都在最近几年云集于萨尔茨堡。在长期不被人重视的小小奥地利的这座小城市里,能这样成功地把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与音乐人才荟萃一堂,这在欧洲是空前的。萨尔茨堡繁荣起来了。到了夏季,在城市的街道上,人们会不时遇到来自欧洲和美洲的人,他们到这里来寻求艺术的最高表演形式,他们穿着萨尔茨堡的民族服装男人身穿白色亚麻短裤和短上衣,妇女是一副阿尔卑斯山农妇打扮身穿紧胸、褶腰的衣裙,不起眼的萨尔茨堡一下子左右了世界服装的时尚。在旅馆里,人们争着订房间。到演出大厅去的汽车道上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就象从前去参加皇家官廷舞会的路上一样,火车站始终是人山人海,其他城市也曾试图吸引这股有钱可赚的人流,但没有一座城市成功。

    萨尔茨堡在那十年之内一直是艺术朝拜者在欧洲的圣地。

    所以说,我住在自己的城市,一下子也等于生活在欧洲胁中心。又是命运满足了我的一个自己几乎从来不敢想的愿望,我们在卡普齐纳山上的那幢房子成了一所欧洲人的房子。谁没有到我们那里去作过客呢我们的宾客登记簿也许比我这纯粹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但是这本登记簿也和那所房子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落到了纳粹分子的手里。我们在那里和谁有度过美好的时刻呢我们曾从阳台上桃望美丽,静谧的景色,不知道就在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土住着一个要破坏这一切的人1。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曾在我们那里住过,在作家中,我们曾友好地接待过h.g.威尔斯、霍夫曼斯塔尔、雅各布瓦塞尔蔓、房龙2、詹姆斯乔伊斯、埃米尔。路德维希3、弗朗茨韦

    尔弗尔、盖奥尔格勃兰兑斯、保尔瓦莱里、简亚当斯、沙洛姆阿施、

    阿图尔施尼茨勒。在音乐家中,我们接待过拉威尔4、理夏德施特劳斯、阿尔滨贝尔格5、布鲁诺瓦尔特、巴尔托克6。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画家、演员、学者,谁没有到过我们家呢每年夏季给我们带来多少畅谈文学艺术的愉快和美好时光呵有一天,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7登上了我们那陡峭的台阶,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友谊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爱和享受音乐。后来有好几年时间,我是他排练时的最忠实的座上客,我曾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他为达到艺术上完美无缺的境地而竭尽全力,那种艺术上的完善在以后的公开音乐会上既显得象是奇迹,而又觉得非常自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他排练时的情景,他的那些排练对每一位艺术家来说都是最好的榜样,促使他们不达完美无瑕的境地决不罢休.我深切体会到莎士比亚说得真好:“音乐是心灵的养料”,而且,当我目睹各种艺术比赛时,我真庆幸我有和它们给下不解之缘的好运。那些夏天的日子是多么丰富多彩呵艺术和令人陶醉的风景交相辉映后来,当我回首往事,想起那座小城市的时候,我总是心情颓丧和抑郁不乐。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们曾在自己的那幢房子里冒着寒冷和从屋顶漏进来的雨水搏斗,这时我才感到那几年国泰民安的岁月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恢复了我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

    1系指希特勒。

    2房龙vanloon,hendrik,一八八二一九四四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原籍荷兰,代表作有人类的历史、圣经的历史等。

    3埃米尔路德维希elludwig,一八八一一九四八,瑞士德语作家,一九四○年后居住美国,以撰写不拘泥于历史真实的传记著称,代表作有拿破仑传、歌德传、俾斯麦传、罗斯福传、斯大林传等。

    4莫里斯拉威尔uriceravel,一八七五一九三七,法国作曲家,代表作有芭蕾舞剧,达非尼与克罗埃、管弦乐曲西班牙狂想曲等。

    5阿尔滨贝尔格albanberg,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奥地利作曲家,所作歌剧沃伊采克被西方公认为现代歌剧的代表作。

    6贝拉巴尔托克belabart6k,一八八一一九四五,匈牙利钢琴家。

    7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ltoei,一八六七一九四七,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

    虽然在那几年有许多著名的受人欢迎的客人到我们家里来,但是当我独身自处的时候,在我周围仿佛仍有一群高贵人物神秘地和我在一起。那就是

    在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名人遗墨搜集本里收藏着的各个时代最杰出的大师们

    的手迹,我通过这种方法渐渐地把著名人物的踪影召来了。我十五岁时就开始了这种业余爱好,但在以后的年月里,由于经验的积累,办法越来越多,更主要的是热情越来越高人这种业余爱好也就由单纯的一般收集变成有机联系的汇编,我甚至可以说,变成了一项真正的艺术工作。开始之初,我象每一个新手一样,只追求把名字名人们的名字搜集起来；后来才出于好奇的心理,收集更多的手稿作品的初稿或片断；这些手稿同时也使我了解到一个受人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造物的秘密乃是最深奥和最玄妙的。大自然不让人摸透造物的秘密。地球是怎样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和一个人是怎样产生的,大自然从来不让人掌握其中最关键的奥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绝不迁就地在这里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就连诗人自己、音乐家本人事后也无法说清他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当一件作品突然变得非常成功时,那么,就连那位艺术家本人也不再记得作品的起源和它的形成过程。他永远或者几乎永远也说不清楚,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时,词句是怎样变成诗行的,个别的单音是怎样变成千古流传的旋律的。对这种不可捉摸的创造过程能提供少许猜测依据的唯一材料是艺术家的一页一页的亲笔手稿,尤其是那些涂涂改改、不准备拿去付印的未定初稿。后来的改定稿就是从这些初稿中逐渐形成的。收集一切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音乐家的这些底稿这些反复修改的原稿,也是他们艰苦创作的见证,是我收集名人手迹的第二阶段,也是更有意识的阶段。到拍卖市场去搜罗这些底稿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我也非常愿意花精力到藏匿得最深的地方去寻求这些底稿,同时这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我除了收集名人手迹之外,还收集全部有关写名人手迹的第二手书,以及业已出版的手迹本的全部目录。从数字上讲,我收集了四千多册有关书籍,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私人藏书,因为即使是商人们也不会把那么多的时间和热情倾注于一个专门学科。我甚至可以说,在那三四十年的搜集手迹的时间里,我成了这一领域里的第一个权威,我知道每一页重要的手稿,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是谁收藏着,是怎样转到它的收藏者手中的,我成了一个真正的鉴定家,一眼就能辨出真伪,在估价方面,我比大多数专业人员还要有经验。当然,在文学方面或者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里,我是从来不敢说这样的话的。

    尽管如此,我在收集手稿方面的雄心仍然有增无减。仅仅是反映成千种创作方法的一系列世界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手稿已不能使我满足。单纯扩大收集量也已不再吸引我,而是不断地精选,我在最后十年的收集工作主要是这方面,如果说,我最初曾满足于收集那些能反映一位诗人或者一位音乐家创作过程的手稿,那么,我后来的努力方向就渐渐地转到收集那些能表现一位艺术家处于创作鼎盛时期,即获得最高成就时期的手稿。也就是说,我搜集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所写的任何一首诗的手迹,而是他的最优美的诗篇之一的手迹,而且尽可能收集一首不朽诗篇的手迹。在用羽毛笔或铅笔把灵感第一次形成世间的诗篇的最初时刻起一直流传到千古。我正是要从那些不朽之人遗下的珍贵手稿中收集他们为世界而创造的不朽之作。这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以,我的收集工作从来都是接连不断的；一旦我找到一页更重要、更有特色的手稿,即一页更有永久保留价值的手稿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会把我收藏的任何一页已不太符合我的那个最高要求的手稿剔除掉、卖掉或者交换掉。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成功,因为除了我之外,只有极少的人具有这样的知识、这样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又有这样的经验去收集这些重要的手迹。所以

    ...

    ,那些作品的最初手稿或者属于创造性的人类最有永久意义的文件草稿,搜集到最后,先是一皮包,然后是用金属和石棉加以防护的整整一箱子。栗子小说    m.lizi.tw由于我今天被迫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手头没有那些早已失散了的收藏品的目录,所以我只能随便列举几件收藏品从中可以窥见处于不朽时刻的世间天才。

    在那些收藏中,有一张是达芬奇工作笔记的手稿,是他用向左倾斜的

    笔体书写的对素描的附注；有四页拿破仑用几乎不能辨认的字体写给他在黑

    沃利的士兵们的军令；那里有用大幅印刷纸印的巴尔扎克的一整部小说,每一印张上都有上千处字迹甚为清楚的校改,说明在上面进行了反复的推敲。

    幸亏因为一所美国大学需要它的照片复制品,从而把它保存了下来。那里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鲜为人知的最初手稿,这部为他心爱的科西玛瓦

    格纳而写的手稿在悲剧的诞生发表之前好久就写成了；在我的收藏中还

    有巴赫的一部康塔塔1、格鲁克的阿尔西斯特咏叹调和一首韩德尔的咏叹调,韩德尔的音乐手稿是所有音乐手稿中最为稀世罕见的,我总是找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手稿,而且绝大部分都找到了,如勃拉姆斯的吉普赛人之歌、肖

    邦的巴尔卡罗勒、舒伯特的千古流传的致音乐、海顿的皇帝四重

    奏中上帝保佑的不朽旋律,在有些情况下,我甚至能做到:从收集一件具有独创性的手稿开始,扩大到收集能概括一生创作个性的手稿。于是,我不仅有一张莫扎特十一岁时稚气未脱的手稿,而且还有他为歌德的紫罗兰所作的瞅曲手稿这首不朽的歌是他歌曲艺术的标志。在他的舞曲中,我收藏的手稿有:表现费加罗“不再受人欺凌”的小步舞曲；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小天使咏叹调,以及那些从来没有全文公开发表过的写给巴斯勒1

    的十分粗鲁的和一首轻佻的卡农2；最后还有一页在他逝世前不久写的狄托

    的仁慈3中的一首咏叹调的手稿。我收藏的歌德的手稿也能勾画他一生的轮廓。从他九岁时的一篇拉丁文译文的手稿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八十二岁时作的一首诗的手稿。在这中间有一大张他的顶峰之作的手稿,即浮士德的一张双西对开页的手稿；还有他的自然科学论文的原稿,许多诗作的手稿以及从他一生各不相同的阶段中选来的绘画手稿,从这十五件手稿中人们可以概观歌德的一生。但我收集的我最尊敬的贝多芬的手稿却不能全面概括他的一生。我的发行人基彭贝尔格教授是我在收集歌德和贝多芬的手槁时的对手和竞争者。他是瑞士的大富翁,他收集的贝多芬的珍贵手稿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但是我收藏的贝多芬的遗物至少可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最1康塔塔ksntate,源于意大利文tare,意为“歌唱”:与sotata演奏对称,是多乐章声乐曲,以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组成之,故一译“大合唱”。巴赫作有康塔塔二百余部,绝大多数为宗教性,其中世俗康塔塔仅遗留二十五部。

    1巴斯勒,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一个爱为主人帮闲拍马的音乐教师。

    2卡农,复调音乐之一种,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末乐章。

    3狄托的仁慈thecyoftitus,莫扎特于一七九一年创作的二幕歌剧,剧情是关于古罗马皇帝狄托titus,约四十八十一的仁政。它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上演后九星期作者逝世。

    凄凉的一刻这是世界上没有一家博物馆能提供的,且不说我收藏着贝多

    芬青年时代的笔记本、他的歌曲吻的手稿和哀格蒙特乐谱片断的手

    稿。小说站  www.xsz.tw由于碰到一次好运,我得到了贝多芬房间里剩下的全部陈设,那些陈设是在他死后被拍卖,而由枢密顾问官布罗伊宁购得,然后转让给我的。主要

    是那张大写字台以及藏在写字台抽里的他的两位恋人的画像:一幅是吉乌莉

    塔古西亚尔蒂伯爵夫人,另一幅是埃尔德蒂伯爵夫人。还有那只直到他临终前还一直保存在自己床边的钱箱,那张斜面小写字桌他卧在床上还一

    直在这张小斜面桌上写下最后的乐谱和书信；还有一绺从他临终床上剪下来

    的白色卷发、讣告信函；以及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张洗衣单,可以拍卖的家具什物的清单,他在维也纳的全体朋友为他身后无依无靠的女厨莎莉而认购遗物的字据。由于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总是经常会碰上好运气,所以在我得到他房间里的一切遗物之后不久,我又有机会弄到三幅他在临终床上的素描。从那几幅同时代人的绘画中,我们知道,在十一月二十六日1贝多芬弥留之际,一位年轻的画家和舒伯特的朋友约瑟夫特尔切尔想把垂死的贝多芬画下来,但是他被那位认为这是大不恭敬的枢密顾问官布罗伊宁赶出了死者的房间。那几幅素描销声匿迹了数百年,一直到那位名气不大的画家的好几十本素描手稿在布尔诺2的一次小小拍卖中。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出售时,才突然发现在手稿中有那三幅素描。不知怎么一回事,好运接踵而来,一天,有一个商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对贝多芬在临终床上的画像真迹有兴趣。我回答说,我自己已经有了。但是后来才弄清楚,那张打算卖给我的手稿就是后来的丹豪塞1的非常著名的贝多芬临终遗像的石版画。于是我把所

    有那些以视觉形式保留了那个值得纪念、真正不该消失的最后时刻的画像收

    藏在一起。

    毫无疑问,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那些物品的占有者,而仅仅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期的保管者。吸引我的不是那种占有的**、据为己有的**,商是要把那些珍品搜集到一起的心情,是把收藏当作一项艺术性的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项收集工作本身,从总的长远的观点来看,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尽管已经收集到了许多东西,但我还是迟迟不整理出一份目录,因为我仍然处在初创时期,工作正在进行,且不够完臻,尚缺少某些名人和某些手稿。经过一番考虑,我当时的想法是把那些独一无二的收藏品在我死后转变给一所能满足我特殊条件的研究所,也就是说、该研究所能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完善那些收藏。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全部收藏就不会凝固僵化；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它会在我身后五十和一百年的时间内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从而成为一种越来越完美的齐全的收藏。

    可是对我们那一代历经磨难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想到自己身后的事的。

    随着希特动时代的开始和我远离家园,我的搜集收藏品的乐趣也就没有了。

    再说,把一些东西保存在某处的安全性也不具备。有一段时间,我还把一部分收藏品放在保险箱里,放在朋友那里,但是后来我决心按歌德说的话去1据原书出版者注,此处茨威格记忆有误。贝多芬死于三月二十六日。

    2布尔诺brunn,今捷克一小城镇。

    1约瑟夫丹豪塞josephdanhauser,一八○五一八四五,奥地利画家,维也纳市民风俗画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母爱等。

    如果博物馆、收藏品和兵器库得不到继续充实的话,还不如把它们封存起来。小说站  www.xsz.tw我宁愿和我今后再也无能为力的搜集工作告别。临分手时,我把主要是

    我同时代的朋友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一部分收藏品送给了维也纳的国家图书

    馆。另一部分我变卖给了别人,其余部分,过去和现在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在乎了。我的乐起从此就一直在于自己的创作,而不再在于别人已经创作好的作品。我放弃了收藏,但我不感到后悔。因为在那些敌视一切艺术、敌视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还必须新学会一种艺术,即舍得放弃的艺术:向我们曾经视为骄傲和热爱过的一切诀别。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搜集、玩乐而年复一年地过

    去。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已是五十岑的人了。对萨尔茨堡那位老实巴交的白发邮差来说,那一天可晕一个倒楣的日子。因为在德国有这样一种庭好的习俗,一个作家到了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报纸上要为他大大庆祝一番。所以那位老邮差不得不将大批的信件和电报从一级级陡峭的台阶上拖上来。在我打开那些信件和电报之前,我就思忖,那一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人生的第五十个年头被看作是一个转折；我不安地回首过去,我已经走过了多少路程,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还要继续向上奋进。我细细琢磨已经度过的时光；回顾那五十年的生活历程,我想起我是怎样从自己的家走进这阿尔卑斯山区、然后又到了那块缓缓倾斜的谷地1,同时我心里又不得不这样想,那块谷地很可能是罪恶之薮,我没有什么可感激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人们最终给予我的,要比我期待的多得多。传播媒介界我正是藉助它们而得以发展,并且通过它们发表自己的诗歌、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我童年的最大胆的梦想。岛屿出版社特地发行了一本我的业已出版的各种文本著作的总目录,作为庆祝我五十寿辰的礼物,它本身就已经象是一本书,里面什么语种都有了,有保加利亚文、芬兰文、葡萄牙文、亚美尼亚文、中文和马拉提文2。传播媒介界还把我的话和思想用盲文、速记、各种外国的铅字与方言传播到人们中间,我的生存空间远远地超出我自己居住的范围我和我们那个时代一些最优秀的人物给成了私人朋友,我欣赏过最

    完美的演出；我可以游览和观瞻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绘画、世界上最美

    的风景我没有职务和职业上的羁绊,始终自由自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乐趣,不仅如此,我的工作还给他人带来乐趣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呢到处是我的书:难道会有人把这些书郁毁了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那里是我的家,难道会有人把我从家里赶出去那里有我的朋友难道我有朝一日会失去他们我曾经毫无畏惧地想到过死,想到过患病,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却从未想到过我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填,没有想到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而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浪迹天涯,我没有想到我的那些书籍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在德国会那是一块罪恶之薮。

    象一个罪犯的名字似的受到指责,我没有想到原来的那一班朋友他

    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放在我的桌上在以后的邂逅中会突然脸

    1那块谷地是指萨尔茨堡,希特勒也曾在萨尔茨堡居住过,因此茨威格说2马拉提文,印度孟买省中部马拉提人用的文字,色变得苍白。我没有想到我在三四十年里孜孜不倦所做出的一切业绩竟会被一笔抹煞。我没有想到我当时自以为在生活中十分稳固的一切竟会分崩离析。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事业即将接近顶峰的时候竟又要我以力不从心的精力和交瘁的心去重新开始一切。说真的,在我庆祝五十寿辰的那一无,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荒唐事。当时,我是心满意足,从而也热爱生活。我无忧无虑,即使我不再进行任何写作,我的已出版砌书籍也足够我生活。似乎一切都已得到,万事大吉。我早年在父母家中获得、尔后在战争中失去的那种安全感,又依靠我自己的力量重新获得。我还想得到什么呢不过,奇怪的是恰恰在我不知道还想得到什么的时候,却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快。在我的内心中好象有什么东西不是我自己在发问:要是你的生活始终这样下去,始终这样一帆风顺,始终这样有条不紊,始终这样有收获,始终这样舒服和没有新的焦虑和磨难,难道果真就不错了吗这种优裕的、完全有保障的生活难道不是更不符合你的本性吗我沉思着在房子里走来走去。那幢房子在那几年已完全按照我的愿望变得相当漂亮了。可是,难道我就应该始终在那幢房子里生活始终坐在同一张写字桌旁,一本接一本地写书然后坐等一笔又一笔的版税渐渐变成一位尊贵的先生,用礼俗端正的品行来维护自己的名声和著作和一切意外的事件、一切焦虑不安、一切危险隔绝难道我就应该在笔直、平坦的大道上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一直到六七十岁我心中继续这样梦想着,对我来说,出现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新鲜的事,一些使我感到不安、焦虑但同时又能使我变得年轻的事,岂不是更好吗因为这些事将会促使我去从事新的、也许是比较危险的斗争。

    是呀,在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当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又渴望紧张。所以,我在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内心深处只有这样一种居心不良的愿望:但愿会发生一些能把我再次从那充满安全感的舒适环境中拽出来的事,但愿会发生一些迫使我不象以往似的继续生活下去、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事。难道这是我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变得迟钝的表现抑或这是一种神秘的预感,它让当时的我为了寻求内心的发展而渴望另一种复为艰难的生活对此,我并不知道得很清楚。

    我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在那个特殊时刻,从无意识的朦胧中产生的想法根本不是一种说得清楚的愿望,也肯定不是和清醒的意志有联系的东西。

    它只是我感觉到的一种倏忽而亲的念头,大概也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念头,而是一种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的出自幽冥的念头。可是,驾驭我生活的那种神秘力量想必已觉察到我这一念头。驾驭我生活的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它曾满足了我从来不敢大胆奢望的许多东西。担它当时已顺从我的意愿,举起自己的手准备把我生活的基不彻底粉碎,同时迫使我在生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种更为艰难困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希特勒的崛起

    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所以我今天已记不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的。这个名字我们当时已经听了许多年,我们不得不每天,甚至每秒钟都联想到或者说出这个名字。这个家伙给我们世界带来的灾难比一切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不管怎么说,那肯定是相当早的事了因为我们萨尔茨堡离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可以说是它的邻近城市,只要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便会很快传到我们这里来。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今天怎么也想不起那个日子来了一位熟人从那里来,抱怨说,慕尼黑已经又闹起来了,尤其是那里有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煽风点火的家伙,他用大打出手的方法扰乱会场,并用最下流的方式煽动人们反对共和国与犹太人。

    当时,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耳朵,是空空洞洞的、没有分量的,后来我也没有再去想它。因为正如今天早已消隐得无影无踪的许多煽动家和暴乱者的名字在当时混乱的德国出现一样,不用多长时间便又消失了。比如,带领波罗的海部队的上校艾哈特1的名字,卡普2将军的名字。政治谋杀者们的名字,巴伐利亚**者的名字,莱茵地区分裂主义者的名字,志愿军头目的名字。几百个这样的小气泡在发了酵的泥塘里翻滚着,既不产生爆炸,也不留下什么,只是化作一阵恶气,把尚未愈合的德国伤口里的腐烂过程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份那个新纳粹运动的名叫米斯巴赫报的小报那份报纸后来发展为人民观察家.米斯巴赫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那份报纸也办得粗俗鄙陋。那么,究竟是谁这样关心它呢我几乎每星期都去国界那边的近镇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加登,后来有一

    次我在那里看到了穿着翻口长统靴和褐色衬衫的年轻学生队伍排头是小

    个儿,后面是大高个他们每个人的手臀上都佩带着颜色显明的卐字形袖章。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他们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并装饰以卐字符号,我第一次察觉到,在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乌合之众的背后一定有有钱和有影响的人物存在。当时希特勒还只能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里发表演说,他一个人是不能把几千个年轻人武装成一支耗费如此浩大的队伍的。必然有更强有力的人物才能推动那个新“运动”。他们的制服是簇新的,在那个真正的老兵都穿着破旧军服走来走去的时代,从一个城市派到另一个城市的“冲锋队员”竟然拥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停车场:里面停的全是崭新的汽车、摩托和载重车。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

    是军队领导人对那些年轻人进行了战术上的训练或者如当时人们所说的

    “准军事”训练而且肯定是德国国防部本身提供物质条件,来进行那种有计划的技术训练,希带动一开始就是德国国防部秘密情报处的密探。恰巧不久我有机会亲眼目睹那种事先训练过的“战斗行动”。在边境的门个小镇,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以和平的方式举行集会,突然有四辆大卡车急驰而来,每一辆车上都载满了手持橡皮棍的年轻纳粹党徒,完全如我在咸尼斯圣马可广1艾哈特hetnnebrkardt,一八八一一九七一德国海军军官。志愿军头目。曾参加卡普暴动。

    2卡普wolfgangkapp,一八五**二二德国政治家。一九二○年三月发动暴动,一九二二年死于受审前的监禁中。

    场旁边看到的一样。那些纳粹党徒闪电般地对毫无准备的人群进行突然袭击。是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学来的同一种方法,只是在军事上更加训练有素,用德国的话说,对细枝未节都作了系统的准备。冲锋队员随着一声哨响,迅猛地跳下汽车,用橡皮棍向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抡去,警察还没有来得及干预,或者工人们还没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已经重新跳上汽车,飞驰而去。

    使我惊异不已的是他们那些蹦上跳下攀登汽车的准确动作,那些动作每一次都是按那帮歹徒头目的一声尖厉的哨声完成的。看得出来,每一个年轻队员事先都已知道,用怎样

    ...

    的技巧、从汽车的哪一个轮子爬上去,跳到哪一个位置,以避免和下一个人碰撞,从而不致给全体造成危险,他们的肌肉和神经对此早已有所准备。小说站  www.xsz.tw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人的机敏所能做到的；手的每一个动作肯定早就在营房、在练兵场练了几十次、几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那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袭击、暴行和恐怖活动而训练的。

    不久,人们便可听到更多的有关在巴伐利亚州举行的那些地下演习。当大家熟睡的时候,那些年轻的队员便悄俏地溜出房间,集合在一起,进行夜间“野外训练”,由国家或者党的秘密资助人出钱,由正在服役或已经退役的国防军的军官们训练那支部队,当局对那些难得的夜间演习并不太注意。

    当局是真的睡着了吗或者只是闭上了眼睛当局对那个运动是袖手旁观呢,还是暗地里助长它的气焰不管怎么说,曾经暗地里支持过这个运动的

    当局后来自己也被那突然出现的运动所使用的那种残暴手段和快速行动惊骇

    得不知所措。当局在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慕尼黑已经落入希特勒之手。一切行政部门均被占据,报纸被手枪逼着宣告革命已经胜利完成。一筹莫展的共和国只是象做梦似地眼望着鲁登道夫将军如救星一般从那云雾中升起,他是许多自以为能战胜希特勒的人物中间的第一人。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如愿,反而被希特劾愚弄了。那次想征服德国的著名的啤酒馆暴动是上午开始的,但到中午就完蛋,这是大家知道的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讲述世界历史.希特勒逃跑了,不久又被捕；那个运动也随之消失。到了一九二三年,卐标记不见了；冲锋队和希特勒的名字也几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再想到他可能会是一个掌权的人物。

    若干年后,希特勒才又重新出现,是当时对现状不满的怒涛把他匆匆抬出来的。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还有外国的愚羹举动,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动；此外,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建立秩序,一下子便会有几十万人随着他走。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没有注意到危险。少数作家也真的花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纲领,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的华而不实的风格。民主主义的大报纸不是去提高人们的警惕而是每天抚慰自己的读者,说什么依靠用重工业和冒险借来的钱勉强维持着的那种耗费巨资的宣传运动是不可避免地要在明天、后天彻底破产的。然而在外国,人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理解那个基本道理,那就是在那些年里德国为什么会低估和轻视希特勒的为人和他不断扩大的权力的,这是因为德国从来不仅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而且在等级观念里还要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学历”的顶礼膜拜。除了一些将军以外,那个国家的高级职务都是由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的；而当时在英国却有一个洛德乔治1,在意大利有一个加里波第和一个墨索里尼,在法国有一个布里昂2,他们都是从平民走向国家最高职位的。一个还没有读完市立中学、更谈不上读完大学的人,一个在成年男

    子收容所里度过夜、而且常年用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的手段过着不明不自

    生活的人3,竟也能接近一个冯施泰因男爵。一个俾斯麦、一个比洛亲王4曾经占有过的位子,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看重学历的；在他们来看,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这使他们上了大当。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们认为,这个小丑绝不会变得非常危险,而希特勒却早已藉助他的幕后指使者为自己在广泛的阶层赢得了有力的支持者,不仅如此,即使当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当上了总理时,竟还有一大批人,甚至连那些把他推上那个位子的人,还只是把他看作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人,把纳粹的统治看作是暂时的插曲。

    希特勒的奸雄本色在那时才大量表现出来。多少年来,他向各方面许愿,

    争取到了各个政党的重要代表人物；那些代表人物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

    名小卒“的神秘力量为自己的月的服务。后来,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采用了同样的伎俩,以发誓和以德国人的忠心和那些他想消灭和铲除的人结盟。他的上台,说明他的这种伎俩取得了初步胜利。所以,他完全知道,怎样用许诺来欺骗各方面的人；从而使他在掌权的那一天,即使在最对立的营垒里也竟然会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在多伦5的君主政体主义者们认为,他是皇帝最可靠的开路先锋。在慕尼黑的古老的巴伐利亚维泰尔斯巴赫6王族的君主政体主义者们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也把他看成是”他们的“人。

    德意志国家主义者们希望他为他们把木材劈小,以便添进他们自己的炉子里。他们的领袖胡根贝尔格1根据事先的协议为自己在希特勒内阁里弄得了最重要的职位,他相信自己因此而站住了脚跟当然,没过几个星期,信誉旦旦的协议犹在,他却被赶出了内阁。重工业家们感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他们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他们巴望着他登上权力的宝座,他是他们多年来暗暗地用钱扶植起来的,而那些日益贫困的小市民们也同样舒了一口气,因为希特勒曾在上百次的集会上答应他们要“打碎利息的桎梏”。小商人们想起了要关闭大商店他们最危险的竞争者的许诺这个许诺从未有实现过,而特别欢迎希特勒的,要算是军界,因为希特勒用军事眼光考虑一切,臭骂和平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非常不高兴看他青云直上,因为他们希望他将扼杀他们的死敌那些挤在他们背后的令人讨厌的**人。最不相同、最对立的党都把这个对各阶层、各个政党、各种倾向的代表作过许诺并发过誓的“无名小卒”当作自己的朋友,就连德国的犹太人也并不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1洛德乔治lloydgee,david一八六三一九四五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一**○年起为了院议员。一九一六年为陆军大臣。一九二二年任首相。

    2布里昂aristidebriand,一八六二一九三二,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主张德法亲近。一九二六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3指希特勒。

    6维泰尔斯巴赫telsbach德国中古时代巴伐利亚王族。

    1胡根贝尔格alfredhijgenberg,一八六五一九五一,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一九○八一九一八年为克虏伯公司董事会主席。一九二○一九四五年为帝国议会议员。

    一个当上“部长的雅各宾派”就不再是雅各宾派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总理当然一定会阻止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野蛮行径。再说,在那样一个法律已经

    牢牢固定下来、国会里多数人都和他对立、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

    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接着,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1撤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当人们知道集中营就设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秘密审讯室就设在兵营里,无辜的人就在那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和手续就彼处死,都不觉毛骨谏然。台湾小说网  www.192.tw有人心里想,可能只是一开始丧失理智的狂怒表现罢,那样的享不会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然而那才仅仅是开始呢。世界上的人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怀着侥幸心理。不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但是,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茨堡山地或者游过边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惶失措地盯着别人；躲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整个世界。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自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儿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

    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良知、欧洲良知、世界良知的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由于我试图在这里尽可能忠于事实,所以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我们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每当一件事闯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都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诚然,我们这些自由、**的作家们对某些必然会来的困难、烦恼、敌对行动事先是清楚的。国会纵火案刚发生后,我便跟我的出版者说,我的书很快就要在德国成为过去的事了。我将不会忘记他当时那副惊愕的神情。“谁会禁止您的书呢”他说这旬话是在一九三三年。当时还不胜惊诧“您可从来没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或干预过政治呀。”我发觉: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如几个月之启已经成为事实的焚书以及各种刑具的使用,在希特勒掌权一个月之后,对那些思想深远的人来说也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伺家社会主义惯于用卑鄙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已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欧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暴行是在“国界那一边”

    进行这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作出什么天才之举,但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针对一个在道德上、尔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就是那个早就决定了的行动:消灭任何自由的言论和任何**的书籍,也是按照那种事先试探的方法在德国取得成功的。当时,没有立即颁布一项公然禁止我们著作的法律那项法律是两年之后才宣布的,他们开始没有颁布那种法律,只是先采取小1戈林hernng,一**三一九四六纳粹德国战犯。一九二二年加入纳粹党,不久为“冲锋队”头子。一九三三年为盖世太保的头子。后任空军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定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计划,一九四六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服刑前自杀。

    心翼翼的试探,看看能走多远,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

    德国的大学生对任何能表现他们反动思想的机会都是很兴奋的。他们顺从地在每所大学聚众闹事,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取走,带着那些猎获品,举着飘扬的旗帜,向一处公共场所走去。他们有时候在那里按照德国古老的习惯,把书籍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中古时代的风尚突然变成了时髦,我今天自己身边就有一本曾被钉上过耻辱柱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个友好的大学生在执行完任务后抢救出来,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有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1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最终决定赞成焚书,但是焚书一事始终还是一种半官方的措施。然而公众却没

    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丁点儿的教训仍还有什么能

    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尽管书商们受到警告；不准再把我们的书放进橱窗,也尽管再没有。家报纸提到那些书,但是那些真正的读者却丝毫不受影响。在尚未设立监狱和集中营的那会儿,我的书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过刁难和凌辱,然而销售量几乎和从前一样多。为了把几十万和几百万德国人与我们强行疏远开,才非得把那个“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赫然规定,即那个把印刷、出售和传播我们的著作说成是政治犯罪的规定变成法律不可,不过,那些德国人当时还是喜欢读我们的作品,而不喜欢所有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乳臭未干的诗人,他们愿意在我们的创作中忠实地陪伴我们。

    能在德国和卓越的同时代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1、韦尔弗尔、弗

    洛伊德、爱因斯但2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认为他们的作品远比我的作品重要

    得多起承当那种完全被剥夺文学创作的命运,与其说感到耻辱,不如说感到光荣。不过,无论哪一种殉道者的姿态都会令我非常反感,所以,我很不愿意提及那种相连在一起的共同命运。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纳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处于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中间,正是我创作的文学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里的高级人物和最高级人物中间一再成为他们最恼火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而使我感到一定的满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高兴事,因为我让那个新时代一时最强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不时恼怒。

    在新政权的最初几天,我就无辜地被安上一条捣乱的罪名。当时全德国

    正放映着一部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1改编的、而且片名也叫灼

    1戈培尔pauijosephgoebbel,一**七一九四五,纳粹德国战犯。早年当过新闻记者。一九二二年加入纳粹党。一九二八年起掌管该党宣传机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任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一贯造谣,鼓吹战争,宣传种族主义谬论。苏军占领柏林时自杀。

    1亨利希曼heinri,一八七一一九五○,德国近代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臣仆等。

    2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一八七九一九五五.德国物理学家。狄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一九二一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茨威格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brennendesgelieis,又可译为燃烧的秘密,这使当时的观众人的秘密的电影。根本没有人对此表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反感。可是在

    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徒妄图嫁祸于**人而未能得逞之后竟发生了

    这样一件事:在电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广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哄然大笑。不一会儿,盖世太保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个片名前天笑的缘故。当天晚上,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并命令停映这部电影。从第二天起,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的书名也就从所有的报纸广告和一切招贴广告的柱子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禁止这样一句使他们感到不安的话,甚至焚烧和撕毁我们的全部书籍,在当时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

    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因为在关键性的时刻他们不能同时伤害另一个他们正极为需要用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的声望的人,他就是德意志民族最伟大、最闻名、当时还活着的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我当时刚巧和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剧。

    那是我第一次和里夏德施特劳斯合作。在此之前,从埃勒克特拉和蔷蔽骑士2开始,他的所有歌剧的歌词都是由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写的,而且我也从未见过里夏德施特劳斯本人。霍夫曼斯培尔死后,里夏德施特劳斯通过我的出版商跟我说,他很想开始创作一部新歌剧,问我是不是愿意为他写一部歌剧的歌词。我对这样一种请求感到莫大的荣幸。自从马克斯雷格尔为我的第一批诗歌谱曲以后,我一直生活在音乐和音乐家的圈子里。我与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阿尔滨贝尔格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但我不知道,在我们时代的音乐创作家中,有谁能比里夏德施特劳斯更使我乐意为他效夯。里夏德施特劳斯是纯德意志血统音乐家的伟大后裔中最后一位了。这个伟大世系从韩德尔、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一直延续到我们那个时代。我马上表示愿意,并在第一次会面时就向施特劳斯建议,用本琼生1的沉默的女人作一部歌剧的主题。施特劳斯对我提出的所有建议理解得非常迅速、非常清楚,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我从未想到他身上会有一种如此敏捷的对艺术的理解力、一种如此惊人的对戏剧的知识。我还正在介绍那部歌剧素材的时候,他已经使它具有了戏剧的形式,更加今人惊异的是,他把那些素材和他自己最大的才能结合得珠联壁合。他对自己能发挥所长的地方,简直了如指掌。我在一生中遇到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有象他那样如此清醒、如此客观地看待自己。合作刚一开始,施特劳斯马上坦诚地向我承认,一个七十高龄的音乐家不再具有音乐灵感的原始力量。他说,他也许再也创作不出如梯尔欧伦施皮格尔或死亡与神化那样一些交响乐作品了,因为恰恰是纯音乐需要一种最高的创作活力。不过,歌词还始终会使他产生灵感。他说,他还能够将一种现成的、已经形成的主题用音乐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因为对他来说,音乐的旋津是自动从那些意境和诗歌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他到了晚年,就专门从事歌剧创作了,他说,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歌剧作为艺术形式本已过时。他说,瓦格纳是伟大的高峰,无人能够超越他。“不过,”他联想起国会纵火案的内幕,纳粹对此也十分敏感。

    2埃勒克特拉和蔷薇骑士均为里互德施特劳斯的歌剧作品。

    1本琼生benjonson,一五七二一六三七英国人文主义戏剧家,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

    他曾同莎士比亚进行过多次激烈争论,批评莎士比亚。他认为,喜剧不应去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而应象在实际生活中一样描写思考着与行动着的人物,代表作有讽刺喜剧伏尔蓬涅等。

    用粗犷的

    ...

    巴伐利亚人的笑声补充道,“我可以绕开他走。栗子小说    m.lizi.tw”

    在我们弄清剧本的基本轮廓之后,他又提醒我几点要注意的细节,他说,他让我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一部预先用威尔地1的歌剧格式裁剪好的歌词永远也不会给他灵感,而只有一部富有诗意的作品才会令他灵感勃发。他说,如果我能构思出一些能使音色多变的形式,那他就太高兴了。他说:“我不象莫扎特,能忽然产生长长的旋律。我总是先从短的主旋律开始。不过,我知道以后怎样去变奏那个主旋律,去自由装饰那个主旋律,把蕴藏其中的一切从主旋律中挖掘出来。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仿效我的做法。”我对他的这种坦率真又是惊愕不已；说实在,施特劳斯的作品几乎没有超过若干个节拍的旋

    律；可是那些节拍不多的旋律如蔷蔽骑士的华尔兹一一后来又是怎样升

    华,怎样用赋格作曲法使它们变成完美绚丽的音乐的呵完全跟第一次相遇时一样,在每次新的晤面时,我总是对他满怀崇敬之情。赞赏那位年迈的大师在自己的创作中有这样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坐在萨尔茨堡会演大厅里聆听他的埃及的海伦娜的内部彩排。大厅里没有别人,周围是漆黑一片。他专心地倾听着。我忽然发现他在轻轻地、不耐焕地用手指敲击着坐椅扶手,然后小声地跟我说:“不好,很不好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几分钟之后,他又说:“我要是干脆把它删掉呢哦,天哪,那完全是空洞、冗长,太冗长了”又过了几分钟,他说:“您看,这不错吧”他评判自己的作品是那样客观,那样实事求是,好象他第一次听到那音乐似的,好象那音乐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作曲家创作的。他衡量自己的那种令人惊奇的感情从未离开过他。他对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有多大能耐,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太感兴趣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比别人差多少或者比别人强多少。他也同样不感兴趣: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

    使他感到乐趣的是创作本身。

    施特劳斯的“创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他没有那种精灵作祟的力量,没有艺术家的“颠狂”,没有那些沮丧和绝望象人们从生活传记中所知道的贝多芬和瓦格纳似的。施特劳斯创作时既实际又冷静,他作曲的时候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样,象所有技艺高超的艺术大师一样安详而有条不紊。上午九点,他坐到桌边,继续在他昨天作曲时停顿下来的地方工作,象通常一样铅笔写初稿,用墨水笔写钢琴总谱,不停地一直写到十二点或午后一点。下午,他玩纸牌,誊抄两、三页总谱。晚上,他有时还要到剧院去指挥乐队。任何一种神经衰弱的病症与他都无缘。他的艺术智慧无论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是同样的光辉、明晰。当仆人敲门,给他送来指挥乐队时穿的燕尾服时,他就放下工作,站起身来,乘车去剧院。他指挥乐队时是同样自信和安详,就象他下午玩纸牌时一样,到了第二天早晨,灵感又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施特劳斯是按歌德的话来“指挥”自己的灵感的:他认为,能力就是艺术,甚至各种能力都是艺术,诚如他用诙谐的话所说:“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该是什么样,他也得能为一张菜单谱曲。”

    困难吓不倒他,只会给这位正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巨匠带来乐趣。我今天还高兴地记得,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跟我说:“我给那位女歌唱家布下了疑团谜她要是猜得出来,一定得费死脑筋。”当时,他的一双蓝色的小眼睛多1威尔地giuseppeverdi,一八一三九○一意大利作曲家。歌剧作品有茶花女、阿依达等。

    么炯炯有神呵在那样难得的时刻,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你会感觉到,好象有什么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隐藏在这个奇怪的人身上。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的工作方法是准时、按部就班、扎扎实实犹如手工一般、看上去心不在焉,刚开始会使人有点儿失望,恰似他的面孔一样。他的面庞属于一般的圆形,胖乎乎的、孩童似的脸颊,额角微微偏后,乍一看,毫无特色。可是你要是再看一下他的眼睛,那双明亮、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在那张平凡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一种特别神秘的力量。那双眼睛大概是我在一个音乐家身上看到的一双最清澈的眼睛,不是具有魔力的眼睛,而是一双显出睿智的眼睛,是一双彻底认识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在那次令人振奋的会面以后,我回到了萨尔茨堡,接着便开始工作。自然是出于好奇,我想试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写的诗句。两个星期后,我就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给他。他很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句歌唱大师的名言:“一鸣惊人。”作为对第二幕的更为热烈的祝贺,他寄未了他的歌曲有开头几句:“啊我找到了你,你这个可爱的孩子”他的那种喜悦,或者悦对我的鼓励,给我以后的创作带来难以形容的快乐。里夏德施特劳斯在我写的歌剧脚本上没有改动一行字,只是有一次因为反向进行的声部需要,他请我再加上三四行字。我们之间就这样开始了最诚挚的关系。他到我们家来,我去他住的地方加米施1。他在加米施用他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按照初稿断断续续为我演奏了整部歌剧。完全象预先商定好似的其实,既没有协议,也不是义务:我在完成那部歌剧之后,又立即着手写第二部,而他也早已毫无保留地同意了那第二部歌剧的基本内容。

    一九三三年一月,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时,我们的歌删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已全部完成。可是几个星期后,当局下令,严厉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一个犹太人以某种形式参与的那些作品这一骇人听涧的强制措施甚至对死人也不放过,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2立像被拆除了,此举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乐界的朋友。这条禁令一下,对我来说,我们那部歌剧的命运也就完了。我似为里夏德施特劳斯自然会放弃和我继续合作而和别人另:搞一部作品。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相反,倒是他提醒我,说我应该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因为他当时正在为第一部歌剧配乐。他表示,他并不想让任何一个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整个事情发展过程中,他一直对我恪守朋友的忠诚。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但对我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他接近权贵,常常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晤面,当富尔特温格勒1还在公开对抗希特勒的时候,他竟接受了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

    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当1加米施garsch:今西德一地名。

    2门德尔松ndelssohnbartboldy,一八0九八四七,德国作曲家。犹太人。少年时即与歌德交往,受其思想影响,一八四三年创建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于莱比锡。作品结构工致,旋律流畅。第三、第四交响乐及赫布里宽岛序曲尤为著名。

    1富尔特温格勒furtwangler,一八八六一九五四,德国著名指挥家。一九二二一九四

    五和一九四七一九五四任柏林乐团总指挥

    时不但最优秀的作家们,而且那些最著名的音乐家们都愤怒地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栗子小说    m.lizi.tw那些与纳粹分子沈瀣一气或投奔纳粹的少数人,在那些最广泛的艺术家圈子里不过是无名小卒,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它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施特劳斯跟我说过,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年代里,就用自己通过某种方法辛苦挣得的钱,去格拉茨2看过莎罗美3的演出,希特勒很尊敬他；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之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但不同的是,施特劳斯和纳粹共事,是有很多重要打算的。对他任何时候都真诚、执着信奉的艺术唯我主义来说,哪一个政权对他都一样。

    他曾作为宫廷乐队指挥为德国皇帝服务过,曾为皇帝的军乐配曲,后来又作为维也纳宫廷乐队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服务,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和国,他也曾是受欢迎的人。他如此奉迎纳粹分子,还出于和他生命攸关的利益,用纳粹的话来说,他负有一笔巨债。他的儿子和一个犹太女子结了婚,他肯定担心,他最最喜爱的孙子们会被当作废物排斥在校门外；他的新歌剧受到了我的牵累,他早先的歌剧又受到非“纯雅利安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牵累,他的出版商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是越来越迫切了,于是坚决地迈出了那一步。他到新主子们要他去的地方去指挥乐队,他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诣了一曲赞歌。同时,他在给我的那些阴郁而又直率的书信中说起他对那项委任并没有多少兴趣。事实上,在这个艺术家的神圣自我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让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首先是能看到那部新歌剧上演,那部歌剧跟他的心贴得特别近。

    他向国家社会主义作这样的让步,对我来说,肯定非常尴尬。因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好象我暗地里参与此事,或者说,在联合抵制行动中,我只同意这一次例外。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责难我,公开反对在纳粹德国演出那部歌剧。可是第一,我原则上讨厌那些公开的、感情激动的姿态,此外,我也不愿意给里夏德施特劳斯那样一位天才设置困难。施特劳斯毕竟是当时活着的最伟大的音乐家,而且已是七十岁的年纪了,他为那部作品花了三年时间,在那三年时间里,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全是友好的情谊、正直和勇气。因此,从我这方面说,采取沉默的态度,让事情自己发展,我以为是对的。

    再说,我知道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给德意志文化的新保护者们增添更多的因难。因为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

    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好听的借口以便能够让一项对他们自己的那位最伟大的

    音乐家的禁令得以成立。譬如说,他们把那部歌剧的脚本拿到所有官员和名人。那里去征求意见,暗地里却希望找到一个借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里有一个类似于蔷蔽骑士里的场面,即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一个已婚女人的卧室里走出来,那事情也许就好办。多了这很可能给他们一个必须捍卫德意志道德这样的借口。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的剧本中没有伤风败俗的描写。后来,他们把盖世太保那里的所有卡片索引和我过去的著作、都翻了一遍。就连这些地方也没有发现我曾对德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画2格拉茨graz:奥地利地名。

    3莎罗美是里夏德施特劳斯的歌剧。

    家也一样说过一句贬低的话或者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尽管他们一直在活动、在试探。可是所作的决定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是否

    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剥夺那位年迈的大师这可是他们自己把纳粹音乐的旗

    帜塞到那位大师手中的呵上演自己歌剧的权利,或者,是否应该说,和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名字赫然并排在一起的词作者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象已经发生过多次那样,再次玷污了德国剧院的节目单那真是国家奇耻大辱的日子他们大操其心和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的情景多么使我暗自高兴呵,我预料到,即使我不参与,或者更确切他说,我不置可否,我的那部音乐喜剧也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政党色彩的刺耳音乐。

    纳粹党在了结这件事以前,一直下不了决心。,可是,不管纳粹党是想违反自己的法律还是想反对那位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到了一九三四年初,不得不作出最后决定。因为时间不允许再继续拖下去。总谱、钢奉曲部分、歌词剧本早就印好了；道具服装已经在德累斯顿的皇家剧院预定好了,角色也分配好了,而且还作了排练,可是各级有关部门、戈林、戈培尔、国家文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以及宪兵队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这一切显得十分荒唐,但沉默的女人事件终究成了一件轰动的国家大事。所有的部门,没有一个敢于承担那种打破僵局的“同意”或者“禁止”的责任,别无他法,只得将这件事交给德国的主人、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决定。

    我的著作在此之彻就有幸受到不少纳粹分子的青睐；特别是富歇传一书,他们曾把它当作政治上毫无顾忌的榜样,一再加以研究和讨论。不过,继戈培尔和戈林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将不得不亲自下功夫研究我写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剧,我对此确实役有准备。作出决定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据我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说他们还举行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最后里夏德施特劳斯被召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权力者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斯,他将破例允许那部歌剧上演,尽管它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希特勒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大概完全象他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签署条约一样,不是出于本意,而是玩弄权术。

    对纳粹德国来说不舒服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被纳粹摈弃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又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戏剧海报上,各个剧院将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剧。我当然没有出席那一次演出,因为我知道观众大厅里一定挤满了穿褐色制服的人1,人们甚至估计希特勒本人也会出席其中一次演出。那部歌剧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必须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敬意。因为我知道,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十分高兴地利用了那次好机会,以便再一次,最后一次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那种种族观的反抗。他们用尽友好的言词未评论我的那部歌剧脚本。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所有的德国剧院都立刻预告:那部歌剧下一次演出的时间。

    在第二次演出之后,突然晴天霹雳。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接到通知:禁止上演那部歌剧。更有甚者,我吃惊地读到里夏德施特劳斯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的消息,每个人都清楚,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在我知道全部真相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事情是这样:施特劳斯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敦促我马上创作一部新的歌剧脚本,他在信中以惊人的坦率表示了他自己的态度。那封信落致了盖世太保手中。信被摆1指希特勒的党卫军。

    到施特劳斯面前,然后,施特劳斯不得不立即辞职,于是那部歌剧遭到了禁演。这样,那部德语歌剧当时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上演,不久又用意大利语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上演,那当然是得到当时还未拜倒在种族歧视脚下的墨索里尼的特别同意的,而德国人民却再也不能听到他们自己的、当

    时活着的、最伟大的年迈音乐家的那部颇为令人**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

    符了。

    当那件事颇为喧闹一阵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因为我觉得奥地利的动荡使我无法安静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家离边界是那么近,我只要随便一望就能看见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住所就在那座山上。那真是一个今人扫兴和深感不安的邻居。靠近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当然也使我有机会比我在维也纳的朋友更好地判断奥地利的危险局势。在维也纳,坐在咖啡馆里的人,甚至还有政府各部的人,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那一边”发生的事,认为它绝不会触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严密的组织不是还在吗它几乎得到半数国民的支持。自从希特勒的“德国基督教徒”公开非难基督教并公开宣称自己的元首“比耶稣基督还伟大”的时候起,天主教党不就已经和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对敌了吗法国、英国、奥地利的民族联盟不是奥地利的捍卫者吗墨素里尼不是说要坚决承担保护人的地位吗他不是还说要保证奥地利的**吗就连犹大人也漠不关心,他们装聋作哑,好象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权利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三小时路程那一边的同样讲德语的地方。他们愉快地坐在自己的家中；坐着自己的汽车行驶在马路上。除此以外,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句口头禅似的安慰话:“那种情况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可是,我回想起了在我短暂的俄国之行时于列宁格勒和当时出版我著作的人的一次谈话。他跟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过非常美好的光景。我问他,为什么不象许多人那样在革命一爆发就立刻离去“啊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象一个委员会和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会超出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当时的奥地利人同他一样,出于同样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骗自己。

    在靠近边界的萨尔茨堡,人们看事物比较清楚。狭窄的边界河上开始不断有人来往,年轻人夜里悄悄地渡过河去接受训练；煽动家们坐着汽车,或者持着登山杖装作纯朴的“旅游者”越过边界；在奥地利各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成员,同时威胁说,谁不及时表态,谁以后就一定得受惩罚。这使警察和国家官员都战战兢兢。人们开始动摇。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们的举止行为乱了方寸。的确,在生活中有许多亲身经历的小事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我和他有过三十年最密切、最友好的交往。我们互相都称你1,我们互相赠书题词,我们每个星期都见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这位老朋友和一个陌生的先生在一起走,我看见他立刻在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橱窗旁站住,并把背朝着我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指给那位陌生人看什么东西。好奇怪,我想:他肯定已经看见我了。但也可能是偶然吧。第二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可以下午到我这里来聊天。我答应了,但有些纳闷,因为我们过去总是在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是,他虽是紧急来访,却没有跟我1德国人之间称“你”表示亲密无间。跟客套的“您”含义有别。

    说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我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和我保持友谊,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作为我的青年时代的朋友而受到嫌疑。他在那座小城里不想对我表现得过分亲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便觉察到,平时常来的许多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我的必境变得危险了。

    我当时并设想到要彻底

    ...

    离开萨尔茨堡,但我终于和往常不一样,决定到外国去度冬天,以逃避一切小小的紧张气氛。小说站  www.xsz.tw可是我没预料到,当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离开我美丽的家园时,竟是一种告别。

    我曾打算在法国工作,以度过一月和二月。我爱那个有文化的美丽国家,我把它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没有觉得我是外国人。瓦雷里、罗曼罗

    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丹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

    拉克、让里夏尔布洛克,那些文学界的领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书在那上拥有几乎与在德国一样多的读者。在那里,没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作家,当作陌生人。我爱那里的人民,我爱那个国家,我爱巴黎这座城市,我在那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它是如此之深,以致每当我乘的列车开进巴黎北站时,便会产生这样的感情:我“回来”了。不过,那一次是由于特殊情况,我比往常提前离家,可是我又想在圣诞节后到巴黎。在这段时间里我到哪儿去呢我想起来了,自从我上完大学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多的世纪,可是我还没有重访英国。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老是待在巴黎呢,为什么不去伦敦待上十天或两个星期呢。为什么不用另一番眼光再去看看阔别多年的那些博物馆呢再育看那个国家和那个城市呢就这样,我没有去乘到巴黎的特别快车,而是坐上了去加莱1的火车。在三十年之后的又。一个十一月的日子里,仍然是那样迷雾蒙蒙,我又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了。一到伦敦我感到惊奇的第一件事是,我将不再象从前那样坐马车而是乘小汽车到旅馆去。雾,阴凉、柔和灰色的雾,还是和从前一样,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那座城市看上一眼,我

    那过了三十年的嗅觉又已闻到那种包围在你身旁的特别呛鼻、潮湿、郁闷的

    空气。

    我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也没有带多少期望。在伦敦,我几乎没有友好关系,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和英国作家在文学上的接触也不多。在他们和我们不完全相通的传统里,他们在自己的范周之内,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

    我今天不记得,在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放在我桌子上的许多书籍中,能找到一本英国作家作为礼品馈赠给我的书。我曾在赫勒劳1遇到过一次肖伯纳。

    有一次,威尔斯在访问萨尔茨堡时到过我家,我自己的那些书虽然都已译成英文,但在那里不太出名；英国还一直是我的著作发生影响最小的国家。在我和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出版商结成私人友谊的时候,我还从未见过一位要在英国出版我的著作的公司经理。因此,我作好了思想准备,象三十年前一样在那里忍受陌生的感觉。

    可是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几天之后,我在伦敦感到说不出来的舒适。不是伦敦大变样,而是我自己变了。我老了三十岁,在紧张和过度紧张的战争年代和战后年代之后,我渴求再次过上平静的生活,别再听到那些有关政治1法国北部地名,隔海与英国相望,为欧洲大陆与英国相距最近的海口.1自一九五○年起为德累斯顿城市的一部分。

    的事情在英国自然也有政党,辉格党2和托利党3,一个保守党,一个自由党和一个工党,它们之间的争论和我毫不相干。不用说,在文学中也有门户之见与流派,各种争吵与隐蔽的竞争,但我完全置身于外。特别使我感到舒适的我终于又感觉到在自己周围有一种谦恭的、宁静的、没有仇视的市民气氛。

    在前些年里,没有什么再比在农村和城市里笼罩着我的仇恨与紧张气氛更毒害我的生活了。我必须时刻小心提防自己被拽进那种争论中去。伦敦的居民没有那种张皇失措的表情,伦敦和我们那里不一样,在伦敦的公共生活中,诚实和温文尔雅有着较高的水准,而我们的国家由于充满了欺骗而变得不仁不义。栗子网  www.lizi.tw伦敦的居民生活安详、满足；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园、心爱的小玩意身上,他们不关心邻国发生的事。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但留我在那里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一部新作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好已出版,我正看着我写的伊拉斯谟那本书的校样,我在那本书中试图给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画像,那位人道主义者虽然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反动,可悲的却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种反动。在完成那部影时现实的作品之后,我打算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够多的了。可是到伦敦的第三天,我马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我对作家的手迹感兴趣,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浏览着展出的手迹,其中有一份关于处死苏格兰玛丽亚女王的手写报告。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真的参预了谋害她的第二个丈夫或者不是她因为晚上没有什么可看的读物,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首赞歌,它象保护圣灵一样保护着她,一本肤浅而又愚蠢的书。出于无法医治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它说的几乎完全相反。我立刻开始对这件事件发生兴趣。我打听哪一本是真实可靠的书,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于是我寻找,摸索,不知不觉陷入了两者的对比之中,而且在并不真正知道底细的情况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亚女王的书。那本书后来使我好几个星期离不开图书馆。当我一九三四年初重新回到奥地利时,我就已决定,我想要在安静的环境中把那本书写完,我得回到对我来说已变得可爱的伦敦。

    用不了两三天的工夫,我就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已变得非常糟糕。从充满宁静、安稳气氛的英国到那个弥漫着狂热和好斗气息的奥地利,就象人们在纽约的酷热的七月天,从一间空气凉爽、有空调的屋子里突然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纳粹的报纸开始慢慢破坏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他们感到经济压力和迫不及待的德国的颠覆势力越来越大。多尔富斯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的**、抵御希特勒,一直在拼命寻找最后一根支柱。

    法国和英国太疏远了,而且它们对奥地利也极为冷漠；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怀着宿怨,在跟维也纳竞争于是,只剩下意大利了,它当时正在争取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为奥地利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却为这种保护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奥地利应该顺应法西斯主义的潮流,解散国会,从而也就结束民主。然而,如果不消灭或者剥2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反对王权和国教而主张议会有最高权力的党,十九世纪演变成现在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对立。

    3一六七九年英国的保皇党,十九世纪中叶后的英国保守党。

    夺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最有势力、组织最严密的政党的权力,是不可能满足这一条件的。而要摧毁这个政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残酷的暴力。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针对那些恐怖暴行建立了一个组

    织,即所谓“民团”。从表面上看,可以想,它是一个极可怜的组织,它由

    外省的小律师、退役军官、不名身分的人、没有工作的工程师组成；他们对

    自己的处境感到失望,并且互相疯狂仇视。他们终于在那位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1亲王身上找到了一个所谓的领袖,那位亲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勒脚下,谩骂过共和国与民主,现在却带着自己的雇佣兵作为希特勒的敌手东游西荡,并许诺:“要罢许多人的官”。栗子网  www.lizi.tw那些民团到底想于什么,还不完全清楚。实际上,民团的目的,无非是想混一碗饭吃。他们的全部力量就是墨素里尼的拳头,是墨索里尼推着他们向前走。那些看上去好象是爱国主义的奥地利人实际上是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着的树墩自取灭亡,自己却不知道。

    社会民主党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从本身来说,那个党不必畏惧公开的斗争。它有自己的武器,并能通过总罢工使所有的铁路、水厂、电厂陷于瘫痪。但那个党知道,“希特勒正等着这样一次所谓的”赤色革命“,一旦有了这样的借口,他就可以作为”救世主“开进奥地利。所以,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比较恰当的做法,便是牺牲自己的大部分权利乃至国会,以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奥地利正处在希特勒主义的威胁阴影之中,一切有理智的人都会支持这样一种折衷方案。甚至连多尔富斯那样一个多谋善变、雄心勃勃、但又完全是个现实主义的人,也倾向于团结一致。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法伊1少校,他后来在谋杀多尔富斯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要求保卫同盟交出它的武器,并要求消灭任何民主、平等、自由的苗头。社会民主党人则反对这种要求,双方阵营接连不断互极发出威胁。人们感觉到,一场决战正迫在眉睫,我怀着大家都有的紧张情绪,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如此混浊的天气没有一阵暴风雨是不会晴朗的。“

    我在萨尔茨堡只待了几天,便马上去维也纳。恰恰是在二月的最初几天,突然来了那场暴风雨。民团在林茨袭击了工会的驻地,他们以为那里是军火库,要夺走那里的军火。工人们以总罢工回答,多尔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镇压那次人为的被迫“革命”。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逼向维也纳的工人住宅。进行整整三天艰苦的巷战；那是在西班牙之前欧洲最后一次民主和法西斯的较量。工人们在装备精良的强大优势面前坚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维也纳,因而我是那次决战的见证人,也是奥地利的**自杀的见证人,不过,由于我今天想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所以我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这样一件初看起来荒唐的事,即,我本人事先一点也没有看到那次革命。一个挺身而出,想要尽可能真实而又清楚他说明当时真相的人,1施塔勒姆贝尔格furste.r.von一starheerg.一**九九五六,一九二三年参加希特勒的暴动。

    后来支持多尔富斯。一九三八至一九五五年流亡国外。

    1法伊feye,一八人六九三八,一九三二九三五年为维也纳民团头目。多次出压多尔富斯和舒施尼克政府的部长。

    必须有勇气揭穿那些浪漫主义的想象。我觉得,最能表现现代革命的技术和本质特点的,莫过于那场革命是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发生,然而只涉及少数几个地方,因此绝大多数居民都看不见的革命。所以看起来非常奇怪:在那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里,我就待在维也纳,可是我丝毫没有看到在维也纳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什么也没看见,就连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毫无所知。大炮的轰击,许多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运走我却一具也没看到。每一个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都比显然是见证人的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经过。后来,我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那种惊人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离那发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只隔十条马路的人,也远远不及相隔在几千里之外的人知道得多。当几个月之后的一个中午多尔富斯在维也纳被暗杀后,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就在伦敦街头见到了那条消息。我马上向维也纳打电话；使我惊异的是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更使我吃惊的是,我获悉,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官邪只有五条街道的人竞不如在伦敦每个街角的人知道得多。我也只能以我在维也纳经历的那次革命作为例子从反

    面来说明:与今天同时代的一个人要想看到那些改变世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

    件发生是多么不容易,如果他不是恰巧处在关键性的位置的话。我当时经历

    的全过程是:我晚上和一位歌剧院的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相约在

    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是步行去环城大道的,正当我漫不经心地想横穿马路时,突然有几个芽着旧军服的人端着枪匆匆向我走来,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去那家人咖啡馆,他们才放我过去。我既不知道那些卫兵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实际上,当时市郊已进行了好几小时的枪战,可是在市内却没有人知道。因为我想第二天早晨回萨尔茨堡,当晚我国旅馆结账,那时旅馆的看门人才跟我说,恐怕走不成了,铁路不通车,铁路工人在罢工:此外,市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的报纸对有关社会民主党人的一次暴动的报道相当含糊其词,好象说它已经被平息。实际上,那天的战斗正处于白热化的状态,政府决定在机枪之后用大炮对准工人的住宅。可是我没有听到大炮的声音,我想,如果当时整个奥地利被占领的话,那么,它不是被社会党人、就是被纳粹党人、或者被**人所占领。我也许就象当时慕尼黑的人一样知道得极少,他们早晨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看到,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当时,市内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平静、有条不紊,而郊区的战斗却非常激烈。我们愚昧地相信了官方的说法,一切都已解决,一切都已结束。我为查阅一些资料到了国家图书馆,那里坐着许多大学生,在看书、在学习,跟往常一样,所有的商店都开着,人们完全没有不安的迹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过去了,人们才零零星星知道一些真相。铁路交通几乎还未恢复,我就在第四夭的早晨启程返回萨尔茨堡。在萨尔茨堡的街上,我遇到两三个熟人,他们马上向我走来问我,维也纳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作为那次革命的“见证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不清楚。你们最好去买一张外国报纸看看。”

    奇怪的是,在那些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要为我的生活作出抉择。

    我从维也纳返回萨尔茨堡是下午到达家中的。家里的桌子上堆满了好多校样和信件,为把那些所有拖欠的事情干完,我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早晨,我还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门,是我们那位忠厚的老仆人我要是不事先明确约定一个时间的话,他平时是从不来叫醒我的他脸上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他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来了,要跟我谈话。我有点儿吃惊,一边穿上晨服,走下楼去。楼下站着四个便衣警察,他们通知我,他们是奉命来抄家的,说什么我应该立即交出所有藏匿在家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

    我今天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惊愕得不知回答什么是好了。在我家里有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多么荒唐我从未属于哪个党派,我也从来不关心政治。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在萨尔茨堡了,再说,这岂不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吗一个武器库正好设在位于城外一座山上的我的家中。

    别人怎么会看不见有人把枪支或武器朝山上背运哩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只是冷冰冰地说:“请,你们搜查吧。”那四个秘密警察穿过房间,打开一些箱柜,敲敲几处墙壁。从他们搜查时那种马马虎虎的神情上看,我马上明白了,那种搜查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人真的相信在那所房子里会有一个储存武器的仓库。半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走得无影无踪。

    那出闹剧在当时为什么会使我如此愤慨、恐怕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说明。

    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和世界上的人已经忘记了个人的权利和公民的自由曾是多么神圣。自一九三三年以后,搜查、随便捕人、查抄财产、逐出家园和

    国土、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我认识的欧洲朋

    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那些遭遇。可是,一九三四年初,在奥地利搜查私人家庭还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要对象我这样完全脱离政治、多少年没有行使过自己选举权的人进行搜查,必须有特别的理由。事实上,那是典型的奥地利作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出于无奈,不得不对用炸弹和爆炸物每夜骚扰居民的纳粹分子采取严厉措施,然而那种监视当时得有很大的勇气,因为纳粹党已经采用恐怖手段。当局每天收到恐吓信,信中说,如果他们仍然“迫害”纳粹分子,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纳粹分子关于报复的话一直是百分之百地兑现。那些忠实的奥地利官员们在希特勒进驻的第二天就被送进了集中营。可想而知,在我家里的搜查表明,那些人会对任何人采取那种安全措施。不过,我在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插曲背后感觉到,奥地利的局势变得多么严峻,从德国来的压力是多么强大。自从那几个秘密警察来过我家之后,我不再喜欢我的家了。一种直感告诉我,那样的插曲只是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小小前奏而已。当天晚上,我把最重要的文件捆成包,决定从此长期生活国外。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祖国的意义更深远。因为我的家庭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于对自己的故乡,我家里的人热爱那片土地。但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个人自由。在我的朋友与熟人中,我跟谁也没有说我的打算,两天后我就重返伦敦；到了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最终决定放弃我的住地。那是我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不过,我知道,自从维也纳发生事变那几天以来,奥地利已经失败当然我还不能预测,我将因此失去多少,

    和平的垂死挣扎

    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

    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

    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

    袭来,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裘里斯凯撒

    跟那个时候高尔基在索伦托1一样,我在英国的最初几年很少觉得是一种流亡,即使是在那次所谓“革命”和紧接着那次革命纳粹企图用突然袭击和暗杀多尔富斯来占领那个国家以后,奥地利依然继续存在。我的祖国又继续挣扎了四年。我自然每时每刻都可以国家。我没有行动不自由。我没有被驱逐。我的书还完好无损地在萨尔茨堡的家中。我身边还带着奥地利的护照,祖国还是我的祖国,我还是那里的公民而且是有全部权利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体会不到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没有开始。那是一种搅乱神经的感情。睁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虚中浑浑噩噩,心里知道,无论你在哪里落脚,随时都会遭到白眼。而我才处于这种境遇的最初阶段。

    当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决心要

    ...

    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城市,和一座只是去作客的城市,看上去就是不一样。栗子网  www.lizi.tw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对我来说只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了,又可以维护我的人身自由和内心自由了。因为一切财产都已意味着累赘,所以我没有为自己张罗住宅,而只是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间,大小将够,那些少量书籍可以藏在两个壁橱里。我是离不开书籍的。房间里还可以放一张写字桌。这样,我就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来客人,当然是没有地方了。我真的宁愿住最狭小的房间,以便可以随时出去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经变成临时性的了,不能再作长远安排。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黑,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逐渐模糊起来,我踏进那间终于整理好了的小居室,我吃了一惊。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房间是同样的小,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籍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国王那张画到处陪伴着我,国王梦幻般的眼睛一直望着我。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镇静一下,因为多少年来我再也没有想起过维也纳的那第一套小房间。难道那是我的生活相隔那么长的时间退缩到过去的象征是我自己变成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上那间斗室时,我的命运已经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什么重要作品来:我的著作、我的名字还没有在我的祖国生根。

    现在在惊人的相似环境中我的著作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重新

    消失了。我所写的一切,对德国来说已非常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被破坏,贮有着收藏品、绘画和书藉的住房也已失去,完全和当时一样,我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干过的、学到的、享受过的一切,看来都已飘逝,我已五十岁了,但又要从头开始,我又要坐在写字桌前当学1索伦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之城名。

    生,早晨疾步走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

    对更多他讲述有关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我在英国的情况,我总感到有些犹豫。因为我已踏进我们今天的时代,而且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过那个时代,怀着同样由广播报纸煽动起来的不安,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今天很少会怀着骄傲的感情回想自己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感情回想那个时代曾把我们引向何方；要想说明过去的人,他必然要控诉,可是今天,我们谁有这种权利呢再说,我在英国生活是非常小心谨慎。

    我知道自己不善于克制内心的无限惆怅,所以我在那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里,断绝了一切社交活动。我想,当他们讨论时局。的时候,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是不可以说三道四的。我在奥地利对那些领导人物的愚蠢举动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可以在英国信口雌黄呢我党得自己在那美丽的岛国只是一个客人,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用我们知道的比较清楚、比较可靠消息指出希特勒纷世界带来的危险,那么他们就会把它看作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眼看着那些明显的错误而缄口不语,有时候是很困难的。看到英国人的高尚道德、忠心耿耿、毫无猜忌地信赖每一个人的真诚意愿,竟被事先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是多么伤心的事呵。他们一再受蒙蔽,说什么希特勒只是要把边界周围的德国人弄到自己身边,然后他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感谢他会把布尔什维主义铲除,这样的诱饵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

    只要希特勒在演说中说出“和平”这个词,报纸就会热烈欢呼而忘记了他犯下的全部罪行,并且也就不再过问德国如此疯狂地武装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栗子小说    m.lizi.tw

    从柏林回来的旅游者称赞那里的秩序和设计新秩序的大师,那是因为那些旅游者的参观访问都经过预先安排,他们受到的是奉迎的款待。英国人开始渐渐默认那位新领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是有道理的没有人理解,奥地利是欧洲大墙里的一块基石,要是有人把它从墙上挖掉,欧洲必将崩溃。

    我以焦虑的目光觉察到在英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当中存在着那种被人诱骗的

    天真和高尚的轻信,因为我曾在自己的家乡亲眼目睹过冲锋队员的脸,并听他们唱着:“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将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越是避免和别人谈话,避免任何公开的行动。我在英国从未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和时局有关的文章,也从未在电台讲过话,从未参加过公开的讨论；在昨日的世界上,咱有对英国,我是这样,我生活在那间斗室里,比我三十年前作为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那间小屋里,更加无声无息。所以,

    我今天没有权利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去描述英国；当我后来不得不承

    认,我在战前从未真正认识到英国最深沉、最内在、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会表现出来的力量,那时,我就觉得更没有权利了。

    我在英国也没有见到许多作家。我刚开始接近的那两位作家:约翰德林克沃特和体士沃尔波尔,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带走了。较为年轻的作家,我更不常遇到。由于那种不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外国人”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乐部、宴会厅和公开场合。不过,我还是经历了一次真正令人难忘的特别场面。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纳和hg威尔斯进行了一次私下成见极深、但表面上文雅得体的。

    争论。我事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他们之间那么深的隔阂；但两位大作家之间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他们互致问候时便让人感觉出来了,彼此都象半开玩笑似的嘲弄对方。所以我当时的处境是既尴尬又极感兴趣。他们之间必然有过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经消除,或者,要通过那次午宴来加以消除。那两位在英国都享有声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前均在“费边社”1为当时尚且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自那以后,他们都按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发展,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坚持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而肖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眼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的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

    2。他们的身形外貌也随着岁月而形成对照。肖伯纳,那位精神矍铄得惊人的八旬老人,当时只吃些核桃和水果,嘴巴还发出格格的响声。他身材高大、瘦长,从不知倦怠,在健谈的嘴边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比以往更热衷于自己的奇谈怪论。威尔斯,那位乐天的六旬老人,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他身材矮小,面颊红润,在偶尔轻松愉快的表情背后蕴有一股无情的严肃。

    肖伯纳善于进攻,他迅速而又巧妙地变换着攻击点；威尔斯在战术上长于防卫,他不动声色,犹如一个教徒、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我很快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来这里不仅是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谈话,而是为了一场原则争论。

    正因为我不知道有关那次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气氛有些紧张。那两个人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目光、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一种傲慢而又相当认真的好斗情绪:就象两个击剑手在互相激烈交锋以前,总要先用小小的试探性碰击来试一试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栗子小说    m.lizi.tw肖伯纳思路敏捷。每当他回答一个问题或者避开一个问题时,在他浓密的眉毛下目光闪烁,他喜欢幽默和玩弄词藻,并以此自豪,在过去的七十年里,他在这方面可谓已登峰造极。他的浓密的白胡子有时在轻声的长时间的笑声中颤动,他的头稍微偏斜,好象总是注视着自己手里那把剑的剑头是否击中了对方。面颊红润、有着一双沉静的眼睛的威尔斯,言词更尖锐、更直截了当；他的理解力也是敏捷非凡,但他不施展那种高深莫测的手腕,而喜欢单刀直入。那场舌战宛若剑击,进行得非常尖锐、非常迅速。剑光晃晃,一来一去,你砍我挡,我击你闪,好象其乐无穷,使得在旁观战的人对那场击剑比赛、熠熠剑光以及你来我往的技艺赞叹不已。但在那场敏捷的、始终在最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它是以英国人高贵的风度,通过最文雅的辩论形式表现出来。

    那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两个极端对立的人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似乎是由某件事引起,但实际上早就有着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不管怎么说,我看到了两位英国最优秀的人物所进行的一场十分精彩的争论。

    而后来在民族周刊上继续进行的几个星期的论战并没有引起我百分之一

    的兴趣。文字论战远不如那次激烈的对话引人入胜,因为在抽象论据的背后再也见不到活生生的人,那些实质性的问题也不再显得那么清楚。然而,才智很高的人和才智很高的人发生摩擦,是十分难得的。那场争论使我大开眼界。我在那以前和那以后,也从未在喜剧里听到过那么精彩的对话艺术。因为他们的对话艺术并不是有意要追求什么戏剧效果,而是极其自然完成的。

    可是在那几年里,我只是在英国占着一个空间,我的整个灵魂并没有在英国。恰恰是对欧洲的忧虑,那种痛苦的、压迫着神经的忧虑,促使我在从1英国一种资产阶级改良车义思潮。主要代表有悉尼维伯、肖伯纳等。

    2肖伯纳把自己的戏剧分为“不愉快的戏剧”、“愉快的戏剧”。详见肖伯纳生乎传记。

    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出去旅行,甚至两次渡过大西洋。我出去旅行,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还能在大海上平安行驶,我就应该为以后更黑暗的时代积累印象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的,也许还有那种渴望:要想知道,当我们自己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进行建设的,甚至还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料: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一次横越美国的演讲旅行使我有极好的讥会看到那个强大的国家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看到那个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内部团结一致。不过,我对南美的印象也许更强烈。我是愉快地接受国际笔会的邀请,到那里去参加代表大会的。在那种时刻,我更觉得,强调超越国家和语言的思想团结,是多么重要。

    在那次旅行之前,我待在欧洲的最后几个小时,用令人担忧的警告送我上路,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内战已经开始,从表面看,那次战争只不过是由那个美丽而又悲惨的国家的内部不和而引起的,但实际上却已经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势力集团为自己未来的冲突进行预先演习,我是从南安普敦乘一艘英国轮船启程的,我原以为,为了避开战争地区,轮船要绕开往常停靠的第一站维哥1。但出乎我的意料,我们还是驶进了那个港口,甚至我们旅客还被允许上岸待几个小时。维哥当时掌握在佛朗哥的党徒手中,离真正的战场还远。就在那不多的几个小时内,我还是看到了一些确实会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厅飘扬着佛朗哥的党旗,市政厅前站着不少年轻人,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排着队,大多数是中牧师带领着,那些年轻人显然是从附近农村来的,我开始还不明白,当局对那些年轻人有何打算。他们是招来应急的工人他们是来领救济金的失业工人可是一刻钟之后,我看到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一批年轻人从市政厅里走出来,但己变了样子,他们身上穿着簇新的军服,佩着枪和刺刀；在军官们的监视下,他们拥上同样崭新锃亮的汽车,汽车疾驶过街道,出城而去。我感到一阵可怕。我不是曾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情景吗第一次是在意大利,后来是在德国:那些簇新的军服、崭新的汽车和机枪突然在这里和那里出现。我又问自己,是谁提供那些新军服是谁付的钱是谁把那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是谁驱使他们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产生的国会、反对他们合法的人民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掌握在合法政府的手中,军火库同样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下。那么,那些汽车、那些武器肯定是从外国弄来的,毫无疑问,它们是从邻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运进来的。那么,到底是谁提供、是谁付的款呢那是一般新的要想取得政权的势力,它在这里和那里活动,它是一股喜欢暴力、需要暴力的势力,我们所信仰并为之毕生奋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那股势力看来,都是过时的弱点。那群人诡秘地隐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他们的垄断企业里,他们阴险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为自己的权力**和阴谋服务。他们信奉暴力,企图用新的、诡谲的伎俩把古老的野蛮战争带给我们不幸的欧洲。一个通过亲眼目睹、自己感觉到的印象往往会比千百篇报纸文章和小册子对心灵产生更大的力量。我看到那些无辜的年轻小伙子被那些神秘的幕后操纵者用武器武装起来,让他们跟自己国家的同样无辜的年轻人作对。我突然预感到,那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欧洲面临的现实。轮船停了几个小时之1西班牙西部海港城市。

    后又起锚了,我赶快上船,走进舱内。要是再看一眼那个美丽的、但遭到外国罪恶蹂躏的国家,定会使我非常痛苦；我觉得,欧洲由于自己的疯狂已濒临死亡。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走向死亡。

    这以后看到的阿根廷国土上的景象当然令人更加欣慰。那里是另一个西

    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化在那一片新的、辽阔的、没有流过血、没有彼仇恨

    熏染过的土地上得到了保护和保存。那里有丰足的粮食、过剩的财富,那里有无限的空间和未来的粮食。我感到莫大的愉快和一种新的信心。几千年来,文化不就是从一个国度传播到另一个国度的吗纵然树木被斧头砍倒,只要种子被保存下来,不就又会有新的繁茂、新的果实吗我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只是人们必须学会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从长远的时间去计算。我对自己说,人们应该开始再也不要单从欧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是要超出欧洲去思考问题,人们不要把自己埋葬在正在渐渐死去的过去,而是要共享历史的再生,在那座新的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所有居民都对我们的大会表现出满腔热情。我从中感到,我们在那里不是外人,在那里,

    对思想统一的信仰我们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都献给了这种信仰仍

    然具有主命力、仍然有价值、起作用,我感到,在我们那个有了新速度的时代,纵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在那里一个新任务代替了旧任务:那就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在更大胆的设想中建设我们梦想的共同事业。如果说,自从我看到准备战争的那最后一瞥以后,我对欧洲已经失去信心,那么,我在南方的十字星座下又重新开始有了希望和信仰。

    巴西给我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不小的希望。那片得天独厚的土地有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在那片广袤的国土上,至今还有铁路、公路,乃至飞机未曾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历史被保存得比在欧洲更加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野蛮还没有在那里侵入民族的凤尚和精神。人类在那里和平地一起生活,他们懂礼貌,不象在我们欧洲,不同种族之间的交往含着一种故意。那里的人不是由人们用荒谬的血统论、种族论和出身论来划分。一种奇怪的预感使我事先就觉得,我可以在那里安宁地主活,那里的空间为未来无限的繁荣作好了准备,可是在欧洲,国家之间为了最可怜的一点儿空间就要大动干戈,并使政治家们抱怨无穷。那里的大地期待着人们去开发官、用自己的能力去充实它。欧洲在文明方西创造的一切能够在那里以其他新的形式得到辉煌的延续和发展。那里新的大自然以它的千姿百态使我赏心悦目,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但是旅行,继续不断地到另一个星空下、到另一个世界去。旅行,不等于摆脱了欧洲、摆脱了对欧洲的担忧。看来,大自然对人的报复几乎都是凶狠的,当人类通过技术把大自然最秘密的威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所有的技术成就又会同时搅乱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我们的最坏的咒语,莫过于它会阻止我们逃避哪怕只是一刹那的现实。过去的祖先们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便逃遁到孤独和偏僻的地方去,可是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时刻便可知道和感受到我们地球上某个地方发生的坏事。尽管我离欧洲多么远,但我随时可以知道欧洲的命运。在佩尔甫布戈1登岸的那一天夜里,南方的十字星座就在头1巴西城市。

    顶,黑色皮肤的人群在我周围的街上行走,我感到疲劳不堪,忽然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轰炸巴塞罗那和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那位朋友几个月前曾和我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一辆飞驰的普尔曼1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顿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伴把列车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国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我却不得不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总一直怀着痛苦的忧虑思念着欧洲,一直想着在欧洲的奥地利,难以摆脱。在许多令人

    惊骇的危险地区中从中国到埃布罗河2和曼查那雷斯3唯有奥地利的

    命运特别令我关心,这大概就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吧。但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全系在那个小国家身上它恰巧是我的祖国。如果我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会认识到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没有执行简单明确的威尔逊计划,而是歪曲了它。

    他的思想是给小国家以自由和**,不过他正确地认识到:那种自由和**只有在所有大国和小国参加的一个有约束力的统一组织内才能得到保证。由于人们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只是实现了它的纲领的另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因而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接连不断的紧张局势。因为没有什么再比小人的狂妄**更危险的了,那些小国家刚一建立起来,它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争我夺的搞阴谋,为自己获得小块土地争吵不休,

    ...

    波兰人跟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跟罗马尼亚人作战,保加利亚人跟塞尔维亚人开火,而在所有那些竞争中,作为最弱者的小小奥地利却跟庞然大物的德国对抗。台湾小说网  www.192.tw那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国家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在欧洲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现在我今天不得不一再重复它成了欧洲墙上的一块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英国百万人口的城市伦敦,所有人都不会觉察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都要先后被希特勒公然并吞。他们不会觉察到纳粹主义能够用维也纳依

    靠维也纳的特殊组织已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根杠杆把整个欧洲撬

    起,翻个个儿。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怨恨激起的**驱使希特勒向维也纳进军,那座城市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的见证人,他要以凯旋而归的统帅身分进入那座城市。

    因此,每当我匆匆去一下奥地利,然后又越过边界回来时,我总要舒一口气:“幸亏这一次希特勒还没有来”,而回头一看,好象那就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了灾难的来临将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几年里,当别人早晨自信地拿起报纸时,我却有数百次从内心害怕这样的大写标题:奥地利完了。唉,当我装作我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呵我每天从

    遥远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国的朋友们更为奥地利缓慢而心切的最后挣扎而痛

    苦,他们用爱国主义的游行来欺骗自己,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而首先,墨素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象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1普尔曼一八三一一**七是美国铁路工程师。此处指普尔曼公司制造的高级车厢。

    2西班牙河名。

    3西班牙城市。

    我最后一次去奥地利,没有别的理由,而是我内心对那越来越近的灾难的态惧的自发表现。一九三七年秋,我为探望我的老母亲去过维也纳。因为我在伦敦有较长一段时间波有事干；更没有什么急事。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横过摄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勋爵1飞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试图和希特勒本人谈判。在那份旗帜晚报的第一版上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右边版面上的文章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

    其中也有一条是谈到奥地利的。在那些字里行间我感觉到或者我以为我已经看到:出卖奥地利。因为和希特勒谈判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呢我们奥地利人完全知道,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是绝不会让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讨论内容归纳为那几点的纲领,唯独出现在那份午间出版的旗帜晚报上,而在下午晚些时候开印的报纸上却又不见了。我后来听到谣传,说报纸的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帮助弄到的,因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国和英国背着它搞联合。在那份旗帜晚报上的消息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注意到本身是否确实,我无从判断。我只知道,我个人对那个想法吃惊非小,就是说,希特勒和英国已经在谈判有关奥地利的问题了,我今天不羞于说,当我拿着那份报纸时,我的手颤抖着。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几年来我还没有那样激动过,因为我知道,只要那条消息有一点真的话,也就意味着完蛋的开始。欧洲大墙上的那块基石就会塌下来,欧洲也随着崩溃。

    我马上回转身,跳上第一辆上面写着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想打听一下是否还有明天早晨的机票。小说站  www.xsz.tw因为我还想再去看一次我年迈的母亲、我的家庭、我的故乡。巧极了,我得到了一张机票,我迅速将一些东西塞进箱子,飞往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对我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维也纳很是奇怪。但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呵；他们讥讽我,说我还是那位老“耶利米”1。说我是不是不知道,奥地利人现在是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不厌其烦地称赞“祖国阵线”规模巨大的游行,而我在萨尔茨堡就已看到过,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把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罩衫的衣领上,以便不给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险,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为谨慎起见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然而,在维也纳所有我与之交谈的人都表现出了真正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久就要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品,布置自己漂亮的家没有人预料:几个月后那些东西都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欢它的逍遥自在,真的,我整个一生都梦想那种无忧无虑,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1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edkllndleywoodhalifax一八**五九,英国政治家。一九三五年任陆军大臣。一九三五九三八年、一九四○年任掌空大臣。一九三**四○年任外交大臣。一九四一一九四六年任驻华盛顿大使。

    1旧约中的先知。

    岑格鲁贝尔1曾把那种无忧无虑概括成这样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

    的。“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终说来,他们所有那些在维也纳的朋友也许要比我聪明,因为他们在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吗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拥抱我的母亲时,就带着那种隐藏的感情,”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对那座城市里的一切、那个国家里的一切都带着”永别了:“的感情。我意识到那是一次告别,永远的告别。列车驶过萨尔茨堡,那里有我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列车进了火车站,我都没有下来一下。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户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是我没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永远也不会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时刻,我象圣经中的老祖宗罗得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象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我以为,当希特勒将要实现自己仇恨的梦和作为凯旋而归的统帅占领那

    座曾经遗弃过他一个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的那座城市维也

    纳的时候,我预感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发了惨无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奥地利以及欧洲都成了**裸的暴力的战利品但我本人对那种惨无人道的想象、以及每一个人的想象,是显得多么保守、多么怯弱、多么可怜现在假面具撕下来了。小说站  www.xsz.tw由于其他国家公开表现出畏惧,残暴不必再顾忌任何道德的约束了,它不再需要英国、法国、世界还算得了什么利用应该从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者”那种虚伪的借口了。现在已不单单是掳掠抢夺,而是每个人都在恣意放纵自己的复仇私欲。大学教授必须用**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寺庙,由狂叫怒吼的年轻人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那些年轻人把大街上无辜的人象兔子一样抓在一起,押着他们走,要他们打扫冲锋队营房的厕所,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在多少个黑夜里所痴心妄想的一切,如今在青天白日里发泄出来了。他们冲进居民的住宅,从发抖的女人们那里抢走耳朵

    上的装饰珠宝类似这样的洗劫城市在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战争时期也曾发

    生过；不过那种公开折磨别人的无耻私欲、对心灵的摧残、花样翻新的侮辱

    都是新的。所有那一切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千千万万遭到折磨的人记录下来的,到了一个比较平静、不象我们今天这样道德已经沦丧的时代,人们将

    会毛骨悚然地读到那些记录:一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纪的那座文

    化城里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因为那是希特勒在他各种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中最最可怕的胜利,那样一个家伙竟然成功地运用不断升级的作法,砸碎了每一条法律。在那种“新秩序”面前杀害一个人不需要法庭审判,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则会令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纪是不堪设想的,人们当时还把没1安岑格鲁贝尔ludwiganzengruber,一八三九一八**奥地利作家。

    收财产明白无误地称之为抢掠。可是现在,在又一个接叵而至的圣巴托罗缪1的夜晚之后,在冲锋队的营房里和铁丝网的后面每天把人拷打得死去活来,这以后,还谈什么非正义呢还谈什么人世间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非常适应惨无人道、无法无天和野蛮粗暴的行为了,那是几百年前所没有的现象。要是那座不幸的城市维也纳在以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就足以遭到国际的唾弃,可是在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那些暴行之前,就已沉默,或者只是咕哝了几句。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有从祖国传来的尖叫的呼救声；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今天,我不羞于说,当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当时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我没有悲哀时代已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比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种宽慰,因为我知道,她已不会再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了,她已八十四岁了,双耳几乎全聋了,她就住在我们家的住宅里,根据新的“雅利安人法律”,她可以暂时不被驱逐,我们曾经想,再过些时候通过什么办法能将她接到国外。然而很快,在发布的维也纳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击中了她。八十四岁的她,腿力已经不支,她每天都要作一次小小的散步,在费劲地走上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后,总习惯在环城大道旁或者公园的长凳上歇一会儿。希特勒在那座城市还没有当上八天主人,残暴的禁令就已下达；犹太人不准坐在长

    凳上这是专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的残酷目的而想出来的许多禁令中

    的一条。不管怎么说,抢劫犹太人的财物总还有一点他们自己的逻辑,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可以把从工厂、私人住宅、别墅里抢来的东西、把那些已空缺的职位赐给自己人,奖赏给老部下；戈林的私人画廊之所以富丽堂皇,要归功于那种大规模的抢劫行动。但是不让一位老妇或者一位精疲力尽的老头坐在一条长凳上喘一口气,那也只有二十世纪和那个家伙于得出来的事,而千百万人却把那个家伙敬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幸运的是我的母亲不用长期忍受那些野蛮行为和侮辱了,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她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踉她的死有联系的小事写出来；我觉得,正是那些细节对一个正在到来的时代是重要的,类似的事在今后的时代一定不会发主。一天早晨,八十四岁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觉,被请来的医生很快就说,她可能过不了那个晚上,医生还雇来一个女看护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守护在老太太临终的床边。我母亲仅有的两个儿子我和我的兄弟正好都不在身边,当然是回不来了,因为即使回到一位临终的母亲的床边,对德意志文化的维护者来说也是一种罪行。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决定在那屋里过夜,这样,在她断气的时候,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场。

    我们那位堂兄当时已六十岁,自己身体也不太好,事实上一年之后他也死了。

    当他正准备在隔壁房间搭床过夜时,女看护出现了我今天说这件事,对她是相当不光彩的,她解释说,遗憾得很,按照纳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留在要死的人旁边过夜的。她说,我的堂兄是犹太人,她作为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即使是在一位要死的老太太身边,也是不可以和他在同一个住1圣巴托罗缪夜晚为巴黎屠杀新教徒之夜。法国国王亨利第四未即位前为渐教徒首领,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为其在巴黎举行婚礼之日,新教徒被诱。当日尽遭屠杀,亨利也被拘禁。

    所里过夜的按照那位挑剔者的心理,一个犹太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不要给她带来种族上的耻辱。她说,当然,我对那种规定也感到非常苦恼,但她必须遵守那些法律。于是,为了能让女看护守留在我要死的母亲身旁,我

    的六十岁的堂兄被迫于当晚离开了那所房子；人们也许现在能够理解:我为

    什么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在那些人中间长命下去。

    奥地利的那种局势也给我个人生活带来变化,起初,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我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分证。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义的

    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绘过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

    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啊多么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感情啊可是,我不得不再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十年前,我曾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向我抱怨说,他的书在俄国遭到禁止,没有经历过那种事的我当时还心不在焉地想安慰他几句,不过,面对那种国际上流行的世界通病,说也无济于事。但是,当我后来自己的书从德语界消失时,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呀因为我写的那些书只能通过翻译、即通过冲淡了的、改变了的媒介形式出版。同样,我在那一瞬间当时,我在前厅申请人的长凳上坐等了一阵子之后,正被允许进入英国官员的房间才懂得,把自己的护照换成一张外国人身分证意味着什么。因为以前我曾有权要求得到我的奥地利护照。每一个奥地利领事馆官员或者警察局官员都有义务立即给我这个享有一切权利的公民填发护照。相反,我想得到那张英国的外国人身分证,我必须去申请。那是一种申请得来的照顾,而且还是一种随时都可能被收回的照顾。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级。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有身分的绅士,我在那里支付我的外汇并纳税,现在我却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难者”。我被降至即使还不是不名誉的那类少数人中间。此外,从此开始,每到一个国家,那张白色身分证上的签证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所有国家都对我突然属于“那类”没有法律保护、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那些人不象其他人,如果我们在那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留住时间太长,必要时,我们就会被驱逐或者被遣返自己的国家,我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跟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样被对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到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拇指,后来是所有十个指头,此外,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由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那一代人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

    旅行时写了不知多少声明、税赋说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日许可证明、申

    报和注销,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春、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线经历了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失掉了多少呵。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

    ...

    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书籍。栗子网  www.lizi.tw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象往昔那样,第一条路是通往那里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去领事馆、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当我们这些人坐到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菜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谈论的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否要提出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便你缩

    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和一个托斯卡尼尼或者

    一位罗曼罗兰结成友谊更为重要。人们得始终凭着天性知道,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出生于比较自由的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还一直觉得

    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

    如一种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不过,只有当人们紧抓住那些小小的症状,往后的时代才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那种精神失常笼罩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我大概从很早开始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于近几年来激剧的变化而渐渐受到过分的刺激。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已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分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干事。

    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哦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

    但并非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整个欧洲。

    自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那一天起,政治局势始终不明朗。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辟道路、希望能以此来换取自己国家和平的人,现在开始变得慎重了。从一九三八年起,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不再有什么议论,不管那些议论的话题开始多么偏僻,但最终都要说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当我今天口顾战争恐惧在欧洲不断上升的那几个月,我只记得总共只有两三天的时间真正有信心,在那两三天里,人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阴云总会稍散,人们又会象往常一样和平、自由地呼吸。奇怪的是,

    那两三天正是今天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就是张伯伦和希特勒

    在慕尼黑会谈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们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次会谈,在那一次会谈中张伯伦和达拉第自投罗网,向希特勒和墨素里尼投降。可是由于我要在这里忠于事实的真相,我得说,每一个在英国经历了那三天的人当时都觉得那次会谈好极了。小说站  www.xsz.tw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最后几天,局势才令人绝望。张伯伦刚刚第二次从希特勒那里飞回来。几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伯伦到那里去,是为了在戈德斯贝格1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以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希特勒在几个星期前还能感到满足的事,现在已填不满他的欲壑了。缓靖政策和“争取再争取”的政策可怜地失败了。在英国的轻信时期一夜之间结束了。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的无法改变的权力意志面前屈服,要么用武器同他对抗。看来英国下决心豁出去了。人们不再对备战保持缄默,而是公开示威。工人们忽然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工公园,特别是在德国大使馋对面筑起了防空洞,以对付轰炸的威胁。舰队也作了战时准备,总参谋部的军官经常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以便共同制订最后措施。开往美国的船只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及时到达安全地带,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英国尚未有过这样的觉醒。人们走起路来显得更加严肃和沉思。大家眼望着房屋和繁华的街道,心里暗暗想着:炸弹会不会明天就落在它们上面人们在屋内围着收音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收听晚间新闻。笼罩着全国的可怕的紧张气氛一直留驻在每个人的身上、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

    接着召开了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再次努力,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并且再次,即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为了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任何一个地方去会见希特勒。

    但对他的建议的答复尚未到达。接着,正在举行会议期间安排得太戏剧性了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素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共同举行一次会议,在那一瞬间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国会失去了控制。议员们跳将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响彻了欢笑声。多少年来,在那庄严的大厅里,还从未象当时那样爆发出如此欢乐的情绪。从人的感情角度说,那是一出精彩的戏,为拯救和平的那种纯真热情是怎样战胜英1德国地名。白一九六九年起成为波恩城市一部分。

    国人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那种老成持重的。但从政治角度说,那种欢乐情绪的爆发是否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仍国家通过那样无忧无虑的欢呼,暴露出它对战争是如何深恶痛绍,为了和平,它非常愿意作出一切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成信。所以,张伯伦从一开始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去慕尼黑并不是为了赢得和平,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着怎样的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而不是为了投降。然后,焦急等待的两三夭来到了,啊,三天的时间,在那三天里,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呼吸。在公园里,人们挖着壕沟,兵工厂忙个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卫的大炮,防毒圃具也分发完毕,疏散伦敦的孩子也已作好安排,还做了很秘密的准备,有的人不理解那些准备,但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准备是针对谁的。早晨过去了,中午、晚上过去了,深夜过去了,人们等待着报纸,细听收音机里发出的消息。一丸一四年七月的那一刹那又重现了,人们忧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成还是不成。

    接着,象突然袭来的一阵飓风把逼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得四分五散,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情绪轻松多了。消息传来了,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素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张伯伦成功地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隐瞒了今后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栗子网  www.lizi.tw看起来,好象是一位本身并不重要、平庸的政治家用坚抓不拔的和平意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最初的时刻,所有的人都激动地感谢他。人们在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篇消息,它向我们受过考验的那一代人宣告:我们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逍遥自在,可以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是怎样被那漂亮的词句迷惑的。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吃了败仗的人竟要准备凯旋式呢倘若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无早晨的准确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克洛伊敦机场去向他表示祝贺,向他欢呼；正如我们当时所有的人相信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出版了,报纸上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地大笑着在机舱门口挥动着那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是把它作为珍贵的礼物带园来送给自己的人民的。张伯伦的面容平时是非常呆板的,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神经过敏。当天晚上电影院里也已放映了那些场面；看电影的人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欢呼、喊叫。他们以为世界将会开始新的和睦局面,怀着那种感情几乎互相要拥抱起来,对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是空前绝后、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在街上转悠,以便更强烈、更具体地去感受那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工人们停止了在花园里挖防空洞的工作,人们笑着围住他们聊天,因为有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己成为多余的了。我听见两个小伙于在用流利的伦敦话嘲弄说,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公共厕所,因为伦敦的公共厕所不够用。每个人都高兴地跟着一块儿大笑。所有的人都象雷雨后的植物,显得更加精神饱满、生气勃勃。他们走路时胸脯挺得比一天以前更直了,肩膀显得更轻松了。平时显得非常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现在也闪烁着愉快的光辉。当人们知道那些房屋再也不会受到轰炸的威胁后,这些房子也好象变得更为明亮了,公共汽车也装饰得更漂亮了,太阳更加灿烂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也由于那令人陶醉的字眼而更加活跃、更加丰富。我感觉到自己也为此振奋不已。我不知疲倦地走着,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新的信心的浪潮也有力地、欢快地。

    把我推向前去。突然有一个人从皮克第利拐角那边匆匆向我走来。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我们也只是萍水相逢。他完全是一个感情不易冲动、非常内向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是礼貌地互相打个招呼,他从来不欢喜和我攀谈。可是现在。他的眼里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朝我走来。他说:“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没有人相信过他,可是他做对了。他没有让步,他挽救了和平。”他高兴得神采飞扬。

    他们大家都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种感觉。第二天又是幸福的一天。报纸仍然一致欢呼,在交易所,行情猛涨。多少年来又从德国第一次传来了友好的声音,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树立一座纪念碑。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的熊熊燃烧。在以后几天里,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透露出来了,对希特勒的投降是多么彻底啊,多么卑鄙地出卖了自己曾郑重答应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啊。过了一个星期,形势更加明朗。投降已不能使希特勒满足了,条哟。上签字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已违反了条约的全部条文。戈培尔毫无顾忌地公开吹嘘,他在慕尼黑把英国逼得走投无路。

    伟大的希望之光幻灭了,但它曾照亮过一两天时间,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从我们认识到在慕尼黑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起,荒谬的是我在英国反而看不到多少英国人。当然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确切些说,避免和他们交谈,尽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钦佩他们。他们对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但在他们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在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内心上产生了隔阂: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还不愿去弄懂部分人是违心的他们不顾一切现实,竭力坚持自己的幻想:说出来的话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只要理智地、用人性去和希特勒谈话,是能够同他进行谈判的。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领导人物由于民主传统而献身于正义事业,他们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承认,一种蓄意欺世、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他们身边形成,那个新德国在和各国人民打交道时以及在法律范屈内践踏了一切以前有效的准则,一旦它觉得那些准则碍事胸话。对那些早就把一切冒险行为弃置脑后、清醒而高瞻远瞩的英国人来说,既然那个家伙1那么快、那么容易、达到了那么多目的,竟还要键而走险,觉得太不可能了。他们始终相信和希望,那个家伙1将首先针对别的国家最好是针对俄国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和他达成某种谅解。而我们却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一个被打死的朋友的照片,一个被拷打的同伴的照片,因此我们的目光比较严厉、比较尖锐,比较无情。

    我们这些被歧视、被驱赶、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知道,只要事关抢掠与权力,任何借口都不会显得太荒:唐、太虚伪。所以,我们这些受过考验和正准备接受考验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英国人说的话就不一样；如果我今天说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以外,我们是当时在英国唯一认识到全部:危险而不彼迷惑1指希特勒。

    的人,我相信这话绝不夸大。正象当初在奥地。利一样,我在英国也肯定会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锐目光相当清楚地预见到那不可避免的事,只不过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被收留的客人,不能提出警告罢了。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预先尝到未来的苦味的时候,我们这些已被命运打上了罪犯烙印的人只能在自己人中间说说,我们为那个把我们亲切收留的国家而忧虑,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呵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谈话,也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励,我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有幸和西格豪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我难以忘怀。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到那位八十三岁、有病的弗洛伊德还留在希特勒占领的维也纳。后来,那位出色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他的最忠实的女学生成功地将那位住在被奴役的维也纳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挞到伦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他踏上岛国。我本以为我已经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我却又看到他从阴间回来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当时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一丝不苟、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乃其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和胆怯地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遁过”理智“

    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仅仅是大学、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叛经离道者”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常规”、还有整个时代都在这位揭开面纱者面前感到恐惧。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胆的问题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就试图按维也纳人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忠实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学说这门新科学就是在那些讨论晚会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著作准备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规模之前,那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钦佩。他终究是一位科学人物,年轻人多么梦想能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他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和绝对的把握以前,他对每一个论断都是小心谨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他就会对整个世界的抵制采取坚决对抗的态度。他本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个信条而战斗,却是十分执着,他捍卫自己认识到的内在真理,至死不渝。

    人们恐怕想不出还有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讲出自

    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不顾情面他说出来,会使别人感到不安

    和不快；他从未想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妥协来改变自己的困难

    处境。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准备谨慎地把这些理论粉饰一下,把“**”说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不要总是毫不留情地明说那些最后结论,而仅仅作出暗示,孤么,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可是,凡是遇到他的学说和真理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制愈强烈,他的决心就愈大。如果我今天要

    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寻找一个

    象征性的人物,我始终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双目光坦率、安详的深色眼睛、具有男性秀丽的容貌。

    他给自己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时代的,现在他从那个祖国逃到伦敦来,按照他的岁数,他早已是一个年468迈、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有一点儿暗自担心,他在维也纳一定经历了全部痛苦的时刻,现在再见到他,想必愤懑填胸或者心烦意乱,可是我发现,他比以往更开朗,甚至更精神饱满。他把我领到他在伦敦一幢郊区住宅的花园里。“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问我,曾经是非常严肃的嘴角边露出轻松的微笑。他把自己心爱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给我看,那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待在家中了吗”写字台上摊着他的手稿的大张对开纸,他已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仍用清楚的圆形字体写作,精神焕发,孜孜不倦,一切都象他在风华正茂的岁月时一样；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战胜了病魔、年迈、流亡,他在战斗的漫长岁月里没有外露的善良本性现在第一次从他身上自

    ...

    由迸发出来。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只是年龄使他变得更加温和,坎坷的磨炼使他变得更加宽厚。我现在发现,他有时会做出温

    柔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个善于克制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把一只胳

    膊诺在一个人的肩上,眼睛从光亮的眼镜片后面热情地望着你。在那几年里,我和弗洛伊德的每一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也对他钦佩不已,我觉得自己能理解这位毫无成见的人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种坦率的自白会使他吃惊；没有一种见解会使他激动,对他来说,教育别人清楚地看和清楚地感觉的愿望,早已成为他生活中的本能愿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令人忧郁的一年进行的那一次无法弥补的长时间谈话。当我踏进他房间的一刹那,外面世界上的疯狂仿佛消失了,斥残酷的事也变得抽象了,最混乱的思想变得清楚了,眼前的急事愿意服从全局的安排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他是一位超脱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已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是个人的经历,而是看作一种超越个人的现察、研究对象: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业绩。

    弗洛伊德当时已病得很重,病魔很快会从我们这里将他夺走,看得出来,他带着假牙腭托说话很吃力,所以听他说话的人都感到汗颜,因为他每吐一个字,都要费很大的劲。但是抛不让一个朋友不说话就走。他对自己钢铁般的精神特别重视,他要让朋友们看到:和他身体上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坚强。他的嘴巴由于痛苦而扭曲了,他在写字台旁一直写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使他夜里难受得睡不着觉他平时睡得深沉、安稳,这是他八十年来力量的源泉,他也绝不服安眠药或注射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减轻病痛的方法来抑制自己焕发的精神哪怕是一个小时；他宁愿清醒地。让病痛折磨,他宁愿在病痛中思考,而不是被麻木。他要当精神上的英雄,直至最后时刻。这场痛苦的战斗延续得越长,也就越可怕、越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的面容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太阳,穴从额角绽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无法破坏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后时刻还是那样明亮与清醒。有一次,那是我最辰几次看望中的一次,我带着萨尔瓦多达

    里1一起去我认为他是我们新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画家他对弗洛伊

    德无限崇敬,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就在一旁画速写。我从不敢把那张画拿给弗洛伊德看,因为达里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出来了。

    最坚强的意志的那场斗争,即我们时代那位最敏感的思想家和死亡的搏

    斗变得越来越残酷；直至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清楚对他来说就是思想的

    最高境界,他将不能再写了、不能再工作了,他才象一位罗马英雄似的要求医生结束他的痛苦。那是一个伟大生命的壮丽结束,在那个残杀的时代,在死人的大祭之中,他的死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枢埋进英国的土地时,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祖国的精华奉献给了那片土地。

    我在那些时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

    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感到骄傲他的

    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栗子小说    m.lizi.tw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制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绝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而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在他最后的几天,他还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但是这位科学人物在这方面还没有想出什么方案,他的清楚的头脑还没找到答案。不久前。他发表了一本自己对摩西1的研碗著作。他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他用这种在科学上几乎站不住脚的说法,既大大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又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那本书恰恰是犹大民族面临最险恶的时刻出版的,这使他感到内疚,他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大人的一切,我又粑他们的最优秀者夺走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每一个犹大人现在已变得非常敏感。因为就在这次世界悲剧中,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品。早在遭到这次打击以前,他们就已张皇失措,谁都知道,所有的坏事首先临到他们头上,而且遭殃最多。谁都知道,那位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2要凌辱和驱赶的正是他们,要把他们赶到世界的尽头,赶进地狱。

    随着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过去,逃到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到的逃难者也比先来的逃难者越来越可怜,精神越来越颓唐。那些动作最快、最先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救出自己的衣服、箱笼和家什,有些人甚至还带了一些钱。但是,一个人相信德国的时间越长,越是舍不得离开可爱的祖国,他受到的惩罚也就越重。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让他们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不让犹太族的研究工作者去图书馆；那些犹太人有的出于忠诚,有的出于惰性,有的出于胆小,有的出于傲慢而留在家中。他们宁愿在祖国受欺凌,也不愿在他乡当乞丐受侮辱。接着,纳粹不让他们用仆人,拆走他们家中的收音机和电话机,然后没收他们的住宅,1萨尔瓦多达里salvadordali,一九○四,西班牙画家、雕刻家1摩西ses,约生于公元前一五○○年相传为犹太教之鼻祖,希伯来大先知。

    2指希特勒。

    最后强迫他。们佩带大卫王之星1的标志。任何人都会在街上认出他们来,把他们看作赶出门的人、无赖汉,象避开麻疯病人似的避开他们,嘲笑他们。

    他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摧残心灵和身体的强暴行为都被当作取笑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谚语突然变成了严酷的真理,“在讨饭袋和监狱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走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里面,德国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后,纳粹把他们身上剥得只剩下一身衣服,口袋里只剩下十个马克,再把他们逐出家园而不管去向。他们站在边界线旁,然后到领事馆去苦苦哀求,可是几乎都没有用,因为哪个国家要这些被抢得精光的人呢要这些乞丐呢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有一次在伦敦走进一个旅行办公室时,我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呵；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想,随便去哪里、哪个国家都一样,到北极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滚烫的盆地,只要离开这里,只要能继续逃难,因为他们的逗留期限已满。他们必须继续往前走,带着妻子、儿女走到另一个陌生的垦室下、走到陌生的语育世界,到那些他们不认识的人群中去,到那些不欢喜他们的人群中去。栗子小说    m.lizi.tw我在那里遇到一个从前非常有钱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已变得那么沮丧。他颤巍巍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说,“谁今天还会问我们的想法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到哪里。有人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的心头不禁一怔；一个带着儿孙的精疲力尽的老头战战兢兢地希望到一个他从前从未在地图上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继续到那里去乞求,继续过流落异乡、得过且过的生活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急切地问,怎样才能去上海,他说,他听说中国人还会接受他们这些人。就这样,那里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拥挤不堪,他们是过去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一个人都准备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怜的破烂越过大地与海洋；他们什么都干,什么都能忍受,只要能离开欧洲,远远地离开,远远地离开那是一群面黄肌瘦象鬼一样的人。可是最令我震惊的是这样一个念头:那五

    十个备受折磨的人仅仅是一支五百万、八百万、也许一千万犹太人大军的零

    星先头部队,那支大军已经在他们后面出发,蜂拥而至,所有那些被抢光、接着在战争中彼躁瞒的几百万人正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遣送,等待着当局的批准和盘缠,那巨大的人流若惊弓之鸟、丧家之大,在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面前仓皇出逃,围在欧洲各国边界火车站的四周。挤在监狱里。他们是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人们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两千多年来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块歇脚的安静、和平的土地。

    不过,二十世纪犹太人的悲剧中最最悲惨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剧有什么意义,无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门的人,他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1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是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掉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1大卫王之星:大卫王,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之王,大卫王之星用以象征以色列或优太人。这里指后来德国法西斯强迫犹太人佩带的六角星标志。

    1犹太教奉雅赫维为“唯一真神”。

    的创造者的一个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推进火堆,他们就把那本圣经贴在胸前,他们就会由于那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残酷火焰的的烫了,要是有人赶他们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

    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

    把他们从真神那里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和赶走他们,那是他们为自己的过锚而受罚,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信仰、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离开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与其说他们为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自豪,毋宁说感到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在生活中把从前自己神圣的书籍中的诫律抛在一边,他们不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

    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民族里；消溶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们越来越

    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他们已溶化在其他的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现在,又粑他们赶到一起来了,把他们象街上的垃圾似的扫在一起,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华丽宅邸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哭灵的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家财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哲贤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同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和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和非法者。在这些人后面还有一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还有改宗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来第一次,又把犹太人自己早就觉得不再存在的一种共性重新强加在犹太人身上,那就是从埃及开始一再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呢而且总是一再单单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迫害原因何在,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把他们赶出所有的国家,却又不给他们一块土地。

    人们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又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身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来赎罪。所以他们在逃亡的路上总是睁着焦灼的眼睛凝视着为什么我要逃亡为什么你要逃亡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不懂你的语言,我也不了解你的思想方法,我跟你毫无关系,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逃亡没有人知道答案。即便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与之交谈的弗洛伊德。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在这种荒谬中有什么目的与意义。但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意义:通过犹太教谜一般的长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复约伯记1中那个永恒的问题,以便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不被完全忘记。

    1约伯记,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以书中主人公命名。以长篇诗剧形式讨论善人在世受苦并非由于自己犯罪的哲理问题。主文叙述约伯之友认为约怕遭难是由于获罪于上帝的结果,约伯反对此说,最后上帝证明祸福悉有上帝安排,世人唯当承行上帝旨意。

    当人们误以为在生活中早已死去和装进棺材的东西,突然以同样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去时,没有比这更可怕怕的了。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到了,慕尼黑协定连同它的短命的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幻想早已过去,希特勒已经违背自自己的誓言和许诺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并了它,梅梅尔2已经被占领；被煽动得忘乎所以的德国报纸大嚣要得到但泽3和波兰走廊。英国突然从自己真诚的轻信中痛苦地清醒过来。就连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尽管只是从直觉上厌恶战争,现在也开始表示异常愤怒。任何一个平时十分矜持的英国人都会和另一个人攀谈起来。看守我们大公寓的门房、开电梯的服务员、打扫房间的女仆,都在谈论此故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发生的事,但每一个人都仍记得那一件事,那件不可否认、公开的事: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拯救和平,但是如此曲意奉迎却没有使希特勒感到满意。曾经听到英国国会里有过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

    人们到处感觉到英国在为将来临的战争作准备或者确切地说,为反对战争作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的上空飘浮1它们看上去象孩子们的大灰象玩具,纯洁无邪。人们又在修筑防空掩体,对已经分发的防毒面具进行仔细的检查。局势变得象一年前那样紧张,或许更紧张。因为这一次作为政府后盾的不再是老实和轻信的人民,而是坚决和愤怒的人民。

    我在那几个月里已经离开伦敦,隐居到巴斯2乡间,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象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发生的事完全无能为力。我在伦敦是一个清醒的、有思想的、远离一切政治的人,我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锲而不舍地把耕耘,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但也有另外一些少数人,他们呆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人们不认识他们,也从未见过他们,他们就是呆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凯道赛3、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人。这十个或者二十个人为人们不知道的事情谈话、写信、打电话、订条约。其中只有权少数几个人表现出特别的机智或才干。他们作出没有别人参预的决定,别人对那些决定中的细节一无所知。他们却用那些决定来左右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和我本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他们毁灭或者爱惜我们三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逼着我们受奴役他们为千百万人决定战争或者和平。而我在那个时候就象所有的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象一只苍蝇似的不能抵抗,象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那是关系到生死存亡仍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想法,关系到已经产生和尚未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和睡眠,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当时,我象坐在自己小囚室里被判了刑的犯人眼望着空室,面对四壁静候着,陷入那毫无意义的、无能为力的等待。我左右的那些同伴们在打听、议论、烧舌,仿佛我们中间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他们要怎样支配我们。

    电话来了,一个朋友问我,我在想什么。报纸来了,只是使我更加心烦意乱。

    收音机打开了,听到的是前后矛盾的话。我走进小巷,遇到的第一个人问我2今苏联地名。

    3今波兰地名。

    1天空中布满气球,以阻碍飞机。

    2巴斯bath,英格兰西南部著名疗养地。有温泉,风景幽美。居民八万人。

    3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这个同样一无所知的人,是否会发生战争。人们在不安中打听、议论、胡扯、讨论,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经验、预见,在那十几个不认识的人的决定面前毫无价值。他们知道,他们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对命运感到束手无策,缺乏毅力,他们知道,那些使自己脑袋发痛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我终于再也忍受不了那座大城市伦敦了,因为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贴着海报,那些刺眼的话象疯狗似地向我扑来；因为我无意之中从身旁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的每一个人的额角上看出,他在想什么。原来我们想的全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战争会不会爆发。只是想在那决定性的赌博中是赢还是输。在那决定性的赌博中,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最后几年岁月、我的那些尚未写成的书、以及我迄今感到是我的使命、我的生命意义的一切,都成了赌注。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犹豫不决地滚动,慢得令人神经受不了,它滚去又滚来,滚来又滚去,一会儿黑,一会儿红；一会儿红,一会儿黑；希冀和绝望,好消息和坏消息,就是一直没有最后的决定。忘掉这些吧我对自己说:躲开这里吧,逃避到你内心的丛林最深处,即躲进你的工作之中,躲进只有称一个人的地方去你在那里不再是国家公民,不再是可拍的赌博对象,在一个

    ...

    变得疯狂的世界上,你的一点智力只有在那里还能理智地发挥作用。栗子小说    m.lizi.tw

    我不缺工作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写一部有关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两卷集巨著积累素材。但我从未有勇气去开始写一部范围如此广泛、涉及时间又长的作品。现在,恰恰是烦恼给了我勇气。我隐居到巴斯,为什么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为英国光辉文学中的许多佼佼者,首先是菲尔丁,是在那里写作的。那座小镇比英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另一个世纪十八世纪恬静的面貌。但是,那种幽雅、秀美的景色和世界不断产生的不安以及我的思想又形成多么痛苦的对比呵英国一九三九年的八月

    和奥地利一九一四年美丽的七月完全一样我今天仍能记得那七月的情

    景:迷人的美丽。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一望无际,象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光辉还是那样照耀着草地和森林,盛开的鲜花还是那样绚丽多彩世界是一片同样和平的景象,但世界上的人却在准备战争。面对那些茁壮、繁茂、静静的草木,面对弥漫在巴斯的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九一四年巴登景色的娇媚,相比之下,那种疯狂的冒险在当时显得多么不可思议。

    我象过去一样,不愿相信那一切是真的。我又准备作一次夏季的旅行。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第一周,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由于我这个两栖人不再代表任何国家,瑞典的同行们请我作为贵宾参加；在后来的那几周,中午、晚上的每个小时,都披友好的东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订好了船票,但紧急动员的消息接踵而至。按常理,我现在应该迅。速把我的书籍、我的手稿捆扎好,离开那个可能成为交战国的大不列颠岛,因为我在英国是一个外国人,况且,一旦战争爆发,我便是一个敌对的外国人,种种可以想得到的自由限制就会临到我的头上。但是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情绪在我心中反对我离去。一半是固执,我不愿一次又一次地逃难,因为我的命运到处都一样；一半是已经疲乏。“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时代要降临到你头上,你这个快六十岁的人就别再和它抗拒了你尽最大的努力,你用你的生命,也掌握不了这样的时代。

    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国。我要尽可能先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由于我打算第二次结婚,我不愿耽误时间,以免一旦战争爆发,因为我属于交成国的公民而被拘留或者其他意料不到的措施和我未来的生活伴侣长期分离。

    于是,九月一日星期五上午我去巴斯的民政局登记结婚。那位官员拿着我的证件,显得分外友好和热情。他象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一样,理解我们要求尽快办理愿望。结婚仪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员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形字体把我们的名字写进他的登记簿。

    就在那个时刻十一点钟左右,里面套间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官员急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着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德国人已侵入波兰,战争爆发了”那句话象重锤一样击在我的心上。可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心已经习惯了各种冷酷无情的打击。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这还不一定是战争吧”我说,心里也确实这样想。然丽那位官员几乎怒不可遏。“不,”他高声喊叫着,“我们已经上当够了我们不能每隔六个月受一次骗现在该结束了”

    当时,那位已经开始为我们填写结婚证书的官员又若有所思地搁下笔。

    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在交战的情况下自然也就成了敌对的外国人。他不知道,是否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结婚。他说,他感到很抱歉,他要向伦敦请示。接着是两天的等待。希望、担心,那是心情极紧张的两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机里宣布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传来了条将会历经数百年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攸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倾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对我们大家来说,那条消息是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多少年后,那条消息才会有另外的意思。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

    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的房间里,互相国避着对方的目光。

    外面传来鸟儿无优无虑的啁啾声,它们在和煦的软风里轻松愉快地作着亲呢的嫱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里摇曳,树叶象嘴唇一样在轻柔地互相舔舐。可是那古老的母亲大自然又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她的造物的忧虑。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我的东西收拾进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一位有地位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应该算是德国人,所以等待着同样的限制: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再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又降了一级。自从消息传来一个小时以后,我在那个国家已不仅是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放邦的外国人”,即一个敌对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我搏动着的心不愿呆的地方。因为对一个早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他的种族和反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在另一个国家,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硬把他划在一个他身为奥地利人从来不属于的集体里,这种处境岂不更荒唐大笔一挥,整个生命的意义变成了荒谬绝伦。我还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脑子里想的每一个念头、我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的任何其他联系都被扯断了,所有过去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被粉碎了。我知道,在那次战争之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因为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发生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与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我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那受到严重排挤的处境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镇走出。它安详地沐浴在中午的阳光下,在我看来,它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那里的人用自己习惯的步履走着自己习惯的路。栗子网  www.lizi.tw看不出他们匆匆忙忙,他们也不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在星期天的表现是安详、从容不迫。我忽然问自己:难道他们到了最后还是不知道战争吗不过,他们毕竟是英国人,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不需要用大张旗鼓、不需要用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韧、刚毅的决心。这跟奥地利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那么不同呀但是,话又说回来,当时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我和今天被这些回忆压在心头的我也是不大相同呀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熙熙攘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时,我在一片幻觉中重新看见了一九一八年的景象,那些商店被抢劫得空空荡荡,好象睁着眼睛凝视着我。我在幻觉中看到惟粹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着长龙；哀伤的母亲、伤员、残废者,从前在梦魇中出现的一切又都象幽灵似的回到了那天阳光灿烂的中午。我回忆起我们当年的那些老兵,他们衣衫褴楼、面容疲惫,他们是怎样从战场上走来的呵。我跳动着的心感觉到那次战争的全部过程。但今天开始的战争还掩盖着它的可怕景象。而且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破坏,远不止只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点儿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呵。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前面自己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在现在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漫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译后记

    斯蒂芬茨威格,这位并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蜚声世界文坛、至今盛名不衰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对中国广大读者来说,已经相当熟悉。他出生于一八八一年,在我们的上个世纪十九世纪生活了十九年,度过了自己

    对世界最敏感、思想最活跃、接受知识最炔的青年时代；他在一九四二年悲

    枪地离开人世,时年六十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他在我们这个人类世界生活得不算太长,但他是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经历了物质文明突飞猛进、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然而社会政治十分动荡的时代。他出生在维也纳,当时,这座奥匈帝国的首都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名流济济,人才苔萃,举世闻名的音

    乐大师、各色流派的不朽诗人、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伟大的思想家和学

    者,都在那里云集,使茨威格自幼处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这使他有条件饱读群书、搜集珍藏,游历世界他到过印度、苏联、东南亚和非洲,两次踏上美洲,横越美国东西,最后寄居巴西,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意大利,更是常来常往,似同他的第二故乡因此他学识渊博,阅历深广。他出身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犹太民

    族的多饵命运使他惆怅、沉思、飘泊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

    年轻时还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他追求人性、渴望和平、梦想着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他的思想无疑耍遭到纳粹的排斥,二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希特勒政权在报上首次公布包括四十四名德语作家在内的**名单,其中就有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他的书籍被纳粹分子从图书馆和书店里抄走,他的家受到无端搜查。他从此流亡国外。茨威格为人正直、热情好客、成名又早,朋友遍及世界,几乎认识欧洲所有的各界名流,不仅有文学家,还有画家、音

    乐家、演员、医生；维尔哈伦、罗曼罗兰、高尔基、弗洛伊德、瓦格纳、

    托斯卡尼尼都是他的好友。茨威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从事创作,当然,最主要的是他具有非凡的文学天才。凡此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使茨威格创作出丰富多采的文学作品。他以诗人的姿态登上文学的殿堂,却以小说家闻名于世,以卓越的传记作家载入史册。

    茨威格在漫长的黑夜里焦急地先他人而去,距今已快四十五年了。在这将近半个世纪里,他的著作已译成十六种文字。他的书年年重印再版,而读者仍然有增无减。据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民主德国文学与批评报道,斯蒂芬茨威格全集在民主德国的一种新版本印了十万册,尚未出书即已订购一空。在联邦德国,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几乎成了人人必读的书目。

    甚至在今天的美国,不少青年知道他的另一部散文作品昨日的世界。如果说读者群是最高的评判,那么广大读者给茨威格戴上的桂冠所放射的光彩,绝不逊色于任何一种文学奖。

    茨威格的名字不仅传遍世界,而且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来到中国。

    一九二五年,中国学者杨人楩在当年民铎杂志第六卷第三号上发表自己的撰文罗曼罗兰,他在文中就已提到了s刺外格按,即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三年以后,即一九二八年,罗曼罗兰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题有:罗曼罗兰,刺外格著,杨人楩译。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茨威格的作品。显然,与其说杨人楩介绍的是茨威格,毋宁说介绍的是罗曼罗兰。不过,杨人楩当时已发现茨威格同样是一位文学巨匠。他在该书的译者序言中写道:“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罗曼罗兰的价值,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按,指茨威格本身的价值。”话虽只有一句,但这是茨威格在中国获得的最早评价。一九囚一年,中国现代文艺第三卷:第一期发表了题为褚威格及其作品一文,这可能是在我国发表的最早评述茨威格的文章,但作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他的挚友罗曼罗兰,译者陈占元。现代文艺是我国抗战时期于一九四○年在福建永安创办的文艺刊物。

    早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就载有茨威格的文章:托尔斯泰的思想s褚威格

    著,许天虹译.这可能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茨威格的散文。就笔者所见,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茨威格的小说,是他的中篇马来亚的狂人ak,译者陈占元,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现代文艺第三卷第一至第六期上连载,尔后又作为现代文艺丛刊的第二辑出过单行本改进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一年上海海燕书店出版了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署奥支魏格著,吴小如、高名凯合译.应该说,我国大量介绍茨威格的作品,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事。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版的茨威格的书籍有:斯

    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三人书简高尔

    基、罗曼罗兰。

    茨威格书信集、斯茨威格小说选、同情的罪、麦哲伦的

    功绩范信龙等译、茨威格小说集、永不安宁的心爱与同情、

    麦哲伦的功绩俞启骧等译、茨威格传奇作品集、人类的群星

    闪耀时等等。迄至今日,中国翻译一位德语作家的作品,就其数量和版本之多而言,茨威格仅次于歌德。这一事实胜于一切雄辩的赞美之词。

    茨威格是心理描写的大师,是刻划细节的巨匠,文字隽永,行笔流畅。

    他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熔哲理于抒情。因此,任何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便会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他的历史传记作品,不以翔实见长,而以刻划历史人物的心态和描绘时代的氛围取胜。

    昨日的世界便是这类作品的典型。

    昨日的世界写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是茨威格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散文作品,一九四四年出版,其时离茨威格在巴西自尽已有两年。虽然茨威格在当年给朋友的信中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但事实上昨日的世界并非是他的自传,因为书中主要不是写他自己的生平,而是写他所认识的人物,写他亲身经历的社会政治事件,写他对时代的感受、对世界的看法。昨日的世界副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因为书中主观感情的抒发,远远超过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诚然,书中写的尽是”回忆“,透过这些回忆,展示了当时欧洲文化中心维也纳的时代风貌,记录了从一次大战前夜到二次大战欧洲动荡的社会,披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揭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同时穿插着茨威格自己的各种心迹:欢乐、兴奋,忧愁、哀伤。但全书总的情调是悲观的,因为茨威格是”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忆过去。

    “也许,人们觉得,叙述自己的生平,远不如坦陈自己的心声更重要；把握一个时代的脉搏,不仅要知道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即时代精神。在当今的世界上,详述历史的书籍,汗牛充栋,用文学的笔触反映时代精神的著作,却为数不多。正因为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传,胜似自传,不是回忆录,胜似回忆录。它在广大读者中永远具有魅力。

    昨日的世界面世以来,早已译成多种语言。它的中译本却在过了四十余年后才出版,颇有姗姗来迟之感。但愿这迟开的蔷薇从此长驻华夏大地。

    昨日的世界这一中文本,由刘春华、孙龙生、戴奎生、舒昌善合作译出。全书译稿由舒昌善统一校定并撰写译后记。本书没有采用德文原版书里的人名索引,但为方便中国广大青年读者起见,译者对书中的历史人物尽可能作了简明的注释。限于译者水平,书中疏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多方指教不胜盼祷

    舒昌善

    :冷泉泓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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