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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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作者：钱理群
书籍简介
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栗子小说 m.lizi.tw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本书作者以十年功夫，搜寻、发掘了大量史料，对周作人的政治、文化、人生选择，独特个性及其内含的丰富的历史、心理内容，作了精细的描述与精辟、独到的分析；同时展现了周作人与章太炎、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同时代人的复杂关系，以周作人为中心的社会、历史、文化、风俗的广阔背景，力图通过周作人“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以展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f01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1901.8
最初的记忆
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又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1961年，七十六岁老翁周知堂写他的回想录时，反复强调，“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
然而，伴随这婴儿降世的，却是一个浪漫的传说。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于是，一个流言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
“老和尚转世，不是头世人。这孩子命中注定，比那些头次做人什么也不懂的，要深谙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过，老和尚转世，总有点特别，特别就不免顽梗，这”又有人发出担忧。
不管人们怎么说，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家兴房老二寿这是周作人外祖父给取的名字。据周作人说，这“”字，“原来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拣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个字，只有木旁的一个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的心上了。以至于五十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自然，这都是后话。
小寿睁开眼睛，环顾这新奇的世界时，他看见了什么呢
遥远的、最初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只记得两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见她脚上大拇指，圆圆的，短短的，太可爱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二哥哥的恶作剧。但他有没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么也记不得了。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满周岁。栗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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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忘不掉的记忆是，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够，也许患的就是“馋痨病”。稍大一些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奶吃，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没有什么奶水，为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了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处于这恶性循环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说：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现实的问题倒是，这个世界能够容得下这位有着强烈的本能**的、瘦小的儿童吗又能给他的成长提供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只要翻开历史教科书，就不难看到，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绪甲申冬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甲申这一年在中国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三百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六十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庚申之火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四十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页。在甲申本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这确实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个结论：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满着危机、苦难呢
不能，现实生活的逻辑绝没有纯粹思辨的推理这么简单：不仅历史发展趋势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外患造成的影响波及浙东山区，也还要一段时间。这就是说，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于是，出现了周作人短暂的金色的童年。
“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已“近黄昏”，“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
台门之内
周作人稍稍懂事以后，就注意到，居住在大台门内的每一个家族成员，晚上外出都要点上大灯笼，摇晃的烛光把淡黄色灯壳上三个黑色的大字映照得分外醒目：“汝南周”。它所唤起的，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充满温馨而又略带凄凉的回忆
据周作人祖父周福清会试履历上所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灯笼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师，以“出淤泥而不染”的爱莲说而名垂史册的周敦颐的爵位。周作人后来写有数典诗，其三即是歌咏这位祖父所说的“始祖”的。诗云：“清逸先生百世师，通书读过愧无知。年来翻遍濂溪集，只记篷窗夜雨诗。”并有如下小注：“著有濂溪集七卷，内有通书太极图说，后者在说明天地之根源，研究万物之始终，这是他对于宇宙的看法。通书是发挥太极图说的原理，从他的宇宙观推到人类社会之伦理”。诗载1969年7月明报第43期，收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2页所引小注未录入。栗子网
www.lizi.tw以周敦颐为始祖，周氏家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但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对“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原籍是河南省汝南县”；宋朝“徽、钦二帝被金兵挟持而去，康王赵构在爱国将领宗泽等人的保卫下，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时称南京即位，史称南宋。可是，赵构仍不想抗战，反而仓皇南逃，不久，金兵长驱直入，赵构只得逃到越州绍兴；后来，又逃到明州宁波”，“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金兵，从汝南来到绍兴落户那么，我们家族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314页。
但按家谱记载，又有另一种说法：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定居会稽竹园桥，距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周作人在数典诗中咏道：“清道桥头百姓家，逸斋遗教是桑麻。关门不管周朝事，数典何因学画蛇。”并自注云：“吾家始迁祖居越城清道桥俗称青黛桥，名已逸，家谱中追称之曰逸斋公，时在明正德年间，以前悉不可考。周氏例称出于周公，吾家则存疑，虽郡望亦称汝南，但以逸斋公为第一世，至不佞才十四世也。”如此，周作人是相信家谱的说法的。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时鲁迅十九岁，周作人十五岁曾在给他的两个孙子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日，俱万历年里，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周介孚：恒训，载鲁迅研究资料9辑，现存鲁迅手抄本。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兴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周氏家族已经像红楼梦里王熙凤所说的那样，外表上“轰轰烈烈”，内里“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了。但刘姥姥说的也对，“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这种小康局面正是养育周作人的最适宜的土壤。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3174页。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而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节日却分外的频繁，并且别有情趣。周作人的家乡绍兴过“四时八节”都有一套礼仪。所谓“四时”，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所谓“八节”，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立冬、年节。四时八节的礼仪，据绍兴地方志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吴越风俗。因此，过“四时八节”，对终岁劳累的人们来说，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松与休息，地方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悄悄地融解在各种半是祭祀、半是娱乐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滋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传统节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许斑斓、炫目的色彩，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为之心荡神移，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儿童杂事诗”。尽管这已是落日对于晨曦的追忆，但依然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那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永远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
于是，在烟雾缭绕、鞭炮繁响之中，在忙碌而欢乐的人群中间，我们仿佛看见了：周作人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跳着，唱着，叫着，笑着
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
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四，上元，第60页。
元宵，土话叫“汤圆”。绍兴有“上灯汤圆落灯糕”的俗语，绍兴的元宵香甜可口，邻近的宁波汤圆更驰名中外，逗人馋涎。
中元鬼节款精灵，莲叶莲华幻作灯。
明日虽扔今日点，满街望去碧澄澄。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三，中元，第64页。
虽说是“鬼节”，却无幢幢鬼影；莲花幻化，街衢一片碧澄，是颇有些诗意的了。
元宵节一过，“龙灯蟹鹞去迢迢，关进书房耐寂寥”。4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六，上学，第60页。一动一静，一热一冷，一放一收之间，又升腾起了新的企盼：“盼到清明三月节，上坟船里看姣姣。”4
可不是吗，绍兴儿童歌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清明时节，桃红柳绿，万木更苏，正是踏青的好时节。不料，在元代异族统治下，这里的人民被视为南宋遗民，贬为最下等的“南人”，妇女竟被剥夺了踏青的权利。人民遂借扫墓之名，进行变相踏青，清明节就成了扫墓节。范啸风越谚卷中风俗部下记曰：“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绍兴人一向认为“礼多人不怪”，清明扫墓礼仪十分隆重，参看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八，扫墓八二，祝父药味集上坟船。那繁缛的规矩排场自然是儿童不感兴趣的，孩子们所念念不忘的是扫墓郊游中的野食与野趣。周作人有如下的记忆：“扫墓归来日未迟，南门门外雨如丝。烧鹅吃罢闲无事，绕遍坟头数百狮。”据说，“百狮坟头在南门外，扫墓时多就地泊舟会饮。不知是谁家茔墓，石工壮丽，相传云共凿有百狮，但细数之亦才有五六十耳。”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七，春扫墓及自注，第60页。扫墓中的会餐亦有特别的规定，范啸风越谚卷中饮食类，下列有六荤四素、五荤五素名目，注云：“此荤素两全之席，总以十碗头为一席，吉事用全荤，忏事用全素，此席用之祭扫为多，以妇女多持斋也。”据周作人回忆：“此等家常酒席的菜与宴会颇不相同，如白切肉、扣鸡、醋熘鱼、小炒、细炒、素鸡、香菇鳝、金钩之类，皆质朴有味，虽出厨司之手，却尚少市气，故为可取。在上坟酒中还有一种食味，似特别不可少者，乃是熏鹅以醋和酱油蘸食，别有风味。其制法虽与烧鸭相似，惟鸭稍华贵，宜于红灯绿酒，鹅则更具野趣，在野外舟中啖之，正相称耳。”周作人：药味集上坟船，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30131页。假如到跳山去扫墓，那就更有趣味。那里是汉大吉摩崖石刻所在地，有好长一段山路。往年都是骑在佣人肩上，一路招摇而过。如今独自坐“山兜轿”此“为山行乘物，两竹杠间悬片板作座位，绳系木棍为踏镫，二人舁之，甚轻便”，那才更神气呢。“跳山扫墓比春游，岁岁乘肩不自由。喜得居然称长大，今年独自坐山兜。”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九，扫墓三，第61页。扫墓的悲凉之气早已被春游的自由欢乐一扫而空了。
清明之后是立夏。绍兴有立夏日“称人”的习俗，大概原来于立秋日当重称一回，以资比较，但民间似忘其意义。此外还要吃“健脚笋”，即以淡笋纳柴火中烧熟，去壳食尽一株。诗云：“新装杠秤好称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二，立夏，第62页。
接着就是端午，这是“八节”中的大节。每逢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一大早就用葛蒲剪出的宝剑和用纹艾制成的旌旗插在门框上，中间还有一张姜太公神位，说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百无禁忌，诸邪回避”。中午，用香蒲、柏子、青艾作香料，熏烟消毒，有的还用杂有雄黄的烧酒渍洒，于是有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黄梅、雄黄的习惯，给小孩额上用雄黄写“王”字，以及分香袋、香球的习俗。这一切，在周作人的记忆里，都升华为迷人的诗：“蒲剑艾旗忙半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得人称老虎头”，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四，第62页。“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得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三，第62页。
中秋又是一大节日。中秋赏月，绍兴家家在宴请“月亮婆婆”时，除习常的水果、月饼外，还特地摆上老南瓜，给宴会增添别一种乡土气息。绍兴的月饼有“荤油大月”，重达十斤、二十斤，素月饼中则有干菜月饼和用豆沙作料的。大者径尺许，与木盘等大，都深为素食的老年人所喜爱。而周作人念念不忘的恰恰也是素月饼，诗云：“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配南瓜。虽然惯吃红绫饼，却爱神前素夹沙。”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四，中秋，第64页。
重阳登高，亦是一年中的盛事。但登高饮菊花酒赋咏菊花诗，这似乎都是大人们的娱乐，与小孩无涉，因此，在周作人这里也没有留下记忆。四时八节中的立冬和立夏一样，只是个时令节气，仅有一个整理加固祖坟的习俗，儿童更不关心，周作人也就无诗了。
最令人神往的，自然是年节。绍兴有一句俗话：“大人忙种田，小孩忙过年”，这是千真万确的。绍兴还有一首歌谣：“二十夜，连连夜，点起红灯做绣鞋，绣鞋做好拜爷爷。”到了农历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做母亲的即接连开夜车，为孩子们赶做新衣新鞋，节日气氛就已经很浓了。年节的礼仪自然是十分繁杂的，有“送灶”、“祝福”、“分岁”、“辞岁”、“拜岁”等等。只有后两项是孩子感兴趣的，周作人都写有诗：“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枕头边。大街玩具商量买，先要金鱼三脚蟾。”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新年二，第59页，自注：“大钱方整者名曰板方，金鱼等皆用火漆所制，一枚值钱三四文。”“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着小冠。待得归舟双桨动，打开帽盒吃桃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三，新年三自注：“新年客去，例送茶食一盒置舟中，纸盒圆扁，形如旧日帽盒，俗即以纸帽盒称之。合锦点心中，以核桃缠松仁为上品，余亦只是云片糕、炒米糕之类而已。”第59页。
每一个节日，都在周作人幼稚的心灵里，埋下一串串具有声、色、香、味之美的回忆。周作人在又过了一个“甲子”之后，回想这一段充满节日之乐的童年生活时说：“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间关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课，学问大概可以比现在多一点吧，然而这些了解恐怕要减少不少了。这一部分知识，在乡间花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来的，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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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4页。小说站
www.xsz.tw正是在对童年生活中这些多彩的节日的忘不掉的记忆里，我们发现了许多而后构成周作人思想要素的最初萌芽。在传统的“四时八节”里，每一个节日都与气候的变换联系在一起。人事的变迁与自然的变化之间形成了神秘的对应关系，周作人的“伦理之自然化”的思想显然于此得到启发。每一个节日，不单纯是娱乐，都含有某种祭祀与祭神、祭祖、祭民族英雄的意义。一次次子孙与祖先、人与鬼的精神对话，创造出人鬼相融、古今共存的世界，自然产生超时空感，童年时代留下的祖先鬼魂的阴影而后就变成了“故鬼重来”的历史命题。然而，每一个节日又确确实实是终岁劳累以后的精神松弛与情绪发泄。周作人表示很欣赏“四时八节”中“节”的称谓：它表示了“以节为至善”的观念。同上，第175176页。的确，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同于西方乃至日本的狂欢，是调节而非放纵，追求灵肉和谐的中和之美。周作人在形成他的“生活之艺术”的人生哲学时，童年时代艺术化的节日生活，无疑是起了某种潜在的暗示作用的但，这都是几十年后的事。眼前，对于这位周家兴房的寿二少爷来说，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只是觉得，生活就像过节一般好玩而已。“好玩”，以后也由生活的直感变成了“周作人思想”的要素，这更是小寿所绝没有想到的。
而且，在周家新台门内，好玩的不只是过节，还有对于大自然的最初发现。
鲁迅在故乡里，曾经以童年时代自己在深宅大院里的生活与少年闰土在海边的生活作对比，并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其实，这只有部分的“真理”：即使是四面高墙的院子里，仍然有一个人力所不及的自然的世界不仅因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扼杀不了的，只要有大地，有空气，就有大自然，而且，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的敏感。没有乐感的耳朵是没有音乐的，而对于对大自然有着天生的感应的儿童，则到处都可以发现自然一点不错，是发现。儿童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便处处都有新鲜的发现，这种发现构成了诗的最初因素。发现首先是自然的发现，自然诗的发现。没有比儿童从天性上更接近自然的了。而周作人，这种“接近自然”的天性是发展得更为充分的。
鲁迅对于自然的敏感也并不亚于乃弟。这是他在周家新台门后园里发现的大自然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蹿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何首乌根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有过一块根像人样
通过直感与想像，在自然中注目于菜畦的“碧绿”，桑椹的“紫红”，蜂与菜花的“金黄”，感觉到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与油蛉的“低唱”，这都是诗人对大自然声、色之美的感受、体验与记忆。而周作人呢，面对同一个百草园，却有另一种眼光
木莲藤缠绕上树，长得很高，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小说站
www.xsz.tw何首乌和覆盆子都生在“泥墙根”，特别是大小园交界这一带据医书上说，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因为常吃这一种块根，头发不白而黑，因此就称为何首乌，当初不一定要像人形的。野菜博录中说它可以救荒，以竹刀切作片，米泔浸经宿，换水煮去苦味，大抵也只当土豆吃罢了。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园里的植物，第78页。
蟋蟀是蛐蛐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普通的蛐蛐之外，还有一种头如梅花瓣的，俗名棺材头蛐蛐，看见就打杀，不知道它们会叫不会叫。又有一种油唧蛉，北方叫做油壶芦，似蟋蟀而肥大，虽然不厌恶它，却也永不饲养，它们只会嘘嘘的直声叫，弹琴的本领我可以保证它们是没有的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六，园里的动物，第9页。
注目于动植物的实用价值，热心于动植物体态、功能与名称的考证例如蟋蟀的各种类型：这都是一个爱智者而非诗人的发现与记忆。
“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十，苍蝇，第64页。即使是局仄的门前小院，几乎容不下大自然的生存，童年时代的周作人也能从垃圾堆上的苍蝇里，获取丰富的乐趣与知识。直到成年以后，还写下了一段动情的回忆
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他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戏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用快剪将头切下，他的身子便仍旧飞去。希腊路吉亚诺思的苍蝇颂中说，“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周作人：雨天的书苍蝇，第52页。
这最后一句关于希腊哲人的联想自然是成年以后追忆时加上的，幼年时的周作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历史感。但是，那精细的观察与描写人那“领解万物感受一切”的“安详的容止”，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88页。以及戏弄苍蝇中所表现出来的近乎冷漠的冷静态度，是小寿的，却也可以从中看到成年周作人的某些特征。
幼年时代的周作人，既从传统节日的乡风世俗里体验到生活的野趣，又从对大自然的直接观察中感受到生命的勃勃生机。这大千世界首先赋予他的是现世之美，是自然状态的美，一种生气贯注的和谐美。这就使周作人的心灵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传统哲学、传统美学取得了内在的契合：这对周作人一生的发展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但当幼年的周作人几分喜悦几分惊奇地打量周围的一切时，他所看到的，绝不只是现世之美；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变成僵尸的封建王朝，一个已经开始败落的封建大家族。于是，他耳闻目睹的不能不是现世的种种丑恶。即使在他尽情享受自然、人生之美时，他也不能不隐隐地感到人世间存在着另一种力量尽管小寿此时还不能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压抑着美的生机。栗子小说 m.lizi.tw
于是，在周作人童年的记忆里，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重重阴影。
幼年的周作人是与他的祖母住在一起的，给他以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正是祖母的“受苦”形象
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据周作人介绍，“她母家姓蒋，住在陆放翁故居所在地的鲁墟，是介孚公周作人祖父的后妻，也是伯宜公周作人父亲的继母”。她原先是“翰林太太”，“后来遗弃在家。介孚公做着京官，前后蓄妾好些人，末后带了回去，终年的咒骂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彷徨〉衍义祖母。这里所讲“她前半生的不幸”，即指“被遗弃”之事。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百草园祖母二中所说，鲁迅孤独者里主人公魏连殳为祖母奔丧，即是以鲁迅自己的祖母为根据的。足见这位蒋姓祖母给鲁迅、周作人兄弟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又，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风暴的余波中回忆：“至于对于祖母，祖父则更是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了，有一回听他说出了长毛姣姣，还含糊的说了一句房闱隐语，那时见祖母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就走进她的卧房去了。我当初不懂，后来知道蒋老太太的家曾经一度陷入太平军中，祖父所说的即是此事。”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第261页。
我的祖母在有妾的**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周作人：秉烛谈〈双节堂庸训〉，第31页。
周作人从祖母“苦忍守礼”里，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的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
留在幼年周作人记忆里的另一个阴惨印象，是关于“蓝门里的故事”。
百草园的后园门口，一进门，西边是工具间，东边是灶头，经过一条小夹弄，西边有两间屋，一间是鲁迅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别号橘子屋因为朝西的窗外有一个小天井，长着一棵橘子树，两间的另一间，因为两扇门是蓝色的，通称蓝门。在孩子的记忆里，蓝门永远是“离奇而阴惨”的。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仿佛看见：“蓝门紧闭，主人不知何去，夜色昏黄，楼窗空处不晓得是鸟是蝙蝠飞进飞出，或者有猫头鹰似的狐狸似的嘴脸在窗沿上出现”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四，蓝门，第20页。
“蓝门”的主人是周作人的堂房爷爷，周作人祖父是兴房第二代，“蓝门的主人”是立房第二代。平常称他明爷爷，本名叫子京，却是鲁迅的第一位老师。多年应试不中，开办私塾，也因为学问太差，混不下去，终于疯了。据周作人回忆，一次他教鲁迅读孟子，“讲到孟子引公刘诗云：乃裹糇粮，他说这是表示公刘有那么穷困，他把活狲袋的粮食也咕的一下挤了出来，装在囊橐里带走”。“公刘抢活狲的果子”的故事传开，使子京极为狼狈。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六，橘子屋读书二，第22页。开始是演出鲁迅白光里的悲剧，以后常在半夜里发作，每次都是大批巴掌，用前额磕墙，大声说不肖子孙，反复不已。次早出来，脑壳肿破，神情凄惨，惘惘然出门径去，没有人敢同他搭话。到最后那一天，他先来一套自责自打，随后拿剪刀戳破喉咙，在胸前刺上五六个小孔，用纸浸煤油点火，伏在上边烧了一会儿，再从桥边投入水里，高叫曰：“老牛落水哉。”开初街坊都不敢近前，落水后才把他捞起，送回蓝门里去，过了一日才死参看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一九，子京的末路，第2526页。这是周作人亲眼目睹的第一个“死”，一个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凄惨而无价值的“死”。子京自称“不肖子孙”，自责自打以至自杀，对于同样是封建大家族子孙的周作人，虽是一时不能理解，却仿佛恐怖的恶魔一般沉重地压在心头，久久不能移开。
周家新台门内另一位在周作人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阴暗印象的人物是四七叔，他是礼房的第三代。直到晚年，周作人都不能忘怀他那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他是鸦片大瘾”的脸相，每在傍晚常看见他从外边回来，一手捏着尺许长的潮烟管，一手拿了一大“猫砦碗”的酒。据周作人自注：“砦当是槽字的转变，指喂养动物的食器。”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六五，四七，第87页。身穿破旧龌龊的竹布长衫，头上歪戴了一顶瘪进的瓜皮秋帽，十足是一副瘪三气，嘴里还唱着小调，孩子们只听懂几句：“我有一把苗叶刀，能水战，能火战，也能夜战”参看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8页。但是据老辈说来，他并不是向来如此的，有一个时候相当的漂亮，也有点能干。周作人就记得，曾与伯升叔一起请他写过字。虽因多年不动笔，手是抖的，但看得出他的底子还在，比起义房的伯文叔自夸的颜欧体要好得多。但是，染上鸦片瘾以后，他终于成为“人不人，鬼不鬼”了。在把自己的一份房屋也典了出去之后，搬进百草园东北角堆柴草的“三间头”住去了。百草园里传说有一条大火练蛇，是要扑灯光的，夏天野草长得三四尺高，他于晚间在这当中来去自如，却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在周作人这样的孩子们看来，倒也是很可佩服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从“三间头”搬到全族公用的大书房里，此时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到冬天，赎出棉被，当进破竹布衫；到夏天赎出竹布长衫，又当进破棉被。有时到了冬天，手里没钱，棉被赎不出，到夜里，冻得没有办法睡觉，他就屈膝坐在床上，破棉袄披在身上，把手脚都包进，就这样坐到天亮。天将明时，冷入骨髓，实在受不住，就扯着喉咙大喊起来：“冻杀哉，冻杀哉。”邻人好心送给他棉花褥，他不多几天又送进了当铺。一个冬天，四七叔没有出来，别人进他屋里去看，发现他已死在床上。蜷局着，人已经僵了，皮包骨头，就像一具骷髅。大人们都发出感叹，说四七不是冻死的，而是死于鸦片烟。绍兴正有这样的俗语：“穿，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脱空；烟指鸦片，送终。”
年幼的周作人，对于中国封建传统的理解，正是与这一个个惨烈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科举、鸦片、养妾还有缠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残酷、非人性的部分。这对周作人是一条线：以后，他无论怎样向现实妥协，但对这些摧残人特别是妇女的天性的丑物，他是绝不妥协的；对于这一类的丑物的复辟，他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十字街头上
对于幼年时代的周作人，台门之内，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现世之美，却又处处散发着死尸气息的世界；台门外面，又是一个世界一个也许更具吸引力、更有活力的、熙熙攘攘的世界。
台门所在的东昌坊是一条东西街，所谓东昌坊，是街西端的十字路口。在路口有个栅门，一到夜里，就关栅门，一般人只能从栅门的小门里进出。往南是都亭桥，往北是塔子桥，往西是秋官第、大云桥，往东就是东昌坊。
周作人说：“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吸尽了街头的空气，所差者只没有在相公殿里宿过夜。因此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从前祖父也骂我这是下贱之相”。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5页。这里所说的“街头的空气”，即是指与市民阶层的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这是培育周作人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土壤与文化背景。
这是一条不长的街道，不过十几户人家。但，一家一个世界，在日常生活的谈笑哭骂间，蕴含着市民社会特有的悲欢。
十字街头的东南角是一家老铺：德兴酒店。另一家酒店就是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设在周家新台门对面，是周作人远房本家一个秀才开设的，但没有多久就关了门。只有一间门面，门口有一个曲尺形柜台。靠墙放着玫瑰烧、五加皮等酒瓶，直柜台下面放酒坛，横柜台临街，台上有半截栅栏，栅栏里放着过酒胚。进柜台就是雅座，几个长板凳、条凳，可以坐十来个人。周作人记得，“有一回，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独自一人走到德兴去，在后边雅座里找着先君正和一位远房堂伯在喝老酒。他们称赞我能干，分下酒的鸡肫豆给我吃。那时的长方板桌与长凳，高脚的浅酒碗，装下酒盐豆等的黄沙粗碟，我都记得很清楚连带的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酒店所有的各种过酒胚，下酒的小吃”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东昌坊故事，第33页。于是，周作人又有了这样亲切的回忆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内有豆可二十粒，乃是黄豆盐煮漉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二九，记盐豆，第102页。
此外现成的炒洋花生、豆腐干、关于小酒店里的豆腐干，周作人还有这样的有趣的回忆：“小时候听念佛老太婆说，阴间里豆腐干每块二百文。”这透露出阴间物价极高的意思，并说明“阴间的人尚在吃豆腐干，则他物准是，其情状当与阳世也无甚殊异。”苦口甘口读〈鬼神论〉，香港实用书局1973年11月版，第128页。至于特别提出豆腐干而不云火腿、皮蛋者，乃是念佛老太婆的本色。咸豆豉等大略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本来这是卖酒附带喝酒，与饭馆不同，是平民的所在，并不准备阔客的降临，所以只有简单的食品和朴陋的设备正相称。2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东昌坊故事，第34页。
此外还有一两种则是小菜类的东西，人家买去可以作临时的下饭，也是很便利的事。其二名曰时萝卜，以萝卜带皮切长条，用盐略腌，再以红霉豆腐卤渍之，随时取食。此皆是极平常的食物，然在素朴之中自有真味，而皆出自酒店店头，或亦可见酒人之真能知味也。2
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有一个水果摊，主人名莲生，所以大家并其人与摊称之曰水果莲生。东昌坊距离大街很远，临时想买点东西只好上水果莲生那里去，其价钱较贵，也可以说是无怪的。但也就因此有人说水果莲生所卖的水果是仙丹，所以那么贵，又一转水果莲生也被称作华佗了，因为仙丹当然只有华佗那里发售。其实，所谓华佗“仙丹”都是最普通的水果，销路最好的自然是甘蔗、荸荠，其中更以甘蔗为大宗。此外还有初夏时节的樱桃，体格瘦小，面色苍白，引不起诗人的兴趣来的，却大为孩子们所赏识，一堆一堆的也要销去不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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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年，周作人还深情地回忆说：“我至今不稀罕苹果与梨，但对于小时候所吃的粗水果，还觉得有点留恋。栗子小说 m.lizi.tw顶上不了台盘的黄菱肉，大抵只有起码的水果店里才有，我却是最感觉有味，因为那是代表土产品的所谓土膏露气尚未全失，比起远路来的异果自有另外一种好处。”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56，甘蔗荸荠，岳麓书社1988年1月第1版，第623页。
和水果摊在一起的，还有麻花摊，这也是周作人幼时爱光顾的地方。他介绍说：“乡间制麻花不曰店而曰摊，盖大抵简陋，只两高凳架木板，于其上和面搓条，傍一炉可烙烧饼，一油锅炸麻花，”“做麻花的手执一小木棍，用以摊赶湿面，却时时空敲木板，滴答有声调，此为麻花摊的一种特色，可以代呼声，告诉人家正在开淘有火热麻花吃也。”“麻花摊所制各物殆多系寒具之遗，在今日亦是最平民化的食物，因为到处皆有的缘故，不见得会令人引起乡思。”但勾起周作人回忆的，却是“小时候曾听老妪们说过”，这类油炸条面食，或呼为“油炸鬼”，据说“当日秦桧既死，百姓怒不能释，因以面肖形炸而食之，日久其形渐脱，其音渐转，所以名为油炸鬼，语亦近似”但周作人对这类传统是不以为然的，他以为，“这骂秦桧的风气是从说岳及其戏文里出来的”。周作人：苦竹杂记谈油炸鬼，第79页。
德兴酒店往东依次是高全货油炸店、箍桶店，十字路口西南角是申屠泉的住宅、高文锦家住宅、荣生轿行、泰山堂药店。店主兼给人看风水。再往东就是小船埠头，依次向东又是傅澄记米店、咸亨酒店与屠家小店。这屠家小店在东昌坊街上是颇有些名气的。它的名气来自多方面，最吸引小孩子们的，自然是它的出售品：夜糖。正像周作人自己所说：“绍兴如无夜糖，不知小人们当更如何寂寞，盖此与炙糕二者实是儿童的恩物，无论野孩子与大家子弟都是不可缺少者也。夜糖的名义不可解，其实只是圆形的硬糖，平常亦称圆眼糖，因形似龙眼故，亦有尖角者，则称粽子糖，共有红白黄三色，每粒价一钱梨膏糖每块需四文，寻常小孩多不敢问津。此外还有一钱可买者有茄脯与梅饼。以砂糖煮茄子，略晾干切为适当的长条，而不能无大小，小儿多较量择取之，是为茄脯。梅饼者，黄梅与甘草同煮，连核捣烂，范为饼如新铸一分铜币大，吮食之别有风味，可与青盐梅竞爽也。卖糖者大率用担，但非是肩挑，实只一筐，俗名桥篮，上列木匣，分格盛糖，盖以玻璃，有木架交叉如交椅，置篮其上，以待顾客。行则叠架夹胁下，左臂操筐，俗语曰桥。虚左手持一小锣，右手执木片如笏状，击之声镗镗然，此即卖糖之信号也。小儿闻之惊心动魄，殆不下于货郎之惊闺与唤娇娘焉。”周作人：药味集卖糖，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第120121页。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既有“想见当年立门口，茄脯梅饼遍亲尝”的甜蜜，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二十二，果饼四，第80页。亦有“儿童围作圈，探囊竞买啖。亦有贫家儿，衔指倚门看。所缺一文钱，无奈英雄汉”的感慨。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往昔三十首五之四，炙糕担，第36页。
东昌坊街头引人注目的铺面还有两家，一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荣生轿行。这一家并不卖“货”，却卖“力”，店里的一乘轿是出租用的。主人名叫荣生，可能姓樊，但大家都叫他“做不杀的荣生”，这是因为他终日终年地卖苦力，不知歇息。有人来租轿，他马上和他弟兄两人抬轿。抬完轿，马上贩水果，挑了担沿街叫卖。栗子小说 m.lizi.tw谁家死了人，他赶去入殓，抬棺材。一到秋天，他又赶到大教场去当一名操练兵。有火灾的时候，他又忙着救火。从天不亮起床，到天黑睡觉，一刻不停，样样活路都做，而且都是重活。人称“做不杀”即“做不死”，既含着同情，又有几分称羡之意。这位“做不杀的荣生”是有资格充当市民“英雄”的。
在辛劳程度上，能够与“做不杀的荣生”媲美的，大概只有屠家小店的东邻，也是这条街的最后一户人家王咬脐锡箔店的店伙。绍兴素有“锡半城”之称，说的是大多数绍兴人都以锡箔业为生。所谓“锡箔”，即是“冥币”。据说，元顺帝时，在大江大海航行的商人，每遇风浪，就将长方形的锡砖抛入水中，用以镇压江神、海神；到明太祖时才出现锡箔。锡箔制作中最辛苦的是打箔：用一头小一头大的铁头将小而厚的锡块打成薄而大的锡箔纸一块锡铸件，一般能打三千二百张锡箔纸，以便“砑”在一种黄色的当地土纸上。从事这重活的大半是当地农民，他们种田和打短工不够维持一家生活，不得不到城里来打箔。除吃饭以外，他们不停地挥锤，于是，从黑暗、潮湿、低矮的木板房里，整天传出来沉重而凝滞的打箔声：“当，当，当”
东昌坊这条街并不阔，周作人幼年时走出台门就看见这些做锡箔的、担轿的、摇船的、做木作的、做泥水作的、箍桶的以及小商小贩清早起来，就都在忙碌，如果有一天闲着，他们反而要发愁了。一到黄昏，他们就在暮色苍茫中吃晚饭绍兴的风俗是一日三餐煮饭吃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焖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就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臭霉豆腐之类。人们常常是吃完饭以后，油灯也舍不得点，摸黑把碗筷收拾好，就休息了。据周作人回忆说，风尚所致，连周家台门内“曾祖母不必说，祖母房里在辛丑年1901年，周作人十七岁。总还是点着香油灯的”，“大抵小时候睡得很早，后来的习惯也不在灯下做什么事情，无论用功还是游玩，所以对于灯缺少亲近的感觉。古人云，青灯有味似儿时，那是很幸福的经验，我却是没有”。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灯火，灯火二，第124125页。有时夜里提着灯笼回来，只见这些破败的陋屋沉浸在夜幕里，只有十字路口向西的地方，高高悬挂着一盏长方形玻璃灯，玻璃上写着四个大字：“清火洋烟”。这是一鸦片烟馆，这盏灯是通宵不灭的，灯下依稀可辨的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年久光滑，并且已凿出一层，颇不便行走。如是盛夏，石板都热得像木板似的晒干，两头翘起，因此，绍兴有“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懒惰女客困旰觉”的歌谣。稍远处，隐没在黑暗中的是石桥城内的石桥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马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而阴影投射于石板路上的，是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夜深人静，时时发出格格的回响声，那是猫在屋瓦上走过。如下大雨，则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人们常用竹水溜引进预备好的大缸里，即是上等的茶水。雨后石板铺成的大街上，常传出“橐橐”的声音，那是偶尔在深夜里仍在街上的行人，穿旧钉鞋行走在上面的声音
在此以后，周作人多次怀着深情回忆起绍兴以及江南一带的石板路，以为它在民间生活中十分普遍，“随处出现”，是令人感到亲切“有趣味的”。小说站
www.xsz.tw参看周作人：夜读抄清嘉录过去的工作石板路。实际上，令周作人追怀不已的，还是通过这石板路所展示的十字街头的生活方式。
周作人这样说过：“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惟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周作人又说：“邵氏闻见录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周作人：看云集苋菜梗，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34页。
这里所说“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贫”与“习苦”都是周作人对故乡绍兴平民生活方式的一个概括。联系前述周作人幼年对十字街头生活的记忆，可以看出，绍兴平民生活方式包括“终岁劳苦”与“素朴简单中有真味”这两个侧面，用以后周作人关于“生活之艺术”的分析是属于“自然地简易地生活”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87页。一类。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文化传统与平民化的文化性格。它在绍兴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源。鲁迅在〈越铎〉出世辞里曾经热烈地赞颂了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而据史书记载，禹、墨又是一脉相传的：“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白昼不休，以自苦为极。”参看庄子杂篇天下。绍兴平民上述勤劳卓苦的生活方式，十字街头的市风，显然有禹、墨遗风。
十字街头下
十字街头尽管物质生活十分清苦，但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活。
最流行的自然是地方戏曲。东昌场街头颇有名气的屠家小店，除了兜售夜糖迷住了一大群小孩之外，女店主宝林大娘与她的女儿宝姑娘也招引了不少青年、壮年以至老年顾客。宝林大娘当年有“草舍美人”、“豆腐西施”的艳名，因此被写进了鲁迅的故乡。而今徐娘半老，却也不甘寂寞，每年都出面募款，在她小店对过搭起台来，请街上的盲女，也杂有个别瞽男，唱“花调”〔又称“话词市”〕。参看周作人谈龙集关于“市本”，岳麓书社1989年1月第1版，。“花调”历史相当悠久，南宋陆游：“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叫唱蔡中郎。”元代诗人瞿存斋也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这些盲女平时集居在马梧桥一带，招牌上写着“三品词调”四字，外出演唱时，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脚着绣花鞋，穿着过时的服饰。她们唱的“花调”类似“弹词”，七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大抵是二女一男，弹琵琶、扬琴。演唱的内容通常是佛教通俗教义的宝卷，如“花明宝卷”、“刘香宝卷”之类。宝林大娘现在已经收心念佛，颇热心于佛事。所谓“宣宝卷”即是在悲凉楚怆的演唱中，在人人闻之动容之间，宣扬“刻苦修行，今生赎罪”为中心的妇女佛教观。却不想这一年一度的演唱，也会产生悲剧。悲剧主人公即是宝林大娘的女儿宝姑娘。她本终日坐在小店里砑纸，可是听熟了宝卷，竟然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并且毅然拒绝与她从小许配的山里的远亲成婚，最后闹到对方来抢婚。经过种种波折，还是解除了婚约，一时间成了街头的最大新闻。宝姑娘从此躲在小楼上，不与世人相见，最后郁病而死。这种事给幼年的周作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在报上看到家乡再次发生“少女抢婚死亡”事件的消息，竟唤起了他潜在的记忆
我记起四十年前的旧事来。在故乡邻家里就见过这样的少女，拒绝结婚，茹素诵经，抑郁早卒，而其所信受爱读的也即是刘香宝卷。小时候听宝卷，多在这屠家门外，她的老母是发起的会首。此外也见过些灰色的女人，其悲剧的显晦大小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暗淡阴沉，都抱着一种小乘的佛教人生观，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此种灰色的印象留得很深，虽然为时光所掩盖，不大显现出来了，这回忽然又复遇见，数十年时间恍如一瞬，不禁愕然，有别一意义的今昔之感。周作人：瓜豆集〈刘香女〉，岳麓书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031页。
正是从这“灰色的印象”灰色的女人、灰色的人生、灰色的哲学里，一种人生的苦味悄悄地浸入周作人的血液。
但对于幼年周作人，家乡的戏曲所留下的印象却并不这样灰色，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
在老台门对面有一大片空地，这一片地面上原来是有房子的，属于和房。据说不知在哪一年发生过一次火灾，把所有毗连的房子统统烧光了，留下一堆瓦砾。在这一片白地上，有时有人来变大戏法，这块空地就成为附近居民娱乐的场地。周作人幼年时代在这里经常看到的是绍兴地方戏有名的“大班”与“目连戏”。
按这里的风俗，每年七月半，都要由覆盆桥周家发起，请“绍兴大班”又称“绍班”来演戏。有文班与武班，文班叫高调班又叫高腔，武班叫乱弹班。据周作人介绍，绍兴大班演出的最大特点是：“虽然中间尽有悲欢离合，近似悲剧的片段，但结末总是欢喜会合，以大团圆收场。”2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喜剧的价值，第316页。这类演出大都是为了祭神，演出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正戏前后都有着固定套式的开场戏与结尾戏。开场戏要演“五场头”：“庆寿”祝贺延年益寿、“跳加官”祝愿官运亨通、“跳魁星”祝颂登科及第、“小赐福”赐予福音、“掘藏”即“调财神”，恭喜发财，当地叫“讨彩戏”，歌祝人们“福、禄、寿、财”。按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极尽人生的大望”。在正戏结束以后，接着就出来了一生一旦，匆匆向外边纳头便拜，表示“拜堂”之意，也即是说这一天的戏算是完了。观众也都了解这个意思，在喜乐声中，看见两人交拜，便说“拜堂”了，纷纷准备走散。周作人说：“这种习惯不晓得别处有没有，小时候看绍兴戏文，记得如此，这说来已经是五十年前事了。”2更难忘的，自然是这种戏剧演出形式中所蕴含的喜剧趣味。与鲁迅、胡适对中国传统戏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态度相反，周作人显然十分赞赏这类大团圆，以为是表现了一种喜剧价值的。周作人的这一评价与上述幼年时代的记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绍兴大班的正戏别有特色，多是扮演锄强扶弱、表忠除奸、抗敌御外的历史故事，唱腔豪放、高亢、激昂，表演则简洁明快，鲜明强烈，这也是表现了绍兴民性刚烈坚毅之一面的。
另一类演出是目连戏。传说七月份酆都城鬼门关打开，阎罗大王让小鬼到人间玩玩，所以这戏是演给鬼看的。周作人把目连戏叫作“纯民众”的戏剧，因为“所用言语系道地土话，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不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皆非职业的优伶，大抵是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作自己的事去了”。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79页。目连戏演的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这是一个佛教传说，宣扬的也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观念，自然引不起孩子们及观众的兴趣。观众们注目的是目连戏中的穿插戏。据老艺人说，目连戏是出劝善戏，所以戏班在外去演出时，常把耳闻目睹的恶事记录下来，编进目连戏中去。全剧共有一百二三十折之多。穿插戏多是讽刺社会恶行现象的讽喻性喜剧。周作人回忆说，“占目连全剧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个个喜剧化的笑话，社会家庭的讽刺画我还是五十年前在长庆寺前的路亭台上看过最后的一次，只演了半日一夜，所以插曲省去了不少，大部分也已忘记了。但是有些还约略记得，如泥水作打墙、张蛮打爹，还如什么人给地主当佣工，当初说定挑水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变成了一文十六担了。又如说富家中堂挂着条幅，上写太阳出起红一首猥亵的诗，也满是讽刺的意思”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关于目连戏，第137138页。在另一处，周作人还有更真切的回忆
这些场面中有名的，有“背疯妇”，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别着一老人头，饰为老翁背其疯媳妇而行。有“泥水作打墙”，瓦匠终于把自己封进墙里去。有“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被打，对众说道：“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这正是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又有人走进富室厅堂里，见所挂堂幅高声念道：太阳出来红，新妇滹浴公来张。公公唉，来张；婆婆也有哼“唔，唐伯虎题。高雅，高雅”
周作人并且发表了如下议论
这些滑稽当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壮健的，与士流之扭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民众的滑稽趣味的特色在我们知道的范围以内，这是中国现存的惟一的宗教剧全本的目的却显然是在表扬佛法，仔细想起来说是水陆道场或道士的“炼度”的一种戏剧化也不为过。滑稽分子的喧宾夺主，原是自然的趋势。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81页。
无论如何，通过目连戏的演出，“民众的滑稽趣味”深深渗入了周作人心灵深处。
除了目连戏外，还有迎神赛会。这是鲁迅在他五猖会里作过有色有声的描写的。但在周作人的回忆里，却“已经很简单了”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以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分，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别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拖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真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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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第145页。小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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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周作人留下记忆的似乎也是迎神赛会演出中的“老百姓的诙谐”。
以后，周作人对绍兴迎神赛会的历史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性，还作过一番考察。南宋时陆游即有“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河桥看赛神”的诗句，足见绍兴迎神赛会历史之悠久。周作人在明末清初张岱陶庵梦忆里也发现了关于当时绍兴迎神赛会的盛况，其中一条曰：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
这引起了周作人的“今昔之感”。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1页。也许在绍兴民间的艺术中，还多少保留着这种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这应该是周作人终生喜爱故乡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民间戏曲之外，绍兴还流传着大量民间笑话。这些笑话，也充满了喜剧趣味。在绍兴，最流行的是徐文长的故事。周作人从小就听乡人讲徐文长的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却不知怎的，终于不果。待到周作人真的写出徐文长的故事，却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但那故事的“气味”依然保留着。从小即以出众的记忆闻名的周作人，几乎记得一字不差
徐文长买白菜，卖菜的说一文一斤，他说一文两斤，卖菜的粗鲁地答说，“那只好买粪吃”，徐文长便不再计较，说他要照讨价买下了。可是称来称去费了许多工夫，卖菜的觉得很饿了，等徐文长进去算账之后，他看桌上有两个烧饼，便拿来吃了。徐文长出来，向桌上张望。卖菜的便说：“这里两个烧饼是我借吃了。”徐文长顿足道：“了不得，这是砒霜烧饼，我拿来药老鼠的。”卖菜的十分惊慌道：“那怎么好呢”徐文长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叫医生，听说医砒毒只有粪清最好，你还是到粪缸那里吃一点吧。”卖菜的性命要紧，只能去吃。徐文长遂对他说：“究竟是谁吃了粪呢”
这故事不过是毫无理由地捉弄人而已，自然没有更深的意义。然而，周作人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民间道德。他说：“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就是理，无论用了什么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取得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2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小引及其他，收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17页。，于是，在对愚弱者的失败的嘲弄里显示出“智力的优胜”，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肯定。周作人认为，这对于那些经常处于失败地位的小市民，“或者可以作精神体操之一助”，这大概就是徐文长的故事使人喜乐的原因吧。
在周作人记录的，小时候听到的徐文长的故事还有这样一则
有一个人去找徐文长，说他的女儿喜欢站在门口，屡诫不听，问他有什么好法子。徐文长说只要花三文钱，便可替他矫正女儿的坏脾气。那父亲很高兴，拿出三文钱交给徐文长，他便去买了一文钱的豆腐和两文钱的酱油，托在两只手上，赤着背，从那女儿的门外走过，正走到她的前面。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徐文长把肚子一瘪，裤子掉了下来，他便嚷着说：“啊呀，裤子掉了，我的两只手不得空，大姑娘，请你替我系一系好吧”那姑娘跑进屋里去，以后不再站门口了。
这故事就不止是恶作剧，而且粗俗得有几分猥亵了。而周作人正要为这粗俗与猥亵辩护。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2这无疑对那些病态的文化熏陶出来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含有几分嘲弄的意思。周作人甚至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宣布“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若斯威夫德便有点病态的了才有欣赏粗俗话的资格”。周作人：“小五哥”的故事附记，1925年9月13日语丝第53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779页。至于徐文长故事中的“猥亵趣味”，在周作人看来更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因为在野蛮民族，各国缺少教育的人民中间，猥亵的笑话向来是非常通行的。这是社会“男女关系很不圆满”的产物，“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惟一的方法是意淫”。猥亵的笑话、歌谣等等“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周作人：谈龙集猥亵的歌谣，第73页。自然，上述认识都是周作人接触了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性心理学以后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幼年时代周作人不可能达到的；但这种民间的粗俗不雅而又是健壮的猥亵趣味潜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却是事实。实际上，每一个在幼年时代或者更长时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文化的中国人，何尝不曾多多少少感受过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猥亵趣味呢但是，当人们一旦变雅，就不屑或不敢、不愿承认这一段审美历史了。而周作人不但老老实实承认，写入自己回忆中，而且仍然津津乐道，这就有点惊世骇俗了。
这种包孕于民间戏剧、笑话中的喜剧趣味、猥亵趣味，同时也是一种语言趣味；幼时所受的家乡戏剧、笑话的熏陶，更是语言的熏陶。周作人曾经特地说明：“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得形诸梦寐，事实上却总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是想要摆脱也无从摆脱的，那即是言语。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的表现自己。”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略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65页。周作人幼年时代受地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地方方言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地方戏曲、笑话对他的思想、情感，以至性格、文风的潜移默化。鲁迅曾谈到他从小对迎神赛会中的无常“口头的硬语与谐谈”的欣赏与陶醉。鲁迅：朝花夕拾无常，收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272页。周作人也说：“乡间的人常喜讲舛辞及冷语，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页。所谓“硬语”、“舛辞”与“谐谈”、“冷语”，都是对绍兴方言特色的一种概括。所谓“硬语”、“舛辞”就是绍兴话入声多，有一股“硬”气；但绍兴话也并非全部硬音，也有软的。绍兴话可谓“软硬兼施”，“快慢相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腔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绍兴地方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民性特征的。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与此相联系的，是绍兴话中骂人的话特别多，开口“贼胚”，闭口“娘杀”，用一句绍兴话，就是“骂人当饭吃”。鲁迅作品中七斤嫂与杨二嫂如果合演一台戏，将会是骂语连篇，别有兴味的。周作人记下的则是绍兴“女人骂街”的趣闻。据说这是一位自称无名人的文人“暂居绍兴一古寺中”所见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栖上骂多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戛然已止，箸响碗鸣，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
周作人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本来在生物中母兽是特别厉害的，不过这只解释得泼字，骂街的本领却别有由来，我想这里总可以见她们政治天才之百一吧。希腊市民从哲人研求辩学，市场公会乃能滔滔陈说，参与政事，亦不能如村妇之口占急就，而井井有条，自成节奏也。中国士大夫十载寒窗，专做赋得文章，讨武驱鳄诸文胸中烂熟，故要写劾奏讪谤之文，摇笔可成，若仓促相骂，便易失措，大抵只能大骂混账王八蛋，不是叫拿名片送县，只好亲自动手相打矣。两相比较，去之天壤。”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如此，吸引周作人的，就不仅是家乡方言中的滔滔不绝、自成节奏的骂人的硬语，而且是透过硬语所表现的民间性格与智慧的魅力。
绍兴方言中的诙谐感也是引人注目的。鲁迅曾经说：“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145页。鲁迅又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炼话”即指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等。而其中是最多诙谐、幽默的。周作人回忆说：“越谚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冬瓜雕猪寨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亦更明显，设为二人应对的词云：冬瓜好雕猪寨吗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吧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寨即槽，家畜的食器。”据越言释写作“寨”，若冬瓜本极普遍，今作东瓜，当是范君改写，以五代史。周作人：书房一角越谚，收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700页。这即是绍兴“炼话”里的幽默趣味。
贯串于绍兴地方戏剧、笑话以至地方方言里的“硬气”与“诙谐”构成了绍兴地方平民文化最基本的特色。这对于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至文风的形成，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对这十字街头的影响也不可作过高的估价。周作人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十字街头影响的同时，又竭力地排斥着这种影响，以保持自己的**。他曾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特地声明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6页。
他既曾混迹于十字街头，又不愿“跟着街头人群去瞎撞胡混”。径直地说，对街头群众怀着疑惧，他就只能躲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民间的市民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隔阂这就构成了周作人内在矛盾的这一面。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
十月寒秋季节，九岁的周作人正躲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教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他没有考上秀才，只是个文童，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时间都听任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突然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色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年底，又随大舅父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娱园。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被告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狼来了”的呼声，这回真的“狼来了”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对于这时已经十三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九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色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现在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始终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4月第1版，第15页。
最难忘的自然是娱园。娱园的主人皋社诗人秦秋渔是周作人大舅鲁悦堂的岳父，周作人正是随着大舅一家借住娱园的。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年1857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周作人与鲁迅一起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第41页。当然，更使周作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大群游玩的伙伴：大舅家的佩绅表哥、珠表姐，以及小舅家的琴表姐、意表姐、林表妹和昭表妹，琴表姐年龄与鲁迅相仿，意表姐比周作人稍大。表兄妹们平时很难有相聚机会，如今聚集在一起，自有一番乐趣。
不到一年时间，风头一过，周作人就带着许许多多新鲜的印象回到新台门内，并且很快也进了三味书屋，正式开始了他的无忧无虑，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读书生活。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位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力的人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即1895年引者注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十三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6237页。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坟写在〈坟〉后面，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下文还会有详细分析，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周作人自己就有过十分真切的回忆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若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周作人：秉烛谈读风臆补，第15页。
小时候读贾谊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稀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收知堂序跋第155页。
少年周作人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文里，感受到“愀然不乐”的“忧郁”，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微处的一种敏锐的直观把握。尽管此时他还不可能对之作出理性上的明确解释，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渗入他的血肉之中。如果说周作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从传统节日中已经领悟到中国传统乐感文化那一面，现在，他又从典籍中感受到了传统的忧患意识。后者对于前者恰恰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两方面对于周作人个人气质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对此时的周作人来说，忧郁的因子还是潜藏着的，他的生活的主调仍然是欢乐的，充满了儿童的情趣。于是，在他的记忆的画册里，又印下了一页页喧闹的、彩色的印象
那时所读的是“中下”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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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栗子小说 m.lizi.tw
从家里到塾中不过隔着十家门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头大身矮，家中又养着一只不经见的山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养着压禳火灾的，便觉得很有一种超自然的气味。同学里面有一个身子很长，虽然头也同平常人一样的大，但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个长辈，因为吸鸦片烟的缘故，耸着两肩，仿佛在大衫下横着一根棒似的。这几个现实的人，在那时看了都有点异样，于是拿来戏剧化了。在有两株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这日常的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像为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别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仗了法术去征服他。“小头”从石窟缝里伸进头去窥探他的动静，“耸肩”等他出来，只用肩一夹，就把他装在肩窝里捉了来了。这些思想尽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几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时觉得非常愉快，用现代的话来讲，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生活的少数瞬间之一。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儿童剧，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03104页。
在乙未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是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像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的讲，颇极细微，可惜除上记几点之外，全都已记不得了。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二，童话，第5556页。
这几乎是永远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儿童杂事诗里，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胜怀念的心情
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
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注：空想神异境界，互相告语，每至忘寝。儿童迟睡，大人辄警告之曰，拙鸟飞过了。谓过此不睡，将转成拙笨也。拙鸟是一空想的怪鸟或只是鸟之拙者，故飞迟归晚，亦未可知。但味当时语气，则似以前说为近耳。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六，故事三，第76页。
曼倩诙谐有嗣响，诺皋神异喜重听。
大头天话更番说，最爱捕鱼十弟兄。
注：为儿童说故事，多奇诡荒唐，称曰大头天话，即今所谓童话也。十兄弟均奇人，有长脚阔嘴大眼等名。长脚入海捕鱼，阔嘴一尝而尽，大眼泣下，遂成洪水，乃悉被冲去云。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四，故事一，第75页。
老虎无端作外婆，大囡可奈阿三何。
天教热雨从天降，拽下猴儿着地拖。
注：老虎外婆为最普通的童话，云老虎幻为外婆，潜入人家，子女为所啖。大女伪言如厕，登树逃匿。虎不能上，乃往召猴来。猴以绳索套着颈间，径上树去。女惶迫遗溺着猴头上。猴大呼热热，虎误听为拽，即拽索急走，及后停步审视则猴已被勒而死矣。俗称猴子曰阿三。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五，故事二，第75页。
周作人的这种念念不忘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像他自己所说，唯独有了演神话戏、编童话故事这类活动，儿童时代生活才是正常的。而通过这些活动进行的空想、幻想训练，对周氏兄弟思维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更是有深远的影响。人们不难注意到，上述演戏活动与深夜编神话故事，都是以鲁迅为主的，周作人只扮演追随者的角色。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这不仅因为他们年龄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他们不同的禀赋：在周氏兄弟之间，鲁迅的想像力是更为丰富的。周作人后来一再说自己不是诗人，“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71页。这奇异的童话世界的创造者主要是鲁迅，欣赏者、解释者、研究者却是周作人。他们兄弟禀赋、天资的不同，遂有了这样自然的分工。
小兄弟周建人有时也参加哥哥们的游戏。他对两个哥哥的观察更是有趣的
大约是1894年新年，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父亲便叫拿来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做一声地还给大哥了。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又叫我“十足犯贱”这意思是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十，艰难的日子，第99页。
二哥却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大概没有起绰号、给人以难堪这类事吧。从小弟弟的观察里，显出了大哥的尖刻、不饶人，与二哥的宽容：二人个性的差异是鲜明的。
正当周家三兄弟暂时沉浸在儿童的欢乐中，逐渐淡忘了由于祖父入狱带来的令人恐怖的噩梦时，父亲不知怎的突然狂吐起血来。他坐在后房间的北窗下，血就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吐了一阵之后，就没有再吐。由此开始，直至父亲逝世，周家一直在暗伏着不安的平静中过着日子。父亲的病与死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
母亲自然是首当其冲，鲁迅作为长子，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以后，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在五猖会里，又写出了父亲的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的天性：“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面对着父子之间可怕的隔膜，鲁迅只感到莫名的悲哀。
周作人也曾和鲁迅一起四处奔波，搜寻那些奇怪的药引。但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另一种游戏。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慈爱的
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三，伯宜公，第39页。
鲁迅便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上跳下地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杀伊，戳杀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九一，拾遗已中回忆，这幅怪画“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栗子小说 m.lizi.tw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情”。第644645页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五，漫画与画谱，第3334页。
伯宜公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六，烟与酒，第35页。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于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像于我的脑中而已。周作人：夜读抄小引，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页。
在周作人记忆中的这个“没有打过小孩”、“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的和蔼、宽容的父亲，时有退隐之意的伯宜公，自然是经过周作人主观心灵折射后的形象。他是属于周作人的：既不如鲁迅笔下那样严厉而不通人情，与周建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在周建人的记忆里，父亲并不打骂孩子，也不和母亲吵架拌嘴，只是独自生闷气。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把瓷器、饭碗、菜碗、酒杯都掷出窗外。脸色是这样的阴沉、忧郁、压抑、悲伤，好像已看透了人生，憎恶这世间，但他不责备任何人，似乎只怨恨自己。临终前，他按在自己身上的那只手，轻轻地抬起来，又轻轻地落下，这样重复几次，一边嘴里喃喃地说：“呆子孙，呆子孙”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12118页。
有意思的是，尽管周作人再三申明伯宜公“没有打过小孩”，但周建人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周作人与凤升叔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惟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同上，第7677页。
对比周氏三兄弟对于父亲的不同回忆，其不同的侧重面，是可以显示出他们彼此性格、心境的不同的。从另一面也可以了解他们每个人与父亲心灵的沟通。
不久，周作人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896年这一年周作人刚好十三岁，祖父从监狱里发出命令：由于原来同宋姨太一起随侍的凤升叔已经去南京读书，决定周作人去杭州侍读。周作人与宋姨太一起寄寓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监狱看望一次祖父，平日自己用功。这一段生活，留下的是一个极为阴暗的回忆
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7778页。
这可能是周作人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身经验中，体味到人生的忧郁。因此，它是终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杂事诗里，仍然笼罩着这抹不掉的阴影
素衣出门去，踽踽欲何之。
行过银元局，乃至司狱司。
狱吏各相识，出入无言词。
径至祖父室，起居呈文诗。
温语教写读，野史任翻披。
十日二三去，朝出而暮归。
荏苒至除夕，侍食归去迟。
灯下才食毕，会值收封时。
再拜别祖父，径出圜木扉。
夜过塔儿头，举目情凄而。
登楼倚床坐，情景与昔违。
暗淡灯光里，遂与一岁辞。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之二，第4748页。
但阴暗的日子里也时有阳光注入，这使得周作人这一段生活仍然保持着金色童年所特有的蔷薇色，尽管颜色已经消退了不少。
周作人在花牌楼的生活，使他意外地获得了生活在一群妇女包围中的人生经验。如果说幼年时代周作人对于祖母不幸命运的记忆，是凭着儿童的敏感而留下的粗略印象。那么，现在，实地的近距离的观察，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这使他对妇女的了解与同情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因此，周作人晚年回首往事时，这样写道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
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
自言嫁山东，会逢老姑怒。
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
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
生作活切头，绍兴民间称妇人再醮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无人知此苦。
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
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
数月一来见，讷讷语不吐。
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
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
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
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
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
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
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
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
应是命不由，适值暴风雨。
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祖父于1904年去世，宋姨太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年1909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
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
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之三，第4849页。
周作人对于花牌楼众妇女的同情中，显然还含着一种兴奋，一丝喜悦，因为正是在这里，他有了初恋的人生经验。初恋的对象就是诗中所说“盈盈十四五”的“婉娈杨三姑”。据说，虽然宋姨太太与杨三姑的养母姚宅老妇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戏。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宋姨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周作人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周作人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但这就已经足以引起一个从未与异性接近、却又是异常敏感的少年种种感觉、种种想像、种种情绪的微妙变化了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3周作人：雨天的书初恋，第3839页。
在初恋中，女方总是被男方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采仰视态度，这与以后妇女在家庭中的服从地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种对初恋对象的崇敬心理，大概就是母系社会意识的一种留传吧。
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人了。3
又是“此刻即事后回想”，又是“仿佛”，说明所注意、钦慕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是抽象的，在想像中被理想化的女性。而且，这时的“女性”已不再是童年时代平等嬉戏的伙伴，而是被明确地意识到的异性，是作为恋慕的对象、性意识的诱发者的存在：这都是初恋中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心理的微妙变化。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是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23周作人：雨天的书初恋，第39页。
这里有“喜悦”与“兴奋”，但它是“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这种迷蒙的，甚至带一点神秘色彩的情感世界，自然不同于与朋友包括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的爱所引起的更为单纯，也更为明朗的喜悦，但它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又有别于热恋中的昏迷、狂热状态。正是这初恋中的喜悦与兴奋逐渐唤醒了男性的自我意识：一种连自己也把握不住的自我表现欲和取悦对方的欲求。
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2
这时，男性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自觉、不自觉地把对方当作保护对象了。这是在恋爱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微妙变化。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又却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3
这已足以证明：所发生的不过是一次初恋。但是，“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仿佛”而已，仍然留下了一点淡淡的惆怅，又夹杂着淡淡的喜悦。
很多年以后，周作人在回忆杭州时，仍然这么说：“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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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小说站
www.xsz.tw”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第7778页。这里所说的塔儿头离花牌楼很近，而清波门就是杨三姑娘的居住地。显然，周作人对他少年时代的这一段感情生活是极为珍视的。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这种心情下，周作人对于祖父的回忆，也是美好的。祖父介孚公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是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因顶撞上司被参劾革职，又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当了几年京官，终因科场案入狱，由于屡经官场沉浮，郁郁不得志，在周家新台门内是以脾气暴躁与乖戾著称的。但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位祖父确实不同于其他长辈，在不同寻常之中，自有其可爱可敬之处
祖父在狱中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时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知其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五十年前杭州府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第1版，第9192页。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惟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3115页。
介孚公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无异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内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周氏兄弟成长的影响，恐怕是介孚公本人也未曾料及的。
尽管周作人很早就接触了诗经与唐诗，周作人回忆，1898年前后，介孚公曾把一部木版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其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但诗经完全是当作“经”来读的；对于周作人，他真正接触文学，是从小说开始的，这个本身就大异于传统文人，而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戊戌变法前后，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的日益提高相适应的，或者说是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种潜在的趋势。据周作人回忆，他是在十一二岁时，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开始读镜花缘的。在杭州侍读时，更读了不少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聊斋”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小说站
www.xsz.tw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据周作人说，在镜花缘中，最吸引他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啊”。4不止是镜花缘，连西游记封神榜之类，周作
人都是把它们当作“童话”来读的，使少年周作人入迷的正是这些作品中的荒唐的话，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读聊斋志异，周作人最注意的，自然是其中的“文言的趣味”，周作人曾说：“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他同时也很欣赏作者“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与主张，以为“是极妙的话”。3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3115页。后来周作人自己对于少年时代的这种读书趣味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因此，这类荒唐、空想的作品，“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3这就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喜爱奇幻的空想的读书兴趣，不仅与年龄特征有关，而且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与审美要求，这里是隐隐地透露出时代变革的某种信息的。周作人还说，他在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里看出，“作者有很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得有意思”，由于“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类作品几乎是“惟一的好成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九五，拾遗已，第664665页。对传统文学中特殊因素的关注，这本身也是隐含着一种变革的要求。
周作人回忆说，在读完了旧派文言小说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8页。唐代丛书是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而周作人对“杂学”的兴趣是早已开始了的。早在1893年，九岁的周作人随鲁迅一起避难时，就在皇甫庄第一次接触毛诗品物图考这类闲书，并且第一次看到报纸上海出版的申报。以后又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毛诗陆氏草鸟虫鱼疏。十一岁至十三岁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鲁迅影响下，周作人开始抄书，所抄的就是唐代丛书中的百药谱和黑心符。鲁迅所抄录的则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耒耜经与五木经及花木录的谱录说乳录要。以后，周作人又得到了平常不见经传的西湖花隐翁的秘存花镜。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文字表现，周作人爱不释手，甚至比喻说，“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像”。周作人：夜读抄花镜，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92页。这些讲岁时风土物产、博物的杂学类的图书，“本是世俗陋书在那时却是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五三，抄书，第70页。
发现的新天地还有乡贤著作。据周作人自己说，他是在杭州侍读时，首先读到砚云甲编中的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集乡人著作之始基。”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第1页。首先自然是读张岱的其他著作，如於越三不朽图赞琅文集西湖梦寻之类。给周作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於越三不朽图赞里“姚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穷民，以身长得此诨名真名因此不传，遇倭寇之难成为义民”，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海贼，第59页。这大概是周作人最初接触到吴越一带的反抗传统吧。从乡贤著作中，周作人直接受到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曾把明清以来浙江思想文化界概括为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前者如徐渭文长、王思任谑庵、张岱宗子、袁枚子才、李慈铭莼客、俞樾曲园，后者如毛西河、章实斋、赵益甫、章太炎等。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第10页。周作人本人，显然于这两大潮流都是有所吸取，但又似乎更偏向于飘逸一派。
周作人所说的深刻派与所谓绍兴师爷传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第3页。所谓“师爷”，即幕友、幕僚，这是旧地方政府或军队里的参谋、书记或办理司法、钱粮等事务的专职人员。军政僚属对于他们尊如上宾，称为“老夫子”。对于一般胥吏来说，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因此称之曰“师老爷”，简称“师爷”。明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遍布全国，有“无绍不成衙”之说，“绍兴师爷”之名因此大盛。衙门的师爷因其司职的不同分账房师爷、刑名师爷、书启师爷、钱谷师爷等，而最突出的是刑名师爷地方上的讼师也包括在内，素有刀笔吏之称。有时人们讲“绍兴师爷”也专指“刑名师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刑名师爷以司法为专职，在长期的职业性训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以至文风，如周作人所说的“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师爷气”，嫉恶如仇、睚眦必报、易怒多疑、苛刻严峻的性格，冷静、周密的思维方式，谙熟人情世故、法律条文，多谋善断的才干，以及缜密、犀利的“师爷笔法”等等。而周作人把“绍兴师爷”的苛刻性格称之为“法家的苛刻”，则是点明了作为绍兴地方文化特色之一的师爷传统与法家的内在联系。
周作人一面从小从与祖父、乡人据统计，周氏家族中有十来位绍兴师爷的接触，以及乡贤著作的阅读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并因无以摆脱身上的师爷气而饮恨终生，另一面，他又从不回避自己对绍兴文化传统中飘逸派的倾心。他在评论张岱宗子陶庵梦忆时抱怨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失。”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第1112页。“豪放”之气确实是绍兴人的传统气质。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唐朝名诗人贺知章即是一例。胡适曾引述旧唐书，说他“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胡适：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1月第1版，第266页。流风所及，明清两代“吴越遗老”也“多放恣”，为桐城派正统文人所“甚恨”。周作人：药堂语录九烟遗集，收知堂书话下册，第600页。这种放恣之风，正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反叛，是经学统治地位的松动，也是道与佛对儒的渗入，从根本上说，周作人与鲁迅的杂学兴趣，也是统属于这放恣之风的。正像周作人自己反复说的，他以及鲁迅的治学道路，是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的选择，以至人生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这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了周作人这一代，封建正统文化对它自身土壤里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杰出者，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现在所发生的反叛，仍然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还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否定。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的程度，并产生建设性的新的文化性格而这一历史转折点，是一天天地逼近了。
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
1898年2月18日戊戌正月二十八日，十四岁的周作人开始记日记。
少年周作人此刻在关注什么他在思索什么呢
二月初七即开始记日记的第十天日记：“下午接越函函云诸暨武童刺死洋人四名。”
二月十五日：“闻诸暨之事，惟拆教堂，余俱讹传。”
三月朔日：“下午接绍二十九日函云有新知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
三月十六日：“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6页。
鲁迅的来信，使周作人第一次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峻现实。这恰是周作人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在此以前，绍兴已经有了英美教会办的教堂，传教士、修女也曾到周家来劝说入教，但他她们的传教活动与周作人家族和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现在，他们的家乡浙江也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这就直接威胁到国家、民族、家族，以至个人的生死存亡。周作人在他刚刚接触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与同时代人一起，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这对他心灵世界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军舰火炮强制输入的，这一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就难以摆脱那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理性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趋于主动接受与情感面对“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事实而趋向于阻拒的矛盾，徘徊于二者之间。而且只要人们仅仅从落后国家的本民族观念出发，这种矛盾的接受心态就不可改变。
在面临外患的同时，周作人及其同代人，必然面对国内的动乱。于是，周作人这一年的日记里，又不断出现了如下记载
三月十六日：“下午接金陵函云二月后大雪五次，道相望，徐海尤甚，大小盗案共四十余件。”
四月初五：“接玉泉公公初四日函，云测水牌、瓦窑头等聚众毁米店，昌安、五云二门尤甚，傅恒记亦毁。”
四月十二日：“温州民毁官衙土局，拒兵劫米。”
四月十七日：“山东沂州乱，广东刘毅募勇五千，鼓噪索粮。”
四月二十四日：“直隶大名府土匪起。”
四月二十五日：“闻宁波民变，殴鄞县、慈溪二令；又潮州乱，知府被戕云。”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8、9页。
正是在1898年，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的民族危机，迅速地转化为社会危机。这一年，天时不正，造成了灾荒，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以捣毁教堂与饥民民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大动乱。这年冬天，绍兴四乡农民首先涌进城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支香，跪在绍兴府衙门的两旁，请求减免租粮。据礼房的衡廷叔说，农民跪香，被知府程赞清派散兵游勇打散，农民们呼天抢地，号啕痛哭。白门里里外外议论纷纷，老年人都摇头叹气，说太平天国要重演了。
接着就是周作人日记里所记载的绍兴饥民抢米事件。据目击者说，饥民们聚集在米店前，米店老板一看形势不对，连忙上排门，这反而激怒了饥民，纷纷厉声大骂：“伢我们末虚词饿煞，你们末虚词把米放起来卖好价钿”骂了一阵以后，领头的说：“搡”大家就冲进去，把店门、木栅、招牌搡掉，出一口气，但没有敢抢米。接着又去“搡”“大家”大地主人家，饥民们把辫子盘起，挽起鬏鬏头，赤膊，光脚，穿一条破裤冲进去。厅堂里外乱搡一气，却没有进内房。知府程赞清当夜杀掉了一个十六岁的小理发匠，说他乘势拿了一个铜脚炉。
这时，周作人虽在杭州，但家乡发生的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与震动。外忧内乱的时代终于到来，无忧无虑的金色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1900年初，周作人回绍兴过年。因为接连下雨，河水涨得很高，携带行李不便，没有及时回杭州。约定日期来接，却一等再等，老不见人来。原来祖父在狱中是租看申报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最先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就决定让周作人暂避在绍兴。果然，到四月份，就传开了闹义和拳的消息，整个绍兴府城，立即人心惶惶，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周作人日记里，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庚子年1900年四月十九日日记：“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面炭。为首姓郝，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
四月二十四日日记：“接江南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是谣传也。”
五月初五日记：“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
五月初六日记：“闻近处教堂与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贴中国银六百兆求和，义和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
五月初八日记：“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为洋鬼子，俱已逐出，今此何为者俱噪逐之，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追者五六十人夜，鸣山叔以义和告示及申电童谣见示，因录得一纸。”2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44148、150152页。
周作人还在这几天日记的画眉上，用大字写着：“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足见其情绪之激昂。
不久，这座偏远的县城也发生了骚乱。周作人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七下钟余在双犀轩纳凉，忽闻总府点名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稽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孙，报父仇兼拆教堂，正在邗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余闻之骇然。少顷渭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太贵，大者每只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下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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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寝。栗子网
www.lizi.tw闻城门船只进出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天气甚热。”同日又记：“讹言益伙，人心摇摇。谦婶拟逃避城外，后闻少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间壁张永兴均已逃避矣。”第二天日记中又写着：“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云云。人心少定。昨日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大噱。渭叔云，有人自横溪上来者，俱云无事，未知昨宵从何而起。”2
这小小的风波，毋宁说是一次社会动乱的演习。以后鲁迅以此为素材，写了小说怀旧；而对于周作人，却是一次永远难忘的人生体验。由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不是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传闻，而是亲自耳闻目睹，并且直接影响着自己生活的现实。时代向周作人及其同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必然引起的人民的反抗，并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自己这一段的思想发展时说：“我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第121页。“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他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糊涂得很”。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三，义和拳，第60页。这确实是“两重的思想”：外对于西方世界，既坚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又有盲目排外的沙文主义；内对于人民，既视之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力量而寄以希望，又视为威胁封建统治的“拳匪”“顽民”、破坏社会安定的力量而心怀疑惧。在此前后，周作人曾购得清代人李小池著思痛记一书。此书历述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破坏，给周作人以极其强烈的印象。直至四十年后，他仍这样回忆：“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余于戊戌冬间买得一册，于今已四十余年矣，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惟此记所书殆可与扬州十日记竞爽，思之尤可畏惧，此意正亦不忍言也。”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偶记〈思痛记〉，收知堂书话下册，第737页。周作人将思痛记与扬州十日记并论，在他看来，异族侵略者的杀戮与本国“暴民”的破坏是同样令人发指与不能忍受的。这里固然包含了对中国国民性某些弱点比如残忍性、狂热性、向弱者发泄愤火的深刻观察与把握，同时也表示着对于人民自发反抗力量的本能的疑惧。这是来自“十字街头”的周作人却始终与“十字街头”若即若离、最终走到对立面的最根本的原因。这种疑惧感将终生追随着周作人。
在社会发生动乱的同时，周作人的故家也一天天地显出败落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的感情又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全家最钟爱的四弟突然逝世。周作人在全家排行第二，上有长兄樟寿树人，下有三弟松寿建人与四弟椿寿。周作人与鲁迅、建人相差均三四岁，三人朝夕共处，可谓“兄弟怡怡”，而与鲁迅似更为相知。四弟椿寿出世时，周作人已九岁。据周作人后来为这位四弟所作“小传”，椿寿在兄弟四人中才华最为出众：“生而灵警，见生人不啼，甲午之春注：时弟二岁，即能言语，性孝友奇杰。三四岁教之唐诗，上口成诵，能属对，皆出人意表。又能搦管作字，奇劲非常，人见之皆以为宿学者所书也。以是人咸以大器期之。”周作人辛丑日记抄录逍遥处士小传，收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301页。栗子小说 m.lizi.tw这里所述也许含有若干夸大的成分，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全家对四弟分外宠爱并寄以厚望，则是事实。椿寿长得方头大耳，十分结实，却不想戊戌之冬，偶患风寒，即气喘不止，卧床三日而遽逝，年仅六岁。这突然而至的死亡，把全家人都惊呆了。不知所措之间，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仅写了“四弟以患喘逝，时方辰时，抚摩大哭，悲感不胜”寥寥几字。第二天下葬时，周作人木立在寒风中，看着庆叔用砖砌好了四弟的坟，坟前立着碑，碑上写着“亡弟荫轩处士之墓兄樟寿立”。不远处，是一岁即殇的三妹的小坟，碑上刻着父亲伯宜公亲笔写的“亡女端姑之墓”几个字。坟葬在南门外龟山，龟山临河那一边有一个废庙，里面安放着祖母孙氏和父亲的灵柩。这是周作人第一次面对死亡在此之前，父亲的死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年轻的、充满希望的生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被夺去了，这印象是惨痛、酷烈的。从四弟墓地归来，周作人长久地沉默不语。母亲思念四弟心切，叫周作人请人来画了四弟的遗像，挂在房间里至今仍挂在北京西三条母亲卧室的墙上。周作人仍然沉默不语，以至于连日来日记上仅有“忘录”二字。近二十天后，才勉力写出了几句悼诗
世人纵有回天力，难使弟兄无离别。发冲冠，泪沾臆，欲问昊天天不语。有感
闻君手有回生术，手足断时可能续闻君橐有起死丹，兄弟无者可复还读〈华佗传〉有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5页。
空庭寂寞伴青灯，倍觉凄其感不胜。犹忆当年丹桂下，凭栏听唱一颗星。冬夜有感
不愿来生再为人，免受人间离别苦。形尚在目前，人竟归何处长短句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5页。
这可以说是周作人最早的创作。但却很难相信是出于周作人笔下：竟用了如许夸张的词句，而且不加节制地表现了一种过于急切、悲愤的情感。正像他自己在日记里的自我评价所说：“戊戌之冬，四弟患喘以逝，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故冬以至春迄皆悲感，即所作俚词亦甚凄，哀飒，间有过激之语”，“句庸而感深”。诗的意境与词句都是陈陈相因，摆脱不了传统的框架，并无创造性，但感情却热烈、真挚，当然也是夸张了的。
幼弟的早夭，为什么竟引起周作人如此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周作人也是在借酒浇愁，这仅是他情感的一个喷发口。
请读己亥1899年十月三十日这段日记：“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又因大哥在宁，四弟长别，则又不觉黯然。而不知回肠几折矣。”同上，第8485页。这是时代的动荡，家庭的变迁，个人前途的渺茫，引起的一种惆怅。再加上进入青春期以后所特有的莫名的焦躁与感伤，使周作人的精神生活、感情世界，第一次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周作人面临选择艰难的人生选择。
路该怎么走呢
首先的选择，也是最容易的：走传统为知识分子安排好的老路应试仕途。
周作人对这条路曾寄予很大希望。他写过一首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周作人：题〈天官风筝〉，录己亥三月十五日日记，收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3536页。他还做过一个梦：“黎明梦一家匾上题花甲登科四字。”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12页。小说站
www.xsz.tw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步上青云的仕途竟至如此神往，这表现了周作人与知识分子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也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平庸这平庸将害他一生。
于是，周作人几乎是以一种虔诚的心情去应试这是清王朝以八股取士的最后一次考试。
这是交织着胜利与失败、希望与绝望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记录：戊戌年1898年十二月，己亥年1899年十一月，庚子年1900年十二月连续三年，经过反复的考试，周作人终于落榜。周氏族人中仅义房仲翔考取了第四十名即末名秀才。
也许因为是最后一次，赴考的情景在周作人心中一直留有十分鲜明的印象，到晚年也不曾忘记
正是大寒的时节，考试的前一天在半夜里起床将考篮托付给同去的工人，自己只提着一盏考灯，是四方的玻璃灯，中间点着一支洋蜡烛；周身是一副“考相公”装束，棉袍棉马褂棉鞋，头上披着“风兜”
到了考场，叫人代去点名接了卷子回来，一面安排考具。不久便封门了，是时天色也已是鱼肚白，快要天亮了，题目也就发下，这是写了贴在一块板上，由人扶擎着走的。题目有了便要开始作文，于是场中一时便静了下来，但闻咿唔之声随之而起；不过这与前回的很有不同，以前的喧嚣是热闹，现在则有点凄凉之感罢了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特别跑得快，一会儿看着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显得特别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色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等到真正放班了，才算了结，自放头班以至溜四班，场内的人悉数出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一，县考的杂碎，二二，县考的杂碎续，第5456页。
读书求官的仕途也就埋葬在这阴暗的记忆里了。
那么，回到家里，固守家业，行不行呢
周作人日记中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戊戌1898年十一月三十日：“小雨。往城收租。午晴。六和庄午飧，收谷二十五袋，托荇舫叔收劳家封三户，谷八袋。”3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718页。
己亥1899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阴。黎明早餐，同仲翔叔下舟，至诸家湾收租，吃点心，租水九分二。风甚冷而又甚大，衣服少穿，寒风砭骨，颇不能支。又至六禾庄，午餐尝新谷，共收二十袋。下午放舟回家”3己亥十一月二十二日：“晨大雨。往五门外收租，先至后丁，佃户甚劣，颇费气力，至上午始收讫。又至昌安，食鸟肉上午雨至，下午小雨，风。共收租二十五袋另。至家已晚”同上，第9394页。
己亥十二月十一日：“晴。下午往会稽县完粮。银3462元，米1038元，共洋45元。”同上，第99页。
由于父亲早死，鲁迅这时正在南京求学，周作人不得不担负起全家的主要责任，收租与完粮，就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周作人也全力以赴地去做了，但他显然于此毫无兴趣。不仅农民的困苦引不起他的同情，收租本身也使他感到“颇费气力”，以致成为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当然不愿意一辈子充当靠收租吃饭的周家二少爷。
周家台门内的生活使周作人彻底失望，于是，他一度仅仅是一度走向“十字街头”。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几乎成了小流氓”。“小流氓”在绍兴的土语里叫“破脚骨”。周作人介绍说：“这个名词的本意不甚明了，望文生义地看去，大约因为时常要被打破脚骨，所以这样称的吧。”周作人：雨天的书破脚骨，第56页。据说，一个人要变成“破脚骨”，须有相当的训练，与古代武士的修行一样，不是很容易的事。“破脚骨”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件是挨打，所以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崇尚义与勇，即使并非同帮，只要在酒楼茶馆会过一两面，他们便算是有交情，不再来暗算，而且有时还肯保护。周作人有一个堂叔，身上有一百块钱，要派什么用场，结果全部输光，还写了一张“欠一百块钱”的欠条；万般无奈，就托人去找了这一方“破脚骨”的总头目，把那班赌徒打了一顿，借据也销毁了，把一百元现洋作为请酒席的钱花掉了。鲁迅曾评价说：“这绍兴的破脚骨，倒很有古时候武士侠客的遗风。孟尝君、春申君门下有食客数千，其中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大概也是这些人吧。”转引自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73274页。我们曾经说过，十字街头有禹墨遗风。中国古代，“禹墨侠”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更确切地说，绍兴的市风是承继着禹、墨、侠的余绪的。鲁迅与周作人幼年时读过绿野仙踪，这时正迷恋于七剑十三侠周作人己亥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上午至试前文奎堂，购七剑十三侠一部，凡六本阅一过，颇新奇可喜。”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9页。这一类侠盗传奇，鲁迅甚至自名为戛剑生，以示对侠义传统的向往。周作人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也结识了一位名叫姜渭河、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此人自称姜太公的后代，开始是跟着周作人读书，后来两人就一起在城内外闲逛，但不真正惹事。游荡到半夜，就在近地吃点夜宵。有一回正在张永兴寿材老板开设的荤粥摊上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实在含有不少诙谐。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四，几乎成了小流氓，第64页。但如此游荡，也不是长久之事，必须另寻出路。
周作人择路的苦闷有增无减，只有逃到大自然里去。
早在1899年春，十五岁的周作人与母亲、三弟同往小阜埠外祖母处叩岁，又随茗山叔至调马场扫墓，“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不禁雅兴大发，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倘得筑茅屋三椽，环以箩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意，而吾将终老乎”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3738页。这自然多少带有故作隐逸之态的成分。但当他在现实中一再碰壁，情不自禁地嬉游于山水之间，就越来越带有躲避的性质了。
于是，又有了庚子1900年九月与辛丑1901年五月两次出游安桥
庚子四月初十日记：“上午至昌安门外趁船，下午到安桥。小雨。因近地里赵有戏，舅父辈均去，余亦去看，演双玉镜。晚同七斤公公至其熟识家吃点心又在里赵看戏，夜半冷甚”3456同上，第135、137138、140、141、236237页。
庚子四月十五日：“晴。下午嬉大湖，又同七斤公公至坂抽读绸蚕豆在书房睡。人声既静，但闻犬吠如豹，四野蛙声相应答，如合节拍，声然。倏响倏轻，夜半闻之，令人胆怯，至三更始熟睡。及晨起，则已红日三竿矣。”3
庚子四月十七日：“夜同七斤公公说鬼。二更小雨。”4
庚子四月二十四日：“晴。下午同七斤公公至镇塘殿一游。饮烧酒一盏，红彻于颊，酣醉欲睡。食枇杷，归家已晚。夜嬉马吊，夜半始寝。”5
庚子四月二十六日：“天气热甚，戴七斤公公凉帽，赤膊科头，箕踞舱下，同舟人见之，皆不能识，疑为舟子，可发一笑。石尤风甚，大舟底砰砰有声，撺播不定。行至龙天庙，日色如火，小雨数点”6
庚子四月二十八日：“傍晚天色如淡烟，小雨簌簌，余方指点云物，忽黄云一片，从东北隅飞起，至中央散布四方。天色淡黄，风声呼呼，隐约从东北起，急掩柴门，少顷则百窍怒号，江河震沸，窗屋皆摇。林木摩戛作声甚厉，又兼雨声，对面相语不能闻，雷电煜如，耸人毛发。屋上尘土簌簌落脊上，初尚不知，约炊斗黍时，风止，摸身上皆是，可发一笑。所谓惊定始知痛也。近处船舍，其半为风吹坠，至一更始止。雷亦渐轻，二更许则石上皆燥。此真可谓怪风也，天气顿凉。”234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36237页。
辛丑1901年五月初八：“晨同三弟往探花桥乘埠船辰刻抵安桥。”2
辛丑五月初十：“大雨，水高尺余，明堂内亦满，桥皆低下，舟不能过，率皆从桥脚上行，岸上水没及髁，为二三年来未有之事也。”3
辛丑五月十二日：“夜同蕺翁至屋后田中摸鱼，得鲫二尾。”4
安桥是周作人母亲的家乡，距绍兴城昌安门外东北十八公里外，靠近曹娥江，出口就是杭州湾。不仅村外是一片水，村里也是汊、港、湖、荡、密布，从城里去安桥，自然也要坐船：这是一个真正的水乡。
周作人回忆道
水乡不必说了，便是城里也都是河道，差不多与大街小巷平行着，一叶渔舟，沿河高呼“鱼荷虾荷”，在门口河埠头就可以买到，若是大一点的有如胖头鱼、鲢鱼、鲫鱼之类，自然在早市更为齐全便利古人称越人断发文身，与蛟龙斗，与蛙龟处，现在不是那样了，但其与水族的情分还是很不错的。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吃鱼，第50页。
水乡对于周作人来说，自然不仅是水而已；令人追怀的，是水中的人与水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周作人说得好：“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虫又次之。”周作人：风雨谈北平的春天，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47页。周作人只要提起水，眼前必然要浮现出上述日记里所记载的水上嬉戏生活：看戏、斗牌、摸鱼、观潮、喝酒、吃豆、说鬼、谈天还有平静如水、透明如水的七斤公公、六一公公、蕺翁这一切浑然融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内在的纯净、自然、风趣、清澈、透明、柔和，以及它外在的青、白颜色，汩汩水声，都滋润着周作人的心田，影响着他的气质与文风。吸引周作人的，还有水的哲学。周作人不止一次地说过，“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六云，朕死之后有洪水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三一，小河与新村中，第380页。周作人把这称之为“古老的忧虑”。谈到过江的危险时，周作人又说：“这在我们水乡的居民，这算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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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呢，实在是，也哪里顾得这许多呢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小说站
www.xsz.tw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若要怕它，岂不是没有功夫做别的事情了吗”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八，西兴渡江，第74页。这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的忧虑，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忧虑吧而由这忧虑激发起来的奋斗力量，也是属于水的：周作人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去想”，去看看“那些渡船上的老大”，他们不“都是饱经风险过来的”吗4“周作人的哲学、气质、文风与水的关系”，这是一篇大文章。周作人即将与少年时代告别时，所度过的这一段水乡生活，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开头。
在走向大千世界之前，周作人对于故乡的最后一瞥中，永远铭刻在心上的，还有禹陵的形象。查周作人日记，庚子年1900年二月阴历与辛丑年1901年二月阴历，周作人曾有几次禹陵之游
庚子二月十三日日记：“晴。上午余与咸孙、荷孙兄往稽山门乘船，每人五文，乘至禹王庙下。游禹穴，颇热闹。至窆石亭，风甚大，走石飞沙，凛然其不可留。亭上一碑折断，头亦为碑压断矣。时方修庙，砖石如雨，头颅几为敲破。又至天南第一镇，游人极少，啜茶一瓯而返回。至禹陵少顷，至宋小梅处测字系一老妪，年七十余，颇准，字亦颇佳，亦一奇人也，下午又趁船回城，至稽山门上岸。禹陵外殿从右转入门，里许有一亭，中一碑上书大禹陵三字，又有一亭一碑，书古斋台三字，未知何义也。南镇有一碑，书秀带岩壑四字，系乾隆御笔也”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16117页。
辛丑二月初五日记：“晨同伟和出嵇山门，行至禹王庙，少憩，又至天南第一镇，即由径上山。山甚高，岭如螺旋，约四五千级。将至顶，有两石并立，下剩穴可容一人出入。至顶有庙，则炉峰之观音殿也。少顷下山，至南镇少坐，即至禹庙，观岣嵝碑。又至两庑，观各朝告祭碑。由小门入，上百步阶瞻禹像，高可一丈，宇甚高，鸣其上，吱吱不歇。即出，又由外殿之右门入，见有一亭，刻大禹陵三字，左侧蓬蒿间有一碣，刻禹穴二字，系康熙中会稽昝林所书也。又有一院立碣，书斋台二字，未知何义。又登窆石亭，石上犹有皇庆元年题字，名字则漫漶，不可考矣。亭畔有二碑，下有负之游竣。又至外殿观纯庙御碑。又至禹穴各处一游下午回家。”同上，第203204页。
周作人说过，“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其次是越大夫范蠡”。他认为论语中“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庄子“禹大圣也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都足以“写出一个大政治家，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23、125页。实际上，在周作人的心目中，禹是集中了吴越地方文化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的。因此，对于周作人思乡的蛊惑中，除了故乡的水、故乡的吃食例如夜糖之类之外，故乡的名胜中首先就是与禹有关的遗迹。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以后每忆及禹陵，总要想起“殿上多蝙蝠，昼夜鸣叫不息，或曰亦栖于禹像耳中，不知其审”。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丙之十一，玩具二小注，收知堂杂诗抄，第77页。参看看云集关于蝙蝠药味集禹迹寺。也许周作人是像日本俳句所说，“带了什么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去看“蝙蝠在暮色中飞翔”，自然浮起了“别种的意趣”吧。栗子小说 m.lizi.tw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第49页。
尽管由于或多或少地有了某种历史的悲愁感，故乡的山水平添了别一种色彩，但是，对于年仅十六七岁的周作人，尚未探寻过的未知世界毕竟是更有诱惑力的。周作人即使要回到大自然中来，也得要在他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以后。
而眼前的现实日趋败落的大家庭生活，却越来越不堪忍受了。特别是当祖父异想天开，要让周作人每天早晨到菜场买菜，在全部着短衣的人群中，一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菜篮，挤在鱼摊菜担之间，周作人更感到受着无形的虐待，再加上大家族中无休止的谗言与内争，又产生了无以摆脱的窒息之感。周作人终于在辛丑1901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里写道：“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231232页。周作人显然直观地感觉到，整个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家族制度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从而发出了绝不与草木同朽的觉醒的呼声。这标志着，封建大家族最优秀的子弟终于实现了由浪子向逆子的转变，从而在其内部出现了埋葬封建家族制度的新生力量。
周作人“从事域外”、“作海外游”的眼光也是全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对现实感到失望时，总是把目光转向过去：或三皇五帝时代或历史上的盛世，希望在封建体系内部的调整中找到出路。而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大门，面对与中国传统异质的西方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了新的选择。周作人是幸运的，有大哥在前面为他开路。19001901年间，兄弟俩曾有诗唱和，互相鼓励。1900年3月，周作人收到鲁迅自南京寄来别诸弟三首，其三曰：“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周作人读后大受鼓舞，不能成寐。次年正月，鲁迅寒假结束由绍兴返回南京，周作人“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心中黯然”，夜作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其三曰：“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199页。鲁迅收到此诗，每欲“把笔，辄黯然而止”，最后终成别诸弟又三章，其三曰：“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5同上，第212、248页。在诗信往来中，周氏兄弟互相理解、支持，一再表达共同的心愿与意志：是船，总要乘风破浪；是鹰，定会冲掠长天1901年7月12日，周作人收到鲁迅的南京来信，“说已禀叔祖，叔祖，即周庆蕃，字椒生，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使予往宁充水师学堂额外生，并嘱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叔祖致大父函，亦说此事，并云已为予改名作人。”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中解释：“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故曰“作人”。周作人终于获得机会，将要冲出牢笼了
同月二十日，离家前，周作人最后一次来到安桥，并由六一公公陪同至镇塘殿观潮。周作人在当天日记里写道
少顷，潮头自远而至，势如万马奔腾，澎湃之声骇人耳目；其浪高约壹贰丈，如万顷玻璃，**不仆，真宇宙奇观也。栗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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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周作人注目于钱塘江潮的是“万马奔腾”的气势，“**不仆”的精神，视其为“宇宙”之奇境。这胸襟与眼光表明：周家新台门内兴房“二少爷”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这天日记的最后一句，却是
夜，同六一公公闲谈。
f02大时代的弄潮儿在北京一1917.41920.12
卯字号的名人
1917年9月4日，复辟事件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上面写着“敬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并言定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随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担任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与罗马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一星期六小时的课，连同现编讲义，也是够忙的。此时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于鲁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约稿纸二十张，交到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算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一个纪念吧。
北大那时于文科以外，还设立了研究所。于1917年12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共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前者名单上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等人，却一直没有开过会。后者有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都作过报告。胡适讲题为论短篇小说，刘半农讲题是论下等人小说。周作人的讲题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这些报告正式发表后在学术界与创作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
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北京大学所承认，据周作人回忆，同为北大教员的刘半农，英美派的绅士如胡适等就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可见一个外来教员要在北大立足，也并不容易。也成为“卯字号的名人”。所谓“卯字号”，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排平房，一个人一间。蔡元培主持校政后，除聘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外，还聘请了一大批新、旧派名人任文科教员，“卯字号”也就成了群贤会集的场所，留下了许多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逸事。
其中最有名的是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他们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算是年龄较大的，称为“老兔子”；“小兔子”则指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他们是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都是翩翩少年。“老、小兔子”中，除朱希祖当年同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课以外，其余四位周作人都是初识。陈独秀原只是个“新名士”，北京御用报纸因此攻击他不谨细行，常作狭邪之游，这大约是有根据的。他主持的早期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也没有什么急进主张，周作人初来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则见示，并转述许寿裳的话道：“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论，可也看不出什么特色。经过复辟事件的刺激，陈独秀决心把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推进一步，由文体改革进而发展为思想革命，这与鲁迅、周作人的意见正不谋而合，陈独秀自然也颇器重周氏兄弟。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晚于周作人，在这一年8月出任北大教授。在此之前，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0月出版。而名噪一时，此时与周作人同在研究所小说组，来往不算不多，关键时刻彼此也能互相支持，但始终有一段距离，保持着一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周作人后来说他们之间“交浅”而不妨“言深”，1929年8月30日周作人致胡适书，收知堂书馆，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北京第1版，第130页。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兔子”们中，最为投合的，自然是刘半农。刘半农后来回忆二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记砚兄之称，收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8页。
这第一次见面是在刘半农临时借住的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周作人去看他，刘半农即拿出他所作灵霞馆笔记时正在新青年陆续发表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周作人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并且注意到这位新同事“头大，眼有芒角”，以为遇到了一位“奇才”。刘半农确实不失江南才子气，虽然有志革新，却在谈话中时时露出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周作人便用了钱玄同加的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剩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刘半农却不生气，在朋友的攻击下，也逐渐放弃了才子佳人的旧感情、旧思想。周作人却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这与鲁迅说刘半农“浅”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72页。都是真正的知人之论。刘半农也以周氏兄弟为知己。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就是与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的，刘半农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登在新青年4卷3号上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
这等事，待来年。刘半农自注：“1缪撒，拉丁文作sa，希腊文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2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翻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恐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周氏兄弟与刘半农这一代人显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到来。
鲁迅、周作人补树书屋的座上常客，刘半农之外，首推钱玄同。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8页。接下来，自然是谈天。于是，就有了那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谈话。谈话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终于走出沉默，写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周作人也第一次用白话翻译了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以古诗今译为题，发表于新青年4卷2号，时间比鲁迅要早三个月，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是为鲁迅打先锋的。
从此，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成了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像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617页。三人都极富幽默感，证明着他们是达到了思想和文化境界的同一层次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书信往来中，总是庄谐杂出，令人捧腹或会心。刘半农曾说他与钱玄同“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戏作打油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刘半农：与疑古玄同抬杠1926年6月27日语丝第85期。每当钱、刘大抬其杠时，周作人总在旁微笑倾听，表示着一种理解与欣赏。有一回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的回信却使周作人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本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方六”，系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从这字里行间的幽默感里是不难感到作者的可爱之处的。
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3号载本志编辑部启事，宣布“本志自4卷1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赐稿”。这实际上是标志着“新青年”同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其主要成员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之外，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历史终于把周作人以及鲁迅和他的朋友们推到了时代新潮的最前列。
“卯字号”和北大讲堂的名人中，“新青年”同人之外，也有它的对立面蔡元培先生是主张“兼收并蓄”的。那位著名的辜鸿铭就是人们公认的“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他的祖上大约是华侨，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帽，是颇引人注目的。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特地去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遗留，也是一条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一个特殊的人物。另一位著名的复古派人物便是黄季刚。他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周作人的大师兄，他的国学造诣是数一数二的。可他的脾气乖僻，正与他的学问成正比。当时在北大的章门同学曾做柏梁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送给黄季刚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似乎还应加上文心雕龙，其余皆为异己，他就一律谩骂，所谓“皆狗屁”也。刘师培是被称为北大“旧派”之首的。他在东京办天义报河南时，周作人即投过稿，但无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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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小说站
www.xsz.tw他在北大教书时，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字。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字却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不成字样。周作人说，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他自己就是第二名了其实周作人的字也是自成一体的。当时北大新旧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即为著名的“林蔡之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蔡元培，后来李大钊等也写了文章。周氏兄弟虽然没有参加，却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周作人曾收藏有鲁迅1919年4月19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按，指蔡元培与禽男按，指林琴南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旧人旧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新旧冲突中周氏兄弟无疑是站在新派这一边的，而且他们很快就成为其中的大将。
“开新纪元”的工作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组作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讲稿载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艺术与生活。除概括介绍了日本小说发展的历史外，他反复强调一点：“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其原因是“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结论是：“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这一番话，具有某种纲领性：周作人这一代人在拒绝与否定他们的前辈梁启超、林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的同时，作出了自己时代的新的战略选择：从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入手，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鲁迅：坟看镜有感，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00页。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因此，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首先以杰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据周作人介绍，古诗今译及题记都经过鲁迅修改；那么，古诗今译题记所提出的翻译观，可以视为他们的共同宣言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学了中国文自己来做。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这宣言显然是针对林纾的。正像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林纾这类翻译名家“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不过是“抱定老本领旧思想”而已，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载新青年5卷3期。而周氏兄弟强调“不像汉文”，即是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中国传统异质的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中国思维、语言不精密的不足。周氏兄弟著名的“直译”法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周作人在1918年11月8日答某君信中对他与鲁迅的直译主张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以为此后译本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栗子小说 m.lizi.tw”载新青年5卷6号，文题为文学改良与孔教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84页。尽管对于“直译”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周氏兄弟在翻译、介绍外国著作时，首先着眼于思维与语言，强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语言的改造，这是别具眼光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点滴1920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1928年11月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改为空大鼓，内容也作了一些调整。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周作人此时热衷于介绍俄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第72页。“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页。但周作人理解的“人生的文学”，是贯注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因此，他在为点滴所作的序里，曾将此书也即周作人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直译的文体”与“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强调“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他提倡的是“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周作人对于作品的选择，是不拘一格的，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每一作品后面，常用“译者附记”的形式，简要地写出他对作品的评价，其艺术感受之精微，审美趣味的宽阔，是令人叹服的。这里姑举几例
梭罗古勃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的衣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俄梭罗古勃童子林之奇迹译者说明，载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
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谓自白，皆抒写本心，毫无粉饰对于世间，揭发隐忧，亦无讳忌。瑞典斯忒林培格不自然的淘汰译者前记，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
叙事和言情，无不美妙，写民间忧患这几篇尤好。事多惨者，然文章极奇诡，能用轻妙诙谐的笔，写他出来，所谓笑中有泪，正如果戈理一般。波兰显克微支酋长后记，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5卷4号。
这些，自然都是周作人作为翻译家对于翻译对象的独特发现，同时也是对于读者的积极引导，周作人显然希望把正在学步的中国新文学引向多元化的自由发展的道路后来，周作人更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做“古今中外”派。他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台湾小说网
www.192.tw”现代小说译丛序言周作人的翻译范围也日趋广泛，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酝酿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创作，表现了特殊的关注，最早介绍了波特莱尔、果尔蒙等法国象征派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一面，周作人也是在通过翻译发现与表现自己。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无论在翻译对象的选择，还是译者附记中的表白，都常流露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亮色。例如，周作人在点滴后记里强调所选作品的共同倾向：“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在皇帝之公园后记里，周作人更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俄国作家库普林“颇近乐观”的人生理想：“将来有一个时候，世上更无主奴，无损伤残疾，无恶意，无恶行；无有哀怜，亦无有怨恨，人人都是神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在铁圈后记里，周作人又这样反驳梭罗古勃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是惟一的办法。”这些，固然是五四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折射了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他从来没有像五四时期这样，沉湎于理想的追求，并采取了如此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时代与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历史的青春期。
1919年12月，新青年6卷6期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通信，文章提到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时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周作人的翻译贡献，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
贞操论及其他
作为一代思想启蒙者，周作人的关注点自然不止于文学，他们要从西方引入的，更是新思想、新道德。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的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则表现了周作人的个人特色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
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表示“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文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69、270页。周作人似乎还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语言，这自然是表示了他对贞操论一文的倾心的。
也许是贞操论宣布的新的两性道德观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夫妻之间仅有“**”的“接续”，“精神上十分冷淡”，“又或**上也无关系，精神上也互相憎恶”，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而“人心不能永久固定，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就是用热烈的爱情结合的夫妇，未必便能永久一致”，“在这样的新的夫妻关系上，结婚这形式，便毫无用处。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它不仅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而且公开承认了解除不合理的传统婚姻关系的合道德性，从而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这是被压抑的、渴求解放的中国妇女的福音，这是一切在传统婚姻枷锁下痛苦挣扎着的中国人的福音。
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发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无不为之震动。首先起来响应的是胡适。他在是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热烈地赞扬贞操论的发表，“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显然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是一个终于找到的缺口，由此可望导致整个封建伦理体系的崩溃。为扩大战果，胡适又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鲁迅也立即与之配合，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了“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原则，大声疾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9月，周作人又在新青年5卷4号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四，后收入谈龙集时，改题为爱的成年。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凯本德eder著爱的成年一书，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周作人完全同意凯本德的观点：妇女的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为基础”，因此，“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的意思过活。”在这里，周作人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公开表示了对“社会的共产制度”的同情，当时，周作人及同时代人对“共产制度”的理解带有很浓厚的乌托邦成分。详见下文分析。自是别有一种意义。同时，周作人又十分重视凯本德关于“以自由与诚实为本，改良两性关系”的意见，反复强调“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不美善洁净”。在周作人看来，妇女的问题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困难，也更重要。周作人的这一思想在五四以后，有进一步的发挥。如指出“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北沟沿通信，强调“两性的**的差异，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结婚的爱”这构成了周作人独特的妇女解放观。
1919年初，周作人在翻译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爱的人以后，又对契诃夫、托尔斯泰之间的一场争论感到了兴趣。契诃夫小说塑造了一个只知依赖丈夫而失去了自己**性的妇女形象，称之为“可爱的人”，显然含有嘲讽与怜悯之意，这却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批评，认为小说女主人公恪守“爱男人，生儿育女”的本分，不应受到指责。俄罗斯两位文学巨人的争论反映了两种对立的妇女观；周作人则毫不犹豫地站在契诃夫这一边。他指出，妇女“对于丈夫儿女，是妻是母”，但“对于人类是个人，对于自己是惟一者所有。我辈不能一笔抹杀了伊的人，伊的我，教伊做专心奉事别人的物品”。周作人并宣布了他的理想：“希望将来的女人”“成为刚健**，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必须到这地步”才“真贯彻了人道主义”。把对妇女“人”的地位的确立，**“个性”的确认，作为人道主义的重要内容，这同样反映了五四人道主义的时代特色：在五四，人的发现与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以及下层人民的发现，几乎是同时的。五四以后，周作人对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强调“女人是人”，具有与男人一样的**性与尊严的同时，又强调“女人是女人”，指出：“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新的信仰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与会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是新青年的同人。为什么要于新青年之外另办每周评论呢这实在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此时，北大内部及社会上新旧两派的斗争已日趋白热化。1918年8月，新青年的同盟军，由北大新派学生主办的新潮杂志与北大旧派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同时出版，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一月出刊一次，且经常延期，就显得过分缓慢，于是有另办更为灵活、方便的周刊的动议。而且，新青年是以发表翻译、创作为主的，而此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任务恰恰是：加强对旧文学、错误思潮的攻击力，同时着手新文学自身的正面理论建设。新青年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每周评论就这样应运而生。因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议出版每周评论，是新文化阵营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周作人恰恰又在这一关键时刻，充当了先锋，并由此而确立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参加每周评论的筹备会后，不到一个月，周作人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三篇重要论文，三文分别作于1918年12月7日、12月17日、12月20日。可见周作人早已胸有成竹，呼之欲出。这自然使陈独秀等大为振奋，陈独秀连忙写信给周作人，力赞“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陈独秀1918年12月14日致周作人书，后发表于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也以最快的速度，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作人的这几篇力作。人的文学，载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论黑幕，载每周评论4期1919年1月12日；平民文学，载每周评论5期1919年1月19日。文章一出，不仅立即轰动当时的文坛，而且到1935年胡适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强调周作人这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及以后陆续写出的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11期、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等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特色的，并且是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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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树，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性文献了。栗子小说 m.lizi.tw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张勋复辟事件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以此为出发点，周作人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把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特地强调，“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不仅显示了周作人自身着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探讨社会、人生、人性的特点，而且因此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两大旗帜互相联结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了一个“人学”理论构架。
周作人的“人学”结构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自然人性论”，即强调“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二重性，即“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具有精神的形而上的“灵”的追求与改造生活的理性力量，“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3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第911、17页。另一则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22页。在“人类”与“个人”的关系上，则强调“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因此，“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3所谓“人的文学”即是建筑在上述“人”的基本自觉基础上。周作人把它概括为两点：“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34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19、21、23页。
这样，无论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是对文学自身的认识，周作人都试图进行根本观念的变革，这也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重点所在，首先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强调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6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第911、17页。强调文学“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包括他她们的世俗**。3它同时又是反对封建家庭本位主义的，强调“人”与“文学”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性”，这就使周作人的思想大大接近了本世纪初鲁迅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对文学发展的轨迹作了这样的描述：“古代的人类的文学，变为阶级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4这个结论甚至是针对本世纪初周作人自己也曾经信奉的民族主义的，所要破除的不仅是“家庭”的偶像，而且包括“种族的、国家的”，以至“乡土的”偶像，而要建立起“现代的人类”的意识，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平民的文学，第4页。确认“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栗子小说 m.lizi.tw6后来，周作人自己说：“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第121页。大概也包括人的文学这些文章在内吧。
周作人精心构制的“人学”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他的一种信仰。周作人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中就公开宣称，“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第23页。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入神”、“忘我”的境地，“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周作人说：“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而在他看来，文学的基本目的与功能，就是沟通人们的心灵与感情世界。因此，他十分欣赏托尔斯泰关于“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的观点，他一再地引用安特来夫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文艺观：“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第36页。这是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把握。周作人曾把他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概括为“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想”，以为其突出表现即在人的文学里面。知堂回想录一三三，文学与宗教在五四时期，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周作人并不赞同；但他对于“人”、“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的信仰，确实使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周作人后来把它解释为一种“少年意气”：“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一，第2页。“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意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二，收知堂序跋，第23页。我们也可以承认周作人的这种解释：五四时期原本是提倡“少年精神”的，而且因此曾经给我们这个老大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作为“少年精神”的另一面，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是从不知收敛自己的锋芒的。即使是周作人，尽管有着温和的个性，尽管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不时呼唤“中和”，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的结尾就把他的理想归结为“中和”：“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但他仍然至少有时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就相当激烈地批判与否定“非人的文学”。他一口气开列出十类“非人的文学”，并且断言“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周作人同时做了一个“保留”：这些著作“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在他开列的应该排斥的书单上，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笑林广记等均赫然在目；这就是同时代的一些先驱者都是不能同意的。连最急进的钱玄同也给水浒传以极高评价。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旧戏的全盘否定，周作人也是始作俑者。在人的文学里，他就将旧戏列为“非人的文学”的集大成者；在此之前，他曾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断言“中国戏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有害于世道人心”，“没有存在的价值”。栗子小说 m.lizi.tw文载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题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272、273页。后来钱玄同进一步提出遭到很多人非议的“全数封闭”论，钱玄同：随感录，载新青年5卷1号。不能不说与周作人的鼓吹有关。而周作人的论黑幕再论黑幕及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等文章中，对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尖锐批判，更是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战斗精神的典范之作，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周作人正是以这些所向披靡的战斗业绩，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五四战士”的形象。尽管他本人后来竭力想抹去这一形象，所向披靡本身大概就是周作人所厌恶的。也有人出于各种动机试图否认这一形象。这都是徒劳的。历史已经忠实地记下了这一事实：周作人曾经作为“战士”出现在五四新文学阵地上对这一事实的评价，当可以作多方面的探讨。
无论将做什么评价，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忽视的：周作人因此在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傅斯年，和他的战友康白情、俞平伯都是北京大学1916年级文学系的学生，据说，是周作人讲授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到一起的。后来，他们与傅斯年的山东同乡罗家伦、杨振声，同宿舍的室友顾颉刚等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潮社”，这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学生社团之一。周作人无疑是“新潮社”的一位重要的精神导师；或者说，在老师辈的新青年社每周评论社同人与学生辈的新潮社社友之间，周作人起到了桥梁作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刚在新青年上刊出，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发表文章，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新潮1卷5号还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新诗背枪的人与京奉车中转载。傅斯年并用“记者”的名义写了“附记”，郑重推荐：“我们应该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入，作个榜样。”1919年5月，新潮2卷5号刊出本社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员”；以后，又被推为新潮主任编辑，时已在国外的傅斯年特地来信表示“极欢喜”，并称“此后新潮实质上必进于前”。老师主动承担起学生留下的任务：这大概可算是五四时期“代际合作”的一个典范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十六年后，中日战争结束，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傅斯年正是国民党政府派驻北平学界的“接收大员”。周作人因此作骑驴一诗，中有“新潮余响久销沉”句，大概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意吧。
f03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1921.11927.10
“胜业”人的研究
尽管周作人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认真地写着前述反对封建复古、保卫五四传统的文章，但他内心深处，却对它的真正价值抱有怀疑。周作人很明白，真正属于自己的，是另有所在的。早在1921年7月，还在西山养病时，他在一篇题为胜业的文章里，就已经流露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吗”他表示：“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因此“决心要去修自己的胜业去了”。周作人：谈虎集胜业，第47页。这里所用的都是周作人式的语言，需略作译解：所谓“高谈阔论”即是指思想政治性的议论，周作人以为这并非自己所长，亦非兴趣所在；周作人自称“野和尚”，他的“胜业”是旁门左道的“杂学”，而讲得最好的，还是“别人的文章”，即西方以“人类学为中心的研究”。
于是，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如下见解
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的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周作人：谈虎集妇人运动与常识，第241242页。
周作人据此而提出了一个以研究“人”自身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周作人设想，在这个全新的知识体系里，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关于个人者”，包括“人身生理”特别是性知识、“医学史”及“心理学”，以求从身心两方面了解人的个体；“第二组，关于人类及生物者”，包括“生物学”包括进化遗传诸说、“社会学”内含广义的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达史及社会学、“历史”，以求多侧面地展开“人类”的本质；“第三组，关于自然现象者”，包括“天文”、“地学”、“物理”、“化学”，以求了解与人相关的一切自然现象，即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第四组，关于科学基本者”，包括“数学”、“哲学”，以求掌握科学地认识“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工具；“第五组，艺术”，包括“神话学”、“童话”，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还包括“文学、艺术、艺术史、艺术概论”，目的在“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这是人的健全发展所必需的。周作人：谈虎集妇人运动与常识，第242245页。这里注意的中心，是“个体”的人与“人类”的人，这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都是以家族社会为本位的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所不可能有的。从“生理”的与“心理”的层次，“肉”与“灵”的统一中去把握人的个体，从广泛的联系中去展开人类的人的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美学的本质，这全方位的考察视角所达到对于人自身的认识，都是真正现代的。
这确实是东方文明古国对西方文化起源地希腊哲人呼唤的一个历史性的回应。它同时显示着周作人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精神的一种理解与坚持。在他们看来，“五四”从根底上是一个“人的解放”运动，而为着使五四为开端的“人的觉醒”坚持下去，就必须使人达到对自身的科学认识。这样，重建以“认识人自身”为中心的现代科学知识结构，对于坚持与发展五四传统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是说，当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的救亡图存的政治层面出发，把五四思想革命转向以推翻反动国家机器为中心的实际政治革命时，周作人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却坚持从学理上发展五四精神，转向更深入、广泛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并且互为补充；人为地将其对立起来，甚至用一方否定另一方，恐怕不是科学的态度。
周作人这一时期写了不少关于神话、关于童话、关于妇女、关于儿童的文章，究其实质，都是关于“人”、关于“人性”的健全发展的思考。这对于周作人，是说不尽的话题，是最得心应手的文题；他静静地思索，轻松地、从容地写来，常有奇思妙语从笔端喷出，让人惊喜，又叫人沉思。仿佛只有在这类文章中，才能实现周作人的追求与不相识的友人作“庸人”的“闲谈”，于毫不经意之中达到心的默契
且让我们也参加到这类谈话中去吧。
关于爱。“爱慕，配偶与生产：这是极平凡极自然，但也是极神秘的事情”，“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我们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领会入神与忘我的幸福的境地”，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情诗，第52页。“爱是给与，不是酬报”，爱是一种“创作”，必须不断“将新的生命吹进两人的爱情里去，破坏了重又建起”，“使恋爱年年保存这周围的浪漫的圆光”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爱的创作，第127129页。
关于女人。女人本是“圣母与淫女”的结合体，“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的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的表现”，“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的重要”周作人：谈虎集下北沟沿的通信，第257、258页。
关于儿童。儿童的“玩”总是兴之所至的，无目的、无意识，一切出于自然的本能的创作，“他这样地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的意义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周作人：陀螺序，知堂序跋，第233页，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下编，第306页。
还有，“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像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3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岳麓书社1987年7月长沙第1版，第57页。儿童的想像的世界必定是“荒唐的，怪异的，虚幻的”，“非现实的”，“有如雾里看花，形色变易”，甚至带些神秘的色彩。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儿童剧，第105页。这些都是健全的人性所需要的：“人间所同具的智与情应该平均发达才是，否则便是精神的畸形”，3“惊异在人是神圣的”，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5页。“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虽然她们的颜色不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但终究要回到她的怀中来”5
关于艺术。“古代的狂宴都证明古人很聪明的承认，日常道德的实生活的约束有时应当放松，使他不至于因为过紧而破裂。我们没有那狂宴了，但我们有艺术替代了他”，“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艺术的效果大抵在调弄我们机体内不用的纤维，因此使他们达到一种谐和的满足之状态”；“艺术道德化之力，并不在他能够造出我们经验的一个怯弱的模拟品，却在于他的超过我们经验以外的能力，能够满足而且调和我们本性中不曾充足的活力”。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与道德，第8890页。
还可以连续不断地抄下去，就好像这倾心的交谈永远也没有完结
周作人讲神话、童话、儿歌与谜语，说男人、女人、小儿与原始人，论文学、艺术、爱与**，都在追求着同一个目标：人性的和谐，精神的超越，说到底，是对“贵族精神”的一种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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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或者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是希望实现“平民的贵族化”即“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小说站
www.xsz.tw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第16页。在周作人的主观追求中，这无疑是对五四“平民精神”的一个发展。然而，从另一面说，又是脱离中国现实的：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还停留在求生而不得的原始阶段，时代所提出的任务仍然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周作人此刻将发展置于首要位置，不能不说是超前的不仅对大多数中国人是如此，即使是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心高飞着，身子却陷于泥淖之中”，这难道不正是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写照吗读着这一时期周作人上述空灵、超越的文字，你会感到
一只孤独的鹤在高空掠过，发出声声唳叫
爱罗先珂
正当周作人苦苦地寻求能够理解自己的“想像的友人”时，一位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出现在周作人的生活里，更确切地说，在鲁迅与周作人周氏兄弟的生活里。
我们在1922年2月24日周作人日记里，看到了如下记录：“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君来暂住东屋。”郑即郑振铎，耿即耿济之。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世界语学者。他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他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1914年离开俄国，先后在日本、暹罗今泰国、缅甸、印度等地漂泊。在印度，以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由，被英国官方驱逐了。于是他来到日本，却又被日本当局驱逐，理由是有宣传危险思想的嫌疑。他于是想返回久别的祖国，历尽艰辛地走到赤塔，却没有得到入境的批准。他于是带着迷惘绝望的心情漂泊中国，先在哈尔滨，后又流向上海爱罗先珂的这些遭遇，首先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曾写信给周作人：“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以后鲁迅果然翻译了爱罗先珂的池边春夜的梦鱼的悲哀鲁迅与周作人还同时收到了日本朋友请他们转托胡愈之照顾爱罗先珂的信。这样，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未见面之前，彼此就已经十分了解了。这一回，也是在周氏兄弟推动下，蔡元培先生特聘爱罗先珂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并亲自安排他住在周氏兄弟家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爱罗先珂在各处的讲演，均用世界语，多由周作人作翻译兼向导，周作人是在西山养病时学习世界语的，并已开始翻译用世界语写作的作品。据周作人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那样的要求。”知堂回想录一三八，爱罗先珂上鲁迅在继续翻译爱罗先珂童话集外，也经常陪同参观，兼作翻译。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可谓一见如故，这位异国游子很快就被这个家庭接受，成为其中和谐的一员。用周作人的话来说，“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和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第36页。
而且，这位诗人还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这个家庭和他的主人。爱罗先珂在北京仅住了四个月，就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从表面上看，爱罗先珂的活动不算不多；在周作人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下午菊农来同爱君至女子师范应文学会招讲演，完后照相”1922年3月3日；“上午同爱君至北大三院讲演，并为爱罗先珂翻译”1922年3月5日；“上午同爱君至孔德学校讲演为之口译”1922年5月1日；“至政法学校开世界语讲演会，为爱罗君翻译”1922年6月11日等等。栗子网
www.lizi.tw但是，人们不过出于好奇，热闹一阵，1922年3月4日晨报消息昨日爱罗先珂之讲演：“昨午后，雨雪霏霏，听众非常踊跃，下午一时前即有人等候，二时，礼堂已无隙地。”就置之不顾了。至于爱罗先珂所从事的世界语运动，运动者尽管热心，响应者却很寥寥。世界语课最初是在北大最大的讲堂里上课的，不久就觉得讲堂太大了，后来竟搬到一间最小的房间里去，听众也只剩了两位。世界语的俄国戏剧讲演饥饿王，只讲了一次，就中止了，也无非是因为听者太少，教室太大了的缘故。爱罗先珂是一个极爱热闹的人，他当然对这类有意无意的冷落十分敏感。作为一个流浪诗人，古老中国一潭死水的生活方式，枯寂的生命形态，更使他感到窒息。于是，他怀抱着六弦琴，对着周氏兄弟诉苦了：“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式的寂寞呀”诗人痛苦的呼叫，竟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强烈共鸣，并引出了他们的无限感慨。周作人痛苦地自责说：“我们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上的润泽，然而不是他这敏感的不幸诗人也不能这样明显的感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如仙人掌似的习惯于干枯了。”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第35页。鲁迅也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吧。”鲁迅：呐喊鸭的喜剧，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555页。来自异国的这位敏感的诗人，他的“寂寞呀”一声呐喊，唤醒了，或者加强了周氏兄弟对于已经习以为常的现存生命形态的不满，并由此激发了他们对理想的生命形态的思考与追求。于是，鲁迅也如爱罗先珂似的叫喊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啊。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我是怎么一个偏狭的人啊。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382、383页。
这大概也是周作人的心声吧
中国传统生存方式里确实是什么也没有的：这是可怕的死寂，死寂到失去一切生命的活力；这是可怕的冷漠，冷漠到了忘记一切生活的**。一个人，一个民族，到了这种地步，距离死期不就不远了吗
于是，鲁迅还有周作人感到了一种“沉默死亡”的恐惧。鲁迅紧接着高喊一声：“我的反抗的歌啊”，他是呼唤着反抗的生命活泉来滋润这“沙漠式的枯寂”的。他说，他要“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因此换来“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也在所不惜。鲁迅：华盖集题记，收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
周作人呢他于爱罗先珂离开北京前夕，写过一篇题为玩具的文章，提出了他对理想的人生形态的思考，提倡一种“鉴赏家”的生活态度，即“超越功利问题，只凭了趣味的判断，寻求享乐”，他认为，“在这博大的沙漠式的中国”，“仙人掌似的外粗粝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惟一的路，即使近于现在为世诟病的隐逸”。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在周作人看来，追求“趣味”与“享乐”，首先就是唤起生活的**，大胆地无所顾忌地去追求人所应该有的生命的欢乐，即使因此而走向“隐逸”，也在所不惜。
周作人清楚地记得，那一个初夏的下午，他同着爱罗先珂在沟沿一带，踏着柔细的灰沙，在树阴下走着。不知怎的提起将来或有机会可以重往日本的话，爱罗先珂突然激昂起来，一再地说日本决不准他去周作人因此了解了爱罗先珂对于日本恋慕之深，他沉默着大概也在思念久违的“第二故乡”里保存着的生活的艺术吧
因此，当爱罗先珂买来了十几个蝌蚪子它们因鲁迅的鸭的喜剧而非常出名时，周作人想必是十分高兴的。他亲自开掘的长三尺、宽二尺的荷池从未养出半朵荷花来，曾经是全家人的笑柄，而现在终于有了它的真正主人。蝌蚪成群结队地在水里面游泳。常常踱来访问的，除爱罗先珂外，自然还有周作人：享受自然天趣的机会他是从不会放过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当四岁的侄子“土步公”爱罗先珂总是这么叫唤他的“诨名”前来报告小鸭吃蝌蚪的消息：“爱罗金哥君呀侄子也总是这样称爱罗先珂，没有了，虾蟆的儿子”爱罗先珂发出连声叹息：“唉，唉”，这时，周作人也许还有鲁迅也一定同样叹息着：“唉，唉”
在寂寞中，爱罗先珂思乡之情有增无减。终于于1922年7月寻着一个机会往芬兰赴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直奔故乡而去。周作人理解他的心情：“爱罗君是世界主义者，他对于久别的故乡却怀着十分迫切的恋慕，这虽然一见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21922年7月14日作，载7月1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岳麓书社1987年7月长沙第1版，第32、34页。也许正是出于对乡愁的理解与共鸣，爱罗先珂的离去，使周作人愈发感到寂寞；因此，爱罗先珂刚刚离去，不到十天，周作人就写了送爱罗先珂君，并于文章结尾处期待着：“到了秋天，他回来沙漠上弹琵琶，歌咏春天的力量，使我们有再听他歌声的机会。”211月，周作人又作怀爱罗先珂君，劈头就说：“十月已经过去了，爱罗君还未回来。莫非他终于不回来了吗”1922年11月1日作，载11月7日晨报副镌，收入泽泻集时，改题为爱罗先珂君一，第35页。鲁迅也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写了鸭的喜剧，说是“现在又从夏末到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了。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地叫”。1922年10月作，载1922年12月出版的上海妇女杂志8卷12号。收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558页。
1922年11月4日，就在周作人写了怀爱罗先珂君之后第三天，爱罗先珂终于归来。不久就发生了“剧评事件”。热心肠的爱罗先珂观看了北京大学学生与燕京女校学生的演出，并且热心地写了剧评。在文章中，照例直率地发表他的批评，感慨“在中国，没有好的戏剧没有戏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啊”爱罗先珂的批评，与他对中国“沙漠式的寂寞、枯竭”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的不满是一致的。然而，爱罗先珂实际上也是周氏兄弟的这一不满，却不能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自认是民族之精英，因而自我感觉始终良好所理解，爱罗先珂善意的批评竟然招致了学生们的反感，报端上居然出现了北大学生写的不敢盲从这类攻击性的文字。爱罗先珂为之伤心不已自不用说，周氏兄弟也被激怒了。鲁迅拍案而起，“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收鲁迅全集第8卷，第116页。给污蔑者以迎头痛击。周作人也著文谆谆告诫：“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作敌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载1923年1月17日晨报副镌，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490页。这一次冲突的对象是一群青年人，周氏兄弟一定从中感到了一种隔膜的悲哀吧
爱罗先珂终于要离去，比他原定的计划提前了两个月。他说他想到树林去听故乡的夜莺的叫唤，周作人当然明白：他是厌倦于在北京听沙漠的风声，感到太寂寞无聊才离去的。因此不再硬去挽留。但唯其这样离去，就更令人惆怅：爱罗先珂一走了之了，而自己还得继续在这寂寞无聊中打发着日子
周作人勉力写了一篇再送爱罗先珂君，鲁迅却没有再写一个字。
第二年，周作人又写了苦雨，文章提到了院子里的积水与深夜蛤蟆的叫声：“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得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惟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78页。
那么，周作人是否因此而想到爱罗先珂呢爱罗君如果在，他一定会如川岛等大人一样加入到孩子戏水队伍中去，也一定会和周作人一起细听蛤蟆的叫唤
也许周作人什么也不会想，因为他早就表示过：“漂泊孤独的诗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尽够担受了，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们再添加你的忧愁的重担也罢。”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二，第3637页。
是的，再苦的酒也得独饮，悲哀的重负只有自己背起来，背起来
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屡有信来，他在巴黎穷得无法，连三四十个法郎都很为难了。他先前写信来托先生向北大设法，不知办到没有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周作人还能再说什么呢
情感的波澜
关于生命形态与情感世界的自我审视与思考仍在继续
1923年1月15日晨报副刊发表周作人的昼梦，这是一首野草式的散文诗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和惊恐。
严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里还留着处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颌，灰尘的脸的中间，两只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反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第59页。
这“冰里的花片”、“冷灰底下的炭火”的意象是真正属于周作人的：无论是对自己“可痛地微弱”的存在的自觉意识，还是“悲哀”、“惊恐”的自我感觉，将伴随周作人一生，以至于成为他的表征。
两个多月以后，他又写出了饮酒，发表在1923年3月17日晨报副镌上
你有酒么
你有松香一般的粘酒，
有橄榄油似的软酒么
我渴的几乎恶心
渴的将要瞌睡了
我总是口渴：
喝的只有那无味的凉水。
你有酒么
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
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
那是上好的酒。
只怕是我的心老了钝了，
喝着上好的酒，
也只如喝那无味的白水。周作人：过去的生命饮酒，第55页。
这里充满了渴求被爱罗先珂唤醒了的沙漠里的渴求。
“你有酒么你有恋爱的鲜红的酒，有憎恶的墨黑的酒么”爱则大爱，如“鲜红的酒”，憎则大憎，如“墨黑的酒”，周作人心向往之的，就是这样一个浓烈、博大的感情世界。但“喝的只有那无味的凉水”不仅生活本身是如此地冰凉、无味，已经“老了钝了”的心也已经不复容纳、承受充满欢乐与力量的真正的人生。这是怎样地令人“悲哀”和“惊恐”啊。
对于真正的爱的人生的渴求，又使周作人沉湎于对于初恋的回味之中那纯洁、真诚、无暇，充满了生之原味的初恋啊，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会让人心荡神摇，不能自已。
于是，1923年3月周作人写下了散文初恋；4月5日那一天清晨醒来，诗泉奔涌，又提笔写下：“我有过三个恋人”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她们，第5152页。
周作人停下笔来，沉醉在甜美的回忆中
我能够称你们为“恋人”吗你们实在都不知道我在暗中的爱慕呀。但我仍要感谢你们，无意中“给我这苦甜的杯”
啊，你，杭州城里杨家的三姑娘，每当你走到楼下抱着猫看我写字，总是使我“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而你终于被病菌夺去了生命，这“未嫁而死”的无味的人生，更给我带来了无名的惆怅
啊，你，故乡二姨父家的平表姊，你父亲郦拜卿和我父亲原是“考友”，每当大比之年，都是一起进出考场。你和我同年同月生，我称你为姊，你也称我为兄，那是怎样的亲密呀。都说母亲认你作女儿，是想要替代早逝的端妹，但她为什么不曾想到要认你作儿媳呢你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但我却隐秘地怀抱着对你的情意，尽管我知道你自小就许给车家的公子车耕南，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我总感着固执的牵引。这正是你所不知道的：庚子以前那一年，舅父的独子娶亲，中表都
...
聚在一起，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就有你和我。栗子小说 m.lizi.tw一次，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偷偷跑到你们住的楼上，我跳闹，仿佛无意似的拿起你的一件纺绸穿了跳起舞来，你的小兄弟也一同闹着，却不曾看出破绽，我还为此得意了好久。但你终于嫁到车家，却与丈夫合不来，不久你公公也因钱财被盗、儿子被抢走而发疯了。你自己又流产出血过多，终成痼疾，你却拒绝就医，平静地面对死亡。我曾暗暗为你的不幸难过，却也无能为力。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你不久就平安过去。听说你有一张早年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却不敢去要了来看，但你的影像总隐约的留在我的脑后，为我心中的火焰的余光所映照
还有你，我的乾荣子，伏见馆主人的妹妹，“三个恋人”中，你是惟一还健在的；但我只知道你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我也无心再去寻找，连你的面庞我都仿佛忘记，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这朦胧的却最牵动我的情思，愈是记不清了，也就愈不能忘记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她们，第5152页。
于是，周作人又提笔，专为“她”朦胧中的乾荣子，写下了高楼一诗：
那高楼上的半年
她给我的多少烦恼。
只如无心的春风，
吹过一棵青青的小草。
她飘然的过去了，
却吹开了我的花朵。
我不怨她的无情
长怀抱她那神秘的痴笑。同上，第53页。在发表她们与高楼时，周作人写了一个附记声称“我平常很赞成青年人做情诗，但是自己做诗还是初次，我不怕道学家批评我有不道德的嫌疑虽然略略的怕被上海的市侩选入他们的情诗集里去”。
是的，一切都“飘然的过去了”，初恋的欢愉，连同青春的追求，只留下微苦的一丝温馨
这温馨的感觉却长久地留在周作人的心头，吹不散，拂不去。直到这年10月，周作人还“学做情诗”，写下一首花
我爱这百合花，
她的香气薰的使人醉了，
我愿两手捧住了她，
便在这里睡了。
我爱这蔷薇花，
爱她那酽酒似的滋味，
我便埋头在她中间，
但我就此死罢。周作人：过去的生命，第57页。
浓香，酽酒，爱与死周作人所追求的，原来也有大喜与大悲的人生。
兄弟失和
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栗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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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集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栗子小说 m.lizi.tw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下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
十个月以后，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
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2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2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鲁迅大病。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
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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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栗子网
www.lizi.tw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f04走向深渊在北平四1937.71945.12
又一个“苏武”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临。既在意料之中，甚至在期待中，又出人意外。中国人民震惊了，也奋起了。周作人却沉默着。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仍然听不见周作人的声音。
1937年8月9日，北平沦陷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平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这一天，刚从南京回到北平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及教授叶公超、梁实秋等一起撤离北平。但南下队伍中始终未见周作人。
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们，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为得不到周作人的消息忧心如焚。
刚刚从日本逃回中国的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发表在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尽管周作人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他早已声明，自动放弃了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然而，由于周作人作为五四开创者之一的历史这个历史将一再成为他的沉重包袱和中国第一流的作家的地位，以及他与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就使得中国各种力量包括郭沫若所代表的中国天真幼稚，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各种力量，总是不肯忘记周作人。特别是在这中日正式交战的历史关键时刻，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所谓期待，另一个意义就是利用，这是周作人不可摆脱的宿命之一。鲁迅在生前就曾为这个不堪承受的代表重任，弄得痛苦不堪；现在鲁迅逝世后，这重担似乎又历史地落到了周作人的身上。周作人这才明白：他的大哥曾为他挡住了多少痛苦与烦恼。小说站
www.xsz.tw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一直是在鲁迅的庇护下得到了相对的宁静与自由，无论在他们兄弟失和之前与之后都是如此。现在，大树已倒，周作人只能**地面对宿命了。在这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躲在他的“苦住庵”或者别的什么斋里做一个普通顺民的；但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就不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简单的选择，而必然地要把严峻得无以复加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全国人民，以至世界舆论，都这样注视着周作人：他将向何处去
11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公布了周作人8月6日、20日与9月20日写给编辑陶亢德的信：“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最使人注意的自然是下面这句话，“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天真的人们看到这个保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并且非常感动。仿佛中国文人中再增加一位苏武，中国就有了希望可怜的“阿q精神胜利法”
但谨慎的人们仍然从周作人欲言又止的迟疑中，感到了某种危机。他们仍然拭目以待。
看来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将郭沫若的文章寄给了周作人，因此，周作人在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又有“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等语。这时的周作人自然也是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的。
也是给陶亢德的信中又透露出：周作人正“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拟继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接着又传来消息：滞留在北平的北大教授郑天挺、陈雪屏、邱椿等人，又于11月17日乘河北轮南下。11月29日北大留平教授在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家集会时，只剩下孟、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四人了。据说北大已承认该四人为“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并且以后校长蒋梦麟还从南方驰电北京，委托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周作人等确也作了保护校产的努力。据周作人回忆，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本部，下令三天内搬家。留守事务员找到了周作人与冯汉叔，经研究，由周作人起草了一封公函，交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后由于汤尔和的“挡驾”，才将北大第二院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保留了下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九，北大感旧录五云云。
不管怎样，周作人算是留在沦陷中的北平，并且苦住下来了。
在这大变动、大混乱中，周作人究竟在干什么呢
他确实在闭门读书。周作人在9月所写的俞理初的诙谐一文里透露：“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周作人如此地苦读，恐怕不仅是为了排解苦住的寂寞无聊，而是要到书中去寻找他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周作人未必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说，但书中自有他之所追求，却是信之不疑的。不过，真正读下来，他又不免有些失望。他说，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中，“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都是必要的”。周作人：知堂书话俞理初的诙谐，第801页。在这国难鼎沸声中，在北平各大专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受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的消息随处可闻的情况下，周作人却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求“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
当然，这只是向往与追求而已。现实生活中的周作人是很难淡泊宁静的。这一时期，他也写过谈搔痒这类闲适文章，却未能继续写下去。他曾写信给废名周作人自己曾说，“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吐露心曲：“旧日友人各自上漂流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第1版，第117页。那么，周作人还是“不忍即舍去”人间世的，其实，他也是舍不去的。那一天，偶食几粒炒栗，周作人突然想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转述陆游老学庵笔记里的一段记载：“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止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周作人：药味集炒栗子，第170页。“挥涕而去”这四字竟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共鸣，也许也是感受到了那永远拂不去的亡国的沉痛与思乡的情切吧。周作人终于写下了一首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伤心的自然不只李和儿一人而已。
但作理智的考虑，周作人却另有一番打算。据说，也就在这个冬季，有一次在与钱玄同、马幼渔的闲谈中，周作人突然提起“出山”之类的话，钱、马都默默无言，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事后马幼渔又去访周作人，想劝劝他，见面即骂已附逆的徐祖正，周作人也装傻附和着骂，马幼渔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过了几天又去，开口就问：“前次你要出山，决定了什么时候没有”周作人说：“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红楼呢”当时北大住有日本军队周作人二三事，载文艺春秋副刊1卷第1期，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此事虽搁置下来，但周作人显然已经在酝酿“出山”了。
于是，就有了1938年2月9日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事件”。“座谈会”是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却有着日本军方的背景。出席座谈的，竟有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代表，以及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要员”。周作人在会上没有发表什么特别言论，只是自称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致力于“研究日本”云云。但出席会议本身即表示了与日本军方合作的姿态。每日新闻刊载会议消息时，也毫不含糊地将其与伪政权的建立联系起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这问题，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构之扩充及其活泼的推动上，是具有促进的作用的。”4月底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19期，全文译载了大阪每日新闻所发的消息，并转发了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唐先生后来追忆说，周作人投敌的消息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引起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并因此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痛苦”。唐：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在短暂的惊疑以后，全国文化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谴责、抗议声：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并“请缘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5月6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之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公开信向周作人发出忠告：“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据说这封公开信系楼适夷起草，而经郁达夫修改；其中忠告均为郁达夫所加，显然还为周作人留有某些余地。诗人艾青还以忏悔吧，周作人为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年轻一代的情绪：“周作人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诗载抗战文艺1卷第9期。在这颤抖的歌声里，充满了多少期待、失望、痛苦与愤怒。这些充满着战斗精神的热血青年，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个“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的周作人的形象，现在周作人突然显出了他们未曾料到的另一面，就陡然产生“被出卖、被欺骗”的感觉，由此而发出的“忏悔吧，周作人”一声呐喊，是震撼人心的。也有些天真的朋友不愿意面对周作人投敌的事实，仍然热烈地为周作人辩护。朱光潜先生就曾发表文章，一方面承认“以他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见机实在是很可惋惜的”；另一面却断然说：“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朱光潜先生最后甚至劝告人们要用“宽厚”的态度对待周作人。3朱光潜与何其芳的争论文章见1938年五六月出版的工作成都第5、6期。朱光潜的文章是针对何其芳对周作人的谴责的；以后何其芳又写了一篇文章，明确表示，“我认为宽厚也应该看对什么人，对于我所憎恶的人物，我不能宽厚”3
正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周作人已经作出和将要作出的选择痛苦，愤怒，争执不休时，周作人本人在干什么呢在与儿辈们打牌中度日。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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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少见的：大约在1900年春周作人在安桥与七斤公公“夜嬉马吊，夜半始寝”之后，我们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记载。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内心极度的苦闷与无聊的。但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韬晦的姿态呢
2月20日，即在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半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在一篇读书札记里这样写道：“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打弹丝而已哉。”隔数日，又作卖糖一文，文章写道：朱舜水“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不佞读之，怆然有感，舜水所语盖是余姚话也，不佞虽是隔县当能了知，其意亦惟不佞可解。余姚亦当有夜糖与炙糕，惜舜水不曾说及，岂以说也无人懂之故欤”。朱舜水之意尚有周作人“能了知”，周作人自己之“意”当有人知否周作人不说了。恰恰这时，周作人的老友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评论3月号上发表怀周作人一文，称周作人为“新村的兄弟”，表示在“现在这个时候”自己很想去“慰问”周作人，并且“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是什么”，“可以说真心话的友人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岂不也好么”。武者小路其人也真，其言也诚，周作人当然不会不受感染。但他仍然回答说：“什么希望我并没有，真心话当然有而不想说，说了正是鄙陋耳。”
周作人对于舆论，也是故意的真真假假，藏头露尾。先是给关心他的友人写信，称“目下拟专弄一部神话”，并希望在燕京大学“谋得一专任讲师之头衔，聊以避俗”；“钱公按即钱稻孙前次曾以天下见让按，钱稻孙曾任新民学院院长，不佞不敢高攀许由，亦不敢以舜禹自居，故已谢之矣”。信中并说，天津庸报“曾载过不佞将做北大校长之消息，可谓有光荣矣。”另一封信在谈到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事时，却又装聋作哑：“大阪每日所载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周作人致上海周黎庵函，转引自抗战文艺第12期。周作人为什么要如此说呢
尽管周作人已经不愿向世人包括他的朋友说真心话，朋友们却仍然真诚地关心着他。于是，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分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名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诗于9月寄出，10月8日旧中秋日，周作人又于风雨如晦中重录，心情自然是复杂的。不过诗里所说仍是有真有假；而且这首诗因为寄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信人却写的是胡适临时的别号“胡安定”，因此，信没有及时送到胡适手中。1939年年底胡适看到这首诗时，周作人已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栗子网
www.lizi.tw胡适因此题诗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周作人在脱下袈裟之前，确实也曾“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早在“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即主动与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交译稿两万字，给费二百；并开始着手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著，原名书库的翻译，计十万多字。同时翻译了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和来则的十五六篇希腊研究，也约十万字左右。希腊神话注释未完稿，因编译会迁香港而中止。周作人又转而托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觅得燕大教书职务。从1938年9月起，每周六小时，以讲师论，燕大特给报酬百元，并给一个“客座教授”的名义，周作人以此辞谢了别处的一些劝诱。3月22日，辞伪满洲大学之邀；4月至8月，再三坚辞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并有劝友人勿加入文化协会之举;6月12日，辞不入留日同学会，退还捐册；8月15日，辞不入东亚文化协议会；9月18日，辞不受任所谓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此外，辞谢日伪各方宴会，约稿，邀访，尚有多次。周作人似乎是下定决心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周作人自己对是否真正隐居，就颇为犹豫。这年12月，他连续写诗数首。其一云：“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其二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其三云：“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2页。周作人将诗抄示诸好友，此时也是困居上海的沈尹默和诗中末一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周作人以为“指点得很是不错”：周作人对于“人世”原是“有情”，岂能“隐而不问”呢往日周作人曾作七律，末二句“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亦是此意。年底，周作人得李炎华信，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渝。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有才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2乱世之中，原也可以作入世的选择的。但对于早已认定在军事上中国必败，必须另作选择的周作人，入世自然不会是投入抗日救亡的反抗洪流中，在周作人看来，那是非理性的幼稚愚蠢之举。他的入世只能是“出山”，即与日方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漂亮点，不过是颇为时髦的“曲线救国”而已。
而这时，周作人在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不仅在煤店、米店欠账，连女儿处也负了债。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土，鲁迅全集第6卷，第224页。
那么，周作人下一步将如何动作呢
终于“下水”
正当周作人尚在隐居与出山二者间犹豫不决时，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据周作人自己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栗子网
www.lizi.tw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3页。经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周作人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沈启无弹中左肩，在医院疗养一日半出院，真正牺牲者，仅车夫老张一人。
这又是一条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暗杀者究竟何人，却有种种说法。周作人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日本军警方面则以刺客为国民党特务，并因此传周作人至宪兵队，盘问了两小时。1946年，一位署名卢品飞的，在美国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自认他是行刺的凶手之一，与他合谋的是高姓、王姓两人。1961年周作人在致香港鲍耀明信中，对此说的真实性颇表怀疑。还有一说是周作人的侄子丰三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其枪杀，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周作人被刺这段公案，可以说至今仍无确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关注着周作人的选择，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杀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就是说，客观形势已不允许周作人继续敷衍延宕，连隐居亦不可能，他只能在“杀身成仁”与“出山下水”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周作人本人，如前所述，早已有“出山”的考虑；这样的形势，只是逼迫他更快地作出酝酿已久的决定而已。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二首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奖。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意思也是清楚的：既然“我醉欲眠眠不得”，只有杜牧所指“忍过事堪喜”一路，周作人从刺客子弹中“辨”出的“余味”，仅此而已。
正在这时候，周作人称之为“畏友”的钱玄同遽然去世。周作人元旦被刺后，钱玄同曾派长子送来一信表示慰问，信中说到乍闻“兄忽遇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钱玄同平时言谈激烈，遇事却易紧张，半月之后，突患脑溢血而离世，与受了惊骇恐不无关系。钱氏虽胆小，于民族大义、大是大非分辨却很清楚。早在1938年春，钱玄同即再一次恢复旧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顺民。又改“疑古”为“逸古”或署“逸叟”，又号“忆菰翁”，或间称“德潜”，都寓有困居思旧的意思。“七七”事变北平陷落后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也曾有“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之说，看来钱玄同又有恢复早年日本留学时期在“复古”旗帜下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老传统之意。他间接从北平寄语随师范大学迁居陕西城固的好友黎锦熙先生等：“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可以想见，他大概也是如此规劝自己的老友周作人的。周作人在谈到他与钱玄同的关系时曾说：“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片面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他实在是我的畏友”。钱玄同逝世后，周作人几经提笔，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直至百日，才勉成玄同纪念一文。文章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已经和将要作出的抉择，不免要“重违”老友“其意”，“太使他失望”了。
周作人在枪杀事件发生后，自不再敢出门。警区署第二天即派来了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而且越来越离不开这种保护。于是，周作人顺理成章地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先是请俞平伯代课，对方不同意，才辞去。1939年1月12日，他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说是“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周作人从此走向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周作人此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人们因此却常常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作人真要死于1939年元旦那粒中左腹的子弹，他的盖棺论定也许将但这“也许”也许是多余的吧，周作人的历史如此这般地发展到此刻的“下水”，又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原是有它的特殊价值、意义与味道，人们又何必多作假设呢
万事开头难，只要一“下水”，以后就顺流而下了：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4月28日，他往北大本部陪宴，出席宴会者都是日本宪兵队队长。5月8日，他往北大赴招考会后，又参加汤尔和主持的宴会。5月26日，又往北大办公处，应公宴，出席者均为日伪教育文化官员。7月19日，周作人与当时已被委任为伪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钱稻孙，共同讨论北大文学院教职员人事安排，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9月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对于周作人来说，以上这一切活动不过是应酬。连文学院院长，他也是挂名，日常事务由学院秘书代理，他只是一个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看来日方也宁愿让周作人这么闲着，他们原也只是要“周作人”这个名字罢了。周作人的应酬，出卖名字，自然都是有偿的：周家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窘况，而且开始大兴土木：从1939年7月3日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职三个多月以后起翻修左右偏门，凿井，改造厕所，裱糊内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阔绰，设宴招饮渐成常事，并且购制起狐皮衣裘来。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的某些微妙变化的。周作人也就愈加离不开侦缉队的保护。以至1939年11月，枪击事件后派来的三人调离周家时，周作人竟然依依不舍。由当初的疑惧到此刻的依恋，周作人感情的变化可谓不小。
周作人的官当得正顺，他的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突然去世，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汤尔和的丧礼中，周作人的积极、热心是颇为异常的：他参加治丧委员会，写祭文，送挽联，以不同身份参加各类公祭，甚至一天之内接连两次也不知倦。汤的百日祭，六十四岁阴寿，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无一不参加。汤尔和的儿子撰写的汤公遗事也是周作人为之作序。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周作人对其他亡友，甚至对钱玄同那样的毕生至友，也没有这样长久的隆重的悼念”。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与汤尔和虽然是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但在事变之前，向来少有来往，周作人对汤尔和也并无好评。周作人献给汤尔和的挽联尤可玩味：“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轻打腠微言。”所谓“立经国事功”、“为救民苦难”，也是一种自我评价：周作人在把汤尔和崇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但为什么一直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此时却如此热衷于崇高化呢这里隐藏着的心理动因又是什么呢
实在说，汤尔和逝世在日军卵翼下的华北伪政权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空出了教育总督这个大缺位。于是，汤尔和的后继就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事实上，活动早在汤尔和病危期间，已经开始。在汤尔和卧病长达半年时间内，教育督办职务一直由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而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他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多方活动。但据说汤尔和临终前，却明确属意于周作人。这样，周作人就被推到了这场争夺战的第一线。汤尔和病逝以后，缪斌钻营更力，颇有相当呼声。此时王揖唐已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当然也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汤尔和去世后，王揖唐，原王克敏的秘书长、时为伪北大监督的瞿兑之，以及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松井信二大佐都与周作人频繁接触。瞿兑之就是奉王揖唐之命来“劝进”的。缪、周之争以及背后的日方两派之争，引起了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当时活动于日伪上层圈子的爱国地下工作者王定南、张东荪、许宝以及何其巩，就曾专门议论过汤尔和的继任者问题。而此四人的关系都颇为复杂。王定南是当时**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宝既不是**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却与两党上层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包括周作人都认为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1942年许宝从重庆归来，周作人还设宴为其洗尘。张东荪本属国家社会党后改称社会民主党，与时为燕京大学校务长兼代校长美国司徒雷登又有非一般的关系。何其巩时为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他曾是冯玉祥的秘书长，和国共两党与其他派系都有联系。他们四人在不同场合的商议中，从政治斗争需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政治原则出发，**早在1935年12月所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确定了这一政治斗争的原则与策略：“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的人之用。”一致认为，“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条腿已经下了水，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的”。许宝：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伪职的经过，文收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11页。围绕着这一政治方案，他们也进行了积极活动，不仅通过王克敏在日伪方面进行疏通，而且由许宝亲自登门游说周作人。许宝及他所代表的王、张、何诸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因此，当以后周作人终于出任教育督办的伪职以后，在许宝做东的宴会上，司徒雷登、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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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秘密的国民党市委会委员，受命于国民党教育部组织的高教委员会均在座，这自然绝非偶然。栗子网
www.lizi.tw司徒雷登早就对周作人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周作人元旦被刺后第四天，司徒雷登就登门慰问。周作人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这对于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居的周作人，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而历史的嘲讽在于，周作人本人不但对于这一切幕后紧锣密鼓的紧张的政治活动毫不知情，而且在自我感觉上，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完全**选择的自主性，以至晚年在说到此事时，仍然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周作人：致鲍耀明书1964年7月18日，收周作人晚年书信，真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10月第1版，第409页。周作人此一番自白，从他就任督办有自己的责任这一角度说，自有其道理，但闭口不谈他的就任是各方政治势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他自己早已成为政治上的一具傀儡，却只能说明他的不清醒，即鲁迅所说之“昏”。其实，这历史的责任，真的是他周作人一人就承担得了的吗周作人这一自白，颇有点硬撑好汉的“破脚骨”气，而且也是做着**梦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表演，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的。
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中政秘字207号，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第二天，北京实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当天，周作人就接待了东亚新报与福冈、伪满洲、伪蒙疆等各报记者和伪中华通讯社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周作人就任教育督办的幕后牵线人之一，日本特设文化特务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的调查官松井大佐，也于是日特地拜访了周作人，并对庸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25日周作人还第一次参加伪政委会宴会。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4日，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教署全体职员致训词等等；这场“就职”的傀儡戏至此结束，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
从此，苦住庵主人周作人就变成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周作人从形式上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他“老而为吏”的夙愿与追求。参看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周作人年轻时做过的“花甲登科”的梦本书第一章6节，如今竟以这种方式实现，这是意味深长的。但要真正实现相应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的转变，也还得有一个过程。
应该说，一开始周作人还多少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幻想，确也想替教育界略尽维持、保护之责，据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于父为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栗子网
www.lizi.tw”至少使学生与当时的政治稍有脱离，这样也可多少维护一点自己的清名。这只是证明，周作人角色虽变，已俨然成为政治官僚，但思维与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中仍不脱书生气。
于是就发生了所谓“游行事件”。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参加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署中就根据这个文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次日，各校照例放假，却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日军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日本大使馆一等参赞力劝而止。从此以后，各级学校只是有会必到，到必抢先。周作人则噤若寒蝉，不敢再去多管这类闲事了。经过这一次教训，周作人的书生气果然收敛了不少。久而久之，周作人也就逐渐熟练地扮演起教育督办的角色来。于是，世人很快就看到，周作人匆忙出入于各种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每次到会，必致训词，而每有训示，必大谈“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更要对国民随时晓谕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这是教育“在当前中日两国百年大计所负的重要使命”见1941年11月1日教育时报第3期。等等等等。
周作人在一本正经地宣读如此陈腐的训词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样热烈地主张着、鼓吹着教育的**与自由，反对将政治教条强加于教育对象的。周作人如此起劲地自己反对着自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世人接着又在报纸上读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的大作了；不仅署名大有以官衔吓人的气势，题目也官样十足：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一开口即语含杀机：“各校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入歧途，本总署于此极为注意，除将训育方针八条早经颁布通饬一体遵照实行外，复于国立各院内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于学生之思想举止实行监察领导。”当年周作人因为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剥夺学生言论自由，实行高压而奋起反抗，如今身为教育总督的周作人竟公开宣扬要对学生实行思想管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自由，周作人喊了几十年的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了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后来周作人宣布，“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文收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6月版，第31页。但自己亲笔写下的历史，岂是“不收集”就能抹杀的吗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这是周作人第四次踏上日本本土。但今非昔比，今日之周作人是作为日本军队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及日本军方直接控制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身份，前来参拜的。这是当年报纸的报道：“4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栗子小说 m.lizi.tw见庸报1941年4月15日报道。又是“问候”，又是“参拜”，还要“誓言真心”，周作人视为生命的人的尊严，**人格哪里去了这令人难堪的屈辱周作人还嫌不够，竟然于4月16日伙同钱稻孙一同往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并捐赠五百元。次日，又赴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伤病人员，也捐赠五百元。周作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尊严、国格哪里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灵魂的出卖。人们不禁要想起周作人的那句名言：“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周作人：苦茶随笔〈蛙〉的教训，第196页。周作人曾用这话嘲讽了“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周作人自己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的明智又在何处
1941年7月17日，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里突然播放周作人的广播讲话。声音依然低沉和缓，却不再谈童话谜语妖精打架，而是“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就意味着烧杀抢掠，无人区，三光政策它在沦陷区人民中留下了最恐怖的记忆。周作人一向批判中国民族的嗜杀性，现在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却口口声声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
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是“谒见”伪满国傀儡皇帝溥仪。记得胡适当年谒见溥仪时，“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不知这一回溥、周之间是如何称呼的还有，溥仪被逐出清宫时，周作人曾著文祝贺他终于成了普通的“人”，希望他“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大学毕业后再往外国留学”，周作人：谈虎集致溥仪君书，第118页。并且坚决反对溥仪重新称帝，为此还和胡适发生过一场论争。如今溥仪又从“普通人”变成了“皇帝”，实现了周作人最不能容忍的复辟。谒见时，周作人不觉得尴尬吗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句话，就交代得过去吗
从“满洲帝国”归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去为汪精卫祝寿。汪政府各头面人物“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自接见不说，汪精卫还特设家宴招待，周作人算是备受青睐与礼遇。半年后，1942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汪、周之间素不相识，关系为什么会如此密切而且看来是周作人主动上门的：早在半年多以前1942年4月周作人曾为张次溪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作序，大肆吹捧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这是周作人著作中又一次出现“投身饲虎”的意象，这自然包含有“夫子自道”的意思，是自我慰藉，也是自我辩解。又暗递秋波：惜留学东京时“未得见汪先生以至于今”云云。汪精卫心领神会，访问伪满时特选周作人为随员，并从此视为亲信。周作人向以“孤鹤”自命，在与人交往中这样主动送上门去，尚属首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是“惺惺惜惺惺”，自知已与汪精卫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许是汤尔和逝世之后，急需另寻后台不管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周作人如此冷静地权衡利害，主动采取行动，正是说明他对官场的“权经”已经颇为熟悉了：周作人正逐渐成熟起来，不是吗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周作人又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还要接见记者，发表“感想”。1942年4月22日保定视察归来，周作人即如此说：“河北省前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绩甚佳，第四次治运尤为努力，除使人民坚定信念认识环境，以协力大东亚战争外，并完成保甲制度，办理清乡县警备队，以期剿共自卫。至于厉行节约，筹划生产，亦在进行中。”这些“官话”也即官方的“黑话”背后的事实是：加紧清乡扫荡，屠戮百姓，进一步勒索人民，剥夺早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妇孺老幼的最后一线生机。周作人不是宣称，他之“下水”、“跳火坑”，是为了“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吗即使这真是他的初衷，那么，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如此地背道而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1942年12月8日，为配合汪伪政府所发起的以训练青少年为中心的“新国民运动”，华北地区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是日举行了统监部成立大会。周作人在会上作了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下午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周作人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主持检阅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换却穿上了日本侵略军的戎装，两幅自画像反差如此之大，实叫人啼笑皆非。周作人年轻时原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算是个预备军人，但投笔从戎报国之志未酬，阴差阳错成了个文人；如今年过半百，却在日本侵略军麾下，穿上军装，阳错阴差又当上了傀儡军人，不，傀儡副统监。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人。
但从照片上看，周作人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甚至自如的。“丑角”云云，“耻辱”云云，都是旁观者的历史评价；作为当事人，未必这么想，这么看。周作人以上种种言论行动背后，他的自我感觉，内在心理究竟如何，是颇值得玩味的。批判者们喜欢说周作人是趾高气扬的，以示他的厚颜无耻；同情者、辩护者则喜欢说周作人内心充满矛盾，心情十分沉重，以说明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被动，迫不得已。两种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描述也有相当根据，但却未必全是如此。周作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平静的。新民报的一位记者曾写过一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署督办素描，写到周作人时，只说他“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十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载1942年4月3日新民报河北版。这是一个勤勉认真的公务员、行政官吏的形象。这一形象也许更接近周作人的真实。周作人其实是按照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要求，说按规定他必须说的话，做按规定他必须做的事，一切按例行公事办，如此而已。但可悲与可怕之处也正在这平静中。这正是说明，他终于从思维方式到情感、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上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官僚”的角色转换，他已经彻底地官僚化了。
所谓“官僚化”，即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合格的部件，而他所服膺的国家机器华北政务委员会又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侵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周作人事实上成了双重的傀儡，他的悲剧性也必然是双重的：从民族的立场，他与入侵者合作，必然逃不脱“背叛祖国”的历史罪责；即使从个人的立场，他也是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彻底地“工具化”了周作人最为疑惧的厄运终于降临在他头上。他的上述一切言行，都是一步一步地出卖昔日的自我，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宣称他要“救出我自己”，实际却是彻底地否定与埋葬了“自己”。周作人参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有人以为周作人虽有罪于民族，却换取了自我的自主与自由，这是大悖于事实的。
明白了周作人已经彻底地官僚化，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的另一面。他在大兴土木，改建住宅以后，又收买门前公地和左邻右舍，扩充住宅。他的日常生活也日见阔绰，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动辄数百元，上千元，并以两千余元的巨款购买全套家具。早就够得上称为“美食家”的周作人，此时于吃喝自更讲究，大摆宴席已是司空见惯。家中的奴仆也越来越多；有人据日记所记给以家仆的工钱或赏钱计算，1941年全家仆役共十三人，1942年11月就增至二十三人。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给奴仆的赏钱也豪爽得可以，一出手就是数十元，上百元。所有这一切排场与物质享受，都属官僚所必需，甚至成了必要标志，周作人并没有用超法律的手段作额外的奢求，他的生活在同僚中至多也是普通水平。但惟其普通，周作人也就越视为当然，因此，也就沉溺越深。
此时的周作人已渐离那“青灯一盏，清茶一杯”的清苦的文人生活，他越来越不能离开奴仆簇拥、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在精神、感情上也就越不能离开赐予他的这一切高官厚禄。于是，方宗鳌和在汤尔和病重期间“代理督办”的伪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刘兆霜这些同僚受到爱国志士惩罚，在周作人那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可谓又惊又恨。他从切身利益上感受到自我与爱国抗日力量的对立，在行动与感情上也就越依附于日伪政权。在听到方宗鳌遇刺消息后，吓得他非要把走了已经半年的两个侦缉队员弄回来不可，就是一个明证。不错，在周作人任教育督办伪职期间，他曾多次从各方面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并帮助星华与李大钊的幼子光华从北平转往延安，他对李大钊的次女炎华及女婿侯辅庭也竭尽掩护之责。周作人与**地下组织有过一些联系，大概也是事实。
周作人也曾试图与国民党方面联系，曾多次找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他对许宝的拉拢，原因也在于以为许与重庆国民党教育界有联系。1946年国民党最高法院审问周作人时，曾有国民党地下人员张怀、董洗凡等作证，称周作人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这都不会不是事实。这除了有私人感情因素外，也是出于给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其实，在伪政权中，几乎每一个高级官员如王揖唐、王克敏、殷同等等都是同时脚踩日、国、共“三条船”的，这也是做官特别是做伪官的诀窍之一。周作人越精于此道，越说明他在官场上已经混熟了。
但比起更精于谋官之道的老官僚们，周作人毕竟初出茅庐，终难逃被愚弄、排挤的命运。1943年2月，在日本军方导演下，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全班人马共署辞职呈书，周作人自也不例外。但经过紧张的幕后活动，新的政委会中，除朱深代王揖唐任委员长，苏体仁换周作人任教育督办外，别无更动，而王揖唐下任后又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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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周作人下台后则无下文。小说站
www.xsz.tw因此，说来说去，所谓政委会改组，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被罢了官。这使周作人极为尴尬，也大为恼怒，以为全是出任新委员长的朱深多方挑拨的结果。周作人还赋诗二首以抒怀，其一曰：“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故人知，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其二曰：“十年戒酒还成病，斜靠蒲团自著棋。待与秋风拼一醉，思量黄叶打头时。”表面上颇有重归隐逸生涯之意，但其中的勉强不得已也是不难看出的。周作人最后也被选任为伪国府委员，消息传来，周作人简直是喜不自禁，急忙往政委会，并特地探望朱深，后来周作人去南京就伪国府委员职，回平后也即至大佛寺朱宅投片问候，这显然有示威之意，却也把周作人谋官之情切，得意之状暴露无余。这里还有一点余文：后来朱深以黄疸病逝世，周作人不仅幸灾乐祸地在当日日记上记下，而且倒回去在被朱深免职那天周作人以为是他一生奇耻大辱，须牢牢记住的日记上补记一笔。这确实是“咬牙切齿之声可闻”。这里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质、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没有半点书生气了。
这样，周作人老而为吏，与外国入侵者合作的历史终于塑造出了一个称为“周督办”的官僚，它与唤作“周知堂”的文人学者，既有联系、渗透，又有区别，却都是真实的“周作人”的一面。孔子曰：“学而优则仕”，读书求仕这本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五四以后，又有知识分子从政这一条道。应该说，这条路本身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想转换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有从政这一路。问题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这样：文人一为吏，知识分子一从政，总要被异化，工具化，失去个体的自主与自由，即鲁迅所说“一阔脸就变”。周作人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喜剧，即是一个典型；这里所包含的普遍意义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当然，周作人的道路亦有其特殊性：他所从的政，是绑在外国入侵者的战车上的，带有更大的屈辱性、腐朽性与反动性；周作人作为一个标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向自诩脱离政治，却最终与现代中国最黑暗、最肮脏的政治结为一体，同命运，共存亡，这里所包含的意义也同样引起后人深思。
f05老虎桥边在北平、南京1945.12.61949.1.26
入狱与审判
周作人被捕后，先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八二，监狱生活，第600601页。据说，狱中规定每月允许接见家人一次，送钱一次；钱送得多的，有高达二十万的，周作人最少，每次仅五千元。不管消息准确与否，周作人在狱中的生活相对清贫，却大抵是事实。
在炮局胡同关了将近半年，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等十四人被飞机解往南京受审。申报曾有“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报道：“**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52公斤。小说站
www.xsz.tw每人许携物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这里给囚中的周作人留下了一幅小影：他仍然是“冷漠”，拒人于外的。不过，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日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怅惘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但这毕竟是“诗”，谁能说清此时此境中周作人的真实思想与心理呢
周作人解押到南京后半个多月，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列举周作人主要罪状如下：“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战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他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借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人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等等。周作人也受命写出“自白书”，进行自我辩解：“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云云。
根据起诉书，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7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第一次审理。对这次公审，第二天申报上刊登有中央社的如下报道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电］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在审判中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是意料中的。记者说“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事实上，关心这次审判的，绝不只旁听席上这些男女青年。小说站
www.xsz.tw由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他的个人选择就不再属于个人，总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予以讨论；这正是周作人自己深以为不幸的。在周作人事敌之后，即有何其芳、冯雪峰等人作过理论的探讨。如何其芳从“今天的文学家，必须把自己的文学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周作人所追求的“表现个人的情思，这些在过去似乎都是颇有诗意的，在现在，则实在是应该批判的陈腐事物了”。
何其芳同时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周作人的主张“颇为适合某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还会有人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还感到有些被牵引呢”何其芳对“周作人现象”的观察评价，大体上是代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成为主流派的文艺思潮的。何其芳：两条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收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37页。冯雪峰却强调了周作人对五四传统的“背叛”，认为周作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将的身份”，“终于走到了他们的尽头，结果非常自然地漂聚到皇军和日本文化之下，仿佛是一条注定的路”。冯雪峰：谈士节兼论周作人，收雪峰文集3乡风与市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66页。
在周作人被捕受审前后，对周作人的历史评价就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郑振铎的惜周作人可能比较能够代表五四那一代及为五四培养起来的一代人对周作人的看法与情感。他一方面谴责周作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另一方面则对周作人的附逆表示了更多的“痛惜”之意，甚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以为周作人不同于郑孝胥之流，“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郑振铎：蛰居散记第99101页。这些话都很有分量，不仅表现了对被评价者也许是过于热切的期待，以致失望。评价者自身对于新文学事业的热情，坦诚，也同样动人。同在文学研究会与周作人有过“战友”之谊的沈雁冰茅盾的批评就比较尖锐，但他对周作人的理解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说：“周作人一向是个人主义者，他解释中国历史是唐以后便走上了衰败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人民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以惭愧的事情。他所引为惭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顶着汉奸帽子，对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违反本心胡说一顿：做汉奸其实也是曲线救国云云。”茅盾：周作人的“知惭愧”载萌芽1卷3期，1946年9月15日出版。
也有为周作人说话的。他的学生废名甚至在自己写的连载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坚持“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解释说：“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他的辩护与前述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惊人的相似，周作人也算是有了一个知己。他的另一位高足俞平伯在致胡适信中说：“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并表示了种种担心：“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俞平伯1945年10月28日致胡适书，信收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7173页。俞平伯最后请求胡适出面为周作人说项。据说胡适当时表示：“案子正在审理，照美国习惯是不能说什么的。”以后法院调查中，以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仍出函证明北大复校后查点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时为行政院秘书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派周作人等保管北京大学校产周作人晚年因此对蒋梦麟有很高评价。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位大学教授，也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引述了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攻击，以“证明周氏在伪组织中言行有于敌寇不利”，“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并称“周作人学术文章久为世所推服，若依据实绩，减其罪戾，俾使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于除奸惩伪中兼寓为国惜才，使存善美之微意，则于清理实为两尽”。郑振铎那篇文章也谈到“我们总想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以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却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这就是出于“爱惜”之意，其心可谓善，其情亦可感。
但法院是不考虑这些感情因素的。北京大学及蒋梦麟的证明，以及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诸人关于周作人曾对他们有所掩护的证明，倒起了作用。首都高等法院经过三次公开审讯，于11月作出了“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的审决。周作人不服，仍以“扫荡反动老作家”一事为理由，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作出最终判决，驳斥了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国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同时又指出，“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因而重新审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由1939年3月26日接受“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伪职为起端的周作人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至此以这样的最终判决为结束。历史与周作人本人都冷静地接受了这一结局，似乎也别无可说。
在最终宣判之前，著名记者黄裳曾到老虎桥模范监狱访问过周作人，并且留下了老虎桥边看“知堂”的报道。文章如实记下了他眼中的周作人及与周作人的谈话
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像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的汤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
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么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做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起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吧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也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声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张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
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
为友人题画梅知堂
读了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吧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益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飒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大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个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板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
我又想起了刚刚的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栗子小说 m.lizi.tw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黄裳：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第2932页。
谁曾料到，周作人还会有这样一副狼狈相呢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f06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1949.1.271967.5.6
“出土文物”
1956年，周作人的命运突然间似乎出现了一个转机。这年7月1日俞平伯突然来访，传达楼适夷意向，问愿否游览江浙，周作人当即嘱代答应，表示希望重返故里。楼适夷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周作人本无公职，自然无上级领导；但因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有按月预支稿费的合同，大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了兼管周作人的任务。楼适夷的“意向”，显然表明周作人已被列为统战对象了。其实，在楼适夷1952年就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时，胡乔木就曾特地召他谈话，说要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甚至说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月号。但以后一连串的运动“三反”，“五反”，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风的批判、斗争周作人未被株连已属万幸，给以“重视与关心”云云，自是“时机尚未成熟”了。待到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三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云云。此后，一大批前些年被打入冷宫的知识分子名人纷纷“挖掘”出来，使其重见天日。其规模、声势虽不及二十年后1976年的拨乱反正，但被挖掘者似乎都可同视为“出土文物”。周作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青睐的。按说，此时被挖掘者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应尽量予以满足，但周作人要回绍兴看看，却使挖掘者颇感为难。周作人想重返故里，本在情理之中，这些年无生老母的声声呼唤早使他魂飞梦牵，无时不思返回本土；但周作人毕竟是著名的大汉奸，此番归去，会不会出现麻烦，安全与影响都有问题。
有关领导不能不多所踌躇，经反复研究磋商，最后决定去西安。出游的事是楼适夷提出的，但很快就转由周扬、阳翰笙、阿英等主持的全国文联，自此以后至1964年文艺整风前周作人一直由文联联系。此次出游也是由文联组织的。同行者有钱稻孙与王古鲁，他们都是日伪政府的教育官员，因此，此行的统战性质是十分明确的，周作人等大概对此也是心中有数的吧。有趣的是，周作人尚未出门，一些敏感的记者即已从周作人被邀出游这事实本身，觉出了周作人这个“出土文物”价值的变化，再加上这年正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身上那块“鲁迅二弟”的招牌，即具有某种新闻价值。于是，纷纷前来约稿，一时间车马罕至的八道湾十一号前竟又是门庭若市了。周作人也很识趣，或者说懂得这机会的可贵，一一应允，来者不拒。于是，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后，全国许多报纸杂志都发表了署名“周启明”、“周遐寿”的周作人回忆鲁迅的文章，单就1956年8月至12月，即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陕西日报读书月报民间文学新港文艺学习等报刊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这一轰而上，自是热闹非凡，虽说不上洛阳纸贵，但周作人再次借光于鲁迅，出了一阵风头却是真的。这其间的滋味究竟如何，周作人想来心里是有数的。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在日记里就小心地谈到这类文章的“不好写”：即是奉命而写，自不能使约稿者与读者失望，符合潮流之外，还必得要有新意，有点知识性与趣味性，但又不可与现实贴得过紧，以免影射之嫌。周作人一生反对赋得体的文章，现在终于也尝到写此类文章的苦况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冷落的滋味如前几年之周作人固不好受，但这样的殊遇荣宠，也是颇为尴尬的。不过，周作人对应付此类尴尬事已颇有经验，他依然是平静而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既没有受宠若惊，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
对于周作人晚年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是发生在这年9月7日8日的访问。来访者是周作人的老友曹聚仁。他们从1925年第一次通信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得曹聚仁君函。”以来，相识已有三十多年。在现存的1930年9月19日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曹聚仁曾表示“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而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曹聚仁也谈到“在当年，正是语丝社表现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表征。我呢，也十分醉心这种独来独往的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的”。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发表后，遭到胡风等尖锐批判时，曹聚仁也曾为周作人辩护。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曹聚仁可以算是周作人的知己者。这一次，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抓住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这对于他们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别具一番意义。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载大华1卷第4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己，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那天，我们谈到了文学家不世袭的话，也说到小托尔斯泰、赫胥黎和小仲马，儿子的路，总不一定和父一辈的相同的，海婴并不成为文学家，倒是鲁迅遗嘱的实践者，做空头文学家，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周作人将其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曹聚仁之手，将其中一部分以苦茶庵杂诗抄上、下为题，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与海外联系的通道，这对周作人晚年的生活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在曹聚仁来访两个星期以后，9月23日，周作人与王古鲁、钱稻孙在文联工作人员佟韦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先后游览了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半坡村遗址、霍去病墓等名胜古迹，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国棉四厂、新西和印染厂和桃溪堡村。在西安期间还观看了越剧晴雯，出席了西安市文联、陕西作协举办的宴会，于10月12日返回北京，历时半个多月。周作人后来写了一篇西安的古迹，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文章谈到慈恩寺的大雁塔“那塔势如涌出的大建筑物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巍然直立着，看了叫人不自觉地感到兴奋”；谈到了“东郊半坡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这石器时代据说距今只有五千年，那末可能在唐虞时代千年以前。平常听说史前的事情，往往是几万年前，现在就近得很多了，所以不禁发生了些亲切之感”。栗子小说 m.lizi.tw据同行的佟韦回忆，周作人在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时，兴致也很高，一再说：“自己很少出门，到外边看看，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精神也好了起来”，“工业的发展实在可观，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也是第一次看见的”。在西安的桃溪堡村，周作人一边走一边与农民交谈，打听生产、生活情况，并且说：“听说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生产好了，百姓安居乐业，是我未曾料想的。”在西安，正逢国庆节。周作人一行登上西安人民大厦楼顶，眺望披上节日盛装的西安市和街上敲锣打鼓的人群，不禁感慨万千。周作人指着天上的云彩说：“天地之间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变化着的，那天上的云也在不停地变化着，今天的中国，也确实变了。”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佟韦的回忆大抵是真实的；周作人自1945年入狱后大多时间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第一次接触书斋以外的世界，自然是会有沧桑巨变之感的。在西安期间，周作人应当地陕西日报之邀，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鲁迅的笑”，以为不注意鲁迅的畅怀大笑，不会真正理解鲁迅。这其实也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的。读者不是也因此看见了一个真诚地笑着的周作人吗
回到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又参观了官厅水库，并出席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群众性公开集会中露面，在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后，自然引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关心周作人及中国新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注意与强烈兴趣：这是否意味着周作人从此又公开地回到文化界来了呢
周作人这一时期甚至开始有了外事活动。8月20日，他与钱稻孙一起在北京饭店会见了日本来访者谷川彻三。在10月份又会见了应邀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老作家长与善郎、宇野浩二、里见。楼适夷回忆说，长与善郎“他们到京后就提出要会见周作人，并要求不要陪人，不用翻译。我们都同意了。会见以后，文联要我去看看周作人，同他随便谈谈。他大概了解我的来意，主动谈了与日本作家谈话的内容。对方主要关心他在国内的生活状态。他表示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不久前文联还专门派人陪他去西安参观，他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又谈日本作家表示对蒋介石有好感，因为日本失败后没有要求赔款，又怀疑我们对日本友好，是否意图赤化日本。周作人对此都作了一些适当的合乎分寸的说明，后来我向文联照样作了汇报”。2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周作人在与日本作家会见时，说话既“合乎分寸”，会见后又主动向楼适夷汇报，已是够小心的了；但楼适夷在二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仍表示“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后来我在日本的报刊上，看见过这几位作家访华后的观感，是对我们表示恶意的。如认为尊重鲁迅，也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手段等等。这里边有没有与周作人谈话的影响，就不能说了”。2从楼适夷的这番回忆中，我们大概就不难了解周作人当时的实际处境了吧
但周作人仍然抓住了历史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热潮过去以后，他继续地给全国各地报刊写稿，从1956年11月至1959年12月，周作人一共写了约九十篇散文，陆续以长年、十堂、启明等笔名发表在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同1956年8月至10月所写鲁迅回忆文章，共一百多篇，是继亦报随笔之后第二个写作**。这些散文曾编有木片集，交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已做三校，却因形势变化而未能问世。现均收入岳麓书社1988年印行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陈子善编中。周作人在木片集小引中说：“所写的文章大抵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记得的，记这一点下来，至于所不能熟悉的则不敢去触动它，仍旧是守以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周作人经过这几年的风波即使不是亲历，也有耳闻与目睹，大概已经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过的赶上潮流的热情与自信，也不再提改造。他知道自己已经改造不了，即使改造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倒不如还本来面目，我行我素：不熟悉的，例如国家政治之类，即不去触及它，此为“以不知为不知”；熟悉的，并且有兴趣的，不妨勉力写去，此为“知之为知之”。这大概就是木片集与亦报随笔的主要区别所在吧。因此，木片集中最精彩耐读的，还是周作人所拿手的描写民俗风物的短文，如蒲公英爱竹种花与种菜梅兰竹菊不倒翁羊肝饼牙刷的起源南北点心古怪的植物名等等，都是写得十分精粹的文字。其中有几篇通过对某一食物、植物的考证，或作中外文化比较，或谈中外文化交流，都以小见大，集知识与趣味为一炉，此类题材、文字，似乎非周作人莫属。就说羊肝饼这一篇吧，劈头一句话就很抓人：“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这才款款道出“有名茶点羊羹”的大名。然后，说明“羊羹”本是中国土产，对其制法、原名作了一番考证，又说如何由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在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后，才真正进入文章着力点，写了以下两段文字
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
读者这才明白，所谈确实不只“羊羹”一物而已，“这一切东西都是如此的”，而且还能从字里行间品出作者的一点怅惘之情。这类既晓畅又含蓄的文字，确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不同时也表现着周作人的某种人生境界吗还有一篇文章，说到“对于炮仗这件物事，在感情上我有过好些的变迁。最初小时候觉得高兴，因为它表示热闹的新年就要来了，虽然听了声响可怕，不敢走近旁边去。中年感觉它吵得讨厌，又去与迷信结合了想，对于辟邪与求福的民间的愿望表示反对近来不好说老，但总之意见上有了改变，又觉得喜欢炮仗了，不但因为这声音很是阳气，有明朗的感觉，也觉得驱邪降福之思想并不坏”，因为“这是一切原始宗教的目的”，反映了“生命之保全与其发展”的本能要求。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爆竹，第154、155页。这里的理解与宽容，大概确实是老年人的境界吧。
但完全的与世无争于周作人似乎也不可能。对于一些心里不以为然的事情、高论，周作人仍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这就是所谓本性难移吧。比如**提出双百方针，提倡“百花齐放”，有人“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周作人即著文反驳，强调“凡是花都应放，不论毒草与否，不能以这个资格剥夺他的权利”，周作人：谈毒草，载195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174页。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论调，与他在自己的园地的立场毫无变化；周作人在1956年坚持此论，是冒了几分风险的。在私下的言论就更为放肆。例如周作人于1958年5月2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就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发表了一番议论：“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像，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一段话公开发表后，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有人因此而不能原谅周作人。其实，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他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56页。正有见于此，鲁迅才给后人留下遗言，谆谆嘱咐“忘记我”。鲁迅：且介亭杂文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周作人不过重复了鲁迅自己也早已认识预见的真理与事实而已。当然，以周作人的身份在一些人看来，周作人既已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他的一切言行自是出自反动的动机，以周作人与鲁迅间曾经发生过矛盾有些人至今仍将纯属私人的兄弟失和看作是周作人的弥天大罪，由周作人来说这番话，会引起风波，是可以想见的。周作人大概也会预料到这一点，但却偏要说，这也是一种师爷脾气吧。在这一方面，周作人与鲁迅又是极其相似的。
“寿则多辱”
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写作**，到五七、五八年达到顶点：发表文章分别为四十八篇与三十三篇，到1959年就陡然降至三篇，这自然是不祥的预兆。果然，到了1960年文艺报第2期就发表了署名夏羽的文章，题目是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文章虽是批评李何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二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与周作人本人无关；但却也给周作人下了一系列的断语：“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一文，主要是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毫不相干”，“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等等。以上任何一个断语在当时的中国都足以剥夺周作人的发言权。于是，周作人只能再度沉默。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周作人本人也许并无如许多的感慨，他最觉不能忍受的，还是他再度失去了自由写作的权利。周作人早在1957年春就患高血压，疾病并没有使他停笔，现在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威胁。他于是四处告急求援。他先写信给康生，说生活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稿费二百元不敷家用；康生当即将此信批交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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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周扬与有关部门商量，决定从1960年1月起，预支稿费每月增至四百元，由出版社增发，这已属特殊照顾，周作人虽仍觉不足但不好要求太多，写信答应。栗子网
www.lizi.tw周作人后来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详细讲了此事：“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六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指示，曾向中央一委员诉说，于是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周、曹通信集甲二五以后他又不断地向文联负责照顾他生活的佟韦等诉说困难。据说他夫妻年老多病，需购药品与营养品，支出不少。其子周丰一，因在北京图书馆错划为右派，工资降低，直到摘了帽子仍未恢复，其全家生活都要靠周作人补贴。他一人负责三代人的生活费，自然十分吃力。此外，困难时期食品供应自是一大问题，如他们夫妻只吃大米，而1962年每人每月仅供应一斤大米，也只得向文联求助。文联负责人阿英等曾为之大伤脑筋，初拟办一个照顾知识分子的副食品乙级补助证，但考虑到周作人的身份似不合适，最后决定由文联总务科代为买些主副食品，逢年过节也赠送一些副食品，聊解无米油之忧。国内这些援助仍不能满足，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等写信，后来编有周、曹通信集，其中“乙编”即是“求援请助”，略摘数则，以见一斑：“汇下港币四百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须求黑市，鸡蛋九十个六十三元，鸡二只三十四元，肉三斤二十一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本月中未知能有款寄到否来信说有林君寄出油糖，迄未收到，此本是人家惠施之物，为此寻问似乎可笑”；“得书逾月，拙稿出版否收到版税，乞并一总汇下，近有涸辄，不无小补也”；“老实不客气地和你谈，能寄我若干钱国内现无文字外快可得，如无港汇，则及早举债也”；“无日不盼港汇，真是望眼欲穿，不得已再催”；“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竹叶难得，内人卧病，请予撤销。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承月寄猪油二次，深属过分。下月起，食油又将减少，亦或不给，糖亦将减少，得此补充，甚为丰富矣”；“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港币寄出，外甥女膳费有着了”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真是乞食为生了。这大概是周作人一生中最暗淡的一页吧于是，他只得将年轻时苦心搜寻、珍藏的古钱、古砖一一贱价售出。从1961年年底开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
如果说贫困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似还算不得周作人一人的不幸，他尚可以不断向人哭穷；那么，家庭内部，特别是夫妻间关系的不和谐，对于周作人就是更加难以排解的更大不幸。周作人去世后，其子周丰一将老人1960年1966年间日记借予鲍耀明先生。鲍先生将他与周作人的来往通信及有关的周作人日记，合编为周作人晚年书信一书，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于1997年出版。读者与研究者也因此了解了周作人晚年处境、心境的鲜为人知的这一面。人们仅在1960年7月1日转录的部分日记中，就发现了如下记载
七月一日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七月三日今日又不快，未工作。
七月十三日今日译书始得三纸，问题今日得和解。栗子小说 m.lizi.tw
七月三十一日又复不快，宿业殆无已时。
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做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在以后的日记里，仍不断有“不快”的记录。每次争吵，必要伤害感情，日积月累，怨恨日深：“拟工作又以不快而止，似宿疾又发也”1960年8月14日日记，“虽有不快，仍得六纸，盖所谓死物狂也”1960年9月13日日记，“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1960年11月15日日记，“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1961年3月30日日记，“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1961年4月2日日记，“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1961年4月3日日记，“又复不快，所谓不知活言者也”1961年4月14日日记，“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1961年6月4日日记，“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惟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1961年8月20日日记，“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1961年9月26日日记以上所引周作人日记，均转引自鲍耀明周作人晚年书信，第3、4、6、8、12、18、47、48、51、64、90、97页。
这样的无休止的使双方都痛苦不堪的争闹，必然加速导致最后的结局。1962年3月23日，信子突唤胃痛，注射仍未见效，终夜呕吐。3月29日，又患左足痛，夜不能安睡。4月3日，信子精神不佳，血压只有80毫标柱50毫米汞柱。4月6日，五时半以救护车送信子往医院去。当晚，周作人“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免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3周作人：1961年4月6日、8日日记，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8、169页。4月7日，自是难挨的一日，女儿与媳妇轮流去医院看顾，周作人坐家中，未去。4月8日，“下午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3周作人这才与女静子、子丰一、孙女美和前往医院一看。当晚，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不幸于4月8日下午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观音。今适于佛成道日死去，或者可以稍得安慰欤。”当夜，“睡不甚安”。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9、296页。4月9日，全家一起至医院送信子到东郊火葬场。4月10日，殡仪馆送骨灰匣来，遂有一切了结之感。
周作人对他晚年日记中频频出现的“不快”，在一切皆成过去以后，曾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明，揭示了他在恋爱与家庭生活中的难言之隐。但由于这段日记未经正式公布，我们的叙述只能阕如。要说的是，当一切由于信子的病逝而结束，痛定思痛，周作人又想起信子生前的种种好处，而产生无限追怀之情。于是，1963年4月8日，周作人在日记里又深情地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同日相识，又同日相别，历史就是这样兜了一个大圈子，周作人是不能不感慨系之的。
处于这样的别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中，唯一使周作人感到欣慰的，仍是他的写作。在日夜兼程地赶译枕草子的同时，他又开始了知堂回想录的写作。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从1960年12月10日写缘起，至1962年11月30日作后记，整整两年时间，周作人大概都沉湎于“回想”之中。这本是曹聚仁的建议，周作人欣然应允，以为尽管“一身之外什么都没有”，一身之内的事情却是可以写写的。但真正动起笔来，却颇费踌躇。一向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相标榜的知堂老人，突然发现“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自己这曲折的一生，该做什么样的自我评价，该用什么态度去谈论“以往”呢作“自叙传”吗写“忏悔录”吗周作人都不愿意，以为那是“诗与真实”的“混合”，而自己只愿“依据事实，不加有一点虚构和华饰”他因此批评过鲁迅的朝花夕拾。但真的“凡事实即一律都写”吗周作人又自知做不到，他承认“过去有许多事情，在道德法律上虽然别无问题，然而日后想到，总觉得不很愉快，如有吃到肥皂的感觉，这些便在排除之列”。但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人们很容易想起他那篇寻路的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以上引文见知堂回想录拾遗小引知堂回想录后记知堂回想录后序，第638、641、719、723、724、725页。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忘却斜阳”
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转引自书林1981年6期思衡：周作人的晚年。在信子逝世一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心情稍有平复，即开始着手翻译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据周作人介绍，路吉阿诺斯lukianos生于公元2世纪初，做了许多对话体的文章，但他不是学柏拉图去讲哲学，却模仿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犬儒墨涅波斯做了来讽刺社会，这是他的最大特色。周作人过去曾翻译过他的冥土旅行和论居丧。译对话录可以说是周作人多年的夙愿。周作人曾有诗云：“万紫千红都是许，繁枝密叶已交加。老僧已是沾泥絮，炳烛还看末摘花”，表现了他老而风流的豪情；如今他虽不再“炳烛还看末摘花”，却仍愿以炳烛的微光，担负这浩繁的翻译工作，确可谓壮心不已。但周作人说，尽管“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耐心地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89，我的工作三，第637页。他在翻译过程中，也确实不断享受着这难得的快乐。1963年5月13日，他在给友人信中报告说：“近来正在翻译路吉阿诺斯，才得五篇，此人著作夙所喜爱，前曾以英文特译数篇，今得从原文译出，尤为惬意。”5月30日信中又如此说：“目下正在搞路吉阿诺斯的对话，虑非老拙所能担当，亦姑且试试耳。”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种宁静中的喜悦，周作人内心世界显出了少有的亮色。
1964年3月6日，周作人“饮酒一盏，醺然径醉，胆大气粗，辄得八句，亦是打油”，是谓“八十自寿诗”，诗云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周作人：知堂杂诗抄，第106页。
后来，周作人又作长篇说明
此诗系仿陆放翁书适诗而作，首二句即袭用其语。山父与狸均为日本民俗学中事物。山父乃山魈之属，一目独足，能知人意。有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得非山父耶。山父即知之，曰你想这莫非山父吗又想能知心中事这就糟了。山父亦即知道了，照样说了出来，其人窘甚不知所措，又此时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因手滑脱，正打在山父的脸上，山父乃大骇曰，心里没有想却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赶快地逃回山中去了。老狸能幻化屋宇，广容八席，色甚青新，或有食淡巴菰者遗烟蒂其上，乃忽啧啧作声遽尔消灭，云此乃其肾囊伸张所幻化也。近译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甚有趣味，出语不端谨，古时称撒园荽，因俗信播芫荽时须口作猥亵语，种始繁衍云。
前作所谓自寿诗，甚招来各方抨击，自讨苦吃，今已多吃了一万天的茶饭，经验较多，岂敢再蹈覆辙乎偶因酒醉，胆大气粗，胡诌一首，但不发表好了，录示二三友人，聊作纪念。末联亦是实话，玩耍过日，不知老之将至，无暇汲汲顾影也。
周作人以八十垂垂老翁，表现出如许纯真的“童痴”状态，是令人惊叹的。“童痴”，既是行为、心态，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周作人童年时代享尽儿童所应有的说不尽的乐趣。南京求学时期，为他打开走向世界大门的，是阿拉伯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他由此知道，中国之外的世界也依然充满了儿童天地里的神奇与美妙。留学东瀛，他又由文化人类学懂得了儿童世界与人类生命的原生状态的内在的相通。回到绍兴，开始人生的**旅程，他首先着手的是小儿争斗的研究。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时代“儿童热”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他不仅致力于“儿童的发现”，确立了“尊重儿童**个性”的人道主义原则，而且召唤着“中国文化的童年”、“人性的童年”的复归，以此作为重建中国民族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五四以后，他在强调“救出我自己”时，也依然以儿童的“游戏”态度为人生、艺术的极致。在一篇文章里，他竟然怀着钦羡的心情，描写着“满三岁的小侄儿小**”玩耍的情景，并且说：“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味，而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惟一的道了。”周作人：〈陀螺〉序，收知堂序跋，第233页。以后，周作人无论被时代的浪潮推到什么境地，都时刻不忘“努力学玩”这“惟一的道”。30年代他蛰居苦雨斋，闭门读书，经常造访的无论古人或今人，大都有赤子之心，游戏态度，这是他择友的基本标准。40年代，即使他身陷日伪官场之中，迷路、心也迷时，他仍然听到“无生老母”在呼唤他迷途知返，回到童年的纯真状态。以至后来，他在囹圄中仍不忘写“儿童杂事诗”，借助童年的回忆来洗净心灵的污垢。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如此巨大的热情从事翻译，他的选择无论是介绍希腊、日本远古时期的文化希腊女诗人萨波希腊的神与英雄伊索寓言希腊神话故事希腊悲剧与喜剧古事记枕草子，还是介绍民间文学艺术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等等，无不出于自己个人兴趣童趣与谐趣，出于游戏态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由于现实生活中周作人不能获得任意表现他自己的自由，就只能借助于翻译，驰骋于远古、童年、民间这一大片净土，曲折地实现自我的追求，在现实的混乱、压抑、屈辱中，保持着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现在，他能够充满自信地说：“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八十“老翁”与“童痴”的神奇转化、融合，以及对于时、空、生、死的“忘却”超越，表明他终于达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人生与艺术境界。而正如他自己早已说过的那样，“这种忘我地造作与享乐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
此时，周作人的意念、心境，几乎处于一种澄净、空明状态，突然表现出对于大自然美的敏锐感觉。如雨的细雪，雪后的日出，蝉鸣，虫吟，都牵动着他的情怀。于是再一次文思喷涌，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小品随笔，这是1949年以来，周作人第三次创作**。连周作人自己都有些感到意外，他为自己的文章渐有随笔的意味，并加入滑稽趣味，而感到惊喜，同时意识到此种境界在国内已是无人领悟。当时，大陆文坛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集木片集三校样稿已出，却无端毁版，他只得把文章寄往香港。于是，我们在香港新晚报等报刊上，陆续读到了署名“启明”、“知堂”的水乡怀旧麟凤龟龙书房里的游戏猫打架鸟声吃茶现今的龙等等。内容多少有点“怀旧”的意味，但无悲凉、感伤的气息，却有了更多的幽默感。如鸟声是“旧题重作”。1925年所写的那一篇里，“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也不免多一点干枯气味”，似有于“琐碎与干枯”中渴求春气的意思。而1964年，也即近四十年后，八十岁的周作人却这样写道：“院子里的麻雀当然已是昔年啾唧做声的几十世孙了，除了前几年因麻雀被归入四害，受了好几天的围剿，中断了一两年之外，仍旧来去庭树间，唱那细碎的歌，这据学者们考究，大约是传达给朋友们说话，每天早晨在枕上听着因为它们来得颇早，大约在五点左右便已来了，倒也颇有意思的。”同样是麻雀“细碎的歌”，却于闲卧中听出了和朋友絮谈的声音，自有几分温馨与亲切的感觉；而在麻雀命运的戏谑化叙述里，却又分明可以感到老人对于人间物事的嘲弄、调侃之意。至于鬼念佛猫打架这类文章，不用读原文，仅从题目里也能品出那隐含着智慧的谐趣。读着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散文随笔，不禁要想起周作人一再引述的希腊神话研究学者哈理孙女士的自传学子生活之回忆里的一段话
老年是，请你相信我，一件好而愉快的事情。这是真的，你被轻轻地挤下了戏台，但那时你却可以在前排得到一个很好的座位去做看客。而且假如你已经好好地演过了你的戏，那么你也就很愿意坐下来看看了。一切生活都变成没有以前那么紧张，却更柔软更温暖了。你可以得到种种舒服的，身体上的小小自由。你老了的时候生活并没有停住，他只发生一种很妙的变化罢了。你仍旧爱着，不过你的爱不是那烧得鲜红的火炉似的，却是一个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你还不妨仍旧恋爱下去，还为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声音的一种调子，凝视的眼睛的一种光亮，不过你恋得那么温和就是了周作人：夜读抄希腊神话一，第6768页。
在周作人八十前后作周作人晚年刻有“八十后作”的闲章。小品随笔里，那诙谐幽默之中正是浸透着对于人间万事万物，对于生命的老年人的温和的爱，流泻着秋天太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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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美的光辉
正是周作人在为人类作最后的奉献时，人们重又注意到这位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而又走过曲折道路的作家。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当周作人从香港友人的来信得知海外对他的种种评价时，他是感动的；他在回信中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46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07、409、459页。并且表示“港地有涉及鄙人的文章，如刊在中立报纸上而其倘有理解则愿意一读”。4于是，在与朋友通信中，也不免谈到了自己的历史。曾经有人回忆，在从狱中出来以后，周作人即回避谈论自己的以往，即使有时谈到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的”，据说，“有一次，他谈到了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同志，谈到他如何掩护大钊同志的子女，保存大钊同志遗文的事，他也并不激动，好像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有一次，他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事，也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王士菁：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现在，周作人既写了知堂回想录，自然对“兄弟失和”、“出任伪职”这类敏感问题，也不再沉默；但涉及时，也只是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6他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与中国历史上的投敌变节者，晚年忏悔不迭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私人通信中，有时谈到历史与当代人物，偶尔也有几句评论。在这方面，周作人是相当固执己见的。例如，他始终坚持对鲁迅的某些批评意见即是如此。周作人多次谈到“鲁迅写文态度有时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处，即是失实”。知堂书信，致曹聚仁信之九，第292页“他好立异唱高，故意地与别的拗一调”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19页。他还表示，从“林语堂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亦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86页而他对郭沫若等“名人”表示“不大能够佩服”，也是出自他的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立场。周作人在一封信中谈到郭沫若时，这样说：“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他。”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28页这都可以说是本性难移，至死不改。但他也有宽容的地方，如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他表示“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4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66、487页。也许对胡适的态度最能说明周作人的待人原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4那么，周作人是至老对人对事也是坚持自我**判断的。在知识分子纷纷异化，失去了自我的60年代，经过了种种曲折之后，周作人把“自我”仍然保留得如此完整。台湾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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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岁月
但这种宁静、温和中的喜悦，仅只维持了一两年。1965年3月15日，周作人终于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全都译出，共约计四十七万言。在这大功告成的喜悦后面又预伏下了什么呢
4月8日，又是信子的三周年忌。思前念后，由已死想尚生，周作人终于写下一段自白：“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活得这样长久。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工，无复忧虑。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对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厌字本从犬肉，久食亦无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归尽，此其时矣自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匿迹，最是理想也。”24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60、465页。
4月26日，周作人果然重立遗嘱，以为“定本”。其全文如下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2
周作人早在青少年时代还在南京读书时，即有人生无常之感，此时人生之愿已达，顿生厌世之意，亦是自然。周作人自称唯物论者，以“疾虚妄”自命，积八十年人生经验，深知死后被利用之苦其兄鲁迅即是前车之鉴，渴望人死即“声销迹灭”，亦是自然。剩下的唯一愿望是期待后来的论者能够充分认识他最后留下的对话集的价值。但他恰对此没有信心。因此，在写完遗言后加上一笔“但”书：“但是阿波马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版，阿波马多洛斯著希腊神话原名书库，周作人原于1937年即为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译过，后该会迁至香港，注释尚未译全，原稿已佚亡。从1950年7月起只得从头译起，以一年工夫本文同注各占10万字以上，于1951年6月13日脱稿。译完后，因出版总署于1951年将翻译事交开明书店，译稿也交开明书店。后开明书店改为青年出版社，此译本也无下文。则亦是幻想罢了”。4
此时周作人对于自己的五十年的心愿最后能否实现，已不抱任何幻想，这心境已是够悲凉的了。但历史很快就要证明：即使做了这样的最坏的思想准备，周作人不，中国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仍然过于天真善良。他们哪里想到，就在周作人立下遗言，企望善死善终时，将周作人，以至整个知识分子，整个民族扫荡已尽的罗网已经撒下
周作人早就应该有所觉察了。1964年8月，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新晚报上开始连载，但不到两个月，即又遭到“腰斩”，编辑部并受到上级训斥：“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罗孚：〈知堂回想录〉琐忆，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这显然是一个信号。周作人对此事的反应是：“至于为什么，则外人不得而知了”他是佯作不知，还是不愿意知
1966年3月，周作人因有感于邢台地震，又继之狂风不止，人们惊惧不已，用辘轳体作谐诗一首：“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3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25、536页。小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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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开始玩骨牌过五关之戏，不则僵卧在床周作人的精神防线，彻底地垮了。
4月19日，周作人翻译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周作人的“工作”最后地结束了。
5月17日，夜发现尿中有血，至6月25日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
7月2日，他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的杂文是因为无书可读，还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病危之时，也是在读周作人著作的。
7月9日，他的日记里突然出现“闻蝉鸣”三个字3他仍然挣扎着，紧紧抓住大自然的生机，顽强追求着生命的趣味与欢乐。
7月12日，傍晚北京地区突降大雷雨。周作人一生酷爱“雨”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写过“只是蜘蛛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细得望去都看不见”的，使人“既气闷”又闲适的冬天的雨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第1页。，写过想像中的“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进行”的雨中豪情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5页。但从未见过如此的狂雨，并夹带着地震似的闷雷莫非这真是一种预兆
现实的种种征兆确实不妙：7月10日，集邮停刊；7月20日，北京晚报停刊周作人都一一小心而慎重地记在日记里。他显然预感着政治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7月31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页：“此一个月不做一事，而辛苦实甚往日，惟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5页。周作人原指望在世事全部交代清楚以后，可以平静而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并从此销声匿迹；却不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要再遭一次磨难莫非这真的是在劫难逃
周作人于急难之中，突然想起了章士钊，他是**的座上客，能否求助于他呢于是匆匆写了一信。却又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亦甚微，姑且一试耳。”3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36538页。一星期后，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并未说什么实质性问题，却允再次来访，周作人于是“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3恰恰是四十年前，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元凶之一，周作人曾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现在，周作人却如此急切地把他当作“救命稻草”历史开了怎样一个残酷的玩笑。
8月4日，收购旧物的小贩前来报告：因搞运动停止收购中外书籍；8月12日，定期给周作人看病的苏大夫在量完血压后又告知：从此暂时停止定时来诊仿佛大难临头，一切都乱了套了。
8月18日，周作人把自己的往昔三十首重录一遍，订为一册，寄给生平最可信赖的学生俞平伯，借此表达最后的嘱托。
8月20日：“上午阅**语录，此书不能买到，今日从吉仲吉仲为周作人之孙。借来”6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36538页。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的开拓者之一，这位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的死敌，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在竟然与中学生一起争读“小红书”，这是多么辛辣的嘲弄与象征无论对周作人，还是历史自身。
8月21日，周作人再一次写信给章士钊的秘书：“且看答复如何。”6
8月22日，周作人收到了他的老友徐耀辰，他的学生俞平伯的来信。
8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写日记：“晴。二十二度。上午阅**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又件，内春信等三册。”
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绝笔”：从1898年2月18日开始，记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日记，现在写完了最后一页。
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冲进来，宣布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是院内的红卫兵，后来又串联外面的红卫兵，一连好几次，全家被洗劫一空，连住的榻榻米也被砸成许多窟窿。抄家之外，就是批斗。周作人年老病弱已是不堪一击，于是就长时间地罚跪，并把他撵到狭窄、潮湿的洗澡间、厨房，每餐只以苞米面粥充饥。周作人所担心的“小河”的泛滥，终于发生了。他是东南水乡的人民，本就十分知道“水”的厉害，曾一再发出警告。但眼前这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决堤，使全体知识分子，全民族都陷入灭顶之灾，却是他所不曾料及的。而此时的周作人，已无任何反抗的能力，惟有默默忍受罢了。
在周作人被抄家以后，几位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门去看望了他，并且留下了惨烈的记忆
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面对着这样的非理性的疯狂，终生追求理性精神的周作人自然无话可说。他只是一再地要家属设法弄安眠药来，以便尽快了结此生。
1967年5月6日下午4时，苦难结束了。除了家人，没有人向他告别。他真的“销声灭迹”了周作人大概不会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他的遗嘱吧
而且人们很快又提起了他。他的著作知堂回想录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儿童杂事诗在香港陆续出版。近年来，大陆又出版了知堂书话知堂序跋集知堂杂诗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他的译作平家物语枕草子等也陆续出版。
但他的对话集及其他一些译作至今仍被封存在不知什么地方。周作人曾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集是五十年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但“识者”又在哪里呢对话集后以卢奇安对话集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周作人的寂寞命运终于不可改变。
写毕于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寿辰。
1999年1月10日24日重新校订
参考书篇目
1周作人全部著作包括周作人日记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周作人年谱张菊香、张铁荣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裘士雄、黄中海、张观达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7周作人评析李景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9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贾芝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10周作人出任伪职考姚锡佩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11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舒芜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12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许宝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13我所知道的周作人楼适夷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14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于浩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
15二周识小陈迩冬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1期
16我认识的周作人佟韦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1期
17知堂回想录琐忆罗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1期
18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俞芳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8期
19我所知道的芳子俞芳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
20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陈漱渝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
21关于周作人王士菁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
22周作人失足以后倪墨炎载小说界1988年6期
23老虎桥边看“知堂”黄裳收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版
24周作人二三事叶淑穗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2期
25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张菊香、张铁荣收周作人研究资料
26知堂老人在南京龙顺宜收周作人研究资料
27忆岂明老人梁实秋收周作人研究资料
28周作人论陶明志编北新书局1934年版
29周作人著作及研究资料第一辑第二辑香港九龙实用书局
30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31鲁迅研究资料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32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张琦翔载1982年5月文化史料丛刊3辑
33北京苦住庵记日本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木山英雄著日本筑摩书房，1978年版
34周作人思想和文章木山英雄作，孙莲贵译，收周作人研究资料
35我之周作人研究木山英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36正冈子规和鲁迅、周作人木山英雄作，张欣译
37与陈独秀分手前的周作人以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冲突为中心尾崎文昭载1983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5集
38周作人概观舒芜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9周作人年谱长编钱理群手稿，未出版
40周作人论钱理群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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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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