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名贤篇之曾子（前505—前435） 文 / 欧阳靖康戴韵

    &bp;&bp;&bp;&bp;曾子（前505年10月12日—前435年），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一生积极实践和推行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1]敢做敢为，为人敬小，谨小慎微，三思而行。阴郁寡欢，脾气暴躁易怒，性格反复检讨自身，胆小怕事。战战栗栗，对父亲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曾子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的思想道德修养。编《论语》、著《大学》[2]、写《孝经》、著《曾子十篇》，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曾子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正宗传人，他把孔子的思想和学问授给弟子，又将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论语》，上承孔子之道，下开思孟学派，对孔子的思想一以贯之。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鲁悼公三十二年（前435年），曾子辞世，终年70岁。曾姓后裔把曾参作为自己的开派祖。

    1人物生平

    曾子生于公元前505年10月12日（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死于公元前435年（周考王五年、鲁悼公三十二年）。

    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曾参，常随父学诗书，有“伏案苦读”之说。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躬耕于泰山之下，遇大雨雪旬日不得归，因思父母，而作梁山之歌。”（见《淮南子》）

    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十六岁的曾参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

    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孔子的高才弟子颜回病故，曾参就成了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

    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呼而告之，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亲以《大学》授曾参。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曾参二十七岁。是年，孔子卒，终年七十三岁。曾参若父丧而无服，守孔子墓。孔子临终将其孙（孔鲤之遗孤）子思托付于曾参。

    公元前476年（鲁哀公十九年）曾参三十岁。三年守墓过后，孔门弟子子夏、子游、子张认为有若面貌很像孔子，要把有若当孔子来事奉，强叫曾参同意。曾参拒绝说：“这样做不可。老师的德行像长江的水洗过，像秋天的阳光晒过，清净洁白，无以复加，怎么只求面貌像似呢？”（见《孟子·滕文公上》）

    公元前475年（鲁哀公二十年）曾参三十一岁。父病故时，曾参“泪如涌泉，水浆不入口者七日”，以后“每读丧礼则泣下沾襟”（见《礼记》）

    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曾参三十八岁。武城大夫聘曾参为宾师，设教于武城（今山东平邑城南40公里曾子山下）

    公元前456年（鲁悼公十一年）曾参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曾子皆不应命。

    公元前455年（鲁悼公十二年）曾参五十一岁。鲁悼公十三年(公元前454年)曾参五十二岁。

    公元前446年（鲁悼公二十一年）曾参六十岁。与子夏、段干木等设教于西河一带。[3]

    公元前436年（鲁悼公三十一年）曾参七十岁。是年，曾参有病卧床不起，把弟子们叫到跟前说：你们掀开被子，看看我的脚和手，都保全得很好吧！我一生正像《诗经》上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谨慎，以保其身。从今以后，我知道身体能够免于毁伤了。小子们，要记住啊！并且他自言自语地说，君子修养之道贵在三条：“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三条我能做到吗？始终不忘修养功夫。（《论语·泰伯》）

    公元前435年（鲁悼公三十二年）曾参七十一岁。一天夜里，病危中的曾子，突然想起身下铺着一领华美的席子，是鲁大夫季孙氏送给他的。他认为，自己一生没做到大夫，不应铺大夫的席子，于是就招呼儿子们把席子换下来。没等换上的席子铺好，他就去世了，终年七十一岁。[3]

    2主要思想

    修齐治平

    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哲学体系。

    “至善”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融，正是儒家思想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描述“治国平天下”宏伟蓝图的时候，接着讲得众、慎德、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故“治国平天下”者，应做“民之父母”，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孕育着孟子“民本”思想的萌芽。要赢得民心，就必须“慎德”。“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因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但“生财”也很重要。生财之道能使“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生财的目的在于富民，得民，“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因此又必须反对“聚敛之臣”。“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治国平天下者，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也”。“治国平天下”的要务在于“举贤”。“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要举贤，首先要知贤、好贤、容贤，而后才能用贤。应该做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而不应“人之有技，娼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绝不能让妒贤嫉能的“小人”担当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人为贵

    《曾子·天圆》中指出：“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从其行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雪，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曾子·天圆》认为毛虫羽虫是阳气化生的，介虫、鳞虫是阴气化生的。人是倮生的，无羽毛鳞甲，乃是禀阴阳精气而生。

    这就明显地突出人在万物天地中的地位。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特点。《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伟大的，“天地之性为贵”（《孝经》）。《小戴礼记·礼运》中说：“人者五行之秀气也。”荀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人不是顺应自然，屈从于自然，而是能动的改造自然。“从天而倾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发现并重视人的作用，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政治观

    孔子是以政治为轴心，以伦理道路为本位，来构筑其“仁”学体系的。孔门弟子概莫能外。但也必须看到，即使同一学派，不仅在性格、经历上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曾参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属大器晚成型。

    不苟权贵

    《韩诗外传》卷一记，曾参为养活父母仕于莒，曾当过“得粟三秉”的官职。虽有从政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仍然是一个孔子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根源在于他那尽守礼约、躬守孝道、不苟同权贵的思想品格。他曾声言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这种“以仁为己任”、“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实际上并不亚于日后的孟子，甚至从这一点看，似乎可以预示孟子精神的出现。以这种精神气概为向导，便使人很难想象他会持有做官从政、苟合政治权势的贪婪要求。与《庄子·让王》篇中所述见义忘利，安贫乐道的形象是一致的：“曾子居卫，温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在“志”与“道”面前，形、利、心皆可忘记，政权官位又算得了什么呢？《说苑·立节》载：“曾子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参辞而不受。为什么呢？他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显然，他在与政治权势的交往中保持着无私无畏、议而不从的态度。难怪《韩诗外传》说曾参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甚至对现实政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孟氏使阳肤为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上失其道”，可以说是曾参对现实政治形势总的批评性的看法。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面前，曾参的态度是“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士；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大戴礼记·解诂》）。不屈从、不苟合、刚直不阿清醒处世的君子品格—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始儒家对待政治权势的正面态度与做人的基本原则。虽然不必一定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但一定清醒地保留着对专制政权的批评权力。

    3人物名言

    （一）：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痹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孝子恶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兴焉，故恶言不出于口，烦言不及于己。

    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专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

    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者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

    （二）：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

    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

    尽力无礼，则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则不入也。是故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着心于此，济其志也。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过；不可人也，吾辞其罪’诗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辞也。‘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言不自舍也。不耻其亲，君子之孝也。

    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

    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大戴礼记》）

    （三）：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谓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故烹熟鲜香，尝而进之，非孝也，养也。君子之所谓孝者，国人皆称愿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宣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

    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

    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殁，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谓礼终矣。”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

    （四）：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处，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上出自《论语》）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大学》）

    4轶事典故

    啮指痛心

    春秋时期鲁国的曾参，字子舆（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侍奉母亲极其孝敬。（家贫，经常自己入山打柴）一次，曾参又进山砍柴去了，突然家里来了客人，他母亲不知所措，就站在门口望着大山希望曾子回来，许久不见归来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正在山里砍柴的曾参忽然觉得心口疼痛，便赶紧背着柴返回家中，跪问母亲为什么召唤他。母亲说：“家里突然来了不速之客，我咬手指是提醒你快回来。”

    原文：周曾参，字子舆，事母至孝。参尝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望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以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二十四孝》）

    曾子烹彘

    曾子的夫人到集市上去，他的儿子哭着闹着要跟着去。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先回家待着，待会儿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要捉猪去杀。她就劝止说：“只不过是跟孩子开玩笑罢了。”曾子说：“妻子，可不能跟他开玩笑啊！小孩子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要向父母亲学习，听从父母亲给予的正确的教导。现在你欺骗他，这是教孩子骗人啊！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再相信自己的母亲了，这不是实现教育的方法。”于是曾子就杀猪煮肉给孩子吃。

    原文：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猪）。”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智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4]

    曾子避席

    “曾子避席”出自《孝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有一次他在孔子身边侍坐，孔子就问他：“以前的圣贤之王有至高无上的德行，精要奥妙的理论，用来教导天下之人，人们就能和睦相处，君王和臣下之间也没有不满，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曾子听了，明白老师孔子是要指点他最深刻的道理，于是立刻从坐着的席子上站起来，走到席子外面，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我不够聪明，哪里能知道，还请老师把这些道理教给我。”

    在这里，“避席”是一种非常礼貌的行为，当曾子听到老师要向他传授时，他站起身来，走到席子外向老师请教，是为了表示他对老师的尊重。曾子懂礼貌的故事被后人传诵，很多人都向他学习。[5]

    曾子居卫

    曾子住在卫国，破旧的袍子连面也没了，颜色浮肿，手和脚上都长满了老茧。三天不做饭，十年不做衣，整理帽子而帽缨断绝，提起领子而袖裂露时，穿着麻鞋而后跟裂开，跋拉着鞋而唱《商颂》，声音宏亮满天地，像出自金石那样清脆。天子不能使他为臣子，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养志的人忘了形体，养形的人忘了利禄，求道的人忘了心思了。

    原文：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拎而时见，纳屡而踵决，曳继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庄子》[6]

    曾子换席

    曾子躺在床上，病危。曾子的弟子子春坐在床旁边，曾元、曾申（曾子的两个儿子）坐在床脚下，童仆坐在角落拿着蜡烛。童仆说：“华美而光洁，（那是）大夫（才能享用）的竹席啊！”子春说：“住嘴！”曾子听见这话，惊惧地说：“啊！”（童仆又）说：“华美而光洁，（那是）大夫（才能享用）的竹席啊！”曾子说：“是的。那是季孙送的，我没能换掉它啊。（曾）元，（扶我）起来换竹席。”曾元说：“您的病非常严重啊，不能移动（您的身体啊）。（如果能够）幸运地等到早晨，一定遵从您的意思换了它。”曾子说：“你爱我不如他（童仆）。按照道德标准去爱护人，小人爱人以无原则迁就。我还有什么苛求啊？我能得到正道而死去，也就足够了。”(曾元)扶着抬起（他的身体）然后更换竹席，把他送回席子，还没躺好就死了。

    原文：

    曾子寝疾，病笃。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皖，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参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皖，大夫之箦与？”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礼记·檀弓上》）

    曾子不受赐

    有一天，曾子穿着很破旧的衣服在耕田，因为他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鲁国的国君觉得这样的名人穿如此破旧的衣服在田里耕作，有失鲁国的体面，也失曾子的面子。于是，他就派人对曾子说，国君看到你如此大名鼎鼎的学者却穿着这麽破旧的衣服劳作，要封给你一块采邑，权切给你添置几件衣服用吧。可是，曾子并不领情。他坚决不受。没办法，国君派的人只好回去。国君又让他再送来，曾子还是不受，来来回回反复多次，曾子坚持不收。使者就说，这又不是先生你向人要求的，是别人献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受。曾子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我听说，接受别人馈赠的人就会害怕得罪馈赠者；给了人家东西的人，就会对受东西的人显露骄色。那么，就算国君赏赐我的采邑而不对我显露一点骄色，但我能不因此害怕得罪他吗？后来这件事让孔子知道了，孔子说，曾参的话，是足以保全他的节操的。

    原文：

    曾子衣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封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不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说苑·立节》）

    曾子再仕

    曾参第二次出来做官，内心感情较前一次又有了变化，说：“我当年做官双亲在世，三釜微薄的俸禄也令人感到快乐；自那以后再次做官，三千钟的丰厚俸禄也赶不上赡养双亲了，所以我心里很悲伤。”孔子的弟子问孔子：“像曾参这样至孝的人，可以说是没有牵挂俸禄的过错吧？”孔子说：“曾参的心思已经跟俸禄联系起来了。如果内心没有牵挂，会出现悲伤的感情吗？对待俸禄心无所系的人，他们看待三釜乃至三千钟，就像是看待雀儿和蚊虻从眼前飞过一样。”

    原文：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钟而不洎，吾心悲。”弟子问于仲尼曰：“若参者，可谓无所县其罪乎？”曰：“既已县矣。夫无所县者，可以有哀乎？彼视三釜三千钟，如观雀蚊虻相过乎前也。”《庄子·杂篇》[6]

    5史书记载

    史记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四库全书

    《曾子》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汪晫编。晫字处微，绩溪人。是书成于庆元嘉泰间。咸淳十年，其孙梦斗与子思子同献于朝，得赠通直郎。考《汉志》载《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亦载《曾子》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二卷，十篇，称即唐本。高似孙《子略》称其与《大戴礼》四十九篇、五十八篇及杂见《小戴记》者无异同，后人掇拾以为之。陈振孙《书录解题》并称有慈湖杨简注。是宋时原有《曾子》行世，殆晫偶未见，故辑为此书。凡十二篇，仲尼闲居第一，明明德第二，养老第三，周礼第四，有子问第五，丧服第六，中阙第七、第八，晋楚第九，守业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独标云内篇，养老以下皆标外篇，而仲尼闲居篇不言内外，疑本有内篇字，而传写佚之也。其第一篇即《孝经》，而削去经名，别为标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学》，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学》之传，而无曾子作《大学》之说，归之曾子，已属疑似，又改其篇目，与前篇武断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经文，以就门目。如曾子问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节论出师当取迁庙主，及币帛皮圭以行，庙无虚主之事。盖首问师行必以迁庙主，论其常也。师行无迁主，又筹其变也。二问相承，义实相济，故孔疏通为一节。今割古者师行无迁主至盖贵命也入周礼篇，割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至老聃云入丧服篇，文义殆为乖隔。若云以其文有涉丧服，是以分属，则周礼篇内又明载三年之丧吊乎数节，为例尤属不纯。然汉本久佚，唐本今亦未见，先贤之佚文绪论，颇可借此以考见。则过而存之，犹愈于过而废之矣。卷首冠以梦斗进表，称有晫自序。而此本佚之，仅有元汪泽民、俞希鲁、翟思忠、明朱文选序四篇，明詹潢后序一篇，皆合二书称之，盖晫本编为一部也。今以前代史志二子皆各自为书，故分著于录焉。

    6人物地位

    孔子去世后，曾参聚徒讲学，有不少弟子，相传他就是儒家子思、孟子一派的创始人。曾参在孔门弟子的地位原本不太高，不入“孔门十哲”之列，直到颜渊配享孔子后才升为“十哲”之一[1]。唐玄宗时追封为“伯”。中唐以后，随着孟子地位的上升，曾参的地位也随之步步高升。北宋徽宗时加封为“武城侯”，南宋度宗时加封为“国公”，元至顺元年加封为“宗圣公”，到明世宗时改称为“宗圣”，地位仅次于“复圣”颜渊[7]。

    曾子师从孔子，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师从参公，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参以他的建树，终于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颜子（颜回）、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8]

    曾子性情沉静，举止稳重，为人谨慎，待人谦恭，以孝著称。齐国欲聘之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辞而不就。曾提出“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要注重人民的道德修养)”的主张。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即“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7人物评价

    “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也中夫四德者矣哉！”

    “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均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

    他著述有《大学》、《孝经》、《曾子》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郕伯”。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郕侯”（一作瑕丘侯）。

    元至顺初年，加封为“郕国宗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宗圣”。今被尊称为中国历史上五大圣人之一。

    8后人封赠

    曾参在孔学中的地位，很长时间以来未被人们所认识。上承孔子道统，下开思孟学派，这一学术地位，是唐、宋以后才为一些人所逐步承认。历代对曾参的封赠与奉祀情况如下：

    唐代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四月，唐高宗赠曾参为太子少保。此为对曾参赠官之始。

    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加赠曾参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庙堂。此为曾参配享之始。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唐玄宗定曾参位次，诏曰：“曾子大孝，德冠群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同年，唐玄宗勒礼部尚书苏頲撰《曾子赞》。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八月，唐玄宗赠曾参为郕伯。此为曾参赠爵之始。

    五代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唐明宗罢二十一先儒，改以曾参与七十一子图形四壁，世称七十二贤，合计共八十二人。曾参名为七十二弟子之位，实为“文宣王庙，四壁英贤”，每逢祭祀，面前陈脯、盐等物以祭。

    宋代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命文臣时廷臣撰《曾参赞》。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五月，宋真宗晋曾参为瑕丘侯。因犯孔子讳，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六月，改瑕丘侯为武城侯。

    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宋高宗御制《曾子像赞》。

    咸淳三年（公元1267）二月，宋度宗升曾参为郕国公，配先圣，居正位之西，面东。至此颜、曾、思、孟四配始定。

    元代

    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元成宗颁降初献郕国公乐章。郕国公酌献、奏《成安之曲》。

    初献郕国公乐章内容是：“心传忠恕，一以贯之；爰述大学，百世训彝；惠我光明，遵闻行之；继圣迪后，是享是宜。”

    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七月，元仁宗降诏，春秋祭祀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为配享。

    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七月，元文宗加封曾参为郕国宗圣公。此为曾参封圣之始。

    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元文宗进封颜子为复圣公、曾子为宗圣公、子思子为述圣公、孟子为亚圣公。命词臣为制，书一代为典，崇敬备至。

    明代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太祖颁《释奠仪节》，四配位前，每位羊一、豕一、登一、铏一、笾豆各十、缚簋各一、爵三、帛一、篚一、口一。

    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明孝宗派官祭祀曾参并颁发祭文。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山东巡抚赵璜、巡按李玑奏准，照弘治四年例，春秋次丁有司，永远致祭曾参专庙。嘉靖以后，嘉祥曾参专庙，每逢二、八月，翰博主祭上丁，地方官主祭次丁。明清两代均遵循未改。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礼部召集诸大臣议事，一致认为：人以圣人为至圣，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以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明世宗改为曾参为宗圣曾子，并敕封曾参之妻公羊氏为郕国一品夫人。

    清代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闰三月十六日，清圣祖颁发御制《宗圣赞》。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八月初五日，清世宗书赠宗圣殿匾额“道传一贯”。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二月二十八日，清高宗亲制《宗圣赞》（勒于碑石），并派官至嘉祥宗圣庙致祭曾参。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颁发元圣周公及复、宗、述、亚四圣祭器，以备陈设之用，当经山东巡抚专委东昌府同知陈琜赴江南制造。赐宗圣曾子庙：铏一件、缚十件、簋十件、笾四十件、爵十一支、帛匣五件（竹笾、木匣、余皆铜器）；宗圣：爵三、铏一、缚二、簋二、笾八、豆八、帛匣一；两配：各爵一、缚一、簋一、笾四、豆四、帛匣一；两庑：各三坛、爵三、缚三、簋三、笾十二、豆十二、帛匣一；宗圣夫人殿、启圣王殿、两庑，祭器可调使用。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三月四日、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三月七日、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三月二十七日，清高宗亦亲制祭文，并派官至宗圣庙祭祀曾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