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名臣篇之范蠡(续1) 文 / 欧阳靖康戴韵
&bp;&bp;&bp;&bp;楚宛三户
楚,即楚国,春秋南方大国,涵盖南阳。
宛,地名。最早出现在春秋楚国。今南阳市区。古代是申吕之国。楚灭申后遂为楚邑。名曰宛邑。是著名的冶铁中心。百里奚即宛人。宛邑的名称早于今南阳的得名。南阳这一名词,早期并非指今南阳地区。今南阳地区中南阳的命名最早出现在秦朝。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始设南阳郡,以其在中国(洛阳)之南而居阳地得名。汉、魏晋均为南阳郡治。后魏分置上陌县,后周并宛入上陌,改称上宛县。隋初方改南阳县。元、明、清三朝均为南阳府治所。春秋时期的宛邑并不等于今天的南阳地区,仅仅相当于老南阳县范围。
三户,一说三户城,今淅川县。一说三户里,今南阳市宛城区黄台岗镇三十里屯村,一说在今内乡县。这便是范蠡故里争议的焦点。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范蠡之后的人们说过这样的话,三户指的是楚国昭、屈、景三族。《水经注》云:”丹水又迳丹水县古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也。“而丹水县就是今天的淅川县,这是人们以为范蠡在淅川的原因。但春秋之时,淅川为析邑,宛为宛邑,互相为平级单位,并不统属。秦国一统后,淅川设丹水县,始属南阳郡,而汉朝又归属弘农郡,后汉又归南阳郡,三国属南乡郡,晋朝又划入顺阳郡。直到唐朝才归邓州管辖,元朝才重新划归南阳。范蠡生活在春秋时期,宛邑和析邑并无半点关系,南阳这一名词还不指南阳地区。
明成化七年,淅川从内乡县分出,历史上两县分分合合,三户城有时归内乡管,有时间归淅川管,内乡淅川所争议的其实是一个问题。
《吴越春秋》记载:“大夫种姓文名种,字子禽。荆平王时为宛令……”所谓荆平王,就是楚平王。所谓令,就是百夫长。管辖范围不过百里。《越绝书》云:“大夫种入其县,……得蠡而悦。”生动地说明了文种是在宛令这个位置上,在宛令所能管辖的范围内拜访范蠡的。“其时宛邑析邑并不统属,且相隔数百里之遥。那个年代也没有好的交通工具。《会稽典录》云:”有顷种至“更是说明在身为宛令的文种是在很近的范围内拜访范蠡的。《吴越春秋》又说文种之”三户之里”那么这个三户之里在什么地方呢?
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十一》中说:“淯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国志》所谓南阳宛县,有南就聚者也。郭仲产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汉时邓禹等,归乡饯离处也。盛弘之著《荆州记》以为三公置。余案淯水左右,旧有二澨(音室),所谓南澨北澨者,水侧之渍,聚在淯阳之东北,考古推地则近矣。城侧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后汉末,有范曾字子闵,为大将军司马,讨黄巾贼至此祠,为祠立碑,文勒可寻。夏侯湛之为南阳,又为立庙也。”
著名作家、范蠡研究的权威夏廷献先生认为:这段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是郦道元专为澄清范蠡故里到底在哪而写的。[4]
一、从方向和距离上界定了“三公城”和“范蠡祠”的具体位置:“宛城南三十里。”
二、这三公城,显然是为了纪念范蠡而修建。
三、这块地方建有纪念范蠡的三公城是确凿的事实。当时三公城还完好无损。
四、在三公城的旁边建有范蠡祠。
五、范蠡是宛人,范蠡祠,“即”是范蠡的“故宅”。应该说已经把范蠡故里在哪里,说得十分清楚了。
六、范曾这位范氏后人对先祖范蠡相当顶礼膜拜,同时也认可此地就是范蠡故里。
七、夏侯湛是个有一定权力可以调动当地人力、物力、财力的文化人,当他得知范蠡故里在此,于是就立了一座庙,郦道元看到了夏侯湛立的范蠡庙,就记了一笔,在“三公城”、“范蠡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论据”范蠡庙,说明范蠡故里就在此地。
八、“三公城”是为了褒奖范蠡的功勋建筑的。这也反证出范蠡的家就在这块地方九、郦道元在文中说到东汉初邓禹宴客,东汉末范曾祭拜,西晋夏侯湛立庙,前后有近三百年时间。说明起码是在那近三百年的时空里,从官府到民间都认可范蠡故里在此,是一个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争议的问题。
蠡,宛人,祠,即故宅也。[4]
8范蠡事越王勾践
范蠡侍奉越王勾践,与勾践运筹谋划二十多年,终于灭了吴国,洗雪了会稽的耻辱。越军向北进军淮河,兵临齐、晋边境,号令中原各国,来尊崇周室。勾践称霸,范蠡做了上将军。回国后,范蠡以为盛名之下,难以长久,况且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患难,难与之同安乐,于是他打点包装了细软珠宝,私自与他的部属乘船渡海而去,始终未再返回越国。
范蠡乘船飘海到了齐国,更名改姓,在海边耕作,父子合力治理产业。住了不久,积累财产达几十万。齐国人听说他很有才能,让他做卿相。范蠡叹息道:“住在家里就积累千金财产,做官就达到卿相高位,这是平民百姓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了。长久享受尊贵的名号,不吉祥。”于是归还了相印,全部发散了自己的家产,送给知音好友同乡邻里,秘密离去,到陶地住下来,自称陶朱公。
谁解乘舟寻范蠡
出自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作品《利州南渡》。
原文
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
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
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
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
译文
江水粼粼斜映着夕阳的余晖,弯弯岛岸苍茫接连山坡绿翠。
眼看人马已乘摆渡扬波而去,渡口柳下人群等待船儿回归。
船过沙洲草丛群鸥四处惊散,水田万顷一只白鹭掠空孤飞。
谁理解我驾舟寻范蠡的心意,五湖烟波唯他能忘世俗心机。
9范蠡与西施
历史上有西施吗?
在许多人心目中,范蠡与西施是英雄与美女的典型。关于他们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是这样的:
公元前494年,越国攻打吴国,越国战败,被迫向吴国求和请降,为表示臣服,越王勾践在范蠡陪同下到吴国为奴,在吴国,勾践老老实实干苦力活,逐渐赢得了夫差信任。三年后,夫差赦免勾践、范蠡回国。回国后,勾践下定决心打败吴国,报仇雪耻。范蠡、文种等人出了不少主意,其中有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增强国力等,还有一个计谋是送给夫差美女,以消磨他的意志。范蠡到民间物色美女,民女西施和郑旦被选中送到吴国。夫差见到这两个绝色女子,非常高兴,说:“越国贡献的这两个女子是勾践尽忠我吴国的证明呀!”
夫差手下的大臣伍子胥却不以为然,说:“勾践送美女,另有目的,大王接受,以后必有后患。”夫差听不进去,执意收下了这两个美女。郑旦后来生病而死。
在这一过程中,范蠡与西施产生了感情,并私订终身。越国于公元前473年打败吴国,实现了复仇的目的。范蠡立有大功,被封为上将军,但是他却急流勇退,毅然离开越国,带着恋人西施泛舟江湖。据《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是说范蠡与西施,离开了越国,来到了理想的乐土,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范蠡与西施这样的结局,使喜欢大团圆结局的中国老百姓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古往今来,范蠡和西施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国人理想生活的代名词和文化符号,广为流传。在文学、戏剧中,关于西施题材的作品不可胜数。
范蠡与西施的故事虽然优美动人,却无历史依据。《史记》清楚记载,范蠡离开越国后,带领全家人来到齐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在这里,根本没有西施的影子。后来,范蠡到陶经商,也没有西施。
照此说,历史上是否根本没有西施这个美女?认为历史上没有西施的学者认为,在记载春秋战国历史比较严肃的史书中,如《左传》、《国语》、《史记》等均没有提到西施,《国语·越语上》提到越国送美人的事,但没提西施名字,西施的故事是后人演绎出来的。
我对这种观点有疑义。西施是没有在《国语》、《史记》等书中出现。不过,这不等于历史上没有西施这个人。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曾多次提到西施。比如,《墨子·亲士篇》说:“是故比干之殪,其伉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车)裂,其事(功)也。”这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比干、孟贲、吴起三人都在《史记》中多次出现,照此推论,西施当确有其人。墨子(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生活的时代距吴越争霸时间最近,因而他所说的西施当是可信的。
此外,在《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管子》等书中也出现过西施的名字,在《庄子》一书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有著名的“东施效颦”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综合有关材料,可以说,西施是春秋后期越国的一个普通的乡间女子。因越国要灭吴国,施用美人计,于是派范蠡到各地寻找美女,西施天生丽质,美貌无比,被选中送给了吴王夫差。西施的任务是以美色迷惑夫差,削弱夫差的意志和斗志。越国打败吴国后,西施完成了使命。因为西施不是有影响的大人物,所以不为史家所重视,民间老百姓却非常喜爱这个美丽的女子,同情她的遭遇。在中国文化中,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演绎出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故事中,人们对他们或褒彰、或贬斥,老百姓的思想感情通过他们的故事得到了表达和宣泄。尽管关于西施的史料不多,但是老百姓同情西施的命运,于是围绕西施的故事就越传越多,越传越神奇。
西施之死
既然西施确有其人,她又没有和范蠡共同出走,那么,她的结局如何?抛开民间传说不谈,我认为极可能是被沉江而死。
从上文所引墨子的话看:“西施之沉,其美也。”这是说西施被沉入江水,是因为她的美丽。为什么西施美丽却被沉江呢?这里还要从越王勾践说起。在范蠡、文种的帮助下,勾践发誓灭吴雪耻,他以卧薪尝胆激励自己,在国内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终于灭掉了吴国。吴国灭后,勾践帝王家天下的心态膨胀,诛杀有功之臣,范蠡侥幸脱身,文种却未能幸免,既然勾践连功勋显赫的范蠡、文种都不放过,弱女子西施就更不在话下了。
在春秋战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各国为了达到削弱对方的目的,以选送美女作诱饵迷惑敌人是常见的事,甚至像吕不韦那样送怀了孕的美女也有可能。在中国古代,女子永远是悲剧的承担者。取胜了,是男人的功劳,失败了,女人往往是祸水。西施就是政治斗争的礼品、牺牲品。一个乡下姑娘,被朝廷选中,被晓以利害,威胁引诱,软硬兼施,她又怎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服从。
对西施所起的作用,有人说西施是“肉弹”,是卧底的“色情间谍”、“高级**”,我认为这样说不妥,用这些词形容美丽的西施听起来很不顺耳,西施是作为礼物送给夫差的,西施的作用也没有这么大。明代小说《东周列国志》中说将西施沉江是勾践妻子所为:勾践班师,带回西施,越夫人让手下人将西施偷偷引出,绑大石沉江中,恶狠狠地说:“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这显然是一种猜测。
中国古代常有把亡国的原因归结于女子的记载,这种陈腐的“女人祸水论”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批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就曾对西施鸣不平。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谋臣本自系安危,
贱妾何能作祸基?
但愿君王诛宰嚭,
不愁宫里有西施。
(宰嚭:吴王夫差身边的大臣,后被越国收买。)
亡国与谋臣有直接的关系,在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怎么会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呢?鲁迅对“女人亡国论”更予以辛辣的讽刺,他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姬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决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的这席话展示了进步的历史观。
范蠡与西施
西施是一个无辜的女子,受越国派遣到吴国,侍奉夫差,最后又惨遭不幸。人们无不同情西施的命运,那么,谁是最早同情西施的人呢?
读《史记》,终于发现了线索,是范蠡。它不仅同情西施,甚至钟情西施,暗恋西施。《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在灭吴之后,不留恋功名。急流勇退,离开越国,“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异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乘扁舟浮于江湖”,很可能先去寻找西施的葬身之处,凭吊这位美丽的姑娘。
范蠡改名鸱夷子皮,最耐人寻味。鸱夷子皮,就是大皮囊,据说西施就是被装入大皮囊沉入湖中的,这样的结局让范蠡感叹不已。很可能他在江湖中寻觅,并没有找到西施的葬身之处,他非常难过,这么美丽纯洁的女子,忍辱负重,默默无闻,为越国献身,还遭迫害,实在令人同情。范蠡离开越国到齐国时,一定辗转反侧,浮想联翩,怎样记住西施这位好姑娘呢?于是改名叫鸱夷子皮,虽然名字怪怪的,但有意义,范蠡一想到大皮囊,就想到西施,见到大皮囊就如同见到西施,这种痴情只有范蠡会有,因为他热爱美丽,有同情心,有爱心。
范蠡和西施的故事,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与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和敬仰而不断丰富的。其发展趋势是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却和人们的愿望越来越近。西施与范蠡的故事传说色彩越来越浓,但人们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为什么?人们同情、热爱善良美丽的西施;敬仰足智多谋,功成身退的范蠡。也许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太多,不如意的事太多,人们向往和平、幸福的愿望很强烈,于是宁愿把范蠡、西施塑造成有完满人生结局的俊男靓女,而不愿看到西施的不幸,范蠡的不圆满,这是善良的人们的真诚愿望。在范蠡和西施的故事中,人们不断把完美加在西施和范蠡身上,以求得到心灵的慰藉和平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民间传说比史实更动人。
总之,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是有其原型存在的。尽管后来关于她和范蠡的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她对越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人们对她寄予了深深的热爱和同情。人们不愿意看到这么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于是传出了她和范蠡泛舟同游江湖的美丽故事。
10春秋巨富陶朱公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廿余年,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但是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尽是抛出。
但是价格涨落的原因在哪里呢?
陶朱公生长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产品是市场的最大宗、最主要的商品。农业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气候不同,产量了就不同,对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所以满足农业需要、为农业服务,就成为他经商的主要方向。他根据季节规律,提早储备物资,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就是说,像作战之前要做好准备一样,根据季节的需要(时用)就可以预知市场所需要的商品(知物)。
季节和气候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引用我国早已有的一条关于气候变化的规律性的古语,作为预知农业丰歉的依据。这条古语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这是说,每六年有一年风调雨顺的上好年景,也有一个旱年,每十二年有个大旱年,也有一个水年。
根据这个规律,他丰年就大胆收进。因为不会年年丰收,收进的货物不愁没有机会售出。同样,在大旱年物价上涨时,他就尽量抛售,不愁以后没有进货的机会。就这样,他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收年谷贱伤农与饥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朱公的故事告诉我们,气候资源的变化会造成丰收与歉收两种状况,对人们都有不利影响,并且通过商品交流这种不利影响会扩展到全国、全社会,但是,只要人们掌握了这个规律性,采用商业手段,通过贱买贵卖,是可以协调的。陶朱公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注意到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农业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在该领域的对策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11后人评说
范蠡的明智只要稍微读了点书的人,想必都知道越王“卧薪尝胆”的故事,越王为了报仇雪恨,忍受了十余年的耻辱,最终再次打败吴国。越王勾践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其实在灭吴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给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是大夫文种,另一个则是将军范蠡,许多人对范蠡这个人物并不熟悉,甚至感到陌生,然而,在勾践实施他长远的复仇计划中,这个人却是关键之关键,如果没有范蠡的大力协助与支持,说不定勾践还灭不了吴国呢!
范蠡跟随勾践二十多年,为其运筹谋划,终于灭掉吴国,之后勾践称霸中原,范蠡也当了上将军。越王还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可以说这时的范蠡正在备受越王的宠爱,许多人做梦都想得到这些,然而范蠡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离开,他与家眷及贴身侍卫乘船到了齐国,并且从此更名改姓,再未返回越国,后来范蠡一家定居于陶地,经商为业,人称陶朱公,每到一地,都能成名,深受百姓喜爱。
范蠡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也是越王最得意的时刻,突然隐退,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值,毕竟他为越王付出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岁月,为什么不好好地享受一番再离开呢?可是他还是毅然地选择了离开,一点都不犹豫,应当说范蠡还是非常明智的,他是一位智者,也因此,他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免遭了杀身之祸。可是大夫文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范蠡离开越国到了齐国后给文种写了一封书信,上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见到书后,乃称病不朝。此时有人谗言说文种欲作乱,于是越王踢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在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诸侯争夺,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矣,与帝王则更甚。殊不知,有多少能人谋士因为不能及时隐退而最终丢失了性命。范蠡如此行事,实乃明智之举。
兔死狗烹案
天下第一智者当数范蠡。人皆以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为诸葛之智与范蠡之智相比,略见逊色。一篇“出师表”,千年传颂。诸葛丞相的忠信与睿智,世代相传。但诸葛一生也有几处败笔。一是痛失荆州,接着又有“火烧连营”,打了两个大败仗,死了关羽和刘备,难道丞相一点责任也没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费多少人力和财货,一无所获,岂是智者所为?最主要的是,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样,在自己身边聚集大量人才,这是蜀国很快败亡的主要原因。“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终于没能成功。
但范蠡却成功了。
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范蠡思想研究简论
范蠡是我国古代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商业鼻祖。关于范蠡的籍贯,据史书记载是“楚国宛(今南阳)三户人”,①“三户”位于今何地虽不太明确,但范蠡为南阳人则是不争之事实。在范蠡的一生中,有三件事成就了他的人生辉煌:一是辅佐越王勾践报仇雪耻,完成了灭吴兴越大业;二是及时功成身退,创造了经商治产致富兴家的商业奇迹;三是与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首西施之间的爱情传奇故事,使他的人生经历更加丰采多姿,至今不少影视剧仍津津乐道。虽然据学者考证范蠡不可能在灭吴后带着西施逃跑隐藏,也不可能与西施生活在一起,②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普通老百姓的民间传说却宁可信其有。从文献典籍考察范蠡的人生经历和历史功绩,特别是他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中所展示的政治、军事、外交智慧和经商致富的成功实践,可以发现他具有非常鲜明的思想特征和智勇双全的人物个性,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概括起来,范蠡的思想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即:因时察势的机遇意识;忠勇诚信的精神品格;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实力制胜的军事思想;精于谋划的商业智慧。这五种思想特征是范蠡成为永垂青史之传奇人物的重要文化因素。
一、因时察势的机遇意识
善于因时察势,认识和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是范蠡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早年他与文种居楚之时,就预见到地处东南的吴、越两国将有强盛崛起之势,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所,遂劝说文种一同前往。“霸王之气,见于地户”;“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吴国因为有伍子胥在,“乃入越”。③他与文种都受到越王勾践的重用。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认为这是不因时察势的冒险盲动之举,遂进谏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④但勾践不听范蠡的劝谏,执意“兴师伐吴”。果然不出范蠡所料,越军战败,勾践被困于会稽之山。在无可奈何的危急情况下,范蠡建议勾践向吴王求和,只要能保全越国君臣性命,社稷不亡,即使是暂时沦为吴王的臣隶也在所不惜。吴王竟然答应了越国的求和,并令勾践到吴国为奴。临行前,勾践欲使范蠡留守越国,但范蠡认为文种留守比较合适。文种善于处理抚恤百姓的内政事务,而范蠡则长于应对国际交往的军国大事。范蠡陪同勾践熬过了三年的奴役岁月,表现出高超的谋略智慧,终于使吴王夫差消除了警惕,“赦勾践归国”。
对吴国怀有深仇大恨的勾践,一心想报仇雪耻,但表面上又不动声色,他接受范蠡因时察势的决策建议,开始了卧薪尝胆的艰苦奋斗。勾践向范蠡问计说:“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范蠡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遂天时,五谷睦熟,民乃番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倔,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⑤于是勾践委任文种治理内政。经过几年的苦干实干,越国国力逐渐恢复,而吴王夫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日益骄奢淫逸,国内民怨沸腾。勾践意欲起兵伐吴,征求范蠡意见。范蠡认为:“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早图。”即伐吴时机未到,不能冒然行动,以免被动招祸。又过了一年,吴王夫差更加倒行逆施,“今吴王淫于乐而忘其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圣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适相非,上下相偷。”勾践又问是否可以伐吴。范蠡对曰:“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⑥以后几乎每年勾践都要问可否起兵伐吴,总被范蠡以各种理由制止,“王姑待之”。为此勾践非常恼火,“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时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⑦一直等十余年后,吴王夫差出兵北上,与晋、齐争夺中原霸主地位,于公元前482年举行黄池之会,国内兵力空虚。范蠡认为时机已到,遂建议勾践兴师伐吴。公元前481年春,待吴军已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境内)后,越军分两路向吴国进攻。一路奇兵由范蠡率领,由海道入淮,阻断吴军自黄池返国的归路。主力由勾践率领从陆路袭击吴都姑苏,在泓上(今江苏苏州西南横山)击败吴军,俘太子友等,进入姑苏城,掳获大量物资,取得大胜。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作盟主,闻报越军袭破国都,急忙回军。由于长期远征,人困马乏,国都失守,军无斗志,夫差估计反击越军无胜利把握,就派伯嚭带厚礼求和。此时,范蠡认为吴军仍有实力,不可能一举而灭之,故建议越王允和,“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⑧四年之后,越国实力更加强大,于是就趁吴国大饥,国人多就食于东海之滨,姑苏空虚的机会,于公元前478年3月大举进攻吴国,吴军仓促应战。在范蠡的策划下,越军屡出奇兵,大败吴军,于公元前475年进围姑苏,一面监视被围的吴军,一面发放吴国的粮食以解民饥,争取吴人的支持,最后尽有吴地。⑨公元前473年11月,姑苏城破,夫差自杀,吴灭。此前,勾践有几次曾想答应吴王求和,都被范蠡加以劝谏。范蠡严辞拒绝了吴王的求和使者,亲自擂鼓进兵,吴王夫差悔恨交加,“遂自杀”。
吴国灭亡后,范蠡针对越王勾践“可与患难而不可与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⑩的君王个性,又适时功成身退,神不知鬼不觉地隐遁离去,从而免遭勾践杀戮功臣的毒手,不致于象文种那样“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的悲剧上演。实践了他“君子俟时,计不数谋,死不被疑,内不自欺”11的人生信条,在因时察势方面可谓运用得炉火纯青。
二、忠勇诚信的精神品格
为人臣者讲究忠勇诚信的大义气节,是范蠡思想的重要特色。范蠡在越王勾践败军亡国最困窘的时期,勇挑重担,自愿跟随到吴国当奴仆,而且面对吴王夫差的劝降利诱,始终不离不弃,与勾践相依为命,主仆礼节未改,这种品格连吴王夫差都大为感动。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召越王入见。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后。吴王谓范蠡曰:‘寡人闻贞妇不嫁破亡之家,仁贤不官绝灭之国。今越王无道,国已将亡,社稷崩坏,身死世绝,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为奴仆,来归于吴,岂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弃越归吴乎?’范蠡对曰:‘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今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此时越王伏地流涕,自谓遂失范蠡矣。吴王知范蠡不可得为臣,谓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复置子于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请如命。’吴王起,入宫中,越王、范蠡趋入石室。”12这种在危难之中不移其志、换个想法就能飞黄腾达、免除牢狱之苦的关键时期,范蠡能够保持清醒,不改初衷,其精神殊为难得。不仅如此,即使是勾践成为了吴王夫差的奴隶,每天挑水扫地,养马除粪,干重体力活,范蠡并未有任何的轻慢之意,仍然是忠心耿耿,保持着君臣的礼节。“越王服犊鼻,着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夫斫剉养马,妻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吴王登远台,望见越王及夫人、范蠡坐于马粪之旁,君臣之礼存,夫妇之仪具。王顾谓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节之人。范蠡,一介之士。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寡人伤之。’”13这种于患难中见真情的忠肝义胆,在范蠡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古今中外实在难能可贵。但范蠡的忠并非愚忠,其勇、诚、信也不是盲目的,而是以服从大是大非、大仁大义为前提。这一点在范蠡主动向勾践辞行并秘密出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范蠡辞于王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义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则无灭未萌之端,后则无救已倾之祸。虽然,臣终欲成君霸国,故不辞一死一生。臣窃自惟,乃使于吴。王之惭辱,蠡所以不死者,诚恐谗于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须臾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赖宗庙之神灵,大王之威德,以败为成。斯汤、武克夏、商而成王业者。定功雪耻,臣所以当席日久,臣请从斯辞矣。’”勾践当然不愿让范蠡离开,明确表示如果不走将“分国共之”,“去乎”则妻子受戮。但范蠡去意已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14毫无疑问,范蠡的选择是正确的,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又开创了新的事业领域,是其忠勇诚信精神在更高层次上的体现。
三、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
范蠡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在与强吴的对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如前所述,当越国处于国破将亡的危急时刻,范蠡坚持让越王勾践在外交上尽量显示出愿意臣服事吴的谦卑恭谨姿态,从而暗中积蓄实力,为最后的反攻创造条件。范蠡认为自己在外交方面具有足够的智慧和自信心以应对强大的吴国,所谓“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15吴王夫差之所以未杀勾践和后来允许勾践回国,以致酿成放虎归山的后果,首先是范蠡的外交谋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决定越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都是因为勾践采用了范蠡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才使越国转危为安,并最终战胜吴国。可以说,没有范蠡的这一谋略,就不可能有越国后来的反败为胜,也就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现实条件。范蠡韬光养晦外交谋略的内涵,大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卑辞尊礼”的恭谨姿态。当越王勾越不听范蠡劝谏,兵败会稽,越国将亡之时,只好再向范蠡问计。“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为之奈何?’范蠡对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曰:‘与人奈何?’对曰:‘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王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16经过“卑辞尊礼”的反复谈判和策略应用,范蠡的谋划得以实现,吴王夫差不杀勾践,不灭越国,命勾践到吴国为奴。身处吴王监视之下,随时都有被杀的可能。如何能保全性命,并争取返回越国,以图报仇雪耻,是勾践与范蠡时刻都在思考的问题。只有更加谦卑恭谨,将远大志向很好地隐藏起来,才能有望达到目的。在吴国为奴期间,范蠡与勾践配合默契,把“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演绎得天衣无缝。吴王夫差生病,范蠡认为这是取信于夫差的良机。“后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吴王疾,三月不愈。吾闻人臣之道,主疾臣忧。且吴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无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吴王不死,明矣。到已巳日,当廖。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穷而不死者,赖公之策耳。中复犹豫,岂孤之志哉!可与不可,惟公图之。’范蠡曰:‘臣窃见吴王真非人也,数言成汤之义而不行之。愿大王请求问疾,得见,因求其粪而尝之,观其颜色,当拜贺焉,言其不死,以廖起日期之。既言信后,则大王何忧?’”于是勾践依计而行,请太宰嚭引见,亲尝吴王之溲,果然得到了夫差的信任和感动。“其后,吴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临政之后,大纵酒于文台。吴王出令曰:‘今日为越王陈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礼事之。’”17并不听伍子胥的劝谏,决意“赦越王归国”。于是“越王再拜跪伏,”感恩涕零,“吴王乃引越王登车,范蠡执御,遂去。”
二是臣服顺从的外部表现。表面上臣服顺从,目的是要麻痹对手,使其放松警惕,转移目标。越王与范蠡归国后,“越王谓范蠡曰:‘孤获辱连年,势足以死,得相国之策,再返南乡。今欲定国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兴,为之奈何?’”“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北向称臣,委命吴国。左右易处,不得其位,明臣属也。”19不仅在修城上显示臣服顺从之意,而且不断向吴王进贡越地特产珍玩,以悦其心。
三是投其所好的良苦用心。吴王夫差沉湎酒色,不修政事,文种、范蠡为投其所好,除了贡献珍宝玩好之外,最为用心的,是选取越地美女西施、郑旦,教以歌舞礼仪,进献给吴王。“乃使相国范蠡进曰:‘王勾践窃有二遗女,越国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大王,不以鄙陋寝容,愿纳以供箕帚之用。’吴王大悦,曰:‘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
四是善用外力的交往手段。越国巧妙地利用了吴国与宿敌楚国的矛盾以及与北方齐、晋争霸中原的意图,尽可能减少吴王夫差对越国的后顾之忧,除了显示“卑辞尊礼”、顺从臣服的恭谨姿态外,还主动与楚国达成战略默契,使吴国产生外交误导。“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误吴也。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越师,至冥,不及,乃还。”21这里的“十九年”,指鲁哀公十九年,即公元前476年。很可能是范蠡为了误导吴国,假意派军袭扰楚国边境,而楚国也默契配合,故意派兵追击,追到越国境内一个叫“冥”的地方,“不及,乃还”。当吴王夫差的战略目标转移北上、对越国的戒备解除后,勾践和范蠡又进一步结好齐、晋,促使其对吴用兵。“吴王果兴九郡之兵,而与齐大战于艾陵,大败齐师,获七将。陈兵不归,果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邦七里而军陈。吴王闻之,去晋从越。越王迎之,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伐吴三年,东向而霸。”22总之,范蠡的韬光养晦外交谋略在吴越两国的生死搏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越国积蓄实力、战胜强敌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赢得了反败为胜的战略主动权。
四、实力制胜的军事思想
从《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史籍中的记载来看,范蠡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精神和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具有楚人以弱胜强、后发制人的军事谋略,善于韬光养晦,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克敌制胜。具体而言,范蠡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以实力制胜,反对侥幸和盲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战备观念。范蠡认为打仗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实力的支撑,也包括军队的实力状况。他说:能够“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23认为“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其基本原则就是:全面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24为此,他反复建议勾践对伐吴要格外慎重,决不可轻举妄动,并创造多方面的条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军心士气和时机的选择上都占有制胜的实力,才能果断出兵,战则必胜。为了提高越军的战斗力和军事技术,范蠡甚至亲自推荐善于剑戟之术的“越女”和楚国的“善射者陈音”,负责训练越人剑击和习射。“三月,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二是积极等待决战时机。范蠡在军事问题上十分强调“随时以行”,也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时机的选择而随时抓住“战机”,作出决断。他认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即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尚不具备时,不能轻易出兵,而应等待时机,寻求决战制胜。指出要“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26“按师整兵,待其败坏,随而袭之。”27同时,等待时机决非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地等待,要“得时勿怠”,认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28即应以最快的速度、最机敏的反应去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实现消灭敌人的作战目的。否则,就会“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三是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与《孙子兵法》中提倡进攻速胜的战略指导略有不同的是,范蠡的军事思想较侧重于持久防御,主张避敌锋芒,防止出现因过早决战和暴露战略意图而陷于被动局面,指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屈求伸,同时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30的战略目的。这种以暂时退守换取最后攻取的后发制人战略指导思想,是高超的实力运用方针,是范蠡军事思想中的优秀内核,它对于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乃至近现代战争的战略指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