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杂家领袖尸佼（约前390—前330年） 文 / 欧阳靖康戴韵

    &bp;&bp;&bp;&bp;尸佼，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道家、思想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魏国曲沃（今山西省曲沃县）人，另一说法是山东人。明于刑名之术，被称为“尸子”。《尸子》中提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是迄今在中国典籍中找到的与现代“时空”概念最好的对应。他对于空间观、时间观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并对“学积有生”、“从道必吉”、“重民”的观点作过重要的阐述。他一生中对于社会改革、对于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贡献。尸子二十二篇道家前身，早佚。清代所行辑本共四种：震泽任兆麟本，元和惠栋本，阳湖孙星衍本，萧山汪继培本。汪本晚出，能参校三本。本书据汪本点校，附录诸家评论，并近人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卷十七《尸子》校语九条。姓名:尸佼性别:男生卒年:约前390－前330所属朝代:春秋战国时代代表作品:《尸子》所属文学时期:先秦文学1人物简介尸子：先秦杂家着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着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後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唯《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於辨析。《尸子》一书早佚，后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栋、汪继培等辑成。《汉书·艺文志》着录《尸子》二十篇。2人物生平尸佼，尊称为尸子，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道家、思想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也是先秦三晋思想文化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约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前390年)，约卒于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魏国曲沃(今山西省曲沃县)人。亦有鲁人，楚人之说。最早倡尸佼为晋人说者为刘向。他说：“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又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刘向在这里叙述了佼的生平简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在魏。时魏改革受阻，吴起，商鞅出走，晋人楚用、秦用甚多，商鞅与尸佼可能在这个时期在魏旧都安邑相识，并于此时入秦的。第二个时期在秦。此时商鞅受秦孝公重用，他从前360年到秦，执政选20年，尸佼为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提供重要决策意见，为秦国富强，统一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三个时期在蜀。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秦惠公处死商鞅，尸佼惧恐株连，便离开政界，逃往了蜀地，在那里生活了近10年，便去世了。据《曲沃县志》说：“尸佼，晋人，卫鞅客。立法理民，尝与佼规。鞅诛，亡入蜀，着《尸子》二十篇。真西山谓《尸子》，晋书。”“真西山”即南宋时人真德秀，有《西山文集》。这里所本，亦为刘向《别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楚有尸子”一说，刘向以“疑谓其在蜀”为由，加以否定。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老师（“商鞅师之”为“商鞅以师事之或者商鞅师从尸子”的意思）。刘向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之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刘向《别录》，据《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所引）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书。《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在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环节。3观点论述发展的宇宙观。在先秦老子、墨子后学、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观内容，论述也十分精辟。如老子提出“道”与“域”，《墨经》有“久”、“宇”，惠施有“大—”、“小一”，使中国哲学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但只有尸佼赋予“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他说：“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尸佼的宇宙论对中国理论思维影响颇大，理学家对此也很重视。他的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基础上的宇宙观，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石，连同他创用的宇、宙作为范畴，也被沿用了下来。尸佼对于空间观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这里说明荆地在中国具体方位坐标点，具有上下四方这一空间特征。但扩而言之，中国之东西南北四方，亦存在着各自的东西南北四方，说明每—坐标点上的方位，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统—。荆地亦然。还有，荆地是南方，但“其南者多也”，南方之南又是无限的，可见任何一个坐标方位点所指的方位，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它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尸佼这种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揭示宇宙空间的内涵，研究和看待事物，这无疑是精辟的和正确的见解。尸佼对于时间观也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草木无大小，必待春而后生。人待义而成。”“人之生亦少矣，而岁之往亦逮矣。”尸佼的这些字句说明，时间是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人、草木等一切有机体，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通过时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来，都是在时间的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待义而成”，说明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属有社会属性，重要的是他将这一内容，视为宇宙观不可分割的—个组成部分，这是应该重视和值得称道的。“学积有生”的观点，尸佼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他说：“生积成岳，则楩楠豫章生焉，生积成川，则吞舟之鱼生焉；夫学之积也，亦有所生焉。”在这样短短的一段话中，尸佼—连用了三个“生”宇，证明“学积有生”具有普遍意义。“学积有生”这一论断，成为后人的座右铭，辗转被引用，长期受到赞赏和正视。这段话最先被引用的是荀子的《劝学篇》。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循焉”此后在一些有影响的着作，都作了引述，如《文选》、《说苑》、《太平御览》中，部使用了这句话，虽文字略有改变，其义—也。“学积有生”，亦有被改为“学积有出”，“生”与“出”都是表明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之理，锐意开拓，推陈出新，是建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而突出一个“生”宇、一个“出”字，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尸子思想的传播，并成为国人理论思维的自觉活动，其章义是无可估量的。“从道必吉”的革新观点。尸佼认为事物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自然与社会都是沿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人必须顺动，他认为顺之则存，则发展；逆之则亡，则没有前途。故而说：“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他的社会变革的思想，就是以此作为思想基础的。他认为从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就是用贤使能。他说：“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贤。”贤是德智兼备之人。只有使用这样的贤者，治之道才能得以畅，变革社会才有希望。因为“用贤，则多功矣。”用贤并充分发挥其才智，才能收到变革社会的实效。他还进一步指出，有才华之人，是社会的“良宝”，必须百倍的珍贵。他认为选马不能以白黑为仪，而要以足力为准，择玉不能大小为仪，而要以美恶为准，“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管仲、伊尹不为臣矣。”他反对任人唯贵势，主张不拘一格，广收人材，任人唯贤。他还指出：“使进贤者有赏，进不屑者罪，无改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若此，则必多进贤矣。”提出以被进者的实绩，评判进贤者的才能，这样必然使贤者云集，不屑者难以滥竽充数，使得变革社会的事业得到有效的发展。尸佼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是用贤使能，并将“从道”与用贤联系在一起，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问题，这是有识之见，值得重视。“重民”的观点。尸佼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欲保王位，绝不能忘民。这种“保民为王”的政治理论，比尸佼晚出的孟子也作过重要的阐述。尸佼为了说明重民的重要意义，他形象地将民喻为水。他说：“民者，水也。”又说：“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众，故日犹水也”。他认为民之犹如水，水的习性是决诸东流而东流，决诸西流而西流。所谓可以教者的蕴义，就是水会按着指引的渠道而向前奔流不息的。这里述有另外一层含义，假如不以如水的习性进行疏导，它必然会员终冲决一切障碍，怒涛滚滚而往的。这也是他的“忘民则亡”的一个形象的说明。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之为君”之理，犹如鱼与水的关系一样，“鱼失水则死，水矢鱼犹为水也。”这里又一次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尸佼“保民而王”的观点，虽然是出于统治集体最高利益之所在，但他将民与王权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水与鱼、水与盂、马与御等，客观毕竟有利于民的一面，这是劳动者一定程度解放的反映，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因此，尸佼的重民观点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应该给予肯定。或有认为秦亡于严刑峻法，自然晋入韩非、商鞅以及为之谋划的尸佼亦有责任。其实井非如此，他们在秦所行的三晋之法，开拓了中国统一进步的局势，秦亡于旧领主意识支配下的严刑滥法而已。汉承秦制是剔除了这一面的一些因素。因为尸佼与商鞅的重民思想，在秦地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他们一个被诛一个潜逃，便说明了这一切。4思想特点总之，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家学说的诠释，由于尸佼刻意的兼综并取，使各家彼此相通，从而也抹杀了各学派的对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争、百家争鸣中得以出现、发展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家各说，然后加以选择和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广泽篇》透露出来的，就是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兼爱百姓务利天下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善修国政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倡导劝学强调教化《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去邪人除邪欲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心以为不义《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审名分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分”与“治”的关系是什么呢？《尸子》书说：“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达，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尸子上·分》）尸佼看来，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得分”便“国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尸子》说：“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尸子上·分》）贤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他说：“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上·分》）用贤则国盛，那如何用贤呢？《尸子》说：“群臣之愚智，日劾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只言于朝，而四方给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圣王之民易治乎。”（《尸子上·分》）尸佼还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那么“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上·发蒙》），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这当然是虚妄之想。但尸佼强调的“正名去伪，以实覆名”，任用贤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尸子》的“审名分”理论，和荀子、韩非、道家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由上可见，《尸子》是杂含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尸子·广泽》是尸佼的学术史论，在此篇中，他刻意发掘各家可以融通、认同的层面，主张“综合名家”。他对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进行了概括：“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原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掩）于弘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上·广泽》）学术主张尸佼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是没有必要的。墨子主张“兼”，孔子主张“公”，皇子主张“衷”，田子主张“均”，列子主张“虚”，料子主张“别囿”，其实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这也反映了尸子的学术主张。《尸子》又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尸佼在这里强调了理解事物时客观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5着述尸佼的着述《尸子》，汉唐史籍的着录，俱言合20篇，共6万余言。唐代李贤等在注《后汉书》中说：“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计，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恐并诛，乃亡逃入蜀，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不仅又一次陈述了尸佼的简史，重要的是它说这部着作当时还存世，使人得知其20篇的内容中，19篇是论述社会思想文化的，一篇是论述自然界的。据汪继培说，此书在宋代“全书已亡”，“只存二篇，合为一卷。”清代汪继培、孙星衍在嘉庆年间辑刻为现通行本《尸子》。《尸子》一书，仅存十之二三，大多是一些互不相联的片语只言，自然难以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尸子》全书在隋唐时还存世，汉唐时期广为流传，一些学者作为论证多所征用，以为立论的基础。宋以后全书仅遗残断篇章，汪继培在此基础上，又将散见于诸书中的引语摘辑成书，所以辑佚本文字虽少，但十分精彩，多为至理名言，用世誓句之类。从中也能窥出作者的思想梗概和精神面貌。《尸子》一说为杂家学说，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遭禁毁难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辑成。6目录尸子卷上一、劝学二、贵言三、四仪四、明堂五、分六、发蒙七、恕八、治天下九、仁意一○、广泽一一、绰子一二、处道一三、神明尸子卷下散见诸书文汇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