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夫君布莱恩霍顿更相知。栗子小说 m.lizi.tw他是那种几杯啤酒下肚，已能用中文讲点无伤大雅黄段子的洋哥们儿。其实，这书里书外的老外第一侃，应是老霍。
记得几年前老霍受聘香港理工大学，他夫妇二人来深圳与我一聚。我为他们接风指着菜说：”please,please.”没想到他老兄熟练地操着筷子，半熟练地操着汉语：”谢谢不用让，老外不懂客气。”当时我向席间友人推介他：”这是西方着名汉学家，翻译过水浒。”老霍插嘴道：”应该是英国上榜的汉英翻译家。”他向我又耸耸肩道：”老外不会谦虚。”一个不客气，一个不谦虚，你想想他那中国太太整天浸淫于此，恐怕记日记的情节都是东西碰来撞去。再例如，席间郭莹问才方便过的老公：”厕所干净吗”老霍答：”噢，女的我没进去，怎幺知道。”聊在兴头上的他对太太及其女友说：”我们哥们儿说说段子，你们娘们儿自个聊吧。”我看郭莹帮他在深圳买了那幺多衣服，就说：”你媳妇够贤慧的。”他说：”噢，她是shoppingqueen购物皇后。”随后手一摊：”但是我没有权选自己衣服了。”大家笑起来，可能他觉得有点”妻管严”吧，马上以晚清老爷的口吻道：”夫人，去准备我的鸦片。”
我问他与夫人好交流吗他说差不多。“但是最难学的不是语言而是文化，有时候我明白她说的话，但不明白她的意思。郭莹有时讲笑话边讲边笑，我愣在一旁看不出有什幺好笑。当然了，同一国家不同民族的幽默都会有所不同，比如英格兰谚语一扇门关住了，另一扇门就会打开。意思是机会多多。苏格兰人就把这句话演义为冷幽默一扇门关住了，另一扇门也关住了。汉语有些词微妙得一时看不懂，有些汉语索性找不着对应的英语，这就好似中国菜的色香味，只有汉语上路的老外能品味那味道。”我又追问他二人结合的最大收获和遗憾是什幺他说：”这不关你的事，你明白吗”我一愣，随后明白这并非他生气，只是一种观点的直率表达。他告诉我，有次郭莹在电话里对朋友说：”......不要那幺早，我们还没起床呢。”这让他很生气。“我们什幺时候起床为何要对外宣布，这是我们的家庭私事。”
虽说是情感私事，当我们关系愈铁的时候，当凤凰周刊要做一期情书专题时，老霍也大义凛然地同意郭莹将当年新婚时写给她的明信片捐赠出来。他那汉语句子有一种孩子的稚拙，末了一句堪称警句：”家就是我们俩在一起。”而最后的祈愿更是平地惊雷：”吻你，百万吻。”我想郭莹最早萌生老外侃中国的念头，定是得益于洋夫君不紧不慢的言行曼妙。
郭莹告诉我第一次与老霍见面时，他欠欠身自报家门：”鄙姓霍，就是西汉大将军霍去病的霍，可惜没能攀龙附凤搭上血亲。”后来他们相爱，一次二人并肩在英国唐人街散步，迎面撞上位当地的侨领。次日该爱国侨领便对着郭莹大喊大叫道：”你不要与鬼佬混在一起嘛，你应该爱祖国，坚定不移地用国货才是。”老霍闻此忠告后情绪激动起来：”明明是全世界各族人民大众嘛，四海之内皆兄弟......”
事实上老霍对”国货”还是蛮青睐的，手腕上便每天亮着块需上弦的古董上海牌手表，引得其他老外羡慕地央求他帮忙捎上一块。中药也是老霍的”爱屋及乌”，洋邻居们有个头疼脑热的，他会一头扎进泰山大人赠的中药百宝箱里翻出一剂同仁堂药丸，还将中文说明书一板一眼地译给对方，末了叮嘱一句：”良药苦口。”老霍传授给学汉语的英国学生也有一绝招方子：口语考试前先喝下两杯啤酒壮胆。栗子小说 m.lizi.tw实践证明果然灵验，平日里那些结结巴巴的家伙，顿时口若悬河。老霍那京味普通话出口不俗。一天在英国一间大学休息室里，几位中国留学生一口一个”老外”、”洋鬼子”地议论着英国人。老霍忍不住凑上前道：“同志们请注意，在这诸位才是老外、洋鬼子。”惊得大家面面相觑。老霍为了缓和气氛补充了一句：”好好学习，将来回国为人民服务。”
有次我对老霍说，你的汉语够棒了，派派用场吧，帮电视台的朋友客串一把行不行他一拍胸脯：”没说的，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老外说中国话不管多幺五音不全，人家一看我的脸就原谅了。苏格兰有句谚语，奇怪的不是猴子讲什幺，而是猴子开口了。”那天做完节目他竭力要做东请我喝威士忌，说苏格兰人称那金黄的酒色为”瓶子里的阳光。”后来我回请他喝黄酒时，就推过酒壶称”一壶黄河”。我说重要的不是喝什幺，而是怎幺喝。他马上接话，重要的不是怎幺喝，而是和谁喝。
我曾向老霍提起一部描写苏格兰民族英雄的电影勇敢的心，当英格兰人询问铡刀下的华莱士还有什幺话要说时，他突然双臂朝天用尽气力一声长啸：”freedo由”广场上的民众一阵死寂后骤然像火山爆发，那一刻曾令我泪盈。老霍一下子握住了我的手，眼睛也湿润起来。其实，民主与自由是不分地域不分种族的世界语境和心境。接着他情不自禁地为我吟唱起苏格兰民歌，那是一首16世纪的叙事诗”四个玛丽”的传说。老霍说他的外祖母和母亲一唱就会流泪。在民歌的深处是民族。
老霍表示其祖先曾是苏格兰与英格兰边界上的”罗宾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约翰逊的祖先也曾是苏格兰盗贼，中国叫”响马”的那一种。这也是他为什幺看水浒九遍并译成苏格兰文的原因。老霍也给自己弄了个梁山泊绰号”好疼狂人”，原为一位中国雅士据其名holton的发音，帮他取的汉名”郝腾”，没想到他篡改得如此梁山，”好疼狂人”之名也不胫而走。老霍一提起水浒就兴奋莫名。一位伦敦记者称：”除了他如花似玉的华裔太座郭莹外，水浒算得上是他另一个爱不释手的小老婆。他终日在其水学斋书房里左拥右抱，好不快活。”老霍骄傲地表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以苏格兰文阐释水浒者，他觉得苏格兰方言与山东方言十分神似，都具草莽气概。我问一百单八位好汉中他最喜欢谁，这位身形高大却又文质彬彬的汉学家呷了一口酒道：”花和尚鲁智深。”
本来我是为郭莹写个拙序的，忍不住拐到作家背后的人，怕是有些跑题。不过我寻思着这也可当成本书和写书人的背景材料，况且老霍也算得在中国诸多老外中典型的”一外”，但愿读者对我这种信马由缰的写法不见外。最后我得对老外侃中国说点儿想法。这是一群老外看庐山的指指点点，这也是一群老外捧出一面大镜子让你照照。他们都是爱中国、爱中国人民、爱中国文化，以及爱在中国做事、爱吃中国菜甚至爱上中国对象的老外。他们的倾吐莫不随心而发、率性而语，郭莹的记录与编纂莫不本着真实、活泼和凝练。这是一本跨地域和种族的经历谈，是一本情节缤纷的故事会，还是一本会令国人或莞尔或脸红或心惊的另一种观念冲击。在这些肺腑文字里，有着长长的叹息，深深的眷恋，幽幽的祈盼。我认为好的东西、触动心灵的东西，常常在边缘际会，或许会让你含着泪笑，会让你痛着心又觉欣慰，会让你在黑色中发现幽默。庐山有多少真面目可以说千万个，横看成岭侧成峰；也可以说只有一个，每一草木山石都是一种固有的坚守。台湾小说网
www.192.tw重要的是我们在庐山的辩证中，心悟美与丑，高贵与低俗，山河长在与过眼烟云，并且，去扬弃，去爱憎。
保罗在1971
1971年我会见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和陈永贵1971年7月和8月，我做为加拿大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西安、广州、南京，以及延安和大寨。我们是自1949年后第二个北美政府访华代表团。第一个是1970年时，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友谊比赛”破冰之旅。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受中国政府委托，经由北美“关心亚洲问题研究委员会”出面组织的，共13名团员。来中国前我当时在美国伯克莱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并曾在香港学过汉语。代表团抵达北京后由中国外交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官员热情地表示：“我们很重视你们的来访，希望大家随处走走看看，多些了解中国。”事实上，我发现这句话当真正实践起来时，是多么地困难重重甚至相当冒险。
到达南京后的次日清晨，我与一位同伴走出饭店去外面闲逛，溜达着拐进了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居民小巷。居民大院门外的树荫下，几位老人正在闲聊和下象棋。小巷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风情，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相当新鲜和具东方魅力，于是我举起照相机拍了几张民居、街景和老人们的聚会照。就在我端着相机兴致勃勃地东拍西照时，那几位老人突然一拥而上吵吵嚷嚷着夺下了我的相机。这时立即围拢上来数十人，大家情绪愤怒地斥责我“居心叵测地拍摄中国的阴暗面。”在一群人民群众的押解下，我俩被带到了当地派出所。办公室里值班的警察拿过我的相机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我紧张得心提到了嗓子眼，担心警察会因我的反革命行为而销毁胶卷，那样我这些天中国之行的素材就全毁了。谢天谢地他终于没打开相机盖，我松了口气。
接下来警察首先问我们是哪国人。我答“加拿大”。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国家，就问：“这是什么国家在哪里”我答：“在北美。”警察警惕起来尖着嗓门惊叫：“你是个美帝国主义份子。”我吓得直哆嗦，忙急中生智地解释：“我不是美帝国主义，我是加拿大人，在美国的北方，是另一个**的国家。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吗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听到白求恩这个名字态度立即缓和了一些。他又问：“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吗”我十分吃惊地回答：“我不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只是他的同胞。”他又感兴趣地追问：“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样，受外国**的派遣来支援中国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认。于是警察态度严肃地指责我说：“首先你没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就随便拍摄，这是犯罪行为。第二，你不去拍我们壮丽的大好河山、不去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风貌、不去拍我们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冲天干劲，却偏偏钻进中国落后的小巷内，故意拍摄我们的阴暗面，你这是妄图别有用心地诬蔑我国。”我听不懂他这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和政治罪名，但我心惊胆战地意识到自己显然罪责深重。我想起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话，于是我打算试试救自己。我的同伴听不懂汉语，呆立在一旁紧张地盯着群情激忿的中国人，显露出十足的恐惧。我建议警察给我们下榻的饭店打电话，外交部的陪同官员会向你解释清楚。到了午餐时分，外交部官员终于赶来派出所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至此我俩已被扣押了整整一个上午。临出门前警察说：“你要接受教训，下次拍照前得先经过我们政府的批准。而且应多拍些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光明的方面和先进模范人物。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人面子上放了你们。”
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周总理迎在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说：“欢迎你们来中国，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当时文革险峻的政治形势下，一片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极左狂潮下，周的这番表态十分鼓舞我们。当时在周恩来左右两侧作陪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这二人没与大家一一握手，三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俩自始至终几乎一言不发，神情也十分阴沉。给我的印象是，这二位文革风云人物好似被迫出席此次外事公务，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周恩来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汉语，我答“在伯克莱berkeley大学读汉学研究生。”他马上极有兴趣地询问伯克莱这所西方名校的情况，及西方汉学教学研究现状，还特别关心我学习汉语的困难。当周得知我此次是从香港进入大陆时，便关切地询问：“香港怎么样我们很关心香港的情况。”我客气地回答：“香港是个好地方。”周说：“我们把香港看的很重要，香港最终我们是会收回来的。”周给我的印象是，健谈活跃，极其睿智和反应敏捷，且大度热情，令我们感觉是在与朋友交谈，一点也不拘谨。周谈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我们谈到一些事情时，他都会先专注地洗耳恭听，待对方结束话语后，周会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周最后都会直接、明确地对该问题作出表态和答复。他的每一个表态、答复，都鲜明、清楚地体现了其原则或立场。整个会谈中，周从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问，亦从未回避过任何问题。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及坦诚的人品。
记得周说：“你们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了。”当时闻此言甚为惊讶不明白何意，直到1976年周逝世后回想起来，我猜测他那时是否已料到自己的癌症病魔来日不多了。提到台湾问题时，周答：“台湾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注意到周的态度相当温和，没用当年流行的政治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与周交谈感觉他对西方持友善态度，他多次表示愿意与西方交往和发展友好关系，并期望与美国接触。比如周说：“我们始终都在关注着西方还有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请你们来访，就是希望与西方人民、政党和社团互相间增进了解和发展友谊。你们不久就会看到我们将与西方国家开展往来，中国也肯定将会对西方敞开国门。”周又特别强调：“我对中国与西方及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的态度。”
周还希望我们谈谈中国之行的观感。我们都回答：“很好。”这个回答的背景，一来是出于礼貌客气，更重要的则因为我们每天的参观日程都由中国官方安排陪同，所到之处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布置的，当然我们所见、所闻、所吃、所玩都很满意。周是位有魅力的人，我甚至觉得周很喜欢西方人。他感兴趣地了解北美大学的情况，但周没提到他曾在欧洲留学的经历。不过周告诉我们他从前有过一些西方朋友，并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自己与西方人的友谊，特别是他与白求恩的个人友谊。周还问我们在中国吃中餐的感受，很关心我们是否喜欢和习惯。代表团中有一位华侨，周问他祖籍是哪里人。他答：“广东中山人”。周马上说：“你知道吗，中山的篮球队满威风的。那里出足球名将，他们的个子也比较高。”周还尤其关心西方左派政党及左派革命的现状，打听西方人民反越战的形势，及加拿大、美国**的近况如何。他还询问有没有**人在北美的政府或国会内担任要位。我们回答，北美**的势力远达不到在政府及国会内任职的高度，**还是小党缺乏影响力。周对于北美**还相当薄弱十分感叹。我们又汇报说，西方人民反对越战的声势越来越高涨，要求政府停止越战的呼声已成为大潮流。周还询问了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意见，及**示威游行的趋势。
周坦诚：“我们现在还很落后，还没有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步步的革命，这将会是长期艰巨的斗争。”我非常吃惊周坦白中国还很落后，因这与中国媒体的宣传及中国官员的口径是那么不一样。其他中国官员的口气及报刊上，皆通篇颂扬中国的大好形势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的国富民强。而在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进一步说：“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也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和落后的方面。这都需要一步步地来发展。”我明显感受到周对改革发展中国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没有用“改革”这个他逝世后数年才出现的名词。同时我也明显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无奈与压力。周左右两侧的张春桥、王洪文黑着脸所释放出来的“沉默压力”，及这二位文革闯将对周一言一行的监视，在坐的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可以想象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们继续发问“中国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周答：“文革是复杂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运动中有些事情做的太过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不了。红卫兵太冒进，武斗太过分和失控。”然后周明显地不愿多讲，我感觉周对文革有意见。我们最后询问**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错。”
周在三小时的会见中反复表示：“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我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态度。”周的诚恳、务实、健谈、友善以及他的智力，还有他对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谈笑风生、有问必答、从容不迫的周相比，张春桥、王洪文则显得冷漠和不自然。
我们曾向外交部提出会见**主席，中方的回答是：“**日理万机。”我们问毛的身体如何，答：“非常健康。”我们也提出见见**。回答“旗手的革命工作很忙。”我们又提出能否拜会**副主席，答：“林副主席也很忙。”
我们每天在中国的活动都由外交部人员安排和陪同。参观南京中山陵时，南京市委官员介绍这座国民党时期的国都时说：“南京曾是敌特的老巢，这个城市的对敌斗争形势十分
严峻，还隐藏着一些反革命份子。”另一则花絮是，在西安下榻的宾馆吃早餐时，厨师从里面走出来礼貌地询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回答想吃中国菜。没料到厨师显出非常非常吃惊的表情说：“你们外国人想吃中餐”我们答：“对呀，我们不是在中国吗。”他说以前来这里的外宾我估计是苏联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顿早餐我们吃的津津有味，厨师瞧见我们喜欢他的厨艺高兴极了。只是端上来的食物太多我们吃不下，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我们，当时还以为中国人每天的早餐都是这么大的饭量，感叹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
由于不知晓我们这些老外是在“搞特殊化”，还以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中方给我们放过一部介绍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有中国百姓围着餐桌吃晚餐的情景，画面上中国人个个开心地享受着丰盛的美味。这些活生生地美好画面，与以往在西方所闻中国人贫穷的谣言，那么地不符。在中国旅行期间，由于中国人已很久没有见过西方人了，于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我们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