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心理症的障碍，甚至于对最艰辛的努力控制也会发生抗阻作用。栗子小说 m.lizi.tw意识的努力对于抗忧郁、抗工作上根深蒂固的禁忌、或抗耗费性的白日梦简直是一筹莫展的。大家都会以为那些在分析中已得到某些心理方面的认识的病人，对这种结果都相当清楚。然而思想之清晰并无法影响“我应该能够克服它”的看法，结果他会因更忧郁而诉苦等等，因为显而易见的除了他原有的痛苦感觉外，他缺乏了万能的感觉。有时分析者可在开始时了解这个步骤，而防患于未然。因此一个已显露出有白日梦症状的病人，当她详细地揭穿了它是如何诡谲地影响了她的大部分活动时，她会开始了解它的害处──至少了解它是如何耗竭她的精力。下次她会因为白日梦仍旧存在，而感到有点犯罪感与歉意。了解她对自己的需求后，我个人相信要人为地中止那些需求既不可能又不明智，因为我们可以确信那些需求在她的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我们会渐渐了解的。她感到病情好了不少，于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中止这些白日梦，但因为她过去未能如此做，所以她觉得我必定会厌弃她。她过去已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在我身上。
许多在分析中所发生的失望、暴躁或恐惧的反应，主要是由于病人感到无法立即除去困扰的问题，而非由于病人已经发觉到困扰自己的问题所致正如分析之易于如此假定。
因此，内心的指使虽然对维持理想的形象而言，比其他方式更为根本，但像其他方式一样，目标不在于真实的改变而在求迅即的与绝对的完美。他们力求使缺点消失，或力求使其出现，一若得到一特殊的完美之物似的。就如上例，如果内心的需求被外移时，这就显得特别清楚。于是一个人的现实状况甚至于他所诉苦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只有能让别人看到的方能使他产生强烈的忧虑：在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别扭。
因此，“应该”缺乏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真诚，譬如，在他们掌握中的人们，无法为迈向更诚实而奋斗，但却被驱策去渴求“绝对”的诚实，这总是何其遥远的，大约只能由想像中获得吧。
充其量，他们只能完成一种行为主义的典型，就如pearlbuck在女人阁一书中所描述的吴夫人的性格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她似乎永远在实行、摸索、思考正当的事情。这种人的外表不需说，是最虚伪的，当他们突如其来地显示出恐惧街症或机能性心脏病时，他们自己便感到无比的昏乱。他们会自问，那怎么可能呢他们已完美地支配了自己的生活，已是班上的领导者、组织者、结婚伴侣或父母亲的典型。最后，他们必定会遭遇无法以平常的方式过活的情况
况，则他们的平衡性便大为混乱了。分析者在逐渐熟悉病人极度的精神紧张后，会大感惊异；只要他们并未遭到大障碍，则他们仍可维持正常的举止。
对于“应该”的性质我们感觉出的愈多，则我们愈能清楚地了解，“应该”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的差异并非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大体而论，他将内心的指使他已经发现到这类的现象而且将之描述为超我当作是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实际上，首先他们与道德问题的关系就不太密切，为求道德充实的“指使”，在“应该”中确实是担任了显著的角色，因为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著的，其余的通常系由潜意识的自大而定，如“我应能避免掉星期天下午的交通拥挤”或“我应该不经辛苦的训练或工作就学会绘画”。我们一定还记得有很多需求显然地都缺乏道德的托辞，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任何惩罚”，“我应该永远胜过他人”，以及“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别人报仇”。栗子小说 m.lizi.tw只有将焦点集中于事情的全貌上，我们方能得到对道德完美的要求的正确看法。就像其余的那些应该，他们被自大的心理所弥漫着，因此力求加强心理症患者的荣誉而且使他变得神圣。就此意义而言，他们算是正常的道德奋斗，一种心理症的膺品；倘若个人能再发现出比种膺品所具有的“潜意识的欺骗”性此种特性，是使污点消失所必需的，则必会认为他们是“邪恶的”而不是“道德的”心理现象。为了要使病人具有“再定向”的能力，而能从虚构的世界中转入真实理想的人性发展中，这些区别更须要弄清楚才行。
又有一项“应该”的性质可用来与真正的标准区别。它包含于先前的注解中，但它本身太有力了，因此可以单独且明确地叙述，那就是他们的强制性。理想也具有一种支配我们生活的“拘束力”，譬如，如果我们相信那是我们应该完成的责任，则尽管可能困难重重，我们也会试着尽力而为，完成它们是我们的终极**或我们所认为的正当事。愿望、判断与决定都是我们自身之事，因为由此我们才能克尽己任，所以这样的努力便带给我们自由与力量。另一方面，在遵循“应该”的例子中，大约有像极权或独裁政府中的“喝采”那样的自由。这二个例子中，要是我们无法符合期望的标准，则惩罚必如影随形而到。在内心指使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于失败的一种强烈反应──一种贯穿焦虑、失望、自责与自毁等冲动的总反应。对于局外人，这些反应的表现与激怒的原因都毫不相干，但却与其对个人的意义成为比例。
让我再引用内在指使的强制性的另一说明。有个女人，她那坚决不变的“应该”中有一项是“必须预知一切的偶发事故”，她十分骄傲于自己具有比种远见的才能，以及能够凭她的预知与智慧而保护家人免于危险。有一次，她曾经做了一个精巧的计划，以劝诱她的儿子接受分析，然而她却无法使她儿子的一个反对分析的朋友接受分析，当她了解她儿子的朋友已超乎她的预料之外时，她身体遂发生了休克反应，而且感到好像地面已被推离开她。事实上，这位朋友是否如她所想像的那么有影响力；或者她是否真能帮助他，都是万分可疑的。这种休克与崩溃的反应，完全由于她突然觉察到她早该重视他的缘故上。同样地，有个优越的女司机，由于稍微撞上了前面的汽车而被警察叫出车外，她会突然产生“非事实”的感觉，尽管这种意外何其微小，以及只要她觉得自己没有错而不怕警察的话。
焦虑反应通常都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对抗焦虑的习惯性防卫瞬即发生作用。因此一个自觉自己该是个圣人似的朋友，当他认为已帮了朋友很多忙，却又发现自己曾经严厉地对待过这位朋友时，他会变得毫不自制地开怀狂饮。又如，有个女人觉得她应该是永远愉悦可人的，但因为有一次没去邀请一位朋友参加舞会而遭到朋友轻微的指责，她便感到一阵焦虑，片刻间几乎昏厥过去，马上反应出她更需要获得情感──这是她用来抑制焦虑的方法。一个在“未完成的应该”束缚下的男人，会产生一种与女人同眠共枕的强烈冲动，性能力对他而言，是种用来感到被渴求及重建已丧失了的自尊的手段。
关于此种报偿，“应该”具有一强制力乃是不足为奇的。个人生活只要能与内心的指使协调，则他可过得相当顺利，但要是他处于两个矛盾的应该间，他或许就会产生毛病。譬如，有个人觉得他应该是个理想的医生，且该将所有时间用在病人身上，但他也该是个理想的丈夫，需拨空满足他太太的需求而带给她快乐。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当他知道二者无法得兼时，轻微的焦虑由是而生，但却没有加剧的趋向，因为他立即试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难题：决定定居于乡下。这意味着他放弃更进一步学习的希望，因而冒着整个事业前途的危险。
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境最后藉着分析它而圆满地解决了，但它表示出由冲突性的内心指使所产生的失望。有个女人几乎快要神经错乱了，因为她无法协调当个理想的母亲与理想的妻子此二想法，后者对她而言乃是指要忍受酗酒的丈夫所做的一切。
自然地，此种矛盾的“应该”要不是使人无法得到解决，就是使人难以在其中做合理的抉择，因为两种彼此相对的需求都具有同等的强制性。一位病人失眠了好几夜，因为他无法决定要与他太太去共度短假，或留在办公室工作。他应该满足他太太的期望或他老板所声称的期望呢关于他最冀望的作法此一问题却丝毫不会进入自己的意念中，于是，基于“应该”，这问题便无法做决定。
有些人虽然不了解“内在的暴行”以及它的性质的一切震击力，但对于此种暴行的态度以及轻验它的方式却彼此大不相同，这些差异处于顺从与反抗的相对极端间，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发生于个人身上时，通常二者中会有一者较占优势。譬如我们可预测后者反抗型的特征，后者对于内心指使所持的态度以及经验它的方式，基本上乃是由生活对个人所具有的吸引力而定；胜利征服，爱情或自由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差异我以后自会讨论到，所以此地仅简短地予以说明，就有关应该与禁忌而言，他们是如何产生。
夸张型的人，“征服生活”对他是极其重要的，这种人易于使自己与“内心的指使”合为一体，而且在意识或潜意识中都会以他的“标准”为傲，他不怀疑它们的真实性，而力图去实现它们。他也许会由实际行为中去满足它们，他应该拥有众人所羡慕的一切，每件事他应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更透澈；他不应犯错；对于任何想做之事──简言之，完成他的任一种应该──他都不应失败。在他心目中，他的一切都符合他心目中所认定的至高无上的标准。他的傲慢也许大得使他毫不顾虑失败的可能，即使是失败时也不接受此种可能。他这种武断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是应当的行为是如此地稳固，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他简直未曾犯过错。
他愈陷于想像中，则愈不需要实际的能力。在他的心目中，他是如此地相信，无论他是如何地被恐惧所围困或实际上他是多么的不诚实，他仍是极度勇敢或诚实的。在“我应该是”与“我现在是”两种情况下间的界线，对他而言乃模糊不清的，不过我们之中，可能也有人对此种界线不太清楚。德国有位信基督的诗人rgenstein在他的一首诗中已简明地表示出这种说法。有个男人被货车辗断了一条腿，卧病医院，在他阅报得知发生车祸的那条街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之后，他会因此而得到一个结论──这整个经过只是一场梦，因为他“利加尖刀”地推论说，不应发生之事绝不会发生。一个人的想像愈战胜他的论据，则前述之界线愈会消失，于是他现在变得像是个典型的丈夫、父亲、国民或任何他所觉得他应该是的人物。
自谦型的人，爱情对他而言似乎是一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宝物，他同样地觉得他的“应该”形成了一则不被质疑的律法，但当他试着──焦虑地──去满足它们时，却觉得他是如此可怜得无法去完成它们。于是，在他的意识的经验中，最显著的元素乃是自我批判，这乃因自己实际上并非是至高无上者所引起的一种罪恶感。
当达于极端时，对内心指使的两种态度使个人难以去分析自我。趋向于“自以为是”的极端，或则会使他无法发觉到自己的缺点，而倾向于另一极端──过度情愿的罪恶感──都会引起过度洞察那些具有压服性作用而不具诱发作用的缺点的危险
最后谈到退却型。“自由”的概念对于此种人比任何其他事更具吸引力，这种人乃是三型中最易于反抗他内心指使的人。因为自由──或他对自由的概念──对他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他对任何“强制”便有着过度的敏感。他也许会带点被动的方式去反抗。他觉得他该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完美的工作，或阅读或与太太间的性关系，在他的心目中都变成一种逼迫，而引起意识或潜意识的愤恨，结果使他变得冷漠。即使该做的事完全做好了，也是在因内心的抗拒所产生的紧张下所完成的。
他更会以更积极的方式去反抗他的“应该”，会力图完全摒弃它们；而且有时会走向极端，而坚持只在快乐的时候才做自己高兴做的事。这种反抗或许会采取猛烈的方式，但通常都变成失望的反抗较多。因此，他要不是相当的恭敬、优雅、虔诚，就是十分的邪恶、胡乱、撒谎、及侮辱他人。
有时一个平常很顺从应该的人，也会经历一段反抗期，此种反抗通常是针对外在的限制而产生的行为。j.p.rquand已利用某种精巧的方式，说明了这些暂时性的反抗。他已向我们显示，这些反抗甚易镇压住，正因为限制性的外在标准在内心的指使内具有一强而有力的支持者，它个人才会变得愚钝与冷漠。
最后，其他的人或许会经过自责的“美德”与反对任何标准的狂乱抗拒此二者间之交替期。善于观察的朋友会发觉，这种人心中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困扰。这种人有时候对于性或金融上的事件，显得无礼而不负责，但有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出高度发展的道德感。因此，当这位朋友正为了他们还具有某些庄重感而绝望时感到自己的观察不确，却又会重信自己确是好人，但过会儿马上又陷入严重的迷惑中。就其他的人而言，在“我应该”与“不，我不要”间或许会存有一特定往返移动的关系。“我应该还债，不，为什么我应该”“我应该维持饮食，不，我不要。”通常这些人会产生一种自发的意念，而将他们对“应该”所表现的矛盾态度误认为是一种“自由”。
无论占优势的态度是什么，在发展过程中总有限多会被具体化外移；它被感受为是发生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态度上，这方面的变异与被外移的特殊事项及它被实行之方式有关。大略而言，一个人根本上或许会强将他的标准加于他人之上，而提出有关完成它们标准的残酷需求。他愈觉得他自己是万物的判断标准，他就愈会坚持──不只坚持一般的完美，而且坚持要求别人满足他的那种特殊标准。别人无法满足他时，就会激怒他或引起他的轻视。更不合理的是，他因自己无法达到自认为应该的状况而生的激动，随时随地都会发泄在别人身上。譬如，当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或遭受欺骗时，他会对那些使他失败的人采取敌对的态度，且将那种对抗他们的情势予以变本加厉。
另一方面，根本上他或许会觉得他对自己的期望乃是来自于他人，不管他人是否真的如此期望某事，或只是在自己的感觉中其他人乃是如此的，他们的期望会转变为须被完成的需求。在分析中，他觉得分析者期待他完成一些不可能之事，他将下列有关他自己的感觉归于分析者：他应永远精进的、有成就的，应永远有个梦用来描述，应永远谈论那些他认为分析者想要与他讨论的事，应永远感激帮忙而以进步表达出这些来。
要是他相信别人正如此期望或需求他的某些事物，则他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反应出来。他也许会试着去预期或猜中他们的期望，而且极想去实践那些期望。在那种情况下，他通常也预期如果他失败的话，他们一定会责备他或贬低他；或者如果他对“强制性”太为过敏，则他会觉得他们乃是在期诈他，干预他的事，催迫他或压制他。然后他会奋力地反对，甚至于公然地反抗他们。他也许会反对送圣诞礼物，因为这种行为被人所期望着。他无论办公室或赴约都会迟到一些，他会忘却周年记念、信件、或者任何别人要求他的帮忙。他也许会忘记去拜访亲戚，正因为他妈妈曾要他去拜访，尽管他喜欢他们而且想要见他们。对于他人的请求他会有着过度反应，他较不畏惧他人的指责，且愤恨此种指责。他生动而偏颇的自我批判，也固执地被具体化了，然后他觉得别人对他的判断是不公平的，或觉得他们总是在猜疑他那隐密的动机。或者，要是他的反抗更富攻击性的话，则他会炫耀他的违抗行为，并且坚信他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对“被请求”的过度反感，乃是认识内心需求的良好路标。使我们感受为不相称的那种反应，或许就是自我分析中特别有助益的。下面的说明，在部分的自我分析中，也许对于显示出有关我们在自我观察中所导致的错误结论，也是有用的。这说明乃是有关于一位我偶然见过面的忙碌的行政官，在电话中有人询问他是否能去码头会见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作家，他很崇拜这位作家，以前在访问欧洲的社交场合中也曾见过他。因为他的时间已被会议及其他的工作所占满，所以事实上他是不可能答应这项请求的，特别是因为他还得在码头等好几个钟头。事实上他有二种方法可行，而这两种方法都是明达的，他既可以回答说他将仔细考虑并看是否能去，也可以表示歉意地婉拒，且问是否有需要他效劳之处。然而，他却立即冲动且唐突地回说他太忙了，而不愿到码头去迎接任何人。
过后不久，他便为这句话感到后侮了，接着他马上尽力去寻找作家的去处，以便需要时能帮助他。他不只悔恨此一事件；而且他也感到困惑。难道他以为那位作家不如他想像中那么的高贵吗他确切地觉得他是高贵的。难道他自己不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友善与助人吗如果他真是友善的，那么他会因为处于要求证实他的友善与助人之举的困扰中而激动吗
他这样的作法分析是正确的，他之能怀疑他慷慨的真实性，对他而言乃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因为在他理想的形象中，他是人类的恩人。然而，当时他并不够慷慨，但他藉着后来记起并已渴望提出及给予帮忙而否认他具有此种可能性。正当他脑海里这么想时，很快地却又步入另一想法。当他给予帮忙时应该是出于主动的，而他已事先被请求这么做了。于是他了解了当时他觉得此种请求乃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假使他早已知道这位作家到达了，他一定会考虑去码头接他。他现在还须考虑许多相同的事件──其中他曾对要求他帮忙一事报以激怒，而且他感觉到许多事情都是负担与逼迫，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请求或建议罢了。他也想过他对于争论与指责的暴躁，他得到的结论是：他是一个欺凌弱小的人，而且想要去支配他人。此处提及这点，是因为这种反应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支配他人的倾向。他由自身所获知只是他对逼迫与指责的过敏性。他无法忍受逼迫，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感到被束缚。而他无法忍受指责，因为他是他自己最拙劣的批评家。就此而论，我们也可以选取他怀疑自己的友善时所放弃的途径。大抵言之，他是助人的，因为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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