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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sz.tw34他把軍艦涂成白色，號稱“大白艦隊”，象征這是一次和平任務。他寫信給兒子稱，展示武力的意圖是警告日本的好斗派，從而以實力實現和平︰“我不認為會與日本交戰，但我的確認為發生戰爭的概率很大。所以建立這樣一支海軍，不讓日本有任何希冀戰勝的僥幸心理，從而確保不發生戰爭，這顯然是明智之舉。”35
羅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規模展示美國的海軍力量，另一方面對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禮相待。羅斯福告誡艦隊司令，要威懾這個國家，但要盡其所能避免觸動它的敏感神經︰
我知道不需要叮囑你，但還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時候，要盡力確保我們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東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給士兵放假，切記只批準那些可以絕對信賴的人。不能讓日本猜忌我方傲慢無禮在這種特殊條件下，寧願我們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別人，除非損失軍艦。36用羅斯福最喜歡的諺語說，美國應當“說話溫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羅斯福主要擔心德國不斷增強的實力和野心，尤其是其龐大的海軍建設計劃。如果英國的制海權隨之動搖，那麼英國維持歐洲均衡的能力也會受到動搖。他認為德國正在逐漸壓倒鄰國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已經退休的羅斯福呼吁美國增加軍事開支，及早參戰，支持英國、法國和俄國等協約國，以防威脅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國的一位德國同情者，說道︰
難道你不認為，如果德國贏得這場戰爭，粉碎了英國艦隊，摧毀了大英帝國，不出一兩年，它就會堅決要求在南美洲佔據主導地位嗎我認為德國會的，實際上我知道它肯定會的。我曾經與一些德國人交談過，一旦談得熱絡起來，他們都會近乎無所顧忌地坦率接受這個觀點。37羅斯福認為，正是大國之間雄心的踫撞，決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終本質。對追求自身利益並能維持可靠威懾力的自由國家來說，只有取得地緣政治勝利，人類價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維護。它們在國際競爭的摩擦中佔據上風的地方，文明就會得到有效傳播和加強。38
對于國際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羅斯福基本上持懷疑態度。他斷言，對于美國來說，面對頑固的反對勢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則聲明，而沒有能力采取行動，往往有百害而無一利。“我們要言出必行。”39當實業家安德魯卡內基敦促羅斯福推動美國積極參與裁軍、保護國際人權時，羅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會贊同的一些原則，回答道︰
我們必須時刻牢記，對偉大、自由的人民來說，讓暴政和野蠻全副武裝，而自己軟弱無能，將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種國際警察體系，這樣做還算穩妥，但現在沒有這樣一個體系我不願虛張聲勢、口出狂言、威脅恫嚇，卻言而不行。40假如羅斯福的繼任者信奉他的理論，或者他贏得了1912年的選舉，美國可能已經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秩序體系或某種與其相似的體系。如果事態這樣發展，幾乎可以肯定美國會遵循歐洲均勢按照日俄戰爭後簽訂的條約的原則盡早結束“一戰”。德國被打敗，但會對美國的寬厚心存感激，同時美國還會在德國周邊駐有足夠軍隊，防止它未來采取冒險行動。這樣的結局很可能會改變歷史進程，防止歐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毀滅，不會讓流血事件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羅斯福去世了，他雖然是一位備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環保主義者，卻沒有創立任何外交政策學派。在公眾或總統繼任者中，他都沒有培養出重要的追隨者。而且羅斯福也沒有贏得1912年選舉，因為他與在位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分散了保守派的選票。台灣小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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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本想通過競選第三任來維護他的遺產，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遺產的機會。傳統至關重要，社會發展不會擺脫歷史，也不會信馬由韁，但可以在一定範圍內偏離先前的軌道。偉大政治家的行為會以這個範圍的外沿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會就會停滯；如果超出這個極限，政治家就會失去影響後人的能力。西奧多羅斯福正是在社會承受力的絕對邊沿上游走。沒有了羅斯福，美國外交政策又回歸對山巔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參與地緣政治平衡，更不必說主導地緣均勢了。不過，羅斯福尚在世時，美國陰差陽錯地扮演了羅斯福所設想的領導角色。但是美國這樣做卻是為了捍衛羅斯福曾嘲弄的原則，而且是在一位羅斯福鄙視的總統的領導下。
伍德羅威爾遜︰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國
剛從學術界投身政壇兩年，僅憑借42的普選票，伍德羅威爾遜就在1912年大選中脫穎而出，獲得勝利。他把為美國量身定制的宏圖大略轉變成了適用于整個世界的行動計劃。對于美國的強大實力和宏偉藍圖，世界有時深受鼓舞，有時困惑不解，卻無法視而不見。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啟了摧毀歐洲國家體系的進程。美國加入“一戰”，並不是基于羅斯福的地緣政治觀，而是打著道德普世性旗號。即便在三個世紀之前歐洲的歷次宗教戰爭中，這種道德標榜也聞所未聞。美國總統之所以宣揚全新的道德普世性，是為了推行僅在北大西洋國家存在的治理體系。威爾遜所提倡的治理形式也僅存在于美國。承載著這一道德使命賦予的歷史感，威爾遜宣稱美國之所以干預，不是為了恢復歐洲均勢，而是“讓民主在這個世界中得到保護”。換言之，各國的國內制度均應效仿美國，這種彼此相似的國內制度將成為世界秩序的基礎。雖然這一理念與歐洲的傳統相悖，但為了換取美國參戰，歐洲領導人還是接受了它。
威爾遜在闡述自己的和平願景時，嚴厲譴責勢力均衡，而這正是他的新盟國參戰的初衷。他拒絕接受原有的外交方式他斥之為“秘密外交”，認為這是戰爭的主要根源。在一系列前瞻性講話中，他提出了新的國際和平理念。這一理念中既有傳統的美國觀念，也有對在全球徹底實施這一理念的堅持。從那以後，這一理念稍做微調，便成了美國的世界秩序計劃。
與之前的許多美國領導人相似，威爾遜宣稱，神聖天命讓美國與眾不同。威爾遜1916年對西點軍校畢業生說︰“這就好像在上帝的聖域有一片大陸從未開發，等待著一群愛好和平的人們到來，建立一個無私的聯邦。他們熱愛自由和人權遠勝其他。”41
威爾遜總統的幾乎所有前任都會認同這樣的信仰。但威爾遜不同，他認為以此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可以在一代人甚至一屆政府之內實現。約翰昆西亞當斯曾經贊頌美國對自治和國際公平規則的特殊承諾，但警告他的同胞，對西半球之外那些無意于此的國家，不要試圖強加這些美德。但威爾遜的賭注更大，目標更加急迫。他對國會說，這場偉大的戰爭“將是爭取人類自由的終極戰爭”42。
威爾遜宣誓就職時，表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將繼續保持中立，作為一個立場超脫的調解者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並促進建立一個旨在預防戰爭的仲裁體系。1913年就任總統之後，威爾遜啟動了“新外交”，授權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就一系列國際仲裁條約進行談判。1913年和1914年，布賴恩努力締結了30多個這樣的條約。這些條約大致規定︰任何無法解決的分歧都應該提交給沒有利害關系的委員會進行調查。台灣小說網
www.192.tw在委員會向有關各方提出建議之前，各方不得訴諸武力。要設立一段“冷卻期”43，在此期間，外交解決方式有可能戰勝民族主義的熱情。沒有記錄表明這些條約曾經解決過什麼具體問題。到1914年7月，歐洲與世界大部分地區已經陷入戰爭。
1917年，威爾遜宣布，交戰一方德國的嚴重暴行迫使美國與交戰的另一方“聯手”參戰威爾遜不願考慮“聯盟”這個說法。他一再聲稱美國的目的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價值︰
我們沒有私心。我們不追求征服別國，也不追求佔有領土。我們不為自己索取賠償，對于我們自願做出的犧牲，也不追求物質上的補償。我們只是人類權利的捍衛者。44威爾遜的大戰略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國一樣，都受到同樣價值觀的激勵︰
這是美國的原則，美國的政策。我們不代表其他任何人。這也是各個地區富有遠見的人們、每個現代國家和每個開明社會的原則和政策。45導致戰爭的原因是獨裁國家的陰謀，而非不同國家利益或願望之間的內在矛盾。如果公開所有事實，公眾可以做出選擇，普通人都會選擇和平。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康德如前所述和當代開放互聯網的倡導者都持這種觀點。就像威爾遜1917年4月要求對德宣戰時對國會講的那樣︰
實行自治的國家不會在鄰國布滿間諜，也不會耍陰謀詭計，制造緊張態勢，好讓他們伺機實施打擊，進行征服。這樣的陰謀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在無人有權質疑時才能成功。費盡心機的欺騙或侵略計劃代代相傳，它們只有在宮廷的掩護下、在一小撮特權階層的精心粉飾下，才會不為人知，才會得逞。如果公共輿論堅持要求披露關于國家事務的所有信息，他們斷無這種可能。46因此，勢力均衡過于注重程序，對爭端各方的道德功過不持立場，這不僅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險的。民主不僅是最好的治理形式，也是永久和平的唯一保障。正因如此，美國的干預不單純是為了挫敗德國的戰爭目標，而正如威爾遜在後來的一次演講中所解釋的，也是為了改變德國的治理體系。首要目標不是戰略性的，因為戰略是治理的一種表現形式︰
對德國人民最為不利的事情是，戰爭結束以後，如果他們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壞世界和平的野心家、陰謀家的統治之下，依然受制于世界各國人民無法信任的人或階級，那麼世人可能無法接納他們融入今後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國伙伴關系。47依據這一看法，當德國宣布願意討論停戰協定時，威爾遜提出，除非德皇退位，否則他拒絕和德國談判。國際和平需要“摧毀可以單獨、秘密和任意破壞世界和平的任何**力量，如果目前無法摧毀，至少也要削弱其能力，使其無法行動”48。以規則為基礎的和平國際秩序是可以實現的，但是因為“無法信任**政府能信守承諾或者遵守約定”49，所以和平需要“**政府首先表明自己完全無意在現代世界中稱霸或尋求領導權”50。
在威爾遜看來，民主的傳播是實施自決原則的必然結果。維也納和會召開後，戰爭結束了，歐洲通過領土調整達成了恢復均勢的協議。但是，威爾遜的世界秩序理念倡導每個國家應根據民族和語言一致性被賦予“自決權”。他斷言，只有通過自我治理，各國人民才能表達對國際和諧的真誠願望。而且一旦實現**和民族團結，他們就不會再有施行侵略或自利政策的動機。在維也納和會上，各大國精英代表秘密地重新劃定了國際邊界，只注重勢力均衡，不顧民眾的願望。奉行自決原則的政治家“不敢像維也納和會那樣試圖達成那樣自私和妥協的契約”51。由此，
世界將進入一個新時代拒絕曾經主導各國決策的民族自利標準，代之以新的行事方式。人們只需問幾個問題︰“這正確嗎”“這公平嗎”“這符合人類的利益嗎”52威爾遜認為，與備受他指責的傳統政治家相比，公共輿論更支持“人類的整體利益”，但支持威爾遜這個前提的證據並不多。1914年參戰的歐洲國家都有影響力大小不一的代議制機構德國議會還是由全民公投選舉產生的。在每一個國家，戰爭都受到民眾的熱情支持。在這些選舉出來的機構中，幾乎連象征性的反對意見都沒有。戰爭之後，在民主的法國和英國，民眾要求實現懲罰性的和平，而罔顧他們自己的歷史經驗，即除非勝利者與戰敗者最終達成和解，穩定的歐洲秩序是不可能出現的。參加維也納和會談判的王公貴族們反而比較克制，哪怕僅僅是因為他們有著同樣的價值觀和經歷。由于受到需要平衡各種壓力集團的國內政策的影響，與其遵行抽象的人類利益原則，領導人可能更願意迎合當下的情緒或維護國家尊嚴。
允許每個民族建立國家並借此消除戰爭的理念，作為一般概念是值得贊賞的，但在實踐中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應威爾遜的要求，歐洲以語言為基礎進行民族自決，並按照這個新原則重新劃定歐洲地圖，結果卻造成了在地緣政治上對德國有利的局勢。戰前，德國被三個大國法國、俄國和奧匈帝國環繞，領土擴張受到限制。現在它面對的是一批按照自決原則建立起來的小國。當然，自決原則只是得到部分實施，因為東歐和巴爾干地區民族情況錯綜復雜，新成立的國家都包含其他民族，意識形態方面的脆弱更加重了戰略脆弱。在憤憤不平的歐洲中心國家的東翼，德國東面的奧匈帝國已不復存在維也納和會認為這對限制當時的侵略國法國至關重要。但是，正如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有些感傷地指出的，“一大堆小國，其中許多國家的人們以前從未自己建立過穩定的政府，但每一個國家都有大量的日耳曼人，他們強烈要求重回祖國懷抱”53。
確立和平解決爭端的新的國際機構和實踐，能幫助落實威爾遜的願景。國際聯盟將承擔起之前各國之間的協調功能。國聯成員國將放棄傳統的利益均衡觀念，建立“權力共同體，而非勢力均衡；有組織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組織的競爭敵對”54。可以理解，在一場因兩種僵化的盟國體系相互對抗觸發的戰爭結束之後，政治家們會選擇一種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威爾遜所說的“權力共同體”用以替代僵化的卻是不可預測性。
威爾遜所說的“權力共同體”，是一種後來被稱為“集體安全”的新概念。在傳統的國際政策中，具有相同利益或相似擔憂的國家可以賦予自己一項特殊職責，即組成同盟，確保和平。它們在擊敗拿破侖之後就是這麼做的。這樣的安排一般是為了對付特定的或明或暗的戰略威脅，例如維也納和會之後志在復仇的法國。與之相反，國際聯盟將建立在道德原則之上，即對軍事侵略一概反對，不管其根源、目標或宣稱的合理性為何。它針對的不是具體問題，而是對準則的違反。但準則的定義取決于不同的解讀，因此在這種意義上，集體安全的運作是不可預測的。
在國際聯盟概念中，所有國家都承諾和平解決分歧，自願中立地實施一套公正的共同準則。55如果國家之間就權利或義務產生了分歧，它們將提出各自的訴求，由一個公正的小組進行仲裁。如果一個國家違反了這一原則，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張，它將被貼上侵略者標簽。國際聯盟成員將團結起來抵制這個破壞總體和平的好戰國家。在國聯之內，不允許有聯盟、“各自利益”、秘密協定或“小圈子密謀”，因為這將阻礙以中立的方式應用體系的規則。相反，國際秩序將再次建立在對和平的“公開契約、公開實現”56之上。
威爾遜對聯盟和集體安全國聯體系的構成要素所做的區別為其後來的兩難處境埋下了種子。聯盟是就某個具體事實或期望所達成的協議。在規定的緊急情況下，相關方有以確定方式采取行動的正式義務。這是一種按照約定方式可以實現的戰略義務。聯盟產生于共同利益，這些利益越相近，聯盟的凝聚力就越強。與之相反，集體安全是一種不針對具體情況的法律概念。當國際秩序的和平規則被違反時，除了采取某種共同行動，它沒有確定其他具體的義務。在實踐中，要根據具體情況采取行動。
聯盟產生于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須事先確定。集體安全宣稱在參與國的職權範圍內反對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行為。在提議的國聯內，參與國指的是每一個被國聯承認的國家。一旦有違反規則的情況，這一集體安全體系將聚合各種不同的國家利益，在事發之後形成共同目標。在這種形勢下，各國將對破壞和平的情況達成共識，並準備采取共同行動加以抵制。但歷史經驗證明，這種想法是站不住腳的。從威爾遜到現在，從國聯到其後繼者聯合國，完全符合集體安全概念的軍事行動計劃是朝鮮戰爭和第一次伊拉克戰爭。這兩次軍事行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美國已經聲明，如果必要，美國將采取單邊行動實際上，在這兩次戰爭中，在聯合國做出正式決議之前，美國已經開始調兵遣將了。聯合國與其刺激美國自行做出決定，不如干脆決定支持美國的行動。57聯合國支持美國，與其說表達了道德共識，還不如說是爭取以某種方式對美國的行動早已準備就緒施加影響。
“一戰”爆發後，均勢體系崩潰了，因為它促成的聯盟缺少靈活性，而且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不太重要的問題，反而加劇了所有沖突。面對“二戰”前夕最初的事件，集體安全制度則表現出截然相反的缺陷。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意大利襲擊阿比西尼亞，德國撕毀洛迦諾公約，日本入侵中國，國聯對這些都無能為力。國聯對侵略的定義模糊不清，對采取共同行動極不情願，證明即便面對對和平的公然威脅，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國際和平和安全遭到最嚴重威脅時，集體安全已經多次證明運轉不靈。例如，在1973年的中東戰爭期間，由于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彼此串通，安理會遲遲不開會，直到華盛頓和莫斯科談判同意停火，安理會的會議才開起來。
不過，威爾遜的遺產已經塑造了美國人的思維。美國領導人經常把集體安全與聯盟混為一談。“二戰”後，在向心懷疑慮的國會解釋新生的大西洋聯盟體系時，政府發言人堅持把北約聯盟解釋成單純的落實集體安全學說的行為。政府向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分析報告，追溯歷史上的聯盟與北約之間的不同。他們堅持說，北約與領土防御無關這對美國的歐洲盟國可是新聞。分析報告的結論是，北大西洋公約“不針對任何人，只針對侵略行為。它不尋求影響不斷變化的力量均衡，而是強化原則之間的平衡”58。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是位精明的歷史學者，足智多謀。當他把一個旨在規避集體安全學說缺點的條約對國會說成是落實集體安全學說的措施時，人們可以想象他閃現出的狡黠目光。
已經退休的西奧多羅斯福譴責威爾遜“一戰”初對歐洲風雨欲來不理不睬。接著在“一戰”結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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