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的了，没晁盖什么事。栗子小说 m.lizi.tw
三、晁盖遗嘱之谜2
宋江不但人多，而且关系铁，过得硬。花荣、李逵，是能和宋江一起去死的；武松、鲁智深、史进、燕青，还有那个“拼命三郎”石秀，都是些“水里火里不回头”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汉子。这些人在梁山上，敢说敢骂，敢作敢为，说一不二，举足轻重。正是靠着他们的拥护，宋江上山不久，就成了事实上的梁山之主。
相反，晁盖的圈子既小，又很松散。公孙胜是个“闲散的人”，不去管他；白胜无足轻重，也不去管他。吴用是晁盖的老弟兄，又是和晁盖一起上山的，却在宋江上山之后很快倒向了宋江。每次晁盖和宋江发生分歧，吴用都站在宋江一边，帮宋江说话。刘唐也是晁盖旧部，和晁盖一起出生入死，按说应该坚决执行“天王遗嘱”的，然而却在关键时刻“丧失立场”，成了“保宋派”，还要提供“理论根据”，道是“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指宋江为尊之意”。似乎只有宋江当寨主，才真正是天王遗志，让捉得史文恭者为首，反倒违背了晁盖意愿。林冲的态度也很暧昧。晁盖在位时，他倒是愿意帮晁盖做些事情比如攻打曾头市，便是林冲相随，但晁盖死后，领头请宋江就寨主之位的，却也是林冲。可以肯定，如果宋江和晁盖发生冲突，林冲多半会守中立。算来算去，和晁盖最铁的，也就是阮家三雄。可惜他们人太少，又常年在山下水寨，成不了什么气候。如此看来，晁盖其实很孤立。
晁盖是什么时候感到这种孤立的不大清楚。但曾头市事件肯定是一个总爆发。梁山泊要打曾头市，起因在于一匹“照夜玉狮子马”。这匹马是段景住盗来献给宋江的。晁盖是山寨之主，段景住要以此马作为晋身之阶，上山入伙，理应献给晁盖才是，怎么却要“献与宋公明哥哥”呢任晁盖再大度，心里也不能不起疑。事实上，这种事情出得多了。早在宋江将上山未上山时，就有欧鹏等四筹好汉前来相见，道是“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想杀也不能够见面”。这话当着晁盖的面就这么说。好在大家“义气深重”，又都是来救宋江的，也就不会介意。可是，后面上山的人，也都说是冲着宋江来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就更是喊得厉害，口口声声“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这就不能不让晁盖有了想法。我相信，晁盖即便再愚钝，也不会感觉不到，梁山好汉们对他的态度是客气多于敬重，对宋江却是实实在在的又敬又爱。
与此同时，晁盖也一定感觉到宋江是在一步一步有意无意地架空他。自宋江上山，梁山泊的大半个家，便都是宋江当了。但有疑问，都是宋江拿主意；但有征战，也都是宋江领兵下山。每到这时，众头领的态度，不是一片响应：“哥哥所言极是”；便是一片踊跃：“愿随哥哥前往”。晁盖有什么决定，总是被委婉地驳回；想要领兵下山，也总被客气地劝阻。“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宋江总是这么说。结果，宋江的功劳越来越大，人马越来越多，威望也越来越高。这就不能不让晁盖心里有点那个。再说，晁盖也弄不明白，他这个“山寨之主”，究竟是统帅全局的领袖，还是摆看的花瓶究竟要什么样的事，才该他出面、出手、做主，才不是“轻动”晁盖心里，真是想不明白，好没意思。所以这一回，晁盖决计不听宋江那一套，死活要带兵下山去。不但“宋江苦谏不听”，而且“晁盖忿怒”。这“忿怒”二字值得玩味。忿怒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曾头市。
想当时晁盖一定有一种紧迫感。台湾小说网
www.192.tw他对宋江说：“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同时晁盖一定也有一种孤独感。以往宋江下山时，只要说一声：“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厅上厅下便会一齐都道：“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就连打一个小小的芒砀山，吴用和公孙胜都要左右辅佐。这一回，却似乎没什么人自告奋勇，得晁盖自己点将。吴用和公孙胜都留下陪伴宋江。打先锋和当军师，全靠“梁山初结义”时的弟兄林冲一人。这就几乎注定了晁盖要失败。而紧迫、孤独导致的狂躁、冒进，则是晁盖失败的直接原因。
三、晁盖遗嘱之谜3
晁盖战死疆场，自然不失英雄本色，但也同时说明他确实不具备领袖资质，甚至缺少大将风度。凡为人主、为将帅者，必须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像晁盖这样沉不住气，怎么行呢
其实，晁盖不如宋江之处甚多。他既无远虑，亦无近谋，而且往往意气用事。比如杨雄、石秀两个来投奔梁山，晁盖却要砍他们的脑袋，原因只在于“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遭到众人反对，人情也让宋江做了。这岂非考虑欠妥再说了，既然已经答应他两个入伙，就该唯才是举，好生安顿，晁盖却叫他们坐在杨林之下。想那杨林不过地煞星之十五，杨雄、石秀却在天罡星之列，武艺本事相去何远可知晁盖实在没有识人之力用人之量，也实在不够资格当领袖。
难怪晁盖这领袖当得有点窝囊了。最窝囊的是，他明明看出了宋江有投降的意思，自己也很不赞成投降，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投降对不对、好不好先不说，好歹也是一个纲领一条路线，晁盖却什么纲领路线都没有。他的上山，原本就稀里糊涂；上山以后，又得过且过。依照他的想法，既不必像李逵嚷嚷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自知无此能耐，也不要像宋江琢磨的那样，招安投降，谋个一官半职他明白那并非出路，最好就这么混着，当一天强盗打一天劫。只要弟兄们日日在一处厮混，有肉吃，有酒喝，就不赖。当然，晁盖并不蠢。他也心知肚明，清楚这终非长久之计，可惜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过一天算一天，或者寄希望于来人。在他看来，有本事捉得史文恭者，一定有勇有谋。有勇，就不会投降；有谋，就能找到出路。
这当然是个办法，可惜行不通。因为那捉得史文恭者，如果是山寨中人，岂肯颠覆宋江的领袖地位；如果是山寨外人，又怎么颠覆得了显然，不管是谁捉得史文恭，也仍得让宋江去坐那头把交椅。所以，晁盖的如意算盘，几乎注定要落空。
四、何不杀去东京1
宋江想没想过要当皇帝呢不好说。
李逵是主张宋江当皇帝的。这话李逵公开说过多次，而且几乎是一有机会就要说。比如，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一命呜呼。宋江因为有天王遗命在先，死活不肯就寨主位。于是林冲等人只好请宋江“以大局为重”，权作首领，以免群龙无首。然而李逵却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结果被宋江一声断喝：“这黑厮又来胡说再休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这话说得着三不着两。林冲等人请宋江到聚义厅议事，原本是要讨论寨主问题。或者说，是要让宋江出来主持工作，怎么扯到当不当皇帝上去了即便要当皇帝，也得先当了寨主再说。但李逵是个急性子，巴不得一步到位，也有点看不惯宋江的扭扭捏捏，所以就不管合适不合适，只管喊将出来。
宋江其实也是有过这个念头的。栗子网
www.lizi.tw宋江江州遇难，危在旦夕，众兄弟下梁山，劫法场，破无为军，杀黄文柄，救得宋江性命，一同上山聚义。喘息未定，宋江便迫不及待地说起“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段子，还要一句一句地解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李逵是个直人，一听这话，便跳起来叫好：“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柄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这话虽然立即被戴宗喝断，不过宋江的心思，却也被李逵有意无意地捅了出来。
那么，宋江有没有这个条件呢应该说，多少有一点。
宋江的军事力量到底有多大，不好说。不过，直到投降之前，官兵和梁山交锋，没胜过一回。即便是高俅、童贯带了兵来，也不中。可见如果要和宋徽宗那昏君逐鹿中原，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宋江自己，应该说也是具有领袖资质的。他文不如萧让，武不及林冲，谋不如吴用，勇不及刘唐，这些人却心甘情愿地团结在他周围，唯其马首是瞻，可见宋江确实具有个人魅力。所以，如果宋江果真决定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众弟兄一定是一片响应：“愿随哥哥前往”。想想看吧，宋江要投降，弟兄们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也还是跟着走了。要他们跟宋江去打江山，岂有不肯之理
然而宋江却不肯，因为宋江是“孝义黑三郎”。
宋江的“孝”是有名的。因为“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肯上山落草，以免“教人骂作不忠不孝”。宋江的“义”也是有名的。因为“义”，他不顾朝廷王法，放走“劫匪”晁盖等人。正是“孝义”二字，使宋江在江湖上赢得了好名声；但也正是这两个字，使宋江在听了“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段子后，虽不免有些飘飘然，却仍不敢有非分之想。
什么是“孝”“孝”的本质就是“恭敬顺从”，因此又叫“孝敬”、“孝顺”。不过，孝敬也好，孝顺也好，都和“造反”格格不入。所以，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为人孝悌，却又犯上作乱，那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那么，什么是“义”呢义，有侠义、情义、正义、忠义。宋江救晁盖，讲的是情义；投降朝廷，讲的却是忠义。而且，在宋江心目中，忠义显然是第一位的。所以，晁盖一死，宋江还只是“代理寨主”，便立马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甚至可以说，在宋江看来，忠就是义，义就是忠。搭救晁盖，是忠于友谊；投降朝廷，则是忠于国家。这样的人，要他在王法之外做点小动作，是可能的；要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历史上那些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都不是什么讲忠孝仁义的人。刘邦置生父和亲子的死活于不顾，有什么“孝”朱元璋初登大位，便大开杀戒，屠戮功臣，又有什么“义”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又译吾土与吾民一书中所说，建立新王朝“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可是个极有用的东西”。宋江还只是个“草头王”，就把这东西当宝贝，行吗
四、何不杀去东京2
所以，孝子也好，义士也好，都当不了造反皇帝。做得成的，都只有把“忠孝节义”四个字束之高阁，至少暂时束之高阁。宋江撇不开这四个字，就不可能“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既不肯当皇帝，也不肯当强盗，便只好选择当“回头浪子”，招安投降。
荒唐的正义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一、奸臣严嵩1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 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一、奸臣严嵩2
可惜沈炼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 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154年，下距亡国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78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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