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哀悼。栗子网
www.lizi.tw会后发起为闻氏家属捐款，得17万元。
近来他情绪昂奋，常常浸沉在对闻一多的思念中，时时想起闻一多炽烈的性格和热情语言，想起他对年轻人的关怀和对光明的执着企求，他仿佛还听到他惊雷般的声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17日深夜，万籁俱寂，外面起雾了，一片迷蒙，他背着灯光，伫立窗前，心事浩茫，思绪绵远。突然，感情的浪峰，撞击起想象的飞沫，一股诗的灵感猛地震撼着他的心弦，他仿佛在云雾之中看到了闻一多光华四灿的高大形象。他陡地转过身来，坐在桌前，提起笔来写道：你是一团火，
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
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
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
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
照亮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这首搁笔20年后写的新诗，标志着朱自清思想有了重大的变化。他已从闻一多这“一团火”中，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一群吃人的“魔鬼”，认识到只有发扬闻一多那种不怕“烧毁自己”的精神去进行斗争，美好的“新中国”才能实现。“你是一团火”朱自清的灵魂也已被这团火燃烧起来了
翌日，成都各界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外间传闻特务要来捣乱，有的人吓得不敢去了，朱自清却奋然前往，并做了讲演。他慷慨激昂地介绍闻一多生平事迹，颂扬他火一样的革命精神，控诉特务罪行，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他的讲话博得全场掌声，不少听众落下了眼泪。
第二天，他带着家属离开成都到重庆，在那里他仍然到处讲演闻一多功绩，宣扬他“不怕烧毁”的革命精神。8月24日新华日报有一则报导：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谈闻一多教授生平闻先生一生分三个阶段，他的一贯精神是爱国主义。
南开中学，并在学生公社做了现代散文的讲演。南方的朋友都希望朱自清能于回北平之前到那里走一趟，但他估算一下，费用太大，经济不能胜任，只好作罢。10月7日，乃和家属乘飞机直接回北平。
飞机临北平城上空时，他向舷窗外望去，只见棋盘似的房屋，丛丛的绿树，紫禁城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闪闪发亮，分外美丽。这是他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北平，而且是在阔别八载之后，心中十分激动，不由想起北平许多好处来。
回来后，他一家先住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22日即迁回清华北院16号旧居。这时他身体更不如前，明显地现出老态。李长之到国会街去看他，大吃一惊：我见了他，却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身体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1
身体虽然不好，关心现实依旧。看到历经八年动乱后的北平，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看到，“物价像潮水般涨，整个北平也像地潮水里晃荡着”，先是粮食贵得凶，而这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因此感到“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罩着北平的将来”。2他将北平和西南几个大城市比较，觉得生活必需品倒不缺少，有一天他去故宫玩，发现那儿地摊真多，小东西不少，任凭挑选。另外，在他感觉中，北平仍然和以前那样“有闲”，公共汽车也是慢吞吞的，都要等很久，奇怪的是乘客也不急，大家有的是闲工夫，慢点儿无妨，多等点时候也无妨，卖票人有时还在中途从容不迫地替人排难解纷，真闲得可以，这和重庆大不一样，那儿的汽车虽然不漂亮，可是快，上车、卖票、下车，都快。台湾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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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朱自清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等名胜地方，都萧条了。一个星期天，他带孩子们去逛北海，看漪澜堂的茶座上，只寥寥几个人，也没有点心卖，问店家，说是客人少，不敢预备。从这里，他敏锐地察觉到，许多中等经济的人家，手边也都紧张起来了。
北平的治安状况也使他不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全家和一位姓赵的朋友到西单商场去，买完东西他和朋友先回去，陈竹隐和两个孩子回来时，经过宣武门的一个小胡同，刚进口不远，就听到一声“站住”向前一看，十步外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陈竹隐惊叫一声，拉着小孩往胡同口跑，绊了石头母子三人都摔倒了。爬起来回头望去，那个人已转身向胡同那头跑了，看样子是个刚走这道儿的新手。报纸上也常有路劫的记载，从前虽也有，可没有现在那么多。由此，朱自清又感到，“北平是不一样了”。北平的交通管理，也令朱自清不满。他刚回来一个礼拜，车祸就死伤了五、六人，这种交通混乱和美**车横冲直撞有关系，警察害怕军车，不敢惹它，而对三轮车则不客气，一个不顺眼就拳脚一齐来。一天，他和陈竹隐上街，在宣武门附近看见一个三轮车横在胡同口和人讲价钱，一个警察走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车夫就拳打脚踢。朱自清勃然大怒，上前和警察讲理，高声说道：“你打他作什么他是为了生活呀”
在回来的路上，他和陈竹隐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敌人的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挨打真可恶”回到家里，还忿忿不平，一连几小时沉闷不语。
刚胜利时，他日夜盼着回来，可现在看到这些情形，心都冷了。
朱自清回来不久，即积极从事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的创刊筹备工作，副刊之所以取这个名字，系为了纪念闻一多，因为他曾于战前办过同名的刊物。他忙里抽闲，为副刊每周写一篇“周话”。11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朱自清等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并指定朱自清为召集人。月底，他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商讨有关编辑事宜，他意识到，这是纪念烈士、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大事，所以抓的很紧，计划周密。他在给友人信中说：“一多的事我要负责，要出版他的著作，照顾他的家属。”
历经了闻一多这“一团火”的洗礼，朱自清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十多年前，他在那里走一文中，曾意识到自己往故书堆里钻，“正是往死路上走”，但他愿意如此，不过还说过这样的话：“因果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到来，我或许被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现在，这个局面终于到来了，在民主浪潮的冲刷下，他思想中的阴影开始消散，长期以来萦绕在他脑际的“那里走”“那里走”的问题解决了。10月13日，他在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上，看到杨振声一篇题为我们打开一条生路的文章，中间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代运命时说道：“我们在这里就要有一点自我讽刺力与超己的幽默性，去撞自己的丧钟，埋葬起过去的陈腐，重新抖擞起精神作这个时代的人”。朱自清一方面感到“这是一个大胆的，良心的宣言”，而另一方面却又感到“这篇文章里可没有说到怎样打开一条生路”。因而特地写了一篇什么是文学的“生路”发表在新生报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他告诉人们，知识分子的“生路”就是“作一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他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是一个矛盾时代。栗子网
www.lizi.tw但这是平民世纪”。他指出：
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他们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是他们的岗位，他们的工具。他们要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得载道的东西。
怎样才能载这个“道”呢他认为“得有一番生活的经验”；而知识分子“还惰性的守在那越来越窄的私有的生命的角落上。他们能够嘲讽的去撞自己的丧钟，可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重新抖擞起精神作作这个时代的人，这就是他们我们的矛盾和苦闷所在”。因此，他大疾呼，要冲出象牙塔，走到人民中去，“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在生活经验表现，传达出来”。在文章最后，他诚挚地告诉大家：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了。
这时他已明确地意识到，时代要求知识分子要“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说话”。因此特别强调立场的重要性：说到立场，有人也许疑心是主观的偏见而不是客观的态度，至少也会妨碍客观的态度。其实并不这样。我们讨论现在，讨论历史，总有一个立场，不过往往是不自觉的。立场大概可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或此或彼，总得取一个立场，才有话可说。就是听人家说话，读人家文章，或疑或信，也总有一个立场。立场其实就是生活的态度；谁生活着总有一个对于生活的态度，自觉的或不自觉的。1
他的思想已结束了中间状态，从学者向战士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他开始喜爱杂文这一文体，认为它是抨击黑暗现实的利器，是开辟时代的“开路先锋”。他说，“杂文和小品文的不同处就在它的明快，不大绕弯儿，甚至简直不绕弯儿”1；“它在这20多年中，由明快而达到精确，发展着理智的分析机能”。2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符合时代的需要：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迫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见久远了。3
他向社会推荐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他特别喜爱鲁迅的杂文，说是“百读不厌”，认为鲁迅的杂文“简短而凝练，还能够尖锐得像匕首和投枪一样；主要的是在用了匕首和投枪战斗着”。他告诉人们：鲁迅是用杂文“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战斗着”；“他希望地下火火速喷出，烧尽过去的一切；他希望的是中国的新生”4现在，他决意向鲁迅学习，为迎来新生的中国，他面向黑暗的现实，高举起锐利的投枪
朱自清传二十、高举起投枪
二十、高举起投枪
朱自清的精神状态和以往大不一样了，创作**重又高昂。他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1他的文学观也开始变了，认为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是在不断发展着的：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与斗争丑恶。这是向着新社会发展的路。1文学的尺度与标准的如此变化，在他看来又是和社会变化和阶级的变化相一致的：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的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2他的创作视野也开阔了，眼光已从个人小天地转向广阔的社会背景，严肃地观察、分析着现实的矛盾，认真地思考着人生的问题。
开春以后，他在召开了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布置了闻一多全集拟目工作以后，立即埋头撰写文章。一天，他在书房里正写得起劲，忽然吴晗来访，一见面，吴晗就递过一份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的草稿，征求他的意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为了发动内战，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美帝国主义俨然成了中国的太上皇，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大发淫威，无恶不作。1946年12月20日发生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军绑架强奸事件。12月27日，北京大学生千余名学生举行抗暴集会，并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30日，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打破了古城的沉寂，掀起了全国抗暴斗争的怒潮。1947年1月，全国有10个城市50万人以上学生举行示威，要求撒出全部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这一行动，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为了扑灭愈烧愈旺的爱国火焰，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逮捕了2000多人。吴晗拿来的抗议书即为此而发起的。朱自清对反动当局近来的鬼蜮行为，本就深恶痛绝，所以二话不说就在上面签名。这就是当时有名的13教授宣言。
宣言在报纸发表时，朱自清名列第一，国民党特务曾三次到他家来，一位好朋友对陈竹隐说，他在燕京大学看到国民党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竹隐很焦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朱自清，要他小心些。却不料朱自清轻蔑地冷笑道：
“不用管它”陈竹隐急道：“怎么你准备坐牢吗”
“坐就坐”他爽快地回答。
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却担心学生安危。一天，他胃病复发，躺在床上，听说外边又在抓人，连忙对陈竹隐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来躲”。果然，没有多久，就响起了敲门声，陈竹隐连忙去开，一个女生仓皇地进来要求躲避。朱自清乐于资助进步青年，一个学生要到解放区去，来借路费，当时他手边正紧，还是从保姆那儿借点钱凑足数送他走的。李广田曾回忆他当时和青年相处的情况：他近来对于青年以及青年运动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前些年，他还极力肯定中年人的稳健，以为中年人的稳健适可以调协青年的急进，近年来却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识见与勇毅，更进而肯定了青年的气节，也就是一种新的做人标准。因此他确在向青年人学习，虽然一直在病中，他也总要出席各种大会，在集体讨论上他一面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一面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青年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朱先生被青年人拉着向前走，他看过之后，不但自己承认，而且盛赞那篇写的很好。1
朱自清为什么这样喜欢青年人在论青年一文中，他说：“这是青年时代”，“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因此他总是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每当他写完一篇文章，一定让青年教师先看，还一定要他们提出意见；他也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对他们写的文章很关怀。李广田说：我自己的文章在未发表前本不愿给别人看的，尤其不肯叫朱先生看，因为怕耽误他的时间，然而朱先生却不放松，他知道我在写文章，不等写完，他就说：“写完了让我看看”。他看过了，也一定说出一些意见，而且他看得特别仔细，错字，错标点，他都指出来，用铅笔在原稿上作了记号。他这种坦白认真的精神，往往令人惭愧自己不够坦白，更不够认真。1青年生也喜欢和他接近，听他的教诲。3月8日，北大文艺社与清华文艺社在清华园开联欢会，他们经过讨论决定请朱自清参加，其理由有四点：“第一、他是一个随便的人，只要我们自己不拘束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在他面前谈。第二、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材料，和比较公正的意见。第三、他一向很重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藉这个机会和他交换一下意见。第四、尤其主要的，他是愿意接近年轻人的，在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先生离不了学生，学生也离不了先生，平常我们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谈谈，今天北大文艺社的人也来，绝不能，也绝不应该误过”。2晚会地点在304教室，主题是“一年来我与文艺”，同学们争相发言，有的说创作的苦闷，有的说发表的困难，有的要求恢复在昆明时期文艺社经常讨论和批评的风气，有的抱怨自己眼高手低所造成的痛苦。发言中夹杂着许多“主观主义”、“客观存在”、“矛盾”、“统一”、“创作原动力”、“政治性”、“知识份子能不能写工农大众作品”等新名词和新问题。朱自清穿一件黑呢大衣，安逸地靠在椅背上，左腿架在左腿上，专心地谛听着大家的发言。待主席请他讲话时，他谦逊地说：
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名词，我懂是懂得一点，不过我新书看得太少，总觉得不大接头。从前在昆明时，听说来了新东西，等我赶去时，早卖完了。到北平来，也很难见到几本。近来我正在看一本旧书，谈到文艺上的“距离”问题，我们十几年前是常谈的，那时我们惯用的名词和你们现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时很多人主张文艺与现实应当有距离，不过刚才提的那本书，倒主张不一定要有距离。目前大家的意见，似乎都主张文艺应当密切地和现实连系起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应该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写惯了以前的写法的人，这一来，不是感觉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场活跃起来了，待安静下来，他又慢慢地接着说：这半年来，在班上，看你们的习作，你们青年人的确与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实社会各个方面，大体上看来，还是有进步的，不过也许你们年青性急，总觉得变得太慢，希望快点变。我们年纪大了，总觉得一切是在变，不过不觉得变得慢就是了。
接着，大家又谈起京派和海派的问题，晚会结束时主席又请他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多写，可以从写通讯练习起，要多多观察，要多听，一位外国作家常常到街道上去记听到的语言，这种作法对我们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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