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以中央指导下完全集中，但又根据消费者的习惯和生产要素状况与其它行业展开竞争的产业为例进行讨论。栗子小说 m.lizi.tw这种例子超出了我们所主要关心的社会主义问题，因为它所采用的手段是，为特定产品设置一种那些提倡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制定计划的人希望用来使自由竞争的“混乱”状态“合理化”的垄断。这会产生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对于只能通过设置垄断才能使之有计划与合理化的行业，这种计划和合理化是不是总是符合社会的一般兴趣或者相反，是不是我们无须假设这将导致资源的非经济使用，也无须假设设想中的经济以社会的观点看实际上是不是经济的
理论上的争论表明，在普遍垄断的条件下，并无确定的均衡状态；因而在这种条件下没有理由去假设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很多人已接受这种观点。通过引用一位主要建立这种观点的大学者著作中的一段话，揭示它在实践中的真正含义，或许十分恰当：
“每个商业及工业部门都应该分别组成彼此**的联合体，这已被视作经济中的理想状态。这幅图景倒是有几分吸引人；而且乍看起来，它在道义方面也并不令人反感；因为在那儿，人人都是垄断者，但却没人会成为垄断的牺牲品。然而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就会发现其中育一种对产业部门来说非常不公正的附带事件，即所有的商品价值不稳定，对其的需求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某类产品恐怕会批量甚大。”
“在那些受损于新制度的人当中，将会有尤其爱读本杂志的一类人。他们是研究抽象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将会失去研究决定价格的条件这一职业。在此能够幸免的恐怕只有经验学派的经济理论家了，他们会在与其精神相投的混乱状态中兴旺发达。”
要不是现在研究抽象理论的经济学家所探讨的秩序已不再存在，仅仅他们将会失去位置这一事实，恐伯就是唯一令大多数提倡计划的人满意的事情。由于人们能够用更一般的形式描绘同样的事实，因此，埃奇沃思所指出的价值的不稳定性，或者均衡的不确定性就决不仅仅扰乱了理论经济学家。这意味着，实际上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并没有将能使用的要素用至最佳境地的倾向，也没有在每个行业中将它们组合成使每一个要素的作用都不比用于其他地方时小的趋势。事实上流行的倾向可能是以下述方式调整产量，即不是从每种可利用的资源中取得上述那么大的收益，而是使能用于他处的要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及产品价值之间的差异最大化。这种致力于垄断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可利用资源最佳使用的状况，是获得权力去生产本身是“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垄断的世界上，一些生产要素未被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一定有全面减少生产的效应；但是，通过引起要素在部门之间的非经济分配，它将必定有降低产量的作用。即使我们能够证明埃奇沃思所担忧的不稳定的程度非心小，但这依然是真实情况。其所达到的均衡，将是这样一种状况：只有一种稀缺“要素”能得到充分的利用，而这正可能是对消费者的剥削。
七
上述情况并非是按照垄断的方式普遍重新组织生产部门的唯一缺点。它所主张的只有经过垄断的产业重组才有可能实现的所谓“经济”，在经过更严密的检验后，被证明完全是浪费。实际上，在目前提倡各个行业都按计划生产的所有情形中，目标都在于处理技术进步的效果。有时候，某些人认为，依靠竞争无法引进最合乎需要的技术发明。而在另外的场合，有人又以竞争会强迫本来愿意继续使用旧设备的生产者使用新设备，从而引起浪费为理由反对竞争。栗子网
www.lizi.tw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为了防范竞争后果所制定的计划，将会导致社会的浪费。
一旦人们已经使用某种生产设备，只要其使用成本“主要成本”低于以其它方式获得相同服务的全部成本，那么继续使用它就是合人心意的。如果它的存在妨碍引进更加现代化的设备，那么这便意味着，用更先进的方法生产产品所需的资源，能以另一种组合方式得到更为有利的利用。如果旧的和新的企业比肩并存，新的企业受到来自于落后工作方式的“残酷竞争”的威胁，这就可能说明：或者是，较新的方法实际上并不怎么样，即它的引入建立在计算失误的基础或者本就不该这样做。在这种情形下，新方法的运用成本要高于旧的，纠正办法当然是关闭新工厂，即便它是技术先进的。或者是另一种情况，也是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即尽管新方法的运用成本低于旧的方法，但它并没有低到在支付了旧工厂的使用成本价格后，其余额仍足以支付引进新工厂的利息及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形下，也会发生误算。新工厂本来就不该建，但是，一旦它建成了，使公众能够从这些已被误用的资本中至少能获得某些利益的唯一途径，是允许价格降到竞争的水平上，并且应当抵销部分新企业的资本价值。如果通过强制失闭旧工厂来人为地保持新工厂的资本价值，那么这简直意味着为了新工厂所有者的利益而向消费者征税，而这又没有以提高产品产量和改善产品质量的形式得到任何利益补偿。
所有这一切，在经常发生的情形中甚至会更加清晰：在这种情形下，从假若过去未建新工厂而现在兴建是有利的这一意义上讲，新工厂确实先进。但是，由于新工厂在价值膨胀之时建立起来，因而使企业面临财政困难，负债累累。象这样技术上非常有效率的企业，同时财政上又极度困难，在某些英国产业中，据说并非罕见。但是，通过压制来自于低技术企业的竞争，再企图保住资本价值，只会使生产者的价格保持在本不该有的高水平上，这只能对债券持有者有利。从社会的角度看，正确的道路应该是使膨胀的资本贬值到一个更为恰当的水平上，从而使来自非现代企业的潜在竞争具有有益的效果，就是说，使价格降到现时的生产水平上。时运不济时投资的资本家也许并不喜欢这种情况，但它显然符合社会利益。
为资本保值而作的计划，当其采取延缓新发明的引进这种方式时，其效果恐怕更为有害。如果我们根据这种情况能假定制定计划的权威具有较高的远见，并且比单个企业家更有资格来评断未来技术进步，进行一下概括当我们有权力这么做时，那么，任何沿着这个方向的努力，都显然必定会使本来想做为消除浪费的手段，反成了事实上造成的浪费的原因。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其合理的预见力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新技术能够提供的服务过去在现有资源支出较少即这些资源的其它可能的用途的牺牲较少的情况下与过去可得到的服务相同，或者，它能提供更优的服务，而支出却没有等比例地提高，那么就会引进新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现有设备资本价值不可避免的跌落，决非社会的损失。如果它们用于其它的目的，其现在使用的价值的下跌低于其它地方所得的价值，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应该将这些资本转移。如果它们除了现在的用途别无他用，那么，只有作为一种信号，表明在完全将其放弃变得合理之前，由于新发明的引进，产品成本必须降低多少时，它过去的价值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对已投资的资本价值的保持，有兴趣的只是它的主人。栗子网
www.lizi.tw在这些环境下，其所能做的唯一方式就是阻止其他社会成员具有新发明的优势。
八
人们也许会不赞同，对以争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责难是真实可信的，而对于其管理者负责指导价格使之正好收回成本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性产业的责难就肯定不可信。的确，前面一节论述有点偏离主题，讲的是资本主义计划问题，但是这使我们能够不仅考察了通常与任何形式的计划都有关联的设想中的优越性问题，而且还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会伴随计划而产生的某些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稍后还要再讨论，但是此刻我们必须要再一次集中地讨论这一问题：实施行业垄断并不是为了取得最大利润，而是试图使这些行业的行为与存在与竞争的情况下相似。对于价格进行指导，使之正好收回其边际成本，是否会确实提供一种明确的行为准则呢
对于这个问题，看来好像由于过分地专注于假定的静态均衡状况使得现代经济学家，尤其是提出这种特定解决办法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成本概念比根据现实生活中任何成本现象所得出的概念都要更为精确、更为确切。在广泛存在竞争的条件下，“产品成本”一词的确育非常精确的含义。但是，只要我们离开广泛竞争的王国和其静止的领地去考虑这样一个世界：那儿绝大多数现存的生产手段都是不可能复制的特殊过程的产物；在这样的世界中，由于要发生不断的变化，大多数较耐用生产设备的价值与其生产中所发生的成本很少有关系，或者根本没有关系，而仅仅根据其可望在未来能给予的服务来决定；那么，已知产品的确切生产成本问题，是一个无法在单个企业或行业内所产生的过程的基础上给予解答的极其困难的问题。如果不先对使用相同机器设备的制造业的产品价格作出假定，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许多通常被称为成本的因素，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成本要素。这些因素并未**地转入价格，而只不过是一种类似租金的东西，或是一种资本折旧限额，它必然会增加或酌减可能成为准租金的资本化的价值，因此这种因素要依据将来可能通行的价格来确定。
对于竞争的行业中的每一个企业来说，虽然这些类似租金的费用取决于价格，但它在确定恰当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可靠性与必要性，并不比成本更少。相反，只有在这种方式下，才能考虑一些受到决策影响的可选择的目标。假设一些独一无二的生产设备，它们决不能用别的来代替，也不能在垄断行业以外使用，因而也就没有市场价格。它们的使用并不涉及任何**于它们的产品价格之外而被决定的成本。但是，假使这些设备完全是耐用的，其损耗可快可慢，那么它的耗损与毁坏，在合理地决定恰当的生产规模时，必须算作真正的成本，这是确实无疑的。这不仅仅因为它们未来可能提供的服务必须要与目前更加集约地使用它们的结果相比较，而且因为，这种设备的存在节省了那些本要用来代替它而同时又有其它用途的别的一些要素的服务。这种设备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在此根据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次好方法的牺牲来确定。而这些服务就必须被经济地利用，因为一些可选择的需要以不直接的方式依据于它们。但是，只有允许生产同一产品的其它可能方法的真实或潜在的竞争影响价格时，它们的价值才能被确定。
众所周知，这里所引出的问题属于公共效用法则的领域。在缺乏真正竞争的条件下，如何模拟竞争的作用，以及怎样让垄断的主体负责将价格定在相当干竞争价格的水平上等等问题，在这方面已经得到广泛的讨论。但是试图解决问题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正如最近rf福勒所指出的：这些努力必然会失败，因为，安装好的工厂被广泛地使甩，一个重要的成本要素：新工厂的利息和折旧，只有在已知产品价格时，才能确定。
人们仍然可能会反对，认为这种考虑也许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下十分贴切；而由于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定短期生产量时也不考虑固定成本，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就更有理由对它忽略不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假如有人试图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尤其要是由单个行业的管理看去做这件事的话，那么肯定会有必要为超出该行业总过程之外的替代资本作准备。并且，这种重新投入的资本的收益还必须至少要与在其它地方使用这些资本所得的收益相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样，在确定那种基于历史的状况如有关设备过去的生产成本而得到补偿的资本价值时，容易使人误解。任何特殊设备的价值，以及必须要计入成本的它的服务的价值，都必定要根据对期望的收益的考虑来确定，即考虑能够获得同样收益的所有可选择方式以及所有它们可能投入的用处之后作出。所有的那些有关“设备废弃”的问题，都源于本书第七章中所讨论过的技术进步或者需求的变化，这儿又对它们进行了讨论。我们不可能使一个垄断者负责制定在竞争条件下起支配作用的价格，或负责制定与必要的成本相等的价格，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无竞争的情况下了解竞争的或者必要的成本。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垄断行业的管理者将违背对他的命令而去争取垄断利润。但是，这却的确意味着，由于无法检验一种生产方式与另外的生产方式比较在经济上有无优势，因此就会使非经济的浪费代替了垄断利润。
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即在动态状况下，利润是否确实不能发挥必要的作用，而且，它们是否成不了能够使对任何变化加以适应的主要均衡力量。当然，在产业之间存在竞争的条件下，开办新企业是否合适的问题只能基于现存产业的利润而作出。至少，在我已讨论过的更加全面的竞争条件下，利润作为对变化的引导不能被丢弃。但是人们可以设想，在一种产品只由一个厂商生产的地方，该厂商将会使其产量适应需求而不变动产品的价格除非成本变动。但是，然后应该怎样决定在供给赶上需求之前谁该得到这些产品呢甚至更重要的是，企业怎样判定将追加的生产要素带到生产场地的最初成本的发生是否合理呢许多转移劳动力或其它要素的成本，具有资本的不可再现性的投资的性质，这些成本只有在市场利率水平上，总的来说能赚回其利息的的情况下，才能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这种与建立或扩大一个工厂有关的无形投资的利息，当然是这种计算中一个十分基本的因素。“信誉”不仅是是否受购买者欢迎的问题，同样也是把各种要素聚集于合适的地方的问题。但是，一旦这些投资已经作出，那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将其视作成本，而是显得好象是利润，它表明初始投资被证明是合理的。
当然，决不是所有的困难都产生于一种关于在国家垄断的结构下生产组织的想法。对于有关各个行业的分界，某个为许多生产线提供所需设备的企业的状况，或者对管理者成败的检验等等问题，我们都还没有谈到。那么，一个“行业”是否应包括产出某个最终产品的所有过程或者，它是否应包括生产同样中间产品的所有工厂而不论这种产品今后进入什么样的过程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决策都将包含采用何种生产方式的决策。是否每个产业部门都应生产自己所需的工具，是否它不得不从其它大规模生产工具的部门购买，这些都将对于完全使用专门设备是否有利这个问题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及与之很类似的问题，与更为全面地重新承认竞争的建议有关，应得到更详细的讨论。然而，这里所说的似乎已经足够表明，如果想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竞争以解决经济问题，走“中庸之道”不可能真正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只有当竞争不仅存在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而且存在于各企业“内部”时，我们才能期望它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在我们准备去做的，正是对这种更为完全的竞争体制进行考察。
九
乍看起来，似乎不太明显，为什么在产业内部或在产业之间存在竞争的社会主义体制，其运行无论是好是坏总是和资本主义不同。一个人所能预期到的会出现的所有困难，看来好象只与心理或道义上的特征有关。对此我们无法多说，因为它太不确定了。但是，毫无疑问，与这种体制有关的问题，和与“计划”体制有关的问题在性质上有点不一样，尽管在考查中发现差异不象初看时显得那样大。
在这种情形下，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经营单位谁将成为管理者什么资源将委托于他而又如何评价他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将会看到，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诸如当前任何大型组织都必须要解决的人事等较次要的管理方面的问题，而是谁的解决方法将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几乎与真正的计划权威之决策具有同样大的影响的重大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在这种“竞争”体制下，对中央经济权威的需要不会有很大的减少。而且，这种权威也显然必须具有与在计划体制下几乎一样大的权力。如果社会主义是一切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那么，必须就要有一些人要为此而行使这种权力，至少在有关这些资源使用的分配与控制方面如此。不能简单地把这种中央权威设想成一种把可用资金借给最高出价者的特大银行。中央权威应借钱给那些自己没有财产的人，因而，它将承担一切风险，而且不能象银行那样要求有确定数量的货币。它将只是拥有一切实际资源的所有权。它的决策也不能只限于对采取货币形式或土地形式的空闲资本进行再分配。它还必须要确定：是否应当根据过去使用者的估价把某个特定的工厂或那部分机器进一步委托给该企业家，还是应当把它转交给另一个许诺获更高收益的企业家。
在设想这种体制时，最宽厚的想法是假定各个企业间最初的资源分配将根据历史上已知的产业结构来进行，而挑选管理者的标准则是依据效益测定以及过去的经验。要是不采取现有的工业组织形式，这种体制就只能在范围十分广泛的中央计划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或做合理的变动。这将使我们回到竞争体制企图取代的体制中去。但是，采纳现有组织的设想也只能暂时地解决困难，环境的每一个变化势必引起组织的变化。而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中央权威将不得不实施完全的再组织。
中央权威将按什么原则行动呢
很显然，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变动将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变动一样相当频繁，而且往往非常难以预料。中央权威的一切行动将必须以对未来事件的预期为基础，而不同的企业家的期望自然会有所不同。决定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委托给谁，其根据必定是企业家个人对未来收益的保证；或者，更确切他说，这种决定将必须以具有一定可能性的预期收益的呈报为依据。当然，这里并没有对巨大风险的客观检测，但是，其时由谁去决定是否值得冒风险呢在判定企业家方面，中央权威除了其过去的履历之外便没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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