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为大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栗子小说 m.lizi.tw孙中山极为愤慨，却又无力反击，被迫于5月间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他后来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复港商陈赓如函，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176页然而也因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918年5月4日辞大元帅职通电，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85页
9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作于1919年，由六种计划组成，包括交通、商港、铁路、城市、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庞大计划。但篇首即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把希望建立在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基础上。孙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不再打仗，而以其剩余的资金、物资、工业人才和技术，向华投资，以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使中国外国利益均沾。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写的自序中，感叹帝国主义不听信他的美妙计划，“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10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页。
孙文学说，作于1918年，1919年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据自序说，他着手写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时，因“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6页全书主旨，即在于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并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即“知难行易”说。本篇后即编入建国方略，为第一部分“心理建设”。
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 廖仲恺1919年8月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页。
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1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白话文顺利推行，守旧的文人们便坐不住了。他们视新文化如洪水猛兽，感到了一种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惶恐。他们要保存国粹，便要反对新思潮，抵制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北京大学的旧派文人刘师培、黄侃等，继新潮之后，也组织一个刊物，名叫国故，标榜“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企图与新青年、新潮抗衡。他们骂新文化，自然也骂胡适。台湾小说网
www.192.tw胡适做过一首白话诗蝴蝶，开头两句是：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据说黄侃先生痛恶白话文，尤痛恨白话诗，便叫胡适为“黄蝴蝶”，而不称他的名字，以表示轻蔑。这不仅刻薄，也有些失德了。
那时，攻击新文化最激烈的，是一个自称“清室举人”，以卫道自任的林纾。他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林氏不懂外文，却与别人合作，用古文翻译过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清末有很大影响，号称“林译小说”。1但到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竟以文化的卫道者自居，跳出来兴风作浪，反对新文化运动。
他首先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辱骂和攻击新青年团体的人们，胡适自然也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林纾的小说，一篇叫荆生。2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
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
一伟丈夫按，即荆生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
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完全是汹汹的骂詈与仇恨，正如胡适所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3
另一篇小说叫妖梦4，写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是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又是指胡适。某人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对鬼中三杰，骂得比荆生更粗鄙，更刻薄无聊。最后请出“罗罗阿修罗王”
，将他们吃掉。林纾评论说，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林纾对新文化真是切齿痛恨，他幻想有“罗罗王”或“伟丈夫”荆生出来，用武力消灭新文化人士。林氏写的荆生，乃是暗指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徐是段祺瑞手下顶得力的一个武人，却又能写几句文章，尝以桐城派文人自居。他办了一所成达中学，拉拢一些文人学士，林纾即是其中的一个。林氏因为在成达中学教过书，与徐树铮有些瓜葛，便想借军阀的武力干涉，把新文化的倡导者一个个赶尽杀绝。文人笔下竟含如许杀机，封建复古派对新文化的深仇大恨，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曾分析荆生小说，指出：
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话说的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栗子小说 m.lizi.tw5
军阀虽然拥有武力，却忙于自己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害怕民众，故不敢贸然出来充当荆生。林纾们也只好哀叹了。
林纾写这几篇小说，是有北**科的一个学生张子做内线。张子厚载原是徐树铮的成达中学毕业，林纾在那里教过的学生。他平日向林通风报信，报告北大的一些内情。林氏的这两篇小说稿，也是由张代为寄给新申报发表的。当时蔡元培曾有复张子的信，对他作了虽然温和却很严厉的批评。6
而胡适却拉张子为新青年做文章。7以致连钱玄同也看不惯，扬言要脱离新青年。钱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明白批评胡适说：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8
对钱玄同的批评，胡适曾加以辩解，说拉张做文章，是想挽救他，“转为吾辈所用”；也为自己做文章找材料，并说“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9后来，在他轮流编辑的一期新青年上，坚持发表了张子的文章。然而张子并不感恩图报，仍照样给林纾做内应，自然也报告了不少有关胡适的事情。林纾在小说中骂“狄莫”，骂“秦二世”，也毫不留情面，甚至还骂得更刻薄。这不是与旧势力妥协周旋的报应吗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2
1林纾18521924译外国文学作品，自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始，1898年他与人合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以后陆续译出各国作品共184种，计英美116种，法23种，俄10种，希腊、德、日、比、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7种，佚名5种，未刊23种。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载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林纾翻译一书“林译小说”已经成为晚清文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可见他的翻译影响之大。特别是他译的“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故当时有人赞叹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留别诗，1904年出都时作。
又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誉。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载庸言一卷七号林纾翻译作品影响所及，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到西方文学的杰出作品和长处，不再故步自封，并且大大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社会及文学中的地位。
严复和林纾，分别是中国译介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第一人。虽然他们都是桐城派古文家，后来在文学革命中又都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成了守旧派；
但他们的翻译、输入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作用，对文学界的冲击和促进作用，却是不能抹煞的。
2荆生载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13、14。
3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02页。
4妖梦载1919年3月18日至22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44至46。
5同注3。
6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7张子曾因胡适的关系，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和“脸谱”“打把子”致记者的通信；又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生活**一文，均署张厚载。
8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2427页，胡适与钱玄同往来的三封信。
9同注8。三版注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19171922首举义旗1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
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
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勘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2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3
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
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4
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
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
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5
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文学改良刍议也表明，胡适的态度相当软懦和游移。他经过再四研思，把“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仍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他自己后来也说：
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6
是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软懦游移的弱点，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的“三大主义”，7虽也不免笼统，但锋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态度和主张都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些。8
然而，文学改良刍议毕竟是向来公认的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9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是最先的响应。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1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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