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碼的做人的權力，他義無反顧地和宋慶齡、楊杏佛、林語堂等人一起，發起組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栗子網
www.lizi.tw這已是1932年的年底了，當同盟在上海華安大樓宣告成立時，楊杏佛向中外記者說過一段很沉重的話，令在場的蔡元培和林語堂神情黯然失色。楊杏佛說︰
“爭取民權的保障在西方是十八世紀的事情，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里，還是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而當申報上刊登了那份同盟的宣言時，南京政府和上海藍衣社、復興社的特務一片驚慌。因為同盟明確地把營救政治犯作為主要任務，他們提出的三大目標，在當局眼里簡直是大逆不道的反叛宣言。
一、為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斗；
二、予國內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並調查監獄狀況，刊布關于國內
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三、協助為結社集會自由、言論自
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奮斗。
蔡元培畢竟是位教育家，又開始上台演講，為成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四處奔波，為拯救蒙受冤屈的政治犯奔走呼號。其實早在同盟成立之前，他就開始了營救進步人士的活動。都知道他的身邊總是帶著八行箋，只要一有人伸冤，他幾乎有求必應。“四一二”政變那年他救出了史良，30年秋天楊開慧被捕，**的岳母帶著兩個孩子，哭哭啼啼地趕來上海求救。他二話沒說就致電何鍵放人。何鍵真是歹毒之徒，竟以接電晚了為由，搶先殺害了楊開慧。他還先後救出了進步人士羅隆基，革命作家胡也頻等人。
1932年的春天，蔣汪再次合流，行政院長汪精衛又一次發出邀請。他卻果斷地復函，拒絕在聯合政府中任職。他似乎走得太遠了，又開始了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牛蘭是共產國際駐中國的工作人員，被捕後在監獄備受虐待。一些國際著名人士如蔡特金、羅曼羅蘭等紛紛致電宋慶齡請求設法營救。他馬上致電汪精衛，要求無論牛蘭政治主張如何，政府也應該讓法庭公開審判，並準許他自聘律師辯護。以後，當牛蘭夫婦不服法庭判決，連續絕食達十四天之久，牛蘭目漸失明，生命垂危之時，又是蔡元培與宋慶齡、楊杏佛具狀擔保，將他們接來上海就醫，牛蘭這才開始進食。最後當國民黨政府不顧中外人士反對，以“危害民國罪”判處牛蘭夫婦無期徒刑後，他們又向國民黨中央請求給予特赦。
他真是走得太遠了，一邊還在為牛蘭伸冤，一邊又接到了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的電報︰
“請就近營救陳獨秀”
剛因托派活動被**開除的陳獨秀，又在上海家中被捕。蔡元培想起這位一生多難的老友，心里深為同情。兩人雖同在上海，卻一直未能謀面。但陳獨秀不久前曾兩次寫信求助于他。一次是要蔡給軍政部長何應欽去函，保釋一位叫鄭超麟的人。何應欽很快給他回信，答應覓保出監就醫。盡管後來沒有放人，也算紙面上給過面子今年春天，陳獨秀又寫信要他為一位親戚介紹工作。其實這人也是個托派分子，剛從獄中出來。因陳獨秀不能找工作，想讓他有了生活來源再接濟自己。蔡元培真是費盡了力氣，先後找了中山大學校長羅家倫，暨大校長沈鵬飛等人。後來幾經周折，總算將這人弄進上海招商局做了月刊編輯。所以這次听說陳獨秀又出事後，他馬上會同楊杏佛、林語堂、柳亞子等文化界名流，致電南京政府要求寬釋這位政治犯。蔣介石總算做了一次順水人情，饒陳一命，將此案交江寧地方法院審理。栗子小說 m.lizi.tw汪孟鄒為了接濟陳一些稿費，想重印獨秀文存，特地趕來請蔡先生寫篇序言。他欣然應允，很快就交了稿。他還派劉海粟去獄中探望陳獨秀，勸他要注意身體的鍛煉。陳獨秀感動地說︰
“我每次遇難，都受到他的照顧。在大節上，蔡先生是能堅持真理的。”
他實在是走得太遠了，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針對他和宋慶齡營救牛蘭、陳獨秀的行為，通電全國，發出嚴重警告。
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又在一個月後致電蔣介石，要求立即釋放非法逮捕的教授許德珩等人。在蔣介石眼里，宋慶齡和蔡元培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簡直已成了他們眼皮下的赤色組織。他在江西親自指揮圍剿紅軍，而他們居然又在上海公開營救起共黨首領羅登賢、陳賡和廖承志。他終于惱羞成怒地動了殺機，戴笠的藍衣社承擔了這次暗殺任務。他們畢竟對蔡、宋還有所顧忌，于是決定先從楊杏佛開刀。
上海的亞爾培路331號是一幢漂亮的花園小洋房，楊杏佛自從與夫人離異後就單身住在這里。他平時喜歡在假日騎馬郊游，並在大西路的馬廄中養了兩匹好馬。6月18日的早晨是個星期天，他剛帶上十五歲的兒子楊小佛，乘坐敞篷汽車準備到大西路騎馬出游，就遭到埋伏在馬路兩側的四名殺手的襲擊。他愛子心切，全身俯伏在楊小佛身上，結果連中三彈，當場氣絕。小佛僅右腿中一彈，受了點輕傷。
楊杏佛之死令蔡元培悲痛欲絕，入殮那天，大雨滂沱，狂風大作。一路上殺機四伏，謠傳特務將在這一天暗殺民權同盟的其他重要成員，尤其是蔡元培和魯迅。但蔡元培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猶豫地前去萬國殯儀館主持吊祭，致詞時因悲痛泣不成聲，直到下午4時才返回寓所休息。而魯迅的態度還要決絕，出門去送殮時，干脆鑰匙都不帶，以示不存幸還之決心。
楊杏佛走了，以沖天的血光，走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為爭取十八世紀的民權的泥濘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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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蔡先生實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最後的歲月里，內心承受著多麼沉重的苦難和責任他畢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以在朝要人的聲望從事在野的民權運動，其目的不是想喚醒當局，以民族利益解除黨禁，停止內戰，真正發動全國的力量一致抗日雖然他平時最討厭官場應酬，但是為了推動抗戰國策，一次他剛從上海到了南京，當汪精衛宴請時，他竟在酒席上語重心長地勸說江盡快改變親日的立場。他說︰
“關于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們抵抗了，我們的後輩也會抵抗，中國就一定會有出路的。”
他實在太激動了，一邊說著，一邊又老淚縱橫起來。淚水就這樣滴在西餐湯盤里，他渾然不覺地又和湯一起咽了下去。舉座無不為之感動，連鐵了心的汪精衛也如坐針氈，尷尬不堪起來。
他是位學者，只能以學者的方式抗日。正當紅軍發表通電，放棄“反蔣”口號，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時，他在鄒韜奮的生活星期刊上發表了墨子的非攻與善守。仿佛他自己也回到了二千多年前，他借墨子的非攻篇的故事，大聲地贊揚起墨子的反侵略精神。也許**出于對他一貫來的崇敬，出于自北大以來包括營救楊開慧義舉的感謝，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1936年的9月20日，**終于在延安的窯洞里揮筆寄來一封熱情洋溢的長信，表達了與這位愛國民主人士共同抗日的真誠願望。
我們的蔡先生實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最後的歲月里，內心承受著多麼沉重的苦難和責任他畢竟發動了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位始終站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啟蒙先驅。栗子網
www.lizi.tw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復闢之風不能不令他憤怒，蔣介石以提倡新生活運動為名倡導尊孔讀經，國民黨又恢復了他主持大學院時明令廢止的祀孔祭典。還給了孔子七十七代孫特任官的待遇，任命孔德成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歷史又無情地倒退了二十年，他不得不佩服魯迅當年深刻的預言。為了打破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他又拖著疲乏衰弱的身體，領餃與陶行知。李公僕、陳望道、黃炎培等百余人，在上海發起了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還在同一天，去上海青年會主講科學的社會主義概論。當他在台上從容而凜然地大聲演講時，門外的特務竟如臨大敵，生怕他的聲音會引發一場暴亂。
五十年中，馬克思之學說所給予世界之影響至為重大，而五十年來世
人對于馬克思，無論其為憎為愛，為毀為譽，而于馬克思之為一偉大之思
想家，為近世科學之社會主義之始祖，則殆無人否認。近年來我國以反對
**之故，輒聯而及于馬克思之思想與學說，而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
有罪，此種觀念，亟應打破。
他其實並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他無非是想沖破那道不許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的禁令，重新倡導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則。
他是位學者，只能以學者的方式抗議。他先後在1934年發表了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和我在教育界的經驗兩篇重要的自傳體文章。還在夏天寫下了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公開贊揚新文化運動是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中華民族的希望。當上海良友圖書公司準備編選一套中國新文學大系，青年編輯趙家壁跑來約稿，說魯迅、茅盾和郁達夫建議這套煌煌巨著惟蔡先生才有資格書寫總序時，他欣然答應，認為這是對當時的復古倒退思潮的一個有力反擊。這年夏天，蔡先生避暑青島，揮汗寫下了長達二萬多字的序文。當趙家壁從郵局收到掛號寄來的稿件時，還收到他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表示天氣炎熱，交稿期遲了幾天，希望不要影響全書的出版。而信尾的一段話，卻如燈火照亮了漫漫長夜︰
“中國的文藝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運動體現的科學精神、民主思想以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我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我們，不得不有奔騰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的百年。相信在第二個第三個十年里，中國一定會產生出自己的拉斐爾和莎士比亞等人類文化巨匠。”
當樣書出來時，趙家壁最先送去給蔡先生看。先生撫摸著深藍燙金布脊，配在灰色紙面上的精裝本時，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他又鼓勵這位年輕人，有可能應編比這更重要的翻譯作品的結集，把它作為姐妹篇，那將是多美趙家壁是位有心人，又開始奮戰了一年多，終于落實了世界短篇小說大系十卷本的編輯計劃。他又跑去研究院拜見蔡先生，想請他寫篇短序。當時蔡先生大病初愈，剛剛出院，醫生規定每天辦公一小時，絕對不能見客。當他請門房通報姓名後，一位秘書出來招呼，輕聲地關照︰“先生今天破例，談話請以十分鐘為限。”正在這時候，蔡先生已推門進來見他雖面容蒼白，仍精神矍鑠，一見面就緊緊握住年輕人的手，說你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好事，還一口答應撰寫短序。正當先生談興正濃時，秘書已進門向他暗示。他知道不應過度消耗老人的精神，忙起身告辭。大約三天之後，先生就派人送來了一篇短序。
我們的蔡先生實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里，內心承受著多麼沉重的苦難和責任他畢竟是本世紀中國現代教育和科學事業的奠基者，隨著梁啟超、章太炎的相繼過世，他成了當時文化界惟一能領袖群倫的精神導師。但他畢竟垂垂老矣，而在這苦風淒雨的亂世里，要找他幫忙和關心的人和事也實在太多為了集中精力辦好中央研究院，創建第一屆評議會，他終于無奈地在七十壽辰前發表了一份啟事，宣布辭去一切社會兼職，停止接受寫作，停止介紹職業。雖然他也明知這只是一紙空文，但是他確實感到自己老了，有點累
當他的七十歲生日即將來臨時，他的學生和朋友突然惶恐起來。先生為國家和民族奉獻了一生，但至今連一所自己的房屋都沒有。蔣夢麟和胡適等人出于對先生的敬重，發出了集款建屋祝壽的倡議，一下就得到各地幾百位名流的響應。這則新聞在當時的報紙上廣為流傳，尤其是北大校長蔣夢麟的獻壽函，令一些為富不仁者聞言失色。
我們都是平日最敬愛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是先生七十歲
的壽辰，我們都想準備一點賀禮，略表我們敬愛的微意。我們覺得我們要
送一件禮物給一位師友，必須選他最缺少的東西。我們知道先生為國家，
為學術，勞瘁了一生，至今還沒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
住，就是書籍，也還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沒有一個歸攏
度藏的地方。因此，我們商定這回獻給先生的壽禮，是先生此時最缺少的
一所可以住家藏書的房屋現在我們很恭敬的把這一點微薄的禮物獻給
先生，很誠懇的盼望先生接受我們這一點誠意我們希望先生把這所大家
獻奉的房屋，用作頤養、著作的地方；同時這也可看作社會的一座公共紀
念坊，因為這是幾百個公民用來紀念他們最敬愛的一個公民的。我們還希
望先生的子孫和我們的子孫，都知道社會對于一位終身盡忠于國家和文化
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會忘記的。
現在輪到我們的蔡先生惶恐了，他從來只知道付出，而沒有接受饋贈的習慣。他起先堅決不願意，還說伯夷築室，供陳仲子居住，仲子怎麼敢當但是經再三勸說，朋友們要他把這看作是對一種精神的獎勵，他也只好勉強答應
雖然因為抗戰的爆發，很快就淞滬淪陷，建屋之舉未能實現。但在朋友為他舉辦的祝壽晚會上，當馬君武代表大家致詞，以普法戰爭時德國的一些大英雄都是在七十歲以上建功立業為例，希望先生要不以為老，領導同人努力救國時，蔡先生也激昂地以孔子“五十志學”為例勉勵自己，深情地表示︰
“人到七十，只不過多活幾年而已。如果人以一百二十歲為上壽，八十歲為下壽，我今年正好七十歲，實談不上壽。惟馬先生要我不以為老，努力救國，我極願意接受。”
就在那天的晚上，馬相伯老人書寫壽字立軸相贈，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獻上了熱情洋溢的長篇祝詞。最令他感動的還是上海音專的學生們，用一曲敬祝蔡院長孑民先生千秋的詩朗誦，把晚會的氣氛推向了**，也讓他感嘆得熱淚盈眶。
是藝人和學者的父親，
博大的藝人和精明的學者的父親；
作社會和人生的模範，
善良的社會和莊嚴的人生的模範；
是藝人和學者的父親，
作社會和人生的模範。
欣逢上壽，敬祝千秋
敬祝千秋千秋千秋
其實那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就在幾天前，他的親密助手，中央研究院的第二任總干事丁文江，又因煤氣中毒不幸逝世。在這個世界上，令他遺憾和感傷的事實在太多1936年真是個悲哀的年頭，他先後送別了丁文江、王光祈和太炎先生，而當他在秋天為魯迅主持葬禮時，他恍惚已感知到一種生命的大限在冥冥中逼近
應該說，魯迅能認識先生真是一種幸運。盡管他可以對先生的某些事有所保留，但先生對他從來只有情同手足的關懷，只有一如既往的援助。先生辭去大學院院長後，魯迅的特聘撰述員曾一度因人而易。先生發現後立即疏通關節，求人彌補上才放心而去。魯迅的晚年怨敵實在太多了，即使他死了，當局和他的對手也沒有停止過一天的攻擊。而先生就是這樣頂著壓力，懷著悲痛和憤怒，與宋慶齡一起為他組織了治喪委員會，並親任主席。那天先生不但走了許多路去萬國殯儀館吊唁，還在出殯時親自為他執紼。不但寫下了“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的不朽挽聯，還在葬禮上莊嚴地號召大家︰“我們要使魯迅先生的精神永遠不死，必須擔負起繼續發揚他精神的責任來。我們要踏著前驅的血跡，建造歷史的塔尖。”
我們的蔡先生實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里，內心承受著多麼沉重的苦難和責任他畢竟是一切藝術家和學者博大而慈祥的父親，是善良的社會和莊嚴的人生的楷模。就在他送別親愛的魯迅以後，也就在1936年的冬天，他終于被一場嚴重的傷寒癥擊倒了，病勢險惡得幾乎生命垂危。他的門生像蔣夢麟。羅家倫和朱家驊等人，都專程趕來商量急救方案，甚至已開始考慮後事。但他還是勉強地挺了過來，先生的生命終于步入了風燭殘年的最後歲月。
緊接著爆發了“七七事變”，上海也很快地淪入敵手。他不願意隨蔣介石去重慶，考慮再三，還是去了香港養病和棲身。在他最後的歲月里，經濟十分的拮據。居港的開支需要用港幣，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為法幣，按牌價一兌換就所剩無幾戰時的香港房租既貴，物價又高，加上子女教育醫藥等費用均需開支，每個月都是入不敷出。許多熟悉內情的朋友都說，先生的生活連當地一般肩挑背負賣苦力的都不如呵但他總是教育家人要安貧樂道，絕不肯屈節于豪門貴族和富商大賈。直到臨終前過舊歷新年時，才不得已向老友王雲五要求過經濟上的接濟。
雖然他生活清貧，心力不支，又一直深居簡出，但他始終痛心山河的破碎，關心著人類反侵略戰爭的正義事業。他曾在一首詩里抒發了抗戰必勝的信念︰“由來境異便情遷，歷史循環溯大原。還我河山舊標語，可能實現在今年。”
他還用生命的最後熱能，為他的中央研究院，為國家的科學文化事業日夜操勞。他終于在1938年的2月，歷經千辛萬苦，在香港主持召開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務會議。總干事朱家驊和丁西林、李四光、竺可幀、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長的如期到來，令他的精神為之一振。因為就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戰時院務工作的許多重大原則。
人生有小休息和大休息，我們的先生終于要大休息在他臨終前不久，他又經受了愛女蔡威廉死于難產的打擊。這位留洋回來的藝術家，自和林文錚結婚後，一直致力于國立藝專的藝術教學。听說她死得很慘，斷氣前還用手在牆上反復疾書“國難，家難”我們的先生實在太累了，終于在1940年3月3日早晨起床後去浴室時，忽然口吐鮮血跌倒在地。兩天後，溘然長逝。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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