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杀的时间。小说站
www.xsz.tw在这两种主义背后,用钱收买来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中斥贡的那样,他们尽是“战争的吹鼓手”。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还是这一帮子人,他们嘲笑特洛亚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在此以前,我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从未理解得有象当时那样深,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和这两个形象所处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胜利”,我只肯定地知道一点:纵然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条件下能取得胜利,这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我虽然这样提醒过,但我在我所有的朋友们中间是孤立的,而且,在第一枪打响以前就发出狂乱的胜利吼声,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常常使我怀疑,这究竟是我自己在那些聪明人中间发了疯,还是在他们酩酊大醉时只有我一个人保持着可怕的清醒。所以,用戏剧的形式去描写一个”失败主义者“一有人发明这个词,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种罪名强加在那些努力追求互相谅解的人的身上的特殊的悲惨处境,对我来说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选择了徒劳无益的告诫者耶利米这个形象作为象征。但对我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为了写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宣传和平比战争好,而是描写一个在狂热的时刻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但在失败时却又证明自己是唯一不仅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索绕在我的脑际。我一直想表现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
我还想把这两者和那种使人心灵万分痛苦的失败势力对立起来。战争正在进行,当别人还都在不加思索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着自己必然胜利的时候,我却已把自己抛进了灾难的深渊,并寻找着摆脱灾难的道路。
但是,当我选了圣经上的一个题目,我无意之中触及了我身上迄今未加
注意的地方:即触及了我在血缘上或传统上和犹太人的命运暗暗建立起来的
联系。难道他们不是我的同胞吗他们曾不断地被各个民族战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战胜,然而,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即那种用意志改变失败的力量,使他们无数次地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而继续生存下来。我们的先知,难道他们预先不知道那种永远被追逐、被驱赶的命运那种命运今天又使我们象糠秕一样被抛在大街上。难道他们没有忍受屈服于暴力的失败甚至把失败赞美为一条去见上帝的路如果说考验不是永远对所有的人或者某一个人有益那么,当我在写那部剧本时,我却有幸感觉到了那种益处,在我看来,那部剧本才可算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今天知道:如果当时我没有在战争中痛苦地体验和预感一切,那么我仍然会象战前的我一样,是一名如音乐术语所说“令人愉快的”作家,然而永远不会领悟、理解和击中内心的最深处。当时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情:我要说出我自己的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我曾想帮助别人,但当时是先帮助了我自己:我着手
写一部除了伊拉斯谟以外最富有个性、最隐晦的作品在一九三四年
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用伊拉斯谟这部作品使自己摆脱了类似的危机。小说站
www.xsz.tw从我开始创作那出悲剧的那一刻起,我对时代的悲剧也就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但我从来不相信那部作品会获得明显的成功。由于遇到许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问题,犹太人问题,由于最后结束场面的合唱形式要
把结束场面上升为一首歌唱失败者命运的赞歌从而使那部作品的内容
超出一部剧本的正常容量,以致剧场从头至尾演一遍,就得两、三个晚上,还有正当报纸上每天都在大喊大叫“要么胜利,要么毁灭”的时候,怎么会让这出戏这出宣告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戏登上德国舞台呢。如果那本书可以出版的话,那我一定得说出现了奇迹,但是,即使遇到最坏的情况:剧本不让上演,它也至少帮助我度过了最因难的时刻。我把所有在和我周围的人交谈中不能说的话,都通过剧本中诗句的对白说了出来。我把压在我心头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我自己解脱了自己正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自己“满意”的东西。
在欧洲的心脏
当一九一七年复活节我写的悲剧耶利米出版时,遇到的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因为我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作那部剧本的,所以我也必须等待对我的强烈抗拒。然而,恰恰相反。两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对于一部剧本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不仅象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
而且象拉特瑙和里夏德戴默尔这样一些先前站在另一边的朋友也都公开表
示支持。那些连剧本都根本没有到手的剧院经理们写信给我,向我请求为他们保留在天下太平之日初演这出剧的权利,因为在战争期间用德语演出这出剧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主战派对剧本的反对态度,也是表现得有礼貌和充满尊重的。我曾有一切的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怎么会这样呢无非是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是时间使他们猛然清醒。
经过战场上的可怕流血之后,高烧开始降温。
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几个月不同,他们现在是用相当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战争。那种同仇敌忾的情感开始松懈,因为他们从现实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哲学家和诗人们所大肆鼓吹的所谓伟大的“道德精神的涤净”。整个民族存在着一道深深的裂缝；整个国家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后方是安居在家的闲人们的世界,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还要乘他人之危敛取钱财。前方和后方的界线显得越来越分明了。官厅**,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层出不穷,谁都知道用金钱或者利用好关系可以搞到优惠的物品,而另一方面,那些濒于毙命的农民或工人却不断披驱入战壕。
因此,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开始毫无顾忌地自我门路。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食品逐日紧缺,群众生活困苦,而那些靠战争得利的人却过着令人羡慕的奢侈生活,犹如在荒凉的沼泽上闪烁的鬼火。老百姓愤懑地渐渐开始产生各种怀疑他们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部的每一个公告,怀疑所有的报纸和它们的报道,怀疑战争本身和它的必要性。当然,这绝不是由于我写了那部剧本而产生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而是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使那剧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只是用那部剧本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对那次战争表示憎恨,对胜利表示怀疑。
诚然,这种情绪要在舞台上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看来是不可能的。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因为如果这样做,势必会招来抗议,所以我认为必须放弃在战争期间看到这第一出反战剧的演出。然而,我却突然接到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一封信,他说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仪式。我竟然
忘记了德语世界上还有一块小小的、但却非常珍贵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也同样如此,承蒙上帝恩赐,这是一块置身于局外的、民主之地,在那里依然是言论自由,思想开明。毫无疑问,我立刻就表示同意。
当然,我开始只能表示原则大同意；因为我同意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当有关方面允许我可以离开本国和工作岗位一段时间才行。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而在现在的第二次大战中就根本不设立了。为了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环境上的区别,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领袖、皇帝和国王们在潜意识中对于战争还是感到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或者曾经是“军国主义”,它们就会相继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之相反的是,每个国家都竞相表白、证明、解释以致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人们在舆论面前总是把文化说得比强权高尚,卑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
这样一些口号,认为这些口号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种文艺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还四处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况且去的目的不是为了颂扬什么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意向,而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不是“野蛮人”,来证明德国人并非只制造枪炮或烈性毒气,而且也创造全欧性的纯粹的精神财富。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们的同情,而不象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以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践踏在地。所以,我以参加一出剧的首演仪式为名申请到瑞士去度假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值得担忧的最大困难无非是这是一出反战剧,剧中有一个奥地利人尽管是以象征的形式预言战争可能会失败。我向部里主管文化宣传的负责人递交了申请,陈述我的愿望。使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他立刻答应为我安排一切,而且对批准的理由作了意味深长的说明:“感谢上帝,您从来不属于那些愚蠢的战争叫嚣者之列,好吧请您在外面尽力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四天之后,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张出国护照。
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听到奥地利一个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样随便的谈话,使我感到有点奇怪。只不过由于我不了解政治上的那些秘密来往,所以我事先并不知道,以新皇帝卡尔为首的政府高层人物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酝
酿着一场脱离德**事独裁的运动德**方当时正肆无忌惮地把奥地利
绑在自己野蛮的兼并主义的战车上,而不顾奥地利的内心意愿,在我们参谋部里的人都痛恨鲁登道夫的残暴专横,在外交部里的人都拚命反对那种必然会使美国把我们视为敌人的无限制的潜艇战,即便是老百姓也都窃窃私语,抱怨“普鲁士人的飞扬跋扈”。不过,所有这一切暂时还都只在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和貌似无意识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但几天以后,我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当时最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我赴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停留了两天,我在那里替自己买了一幢房子,打算战后居住。在那座城市里有一小群笃信天主教的人,其中两人在战后奥地利的历史上还曾任过总理而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1和伊格纳茨赛佩尔。2前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曾出席过海牙会议,另一个伊格纳茨赛佩尔是一位才智惊人的天主教神父,他在奥地利君主政体崩溃以后担负起领导小小的奥地利的责任,并在这一岗1海因里希拉马施heinrichlaasch,一八五三一九二○,奥地利著名国际法学者,曾任维也纳大学刑法学教授,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和活动家,曾以奥匈帝国代表团技术专家身分出席一**九年在海牙举行的和平会议。一九一八年十月底出任奥地利内阁总理。
2伊格纳茨赛佩尔lgnazseipe1,一八七六九三二,奥地利政治家和天主教神父。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任奥地利总理。
位上卓越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的老派奥地利人,作为在内心深处对德意志、普鲁士、基督教的军国主义最抱反感的人,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和奥地利的传统思想与天主教的使命是格格不入的。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和平主义的宗教阶层里赢得了最深切的同情,枢密顾问拉马施赛佩尔当时正旅行在外邀请在萨尔茨堡的我去见他。这位举足轻重的老学者非常诚恳地向我谈论了我的剧本。他说剧本充满我们奥地利人的那种友善处世的思想,他热望剧本将会超出文学的意义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我这个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非常信任,谈话是那样坦率,充分表现了他内在的勇气,他告诉我这样的秘密: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正处于决定性的转折时刻。他说,俄国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以后,倘若它愿意放弃自己的侵略意图,那么无
论是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都不再存在缔造和平的真正障碍；眼下我们不能坐
失这一时机。如果在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抵制谈判,那么奥地利就不得不肩负起领导责任和**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答应帮助实现这些意图；或许过些时候就能看到他本人发挥的政治影响。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互相谅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随德国的军国主义派以轻率地继续牺牲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胜利的和平”。为此,
不得已时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奥地利被德**国主义分子推入灾难的深渊
以前,及时脱离德国同盟。他用坚决的语气肯定地说:“谁都不能责备我们这是一种背信弃义,我们已经死了一百多万人。我们已经牺牲得够多的了,做得也够多的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为德国人的世界霸权去牺牲一个人的生命,牺牲一个都不行”
我屏住气静听着。这一切我们从前也都经常默想过,只是没有人胆敢在大白天公开说出来:“让我们及时和德国人以及他们的兼并政策一刀两断”,因为这样说,会被视为是对盟友的“背叛”。而现在,这些话却由一个
据我所知在奥地利得到皇帝信任和由于在海牙的活动而在国外享有最高
声望的人说出来,他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人说这样话。态度又是那么平静和坚决,以致使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的单方面行动早就不再停留在准备阶段,而是已经在付诸实行了。要么用单方面媾和的威胁来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在不得已时自己实现单独媾和这种想法是很有胆识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拯救当时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皇朝以至整个欧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后方案。可惜后来缺乏实现原来计划的决心。卡尔皇帝派他的内弟帕尔玛亲王去见克雷孟梭1,实际上是带着一封密信,目的是试探在事先不取得柏林宫廷谅解的情况下媾和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进行和谈。后来不知怎么德国发现了这一秘密使命,我认为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真相。糟糕的是卡尔皇帝后来没有勇气公开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为正如有些人所说,德国曾以武装入侵奥地利相威胁,而他,作为哈布斯堡皇室的成员又害怕给自
己沾上历史污点:在关键时刻废除由弗兰茨约瑟夫缔结的并用这么多鲜血
作出保证的盟约。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这两位信奉天
主教的国际主义者和出于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而唯一有力量来蒙受背离德国
1乔治克雷孟梭geesceau,一八四一一九二九,法国政治家,一九○六一九○九任法国总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再次出任总理并兼任陆军部长,一九一九年率法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一九二○年退休。
罪名的人为总理的。而这种优柔寡断最后则毁了自己。他们两人是在千疮百孔的奥地利共和国时期才成为总理的,而不是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
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两位享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似乎没有人能胜任这种貌似不义的举动。如果拉马施当时能公开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果真脱离,那么他不仅拯救了奥地利的生存,而且也拯救了由于无限扩张而陷于内部深刻危机的德国。如果那一位笃信宗教而又十分明智的人当时向我坦率预告的行动不是由于软弱和笨拙而破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欧洲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二天我继续登程出发,越过了瑞士边界。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从一个
被封锁的已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战难国家进入这个中立地区在当时意味着什
么。从国界那一边的车站到这一边的车站只消几分钟的时间,然而一进入这
一边的第一秒钟就立刻有那种好象从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突然来到充满白雪、
爽快的空旷里的感觉,仿佛觉得头脑里的晕眩正通过所有的神经和感官而渐渐消逝几年以后,当我从奥地利再次来到瑞士途经这个布克斯火车站时要是在平时,这种火车站的名字是从来都记不住的,我又倏然感到那种使人沁心的新鲜空气我从列车上跳下来,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食品柜上琳琅满目,摆着各种我已忘却了的在以前是生活中的日常食品,饱满的金黄色柑桔、香蕉和在我们那里只有走后门才能搞到的巧克力和火腿,还有面包和肉,面包不要面包票,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们象一群饿狼似的向那些价廉物美的食品扑去。车站上还有一个邮电局,可以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写信和发电报,而无需检查。里面陈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纸,可以购买、浏览、阅读,而不会受到惩罚。在我们那里禁止的一切,只要往前走五分钟的路程,全都是允许的,在这里允许的一切,回到我们那里,又全都是禁止的。我觉得,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通过这个挨得如此之近的空间变得昭然若揭；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一边的那座边境小镇,各种招牌历历在目,在每一幢小房和每一间草屋里都有男子被征募走,被运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去互相残杀而在这里,只隔五分钟路程的地方,那些同样年龄的男子却和他们的妻子怡然自得地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