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间有一位站起身来,去抚摸那条狗。小说站
www.xsz.tw这使那个跟着的军官非常生气。他担心对一件作战用的家伙表示如此的亲热很可能有损于军队的尊严。我们中间的一个嘀咕说:“部队这样频繁的调动,干吗用”可是另一个却激动地回答说:“是得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战争,德国人要从我们这里突破。”“不可能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国互相打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我非常自信地说,因为在从前那个世界里,大家还相信条约的神圣。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却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几年前我们就风闻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计划:一旦进攻法国,就从比利时突破,尽管签订有各种条约。不过,我也同样不让步。在我看来,一
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到这里来悠闲、愉快地享受这个中立小国的殷勤好
客,一方面又在边境结集军队准备进攻,这是完全荒谬的。我说:“无稽之谈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
我今天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真。
但是,形势危急的七月最后几天接着来到了。每小时都传来一个互相矛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暗杀。大家都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一股不安的冷风突然吹到海滩,把海滩上的人一扫而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向火车站奔去。纵然是最不容易受蒙蔽的人现在也开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连我自己也在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以后,就赶紧订了一张火车票,而且也正及时。因为那次奥斯坦德快车已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列车了。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焦虑不安。每个人都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或者看书。每到一站,就有人急急冲冲走下车厢,去打听新的消息,内心却暗暗抱着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这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大家还是不相信这已经是战争,更没有想到会向比利时进攻。人们之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愿相信这种疯子开的玩笑。列车离国境线越来越近。我们通过了比利时的边境车站韦尔维耶。德国的列车员登上车厢。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第一个边境站赫尔倍施塔尔的半途中,突然停在1费尔南克罗默休克feandelync,一八八六一九七○,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剧作家。
2詹姆斯思索尔jasensor,一八六○一九四九,比利时画家和蚀刻版画家。
野外。我们挤在车厢的中间过道向窗外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列货车在黑暗中朝我们这个方向对开过来,敞篷的车厢用粗帆布蒙盖着。我隐隐约约看出其中有令人不安的大炮的形状。我的心怔住了。这一定是德**队在向前方开拔。但也说不一定这仅仅是一种防护措施,仅仅磊用战争动员来进行威胁,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这样,在危急时刻抱一线希望的意志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终于传来了“通行”的信号,我们的列车继续向前驶去,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厢的踏板,打算去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消息。当我准备走进候车室时,一个神色严厉的白胡子车站职员守卫在紧闭的门前,说谁也不许走进车站的大厅。不过,我已经听到门后面有军刀轻轻的叮当声和枪托放在地上的笃笃声。门上的玻璃被小心谨慎地挡上了布。毫无疑问,那件可怕的事: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原则、德国进攻比利时的军事行动已在进行,让人不寒而栗。栗子小说 m.lizi.tw我重新登上车厢,列车继续向奥地利驶去。现在是再也不容怀疑了:我正在向战争驶去。
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张贴着宣布故争总动员的告示。列车上挤满了刚刚入伍的新兵,旗帜飘扬,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其实,谁也不愿要战争,各国人民不要,政府不要；这次战争原来是外交家们用来虚张声势和作为讹诈手段的,但却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图,从笨拙的手中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
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因为人们在向他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欢呼,而他们平时是没有人尊敬和庆贺的。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
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
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
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
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
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
如虎添翼的作用。
只见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今天一代人或诗会问自己:我们怎么没
有经历过那种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样热情奔放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我们当今面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仅仅为了边界和殖民地,难道这样一次战争不如上一次战争难道这一次战争不比上一次战争更神圣、更高尚
答案是简单的:因为我们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
样具备那么多让天真、老实的人信赖的东西。栗子小说 m.lizi.tw当时的老百姓还从不疑虑地信任自己的权威人物。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必要,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狡猾、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作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也都事先在报纸上看到过自己的皇帝致沙皇的电报,在那些电报中,他一再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每一个普通人还都非常尊敬“最高级人物”、大臣们、外交家、以及他们的判断和诚实。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么这只能是违背他们自己政治家的意愿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不可能有过错。全国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过错。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一种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袭击”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则不同,在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是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家们怎样无耻地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人民记得太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说,一九三九年的人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一个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可以讥诮达拉第1。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平”
以后,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皇着墨素里尼和希特勒:不知他又要把他们推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再象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
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他们对于战争1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daladier,一八八四一九七○.法国政治家,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四○年三月任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一九三八年九月同张伯伦一起签订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策。
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事先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恰恰是因为离得遥远,从而赋予战争一种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还是始终从教科书和美术馆绘画的角度看待
战争:穿着锃亮戎装的骑兵在进行眼花缭乱的交战；致命的一枪总是击穿心
脏中央；壮烈的牺牲,而全军在嘹亮声中胜利前进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们笑着向母亲们高声喊道:“圣诞节我们又回到家了。”当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谁还记得起“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至多有几个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反普鲁士战争的自发老人记得起来。不过,那是一次速战速决、流血不多、距今遥远的战争。整个战役三个星期就结束,也没有多少牺牲,刚刚喘口气的工夫而这一回,普鲁士又是奥地利的同盟国。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发热,希望急切。但是一九三九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一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的时候不会戴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到敌人,就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和打成残废。他们从报纸上、从电影里事先就知道消灭人的残酷的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骨。他们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灭绝人性的机械化,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谨、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区别。一九三九年的故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种幻想,而不是知识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
当时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欢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象过节似的。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这绝不能归功于我特别的冷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应该归功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前,我还在“敌国”呆过,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祖国。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几年,在我和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发生一次荒谬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预防针,不相信四处蔓延的那种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我已准备好,面对那战争初期的狂热病,仍然决心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家导致的兄弟之战以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当时才三十二岁,但是暂时还不用服任何军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都说我不合格,对此我当时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第一,这种落选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费在无聊地当一年兵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但这在奥地利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和英国的情况相反,而且敢这样做,要求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坚定气节。而我本性缺少这种英雄气概我今天不羞于公开承认这种缺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始终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我得受人指摘,说我不坚定。也许这种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我崇敬的师傅,在一个我们今天不熟悉的世纪里也经常受到这种指摘。另一方面多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等到别人把他从自己的黑暗中挖出来,并把他扔到一个不该他去的地方,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处寻找一项我多少能干点什么而又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军事档案馆的较高的军官,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里去。我得干图书馆工作,我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有用,或者帮助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当然,这不是什么炫赫的差使我今天愿意这样承认。不过,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要比一个俄国农民用刺刀戳进肚肠来得合适。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
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
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
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
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几个月里,听得最多的是,说某某人喊得最凶。于是,彼此双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呐喊和唱赞美歌。
我觉得,在这种如此真诚、同时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热中,最典型、最令人震惊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1。我和他很熟。他写一些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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