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因为我们对于数学、物理以及那些经院式的烦琐课程又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可校长却为此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向我们这群身穿庄重黑礼服的毕业生表示他的祝贺,说我们现在已长大成人,今后应兢兢业业为祖国增光。小说站
www.xsz.tw随着毕业,同学之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友谊也就烟消云散了。从那以后我只再度相逢过少数几个在中学时代风雨同舟的伙伴。我们大多数人进了大学。那些不得不寻找职业和工作的人只好用羡慕的目光看我们。
因为在那已经消逝的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有着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荣耀,当上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某些特权,从而使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要比他们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对于这种古老的离奇现象,在德语国家之外大概是很少有人了解的,因此需要对这种离奇现象的荒诞性似不合时宜性作一番解释。我们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那个时候从事学术生涯,是被视为一种不同寻常的事。为了吸引年轻人上大学,就得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是不受一般法庭制裁的,警察也不能到大学里来搜捕人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制的服装。他们有权与人决斗而不受惩罚。人们承认他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习俗或者说恶习的帮派。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的逐渐民主化,当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其他种种帮派和行会日趋式微而解体时,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们也早已在全欧失去了这种特权地位。然而唯有德国和这个操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依然一直凌驾于民主之上。大学生们顽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还想把特权扩大,使之形成一种大学生们的特殊惯例。一个操德语的大学生觉得自己除了享有公民的和一般的荣誉之外,首先应该享有一种大学生的特殊“荣誉”。因此,要是谁侮辱了他,谁就必须答应“决斗”。也就是说,非用武器决一雌雄不可,如果那人证明自己也“有权进行决斗”的话。所谓“有权进行决斗”,根据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本身,显然不是指某个商人或者某个银行家,而是指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和有学位的人或者军官才能享有这种和一个嘴上无毛的愚蠢年轻人进行击剑的特殊“荣誉”,这种“荣誉”在几百万人中间也难得有第二个人能享受。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不得不“证明”自己具有这种男子汉气概,也无非是为了标榜启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也就是说,他要尽可能多地参加决斗,甚至要在脸上留下这种英雄行为的真正标记“剑刺的伤疤”,让人看得一目了然,光滑的面颊、一个没有伤痕的鼻子,和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大学生的身分是不相称的。所以,属于某个大学生联谊会的大学生,即那些衣帽上佩带有色标记的大学生,必须经常去寻找新的“对手”,为此他们有时互相挑战,有时向其他一些安分守己的大学生或者军官们不断寻衅。每一个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在这种“联谊会”
的击剑场上如法炮制地学会这种光荣的主要活动形式。此外,他还要信守团体的各种惯例。每一个新来者被称之为“一年级新生”,由联谊会的某一个师兄帮带,他得像奴隶似的听从这位师兄。而这位师兄则要教会他去适应那种高贵的“品尝”艺术:点滴不剩地一口气喝尽一大杯啤酒,一直喝到呕吐为止,从而十分光彩地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有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吼大叫地高唱大学生歌曲,或者在夜间成群结队喧嚣着穿过街道,嘲弄警察。而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大学生风度”,“德意志气派”。每当星期六联谊会的大学生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和袖章,挥舞着旗帜出去“闲逛”时,这些头脑简单、对自己的行为盲目引为骄傲的年轻人似乎觉得他们就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栗子网
www.lizi.tw他们蔑视那些对这种大学生的文明和德意志的男子气概一窍不通的“庶民”。
对一个刚从外省来的中学生个初到维也纳、未经世面的小青年来
说,这种充满活力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时代”显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
甚至那些已住在自己村子里、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们,也还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怀着兴奋的神情仰望着交叉地挂在屋子里的剑和彩色袖章。他们骄傲地把自己脸上的剑击伤痕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头脑简单而又残忍的举动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带有这类标志的货色时,我们就会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我们这些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种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况且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矫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为背后包藏着精心算计过的各种实际目的。因为一个大学生一旦成为一个“好斗”
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就能保证他得到这个组织的“元老们”的提携,使他日后得到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对在波恩的“普鲁士人”来说,这是进入德国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径；对奥地利的大学生来说,参加信奉天主教的大学生联谊会,则是在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求肥缺的途径。所以,那些绝大多数的“英雄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他们的有色袖章将来会替他们补偿在大学的紧张学习中所耽误的一切。额角上的几道剑击伤痕在接受任命时将会比额角后面装的知识更起作用。不过,单是那副军国主义党徒的粗暴神气,那种带着伤疤而无事寻衅的面孔,就已经使我在跨进大学的教室时兴味索然。那些真正有求知欲的大学生们也都是尽量规避这一帮可悲的英雄们。他们去学校图书馆时宁愿走那不引人注目的后门,而不愿穿过大讲堂,为的是不愿碰见这一帮家伙。
我应该上大学,这是经全家商量早已决定了的事。但究竟学哪种专业父母让我自己选择。哥哥已进入父亲的企业。因此,对于第二个儿子的事似乎也不那么迫切了。只是为了家庭的荣耀,最后非要弄到博士学位不可。至于专业么,哪一种都行。奇怪的是,我对自己学哪一种专业也无所谓。对我这个早已把心献给了文学的人来说,哪一种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甚至在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这种不信任的情绪至今仍未消除。我认为好的书籍胜过最好的大学,这个埃默森1的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至今仍然坚信:尽管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读过中学,但他仍然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其他什么家。
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过无数这样的事实:一个旧书店的店员对于书的了解
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一些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总是比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
术；各种领域里的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来的所以我
觉得那些大学课程对于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可行的和有所裨
益的。而对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则是多余的,甚至还可能对他们起到阻碍作用。尤其是一所象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有六七千大学生的大学,人满为患,教师与学生之间那种有益的个人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妨碍,而且曲于过于因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在这样一所大学里,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学科会对我具有魅力。栗子网
www.lizi.tw因此,让我自己选择的范围也就并不存在。应该倒过来说,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个专业最不使我头痛,能在我自己的特殊爱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于是我最后决定选择哲学专业,或者按照我们旧的概念范畴,不妨说我选择了“严密的”哲学。然而这实在不是出自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纯抽象思维能力实在很差。我的思想无一不是从具体的对象、事件和人物形象发展而来。一切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我是学不会的。但是哲学中那种纯物质的领域则毕竟极为有限,因此去听这种“严密”的哲学课程或参加讨论倒是最容易混过去。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都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对大学的学习不闻不问然后在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去抠讲义,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也就给了我想要从它
那里得到的唯一东西:在我一生中有几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去研究文学艺术
人生大学。
当我现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像我刚上大学时的那种上学而又不上课的幸福时刻是为数不多的。我当时还年轻,因而还没有那种责任感和事业心。
总的说来,我是比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属于我的。我可以读书、写作、一切随自己安排,无需向任何人尽责。晴朗的地平线上尚未出现大学考试的阴云,因为三年时间在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看来,是多么漫长多么充裕在这三年中可以得到多少意外的快乐和收获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诗作进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筛选用我的话来说,编成一本集子。我今日仍不愧于承认:对我这样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十九岁的中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气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比设拉子1的玫瑰油还要香。不管哪一家报纸,只要发表了我的一首诗,都会自然而然地使我那脆弱的神智得到新的振奋。难道我现在不正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出版一本诗集吗那些比我自己还要充满信心的同学们的鼓励终于促使我下了决心。我冒昧地直接将诗稿寄给舒斯特尔勒夫勒出版社,它是当时出版德语诗歌的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是李林克隆、戴默尔、比尔鲍姆蒙贝尔特等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者,同时也出版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崭新的德语抒情诗。不久,那些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就接踵而来这种幸福时刻在一个作家获得辉煌成就之后的一生中是不会再体味到的。一封盖着出版社印章的信送来了这是奇迹和吉兆我激动地把它拿在手中,没有勇气把它启封。而当我读到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的书并提出要保留出版我今后著作的优先权的那一瞬间时,我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一包第一校的印样寄来了,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拆开邮包,看着那排印的铅字、版式和书的毛本。几周之后,第一批样书寄来了。我不知疲倦地察看着、抚摸着、比较着,一遍又一遍随后就像孩子似的到几家书店去转悠,看看里面有没有自己的书,是摆在书店中央呢,还是摆在角落里。以后的事么,就是期待从各方寄来的信,期待最初的评论,期待从某个不相识的人、某个料想不到的人那里获得最初的反应个年轻人当他第一部著作面世时,都会有这种我曾暗暗羡慕过的紧张、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不过,我的这种陶醉只不过是对最初时刻的迷恋,而绝非自满。我以后不仅没有再重印我的银弦集这1设拉子,伊门西南部城市,法尔斯省首府,以盛产玫瑰花著称。
是我那已一去不复返的处女之作的书名,而且也不让其中任何一首诗选入我的诗集,这一简单事实足以证明我对自己的最初诗作很快就有了不同看法。那些诗句不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诚然,为了引起同行们的注意,这些诗篇表现了某种音乐美和形式美,因而我不能抱怨说我没有受到足够的鼓舞。当年著名的抒情诗人李林克隆和戴默尔象,同行似的衷心赞誉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我十分崇拜的里尔克把他的新诗集的单行本寄给我,作为对我那本“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以后我还把里尔克的书当作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带到英国它今天又在哪里呢.尽管我最后心里有点阴沉,觉得里尔克赠给我的这第一件礼物也是我收到的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且那熟悉的字句已是来自冥府的问候。不过,最使我惊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除了里夏德施特劳斯之外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能从我的诗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歌曲。后来我就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自己的这首或那首诗
些被我自己早已忘却和舍弃了的诗句却由于一位大师的这种兄弟艺术
而流传下来。
这些出乎意外的赞许尽管也带着坦率友好的批评,但它们毕竟及时产生了作用,使我有勇气采取由于自己信心不足而从来未采取过的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及时采取的步骤。早在中学时代我除了发表一些诗歌以外还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评论。但我却从来不敢向一家影响极广的大报投稿。其实,在维也纳也只有一家大报,那就是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格调高,无论它的文化情趣还是政治声望,都对整个奥匈帝国有所影响,就像英语世界中的泰晤士报和法语世界中的时代报一样。而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德文报纸,没有一家曾为达到如此卓越的文化水准而进行过不懈的努力。新自由报的发行人莫里茨贝内狄克特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和孜孜不倦的人,他为使自己的报纸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超过所有的德文报纸而竭尽全力。当他崇拜某一位著名作家时,就会不惜代价,接连给他发去十封甚至二十封电报,并且预支每一笔稿酬,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版都增加文学副刊,刊登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的全部著作的目录。阿纳多尔法
朗士、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肖伯纳就会值此机
会在这家报纸上聚会。这家报纸为指导全市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不言而喻,这家报纸的世界观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的,它的态度是有节制和谨慎的,在代表古老的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称表率。
在这座“进步”的殿堂里更有一席特别神圣之地即所谓“副刊”。
像巴黎有名的日报时代报和论坛报一样,副刊和那些瞬息即变的政治消息和日常新闻有“明显的”不同,它只登载有关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最精辟和最优秀的文章。而且只有那些早有定评的权威人士才能在副刊上有发言权。只有当一个作者具有透彻的判断力、多年的经验、娴熟的文笔,并经过几年试用之后才能到这种神圣之地来担任副刊的主编。就象圣伯夫1以他的月曜日文学评论成为巴黎的绝对权威一样,杂技大师路德维1夏尔奥古斯坦圣伯夫charlesaugnstinsaintebeuve,法国文学评论家,以文学评论集月曜日漫谈和新月曜日著称。
希斯派达尔和爱德华汉斯利克是新自由报副刊上戏剧和音乐方面的
权威。他们俩人的赞成或反对决定着一部作品、一出戏剧、一本书在维也纳能否获得成功,从而也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当时知识界的每日话题。他们讨论、评议、赞赏或者持敌对态度。倘若在那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间突然冒出一个新名字,那就简直象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年轻一代的作者当中,唯有霍夫曼斯培尔曾以他的几篇优美文章偶尔在那里占上一角,而其他的年轻作者就必须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拿到文学刊物上去发表。谁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写文章,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树立了大理石丰碑。
在我父辈们的眼里,新自由报简直就悬一位圣贤,而我竞把一首小诗投给该报,我今天已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勇气。不过,我最终遇到的却不是简单的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一周只有一天对外接待时间,而且是在下午二点至三点的一小时之内。他要依次接待那些固定的著名撰稿人,只有极少的时间用来处理一个局外人的投稿。我顺着旋转式的小小铁扶梯走到他的办公室时,心怦怦地跳着。我请人进去通报,几分钟之后侍役回来,说副刊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间又挤又窄的房间。
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名叫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应当享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这样一个人在犹太族人民的命运和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发生过何等重大的转折作用。
在那个时候,他的态度还是矛盾和暧昧的。他曾以写诗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然而很快就显露出一个报人的杰出天才,他先出任驻巴黎的记者,以后才成为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维也纳读者最喜爱的人物。他的文章富于敏锐和常常是明智的观察力,笔调优美,高雅而妩媚,无论是轻松的还是批判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气度。就我记忆所及,在记者们所写的文章中,他的文章是最有文化修养的,能使我们这座城市里的善于挑剔的人们为之倾倒。他也曾有一出戏剧在城堡剧院演出过,并获得成功,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名人,被青年们所崇拜,为父辈们所尊敬,一直到那发生意外的一天。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所需要的人去找来以完成自己神秘的日的,尽管这个人想在命运面前躲藏起来。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曾在巴黎目睹过一桩令他内心震撼的事,这也是使
他一生发生变化的许多时刻之一:他作为一名记者列席了公开贬黜阿尔弗雷
德德雷福斯1的经过,他看到人们如何将德雷福斯的肩章撕下,尽管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大声叫喊着:“我没有罪”在那一瞬间,赫尔茨尔内心深深知道德雷福斯确实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蒙受那可怕的叛变嫌疑,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正直、见义勇为的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早在上大学时就为犹太人的命运而忧虑。甚至那种先知的本能使他早就预感到犹太民族的整个悲惨命运,虽然在当时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由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自己的思想和世界知识极其丰富,一点都不比他那一副堂堂的仪表差,所以他在上大学时就提出过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幻想计划,甚至要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总是沉醉于戏剧性1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一八五九一九三五,法**官,出身干犹太中产阶级,1894年任法军总参谋部大尉,由于所谓把军事秘密出卖给德国而被控,史称“德雷福斯事件”,这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为摆脱内政危机而蓄意制造的一起排犹阴谋。
的想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将领着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斯特凡大教堂,用象征性的举动作出榜样,一劳永逸地从歧视和仇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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