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代表人物，比其他文學家更多地描繪了這種憂郁本身狂暴、悲劇的特質。栗子網
www.lizi.tw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他敘述了永恆崇高的不可能性︰“那段時間，我渴求快樂的無知，希望脫離這陌生的世界，我在這個世界，希望得到大量的精神食糧和喜悅，借此填飽和滿足我的求知欲，渴望得到奧妙的知識。如今我回到那廣大的世界哦，我的朋友，我帶著失望和破滅的理想而歸人都會在最需要力量的時候感到無力嗎當人喜悅地高高飛起，或痛苦地向下沉淪，他都會停下來嗎他都會再度回到枯燥、冰冷的清醒狀態嗎或者，他會渴望迷失在無止境的充實里嗎”在這里，憂郁就是真理。波特萊爾提出了“怨念”的說法，這個詞是隨著法國浪漫主義而產生的情緒。他筆下悲傷不幸的慘淡世界，所企圖達到超越憂郁的境界，不下于歌德所追求的崇高境界。
沉重的天空低垂如蓋
令人痛苦渴求光明
遼闊的地平線隱而未現
這暗沉的白天比黑夜還陰郁
沒有鼓和其他樂器的靈車
列隊緩緩走過我的靈魂︰沉郁，悲傷，
哀悼希望與惆悵，凶殘、無所不能，
把黑色的旗幟插在我低垂的頭顱里。
除了詩這條線之外，另一條線是哲學，回到了康德浪漫的理性主義、伏爾泰的樂觀和笛卡爾思想中與憂郁有關的冷靜，還有哈姆雷特劇中角色的無力與無助感，甚至回到了“冥想宇宙”。黑格爾在十九世紀初期時送給我們一句話︰“歷史不是滋養快樂的沃土，快樂在歷史上是一片空白。歷史上有幾段滿足的時期，但是滿足並不等于快樂。”這種否認文明是朝著追求快樂的方向發展的看法，開啟了現代犬儒主義的先河。我們現在看來平淡無奇，但在當時卻是消極的異端邪說真相是，我們生下來就是受苦，痛苦將一直持續下去，而能夠了解苦難，在苦難之下好好過活的人，就是看透歷史之過去與未來的人。但是，陰沉的黑格爾卻又在其他著作中說，向苦難投降就是認輸。
在所有哲學家中，克爾凱郭爾是憂郁的模範生。他不受黑格爾致力于抗拒苦難的影響，克爾凱郭爾遵循所有的真理，最後得到不合邏輯的結論，但他絕不妥協。他在他的痛苦中找到奇特的慰藉，因為他相信痛苦是誠實且客觀的東西。“我的悲傷是我的城堡，”他寫道︰“在我最憂郁的時候，我愛生命，因為我愛憂郁。”看起來，克爾凱郭爾似乎認為快樂會令他衰弱。由于他無法愛身邊的人，所以轉而投向信仰，把信仰當成對某些事物的表達方式，而這些事物和超越苦難一樣遙遠。“我站在這里，”他寫道︰“像個弓箭手，把弓拉到最滿，他得射中前方五步之遙的靶子。弓箭手說，我辦不到，但如果把靶子放在兩三百步外的地方，我就有辦法射中”雖然以前的哲學家和詩人就已經談過憂郁的人，但克爾凱郭爾卻把所有人類都看成是憂郁的。他寫道︰“罕見的不是陷入絕望的人，絕對不是他們，那些真正罕見的、極少見的，是從未陷入絕望的人。”
叔本華是比克爾凱郭爾更偉大的悲觀主義者，因為他根本不認為痛苦是崇高的事，此外，他也是諷刺作家和詩人，認為生活和歷史的延續比悲劇還荒謬。“生活是賠本生意，”他寫道︰“我們就只是看看它，在這個世界，永遠吃不飽的人靠吞食他人維持生命，把自己的存在交到焦慮與**的手上，還時常要忍受可怖的折磨，直到死亡到來的那一天。”對叔本華來說，活著只是因為人的動物本能需要，動物本能“是最首要也最絕對的，是所有假設的假設”。栗子網
www.lizi.tw對于亞里士多德在古代提出的天才是憂郁者的看法，他回應說，任何有智慧的人都會察覺到“自身悲慘的狀態”。叔本華和斯威夫特與伏爾泰一樣，相信工作並不是因為工作會產生快樂，而是因為工作可轉移人對與生俱來的憂郁的注意力。“如果世界是個華美又舒適的天堂，”他寫道︰“人類就會無聊至死或自殺。”即使是可以讓人脫離痛苦的身體愉悅，也不過是自然賦予的必要休閑娛樂，好讓種族可延續。“如果孩子是理性而生，那人類不就要滅亡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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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節︰科學時代的來臨7
尼采是真正企圖把這些觀點帶回到疾病與洞察力之特定問題的人。“我曾問自己，是否以前哲學、道德與宗教的終極價值都不能與虛弱者、精神障礙者和神經衰弱者的價值相比擬︰這幾種人，程度若是輕微，表現都差不多。古代的醫生，甚至是現在某些醫生認為健康與患病本質上沒什麼不同。事實上，這兩種存在的形式差別只在程度︰正常狀況的過度、失衡和不協調而導致異常狀態。”到了十九世紀，有精神問題和精神障礙的人，又變回了人。過去數百年，他們被當成動物看待，這時候變成中產階級特質的仿造者，不論他們願不願意如此。皮內爾是最早的精神障礙醫療的改革者。他于1806年出版論文，提出“瘋狂的精神療法”的觀念，指出“大腦的解剖學和病理學仍然是未知的領域”，對他來說，這是唯一進步的方法。皮內爾設立了符合高標準的醫院。他要求手下最重要的員工“試著讓所有事都在他的保護之下，日日警惕，作一個慈愛的監護人，他絕不忘記從事真正慈善事業的原則。他會仔細注意全醫院的飲食，讓最挑剔的人也沒有抱怨或不滿的機會。他以嚴格的紀律管理內部人員，並對所有缺乏仁心、采取粗暴方式的醫療者施以嚴厲的處罰，那只是他們應盡的職責，任何粗暴行為都是有罪的。”
十九世紀的重要成就是建立讓精神障礙者住院接受照顧的療養院。開設這種療養院的圖克說︰“照顧憂郁癥患者時，和他們談傷心之事是極不明智的行為。該采用完全相反的方法。每種誘導精神的手段要從病人喜歡的事情下手，不能讓他陷入不愉快的思緒，”根據另一家療養院的院長的說法，這些療程相對于上個世紀懲罰性的捆綁和奇怪的“馴服”技術的效果“憂郁癥患者，不再因渴求尋常的關懷而使病情加劇，不再有之前夸張的性格。”療養院如雨後春筍般一家家成立。在1807年的英國總人口中，每一萬人就有2.24人被診斷為精神障礙嚴重憂郁癥也被歸為這一類；在1844年，人數為12.66人，到1890年，人數到了29.63人。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精神障礙者人數為十九世紀初的十三倍，這現象一小部分可歸因為心理疾病增加，但事實上，在英國國會施行“精神障礙者法案”的十六年里1845至1862年，被斷定為嚴重精神障礙者的人數增加了一倍。原因一部分是人們不再害怕承認家人有精神病，一部分是精神正常的標準更加嚴格，另一部分是維多利亞時代工業主義造成的災難。同樣是還沒嚴重到要進瘋人院的憂郁癥患者，以前是安靜地躲在廚房里，如今得離開狄更斯筆下快樂的英式家庭，安置于看不到的地方，使他不會干擾社會的安寧。療養院提供治療的社群，但也切斷了可供他享有天倫之愛的人群。療養院的成長也與“治愈率”的提高有緊密的關系如果某些人真的可借著呆在療養院而得到改善，那麼，把任何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悲傷的人送到他該呆的地方，就成了一種義務。小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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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養院的規範經過長時間的修改制訂。這個問題早在1807年就成為英國國會特別審查委員會的辯論題目。首次提出的“精神障礙者法案”，要求每個郡都要設置收容嚴重精神障礙者的療養院，其中包括嚴重的憂郁癥患者；1862年的“精神障礙者相關修正案”開啟了自願入院的可能性，如此一來，有精神病癥狀的人經過醫師證明後，可以自行入院。這項條款顯示了療養院的長足進步十八世紀時，要到極為瘋狂的地步才能進醫院。這個時期，有公家經營的郡立療養院，有私人經營的營利療養院，還有收容嚴重病患的注冊醫院如1850年收容了四百多位病人的貝德蘭瘋人院，經費來自公款與私人捐助。
十九世紀是個歸類的時代。大家都在爭辯疾病的特性與範圍，每個人都在為以往只被視為憂郁癥的病癥重新歸類，再細分子類。偉大的分類與治療理論家一個接一個快速出現，每個人都把前輩的理論再做細微的修正，以大躍進的速度改進療法。貝道斯早在十九世紀的第一年就質疑︰“到底該把發瘋歸為一類，還是細分到每個病例都自成一類。”
美國的拉許相信發瘋是長期持續的興奮狀態。這種狀況是外在影響所引起。“某些職業比其他人更容易瘋狂，詩人、畫家、雕刻家和藝術家大多有此傾向。他們要運用想象和熱情來創作，易引起瘋狂。”拉許的病人中，最嚴重的是妄想型憂郁癥。例如，其中一位病人是船長，他認為自己的肝里一定有只狼。還有一個人相信自己是植物，必須常常要澆水到身上，有個朋友帶點惡作劇地在他頭上小便，如此激怒他以產生治療效果。雖然拉許不像別的醫生一樣，對病人的同情提高到皮內爾的程度，但也不像他的前輩一樣對病人十分冷酷，他相信病人的心聲。“無論病人對自己病況的了解有多麼離譜，那還是真的疾病。因此，治療者應該仔細聆听他對自己癥狀與病因的無聊沉悶的陳述。”
在德國做研究的格利辛格回歸到希波克拉底和以往曾提出的看法，認為“精神障礙即為腦疾病”。雖然他無法驗明這些腦疾病的病源，但仍堅稱一定有原因，而且他認為把這個問題找出來才能治療、預防或是補救。他相信一種心理疾病會轉變成另外一種病我們可稱之為雙診斷，為“單一精神病”的一部分他認為所有精神障礙都只有一種來由，只要大腦一不穩定，什麼問題都可能因之而生。這種原則促使我們接受了躁郁癥，了解搖擺于兩種極端狀態之間的病患只是一種病，而非兩種重病輪流發生。以他的研究為基礎，大腦解剖開始變得較為常見，尤其是自殺者的解剖特別多。格雷辛格也是第一個提出這種看法的人︰某些心理疾病可治愈、某些心理疾病只能阻止其惡化。大多數療養院依據他的研究，開始為病人分類，把還有機會復原並回歸正常生活的人與較嚴重的病人區分開來，雖然真正的精神障礙者過的日子依然很糟，但其他病人的生活和正常人沒什麼兩樣。對憂郁者的治療態度又像是對待一般人，以防他們失去**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格雷辛格這條路線的研究開始攻城掠地，始于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社會道德規範的改變，某種程度上與大腦醫療模型的改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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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節︰現代醫學理念下的憂郁癥1
現代醫學理念下的憂郁癥
在格雷辛格的影響下，憂郁癥全面進入醫學領域。福柯在他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精神病史學中提到，憂郁癥與殖民主義有關系，是殖民統治者統治陰謀的一部分，也是掌握權力的資產階級對卑賤的下層階級建立的防線。他們把那些覺得日子難過到是種“病”的人歸為一類，借此將他們與社會區隔開來，統治階級可強加不人道的社會壓力和困境，還可防止下層社會中較無自制力者的反抗。如果工業革命的無產階級受到強大的壓迫，他們之中的那些瀕臨自殘的人應該從社會消失，免得其他人看到他們的慘況而起來革命。
福柯的確是博學多聞，但他造成的影響比他研究的人還瘋狂。憂郁的人不會引起革命，因為憂郁者根本起不了床和穿上鞋襪。我在志得意滿的時候比陷于憂郁的時候更有參加革命運動的力氣。真正的憂郁癥患者不會進了療養院才不被看到，他們從來不會被人看到，因為他們的重病切斷他們與其他人的接觸和情義。無產階級當然，還有其他階級的人對嚴重憂郁癥患者的一般反應是厭惡和不適。不曾受此病癥所苦的人不喜歡看到這些病患，因為這會使他們感到不安並引起焦慮。說病患是“被趕出”他們生活的環境是違背現實的，現實是生活環境排斥他們，向來都是能把他們趕多遠就趕多遠。沒有一個守舊的國會議員會走到城市街頭，教唆病人進療養院，塞滿療養院的病人都是被他們的家人送進去的。企圖找到社會共謀者，就像把所有人都是自然死亡的社會，寫成克里斯蒂著名偵探小說家的小說一樣荒謬。
療養院人滿為患在某種程度上是維多利亞時代末期常見的體制異化的結果，從社會秩序的中堅如但尼生和卡萊爾，到熱情的改革者如狄更斯或雨果，以及社會頹廢派邊緣人如王爾德或豪斯曼都曾以各種文體詳細談過這點。卡萊爾的衣裳哲學記錄了擁擠世界中的異化，一種集體的憂郁癥，預示了布萊克特和加繆的作品。“對我來說，宇宙充滿著聲音，生命的、毅力的、決心的、甚至是敵意的聲音︰宇宙是巨大、無生命、浩瀚的蒸汽機，轉動著，無情冷漠，將我一點一點地磨碎。”後面又寫道︰“我活在不停息、無止境、令人憔悴的恐懼中。不明的顫抖、無力、恐懼︰好像天上和地下的東西都可以傷害我；好像天與地是吃人怪獸的無邊大嘴，我在其中顫抖著，等著被吞噬。”在悲傷的時代，生活本身即是重擔，要如何熬過美國哲學家詹姆斯最直接地談到這個問題，明確指出現代主義時代初期異化的來由，是因為人們對超越一切、疼愛世人的上帝的信仰，已經潰決。雖然詹姆斯本人堅持個人信仰，但他也是無神論的激進宣揚者︰“在我們的十九世紀，”他寫道︰“我們有進化論，我們有機械哲學，可以充分了解自然，傾心地崇拜所有其地位大到能讓我們表達崇拜之情的上帝。對于這種娼妓，我們不該獻出忠誠。”他曾對一群哈佛的學生演講︰“你們之中有不少學哲學的學生，已自行了解到太多的無神論和虛幻之物，這將會把你們根深蒂固的思想連根挖起。”他提到科學的大勝利︰“自然的物理秩序，若像科學所知的那麼簡單，是無法向任何人揭示和諧的精神意圖的。那只能說是天氣而已。”這就是維多利亞時代憂郁的本質。整個人類歷史，對上帝信仰或多或少都有改變，但放棄上帝的概念和人生忍受痛苦之目的的意義，這比覺得自己被全能的上帝遺棄更令人難過。相信自己被極度地憎惡是一種痛苦，但是相信自己等同于巨大的虛無則是一種寂寞，這是古人無法想象的感受。阿諾德英國詩人、評論家談到這種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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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節︰現代醫學理念下的憂郁癥2
這世界，看起來
橫陳在眼前，好似夢想之國，
如此多彩，如此多姿，如此嶄新，
沒有歡樂，也沒有愛，沒有光明，
沒有真實，沒有寧靜，沒有解除痛苦的余地；
我們身在幽暗的平原
奮戰與飛翔的模糊之警鈴聲掠過，
愚昧的軍隊在這里被黑夜擊潰。
這就是現代憂郁的形式，失去上帝的危機比遭到上帝詛咒的危機更常見。
如果說詹姆斯闡釋了以往被視為真理事實與哲學發現之間的哲理鴻溝，那麼，杰出的醫生毛茲利就闡釋了憂郁所導致的醫學鴻溝。毛茲利首先提到有一種憂郁是可自行感知到但無法自行解決的。“哭泣是自然的事”，毛茲利說，“但是因為一只蒼蠅停在前額上而突然哭泣就不是自然，我認識一位憂郁的男士即是如此。憂郁就像一片落在他與客體之間的面紗。了無生趣比任何一種厚面紗更能遮蔽他與客體。他的狀態是覺得自己張惶失措和莫名其妙。在不需要宗教的許諾與哲學的慰藉的時候，它們特別能激勵人心；在最需要它們幫助的時候，卻一點幫助也沒有。對憂郁的人來說，它們是無意義的字眼。那不是真正的精神障礙，而是內心深處的痛苦使精神失去了功能。不過，憂郁者比真正的瘋狂者更痛苦，因為他們的心智還能完整地感知自己的悲慘狀態，所以他們更有可能自殺。”
曾寫過關于瘋狂與精神官能癥著作的薩維吉，終于提出了哲學與醫學需要溝通的看法。“那麼看或許很省事，”他寫道︰“但是把身體和靈魂、生理癥狀與心理癥狀分別看待，並不是哲學的方法。憂郁癥是心理低潮的狀態，在此狀態下，無論從表面的原因或其呈現的獨特形式來看，產生的悲傷都不合理，這種心理的痛苦與生理的變化有關，與環境無直接關系。到達溶解飽和度的苦悶，以妄想的結晶明顯呈現出來。”
二十世紀在憂郁癥的治療與了解上，有兩項重大的運動。一項是精神分析，于最近數十年發展出各種精神社會科學理論。另一項是精神生物學，是更絕對的分類法的基礎。二者有時候看起來是完全合理可信的，有時候看起來又是十足的荒謬可笑。二者都有一定分量的真知灼見，也都有可笑的說法；二者都進行了近乎宗教的自我神秘化，使其出現于人類學、心髒醫學或古生物學中，成為天大的笑話。真實的情形顯然是結合兩派思想的精華，雖然綜合二家說法也不等于全部的真理，但二者相互激烈的爭斗，因而造成過頭的言論，這比伯頓于十七世紀寫的憂郁的剖析更缺少科學性。
現代有關憂郁癥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弗洛伊德1895年發表的給弗里斯的信。弗洛伊德所說的潛意識，取代了靈魂的觀念，建立起憂郁癥的新病源與病因的說法。同時期，克拉培林提出了他的精神障礙分類法，定義了我們現今所知的憂郁癥。這兩個人正是心理學與生物化學的疾病解釋法的代表，形成心理健康學派的分裂，現在我們正努力填補二者的裂縫。雖然這兩派憂郁癥說法的間隙傷害了現代對憂郁癥的思考，但就個別來說，仍是十分重要，若非二者同時發展，我們也沒辦法起步追求那種結合二者的智慧。
心理分析的想象架構已經發展了許多年，盡管形式十分扭曲。精神分析和以前曾經流行過的放血療法有很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假設心中有什麼東西阻礙了心智的正常運作。放血療法是去除身體里的毒性體液，精神分析治療法是借由把遺忘或壓抑的精神創傷從潛意識中釋放出來，以解除其影響力。弗洛伊德說憂郁是一種哀痛的形式，因失去原欲、食欲或**的感覺而生成的。“有**的人很容易產生焦慮的精神官能癥，”他寫道︰“失去**的人則會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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