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前进方向，那么，需要重新回顾并界定我们的道路的意义。小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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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盖尔纳是这一在四个世纪以前诞生于欧洲半岛西北角的独特生活方式的坚定的论证者和深刻的辩护者，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最近两百年中，统治了其他所有生活类型。他的辩护就他自己那一方面而言或许是最具说服力的：
总的来说，选择一种知识增长型的社会这种社会大略是以一种原子式个人的行动策略为基础的，在我们看来是更好的选择，原因有多方面，下面把这些原因杂乱地罗列在一起：只有这种社会才能够使人类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得以存活，从而避免了在我们中间的那种极其残忍的生存斗争；
只有这种社会才使我们维持了一种正在逐渐成形的风俗水准；只有这种社会，而不是它的前身，才可能爱好一种自由的、宽容的社会制度该种社会也有许多特点甚是平淡无奇，其长处亦容易遭到质疑。总而言之，我们带着某种忧惧选择了它；但是，这并非是一个没有任何疑问的漂亮的、干净利落的选择。我们半是出于必然性之驱迫对于饥谨的恐惧，半是出于对于享有充分自由的承诺的相信对此，我们并不是完全相信的。原因只是在于：缺乏更好的理由，我们不得不如此将就着而已。
这段陈述是谦和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充满了歉意。它自己意识到，用既有的哲学标准明了精确来检验，它是不够格的。它用实用主义的语言论证了哲学传统的raison
detre这一哲学传统倾其全力，以驱除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的鬼魅，可谓是一种极端的反讽ultite
irony。它运用一种循环论证我相信，这又是有意识的：这一理论体系是更好的，因为它迎合了某些正是这一理论体系教导我们要更加热爱的东西，即“我们正在逐渐成形的风俗水准”。这一论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相反，它似乎比它所要取代的优雅细腻的哲学更符合人情，更符合现实。当然，倘若我们首先愿意放弃哲学对普遍性的自命不凡的话。
与许多其他论证相比，盖尔纳的理由无疑有其长处，它们在自我贬抑、实用主义与循环论证这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其意图是诚实的，这就是替近两个世纪的西方历史正是在作为集体性的我们的帮助下实现的辩护，我们西方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世界中被塑造的，我们意图找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比其他任何已知的世界更接近我们所确立的善的社会的标准。不同的是，盖尔纳的论证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清晰了：这一世界具有为西方的知识分子生活模式提供有条件的，在过去、当前乃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一套适宜的架构的可能性，同时，他的论证同样也产生了对于传统的立法者角色的要求，这一角色曾是西方知识分子所最擅长扮演的。盖尔纳的论证因这一与众不同之处而备受关注，它表明了即便并非全然不可能，但要用客观的、绝对的或普遍性的术语来论证这种西方社会类型的优越性是多么困难。做得最好，这种论证也只能是自我限制的、实用的，实际上，是一种无所顾忌的循环论证。
后现代状况引发的另外一些回应，往往更令人困惑。激起他们的愤怒或震惊，以及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挽回的，往往隐藏在新的普遍性的历史哲学，或哲学及或社会科学的普遍性策略的背后。最不起眼的或许是：拒不承认导致相对主义论证出现的现实基础，与以前相比多少有些不同可以说更为坚固；这种观点把对世界的不可化约的多元性的判断，看作是一种集体性的偏离正道，并继续从事于“注解柏拉图”。另一些回应，主张的人可能更多，或许是因为更振奋人心的缘故，自然提倡者也就多一些：他们不回避多元主义问题，承认这是不可逆转的，并打算重新考虑哲学家的，或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认为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多元世界中，知识分子或许能够学会扮演一种对社会威望进行权衡的角色，并且得到立法者角色曾经拥有的利益。小说站
www.xsz.tw但后一主张通常采用的表述形式，与其说是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意图，不如说是阻碍了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与盖尔纳的情况不同，主张放弃对于绝对的梦想，是用一种绝对主义的术语来论证的，表现为一种关于“人的本性”或“社会生活的本质”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包罗万象的古老理论的新的改进版。
不管论证的结构如何，鉴于历史传承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智慧与技能，后一种类型的回应方式无论是公开，还是含蓄都指向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有效扮演的新的角色，这就是阐释者的角色。由于多元主义是不可逆转的，不可能出现全球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现存的各种anschauungen均牢牢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更准确地说，建立于各自的自主性权力制度的基础之上，各种传统之间的交往，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看来这已不再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指望这一问题将在理性的不可阻遏之进程所确保的巨大转型过程中“顺便地”得到解决。相反，这一问题可能伴随我们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除非得不到适当的滋养，其活力才可能彻底被遏制。因此，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在各种文化传统之间进行译解的专家，这一类型的专家处在了当代生活所需要的专家群体的核心地位。
简言之，这一问题所引发的这种专业实践，可被归结为一种有教养的谈话艺术。由于知识分子对推论的擅长，故而，这样的一种对长久以来的价值冲突的回应，自然是他们最期望的。与他人对话而不是斗争；理解他人而不是驱赶或把他们当异己分子消灭；通过自由地从另一源泉中汲取体验来使自身的传统得到提升，而不是在观念的交往中割断自身的传统；这便是知识分子传统，由不断进行着的讨论构成，教导人们做得更好。我们的这一个多元主义的世界迫切需要富有教养的谈话艺术。忽视这一艺术必然是危险的。交谈，或者，毁灭。
这是近来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发展，其中的大多数学者指出，这一发展的方向是阐释实践的专业化。以下仅仅指出几点：首先，意识形态从一个“否定的”概念发展成为一个“肯定的”概念，这一发展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任意选择的、非理性的假设前提之上的，与周围传统和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确定的或偶然的联系，同时，这一发展过程区别了两种知识系统，一种缺乏对自身的地方性特征的意识，另一种则运用这种意识服务于在各种知识系统之间的合理的交往也就是实现有效的理解，它用这种区别取代了陈旧的在“意识形态”错误的知识和“非意识形态”正确的知识之间的划分；其次是重新发现了诠释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thod抱以热忱的欢迎，这本精妙绝伦的著作明确表明反对那种体系化的真理和精确的方法，它试图把哲学或社会科学工作，重新界定为一种阐释活动，一种对意义的探索，一种对“他者”的理解并使自己能够得到理解从而促进在各种生活形式之间的交往，同时，展开一个意义交往的世界，使各种不同方式得以相互接近；第三是罗蒂的“多样性”的新实用主义，这一理论攻击了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占主导地位的“笛卡尔洛克康德”传统，认为这一传统是不幸的历史事件的意外结果，是错误的选择和观念混乱的产物，这一理论断言，对于普遍性的和不可动摇的真理基础的哲学探索，从一开始便走错了方向，罗蒂主张，取这一传统而代之的，应该是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于发扬西方的有教养的交谈活动，而不是继续怀着对这一传统的普遍有效性的令人舒怀的自信，应该认识到，正是这种自信把我们引入了歧途。栗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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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来的这些发展中，没有一个表现出它们从对下述的活动方式的迷恋中醒悟过来：即，替西方社会构建基本架构，以使其能够为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而创造良好的条件至少在它们的主流中看不出有所改变。曾为西方社会的“不言而喻”的优越性提供根基的确定性日趋瓦解，在这一困境中，最终形成的是一些为西方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所作的辩护尽管从表面上以及从令人震撼的后果而言。伽达默尔希望具有诠释学意识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将有助于澄清、发展并充实我们的传统，后者是我们的理解与智慧的出发点和视域，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与他者的对话式的、文明的共生共存的立足点，这种哲学与社会科学通过向他者的开放来保持我们的传统。罗蒂积极致力于交谈与倾听，致力于权衡我们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他从不讳言其意图。罗蒂强调哲学的最适宜的主题就是：旨在使交谈得以延续，而这，就是我们明白无误的事业，就是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新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充斥着对于一种共同的语汇、一个共同的世界和一个意义共同体的渴望。它要剪裁人类，使之更自然、更舒适、更自在，如在家一般。人们曾经像飞蛾一样围着马克思团团转，我们也像他们一样，一旦普遍主义的太阳陨落之后，只好被家里桌上的烛光所吸引。
在自我觉悟的后现代哲学与社会科学中，“共同体”
nity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核心概念。它已逐渐取代理性和普遍真理，取代了通向两者的道路。正是在这一共同体，而不是在人类的普遍进步中，西方知识分子意图找到职业角色的可靠根基。这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为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理查德j.伯恩斯坦的观点吧，这是一位对后现代哲学的最敏锐的观察家。仔细阅读他的哲学概要philosophical
profiles，可以发现其中具有双重目的：在各种共同体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知识分子应邀履行阐释者的功能；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内部，他们依然行使着立法者的角色现在，他们的职责是在意见不同的场合下，进行裁决或公断显然，在诸共同体之间与在共同体内部的争议都可以被归结为哲学活动的规则的不同。在共同体内部，哲学家有权利和义务阐明那些用来判断讨论是否合理的法则，他们的责任是对意见的正当性与客观性进行评价，提供批评的标准，由于这些标准，批评才是有约束力的。在共同体内部，哲学家可以而且应该确保确定性的存在，确保理性统治尽管这回他们只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了。
初看起来，这一区别似乎令人信服。它重新唤起了那种体验，比方说在一个大学的讨论会上，每一个参与者都被其他所有参与者要求用“共同的语词”说话，他们是一个“共同世界”的成员，共享这一“意义共同体”；为了这一心照不宣的期待，我们在讨论会上提交论文，实际上，论文当然是不可能不带有这些期待的。正因为我们相信，讨论的基本假设前提亦即交往的条件已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或者，我们相信，至少在讨论期间，这种对前提的一致认同始终是有效的；我们相信，在不同的有效性之间，甚至在讨论中产生的对立意见之间，我们都能够找到共同之处。存在着使这种一致在原则上成为可能的法则，例如，“事实”或“经验证据”的权威性，逻辑一致的权威性。这些法则使我们得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讨论的合理的参与者”。我们能够判断“问题的真相”，或至少知道为证明其真相应该做些什么。这种体验截然不同于另一种体验，比如说，谈判过程的体验，谈判代表显然从属于相互敌对的阵营，其利益、意图、观点，以及选择的相关事实，等等，都是对立的；不能指望那种通过被赋予的权威来获得真相，或者，指望对于逻辑的一致性要求超过势力不平衡所起的作用。这两种体验使得以下的区别看上去颇有道理：知识分子在内在的共同体内部与外在的共同体之间之间扮演不同的角色，作为立法者的角色与作为阐释者的角色之间具有差异。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情境它们各自需要选择这两种角色之一种
这种社会基本架构西方的知识分子传统正是在其中发展并成形的的普遍统治的衰落，暴露了以前所未曾看到的在这种传统的实用的有效性与“生活形式”或“意义共同体”的共同性之间的联系。但问题是，共同体的规模有多大谁是它的继承人它的界线应该划在哪里
欧内斯特盖尔纳在试图为民族作出合理定义时发现：
把民族当作一种自然的、天赐的对人进行分类的方法，当作一种虽长期延续却又与生俱来的政治天命，是一个神话；民族主义，有时把既有的文化转变为民族，有时杜撰文化，通常是毁灭既有的文化；无论好坏，这便是现实，通常是无法避免的民族只能通过一个民族主义时代来得到界定，而不是相反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通过其他的方法。
民族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然而，盖尔纳的洞见更具有普遍适用性。他的观点与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共同体是某一块领土的哲学名字，在它的范围内，知识分子依然可以施展他们的立法技能，盖尔纳的观点揭示了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假设，一个方案，一个策略，它宣布了某种意图，行动则紧随其后。问题并不在于“哪一个特殊群体可以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而在于在一个“共同体”中，针对哪一个群体，我们从事的这类行动才是正当的、有效的，从而是“合理的”。共同体不是“自然的、天赋的类别”单位，而是一种区分与分离活动的后果。共同体是且必然是通过这种行动而构建起来的。
运用盖尔纳的对于民族与民族主义之关系的思考，我们已指出了这个虚假的分类单位乃是起源于一种规划，准确地说，这实在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把多样性转变为一致性，用“某种文化”来取代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已成为西方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最显著的特征。今天的“地方自治主义”nalis盖尔纳所描绘的“民族主义”不同，它被剥夺了民族主义曾经享有的新兴**主义国家的权力支持，基本上只是一场哲学运动，看来，这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没有可靠的解决方法。早期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改宗，一帆风顺，获得成功，可以说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了渴望对精神实行统治的权力，顺应了建立在正统性和爱国热诚的基础上的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地方自治主义似乎不可能享有民族主义的这种历史机遇。
在西方知识分子历史上的那段颇为顺利的时期中，他们从自己的一般性的集体性体验进行推断，并且从他们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出发，作出了与事实相悖的假设，从而描绘了一幅更文明或更合理的社会蓝图。尽管在许多社会理想之间具有明显差别，然而，一个“善的社会”总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这个社会总是能够很好地适合于知识分子来履行其使命，发扬光大他们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世界从政治上作了划分。他们不是站在相互敌对阶级的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这些阶级为了夺取国家权力进行着不共戴天的斗争。然而，每一次选择的时候，都希望被他们选中的阶级具有创造或维持某种社会在其中，知识分子可以自如地追求他们的目标，社会在事实上承认特定知识分子领域如文化与教育的核心地位，承认思想在维持共同生活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的渴望与能力，这种希望使他们的选择成为正当的、合理的。
今天，没有一种历史力量能够顺应这样的一种理想蓝图。造就一个让知识分子看来舒适自在的世界的希望也不再成为历史的焦点。这或许是我们所意识到了的新时代的一个方面，这个新的时代，图雷纳归结为“丧失历史动力”的时代，哈贝马斯概括为“合法性危机”的时代。这两种表述都发自内心深处，都认识到那种作为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之正当性基础的雄心壮志已不复存在。寻求哲学家的忠告并以开明君主自许的人也不复存在了。只有哲学家留了下来，他们绝望地努力营造着共同体，用他们的论证的力量独力支撑着。迄今为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营造的共同体，并且能够有效维持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共同体。
10两个国家，两种标志，其一：被诱惑者
实际上，著名的“选择性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的思想，不是冷静的、超然的经验研究的产物，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都不可能产生这种思想。它是事后才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从一个像“铁笼”一样的完全合理化的世界的角度出发的，据说我们过去曾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或者将来会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这种铁笼所起的作用，就像是它的原型曾经按在圣洁的双肩上的“轻盈的斗篷”所起的作用一样。在韦伯神话中的真正英雄，不是加尔文，不是巴克斯特，不是富兰克林，而恰恰是这种“选择性的亲和性”，即在合理化世界与某些激情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完美，正直生活，努力工作，控制本能与情感，把满足留到未来，“追求德性的一生”，对于**与命运的把握，这些都是激情的目标。韦伯的故事，不是，并且永远不是对历史事件的陈述。就像所有神话一样，它置身于历史时间之外。这是一出神秘剧的剧本，我们都是作者，也都是剧中人物，剧情无休无止，但永远是完整的关于现代性的戏剧。
具有“选择性的亲和性”的“资本主义”，代表了一个“组织合理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理性化地追求利益”，韦伯对当时流行的实际存在着的知识分子模式的赞颂，仅只是一个方面的，但却是最核心的一个方面。清教徒代表了那种“有定见的”、能自我控制的人，知识分子从其自身的生活模式出发，把他们解释为一个由理性引导的社会的主要行动者，同时，他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产物。清教徒与“对利益的理性化的追求”两者都表现出知识分子方案的构想性和可行性：它们的紧密结合赋予了知识分子以自信和合理性，以使他们根据他们的臆想来塑造世界并推动世界进程。用伏尔泰的话来解释即使那里没有清教徒，他们也可以把清教徒创造出来。
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在第一次预感到未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也就是它最需要一种关于起源的和超时间的神话的时候，这或许是一条法则。更大的可能是，随着这一现实的“显而易见性”及其自信的下降，放弃神话的力量也在加强。韦伯讲述的那个神话故事必然会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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