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敬故谓之内也先生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于心。栗子小说 m.lizi.tw以为之裁制。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义，而举酌乡人、敬尸二事，皆礼之也，而莫非义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虚之教至于槌提仁义，绝灭礼乐，从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其不流于异端而害吾道者几希。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言我也。”此与孟子之言相发。
○以纣为兄之子以纣为弟，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王子比干。并言之，则于文有所不便，故举此以该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杌于四裔”，不言浑敦、穷奇、饕餮。后之读书者不待子贡之明，亦当闻一以知二矣。
○才人固有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是以禽兽之人，谓之未尝有才。中庸言能尽其性，孟子言不能尽其才能。尽其才则能尽其性矣，在乎扩而充之。
○求其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可不必于学问乎与孔子之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盖曰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具学，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之方，悉雁行之势”，亦必不能从事于奕。
○所去三免死而已矣，则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视欣然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欣然，则过人远矣，不敢自大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则可谓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则可谓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变也。今之学者非自小则自大，吾见其同为小人之归而已。
○士何事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化八材，计亦无多人尔。武王作酒诰之书，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此谓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人而先王之法坏矣，彭更之言，王子垫之问，其犹近古之意与
○饭糗茹草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栗子小说 m.lizi.tw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孟子外篇史记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扬子法言修身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人不思之尔。”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孟子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颜氏家训引孟子曰：“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广韵“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诗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宫也。”正义引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谱云：子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则又有孟仲子之书矣。
○孟子引论语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
○孟于字样九经论语皆以汉石经为据，故字体未变，孟子字多近今，盖久亦于魏、晋以下之传录也。然则石经之功亦不细矣。唐书言：州故作“豳”，开元十三年，以字类“幽”，故为“”。今惟孟子书用“”字。容斋四笔言孟子“是由恶醉而强酒”，“见且由不得亟”，并作“由”，今本作“犹”。是知今之孟子又与宋本小异。
○孟子弟子赵岐注孟子，以季孙、子叔二人为孟子弟子。季孙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异哉，弟子之所闻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为可就之矣。“使己为政”以下，则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于，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齐人也。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他术。”又曰：“盆成括，尝欲学于孟子，问道，未达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东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乘阳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记索隐曰：“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并轲之门人。”广韵又云：“离娄，孟子门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吴莱著孟子弟子列传二卷，今不传。晏子书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贫成适尝为孔子门人，尤误。
○荼“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荼”，其说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今按尔雅“荼”“氵荼”字凡五见，而各不同。释草曰：“荼，苦菜。”注引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栗子小说 m.lizi.tw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艹票}、、荼。”注云：“即{艹刀}。”疏云：“按周礼掌荼及诗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艹票}也、也其别外。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氵荼，虎杖。”注云：“似红草而粗大，有细刺，可以染赤。”疏云：“氵荼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壮如大马蓼，茎斑而叶圆是也。”又曰：“氵荼，委叶。”注引诗“以{艹休}氵荼蓼。”疏云：“氵荼一名委叶。”王肃说诗云：“氵荼，陆秽草。”然则氵荼者原田芜秽之草，非苦菜也。今诗本“{艹休}”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释木曰：“贾，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h，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诗考之，邶谷风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绵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又借而为“荼毒”之荼。桑柔、汤诰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茵著用荼，实绥泽焉”，诗鸱“捋荼”，传曰：荼，萑苕也。”正义曰：“谓之秀穗。茅之秀，其物相类，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为方陈，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视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叶之氵荼也。唯虎杖之氵荼与贾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h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王褒僮约，前云“炮鳖烹荼”，后云“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唐书陆羽传：“羽嗜荼，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菜。至明代，设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言右补阙綦毋性不饮茶，著茶饮，序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害远难见”宋黄庭坚茶赋亦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贼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鸟可>尔雅“舒雁，鹅。”注：“今江东呼<鸟可>。”即“”字。左传：“鲁大夫荣鹅。”方言：“雁自关而东谓之<鸟可>鹅。”太玄经：“装次二，鹅惨于冰。”一作“哥鹅。”司马相如子虚赋：“弋白鹄，连鹅，双下，玄鹤加。”上林赋：“鸿鹄鸨，鸨鹅属玉。”扬雄反离骚：“凤皇翔于蓬者兮，岂鹅之能捷。”张衡西京赋：“鹅鸿军。”南都赋：“鸿鸨鹅。”杜甫七歌：“前飞鹅后。”辽史穆宗纪：“获鹅，祭天地。”元史武宗纪：“禁江西、湖广、汴梁私捕鹅。”山海经：“青要之山，是多驾鸟。”郭璞云：“未详。或者骈当作，其从马者，传写之误尔。”
○九经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并不列于学官。杜氏通典：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越，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唐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无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唐书：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请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人抱遗经、扶微学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废之，盖必当时之士子苦四经之难习，而主议之臣徇其私意，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之为五，而义有并存，不容执一，故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礼，各自为书。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礼〉札子：“遭秦灭学，礼乐先坏，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性、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己甚。”是则礼记之废乃自安石始之，至于明代，此学遂绝。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曰：“谢绰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间，闻读书声，入而视之，仪礼也。以时方专治王氏学，而独能尔，异之，即与俱归，勉其所未至，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绝响矣。
○考次经文礼记乐记“宽而静”至“肆直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宽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为今考定武成最为得体。其他考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历数”之下；改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曰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鸣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于王风。仁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几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之言”者矣。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以为传之四章，释“格物致和”，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说可从。凤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已下七节，自天佑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于义亦通。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
卷八
○州县赋税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进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ㄌ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ㄌ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贼，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降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立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叛兼理刑。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且商、洛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于济南，颍、毫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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