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医生把佛法的“生命哲理”作为医学的基础，才有可能从根本
上解决医生的伦理观丧失的问题。栗子网
www.lizi.tw因为所谓真正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对生命本质和人性的明晰的洞察为基础的。只有立足于这个基础的信念，人道主义才可能是牢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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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您指出了西方基督教今天的衰退，认为取代它的对医学的新灵感或许存在于佛教之中。由此我也想到，对于人类生命，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如果没有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见
解及态度，无论什么人恐怕也决不能成为精神上伦理上十分有资格的医生。
2.关于器官移植
池田器官移植，尤其是心脏移植，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南非的巴那德博士实行移植手术以来，无论是从伦理观点还是从哲学观点，或者作为宗教问题，都是毁誉参半。同样，在日本一九六
八年八月札幌医大的和田教授做的心脏移植手术也成了争论的靶子。一九七一年在全日本医学总会上，医学专家们也都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见解：
心脏移植与肾脏移植不同，它是以提供者的死亡为前提的。
人们担心，既然需要保持心脏组织的完整状态，恐怕在确认提供者真正死亡之前，心脏就得被摘除。在日本，引起争议的和田教授也主张，与其两个人死即心脏提供者和必须接受移植的患者这两个生命的消灭不如选择一个人的生。他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施行心脏移植手术的。
我认为，像肾脏和角膜移植等，如果医学上的理由充分成立的话，也是可以被允许的。肾脏移植就现阶段的医学技术来说，其成功率大概也还不能说很高。但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可以由医学的诊断来决定作这种手术合适与否。因为这种移植不涉及提供者的“死亡判定”的重大课题。
尽管也可以设想心脏和肝脏的移植，进一步还可以设想大脑的移植，但这类移植却关系着对提供者的“死亡判定”这一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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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所以我在考虑了现阶段医学工作者的意见之后，还是认为这类移植在当前的医学水平下原则上不应施行。特别是大脑的移植，由于接受移植的人甚至连自己本质的部分“我思故我在”都换成了别人的，这是绝对不应允许的。心脏和肝脏的移植，在科学还没有对“死亡判定”作出清楚的解释之前，医学工作者也最好先不要搞。
汤因比您的谈话包括三个问题，我想逐一论述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原则论，即一般器官或某个特定器官的移植是否值得欢迎。第二是认为移植原则上可行的话，其实施从医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现状来看是否可行。第三是其实施从现在的伦理
标准和伦理的行为水平来看是否合适。
关于第一个原则论问题，我考虑判断的基准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应当对维护人权表示最大的关怀。尤其维护人的尊严这一点最重要。人类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被
夺走。因此，即使是为了维持他人的生命，也不能违反某人自己的意志击利用他的生命，否则就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
但是也可以设想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人死后，如果顺利地移植成功的话，就能向活着的另一个人提供健康的心脏，使那个人的牛命因此而得救在这个意义上，某人的心脏是还活着的。再有，还可以设想某人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自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例如希腊神话中也有这样的故事，王妃阿尔刻斯忒斯自愿代丈夫下到冥府中去。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例子，为了要救出别人而自己被淹死或烧死。其次还可以设想，一边有一个已死的人，他的大脑当时还可以移植。另一边有一个脑损伤但还活着的人，这时，后者知道自己的人格或许会改变的条件下，请求移植前者的大脑。台湾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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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设想的三种情况中，我想无论哪种场合，移植大概都符合人类的尊严，或说人类的尊严实际上要求这样做。假定是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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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我觉察到自己已开始衰老，或神经错乱。这时，假如我能断定用别人的健全的大脑换掉自己不中用的大脑，从而既不给自己又不给别人造成负担，相反能使自己做出贡献，那我一定希望移植。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比较简单。在下面的一，些情况下，目前还不宜做移植的尝试。即首先根据内科及外科的知识和技术，还不能设定一个完善的医学标准判定出死亡的瞬间。其次，移植
的结果究竟会如何，还不能用医学来预测。最后是这个领域的外科技术尚不十分完善，成功的希望极小。
第三个问题恐怕是最难的。若对照过去的经验，一般认为医学知识和外科技术今后大概会提高的。从这个可能性来说，即使当前某种特定的移植在医学上还不能认可，但不久的将来会得到
承认的。这种设想确实是合乎道理的。但从同一个经验来说，伦理的基准或伦理的行为，无论如何是不能指望今后会和医学技术一样得到提高。因为自我们的祖先作为人类开始走路以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哪怕提高过一点点儿。
池田如不进行包括心脏在内的器官移植，就不能保存生命，这种情况在现阶段确实存在。碰到这种情况，如有合适的提供者，是否进行移植是个问题。作为前提，我相信重要的还是要采取慎重的步骤，在决定移植手术应否进行之前，首先不光是担当手术的医生小组，而且其他领域的专家，如免疫学家、哲学家、法律学家等要进行充分的协商。协商的结果，即使决定施行手术，届时，负责摘取提供者器官的医生和负责移植的医生当然要明确地分开，并且关于移植手术及其以后的经过都要有详细的公报。把这定为一项义务，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措施。
汤因比某项特定的移植原则上符合道理，而技术上也认为切实可行的时候，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应否试行这项移植这个判断确实应由一个集体来做出。在这些不同立场的人们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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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各自的伦理标准不同，维护其标准的程度也有差别吧。进一步说，对于该情况每个个人的关系也是形形色色的。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和器官提供者假定他还活着与移植手术当然密切相关。而且双方的亲属和朋友也与此有着很深的关系。摘取器官的外科医生和进行移植的外科医生自然也都毫无例外。专门的顾问会诊医生、顾问医师，法律家代表，公共机关的代表，可以说关系略浅一些。当讨论移植应否施行时，各人所取的伦理性的行动大概会受到这种关系深浅的左右。
池田当前阶段，由于器官移植关联着提供者的死亡，还是需要贯彻原则上不搞移植这个基本方针。
我反对现阶段搞器官移植有两条理由，一个是“判定死亡”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是克服被称为移植“关键”的异体排斥反应的医学手段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但是即使能够控制异体排斥反
应，我认为医学发展的方向归根到底也不是器官移植，而应当是人工器官的研制。
汤圆比器官移植在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一般性问题中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的进步能增加入的能力，人的能力一加强，就面临一种责任，要在没有先例的事情中进行选择。随着这种选择范围的扩大，结果就产生了以前未曾有过的伦理上的各种问题。
3。普通医生与专科医生
池田不用说，以近代科学的思维法为支柱的西方医学构成了现代医学的主流。小说站
www.xsz.tw但是这种医学也像精神身体医学家所主张的一样，分析人的生命，不断地专科分化的结果，忽视了真正意义
上的人类疾病。就是说，西方医学将疾病与患者的生命剥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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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掌握了很多有关疾病本身的知识，却把现实中苦闷的人忘掉了。这大概是实情吧。
.汤因比遗憾的是，在西方过去的三百年间，医学与一般科学走的道路一样，即向着分析、选择、专科化的方向发展。
专科医生只停留在对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研究治疗上。顺便说一下，我父亲的祖父是耳科专科医生，他是伦敦耳科的创始人。专科医生除了自己专门治疗的器官和疾病以外，不管患者的
全身综合情况。与此相反，普通医生对患者是全面检查治疗的。
但是他们常被专科医生称为“万金油”或“艺多而不精”，受到轻蔑。
在美国，近代西方医学的这种专门化倾向现在几乎达到了极点。在这个国度里，普通医生差不多消失了。许多的专科医生在同一屋顶下，开设了各自的诊室，患者就在各专科医生之间转来转
去。这样，倒霉的当然是患者。病人不知该首先找哪一科看，因为没有普通医牛给他们诊断。以前有一次在美国，我和妻子到一个大学里去，妻子患了恶性喉炎，但是校长夫人想了好久也不知该叫我们去看哪一科好。
池田如果是性命攸关的病那可就糟啦。专科医生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但问题是病人并不仅因为患病部位而痛苦，整个生命都在痛苦。当然，原因肯定是器官或细胞组织的病变.但这种物
质性的**的变化并不是就那样直接联结着活生生的人的苦恼。
并且也小能认为，这样的病变就是病人的一切。
西方医学甚至有这样愚蠢的行为，由于过于执著只属一部分病人的病变研究，而把苦闷的人类生命本身弃而不顾，相反还促使病情恶化。说得极端一些，用外科的药物学的方法，病虽然治愈
了，但那时病人已死亡了。像这种常识无法想像的情况也能够发生。
汤因比正因为能发生这种事态，所以我希望普通医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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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够受到重视。
普通医生一般被称作“家庭医生”而受到欢迎，这确实是一个恰当的称呼。普通医生既不是单纯的技工，也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者。他们是自己病人家庭的朋友、可信赖的友人。并且，普通医生是把患者作为人来理解，与患者处于互相尊重和信赖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所以能充分发挥其医术。
普通医生不像专科医生那样常用过于自信而冒职业上的风险。他们很懂得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医生的知识和医术的限度，所以当他们断定力所不及时，就去找合适的专科医牛。当然，当需要
这种专科医生协助的时候，他还必须清楚找哪一位合适。
在医疗中，诊断是很重要的。最初诊断病情的是普通医生：
或许这个诊断不完全，或许也有误诊的时候吧。但这是必不可缺少的第一步，而且，普通医生的工作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必需的，这是因为普通医生与专科医生不同，他们很了解患者及其环境。
作为一个专科医牛，如果不参考只有这种“家庭医生“才能提供的知识，采取措施，那就是盲目地使用自己的医术。结果往往对患者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池田在日本，这种“家庭医生”也日渐减少了。这是可悲的现象，这种专科分化的方向大概是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医学必然要走的道路。但是汉斯塞莱的stress学说非特异的反应和精神身体医学看到了西方医学的这种动向，他们试图克服其弊病，从整体上来对待人的生命。我以为，这是医学工作者为了建立为人类的医学而进行努力的结果，对这些新的方向应给与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我觉得由东方民族的智慧和经验所形成、发展起来的东方医学的存在价值，现在也应当重新加以评价，因为东方医学重视对人体的综合诊断，它是在这种一贯认识的基础上，经历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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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历史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
在今日的中国，学习西方医学的医生和熟悉东方医学的医生已经互相合作，开展医疗工作。日本也在对东方医学的思想方法进行重新评价。虽然还没有达到人人如此的程度，但在医学工作
者中，正在出现一些要学习掌握东方医学的人。
东方医学重新受到注意的原因，其一大概是由于近代西方医学的弊端越来越显著的缘故吧。另一个原因是，东方医学不把疾病和病人分开，而是从始至终把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就是
说，虽然追究**上的病变，但不局限于此，而是把视点放在人上，始终是要恢复人的健康体。
西方医学主要是追究**的病变，为了治疗这个病变而使用外科方法或药物。但是东方医学认为，归根结底患者本人是矛盾的症结，而在精密观察病人的状态之后，努力去恢复病人的健康体
魄。换言之，是把个人的形形色色的病情作为“症这可以认为是症状群来理解，加以分析，从生命整体的观点来决定治疗方法。而且，在处置“症”本身时，要在环境和宇宙自身的规律，如气候、风土等的相互关系上来确定其位置。把为此而采用的原理体系化，就是“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是要把宇宙和人的关系作为“大宇宙对小宇宙”的关系来把握，我认为这个方向大体是正确的。只是“阴阳五行说”陷于数的配合而走到形式主义，结果东方医学也逐渐受其影响，脱离了现实，成了观念性的东西，这是事实。东方医学另一个缺陷是缺乏西方医学那样合理的科学思维方法这是西方医学的特征。我考虑，如纠正了这个缺陷，就能大大发挥其效能。
汤因比东方医学的这种方法和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医学的方法，即希波克拉底和他的同僚、弟子们在著作中讲述到的方法似乎是一样的。希腊医学也是把患者当作精神与**的统一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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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从社会和物质的环境上来考察，加以治疗。近代西方医学从历史来看，本来也是希腊医学派生出来的。因此，在现代的西方，在普通医生之间至今也仍然沿袭着希腊的方法。
在西欧各国还有普通医生的国度里，专科医生和普通医生之间有很清楚的职务上的区别。但这种区别与您说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之间出现的差异似乎正相符合。这两种不同的医生无疑是
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对患者来说，两者都需要。但是，如果我本人非要选择一个的话，我宁可希望住在还有普通医生的国度里。对我来说，即使没有专科医生，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麻烦。专科医生可以说是宝贵的，而普通医生是不可缺少的。
池田如果东方和西方都有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各自发挥所长，融合成一体，就一定会诞生划时代的新医学。我希望能建立既可以利用现代医学的科学思维法，又不失传统医学的特征整体观念的真正的“人的医学”。
4发展老年人的福利
池田一般来说，在所谓发达国家，人的平均寿命延长的同时，出生率降低了。这样，人口结构就必然发生变化，老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随之，老人问题开始突出，例如迫切需
要增加老人养护设施，完善养老金制度。
学者等脑力工作者另当别论，对一般老人来说，如何在社会生活或家庭生活中生存是极难处理的问题。现在在日本成了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在福利制度已很充实的英国，也是作为同样重
要的问题来看待吗
汤因比是的，这个问题在英国也和日本一样，确实成了重要的问题。而且，其他福利制度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同样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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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老人每周都从国家领取养老金，也有养老院。实际上我妻妹就住在公营的养老院里。但是，这种养护设施和祖父母、子孙一起生活，分享真正人生乐取的“三代同堂”比较起来，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精神上毕竟是无法替代的。我的一个学友比我大一岁，几年前他死了妻子。当时，他的儿子和儿媳为照料他而请他去一起住。那时由于孙子们尚小，他常常用车去接送孙子上学。他以这种实际的作法融化到新的家庭生活中去了。如今，孙子们也都大了。他的儿子经营着一个农场，雇了不少人手。于是现在他就用车送这些人的孩子上学。就这样，他仍然和那个家庭生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和他的儿子经营农业有很大关系。因为是住在农村，儿子家里除妻子和孩子的房间外，也有父亲的房间。而在城市里，差不多的人不得不住在狭小的房子和公寓里，充其量也只有夫妇和孩子的房间而已。
池田的确如此。老人的社会保障的理想状态并非只要有物质意义上的福利设施就可以了。还必须进一步考虑能否使他们精神生括丰富。因为虽说建立了养护设施，有了直到送终的社会保障，但这对老人来说不见得就是最好的礼物。家庭不断小型化，老人的养护设施很完善，以这种理由将老人送进养老院反而会使老人失望吧。
老人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考虑怎样做才能给老人以精神上的满足。如果着眼于这一点，就能理解使老人精神满足而应采取的方法决不该是使他们脱离现实社会。因为人类生存的意义是有参
加社会活动的意识才产生的。自己不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而是作为在社会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括并亲自创造着某种价值，这种实际感受才是老人生存的最大意义吧。
汤因比如何把人从感到自己已成为社会的多余存在而产生的心理痛苦中解救出来这个问题对年老退休的人或由于产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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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而失业的人都是一样的。城市化所引起的坏影响使传统的祖孙三代同堂崩溃了，甚至使近邻成了社会的陌生人。您认为通过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并不能消除自己是社会的累赘这种心理上的不安，我也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养老院的设施尽管在医疗设备和物质方面可以使老人们得到宽慰和享受，但从精神上来说，就像被伪装起来的俘虏收容所一样。
池田完全是这样。人类一旦离开了社会的责任，疏忽的瞬间就会衰老的。在社会上负有责任而工作着的人永远是年轻的。只在口头上承认重视老人而实际上认为他们无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存在的。
我想，老年人的特质可以说是干工作能持之以恒，并且责任感强。虽然内体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相当多的老人头脑和精神活动并不那么衰退。甚至有许多例子表明，由于有漫长而丰富
的人生经验，更使老人增辉生色。使老人从事这种能发挥其特质的职业，从而使老人感到自己的存在对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吧。
汤因比实质性的平均劳动年限延长对个人或对社会确实都有益处。但是这在今天的城市文明和自动化文明中，只是将老人问题延缓了，其实并没有解决。
不过，即使在老人当中，那些从事不需要体力，只需要精神活动的有社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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