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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6节 文 / [西]玛丽亚·杜埃尼亚斯/译者罗秀

    们仿佛都迫切地想跟其他人交往。栗子网  www.lizi.tw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批熟面孔,开始相互问候,到哪里都能触入人群。我们常在布雷塔基、罗马公园或者布拉塞列餐厅吃饭,晚上去卢梭酒吧,或是恰丹、法国广场的德确伊特和中央酒吧观看匈牙利舞娘的表演,或者在马萨拉赫音乐厅宏伟的玻璃大厅中看演出,那里坐满了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摩洛哥人、德国人、俄罗斯人,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演出之后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跳舞喝酒,用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谈论国际时事。有时我们从酒吧出来就去哈发,在海边的帐篷里一直待到天亮。帐篷的地上铺着厚厚的毯子,富有的摩尔人、有钱的欧洲人,不管是出身豪门还是一夜暴富,都斜靠在垫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抽大麻。在那段混乱的日子,我们很少在黎明之前睡觉,一边眼巴巴盼着阿根廷那边的回音,一边因为迟迟没有消息无所事事。我们开始习惯在新建的欧洲区转悠,也习惯了穿越摩尔人的小胡同,习惯了来自世界各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与当地人混杂的局面,习惯了蜜色皮肤的太太们戴着用珍珠装饰的宽边草帽招摇过市,肤色黝黑的理发师用古老的理发工具设下露天摊点,卖胭脂花粉的小商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以及外交人员一丝不苟的衣着,大批的羊群,还有穆斯林女人穿着长袍蒙着面纱转瞬即逝的影子,几乎没有面容。

    每天都有来自马德里的消息传到这里,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当地的西班牙语报纸,比如民主报、非洲日报或者共和党人的明天报,有时候听小市场的报贩叫卖就够了,他们用各种语言大声喊出新闻标题,比如意大利语的丹吉尔暸望,法语的丹吉尔报。我偶尔会收到母亲的信,很短,很简单,间隔时间却很长。从母亲的信里我知道外公在他的摇椅上安静地去世了。从字里行间我也能猜到她举步维艰,挣扎度日的情形。

    那段时间我发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学会了几个阿拉伯语句子,很少但是很有用。我也开始习惯众多不同的语言,法语、英语,还有西班牙语的其他方言,比如哈克提亚语,这是一种摩洛哥的西班牙犹太人说的、由古西语加上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演化而来的语言。我知道有_种东西可以抽,可以注射或是塞入鼻中,它会让人神魂颠倒,知道有的人在赌桌上甚至敢拿自己的母亲做赌注,知道有一些性并不局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的**,而可以有多种组合。我还知道了世界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但从来没听说过的事,比如多年前欧洲曾经经历过一场大战,比如德国的统治者叫希特勒,有人很崇拜他,有人很怕他9我发现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像是常住客,但也许第二天就人间蒸发了,或是为了保命,或是为了不被棍棒驱赶,或是为了不最终落入比噩梦还可怕的地方。

    我还体会到,如果日子太单调乏味,那么所有我们认为稳定的东西,都可能在任何时候毫无理由地不合节拍,出现分歧或改变航向,最终发生变化。跟以前我了解到的怪癖嗜好、欧洲政治或身边那些人所属国家的历史不一样,这个教训不是别人告诉我的,而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我不记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记得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某一时刻起,我和拉米罗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最初不过是日常活动流程的改变。我们跟其他人的交往越来越多,也有了一些固定的去处,再也不会不慌不忙地在街上闲逛,也不会像头天那样无所事事。虽然我更喜欢开始那段时间,两人独处,无人打扰,

    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明白拉米罗凭他不可抗拒的魅力,已经在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而他做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对的,所以我一直忍耐着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度过仿佛无休无止的时间,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我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小说站  www.xsz.tw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说的不是西班牙语,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在谈论的一些地方或事情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比如割让、纳粹、波兰、布尔什维克、签证、引渡。拉米罗一会儿说法语,一会儿说意大利语,还能讲几句蹩脚的英语,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德语。他曾经在几个跨国公司工作,跟很多外国人接触过,当语言表达不清楚时,他会使用恰当的表情、简单的词汇解释,让人心领神会。因为交流完全没有障碍,他很快就在这些漂泊者的圈子中成为极受欢迎的人物。我们去任何一个餐厅都得跟两三桌人打招呼,到民萨赫酒店的吧台或庭西斯露天咖啡馆的时候,也很难不被邀请加入某个群体的热烈谈话。拉米罗跟他们在一起自然得就像认识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我呢,跟在他后面,变成他的影子,几乎从来不说话,除了感受到他在我身边,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我只是他的附属品,只要有他在身边就心满意足。

    有一段时间,大概在春天结束之前,我们把双方的需求结合起来,基本找到了一个平衡。既保留两个人独处的亲密时间,我们称之为“马德里时光”,也接纳新的朋友,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节奏。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架天平慢慢失衡。这个过程很慢很轻微,几乎感受不到,却无可逆转。公共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慢慢地侵占着我们的私密空间。那些熟悉的面孔不再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变成了一些有过去、有未来、有能力介入我们生活的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明朗,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有趣又丰满的形象。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其中一些人的姓名,还能想起他们如今已成白骨的面容,还有他们的国家,虽然那时我根本无法在地图上找到这些地方。伊万,一个优雅沉默的俄罗斯人,总是拄着一根细手杖,。眼神深邃,外套口袋中永远露着一角丝绸手帕,像一朵凋谢的花。那个波兰男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能记得他四处宣扬所谓的财富,而所拥有的不过一根带银手柄的手杖和两件领口已经被皮肤和岁月磨得不像样的衬衫。伊萨克斯普林格,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大鼻子,拿着金烟盒。还有沃维克夫妇,克罗地亚人,先生很俊美,太太很漂亮,两人非常相像,关系很暧昧,有时候看起来像情人,有时候又像兄妹。还有一个意大利人,总是汗流浃背,用色迷迷的眼神看我,好像叫马里奥,或者是马乌里西欧,不记得了。拉米罗跟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甚至也参与到他们的渴望和担忧中去,成为他们计划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我眼睁睁地看着,日复一日,悄无声息,他慢慢地离他们越来越近,离我越来越远。

    皮特曼学院的答复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迟迟没有音讯并没让拉米罗产生任何忧虑不安。我们一起在大陆酒店的房间里待着的时间越来越短,窃窃私语也越来越少,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赞美我,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也几乎不提起以前赞不绝口的那个我了:有光泽的皮肤、女神才拥有的胯、丝绸般的头发。他再也不注意我甜美的笑容、我的年轻娇嫩。同样,也不会再因为我之前所谓的美妙的无知而发笑。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兴趣越来越少,亲密、柔情都渐渐消失。就是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不确定感让我逐渐清醒。不只是精神不好,身体也不好,糟透了,而且越来越糟。也许是我的胃仍无法适应这里的食物,它们跟母亲做的菜太过不同,甚至跟马德里餐馆里的简单菜肴也很不一样。也许我的不适和虚弱也与初夏时节那股浓烈潮湿的味道有关。小说站  www.xsz.tw白天强烈的阳光让我受不了,街上的气味令我恶心想吐,甚至连起床都困难。这种种不适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怀疑,我几乎整天都在昏睡。有时候,这种时候很少,拉米罗似乎很担忧,他坐在我身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绝大多数时候,他心不在焉,无视我的存在,完全不理会我,直接弃我而去。

    我再也不陪他去参加晚上的活动了,也几乎没有力气没有精神站着。我开始独自待在酒店,那些漫长、厚重、令人窒息的一个又一个小时,那些阴霾密布、没有一丝风、比死亡还寂静的一个又一个小时。我想象着他一如既往地参加那些活动,跟同样的人在一起:喝酒、打台球,除了聊天还是聊天,在咖啡馆的白色大理石台面上,随便拿一张碎纸片画下数字和地图。我想象他做着以前跟我在一起时一样的事,只不过身边没有了我。我还没有能力猜到他已经走得更远,超越了单纯的社交生活界限,而深入到另一个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陌生的新领域。他有更大的野心,这毫无疑问。他的生活中充斥着一掷千金的豪赌、持续到天明的盛会、炫耀、暗箱交易、夸夸其谈的项目、谎言与虚伪的寒暄。这几个月来他一直隐藏着的另一面已慢慢显现,拉米罗奥利巴斯,这只老狐狸,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领教他的其他面了。

    他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差。半个衬衣下摆从裤腰上露出来,领结几乎垂到胸口,身上满是烟味和威士忌的味道,如果发现我还醒着,就结结巴巴地用柔和的嗓音编一些借口。有时候他甚至碰都不碰我,直接像死人一样倒在床上,马上就打着呼噜进入梦乡,直到日上三竿,而我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无法入睡。有时候他粗鲁地抱住我,重重的呼吸炙烤着我的脖子,甩掉衣服在我身上发泄一番。我由他摆弄,没有一句斥责,丝毫不能理解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更没有办法为这种冷淡下一个定义。

    有些夜晚他根本就不回来。这才是最难熬的:凌晨时分,我看着码头上晕黄的灯光在海湾黑色水面上的倒影,一边擦干脸上的泪水,一边等待天明。我满心苦涩,怀疑也许一切都是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却已经无法回头。

    我们离结局不远了。我终于决定去确认一下身体不适的根源。因为不想让拉米罗担心,某个早晨我独自来到艾斯塔图多大街的一个诊所。金色的门牌上写着:贝比拉克阿医生,普通医学,各种不适或普通疾病均可上门就诊。他听了听,看了看,又问了问我的情况,连尿检都没让我做,更没有其他检查,就直接确定我怀孕了。虽然早有预感,拉米罗也曾如此猜测,但面对最终确认的这个消息,我还是带着复杂的情绪张皇失措地离开了诊所,有幻想,有焦虑,有开心,有恐惧。我想拉米罗一定还在睡觉,我要把他吻醒,告诉他这个消息。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永远也不再有机会亲口告诉他,我们将有一个孩子。当我到达酒店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等待我的只有一地狼藉,衣柜的门敞开着,抽屉被人拽了出来,行李散落一地。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房间被盗了。

    我一下子觉得喘不过气来,跌坐在床上,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两下,三下。再次睁开眼睛时,我环视房间,脑海里轰然回响着一个名字:拉米罗。拉米罗,拉米罗在哪儿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扫过床头柜,发现上面放着一个信封,就靠在床头灯灯柱上。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那有力的字迹即使到世界末日我也可以一眼认出来。

    希拉,我的爱:

    在你阅读下面的内容之前,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你会永远在我心里直到地老天荒。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去开始一段新的征程。虽然我全心全意地爱你,但恐怕这段征程暂时还容不下你和你腹中的小生命。

    请原谅我最后这段时间对你不够好,不够关心。我相信你能理解。皮特曼学院的消息迟迟不来让我太过焦虑,也促使我去寻找通向未来的其他道路。我研究了很多方案并选择了其中一种。这是一场令人神往、前途远大的冒险,但是要求我全身心投入,所以暂时还无法将你卷入其中。

    我毫不怀疑现在开始着手的这个项目。它会大获全胜,但是在初始阶段需要一笔巨大的投资,这超出了我财力的承受范围。因此我斗胆借用了你父亲给你的钱和珠宝,来支付前期的费用。我希望将来可以用还贷款的方式将它们全部还给你,这样等你上了年纪,就能像你父亲把它们传给你一样传给你的后代。我也相信你母亲独自抚养你时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强意志会激励你独自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再见了,我的生命永远爱你

    拉米罗

    另外,我建议你尽快离开丹吉尔,越快越好。这里不是一个适合单身女人待的地方,尤其以你目前这种状况。我还担心有人会来找我,如果找不到我,可能就会来找你。离开酒店的时候,少带行李,尽量假装不经意,虽然我会尽量,但由于走得太匆忙,我不知道等会儿有没有机会去结清这几个月的房费,我可不希望这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我不得当时在想什么了。记忆中总是保存着当时的场景:翻得底朝天的房间,空荡荡的衣柜,打开的窗户中透进来的刺眼的光,我倒在凌乱的床上,一手拿着信,一手抓着刚刚确认怀孕的诊断单,汗珠从太阳穴处滚滚落下。脑海里思绪翻腾,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或者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我的回忆丢失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接下来我像一部刚下线的机器一样忙碌起来,动作很快却无法思考也无法感受。虽然信里的内容如晴空霹雳,拉米罗也已远走高飞,但是他依然主宰着我的行为和节奏,我只有一味地顺从。我打开一个箱子,捧起手边的东西机械地往里装,根本不考虑哪些该带走,哪些该丢弃。几条连衣裙、一把梳子、几件衬衫、几本过期杂志、一堆内衣、不成对的鞋子、两件没有裙子的上装和三件没有上装的裙子、书桌上一堆凌乱的纸张、卫生间的洗漱杯、一条毛巾。当箱子里装满了这些零碎的衣服和用具后,我使劲关上箱子,摔门而去。

    正值喧嚣的中午,餐厅里顾客进进出出,侍者的声音此起彼伏,伴着杂乱的脚步声、我听不懂的各种语言的交谈声,几乎没有人发现我的离去。只有哈米德,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年纪却不小的小个子跑堂,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提行李。我没有回答,只是摇着头拒绝。出了门就迈开大步走,脚步既不坚定,也不漂浮,更不沉稳,完全不知道该去哪儿,也完全不担心要去哪儿。我记得我曾走过葡萄牙大街的斜坡,都是些零碎的印象,似乎经过了郊区的露天市场,那儿有人声鼎沸的小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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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牲口、叫卖声、来来往往的长袍。我毫无目的地穿过大街小巷,好几次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或是着急的摩洛哥运货人“借过、借过”的喊叫声惊醒,贴墙靠在路边。在这段漫无目的的行程中,我似乎还经过了英国墓地、天主教觉、锡亚琴大街、玛丽娜大街和大清真寺。我一直不停地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丝毫不觉疲倦,也毫无感情,只是被一种奇怪的力量驱使,双腿似乎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似乎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走上几小时,几天,几星期,几年,一直到地老天荒。但是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在浅海滩,当我像鬼魂一样经过西班牙学校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身边。

    “女士,您需要我带您去哪儿吗”出租车司机的西班牙语混杂着法语。

    我当时也许点了点头,或者是我手中的行李让他觉得我要出远门。

    “您是要去港口还是火车站,还是要去坐公共汽车”

    “是。”

    “是是什么”

    “是。”

    “是去公共汽车站”

    我乂点了点头,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不管是公共汽车站、火车站、码头还是万丈深渊。拉米罗已经把我抛弃了,我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任何地方对我来说都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

    一个轻柔的声音试图把我唤醒。努力很久后,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身边有两个模糊不清的人影,过了一会儿才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头发斑白的男人,面容虽然还有些模糊,模样却依稀让人觉得熟悉。另一位是穿着一身洁白长袍的修女。我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儿,但是视力所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两侧的床铺,屋里弥漫着药味,窗户里照进来大片日光。原来这是一家医院。我还记得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儿我的孩子。”

    “马德里。”

    两个人影似乎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修女捧起我的一只手轻柔地握“我想你暂时回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那个男人回答:

    “交通已经中断,政府前几天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我并不明白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清,因为我马上坠入虚弱的深井,昏睡了好几天。这之后医生让我卧床静养。在得土安平民医院里动弹不得的那几个星期让我有时间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并回顾权衡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也只是在最后几天才做到的,因为最初的那段时间,不管上午还是下午,清晨或是探视时间虽然从没有人探访过我,甚至护工来送饭我却完全无法进食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什么也不想,不反思,甚至不回忆,只是哭。

    很多天后,当眼泪终于干涸,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回忆就如潮水般一寸寸地将我吞噬。我甚至能看见它们在追赶我、纠缠我,排着队从病房尽头的门口进来。病房就像一艘日光下的巨轮,永远都是白昼。鲜活又无法控制的回忆,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一个接一个冷笑着向我靠近,跳上床垫,爬到我身上。它们无处不在,从耳朵里,从指甲缝里,或者从全身皮肤的毛孔里侵入我的意识,毫不怜悯地用那些我永远也不愿意再想起的形象或片段把我撕碎。

    渐渐地,持续不断朝我涌来的回忆大军开始不那么嘈杂,变得安静而犀利。冷静后的剧痛鞭笞着我,让我开始思考这一切,为这八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找一个原因。这才是最痛苦的阶段,折磨、煎熬、令人痛不欲生,虽然我不知道它持续了多久,但记得很清楚,是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使这段煎熬的时光戛然而止。

    在那之前,我一直跟一群产妇、慈善机构的护工和漆成白色的金属床一起度过。每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会来查房,其他住院产妇的家属会在特定时间前来探视,他们窃窃私语,爱抚新生婴儿,叹息着安慰不幸流产的病人,比如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我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没有人会来探视,当然我也没有奢望过。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待在这群陌生人中间,脑海中只有初到时杂乱的零星记忆,夹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这么多天来思绪纠缠交错,只忆得起偶尔出现的修女,还有那份急切又带着些许恐惧的愿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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