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考的连老师望着窗外发呆，我就顺手把连老师画在试卷上，还配了背景。栗子小说 m.lizi.tw也许是把他画得不太好，反正连老师生气了，给了我个零分，后座的女生刘蕙如，第二天就带了个咸鸭蛋给我吃。五十年后，又跟连老师一起看他当年的同事兼老友何老师的画展，一边回想儿时种种，一边享受着这样的人生奇缘。
后来担任过“教育部”次长跟大学校长的陈梅生老师教过我们算数，他是这一所小学少有的江浙口音，陈老师的太太也是同校的老师，却也说得一口福州腔国语。陈老师特别有小孩缘，一上台就说说笑笑，全场气氛被他炒得火热。
在陈老师担任教务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升完旗他上台讲话，特别嘱咐我们，以后做作文千万不可以再把“我的志愿”写成“反攻大陆”，“反攻大陆等你们还了得”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此事陈老师一生都在教育界服务，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我手边还有他的访谈录专辑。
有一位吴越老师，矮矮的，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他教我们数学，兼总务主任，校庆之前，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带一枝榕树小枝叶来，就扔在校门口，后来门口就用这些枝叶扎起了漂亮的牌坊。吴老师在校庆之后的那一次升旗典礼上，向所有的小朋友致谢，讲完了，他先退一步，肚子挺挺地立正，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还有金开鑫老师，后来的戏剧学者，也担任过国民党考纪会主委，他是个很不爱出风头的人。我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做学员时，金老师是当时的教务长，党主席李登辉或是秘书长李焕等等来了，他总是安安静静地跟在最后面，照相时也站在最旁边。一次私下聊天的时候他随口说，那些照片他一张也没有留，我很想跟他讲我也没有留，虽然已上山“革命”了好几次。
有的老师已记不得他们的姓名，比如那位告诉我们海南岛如何失守的体育老师。
海南岛失守的时候，我正在读小三。记得那一天天朗气清，我们的体育老师却要我们回到教室，大家也不知道要干嘛。小孩子，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老师不声不响，只管在黑板上先画了道弯弯曲曲的线条，中间一部分凸了出来，老师说，这是广东海岸，这是雷州半岛。在雷州半岛下，他画下了海南岛。
依据黑板上的地图，老师细细地跟我们讲了海南失守的经过，“**”怎么固守，“匪军”怎么包抄，“**”怎么撤退，“匪军”预先埋伏的游击队又是如何地配合里外夹击。下面的小孩子个个听得神经紧绷，鸦雀无声。在此之前，我们当然是相信海南岛是我们的，是跟台湾同属反攻大陆的跳板，永远不会失守，就像后来对于反攻大陆坚定的信念一样。
数年之后，上了中学，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薄薄的书，名为历史的漏洞，详述海南岛失守的经过，重新温习了小时听到的烟硝弹雨中的故事。我又想起了那一位怀抱着家国之思的体育老师。
又过了许多年，看了屏风表演班演出李国修的西出阳关，以海南岛失守前后为背景，我又变回了那个孩子，为此，在台北看了两遍，又自己开车到竹北再看一次，回回看得流泪，哭得好爽。
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一个小学体育教师，可以随手画下战事的地图，以沉痛的语调诉说着动人的史实。
那位体育老师运动也很棒，运动会老师部分的比赛，他个人拿的冠军也不少。
那个时代，当老师的，个个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有的老师上课，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就写板书，写到了后面，就把前面写的擦掉再写新的，我们小朋友就只得拚命地抄，一边又为字写得不好看而懊恼。
我们的地理课本从头到尾都在讲一班小朋友旅游全国，有大华、小明等人，一下子走丢了谁，一下子又为何事耽搁，却每每在这样的关头学到了地理常识。台湾小说网
www.192.tw问题只在于书太薄，一下子就读完了，要是厚些的话，至少对于我的吸引力会大得多。
记得一位地理科的女老师，同时也在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师大读书。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板书，写的时候一只小拇指翘得高高的，粉笔轻轻柔柔地划过黑板，就出现了一行行漂漂亮亮的文字。讲地理，她随手用彩色粉笔画下地图，河流、港湾、公路、铁路、城市、山脉与湖泊，等等，分毫不差，真是厉害。
陈祖屏老师是我在留级之前的班导，办公的桌子就在教室后面。下课了，常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愣，很有心事的样子。有一次两位小朋友为谁欠谁一毛钱而来告老师，陈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啪的一声重重地放在桌上，解决了问题，陈老师继续发愣。
他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一点都记不住了，却忘不了他有一次说：“要是有人说你很忠厚，你就要记得你其实是个傻瓜。”这大概是他某次发愣的觉悟。
我想当时没有几个小孩子听得懂，但是却忘不了这么奇怪的理论。我在陈老师的班上一点表现都没有，然而有一次作文得了个甲等。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小史”，我照实写了些，便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老师在说明之余，还不忘附带一再强调内容不错，我都听得出其他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这却是我刻意在文字这一方面力求表现的开始。陈老师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让一个在学校中败绩连连的小孩，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那个年头很难得见到谁家有汽车，能有一部三轮车，如果是政府里的公务员，就已经是司长级的了。少数同学坐着家里的私家三轮车上学，好像也没有人会特别地羡慕，你坐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子走上三五个公车站，平平常常。有一位女老师，年纪比一般的老师要大些，胖胖的。住在温州街那边，她也是走路去学校，学生常常会遇到她。她虽然走着出门，到学校的时候却是从三轮车下来的。她一路走一路看，只要看到有学生坐着家里的三轮车，马上挡下挤了上去，一边跟车夫说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好像也不会有哪个小朋友或是车夫不让她挤的。她的先生姓吴，上海人，教过我们，也兼管过福利社，我想他可能怕太太。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老师。
我留级后的班导是方启明老师，长得一表人才，非常认真，常戴着一副墨镜。后来方知，方老师是白色恐怖时期四六惨案的受害人。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待的时间太长，眼睛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有一次，方老师让我看一张他跟他的朋友们的合照，许多人站成一排，黑白的，在那一张照片上，我只认得方老师一个人，却忘不了照片背后的一行毛笔字：“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时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含意，却记在心里。渐渐长大，愈发地为这一位仅仅得年四十九的老师心酸。
方老师的班级，同学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毕业至今五十多年，在台北的同学还是常常聚会，这样的情感，不得不说是方老师之赐。那个时候许多班的男生不跟女生说话，要不就是男生常常欺负女生，这些都是方老师不允许的，他告诉我们，那样子“不文明”，要我们别当野蛮人。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课，他可以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颜、柳的字体，让我们照着练。有一次我当值日生，体育课大家都去操场上课了，他在教室后面批作业之后，把我叫到身边，关怀备至地问了些问题，让我把许多的委屈一下子奔泻而出，大哭不已，方老师也不断地拭泪。栗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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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学、中学，都是编壁报的高手，能写能画，都是方老师启蒙培养的。常常一个人把整幅壁报编出来，得没得奖无所谓，我要的是不用上课的公假。
方老师在说话课中会讲一个一年到头连续不绝的故事，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我倒觉得不怎么样，下一次聚会时我要问问，当时你们听得那么带劲，是不是装的
有一次，发作文本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有了，只差我的，我正在狐疑不已的时候，方老师不慌不忙地拿出我的作文本，要我亲自读给大家听。那时正当我刚读完老舍的幽默文集之后，我也仿老舍来上了一篇题为“大倒楣”的作文，描写一天里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搞笑故事，全班都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我成为壁报老编的开端。
方老师英年早逝，得寿不及半百。他过世时，我们也都是青年了，我们这一班好几位小学的同学，为他办妥了葬礼。我们聚会时总是会提到方老师，包括挨他打的故事也都有了趣味，他是我们永远的班导。
学校常常有外国人来参观，看来北师附小应该是某种样板。在我们刚毕业时，校长换成了陈诚的亲戚谭达士，事出仓促，学长张法鹤骑着脚踏车四处通知校友，非常热心地为王鸿年校长举行了惜别会。为什么忽然校长要换人在那个年代，这样无厘头的事是很平常的。谭达士之后的北师附小，我就不知道了。
铁铸的命运
许多人的一生都是在迎战，有一阵子，政府都在鼓励战斗的人生，有一次蓝与黑的作者王蓝来我就读的建中演说，他讲的就是“战斗的人生”。蒋经国开办了“暑期战斗营”，让大中学校的学生去体会战斗的滋味。虽然根本没有打仗，却可以年年选出“战斗英雄”，直到现在我还不懂。人生无处不战斗，好像全台湾都在摩拳擦掌，随时都可以展开战斗，真的要反攻了吗偶尔也会猜想。
只有我，过得无精打采，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
我不爱读教科书，尤其不爱读课文之后的许多也要背下来的注解跟练习。我无法接受历史课本里远远不如历史小说精彩的内容。我记不住长江有多长，黄河改道有几次，什么地方产煤又有铁。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某些金属，比如“锰”、“钴”、“锑”是啥玩意儿却要知道什么地方一年可以挖出多少吨。我看不出模范生除了非常乖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家长老师都说要跟比自己好的朋友来往，很奇怪，我不明白要是比我们好的小朋友也相信这一句话，谁还能跟谁做朋友我愿意做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要用功读书才算是孝顺，我就只好不孝到底。我也很同意“共匪是万恶的”，但是他们在好远的地方，想要“报国”也无路可去。“蒋总统”说要反攻大陆，那么可不可以大家都不用上学了就像从前打倒军阀的时候一样我甚至于希望“共匪”的炸弹把我们的学校炸掉算了，这样我的成绩记录就不再会暴露出来了。我读水浒传，读到他们的郁闷，很有同感，很想也像其中的好汉们一样，闯出一片新天地，然而何处是“江湖”我找不到。西游记里齐天大圣的本事我一点儿也没有，反倒像是个无人保护无人照管的唐三藏，遇到了无数的妖魔。为什么我爱读的书都不是好书读不下的偏偏都非常要紧
种种疑惑，一个答案都没有，生命漆黑一片。
所有的快乐只剩下想象，成天只知道胡思乱想，读书做功课时，总是不知不觉眼望窗外，神驰云天。
我们家隔壁是在电力公司服务的徐正方先生，徐伯母生了四个儿女，姐姐名叫徐亚蒙，下面的几个，我只记得小名，妹妹唤作米糕，然后是大弟跟阿狗。他们也很顽皮，个个都爱玩。我家后院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但是长年就让这一座游泳池干着，当然是怕太费水。有一天徐伯伯专诚来我们家拜访父亲，问可否让他们家的孩子来玩玩水，水管由他们家接过来。
父亲没有答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石门水库，夏天常常缺水，父亲说有的人连喝的水都成问题，不好意思把这里的游泳池灌满。
我想父亲有道理，但是让我感受得更深刻的是，徐伯伯那么爱他的孩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那么爱孩子的父亲，怪不得他家的几个兄弟姐妹总是笑口常开。
徐家后来请了一位说书先生，每天晚上到他们家的后院说书，都是武侠小说。同时请了许多亲朋好友来听书，说书人就是有名的孙玉鑫先生。他说的时候，慢慢吞吞地讲话，却非常动人，随着他手边的折扇指处，好像许多武功高强的侠客就在眼前的树影跟屋顶间飞蹿。我开始幻想我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大人如果要打我，我只要施展轻功，一顿脚人就不见了，他们能奈我何
我们家斜对面姓黄，做的应该是大生意。青田街的每一栋房屋都有一两百坪，他们家却又买下了后面五巷的院落，两家并作一家，其大可想而知。但是家中常常不见人影，只有一个年纪比我小两三岁的男孩，有个日本发音的名字，唤作“偷米”。那么大的家院，常常只有偷米跟一位男工。
我们很玩得来，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种植了许多的奇花异卉，又有喷泉跟锦鲤，地面上铺了翠绿的、细细厚厚又软软的韩国草坪，草里埋着洒水喷头。我到偷米家，便可以跟他整整地玩上一天。有的时候偷米也来我们家玩。我们玩得上了房顶，有一次偷米一不小心，踩破了石棉瓦的屋顶掉了下来，还好只是跌在煤炭的竹篓子上，没事。但是姑丈却要我去索赔屋瓦，现在想想，人家的小孩子在我们家的屋顶跌了下来，没有受伤，已是万幸，怎么还要人家赔偿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却已经觉得说不出口。在一个黄昏，当着偷米的面，我被姑丈打出家门。
也许应该说是逃，我逃出了家门。因为很晚很晚也许到了半夜才回家，晚饭当然没吃，少吃一顿饭，跟挨打这样的事情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
有一次外面下着雨，我被姑妈打得受不了逃了出来，却也只能在家门口站着哭，夏天，连背心都没有穿上一件，**着上身，哭着，在雨中。好几个过路人问我小朋友你怎么了我哪说得清楚只顾哭哭哭的，一个个陌生人也只得摇摇头离开了。
就那么样地挨着，挨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就渡过了劫难。
记得曾经有整整两天，我什么也没吃，只敢在外东逛西逛，不敢回家，怕见到会打我的姑妈。以后读书，读到有人饿得两腿发软，我真的体会得出，因为我曾经饿得真的两腿发软，随时在马路边就想躺下来。
常常撒谎，然后又要用另一个谎去圆先前的谎，一个套着一个的谎，渐而渐之，变成了好庞大的一个虚拟世界。比如说我家有了祖父祖母，又有了外公外婆，因为老师问我为什么昨天前天都没有来上学，我只好创造出几个长辈让他们死掉，就合理地有了丧事，于是当然不能上学了。我还得找块黑布作黑纱，快到学校的时候戴上，跟真的一样。一共四个从活到死的长辈很好用，加上他们病了要我去看他们，可以逃学好多次。
其实真正生病的是我，身上有了伤口，哪管是小小的钉子扎破了个小洞，也会肿得好大，滚出许多脓水，便是好了，伤痕也久久不退。我的大腿上，屁股上，甚至脸上，红紫青黑的印子新旧交替、此起彼落。“马国光你又挨打啦”同学这样问，我听来都像是讽刺调侃。我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小孩子也要尊严的，我们家的大人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天到晚昏昏沉沉，应该是在发烧，至少营养不良，但是自己并不明白。长大了以后，不再昏昏沉沉了，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并不都是昏昏沉沉的。
我读到了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跟顽童流浪记，幻想着台湾假如也有密西西比河该有多好，那么广大深远的天地，怎么样都可以活下去，我就可以真的去流浪，到无人认识我的原始森林里，吃野果，在山涧里洗澡，跟我最爱的动物作伴，像电影里的小泰山一样地生活，再也不回家。
但是事实上办不到，我也知道。
学校里的功课不行，尚且可忍，不及格不列名便了，然而家中痛打却无法躲藏，想到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长大脱离苦海，十年、二十年，跟一两万年又有什么不同
想要逃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家，已经跟地狱没有什么不同。我开始享受到家，是在婚后。
在一个夏夜，我逃了一趟家，那可算是逃家之始。
白天便做了准备，我打算跟谁也不说，逃走了事。
收拾了一个小包包，里面有我的蜡笔、纸张、几件衣服，也许还有几本书吧钱是不会有的，也许年纪太小，还想不到这么深奥的问题，这些就是我以后生活所有的东西了。
夜阑人静，皓月当空，地上映照着万点树影，四下里寂静无声。我把布包袱斜背在身上，轻手轻脚地走到玄关，生怕惊动了任何人。我系紧了鞋带，悄悄出门，在大门口，我们家的狼狗“lady”过来跟着我，摇着尾巴，那时我的个子还不高，它很轻易地在我脸上舔啊舔的，我抱着lady吞声而泣。我轻轻地掩上了小门，在月光下离去。
只走到了巷口，便站住了。往前走是新生南路，有一条瑠公圳，再过去就是一直连到六张犁的水田，然后是满山的坟堆。往右是和平东路直通水源地，到新店溪，但我从来就没有过过河。往左是信义路，拐个弯走上一阵可通松山，然后是基隆，基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怎么办再回头，又是家，可以过门不入，然而再走下去，一直到淡水河，淡水河过去又是哪儿我不知道。
天地沉寂，月华如水，我，该往哪个方向一点主意都没有。那一刻，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孤独得很怪异，难分真假，希望只是一场梦。我悄悄地回了家，不动声色地爬上床睡到天亮。就这样，结束了我头一次逃家的故事。
那一年，我十岁。
以后漫长的岁月，哪管直到须发俱白，小不如意则小逃，如跟太太有意见，便躲入书房关上房门不言不语；大不如意则大逃，如留书辞职或是干脆转身而去。在他人眼中，有时可能像是新的突破，我却只是为了逃，能逃就逃，随时随地都可能生出逃意，也不见得有什么生死大事。我越逃越远，总有一天，再也不回来。
第六章逃啊逃
引子
十五岁时，正在一列小火车上，与同学一起逃学去碧潭玩。
穷开心
起初跟父亲住在青田街七巷，我们常常到靠近和平东路的三巷姑妈家玩，姑妈家有大小表妹跟表弟，看他们日子过得十分热闹，而我们家来往的都是大人，对姑丈姑妈家的向心力自然就大得多了。要是当初便料得到以后会常常挨打，我是死也不会去的。然而可能吗
姑妈家对面住的是农业专家戈福江先生家，他们家有一位宝贝女儿，名叫戈定瑜，小名宁宁，我们唤她小宁宁，极得伯父伯母的钟爱，也成了我们的玩伴。戈福江先生总是笑嘻嘻的，骑着脚踏车，见到我时，也跟女儿一样地喊我马哥哥。父亲跟戈伯伯也很熟，我们姐弟二人来台湾之前，戈定瑜就常常到七巷我父亲家去玩，也在那儿早早认得了齐邦媛姐姐。至今想来，戈定瑜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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