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卖弄文学，不和阿桂谈论军事；而是在乾隆面前表现得唯唯诺诺，即便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在皇上面前也是以奴才自称，极大地满足了乾隆的虚荣心。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和珅以日常表现博得乾隆的好感，弥补自己的不足。史书上就有这样的记载：“皇帝每有咳唾，和珅则以溺器进之。”可见，和珅在生活细节上，对乾隆也是伺候得面面俱到。他还常常和乾隆一起聊家常，讲一些乾隆难得一听的市井笑话，逗得乾隆开怀大笑，使乾隆更加觉得难以离开和珅了。
和珅有一个长处，就是总能正确把握乾隆的心思，这也许是他常常和乾隆形影不离的缘故吧。待在一起时间久了，难免会了解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心理活动。封建王朝的帝王，尽管自诩为天之骄子，毕竟也是有感情、有思想的血肉之躯。但碍于森严的规章制度，他们常常深感孤独和寂寞。乾隆执政60年，亲眼目睹自己的股肱大臣一个个相继离开，朝廷中大多是新近用升的官员；而乾隆的各个皇子们为了自己身后这个位子明争暗斗，致使亲情不在，正所谓“自古无情帝王家”；加之孝贤皇后又先他故去，心中更是无奈和寂寥。善于察言观色的和珅趁机弥补了这个空缺。情感毫无依靠的乾隆突然多了一个了解自己的和珅，怎能不大感安慰因此，乾隆在生活中几乎时时处处离不开和珅，而和珅也凭借着乾隆的宠信为所欲为。
当然，和珅为了达到接近皇帝的目的，成为乾隆的代言人，必须在乾隆面前表现得服服帖帖，让乾隆放心。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容易，这是以不断丧失道德底线为代价的。
他在朝中大臣们的冷嘲热讽中磨厚了脸皮，对他人的嘲笑和不屑一顾能够淡然面对，还要背负“寡廉鲜耻”的名声
和珅既然下定决心要当乾隆的奴才，就努力在乾隆面前表现出一个合格奴才的样子来。为了平衡自己扭曲的心理，他会让众大臣像他对乾隆一样对待自己。清史稿中有这样的记载：和珅对于“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加以开脱或者是故意的拖延其事，等到皇帝怒气已过，才若无其事的提出来，以求不了了之。”就这样，和珅靠着在皇帝面前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换取了大臣们的依附，使整个朝廷都逐渐被他的淫威笼罩。
和珅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他做奴才就尽心尽力把奴才做好，抛开那些世俗的清规戒律，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皇帝面前彻底的奴才，从而成了权倾天下的“二皇帝”，这难道不应该引起那些做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能彻底投入到工作中的人深思吗
精明能干美姿仪
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权力的越发集中、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增长，统治阶层需要处理的国家行政事务不断增加，皇帝和军机处每天要批阅的文件是越来越多。与此相对应的是，统治集团金字塔的塔尖乾隆帝却日益衰老、精力不济，开始沉醉于享乐生活，从而将大部分事务推给军机处处理。军机处本来就事务缠身，这下更没有喘息的机会了。繁杂的政务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就要求军机处的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身体素质和充沛的精力，否则就难以胜任。幸运的是，和珅正值壮年，两个条件他都具备。
和珅第一个优点就是年富力强。军机处的日常时间安排非常紧张：每日寅时35点，军机大臣及章京先后到岗，内奏事处太监发放经皇帝批阅过的奏折，军机章京分送给军机大臣翻阅。一般情况下，汉大臣只看汉字折，满大臣只看满字折，此即“接折”。卯刻57点，皇帝晨起进膳，膳后批阅部院本章及各督抚折子，大约辰刻79点时分，开始召见大臣，日必四五起。台湾小说网
www.192.tw军机章京先已将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另贮一黄匣，待“叫起”时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此即“见面”。军机大臣见面后退出，即召军机章京面授旨意，并分令诸章京撰草，人各一通，如有字数过长、急需缮递者，则数人分纸速写，共成一通。旨稿缮毕，即交达拉密领班章京核校后贮于黄匣，送军机大臣详酌无误后，始交内监递进，此即“述旨”。往往述旨未竟，内监先已络绎来催；而军机大臣或又奉召见面，复有谕改，日至于再三。由于这项工作是直接与皇帝衔接，常常在工作的过程中还要考虑皇帝能否满意等，其脑力耗费和体力耗费是非常巨大的。这就要求办事官员年轻化，并且精力充沛。
实际情况如何呢军机处的汉人军机大臣年龄偏长，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在值汉人军机大臣：刘统勋75岁、刘纶63岁、于敏中60岁、袁守侗51岁、梁国治51岁，这样的年龄应对政务繁忙的军机事务实在有点儿勉为其难。满族军机大臣情况稍好些：舒赫德64岁、阿桂60岁，阿思哈、丰额、索琳年龄不清楚，福隆安约40岁、庆桂39岁、和珅27岁、福康安约28岁、明亮38岁。
可见，乾隆帝是有心要培养一批年轻、精力充沛、具有敏锐政治眼光、处事干练决断而又忠于自己的人才的。这些人有一些共同点：年轻而且出身八旗子弟、其祖上世代在朝为官，这是出于忠心的考虑。
军机处大臣虽然在外面风光无限，但由于事务繁忙，而且身处机要部门，出任军机大臣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博闻强记、反应快。因为要当面奉旨、快速准确地记下皇帝的指示，所以就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这一点恰恰是和珅的特长。清稗类钞异禀类就记载说：“和记性绝佳，每日谕旨，一见辄能默记，乃至中外章奏连篇累牍，仓猝批阅，皆能提纲挈领，批却导款，以故与闻密勿，奏对咸能称旨。此所谓才足济奸，聪明误用者矣”。
除了上述优势外，和珅的另一大优点就是特别机灵，而且在满族贵族子弟中算是有学问的人。清人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中就记载：“和珅聪明绝顶，口才便利虽是小人，却有本领。”
另外，我们常说：“好的外表是成功一半”。和珅就具有漂亮的外表。相貌本身就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一个必要条件，免得因相貌丑陋而有损国威。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当时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中，任职时间较长的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据说都是仪表堂堂的俊杰之士。和珅不仅外貌招人喜爱，更兼他性格机敏、头脑清醒、口齿伶俐，所以能在27岁时即官至军机大臣、掌管国家内政外交、赢得乾隆帝的绝对宠信，成为大清王朝的实权人物。就连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也有关于和珅的记载：“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这一点与汉臣刘墉、纪昀等人相比后更加显得鹤立鸡群。刘墉、纪昀才学虽高过和珅很多，但是身为汉人，在当时本来就比满族大臣矮上一截，再加上刘墉驼背，而纪昀更是貌寝丑陋短视，不能体现国威，因此长期不受重用。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卷三乾隆时侍从之臣中就有相关记载：“于是大臣向用，颇以貌取，文达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皇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方纲、朱竹君筠、王兰泉昶、邹一桂皆不得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看来乾隆尤其重视相貌这方面。这样想来，“面貌俊秀，性情温顺，举止从容，且口齿极其伶俐”的和珅，自然更容易获得乾隆的好感。小说站
www.xsz.tw
处世谨慎表忠心
和珅长期担任朝廷要职，而且皇帝还不断地把重要职位加封于他，充分体现了乾隆对他的信任。和珅之所以让皇帝如此放心，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他虽然贪财，但一向处事谨小慎微，不与人交际，特别是不与人结成政治同盟关系，因为这一点是所有皇帝都非常敏感的。
军机处是国家的特别部门，能够保密是成为该处办公人员的首要条件。为保证国家机密不致外泄，政府还设置了军机御史机构负责督查军机处纪律，以防止闲人靠近军机处。由于这层原因，清代军机处人员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处世非常低调，向来不与内外大臣交往。如乾隆年间深受皇帝器重的军机大臣张廷玉被称为“门无竿牍，馈礼有过百金者辄却之。”讷亲则是“虽苛刻而门庭峻绝，无有能干以私者”。另外，汪由敦“凡书牍多为作答”、“馈节不过葛纱而已”。傅恒虽然看上去挺随和，而且平易近人，“然外吏莫能登其门”。就连普通办事员军机章京也是“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还”。
由于军机大臣权力地位特殊，其往往成为内外大臣争相结交的对象，因而最容易与内外大臣形成利益上或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威胁到国家政局稳定。
清代对于危害皇权稳定的朋党问题非常敏感，常常积极地进行严密防范，一有苗头，则严厉打击。早在清朝开国之初，康熙帝就曾这样表示：“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门立户，私植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难宥。百尔臣工，理宜痛戒”。
康熙时期的朋党问题非常严重，主要起因为太子之争。而且此事越闹越大，日益威胁到朝廷的政治稳定。所以，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年发布了御制朋党论，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朋党的发展，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心一德而上下交”。其中强调了臣节，并将其作为评定优劣的最高标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雍正帝对封疆大吏的看法是：“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但恃其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此等之人，贻害甚大但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这样以来，“操守颇廉”的查弼纳、杨名时、张楷、魏廷珍等人受到指责；而敢于迎合皇上的李卫、朱纲之流则被雍正看做心肠好、实心任事的“大能人”，这就有点儿矫枉过正了。
乾隆帝即位之初，军机大臣、雍正朝遗臣张廷玉被赶出军机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长期担任军机大臣，犯了骄横的毛病，而逐渐与外臣结交。还有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一度担任军机处汉人首席军机大臣的于敏中，乾隆对他也多有怨言，其原因就是他“作为军机大臣已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不仅如此，他为了获得世袭爵位，竟然频频向内廷太监打探消息，这其实犯了官场大忌，让颇为看重权力的乾隆深恶痛绝。
和珅操纵朝中大权20多年，因拥有空前的权势和皇帝的专宠，所以有各级不少官员巴结他。他贪财好物是出了名的，但他与官员的接触仅限于聚敛财富的目的，对结党营私这根高压线向来很敏感。因为他知道这是皇帝的一大禁忌，所以决不轻易与同僚结交，尤其是在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更是如此。
嘉庆四年1799年，皇帝给和珅列出了二十大罪状，件件都可致其于死地，但其中却没有结党营私一说。嘉庆帝还曾就此问题专门询问过曾任军机章京的直隶布政使吴熊光：“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吴熊光立刻断然否认：“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这也说明，和珅在得意时身边的确围绕着很多巴结他的人，但是他确实没有政治上的利益同盟，只是一个一心捞钱的官吏而已。
和珅政治敏感性强，一向不与内外大臣结盟，总是埋头弄权，一心捞钱，所以在官场上给人留下“贪财、刻薄、跋扈”的坏印象。不过这一点在皇帝眼里却是难得的政治优点。因为其没有“异志”，自然也是皇帝最放心的了。所以把一切权力交给和珅去打理，皇帝自己也落得逍遥快活。
照顾全局的和珅
和珅能够长期受到乾隆帝的欣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珅做事圆通灵活，具有大局意识。
作为一个政治家，面临重大事件的概率当然高，而如何处理、处理得如何自然就关乎能力问题了。出现的这些问题一大部分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是与非对其进行划分。此时就需要决策者有大局意识，能够从大的方面着眼看待某一具体问题，抓住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提纲挈领，尽快作出判断并果断出台相应决策。如果纠缠于细节，只会影响事情的处理过程。有些急需处理的事情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万不可生搬硬套。也就是说，做事一定要圆通灵活，具有全局意识，而且能够做到灵活应变。
乾隆帝在用人问题上就特别注意这一点，从来不从一时一事去考察一个人，而是从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腕上来考量他是否适合某一职位。乾隆朝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之士和学术名流，如王昶、卢文、王鸣盛、钱大昕、余萧客、翁方纲、陆锡熊、余集、邵晋涵、桂馥、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筠、姚鼐、彭元瑞、窦光鼐等人，都始终没有获得重用，原因是乾隆对文人的政治才干心存疑虑，或者从内心就不相信他们在政治上能有大的作为。
最著名的就是一代文学大家纪晓岚，曾具体负责四库全书的总体编纂事务，成就了乾隆帝的“文治之盛”，是乾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顾问。就是这样一个受众人景仰和皇帝倚重的人，在数十年的仕途发展上，却始终不尽如人意。在乾隆帝眼中，纪晓岚虽满腹经纶，但毕竟只是一个学者型人才，这类人缺乏经世之才，往往纠缠于事务的具体细节而没有大局观，故不可委以大任。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四月，纪晓岚循例迁贵州都匀知府时，乾隆帝以“用非所长”为由将其留在京师，并授予四品衔留为左庶子。当时乾隆帝的理由还是非常光明正大的：“剧任恐掩佳才”。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员外郎海升殴死妻子吴雅氏。当时纪晓岚任左都御史，他因失察案情而遭到乾隆帝呵斥，乾隆帝话说得非常难听而刻薄：“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态度非常的不屑。正因如此，纪晓岚此后一直混迹于礼部、兵部、都察院，未曾进入到事务性较强、地位较高的吏部、户部、刑部、工部等衙门任职，更别提大学士等职务了。
和珅则不同，他做事圆通灵活，虽属于读书人其行事却不受约束，做事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皆以达到目的为宗旨，政务能力很强。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上，更表现在对李侍尧等地方大员贪污案件的处理上。乾隆中期的一系列大案的出现，原因多种多样，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都是俸禄太少，而应酬却大幅增加，所以往往不够用。清朝制度中，官居一品的大学士的年薪也只有180两白银左右，比苛刻的明王朝还要少，难保他们不贪污。所以这项制度实施之初就有人提出异议：“禄薄则廉者不能自润，而贪者以削小民；秩卑则高才无用表见，而污者苟且流竟以矜侥幸，安望其养廉耻、建功名乎”虽然有官员建议增加俸禄，以刹住贪墨之风，可惜，康熙还是强行推行开来。
康熙时期，官员们既要来往应酬，俸禄又少，所以贪污之风一直都非常盛行。正是鉴于此种情况，雍正对固有薪给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给地方官员增加了养廉银。所谓的养廉银就是从各省布政司库的耗羡银中抽出绝大部分，按官级和政务的繁简程度等分配给各级地方官，作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和衙门公务的开支。实行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止住当时上级衙门对下属的苛取勒索以及州县官对民间的私征加派，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而其实质则是将“灰色收入”透明化。
虽然朝廷不再追究，但是官员得到的银两实际上是减少了。就拿河南巡抚衙门来说，原有各项规例银不下20万两，养廉银制度推行后的雍正三年1725年只剩下2.89万余两，雍正十年1732年更是减少到2万两。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帝对养廉银额加以调剂，削减督抚养廉，此时，河南巡抚的相关款项只剩下1.2万两。这样一来，养廉银就徒有虚名，官员的开销只好靠向下级摊派或横征暴敛维持，以致“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
这还不算，地方上的各级官员还要负担每年向朝廷的进贡以及地方上的临时之需，官员当然不能自己创造财富，所以这些负担最终都落在了百姓的头上，或者挪用公款。在此过程中，地方官员还不忘捞取好处。这样一来，难免吏治**、贪污盛行，地方财政其实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所以李侍尧贪污行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乾隆帝对李侍尧案的出现原因当然是一清二楚，所以，在处理李侍尧贪污问题上内心是非常矛盾的既要严肃处置李侍尧的贪污行为，以达警示其余官员的目的，惩治日益严重的贪污问题，又要对这个年年向自己进贡的人网开一面，以免堵了自己的财路。和珅向来善于揣测皇上的心思，可以说对乾隆帝的心思掌握得十分明了。乾隆命他去办理此案，估计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和珅十分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虽然乾隆有心放过李侍尧，但和珅也要把场面做足，免得让人抓住把柄。所以他在努力将李侍尧案件搞清楚的同时，并没有严格按照大清律的规定将李侍尧即行斩立决，而是提出了处以斩监候的处罚建议。虽然很多大臣对此表示不满，但他仍坚持斩监候的处理意见，给乾隆帝留下了灵活掌握的空间，而最终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
和珅为了不让乾隆帝过于难看，从而影响到全国的官场大变动，于是很好地控制了局面，正是和珅这件事办得令乾隆非常舒服，所以和珅此后才日益受到乾隆的专宠。
让主子离不开我
能够让皇帝离不开自己，除了要主动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获得皇帝的注意外，还要有高明的手段能够抓住皇帝的心，让他离不开自己。这就要求和珅不仅仅要会逢迎拍马、做事厚颜无耻，还要有真实才干，让主子指使你、对于交代给你的事物一万个放心，从而对你产生依赖心理。这样才能把皇帝“牢牢控制在手中”。
很多“正直”的人都认为，像和珅那样只会溜须拍马之流之所以获得皇帝的信任，一定是皇帝被蒙蔽了眼睛。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如果和珅真的能力平平，在有“一代名君”之称的乾隆面前，在人才济济的朝廷上，他根本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