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章 深化討論 文 / 康保裔
<div class="kongwei"></div>
<script>showmidbar();</script>
第十章 深化討論
“其實也不需要增加很多官吏。”值此關鍵時刻，郭煒當然得出面增強一下正方的氣勢了，“先帝在時，就已經廣派官吏到各地清丈田畝，中原、淮南、秦鳳等地的田畝數及其歸屬早已明確造冊，現在朕只需要派員在江南、西蜀、嶺南、河東、吳越和閩地根據原先的版籍核查一次即可。至于今後的變動，民間土地買賣是必須到州縣上契稅的，地權的變動是要重新造冊的，平常的州縣官吏就足夠處理了。”
當然，自從唐朝的楊炎推行兩稅法之後，國家對土地兼並不再規定限額，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則變為不干預或少干預的原則，土地買賣完全合法。但是在兩稅法實行之後，各地實際發生的土地買賣當中，有很多是富人勒逼貧民賣地而不移稅，產去稅存，無力交納的貧民最終只有逃亡成為流民，這些貧民和國家都是利益嚴重受損方，只有依仗地方勢力強行買賣土地的富戶才是其中的得利者——不過中央朝廷因為財政困難而最終崩潰，這些富戶一樣是會遭難的，可惜習慣性出賣自家絞索的人看不到那麼遠。
自郭榮時期開始進行的清丈田畝工作，就是在上百年的因循苟且之後重新核定納稅田畝，對民間資產進行一次不算激烈的洗牌，明確國家稅賦的真正承擔者。而郭煒現在要做的，就是讓這樣的稅賦明確性得以延續，郭煒沒有明說而又能夠讓大家心照不宣的，自然就是未經繳納契稅的土地買賣不受國家保護，而只要土地買賣經過了官府的造冊承認，這些變動是很容易反映到納稅田畝計算當中去的。
當然，因為中唐之後朝廷的行政能力嚴重下降，在兩稅法的執行過程當中，長期不調整戶等，因而不能貫徹貧富分等負擔的原則，大量新起的富戶因此而大獲其利，而敗落的富戶也只需要像貧民那樣逃亡了事，軍閥割據紛爭自然就讓全國統一的稅收制度化為泡影。
對于這個歷史遺留問題，郭煒自然也是打算通過這一次的稅制改革統一解決掉。
以上的兩個問題，恰恰就是王著回避了、呂胤也略過不提的實際問題，郭煒當然也不會去提，像這類得利方都不好意思擺上台面而朝廷也不方便挑破的既存弊病，只要在政策的執行當中解決掉就可以了，大肆宣揚是完全不必的。
得到李𠠬的支持和皇帝的力挺，王著立刻信心十足地說道︰“不錯！原有田畝經過一次清丈之後就進入官府版籍，新開墾的土地每五年或者十年再清丈一次，平時的土地買賣自有契稅記錄，除了清丈時的臨時差遣，州縣地方並不需要增加什麼官吏。最多也就是在戶曹增加些算學科出身的吏員，好依據版籍和新稅制的稅率梯度盡早計算出各戶的應納稅額來。”
“正是如此。”李𠠬輕輕一拍手上的卷宗，“就是民戶的租佃、礦產、務工和商賈所得，按照其每戶的歲入，以總稅額約為歲入的一成作為基準，低于底稅所得的免稅，高出的部分逐級累進，這一項看似需要增加官吏，不過原先兩稅法也是要核計戶稅的，因此這一次需要增加的官吏仍然不多，主要還是和田稅一樣增加些算學科吏員即可。”
“那還是要增加官吏的嘛，朝廷的俸祿支出還是會增加啊……”
王溥卻是在這個時候輕輕地加了一句。
王著很不在意地看了王溥一眼，淡然說道︰“那又有什麼要緊的？只要陛下著人擬定的稅制方案能夠得到切實的執行，朝廷的歲入定然會增加，哪里會少了幾個新增官吏的俸祿？而且隨著今後國內的太平興盛，商賈繁榮百業興旺，十一之稅的總額必然越來越高，加之農戶新闢耕地逐年納入版籍，這些新增的歲入只會讓朝廷更加游刃有余。”
“我也來說兩句吧。”一直在靜靜地旁听加思索的刑部尚書馮瓚，听得殿中議論聲鼎沸，終于也耐不住寂寞了，“左僕射和呂學士的擔憂不無道理，不過右僕射和李尚書看新稅制方案顯然更為細致長遠。我在蜀地守牧多年，歷經梓州、成都府非止一處，頗知其間民情。蜀地雖稱富庶，不過長年和平下來，又沒有像先帝那樣清丈田畝，兩稅法多年因循下來，其中的弊端已經頗為深重，富者有彌望之田，而貧者無立錐之地，農戶淪為佃戶、莊客者尚在其次，被積年欠稅所迫而流亡落草者甚眾，才是莫大的隱憂。”
王溥听了這話就是一驚，連忙轉頭向馮瓚問道︰“在平蜀之後，朝廷不是蠲免了蜀地一至兩年的賦稅，而且一舉免去了歷年的積欠麼？怎麼還會有民戶被積年欠稅所迫而流亡落草？”
馮瓚苦笑著搖了搖頭說道︰“左僕射有所不知，孟氏居蜀時的積欠可以一筆免去，但是兩稅法的賬冊版籍俱在，不進行重新的清丈料民，那些早已賣地而不曾移稅的貧戶不還是要按冊繳納稅賦麼？他們早已失去田產淪為佃戶、莊客，卻還要按照官府的賬冊繳納地稅，租佃所得無力交納，除了逃亡之外又能何為？”
看王溥等人被自己說出來的情況驚得一愕，馮瓚繼續增加打擊力度︰“加之蜀地的富戶財富山積卻無需承擔多少賦稅，而兩稅又規定納錢，一般民戶手中並無余錢，每逢夏秋兩征時都要賤賣絹帛、谷物或其他土產以交納稅錢，這些富戶則一個個趁機都去壓價低收，等到官府完征之後再抬價賣出，以此牟取暴利。所以蜀中雖然多年安定無災，多數民戶卻一直家無余財，而一旦蜀地氣候稍有動蕩，我料想民戶破產者必然甚眾，到那時嘯聚山林之輩可就不是現在的數目了！”
馮瓚這話一說出來，幾乎是滿堂皆驚，就連郭煒都被驚到了。
說實話，郭煒在策劃他的土地累進稅制改革的時候，還是非常自得于自己的未雨綢繆的，總覺得雖然看穿歷史迷霧的眼光算是作弊，不過穿越者的牛逼當真不用解釋，有自己提前推出各種政策和科技來防患于未然，努力攀科技樹催長這個社會，相信自己一手主導的大周可以躲過很多歷史上的大坑。
然而馮瓚的這段話一出口，郭煒才醒覺到三個問題。
首先，所謂的歷史先見，郭煒依靠的只是他看過的史書記載，而且記住的歷史過程既不全面又不細致，如果說以前還能靠著歷史的慣性料敵機先，隨著他給這個世界造成的影響和改變越來越大，這樣的先見之明必然會越來越少。
其次，盡管郭煒穿越之前的那個世界上，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有過很多種總結，不同的學說流派各有各的道理，郭煒對此見識得也不少，把這些學說拿過來對眼下的社會進行定性分析的能力還是自覺有的，但是在這個世界真正的優秀者面前，郭煒的分析能力也未必會有多高明。再說他現在身居皇位，等閑接近不了芸芸眾生，只靠著各地官員的奏章和幾個諜報機構的匯報，對民情的掌握可比不上親民官，馮瓚方才的表現就說明了這一點。
最後，讀過歷史書和真正把握歷史的脈搏是兩回事。
就像郭煒原本是知道四川的幾次民變的，宋朝平蜀之後的大範圍叛亂和宋太宗末年的王小波、李順之亂，郭煒都是學到過的，但是他對這些事變發生根源的認識非常流于表面。所以當郭煒能夠提前想起來並且關注到這些可能事變的時候，他或許還可以利用各種行政機構甚至諜報部門提前介入，從而扼殺叛亂的苗頭，做得好的話甚至能夠消除隱患，不過一旦事情離得太遠了，因為缺乏緊迫性而讓他一時間想不起來的時候，那就什麼預見能力都沒有了。
宋朝平蜀之後在蜀地發生的大範圍叛亂，因為就是緊接著平蜀發生的，而且宋朝還因此折損了不少中高級軍官與文臣，所以郭煒的記憶比較深刻，對于這件事情的直接起因也有所了解，因而防範得早，預防手段的針對性很強，最終通過嚴肅軍紀和嚴查亂黨的雙管齊下手段將之消弭于無形了。
但是王小波、李順之亂就不同了，那個距離現在還太遠，郭煒自己又在蜀地實現了和宋朝不一樣的和平，他就總以為朝廷與蜀地民眾之間沒有了嚴重的仇恨與隔閡，後面的這次民變未必就會發生。
然而馮瓚的話卻向郭煒展現了一幅非常鮮明的圖景，蜀地照此因循下去的話，即使不是三十年，那麼不出五六十年，當地還是必起民變，領頭的不是王小波、李順，那也會是張小波、趙順。
這一切，只因為蜀地從未發生過真正的洗牌，自從兩稅法徹底不抑兼並之後，將近兩百年因循下來流弊叢生，土地集中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貧富差距非常懸殊，階級固化令人絕望。能夠掩蓋這種根本性矛盾爆發的，不過是蜀地的豐饒和良好的氣候以及和平安定的環境罷了，一旦這幾個好條件稍有惡化，民變就一觸即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