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農業歷史來看，中國的農業結構和西方也有著很大的不同。栗子網
www.lizi.tw而這種不同主要就是中國的農業結構是農桑結合，而西歐則是農牧結合。中國的畜牧業是一種依附性產業，在整個農業結構中充當配角，西方的畜牧業則是一種獨立性的產業，在結構中充當主角。
我國的傳統耕作方式是精耕細作，而歐洲農業本身地位就不及農業在中國的地位，中國的人口眾多，因此也就不需要太多的畜力。
這個是相輔相成的，不用馬耕田，則改良馬也就失去了動力。如果朝廷提倡用馬耕田，給與農戶支持，積極改良馬匹，則中國產生優秀的挽馬和戰馬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卞為鸞打算購買西方的勞力馬匹、運輸馬匹以及戰馬，對于馬耕的優勢，卞為鸞還想到了馬拉收割機，以馬的速度，卞為鸞覺得可以，牛肯定是不行的，要不功率單位怎麼是馬力，而不是牛力呢？
這些水田的耕種也是在旱地的情況下犁地和松散耕地，然後放水成為水田。
在完全是人力的條件之下，一個成年勞力只能耕種一點三噸糧食的土地面積，這已經是累死累活的了，假如連收割也能用馬匹，加上用馬匹耕種、收割、運輸、脫粒、分離、清洗、推磨等都盡量使用畜力，可以提高十倍的效率，那就嚇死人，每個人產出十三噸，除去稅租種子肥料畜力等費用，大約獲得五噸上下的糧食，七十兩白銀的收入，十分可觀，只怕沒有如此多的土地供漢人耕種。
以目前的技術水平，卞為鸞估計旱災已經可以基本可以抵御，水災也有一定的能力，沒有辦法的是蝗災。
隨後卞為鸞下令，謝富坤組織了在朝鮮的九萬多人，其中有勞力五萬多人，開墾土地，疏浚溝壕，開挖井池，又大力制作大水車，畜力水車，人力小水車，農用工具等物資。栗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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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選拔了五百人耕作經驗豐富的農民，在原朝鮮的黃海道沿大河地區，先行勘查待墾荒地，修建渠道，開挖蓄水池。
平壤平原的面積有一千平方公里左右，可以有一百五十萬畝田地，載寧平原就更大，可以有三百萬畝田地，延白平原也是一百五十萬畝田地，但是一時沒有如此多的人馬工具，只能先耕種其中的一半，沒有水災和蝗災的話，二十萬噸糧食產量沒有多大問題。
代價也是很大的，加上手工業的開支，借給政府的一百萬兩，一年之內，卞為鸞是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金錢花完了，除了四百萬白銀家財沒剩一文錢之外，還有近三百五十萬兩白銀的擔保，自己只剩下十八萬五千兩黃金，二萬一千六百噸的糧食儲備和產業股份以及蓋州的十六萬畝田地和貿易所得的物資，這里還有邊東城對岸的一千畝田地和房地產。
至于牧地面積就更大，除了田地樹木道路石頭地面以外，其他的土地可以用來放牧。
萬歷以皇帝的身份向臣民作長期的消極怠工，在歷史上這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他的動機是出于報復心理，因為文官們不容許萬歷棄長立幼，以皇三子朱常詢代替是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也使萬歷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郁郁寡歡。
萬歷也很清楚，無論他多麼寵愛鄭貴妃和她的兒子朱常詢，棄長立幼的舉動決不會被臣民們所接受的，如果公開堅持，最後勢必引起大規模的流血沖突，而且流血沖突之後也未必就能一定如願以償。
在處理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歷犯了很多錯誤，本應該以國家利益為重，卻夾雜了太多的私人欲望，作為皇帝處理政務，國家利益理所當然位于第一位的考慮，其它因素靠邊站。栗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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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行動是冊封鄭氏為皇貴妃，僅次于皇後，萬歷想僥幸的認為子以母貴，朱常詢超越朱常洛而立為太子，就可以順理成章。
然而在絕大部分文臣看來，這自然不合倫理道德，萬歷本人也同樣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來實現自己的意圖，因為其本人也受儒家思想的控制，只能找出種種借口來拖延時間。
事件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始終沒有被人提起，即萬歷皇帝如果一定要棄長立幼，他並不是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據。
第一，朱常洛並不天生即具有繼承大統的權利，其他皇子也沒有這種權利。因為皇子在被冊封以前統統沒有名義，否則就用不著特別舉行封太子的儀式了。
第二，立長不立幼，只是傳統的習慣而不是強制性的法律，這樣的話就等于否定了永樂皇帝的合法性。
第三，根據太祖洪武皇帝的規定，嫡子有繼承皇位的優先權，可見皇子的地位決定于其母親的地位，而長幼是次要的。朱常洛之母為恭妃，朱常詢之母則為是貴妃，朱常詢的地位就高于了皇長子朱常洛。
第四，萬歷還可以廢去孝端皇後而立鄭貴妃為皇後，使朱常詢成為名正言順的嫡子。在明朝歷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廢皇後，並未因此發生政治波瀾。
為什麼萬歷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這就要從統治理念來解釋，歷朝歷代都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的，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道德作為統治理念。
大家都懂得父親對兒子不能偏愛，男人不能因為寵愛女人而改變長幼之序，正因為這些理念為天下人所承認，我們的帝國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綱領，上下一心臻于帝國的長治久安，這是立國的根本，就是以德治國。
所以，萬歷縱使在法律上獲勝也沒有用，天下人從來沒有听說法律的裁決可以與儒家聖賢的教導相違背。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倫理和輿論的壓力之下，萬歷在公開場合不得不否認他有棄長立幼的企圖。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萬歷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是人就會既有道德倫理，又有私心貪欲，私心貪欲決非道德倫理所能加以消滅的。
于是，萬歷既不強迫臣民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民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不理，采取消極怠工的形式。
萬歷皇帝決心以頑強的意志和臣民們作持久的對抗，臣民不讓他立心愛的兒子為太子，他也不立太子，甚至不讓朱常洛舉行冠禮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這樣雙方堅持十年之久。
萬歷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最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有仇恨的和報復意味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王到河南之國，從此，臣民也再沒有機會能使萬歷按照他們的意志行事了。
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這樣又過了20年之久。
各種法定的禮儀照常舉行，但是皇帝已經不再出席。高級的職位出缺，他寧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三五個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
臣民們抗議的奏章不斷向皇帝提出，萬歷也不加答辯。因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朱批和原來的奏折都要送到給事中的那里傳抄向天下公布，這就正好中了那批上疏人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買直的目的，而暴露了皇帝自己缺乏雍容可貴的氣度。
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可惡的奏本留中不發，于是有良心的官員只好提出辭呈，萬歷既不按例慰留，也不準離職。有的官員在盛怒之下掛冠而去，吏部建議對這些官員追捕究問，萬歷同樣還是置之不理。
皇帝和他的臣民熟讀詩書，知道經典史籍贊成臣下向無道之君造反。但這無道之君必須到達夏桀王、商紂王的級別，現在的萬歷皇帝卻並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奏疏以外，不見內閣大學士之外的任何官員之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章。
對于這種情況，臣民們是找不到任何經典中的訓示來造反的，因此也無法將皇帝趕下台，所以，這種不滿甚至憤怒的情緒盡管不斷滋長，卻始終沒有發展成為足以構成內戰的借口。
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明朝政府陷于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序，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是不用麻煩皇帝，內閣和吏部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人選。
對于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準，奇怪的問題是，皇位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而關于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而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臣民被卷入，而且舌戰之後繼以筆戰。
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分裂為若干派別，彼此間無數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釁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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