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70章 歷史人物的出處 文 / 龍城狼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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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現在看寒浞屬性給的還是很不錯的，不單單是單純的說以家臣的身份或是以奸臣的身份篡奪後羿的權勢，能力不會給這麼高的，想來多少也是參考了另一種說法的關系。
“我關注的問題是，這算歷史人物嗎？”鮑鴻疑惑道，“還是說他的確是在史書上記載的人物？或者說，接下來這種遠古傳說中的人物也會不斷出現？”
實事求是來說，對于夏朝的性質，一般來說爭議還是比較大的，不說存在于不存在的爭議，即便是大夏是屬于國家性質還是部落聯盟形式也是難以定論的問題。
正如鮑鴻所說，追溯到大夏這邊，這些事情實在是說不清楚到底算是歷史還是傳說。
大夏再往前，都能夠開始三皇五帝時期了，這簡直就是越來越神話了。
“以史書而言，對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人物認定，基本上系統資料庫也是以周朝的幾本史書為主，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史記》了。”系統介紹道，“中國西周末年各諸侯國已有歷史記載，如晉國之《乘》、鄭國之《志》、楚國之《��杌》、魯國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說墨翟曾見過“百國春秋”。”
“不過，《晉史乘》、《楚史��杌》等屬于本國內部的歌功頌德，沒什麼實質性的內容，而且這玩意據說可能僅僅是後人根據《左傳》、《國語》、《說苑》、《新序》及諸子書匯而次之，其偽不待辨。”系統繼續說道，“相對來說，參考度最高的基本上就是《春秋》、《左傳》、《戰國策》、《竹書紀年》等。”
《春秋》最初原文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有序。就因文字過于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谷梁赤《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現《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
公羊傳和谷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公羊傳和谷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于公羊傳和𤋊梁傳。
《左傳》記述的歷史跨度很長。其包括春秋時代的歷史，“可是它講的絕對不限于這段歷史，實際上也涉及了從古史傳說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歷史。這方面的歷史如果今天沒有《左傳》，我們就沒有辦法把它整理清楚。”對于了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義非凡。
《左傳》佐證了不少重要的考古發現。如河南淅川下寺一號墓出土的大鼎長篇銘文記有︰“王子午”，又稱“令尹子庚”，“實際上古書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傳》”；再就是1973年湖北當陽季家湖出土一件銅鐘，其上銘文殘缺，記有“王卑命競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學者都講不懂。而“解決這個問題依靠的就是《左傳》”。“競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個楚平王。“‘競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兒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則不是歷史學著作，乃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于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于研究儒家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不僅符合《春秋》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于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與之相反的是，《左傳》是信史。晉武帝咸寧五年，杜預看到了汲冢竹書新發現，談到有《竹書紀年》，“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人們認為“杜預從他的研究出發，讀了當時新出土的《紀年》，加以比較，證明了《左傳》的正確性。”
而在這里，就提到了《竹書紀年》一書，從杜預或者其他人的言論里，不難看出一個觀點，就是認為《竹書紀年》的精確度還在《春秋》或是《左傳》等之上。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史書，亦稱《汲冢紀年》，被盜墓者不準所發現的編年體史書。當時被埋藏于魏安 王（一說應為魏襄王）的墓里。《竹書紀年》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之間的重要歷史事件，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竹書紀年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可見其史料價值。
竹書紀年早在漢代時就已經散佚。279年的西晉，一個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盜挖，盜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時讓墓里的大批竹簡出土。當時國家對這件事情非常重視，晉武帝命令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負責翻譯竹簡。
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黃帝，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期間又遇上八王之亂等多次政治紛擾，秘書丞衛恆在從事“考正”時際被殺，使整理的進度大受打擊，由衛恆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最後負責官員把史書紀錄的部份整理好，並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多記晉國與魏國之事，一般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
由于《史記》采用紀傳體來記述事件，竹書紀年的出現，可以從另一角度審視史記內容，如“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干王位”，與史書有極大差異。
如“（殷）祖乙勝即位 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可見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甚高。
所以說，《竹書紀年》對史學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紀錄的史料與《史記》所描述的不單只內容不同，而且價值取向相異。竹書紀年描述了從夏朝到戰國時期歷代所發生的血腥政變和軍事沖突，根據《史記》所記載，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後，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的將國家交給他。太甲復位後，沉痛接受教訓，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聖君。不過，《竹書紀年》對此卻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也有很多，第一方面是孔老二一直以來就不斷為人垢弊的事情，改史或者說編造史書。
當然，從根本上來說，孔子在寫《春秋》的時候，刪去了自己認為消極的記載，想以此促進社會積極發展。
站在孔子的角度，要宣揚禮儀仁義，自然要寫積極意義的東西，促進人們對于禮儀道德的追求。
所以相較于孔子所說，上古聖皇道德高尚，乃是他認為的聖人。自然是遵從禪讓制度，挑選賢能道德賢人禪位。
然而事實上以禪讓為例來說。禪讓在儒家倫理道德治國體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禮以仁治國的典範，而實際上《竹書紀年》記載卻是︰“昔堯德衰，為舜所囚”，還說“後稷放帝朱于丹水”後稷就是棄，周人始祖，舜的親信，顯然是舜監禁了堯，流放了堯的兒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麼禪讓？《韓非子•說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此外，很多的文臣猛將就像前面說的伊尹，或者說“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干王位”等事件，都是屬于不利于儒家禮儀，道德發展的內容，所以被他修改成那種模樣。
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頗為特異，與傳統的正史記載不同。五帝紀，關于舜的記載，就跟史記等正史所載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為不同。引述如下︰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于平陽。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
夏紀所載則是系統前面介紹過的情況，與《史記》只是記載“太康失國”不同，還記錄了羿的事情。讓羿代太康，成為夏王朝統治者的這些舊事得以重見天日。
殷商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在于伊尹的那一段了。
周紀最與《史記》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記載。按照史記等正史所載，共和行政就是周厲王被國人趕走之後，周公、召公二相共同執政。而周紀則說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國的伯，名和者，攝行君位。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說法。
另外，還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記載了周幽王死後，兩王並立的史事。乃至是穆天子北征犬戎，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都是有記載的。由此可見，《穆天子》的內容雖然有很多神話的內容在其中，但是刨除掉一些荒誕不經的東西以後，還是能得到一些史實內容的。
《穆天子傳》主要記載周穆王率領七萃之士 駕上赤驥 盜驪 白義 逾輪 山子 渠黃 驊騮 綠耳等駿馬 由造父趕車 伯夭作向導 從成周出發 越過漳水 經由河宗 陽紆之山 群玉山等地 西至於西王母之邦 和西王母宴飲酬酢的神話故事。其中的成周 經學者研究 認為是指洛邑 穆王的西行路線 當是從洛邑出發 北行越太行山 經由河套 然後折而向西 穿越今甘肅 青海 新疆 到達帕米爾地區（西王母之邦）。
而在《竹書紀年》之中，穆天子出征，造父隨行駕車，會見西王母，這些內容都是切實存在的。
另一方面來說，從《竹書紀年》第一次出土的情況不難看出，兩漢時期乃至是漢末三國時期是沒有這個流傳的。
根據《晉書•卷五十一列傳第二十一•束皙》記載，在晉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準的汲郡人盜墓，得到墓冢的竹簡數十車，皆以古文記載，史稱“汲冢書”。其中有記載夏商周年間的史書十三篇，晉人初名之“紀年”（又稱“汲冢紀年”）。
中書監荀�冤p中書令和嶠奉命將散亂的竹簡排定次序，並用當時通用的文字考訂釋文，遂有初釋本竹書紀年。又稱“荀和本”。
若是晉朝時期有流傳，那不可能晉武帝會這麼興師動眾去折騰這個事情。
所以說，這個原因也是導致司馬遷《史記》之中的這些內容是參照《春秋》的說法。
系統最後說的《戰國策》同樣意義也是比較深遠的，但是相對來說，追溯不到前幾者那麼久遠的時代，《戰國策》記載了西周、東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各國之事，記事年代起于戰國初年，止于秦滅六國，約有240年的歷史。並沒有涉及到三皇五帝，堯舜禹乃至是****的內容。
當然，他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是其他幾書不能比擬的。
《戰國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就是縱橫家。其道德哲學觀多取道家，社會政治觀接近法家，獨與儒家抵牾不合，因而為後世學者所詬病，曾被斥之為“邪說”、“畔經離道之書”。
雖然習慣上把《戰國策》歸為歷史著作，但是與《左傳》、《國語》等有很大不同。有許多記載，作為史實來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寫唐雎在秦廷中挺劍脅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這一類內容，與其說是歷史，還不如說是故事。
《戰國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運用寓言、譬喻，語言生動，富于文采。雖然書中所記史實和說辭不可盡信，但其仍是研究戰國社會的重要史料。
當然，對于系統來說，實在是不存在太多所謂不可盡信的問題。不引入野史演義，封神神話就不錯了，被歸類為‘正史’的記載，塑造出來的人物你還有意見？(。)自適應小說站xsz.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