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十二章 世界的棄兒 文 / 九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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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著陳菲思考良久，她站在那里等我的答案。
我明確了一下這不是賣身契，不會把我賣到天上人間當鴨子，既然如此，我鄭重其事地表示︰“要求可以答應，沒問題，不過不能干犯法的事兒，而且必須在我力所能及又不超出我原則範圍內，我一定答應你。”
“你真當我是十惡不赦女魔頭，讓你殺人放火嗎？哼，你放心，我既不會讓你去殺人放火，也不會讓你賣身。還有什麼問題嗎？”
“一個要求行麼？”
“不行！”
“三個太多了，相互理解一下吧。”
“那兩個。”
“成交！”
“有期限嗎？”
“期限嘛……”她伸了伸舌頭，“一輩子！”
經過討價還價，我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答應陳菲這一輩子滿足她兩個要求，這一切，只為會會我崇拜的導演。
兩天後，接到陳菲的電話，她開腔說了兩個字︰“搞定。”
我欣喜若狂，問︰“杜鋒願意接受我的專訪了？”
“對呀，人家看了你的書，說你有思想有情懷，小伙子不錯，願意跟你聊聊。”
“那當然！”我忍不住“�健繃艘幌隆 br />
“別急著高興，等我想好了我的要求有你好受的。”
“啊？什麼要求？我怎麼記不得了？”我故意裝傻。
陳菲氣得語無倫次︰“你這人怎麼……”
“逗你玩的，放心，既然有過君子協議，肯定會答應你。”
“這還差不多，可別跟老娘耍花招，告訴你，不然老娘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放過你。”
听她說“天涯海角”四個字時內心不禁一顫，王翌追付文心也說過同樣的話，說要追她追到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多麼遙遠的地方，是流著奶和蜜的迦南之地嗎？
梭羅說過，無論兩條腿如何努力，也無法讓兩顆心的距離更加接近。兩顆心的距離，取決于四條腿。兩條腿追，兩條腿逃，根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二者的到距離始終沒有變。
我以前認為，只要相愛，人再遙遠，心都近在咫尺。直到楊塵君被他那劈腿賤女友傷害後，我的觀點發生了顛覆性改變。
兩個人心再近而身體相距甚遠，恍如隔世，愛終會被長距離消耗殆盡。
跟杜鋒第一次見面約在798藝術區的“後現代咖啡廳”，這咖啡廳真他媽的後現代，沒咖啡也沒廳，就一露天場所，幾張鋼管拼成的桌椅，人坐上去蛋蛋和前列腺都要被戳爆裂的趨勢。
這里只用竹筒提供純淨水，沒有其他任何飲料。咖啡廳的老板是個極端的自然主義者，說這才能讓靈魂回歸到最原始的寧靜。我算服了。
杜峰有些清瘦，留著毛寸，人顯得格外有精神，他摘下墨鏡說︰“不好意思，眼楮畏光，戴個墨鏡不是為了裝。”
第一句話就讓我對他產生了好感。
我問他︰“為什麼第一部電影會關注礦工？”
他娓娓道來，語氣淡淡的，帶著幾分滄桑︰“小時候，父母在礦井下工作，有一天出了事，瓦斯爆炸，他們都沒上來成，那時我被反鎖在家里，一個叔叔撞開我家大門，告訴我，你父母永遠回不來了。我還不懂事，愣愣地看著那個叔叔，都不知道哭。後來我被送到孤兒院，從此，我的靈魂便無法回避‘礦工’兩個字。你的書里也將講到了中國的礦工，很深刻，引起了我心靈的共鳴。”
“謝謝，礦難是一個老話題，也是一個永遠都不會老的話題，你覺得我們應該做點什麼實在的事情，才能阻止悲劇繼續發生？”
杜鋒並非呆板無趣的人，他說︰“講個笑話，《笑林廣記》中的。說一杭人愛嫖，一分家貲盡行嫖完，窮得只剩一文錢和一條麻布褲。猶自芳心未艾，來到西湖看美女。買了一文錢炒豆，獨坐橋頭，把豆子放在褲襠上。見游女姍姍而來，不覺春興勃然，那話兒挺立起來，把豆兒挺立一地，杭人指著**罵道︰‘我好好一分世業，都被你給我��搗光了。剩下一文錢的家當，還被你給我抖摟掉了，我與你何冤何仇？’面對黑煤礦泛濫，監管部門不但沒有從根源上采取措施來根除，反而學起漢初統治者推行的‘黃老之術’來，這和那‘杭人’有什麼區別？”
我笑了笑，說︰“我們回到電影上來吧，您覺得中國電影跟世界高水平電影差距在哪里？”
“差距在信仰上，不僅是影人的信仰，還有電影本身的信仰。我們的電影缺少對彼岸世界的關注，對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少有真誠。羅素說，要是沒有儒家文化，中國文化整個將變成真空。那麼如果把宗教成分摳掉，西方文化也將變成準‘真空’。宗教儀式和原始巫術為藝術長河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水流，但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我們的世界宗教成了奢侈的靈魂活動。西方人卻有著深厚的關于救贖的宗教情懷，他們的電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比如基希洛夫斯基的《十誡》不是直接陳述摩西的故事，這部波蘭影片假借宗教的名義把波蘭人的日常生活呈現在觀眾眼前。好萊塢的商業片同樣無法脫離宗教的窠臼，以援引《聖經》中的宗教術語見常，比如《第六日》《獨立日》等。有的導演把宗教教義拉到了現代的語境中重新解讀，如《現代啟示錄》《肖申克的救贖》《七宗罪》《低俗》等。這些影片都有比較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反思意識，它們把懺悔、救贖等與當代人類社會和個人命運聯系在一起，促使觀眾去反思自己的作為以及一系列關于生存的命題。”
“您對好萊塢的商業電影怎麼看？”
“好萊塢電影一方面靠英雄和爆炸鏡頭創造著商業奇跡，另一方面卻在反思人類的卑劣和美國人的生存狀態。在物質生活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精神空虛隨之產生。從上世紀末開始，好萊塢開始用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吸毒、槍殺、破產等社會現狀，表現在電影中就是電影開始關注家庭倫理、個人情感。很多電影在基督的語境中完成一次次懺悔和救贖，情節也是大同小異，但透過天真的光與影，可以透視到一種文化下的民族開始自我反思的萌動以及對人類世界的憂患意識。”
“您以後會拍商業電影嗎？”
“其實我看來電影都是商業化的，純粹的商業大片不憚與芸芸眾生同樂，從不藐視芸芸眾生的審美需求，更需要制作者的專業和認真，如果有機會，我不會拒絕拍攝商業電影，這也是用光影跟世界交流的方式之一。”
“最初是什麼原因愛上電影的？”
杜鋒拿起竹筒，像喝酒似的呷了一口，說︰“我是個孤兒，從小在孤兒院長大，我不愛說話，眼楮也不好使，在陽光下老流淚。別人在外面玩耍，我只能一個人坐在電視機前看電影，那時我體會到的孤獨讓我變得早熟，于是，我從電影中拾掇一個又一個故事，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來北京後，看到眼前匆匆奔走的人，忙忙碌碌，猶如找不到家的動物，四處游蕩，我想我們都是世界的棄兒，而光影能給我一個歸宿。再累再苦，只要看一部電影什麼都放得下。我愛電影，純粹的愛。”
杜鋒像一個孩子，笑得天真爛漫。
他的話樸實無華卻飽含著情懷和生存的哲理，不是嗎？我們都是世界的棄兒，尋找著，尋找另一半，尋找靈魂歸宿，尋找被自己丟掉的理想和信念，最不裝的答案是我們都在尋找票子，過更爽的生活。
可有的人一生忙忙碌碌，快掛掉之前才發現自己擁有的一切全他媽的不是自己想要尋找的，進棺材時死不瞑目。
北京這樣的地方，尋找中的人更多，至于是否能找到，全看個人造化。
我問杜鋒他下一部電影是關于什麼。他說計劃拍一部都市年輕人生活的現實主義電影。
那天我們聊了很久，不知疲倦，從電影到生活，從歷史到文學，無所不聊，他說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並表示以後多聯系交流。
回到學校後，我馬上將采訪稿整理成文字，並寫了一篇題為《世界的棄兒——光影世界的拾荒者》的文章，發給杜鋒確認，他閱後說寫到心坎里了，太棒了。
采訪稿和文章在《潮》上刊登後，被多家專業的電影媒體轉載，甚至有電影雜志的主編找我簽勞動合同。我說我還沒畢業，實習可以，簽勞動合同這事要從長計議。
偶爾跟著賀飛或杜鋒參加一些文藝界人士的聚會，逐漸發現以前想象的事情並不是我想象的那般單純。
北京包容開放又喧嘩躁動，空手套白狼的人太多，相互利用、爾虞我詐、陰奉陽違，已成家常便飯。
這是一個解構和速朽的時代，沒有永恆的價值和道理，以前看似崇高的事物瞬間可能滿身污垢、粉身碎骨，變得一文不名。
我知道不干淨的不是文藝圈，而是人，但不會因為虛假泛濫就不相信真誠的存在，不會因為有骯髒卑微的人便否定世界的干淨和崇高。
我只需潔身自好，尋找我覬覦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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