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華》正文 劉之協 文 / 漢風雄烈

    乾隆中葉，清王朝的“鼎盛”時期已接近尾聲。滿漢大地主階級及其官僚統治機構日益腐朽。土地兼並激烈，賦役苛重，失業農民流離失所，“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災難超乎尋常的加劇”。階級矛盾更趨尖銳，社會動蕩不安。哪里有剝削、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爭。群眾性的抗租、抗糧、抗差等各種形式的斗爭，此伏彼起，遍及全國，斗爭鋒芒針對地方官府，威脅封建秩序，是農民革命運動開始逐步走向高潮的前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水教王倫在山東起義，四十六年、四十八年甘肅連續發生甦四十三和田五起義，五十一年台灣天地會林爽文起義，六十年湖南、貴州苗民起義，嘉慶元年(1796年)終于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川楚陝農民大起義。這次起義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參加人數之多，涉及地域之廣，在清代僅次于太平天國革命，成為清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這次大起義的領袖，各種史料和著述中多突出他的地位和作用，如“自白蓮教賊總教首……謀逆湖北襄陽……”；“群丑皆該犯一人勾煽”；“白蓮教匪首逆，令其黨于湖北、河南、陝西、四川等州縣，往來煽惑，傳教作亂”；“數省之賊皆所傳布，其招呼糾結，先後並發，亦劉逆詭計也”，等等。近人的論著、辭書和教科書中，也大體沿襲了清代這些史料中的說法。有的作者還將川楚陝農民起義軍稱為“混元教軍”，以表明這次大起義是由參加的白蓮教支派混元教所發動和領導。

    最近查閱部分清代檔案及其他資料，作初步探索，發現的經歷與上述論斷並不相符，史實頗有出入。現簡述我們的意見，就教于史學界的同志們。

    一、在大起義前有哪些活動

    參加的白蓮教支派混元教的初期活動情況如下︰

    乾隆三十九年初，河南鹿邑人樊明德(“務農度日，兼習醫道”，年齡不詳)在家鄉創立混元教，燒香念經，傳教收徒，迅速傳播到河南歸德、陳州、汝寧和安徽潁州等府。乾隆四十年，地方官府逮捕樊明德等九十余人，搜出《混元點化經》等抄經，內載“有一日，換乾坤，換世界”，“末結(劫)年”，“刀兵現”，“丙午年，防備底下反亂年”等語句。清乾隆帝認為︰“抄經內有……等悖妄字樣，與山東逆匪王倫等編造惑眾之語相同，非尋常邪教可比。著……將此案要犯……從重問擬，實力窮究，務絕根株”。混元教創立不久，就遭到清朝嚴厲鎮壓，樊明德等十三人判處死刑，發邊遠為奴、充軍者二十余人，判處枷杖徒刑的數十人。

    在這次鎮壓中，樊明德的重要弟子，鹿邑縣人王懷玉(年齡、職業不詳)幸免于難。他和他的兒子王法僧(王發生)及孫子王雙喜(一個叫劉成兒的所假冒)，在其後的四十年中，相繼成為混元教徒們精神上的領袖。

    充軍者中有王懷玉的弟子劉松。劉松，鹿邑人，充軍到甘肅省隆德縣時已六十歲，職業及家庭情況不明。他後來在擬訂並實施復興混元教的計劃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乾隆五十三年後，混元教改名三陽教。本文除個別地方外，仍按習慣說法，稱為混元教。

    收元教的支派三益教，在乾隆五十四年後，一度與混元教密切合作。三益教的創立者是姚應彩。他的再傳弟子湖北襄陽人宋之清(年齡不詳，經商)曾加入混元教，後又自立西天大乘教。宋之清的重要弟子是齊林。齊林的妻子即王聰兒，姚之富則是他的弟子。宋之清等及收元教另一支派的教首王應琥等，為川楚陝農民大起義的發動奠定了重要基礎。

    由于三益教、西天大乘教是收元教的支派，而且在湖北、四川一帶與它同時活動的還有以王應琥為首的一支收元教，所以本文除個別處使用三益教這一名稱外，都寫作收元教。

    乾隆四十二年後，幸存的混元教教徒分別進行復教活動，以逃亡在外的王懷玉的名義相號召。到乾隆四十七年又被清朝鎮壓，教徒多人被捕處刑。此後混元教實際上處于半癱瘓狀態。

    據已查到的史料，僅知(劉知協)是安徽省太和縣原香集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一向做棉花買賣”，“系花布生理之人”，“曾在樊城貿易，時常往來”。他“常年在外游蕩”，從事發展混元教組織等等活動，經商可能是為秘密活動作掩護。乾隆五十九年清統治者搜查他的家庭時，“查無經卷，圖咒、資財及不法字跡”，說明他已隨時作好遭到統治者的突然襲擊的準備，是個職業的秘密宗教活動者。同年他從太和去扶溝，“因無盤費……賣糧食辦錢”，可見經濟並不富裕；不過他仍有一妻一妾，說明家道小康。能夠吟詩，看來粗通文字。

    的師傅是誰，至今因史料牾，未能查明。據本人說，他是太和縣人李伯祿的徒弟，而有的材料卻說是李伯祿的師傅，的家屬也是這種說法；有的人說的師傅是王懷玉；劉松則說“從前曾收……為徒”。’

    “習教多年”，很有可能是樊明德時期的教徒，當時和王懷玉或劉松已有所接觸，否則．他在日後是很難參與混元教的機密的。混元教內輩分在他之上的，已知有王懷玉、劉松、劉楞，與他不相上下的，估計不在少數。

    從乾隆五十九年劉松在隆德被捕後的供詞中，可以知道等人秘密活動的梗概︰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到甘肅隆德與劉松密謀恢復混元教。因“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必須另立教名，遂商同劉松，改為三陽教，並將舊教內《混元點化經》改為《三陽了道經》，靈文改為口訣”，並“欲覓一人，捏名牛八，湊成朱字，偽稱明朝嫡派，將來必然大貴”，以便“動眾”。“又指劉松之子劉四兒為彌勒佛轉世，保輔牛八。推稱劉松為老教主”。第二年，在湖北襄陽“收林、伍公美、王學隴為徒，從此互相傳播，徒黨日眾”。此後三年中，劉、宋等人將所收教徒的部分打丹(將姓名、籍貫寫在黃紙，向空焚化，名為打丹，又名升丹)銀二千兩陸續送交劉松。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因傳徒日多，不肯將斂得銀錢與、劉松分用”，並以“從未將牛八與其看過，斥為虛詞哄騙”，借口“劉四兒不像彌勒佛”，于是“自立一教，另拜河南南陽人李三瞎子為師，稱為真彌勒佛轉世，並以李三瞎子之子名叫卯金刀，小名又叫卯兒，將來必定大貴。

    派教徒劉起榮攜帶白銀二百兩到河南舞陽縣北舞渡交給同教阮朋齡，被差役發現拘留。舞陽縣審訊時，便問劉起榮所帶銀兩是否系扶溝竊贓。劉起榮認作偷竊，被押解到扶溝，又供認是托帶的辦貨銀兩。于是提對質。到扶溝後，散居在旅店內候審，十月，河南登封縣一帶查拿白蓮教風聲很緊，立即逃跑，不知去向。

    一時間，逮捕“欽犯”成了頭等大事。因搜捕和查拿教徒，官吏虐民，是這次大起義的導火線之一。當時“大張告示”等等措施，使的名字各地皆知。清代後人根據記錄和傳說，夸大對大起義的作用，就從這時開始。

    二、混元教教主是誰

    混元教的創建者樊明德犧牲後，他的弟子王懷玉逐漸成為這個組織名義上的領袖。王懷玉在樊明德弟子中收徒最多，很受樊的器重，“曾夸王懷玉道行”。他為人相當機警，混元教在乾隆四十年被鎮壓時，他曾兩次逃脫地方官吏的搜捕。

    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七年間，淮寧、鹿邑、永城等地幸存的混元教徒都“指稱王懷玉之名竺收徒”。可見他因“道行高妙”，輩分最高而成為皖西、豫東一帶混元教徒們遙奉的領袖。統治者對他十分注意，奏折上出現“樊明德、王懷玉混元邪教案”的提法，通令“嚴緝”，“務期必獲”。王懷玉被迫長期處于地下，主要是在襄陽地區潛伏。

    乾隆四十八年(或五十一年)，劉松曾對去隆德探望他的再傳弟子河南商邱人張百四說“老師傅王懷玉系教主，本姓朱，後改姓劉，又改姓王。從前教內的人就稱王懷玉是牛八”。

    混元教乾隆四十年、四十七年兩次被鎮壓的有關史料中，並無王懷玉是牛八的記載。而且張百四是乾隆四十年(或三十九年)的教徒，(“據張百四供稱︰伊系李公照之徒，李公照系劉松之徒，劉松系已故王懷玉之徒。四十年，劉松等犯案，該犯因李公照已故，是以漏網。”)如果“從前教內的人就稱王懷玉是牛八”，他也應該是知情人，可是直到探望劉松時才被告知。可見這一輿論大體上出現在乾隆四十八年(或五十一年)，或在此之前不久，很可能就是劉松所制造。

    王懷玉在混元教內的重要地位，下述史料也可說明︰乾隆五十九年初，“與宋之清爭立教名，欲將舊犯教案在逃之鹿邑人王懷玉奉為教首，迎赴太和，另立教名，惑眾斂錢”，“從襄陽寄信與(太和縣)同教的阮志儒及……阮朋齡，約定四月內撐船到舞陽縣北舞渡地方，迎接老師傅王懷玉”。但王懷玉未能成行，六月間在襄陽病故，可惜的是，他在潛伏期間的活動和復興混元教中的作用，史料沒有記載。

    王懷玉的兒子王法僧在王懷玉拜樊明德為師時，也隨同入教。“乾隆四十年三月……王懷玉等，因聞樊明德等已被訪拿，隨各潛逃。王法僧隨父王懷玉逃赴江南，六月二十四日行至阜陽……次早即被拿獲……發邊遠充軍”，第二年被流放到隆德，和劉松比鄰而居。當時王法僧年僅十五歲。六省教案中他以“明知劉松興教情節，並不舉首”的罪名，改發新疆喀什噶爾為奴。

    從現存有關王法僧的材料中可說明不少問題。

    嘉慶六年三月，額勒登保在審訊混元教教首王廷詔的奏折中說︰“該犯于乾隆三十八年找到王老四(鹿邑人，可能是白蓮教徒)，維時王發生有十余歲。王老四曾向我說，王發生本姓朱，是前朝後人。四十年上我又在王發惠家住，王發惠向我說王發生已經地方官拿去，我畏懼逃去”。

    樊明德創混元教是乾隆三十九年，為什麼在前一年當地已有“王發生本姓朱，是前朝後人”，實際上就是牛八的傳說呢?

    安徽阜陽混元教徒張效元在嘉慶五年自首後說，“河南鹿邑縣王家菜園王發惠家有一王發生，本姓朱。伊祖父就是起教的，不知起自何時。伊父不知何名，生前與王發惠認為一家，收王發惠為徒弟……眾人……稱王發生本明朝朱家的後人，商量要起事。這話已有年了。後往湖北傳教，王廷詔同太和縣劉貴往四川傳教，日子也久了。”

    王、張二人的敘述，反映出王發生的祖父和父親王懷玉早在樊明德創立混元教前就是白蓮教徒，而且至遲在乾隆三十八年即已制造了王發生是明朝後裔即牛八的輿論。樊明德所以“曾夸王懷玉道行”，並不是偶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廷詔“伊祖名王珊，父名王本德，向與鹿邑屬陽路口王家菜園之王姓一同燒香念佛，該犯所帶……經文各件，據稱伊祖父所傳”。王廷詔也說︰“我祖父王珊原習白蓮教”。他雖說“我並未學過教，也沒師傅”，但還是承認“我自小在河南、湖北交界處做買賣，遇人勸他燒香行善是有的，並不是傳徒習教”。實際上還是白蓮教徒。

    王懷玉、王廷詔等既然很早就是白蓮教徒，為什麼又參加了樊明德的混元教，沒有材料說明。乾隆五十三年以後復興混元教的計劃，從上述的一些情況看，實際上是以王懷玉這個家族為中心進行的。川楚陝農民大起義中，王廷詔的行動仍然是這樣。

    混元教教首王廷詔曾對襄陽起義軍領袖高均德間接透露王發生是起義軍擁戴對象。高均德說︰“我曾向王廷詔詢問，我們鬧事究竟輔佐何人作主？王廷詔說一個人叫作朱添全，是我們的主兒。有兩句歌謠︰牛在韓門長在劉，到了王家才出頭，是指朱添全的。我問朱添全是何處人，現在何處，我要見他一面。王廷詔說，你如今尚不能見他，他如今還不出來呢”。

    朱天全是何許人，為什麼大起義爆發後“還不出來呢”?

    清統治者在嘉慶六年審訊王廷詔時指出︰“上午張效元又曾說你因王發生是明朝後人，要扶他為幼主”。又如嘉慶二十年阜陽縣混元教教首李珠說︰“王法僧本姓朱，因要掩沒姓名，或稱牛八。”

    關于復教等等計劃及各項指示，至少有一部分是在隆德擬訂並發出的。

    劉四兒于乾隆四十八年到隆德活動，並設雜貨鋪作為掩護，後與劉松同時犧牲。劉松另一個兒子劉文煥乾隆五十一年在家鄉因“儒門教”案件被流放廣東，不久潛逃，繼續活動，于嘉慶二十五年犧牲。

    劉松還有兩個兒子，即劉文魁、劉文燦，也在傳教收徒︰清統治者在王三保案件中指出，

    王三保等“節次斂錢，遣阮鳳儀等送給發配黑龍江遣犯王雙喜及王王氏收用。並據阮鳳儀等

    供出，王王氏與同配遣犯劉文魁等傳徒習教。劉文魁原籍河南柘城、鹿邑兩縣交界之大吳家

    集，與王王氏至戚。其兄劉文煥與弟劉文燦，亦在原籍河南傳教。劉文燦時常送銀出口，給

    劉文魁使用”。

    有的教徒談到王三保等送往黑龍江的銀錢交付何人的問題時說︰“傳教銀兩俱系……交

    與王法僧之妻王王氏，並非交給王雙喜。”關于她和王法僧的結合，“提訊阮風儀等，據供

    王王氏系于王法僧充發甘省後，經伊戚劉志勤送往配所成婚，生有子女。嗣王法僧改發回

    疆，王王氏因何移住黑龍江，該犯等均不知底細”。王懷玉的兒媳王王氏與劉松之子劉文

    魁是“至戚”，進一步反映王懷玉與劉松的密切關系，原來他們並不僅僅是師徒和同鄉。所以“曾在樊城貿易，時常往來”，估計與王懷玉潛伏襄陽有關（襄、樊僅一水之隔)，他又曾不止一次去隆德，這都說明他是王劉間的主要使者。顯然襄陽、隆德之間聯系頻繁。

    至于則從來不是混元教教首，他讀書識字，善于辭令，有商人身分，具備外出活動的有利條件。但在教內的地位並不算高，所起作用也在劉松之下，只是由于劉松、宋之清等在六省教

    案中犧牲，王懷玉未曾暴露(太和縣教徒阮志儒等在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把王供出時，王已

    在五個月前去世)，清統治者才將作為在逃未獲的唯一要犯，進行大規模搜索，引起

    當時和後人的廣泛注意，從而抬高了他在教內的地位。

    三、混元教與收元教是什麼關系

    收元教是白蓮教的一個支派，乾隆末年在鄂西北地區活動，主要分為襄陽宋之清和王應琥兩支。

    宋之清“乾隆四十七年到河南新野貿易，與宋文高熟識。宋文高給與靈文，該犯听從學習”。宋文高“妄稱將來彌勒佛轉世掌教，有水火瘟疫諸災，念經尊奉，可以躲避”。“宋文高系姚應彩之徒”。姚應彩則是乾隆五十四年在河南被捕。

    宋之清在乾隆五十七年創立西天大乘教大力傳教收徒時，仍然在靈文合同中有“十門有道一口傳，十人共子一只單”等詞句，口頭宣傳中有“水火災，必須尊奉彌勒佛……方能躲避”一類說法，傳教收徒時舉行“過願”(指發誓不泄密)，升丹等儀式。清湖廣總督畢沅說︰“細加查核，似系從前楚豫二地辦過收元邪教遺孽。”

    乾隆五十七年，王應琥、艾秀等在川鄂邊界的房縣、竹豁、大寧一帶傳單收徒，咒語、儀式等與宋之清所傳西天大乘教基本相同。王應琥的父親“王全及向與交好系已正法(收元教)孫貴遠之徒”。由此可知，王應琥一支也屬于收元教系統。統治者指出它和西天大乘教“所誦靈文，經咒……雖有大同小異，其為一教無疑。”

    收元教宋、王兩支不僅同出一源，有些跡象表明，它們之間可能還有某種程度的聯系。六

    省教案中，王應琥系統的胡仲元說︰“這教系襄陽居住之薛掌櫃傳下來，凡收得根基錢，王義(王應琥再傳弟子)一層轉送一層，交薛掌櫃轉送河南”。關于宋之清的結案書說︰

    宋之清……起意自行興教……隨有齊林，宋相、李成貴，張添美及在逃之薛國璽五人，俱拜

    清為師……宋之婦因入教人多，時有送給根基、升丹銀兩，隨舉宋相、薛國璽在家管事”。

    所謂襄陽的薛掌櫃，很可能就是掌握宋之清收元教系統財權的薛國璽。由于宋之清的

    地位、威信和力量都在王應琥之上，又是同一教派，因而後者將斂取教徒的部分銀錢送交襄

    陽，而“轉送河南”，實際是掩人耳目的托詞。這件事屬于教內機密；六省教案中宋、王等教首均未供出，個別教徒如胡仲元雖有透露，但被審案的地方官吏忽略過去了。

    混元教與收元教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呢?

    宋之清乾隆四十七年參加三益教後，最初幾年並未積極活動，收徒很少。乾隆五十四

    年二月，“來向宋之清聲稱，老教主系河南鹿邑縣劉松，充發甘肅隆德縣，其子劉四兒乃系彌勒佛轉世，將來保輔牛八，誘令宋之清隨同往見劉松，並送給銀兩而回。復令宋之清零星幫給劉松銀兩”。

    宋之清的敘述含糊不清，如結合其他有關史料，就可看出三陽和三益兩個教派初期關系的輪廓。

    宋之清在爭教事件中，借口“劉四兒相貌平常，不是彌勒佛轉世”，“並以從未將牛八與他看過，斥為虛詞哄騙”，因而“又以李三瞎子為彌勒轉世，李卯兒為牛祖”。也就是說，宋之清的三益教在爭教前曾尊奉三陽教的彌勒佛(劉四兒)和牛八(王雙喜)，後來才另立了本派的“彌勒佛”和“牛祖”。

    宋之清拜宋文高為師，加入三益教後，如果始終以三益教的名義進行活動，那麼在爭教

    事件發生後，也就沒有必要“起意自行興教，捏稱彌勒轉世，必須學習西天大乘教”了。事情與此相反，這就反映出他曾一度以三陽教的名義傳教收徒，即清統治者所說，“緣劉松立教之始，與宋之清本合而為一”，所以爭教才“與各立門戶”。

    劉松的供詞還說，宋之清創立西天大乘教後，將教內盡行勾去。這句話很費解︰各個教首分別秘密傳徒，一個教首的弟子怎麼可能被另一教首盡行勾去呢?

    現在已知宋之清一度改用三甲教教名，問題就可得到解釋。因為改名後，三益教就成為襄陽

    地區三陽教的重要組成部分；爭教事件發生，原屬三益教的教徒全部轉入西天大乘教，襄陽

    地區三陽教的教徒所剩無幾，自然是被宋之清將“教內之人盡行勾去”了。

    所以能說服宋之清加入三陽教，是因為宋之清最初的師傅宋文高僅僅預言︰“將來彌勒佛轉世掌教。”

    但總的說來，這一事件對雙方教徒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影響不大。

    大起義爆發後，混元教教首王廷詔與襄陽起義軍的高成杰等“帶了河南五六千人前來入

    伙”加入襄陽起義。河南是混元教的發祥地，王廷詔就一直在“河南、湖北交界處”傳教收徒，所以這五六千人當中應包括一部分混元教徒。王廷詔始終是起義軍中地位最高的老師傅之一，在爭取人心、鼓舞土氣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威信很高。混元教另一教首劉楞也曾在起義軍中進行宣傳活動。這些事實說明，混元教的個別教首還在大起義前就已恢復了與收元教的合作，雙方共同進行起義前的準備工作，對大起義作出了一定貢獻。

    附帶指出混元和收元兩個教派間的某些區別︰

    樊明德系統的混元教的發源地和傳教中心在豫東，皖西，以後逐步向豫中和豫西南的南

    陽、新野及鄂北襄陽一帶發展；但收元則從豫西南傳入鄂北，後分房縣王應琥兩只，主要在陝西省邊界各縣發展。混元教傳習《混元點化經》(即《三陽了道經》)，收元教傳習《太陽教》，沒有觸犯清王朝的詞句(“《太陽經》一種，尚無違礙”)。此外在靈文合同，口訣、歌詞及傳教儀式等各個方面也迥然不同，本文限于篇幅，無法詳述。

    四、川楚陝農民大起義是由哪個教派組織的

    乾隆五十七年爭教事件開始，宋之清“起意自行興教，捏稱彌勒轉世，必須學習西天大乘教，躲避災難”，讓弟子們“各自收徒，不拘何處，四季升丹，各出銀錢，交伊收用”，擴大組織廣收徒眾。與此同時，王應琥等也開始大力發展組織。

    收元教獲得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宋之清等從乾隆五十七年起將活動的重點

    放在鄂川陝三省邊界地區。

    鄂川陝三駕邊界的南巴老林及附近州縣，山高林密，形勢險要，道路崎嶇，一向是封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地區。明中葉荊襄流民起義及明末農民大起義，在這一地區留下深遠的

    影響。清代中葉，這里又是以湖北、湖南喪失土地的農民為主的各省流民的重要集中地︰“川

    陝邊微，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廣東、安徽、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他們或成為墾荒的棚民，或充當山內手工場的雇工，或做搬運工人、綽夫等，依然遭到地主、官府等極其殘酷的壓迫、剝削，過著非人的生活，使這里成為一個階級關系緊張的地區，引起收元教的注意。

    在上述情況下，來到此地的收元教徒們關于求福避禍的宣傳，以及隨後逐步散播的“彌

    勒轉世，保輔牛八”這一披著宗教外衣的預言，深深地吸引著處于水深火熱的廣大群眾，擴大組織的工作進行十分順利，在短短兩三年內，收元教已經成為三省邊界廣大地區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根據有關六省教案的史料，三省邊界地區各州縣被捕大批收元教徒，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創立西天大乘教後入教，說明它的發展從這時起進入了新階段。

    在此前後，收元教等教派都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考慮“起事”的問題。

    嘉慶二年雲陽縣收元教首高ど貴被俘後追述︰“五十八年九月，我到滔河見了蕭貴，又到襄陽見了樊學鳴(蕭、樊都是宋之清系統的收元教首)……樊學鳴當日咐過輕易不要動手，只等他的教內人到來才可起事的話”。

    高ど貴的下列供詞，說明他此後確是如此行動的︰“襄陽一教原有三會……我是中會的”。“(嘉慶二年)六月里，知道襄陽教內的人來了，我就齊起人來，分作前，後、中、左、右五營，整頓軍器，只等中會的人到來，就好一同行走”。“到初八日，有兩起人陸續來……我見不是中會的人，沒有同去。到十三日，有徒弟……回來報信，說齊二師娘(王聰兒)那一起人來了，要我去見他。我就……前去迎接”。可見宋之清等最遲在乾隆五十年秋就已考慮起義問題，並有進軍四川的打算，而日後襄陽起義軍的進入四川可能與此有關。

    起義軍領袖張正謨也說︰“乾隆五十九年四月里，我拜房縣的白培相為師。說山西平陽府樂陽縣王家莊長春觀有個李犬兒，是戊戌年生的，兩手有日月兩字，相貌異常，是軍師，朱九桃是輔佐他的。那王家莊有大石一塊，忽然進開，現出經文，有二日黑風起，吹死人民無數，白骨堆山，血流成海四句，眾人若念熟了，就可免災。李犬兒到辰年辰月辰日起事，大家須暗地制備刀槍火藥，將來事成，定有好處。”

    這個供詞進一步反映，最遲在六省教案前的兩個月，以白培相為首的湖北白蓮教已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即1796年，嘉慶元年)起義，並著手物質上的準備。這是從陝農民大起義的醞釀時期進入新階段，以及這一時期的領導權開始由收元教等支派掌握的標志之一。從上述高名貴的供詞看，宋之清等當時還未決定起義的具體日期。王應琥系的教首陳金玉在乾隆五十八年曾說︰“將來到了下元甲子(即1804年，嘉慶九年)，百姓要水，火，風三災，彌勒佛轉世……要保護牛八起事”，多少透露出他們也曾決定起義日期。

    白培相所說輔佐李犬兒的朱九桃，即天地會傳說中的明朝後裔朱洪竹。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福建省晉江縣破獲陳滋等听從陳甦老等“暗設熬黥會……以熬黥

    暗代天地”，復興天地會的案件。上諭說︰“陳甦老等供內，聞廣東石城縣高溪地方，洪三

    房即朱九桃，亦有起會之事等語”。廣東官員立即“馳赴石城縣高溪寺地方，確查洪三房

    朱紅竹即朱九桃，如何立天地會，黨伙若干……。”最後查無此人、此地。

    朱紅竹即朱洪竹，是天地會所假托的明朝後裔，見這一組織的抄本《西魯序》︰“小主朱紅竹，崇禎皇李坤妃之孫”。最遲從乾隆末期起朱九桃之名已在南方各地傳播。道光末年至

    咸豐初年，湘南地區一支天地會的領袖邱昌道曾托名朱九濤起事，“自稱太平王”。這個朱九濤有很大可能就是朱九桃。

    以王應琥為首的收元教，在這方面更進了一步，他們“稱彌勒佛轉生張家；並捏(稱)朱紅桃之名”，“牛八即朱紅桃”。朱紅桃顯然是朱九桃的改稱，和上述“朱紅竹即朱九桃”的情況相同。天地會傳說中的明朝後裔竟然成了這支收元教的牛八。

    王應琥住在“房縣獐落河石嶺地方”，白培相也在房縣(宜都、枝江教徒曾將“教內眾人

    陸續湊得根基銀三百兩……赴房縣交給白培相”)。但王應琥的收元教主要在湖北西北部的地區適動。所以或是當時天地會已擴展到房縣一帶，影響了這個地區的兩個白蓮教支派，或是白培相這一教派首先在湘鄂交界處接觸到天地會，又影響了王應琥等人。

    白培相、王應琥等如此作法，可能是為了更易“動眾”，也可能是為了便于吸收一些天地會會員參加自己的教派，甚至有可能是為了團結已加入本教派的天地會會員。問題涉及清

    代中期白蓮教與天地會的關系，有待進一步探討。

    白培相關于“是(李犬兒的)軍師”的說法，很值得懷疑，因李犬兒經清王朝反復搜索，並無其人，不了了之。這是否因聲望很高，因而白培相以此號召群眾呢?上文已指出六省教案里在收元教中並不知名，由此推論，他在湖北地區其它教派中更不會

    為人所知。有一種可能，即張正謨被捕後，經統治者嚴刑拷打，追問的下落，熬刑不

    過，隨口編造，先是說“是李犬兒的軍師”，又講“李犬兒是的外甥”，信口開

    河，不足為憑。類似情況還可在一些被俘者的供詞中看到，不再贅述。

    當陽起義軍領袖陳德本談到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起義前夕，“襄陽老教頭姚姓寄信

    來說，來年，(1796年，即嘉慶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緣了，知會大家謀反，各造兵器”。“襄陽老教頭姚姓”即姚之富，在六省教案後十分嚴峻的形勢下，他已決定提前展開武裝斗爭，采用了白培相等提出的辰年辰月辰日起事的日期。

    總之，以白培相為首的這個白蓮教支派，首先提出辰午辰月辰月起義的主張，其後被其

    他各支派所接受。又是這個支派首先開始了起義前的物質準備工作。而且如前所述，可能他還曾試圖將天地會成員吸收進來，以增強抗清力量。可見這個白蓮教支派在大起義的準備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遺憾的是現在還沒有發現有關這個支派的名稱及其他情況的材料。

    混元教的情況這時卻和收元教迥然不同。乾隆五十九年初，王懷玉巳決定返回皖西、豫東，另圖發展，後因病不能啟程，在六月間去世。“從前曾在樊城貿易，時常往來，本年(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內已回原籍”太和縣，直到十月十五日從扶溝脫逃，他的行止絕無準備起義的跡象。遍查和脫逃一事有關的資料，沒有片言只語足表明混元數派當時有起義的意圖或行動。兩個教派在起義問題上的不同態度，有可能是出現爭教事件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收元教各支派從乾隆五十七年起，都在加速擴大組織，將武裝起義捉上日程，進行各個方面的具體準備。所以雖在六省教案中遭到嚴重破壞，許多重要教首遇害，還是保留了

    不少骨干和大量教徒，繼續犧牲者的未競之業，在嘉慶元年年初發動了震撼全國的大起義，

    而他們也就成為起義軍的領袖、將領和基本成員，其核心被稱為“襄陽老教。”收元教撒遍

    三省各州縣的星星火種，終于燃起農民大起義的熊熊烈焰。作為收元教首的宋之清，王應琥等所起的作用，大大超過了，正是他們為這次大起義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所謂“數省之賊皆所傳布”，白蓮教支派混元教的傳布，起了組織作用等說法，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把起義軍稱為“混元教軍”，理由也不充分。

    五、在大起義期間有哪些活動

    被清王朝認為是這次大起義的“首逆”和“渠魁”的，原來並沒有參加起義的各種活動。統治者在的結案書中明確指出，起義軍“滋擾數省，蔓延五年，抗拒官兵……

    該逆犯……轉在鄧州、新野潛匿蹤影”。嘉慶元年湖北戰場的清軍“總統”永保指出︰“其一犯，屢次孥獲賊匪，訊據供稱，並未在此股賊內，及再三詢問下落，不能指出確據”。嘉慶元、二年間被俘的襄陽起義軍成員也都說“不知下落”時，從襄陽起義軍中“逃出良民供稱……並未在內，賊匪首曾差人各處尋覓，不知何處”。襄陽起義軍著名領袖劉起榮嘉慶二年被俘後證實，“去年四月……曾叫貨郎往河南找他”，等等。對此，自供︰大起義後“我想我若在賊營內去，怕打了敗仗被官兵拿去，所以在新野、鄧州閑散地方同教的人家藏躲，使人不能疑惑，幾年隱姓埋名，不敢叫人知道”。為了個人安危，在大起義爆發後，竟然采取了置身事外無所作為的逃避態度。

    襄陽起義軍重要領導人張漢朝，起義時行將七十，烈士暮年，率領起義軍與清軍戰斗

    四年之久，直到戰死沙場。其他和年齡相仿(劉在起義時五十五歲)，輩分相當的老教首，也是隨隊行軍，進行領導(如姚之富，李全、孫賜俸等)，或在各支起義軍中，以鼓舞土氣(如王廷詔；劉楞等)，除劉楞的結局不明外，都戰斗到最後一刻，和形成鮮明的對照。

    對這次大起義所持的態度，在河南郟縣混元教徒的武裝起義中暴露無遺。

    嘉慶五年六月，的徒弟李杰在郟縣準備起事。剛到郟縣，李杰“就同商量造反”。認為“人尚少，器械還不齊”，加以勸阻。李杰不听，後供說︰“動手，實是我自己的主意”。可見這次小規模的起義也不是發動的。

    郟縣起義準備不足，發動倉卒，對清河南布政使馬慧裕等組織的進攻束手無策，寶豐翟家集一戰失敗，李杰被俘。的暫緩起義的意見有其正確的一面。

    關于起義軍“俱樹天王旗”，或在大起義中“被遙尊為天王”之類的說法，除馬慧裕提到的大白旗一面外，檔案材料中均無其事。後據郟縣這一件事推而廣之，誤認和引申作“俱樹”和“遙尊”了。

    六清王朝逮捕後為什麼夸大他的地位和作用

    嘉慶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離開郟縣、寶豐起義軍，二十八日在河南葉縣因同行啟大榮告密而被捕。清嘉慶帝特派侍郎高杞專程前往葉縣查明是否屬實。在高杞押解赴京奏片上嘉慶帝株批，“欣慰覽之。欽此”。可見清帝當時欣喜的心情。到京以後，經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取供具奏，于八月十四日遇害。

    川楚陝農民大起義這時已進行了四年六個月，各地起義軍在連續給予清軍沉重打擊同時，本身也遭到很大損失，又因封建統治者推行的堅壁清野政策開始生效而逐漸處于劣勢。但各地起義軍仍前僕後繼，拚死斗爭，使清軍疲于奔命，狼狽不堪，同樣面臨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如清陝西巡撫台布嘉慶五年七月的一份奏折就反映了清軍兵力不足，軍餉匱乏、士氣衰落的窘境，“從前賊匪遇見官兵惟有逃逸，不敢接仗……今膽敢逞其詭計，竟似窺破兵少而疲。臣前晤(經略大臣)額勒登保，窺其意指，不肯添兵，蓋深知新兵之無用，餉項絀乏……一聞賊至，其氣先餒，但能自守”。清帝也不得不承認︰“此種情節，朕早巳知”。統治集團內部因戰事曠日持久而矛盾重重，個別人甚至產生絕望心情而歸之于“劫數”，如當時從陝甘前線被召回京的參贊大臣那彥成說，“官兵追剿賊匪，愈遠愈疲，勢難盡……兵勇皆疲，堵亦無益……賊匪譬如蝗蟲，非人力所能捕淨。況此事總關劫數，……若劫數未完，即有健將……帶領精兵，亦不能得力”。

    在這種情況下，清王朝統治者自然利用被捕一事，極力宣揚，企圖扭轉不利局面。嘉慶帝再次夸大在起義軍中的作用，“為教匪首逆，各省匪黨無不崇奉，勾連蔓延……”，“……首先煽惑……各股賊匪，甘心附逆，到處奔進，不過因其教首尚在河南，或可糾黨相助”。他吹噓逮捕的意義，說什麼“今在豫省被拿，足見白蓮邪教獲罪于天，自取滅亡”。他下令“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及各路帶兵大員並各督撫等；將擒獲一事，廣為宣播，並傳諭賊營……即實系同教匪徒，知被獲，畏罪乞命，棄械歸誠，亦必貸其一死”，以為起義軍必將“失其所恃，心懷疑懼，自可日就解散”。此外，他還企圖挑撥廣大教徒和起義軍之間的關系，“親制邪教說一篇，申明習教而奉公守法者不必耷拿，其聚眾犯法者方為懲辦”，又再三強調“從前曾經習教而並未從賊者，即與齊民無異，概免查辦”，等等。

    顯然，清王朝最高統抬者這一系列言論和措施，在于利用被俘和被殺一事，起到

    殺一儆百的反動作用，從而瓦解起義軍的斗志，割斷起義軍和群眾的聯系，使他們陷于孤立，

    並鼓舞清軍，鄉勇的士氣，平息內部爭吵，安定人心，穩定後方，從而度過難關，早日結束這場戰爭。可見，的地位，作用的被夸大，原來是和清王朝當時在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特殊和緊迫需要密切相關的。

    清統治者盡管極力渲染在這次大起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卻拿不出任何確鑿的

    事實根據，這個矛盾在關于的結案書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它提出的的三條“罪

    狀”是︰一、“傳習白蓮邪教，收買王雙喜，托名牛八，指稱前明後代……潛謀不軌”，二、“其徒姚之富、齊王氏等約定辰年辰月辰日辰時一同起事……首造逆謀，釀成禍階”，三、“潛匿蹤影，暗通消息，復于寶豐、郟縣勾結逆匪李杰等攻掠村莊，公然明目張膽，樹立天王旗號”，等等。

    三條罪狀即使完全屬實，也無從證明在大起義中曾起過清朝認為的那種決定性作用，反而令人們進一步看出他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事跡。

    遇害後，起義軍的反應並不強烈，而王聰兒，姚之富在嘉慶三年春的壯烈犧牲，則在起義軍中激起重大反響，如襄陽起義軍高均德所部“揚言欲為齊王氏(王聰兒)等復仇，相誓死斗”，與清軍展開十分激烈的戰斗，遠在湖北東部蒲圻縣的教徒王添萬，也因之發動武裝起義”。王廷詔被俘後不屈就義，起義軍領袖們為之痛哭流涕。這一不同之處，很能說

    明問題。

    因與宋之清有師徒關系，是輩分最高的老師傅之一，但他在一般的收元教徒中並不知名。其後在清王朝大規模搜捕下，他反而有了虛名，足以號召群眾，因此在大起義前後都有人尋找他。可是他卻長期潛伏在“閑散之地”，安于旁觀者的地位，終于被人逐漸忘卻。他在供詞中說︰“王廷詔在四川的信息，是李添珍(樊人杰起義軍的頭目)們從樊人杰、高三他們營里出來傳給我的。他們出來是打听投回的人曾否殺了，並沒向我討什主意，王廷詔也沒書信給我”。這是起義軍對之死並無強烈反應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見，並不是清統治者所認為的這次大起義的“首逆、“渠魁”。事實上，大起義的九年當中，起義軍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更不用說出現一位公認的領袖了。這和六省教案中收元教的主要教首犧牲殆盡有關，但更是由于白蓮教的家長制的組織形式所造。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研究，暫時作這種推測。

    有的作者不僅囿于百余年來有關的傳統看法，甚至進一步加以發展，居然將他自

    遇害看作是大起義失敗的重要原因︰“會河南布政使馬慧裕適以是年六月，訪獲教主

    于葉縣，檻送京師誅之。……于是元年以來，騷亂五省之教徒，既失其原動力，大局之鎮定

    此始矣”。這就和史實相差得更加不可以道里計了。

    七、的行動前後判若兩人的原因

    據現存史料，我們僅知從乾隆五十三年年初去隆德，到他在嘉慶五年八月遇害將近十三年的活動情況。其間以乾隆五十九年的六省教案作為界限，又可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

    前一個階段，為復興混元教，發展組織，聯合收元教派，不辭勞苦，不避艱險，往邁奔波在皖、豫、鄂、甘各省之間，做了不少工作，發揮並顯示出他的宣傳和組織方面的才能，而六省教案後，他卻一蹶不振，隱姓埋名，躲在“閑散之地”，為個人安危，不肯參加起義活動，甘心做一名旁觀者。這一現象應如何解釋呢?

    混元教教首當中，類似的不乏其人。如安徽毫州混元數教首王老保，據說嘉慶五

    年時“手下有二萬多人”。嘉慶二年，王廷詔等曾派人動員他和其他教首舉行武裝起義。他

    卻去黑龍江，征求被流放到那里的他父親的意見，答復是“等著西邊王發生有信來再動手”。

    王老保等居然等待了兩年之久，直到嘉慶五年春，當地另一教首張全才派人去新疆喀什噶爾

    和王發生聯系。可見王老保等並無進行武裝斗爭的意圖，因而制造借口，按兵不動，回避起

    義問題。

    川楚陝農民大起義期間，混元教始終不曾起義響應這一事實，說明它的大部分教首都寐

    取了與王老保類似的立場和態度，象王廷詔那樣積極參加起義軍，堅持到底的教首，是屈指

    可數的，這種情況的出現並非偶然。

    白蓮教雖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廣大群眾的宗教，但它終究是從事迷信活動的團體，教義也無革命因素，與革命組織有本質的不同。教徒在日常只是燒香禮拜，交納銀錢(所詐布施，根基錢，打丹銀等)，諷誦或由教首講解經卷，咒語、口訣，歌詞(除教義外，突出教孝子善，三皈五戒等)，以虔修來世，並達到求福避禍的目的。所以白蓮教也“是人民的鴉片”。

    封建社會的廣大勞動人民，身受殘酷的剝削壓迫，但由于時代和階級局限，無叢認知

    苦難的根源及擺脫本身悲慘處境的道路，一部分人容易將瘴苦的、遭到壓抑的精神寄托于妄

    教，企求在水深火熱中獲得些許慰藉，也是對“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嚴。”

    某些教首傳教收徒的目的，下列兩個白蓮教支派的概況，可作說明。

    乾隆十八年，直隸，山西地方官吏破獲馮進京，王會傳習混沌教(又名清淨佛門教、混天教、收元教，佛爺教)一案，牽連教徒一百多人。馮進京，山西長子縣呈村人，平日“賣針營生，又會參禪、說偈、運氣，念無宇真經，燒香佔病”。雍正初年拜無為教張進斗為師。乾隆十年收布販王會(直隸沙河縣北留村人)為徒。馮自稱“混天佛”，“教中人都稱做未來佛爺。馮說王會“日後有大貴……將來要立中京……坐天下”，王會因此自稱“人王”。他們提出“水濱正定府，地陷郜成縣”，入教者“將來地陷可免災劫，又可修行來世”。

    誘惑人們入教，布施銀錢，“看上的布施多少，散給合同封他，渡人多的也封，功多的封王，攻少的封總兵”。他們詐騙教徒銀錢，謀己私利。教徒郗成業說，“頭一次到長子縣，見老

    師傅(即馮進京)家里窮，還信他是真修行，及至第二次再去送會錢，見他家里置莊田，修扇

    子，小的就不信了”。王會還誘奸婦女，是個道德敗壞的人。他們的活動，沒有任何革命味道。統治者也指出︰“並無不軌實跡……其非素蓄逆謀可知”。

    又如直隸清河縣“尹老須即尹資源，接管劉功離卦教，自稱南陽佛，創立朝考等場，黑岡等劫名目，神奇其說，煽惑至數千人之多，勾結至三省之遠，狂悖已極”，“出戟入教者以下百計，蔓延三省”。所謂“黑’風等劫名目”，即指“紅陽劫盡，白陽將興”之際，將有黑風黑雨，水火刀兵等災厄。“創立朝考等場”，即“邪教開場考選，謂欲以此定上天之序也……推原意，蓋欲即入教之久暫，驗鏡送之厚薄，現存心之誠否。而所尤重者，惟在傳徒之多寡，俾正傳之徒，又各傳徒，極之盈千累萬，各有統屬，而即以傳徒多者為上等”。也就是教主在一月時期查核教徒(教首)在此期間傳徒、斂錢(交納教主)的情況，以此作為在教內升遷貶黜亦獎懲的根據。。在教主、教首們看來，收徒是關鍵，因為徒眾越多，教派力量越大，教徒的布擁和所積敏的錢財也成正比例地增加。這也反映教首興教的目的。前述馮進京，王會也以布施及“渡人”的數目，作為封官許願的標準。

    尹老須傳徒斂錢，從乾隆六十年到道光十二年將近四十年之久，已成為遠近聞名的富戶，下述情況可作證明。

    道光十一年“六、七月間，河南，山東查獲匿名揭帖，敘述尹老須父子聚眾謀叛，語多狂悖，……經琦善飭查嚴審，系因掘藏致富，並無習教不法，交結匪人之處”。

    琦善在調查尹老須是否“謀叛”的報告中，為什麼捉出他的財產來源問題呢?顯然，匿名揭帖還揭露尹老須因傳徒斂錢致富，琦善即對此而言，可見尹老須對自己廣有錢財一事已

    無從否認，只有在財產來源上加以掩飾。其實這些財富都是由教徒們(大部分屬于貧苦農民)長期的布施所積累，而被教主尹老須所吞沒。

    當然教徒的布施中，除去教主及各級教首的生活費用外，還有不少其它用途，如營救被

    捕教徒，探望被充軍者的盤纏，對被流放的教首(教主)的供奉等等。從上述混元教的有關情

    況看，這方面的花費還相當可觀。

    尹老須一案，經清統治者嚴審後，並無謀逆實跡，道光最後指出尹老須散播的種種說法

    “不值一噱”，他的主要罪狀是“蠱惑愚民”，“遂至出錢入教者以千百計，蔓延三省”。歸根到底，這還是個大規模的傳徒斂錢的案件。

    這兩個白蓮教支派都被掌握在以傳徒斂錢作為本身優帶生活主要來源或唯一來源的教史，他們興教目的在于經濟利益，很少或沒有政治上的動機。

    統治者所以對這種組織予以嚴厲鎮壓，《破邪詳辯》一書中的有關說法可供參考︰“邪經

    四十余種，並無謀逆之說，而習教必至謀逆者何也，謀逆之原。由于聚眾，為教首者又惑以劫數，誘以逆書，復以符咒迷人，而同教自樂從，逆矣”。

    上述兩個白蓮教支派的情況說明了這一點。統治者的恐懼、仇恨在于“聚眾”，因為一人連十，十連百，百人連千，千湊成萬，即是白蓮教也斟以勞苦大眾為主體的這種群眾集結，即使無政治目的，客現上也是可以形成一股可能直接威脅現存統治秩序的力量。如果一個教派的教首對現實不滿而又胸懷“取而代之”的大志，就可能提出披著宗教外衣的政治預言，使“世俗的關系牽涉進來”，引導教徒從沉溺于宗教迷信活動，逐步轉移到反對統治者的方向，經長期準備，主客觀條件接近成熟後，發動武裝起義。這就是所謂“惑以劫數”，“誘以逆書”，導致教徒嚴從逆”的步驟。《破邪詳辯》的有關敘述，是統治者的經驗之談，亦是他們懾于廣大人民逐漸覺醒，從而走上反抗道路的驚懼心聲的流露。以宋之清等為代表的收元教，在混元教的影響下，從乾隆五十四年開始的演變，使它成為白蓮教支派的另一典型。

    宋之清等收元教教首，較能順應當時社會危機日益嚴重，人心思變的形勢，最遲在乾隆五十八年已開始考慮武裝起義的問題，另一教派的白培相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教派的各項活動及各級教首的精神面貌等方面，必然相應地有所改變，逐漸不同前此的興教只是為了傳徒斂錢的階段，因而經受了六省教案嚴重打擊的考驗。在清統治者殘酷鎮壓迫害下，姚之富等教首再接再厲，傾全力準備武裝起義，收元教內部自然會發生更大變化，以適應即將來臨的嚴峻戰斗任務的需要。由于收元教教首們長時期的努力，這個教派才能在極其緊迫的形勢下發動起義，組織成千上萬名戰士，在五省的遼闊戰場上，與敵人周旋達九年之久，給統治者以沉重打擊。自然，起義軍的組織、行動等方面，仍不免深深打上昔日的印記，成為起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混元教乾隆五十三年擬訂、實施復教計劃後，發展到帶有反清政治色彩的新的活動階段，在擴展組織、聯合其它教派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從它的教首們此後的行動來看，卻沒

    有準備武裝起義的跡象。這從一個側面反映，混元教的各項行動及教首們的認識，基本上還停留在傳徒斂錢的固有水平。所以以為代表的混元教多數教首，在復教中表現積極，

    對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則缺乏信心和熱情，無所作為，自然不足為奇。

    混元教在復教前長期處于半癱瘓狀態，教徒們獨立活動，復教後也沒有大力扭轉的跡象。六省教案中基本上屬于宗教迷信團體的混元教，遭到清王朝的嚴重摧殘，劉松犧牲。在此之前，王懷玉因病故去。于是教首們更加自行其是，再度陷于分崩離析的狀態。混元教對大起義所以不曾響應，這也是重要原因。

    成為清王朝大力搜捕的對象後，仍無參加起義軍的決心，只是輾轉流徙，等待形勢變化。他在郟縣起義中的表現，證明他並非為組織起義而外出活動，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準備重理傳徒斂錢的舊業。這就是的行動出現如此變化的基本原因。

    （文章來源︰《清史論叢》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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