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九三章 順勢而為 文 / 哼哈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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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六月，京師里炎熱異常，五月中下旬的幾場降雨，雖然緩解了京畿之地的旱情，讓地里的莊稼長勢良好，但是對于氣溫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京師之中，一點也沒有因此而變得涼爽。
對山西的剿賊戰事，崇禎皇帝雖然很重視，但卻並不是很擔心。
不管是李邦華、盧象升，還是洪承疇、孫傳庭，這幾個雲集山西前線的將帥，可都是當今大明朝數一數二的精英人物。
若是連他們都搞不定如今這些在陝西混不下去跑到了山西的流賊隊伍，那麼就是自己這個穿越客親自上陣，恐怕也沒什麼大用。
所以，山西剿賊的事情雖然重要，但是每次戰報送進京師之後，崇禎皇帝除了批準李邦華等前線督撫的奏請之外，就是督促著戶部倉場總督南居益和兵部侍郎兼武備院總監孫元化，一波又一波地，往山西方向調運糧草和彈藥。
包括去歲以來，交由雲貴總督朱燮元主持的西南平亂作戰，如今的這位崇禎皇帝也是如此做法。
雲貴總督朱燮元但願有所請，但有所奏，都是一律允準，除了調運糧餉軍械之外，堅決不搞遙控指揮，如今戰事也不出所料，正朝著對朝廷有利的一面發展。
奢崇明、安邦彥這兩支早已合流了的彝族土司叛軍，如今已經被雲貴總督朱燮元調集雲貴川湖廣等地官軍，合圍在了安邦彥的老巢，也就是山高林密的貴州西北，雲貴川渝交界的水西地區。
這地方山高林密，漢人稀少，世代為當地彝族、苗族土司盤踞，而且真的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交通運輸極為不便，大軍開不進去。
若非如此，奢安之亂也不會前前後後延續至今，已達八年之久了。
考慮到歷史上就是朱燮元平定了奢安之亂，所以，崇禎皇帝在將朱燮元任命為雲貴總督兼貴州巡撫，授予其督領雲貴川湖廣廣西五省兵馬平亂的全權之後，基本上也就完全放手讓他去干了。
如今果然不負所托，在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之下，已經將奢崇明、安邦彥一伙土司亂軍十萬余人，圍在了水西地區，如今正督領大軍和雇來的漢人青壯緊鑼密鼓地開山修路、伐木搭橋，向著位于涪陵江（也就是後世的烏江）上游鴨池河以西的水西宣慰司所在地慕俄格山城推進了。
一旦驛路修通了，那麼世代鎮守水西的安氏家族，就將迎來他們必然滅亡的命運。
崇禎皇帝之所以放權放手，是因為他知道他選用的這些大臣的本事，同樣也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斤兩。
除了對明末的歷史人物有所了解之外，他也只是知道一些明末的歷史大勢而已。
不管是在前世還是在今生，他都不是什麼技術專家，也不是什麼軍事專家，再加上明末落後的交通和通信條件，要想對身在一線的將帥進行干預，十有八九會捅大婁子。
六月初四日傍晚，李邦華從石口遣人送往京師的山西最新軍情，終于經過了八天的長途跋涉，送到了通政司。
崇禎皇帝得報大喜，當即招來內閣首輔李國 、閣臣兼禮部尚書徐光啟、吏部尚書成基命，以及病情略有起色的軍機大臣英國公張惟賢，議論封賞事宜。
而最令崇禎皇帝高興的，還不只是官軍在山西勝了流賊，而洪承疇在柳林堡內將王左掛、王自用以下十一名賊軍領袖全部處決的消息。
這些賊頭不死，將來仍是禍害。
除了肉體消滅，暫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至于殺俘殺降，如今這位崇禎皇帝能夠理解洪承疇的苦心，所以並不在意。
所以在召見朝中重臣，議論封賞的時候，心情大好的崇禎皇帝提議重賞，而且是對朝廷文官來說前所未有的重賞。
那就是封爵，封山西剿賊督師李邦華為侯，封洪承疇、孫傳庭為伯。
歷史上崇禎末年的時候，很多朝廷的文臣不願或者不敢出京統兵作戰，除了當時官軍戰斗力低下，常常是有去無回之外，還有一點就是，打了勝仗，功勞是朝廷的，是武將的，前線的文官統帥，除了加餃沒有別的好處。
而一旦打了敗仗，朝廷很少去追究武將的責任，反而會把責任全都歸咎到督師或者帶兵的文官身上。
好多原本十分杰出的文官，不是被前線的武將坑死，就是被朝廷議罪下獄。
所以到了崇禎末年的時候，很多朝中的文官大臣寧肯辭官回家，也不願意上前線領兵打仗。
因為打仗對他們的很多人來說，勝了沒有令他們足以動心的好處，而一旦敗了，不是兵敗身死，就是被逮捕下獄，風險與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以文制武的大方向，是沒有錯的，不少文官也有領兵打仗建功立業的夙願，但是面對明末這種絕對的高風險與絕對的低收益或者零收益，誰還會甘冒風險為老朱家領兵打仗呢？
如今的崇禎皇帝就是想要改變這個局面，軍功封爵制度不能一直局限在武將中間，文官有了軍功，同樣可以封爵。
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陽明，就是因為在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最終平定了寧王朱宸濠之亂，而得以被封為新建伯的。
明朝進士出身的文官，因為軍功而被封爵的屈指可數，不過三個人而已，可見文官封爵有多難。
但是凡是一旦有了先例，那就好辦多了。
這一次，崇禎皇帝就準備學一學武宗正德皇帝了。
然而，陝西巡撫洪承疇先後在寧鄉和柳林堡取得大捷的消息，傳進了軍機處的同時，也很快傳遍了京師的朝堂。
不過，這一次引起朝堂議論紛紛的，不再是官軍在前線的大捷，而是山西按察使張宗衡對陝西巡撫洪承疇殺俘殺降多達三萬余人的彈劾。
這份彈章，經李邦華轉呈給了通政司，然後被通政司報到了內閣。
張宗衡在彈章之中陳述的情形，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詡清流的御史言官們，終于找到了一個刷存在刷聲望的突破口。
如今官軍在剿賊作戰中的大捷，京師的朝堂上似乎已經听慣了，已經不再像之前那樣，會為了前線的每一次勝利而激動不已。
好像勝利已經不是新聞，而洪承疇這種殺俘殺降的“惡行”，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
以往，通政司轉呈給內閣的任何奏疏，以及皇帝通過內閣發給各地的任何旨意，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權查閱與議論的。
如今，制度有所變化，凡是涉及軍務的奏疏，都是由通政司直呈軍機處，若是皇帝不批轉給內閣，那麼連內閣都無權過問，更別說是六科廊了。
皇帝若是不公開，他們根本不知道山西前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兒，就是想插嘴議論軍務，也沒有機會。
但是這一次，張宗衡彈劾洪承疇濫殺俘虜的奏折，走的卻是通政司到內閣的這條線。
內閣票擬給司禮監轉呈皇帝的同時，六科和都察院都是可以看到的，而崇禎皇帝放出來的風向，也使得朝中清流積攢了已久的對于軍務的“關心”，瞬間就噴涌而出了。
第二天，對于山西前線的封賞還沒有議論出個章程來的時候，大理寺卿劉宗周、右僉都御史劉鴻訓、陝西道監察御史馬鳴世，以及兵科都給事中王廷試四人彈劾洪承疇濫殺無辜、有傷聖德的奏章，就送到了崇禎皇帝的面前。
連帶著李邦華都落了一個處事寬縱、約束不力的“罪名”。
崇禎皇帝以前曾經親發聖諭，不允許御史言官們沒有證據就風聞言事，效果不錯，朝中清靜不少。
然而如今，張宗衡的彈章證據確鑿，劉宗周、劉鴻訓、馬鳴世、王廷試四人的彈章，也就不能算是沒有證據了。
此時的馬鳴世和王廷試兩人，還都屬于小角色，崇禎皇帝完全可以不在乎，但是對大理寺卿劉宗周和右僉都御史劉鴻訓這兩個人，他卻不能等閑視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