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淞滬會戰評估 文 / 陳家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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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的淞滬大會戰，可以說是規模空前，同時也改變了中日決戰的事前安排，以及事後的戰爭發展方向。.FeiSuZW. 飛速中文網在這里就產生了一個戰略歷史上的大問題，當時蔣jie石決定將主力東調，尋求上海決戰的策略，是否適當？因為一般的解釋，特別是陳誠等將領的意見是，若是中**隊在華北決戰不利，日軍精銳的機械化部隊，在華北平原會以其戰場優勢，沿著平漢線大舉南下，直攻武漢，那麼中國就會無險可守而迅速被日軍分成東西兩塊；中國的軍政中心既無法西遷四川，日本又可以運用海空軍支持的絕對優勢，將**主力在東南殲滅，歷史上中國南方政府，都是遭到這樣戰略所擊敗的。這種戰略分析，當然有極強的說服力。但由于日本認為若要深入攻擊中國，必然是曠日持久，並且動員太大，他們認為只要攻擊中國剛剛建立的工業地帶與軍政中心，最多再封鎖中國的海岸線，中國就絕對會屈服，中國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後地區，還能與日本對抗？所以中國最為擔心的日軍由北而南之攻勢，卻是日本沒有認真考慮過的（日軍遲遲在六年之後，才在其一號作戰計劃中，選擇這個方向的攻勢，但是已經時過境遷了）。就大戰略而言，當時對中國最關鍵的是時間，因內戰剛結束不久，國民經濟正逐漸恢復（193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戰前最高峰），陳誠本人也正在負責利用進口武器裝備50個國防師的計劃（如與德國合作，用江西大余的鎢礦石換取德國武器），在上海與日軍大戰則勢必終止中國的抗戰準備而倉促與日軍決戰。實際當時日本決策機構在“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對是否全面侵略中國搖擺不定，以參謀次長石原莞爾為代表的“不擴大派”暫時佔了上風。石原為當時實力派人物，因當時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為皇族只是掛名，軍部實權在參謀次長石原手里。石原甚至主張︰“可以將我華北全部駐軍一舉撤至山海關滿州國界，然後由近衛首相親自飛往南京與蔣jie石促膝交談，以解決日華間根本問題。”（《大本營陸軍部》第1卷，朝雲新聞社1974年版，452頁）。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也策劃“日中邦交調整和停戰方案”與“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爾向日本陸軍、海軍首腦疏通，堅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殘局”。于是以石射豬太郎為主，會同陸軍省當局人員，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調整方案”和“停戰條件”。這個方案獲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衛文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豬太郎把這一方案委托于設在上海的日本在華紡織同業會理事長船津辰一郎，讓後者將方案秘密地透露給南京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試探中方態度。8月9日，船津與高宗武在上海進行會談，同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與高宗武也作了一次會談。據這個日本方案，中日雙方軍隊停戰線劃定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東、以北各地區及察北六縣為非武裝地帶，日軍除戰前駐屯軍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隊一律撤退，中方則將中央軍撤出河北省，實行停戰，同時廢除《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土fei原秦德純協定》以及《淞滬停戰協定》。所謂調整邦交，日方承認中國中央政府直接統治河北、察哈爾，撤銷冀察政務委員會及偽冀東自治政府，日本對內蒙、綏遠不加干涉，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及河北經濟協定。中國則對東北的偽滿洲國予以承認或者默認，日方則考慮對華經濟援助及撤廢治外法權等等。日本這個方案，是通過回復到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換取國民政府對東北偽滿洲國的正式承認。國民政府本可利用此次談判與日本周旋，盡量贏得更多時間。然而當高宗武返回南京時，“八一三事變”正好爆發。中**隊進攻上海日軍後，石原莞爾被迫辭職，日本統帥機構決定全面侵華，可見陳誠主動挑起上海戰事的失策。就算當時國民政府對日本動向判斷不明，日軍佔領武漢就能切斷國民政府退路？實際上還有江南廣大地區可作回旋，抗戰中這些地區有六、七年時間還在中國手里，大可作為撤往大後方的通道。再說日軍從華北大舉南下就能發揮機械化優勢？黃河、淮河、大別山區都可極大限制日軍行動，以後武漢會戰中日軍精銳部隊在大別山特別是富金山陷于苦戰就是例子，並非都是日軍通途。至于國民黨軍70多個師、70多萬大軍在淞滬狹小戰場與日軍硬拼，在日軍海陸空優勢火力密集攻擊下死傷枕藉，傷亡達30萬，甚至有一天傷亡萬余的慘況，正是讓日軍充分發揮其諸軍兵種合成作戰的優勢。所謂江南稻田水網限制日軍作用也有限，日軍正可發揮其海軍優勢用艦艇溯長江而上武漢，有力配合陸軍行動，這一點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備的。還有就是京滬一體，上海既為前線，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軍兵鋒之下，日軍增兵上海後很快就直搗南京，對中國抗戰震動極大。至于國際干涉純為幻想，當時綏靖主義盛行，西方大國決不會為了中國與日本翻臉，火中取栗。當代歷史學家余子道在《論中國正面戰場初期的戰略作戰方向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國統帥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滬，既削弱了華北抗日戰力，又未保住京滬杭地區；而上海、南京失守，長江門戶洞開，對武漢和華中腹地威脅極大。這不能被視為是戰略上的成功。”《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jie石》的作者黃仁宇認為，“從現在公布的蔣日記看來，淞滬地區作戰並無全盤計劃”。蔣ji

    石雖然早有作戰計劃並決定出其不意地發動進攻，但是對于日本方面對中**隊進攻可能作出的反應，卻“一切未經考慮”，“所以蔣jie石在上海地區集結兵力迎戰，可能出敵不意，而敵之對策亦出蔣之不意”。當然蔣jie石在選擇上海的考慮重點之一，恐怕還是希望在上海決戰，容易引動國際社會的干預，而以當時中國的國情，也不可能允許蔣jie石在上海按兵不動，坐觀日軍在上海隨意部署——輿論與諸侯們會真的懷疑蔣jie石與日本有默契，或是認為蔣jie石的抗日決定別有用心借刀殺人，不敢也不願在自己的地盤與日本作戰，專門挑諸侯們的地盤與軍隊進行抗日，這在宋哲元與韓復　的身上都可以看出來，因此他們不肯使全力與日軍拚搏。而在蔣jie石表達中央抗日決心，要求各路諸侯前往南京共商大計之時，西南的龍雲、劉湘等人，也曾經擔心這是蔣jie石的政治圈套。因此蔣jie石必須要在自己的地盤，用自己的中央軍，與日本進行殊死戰，才能清楚地證明，抗日並非消耗諸侯部隊的借口。[搜索最新更新盡在.feisuzw. 意義

    日本“三月亡華”被徹底粉碎日軍在上海浴血纏斗三個月，才勉強攻下**的陣地，已經使得世界各國對于中國的抗日實力與決心，產生刮目相看的態度，而日軍久戰未勝，日本的民心士氣，則出現了懷疑與困惑。日本幾乎已經可以確定，無法在短期內結束與中國的戰爭，那麼日本就將面臨其戰略最大的致命弱點，就是日本缺乏戰爭與民生的資源，根本經不起長期的消耗，一旦它無法在中國戰場上達成速戰速決，那麼最後的潰敗，也就成為日本無法避免的命運了。總之，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只要中國不屈服，中日兩軍的東線作戰絕對是不可能避免的，與其讓日本掌握主動，不如讓其陷入被動。雖然日軍並沒有沿平漢線長趨武漢的作戰計劃，但是中國卻不可不防這步。蔣jie石主動將東線變成為主力戰場，有著後勤與指揮的實際需要。因為**的主力與補給，多數來自長江以南地區，當時的陸路運輸能力，在日本空軍的壓力下，無法支持大軍在北部的作戰。但是若在上海作戰，不但地理較近而且長江即是運輸的動脈，這里也是蔣jie石的地盤所在，就近指揮，比較靈活方便，在華北戰線就會出現嚴重鞭長莫及的指揮問題，石家莊行營就是在各軍協調困難，指揮失當的情形下，在混戰中淪陷的。在淞滬會戰驚心動魄的三個月當中，全中國上下凝聚出了一個共識，就是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縱使戰到一兵一槍，亦絕不終止抗戰。”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悲壯的決定，整個民族決心以全面的犧牲來面對歷史危機的挑戰。當時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的聲明，可以說是對于這場會戰的過程與意義，做出最好的歷史見證與結論︰“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蔣jie石與全體軍民的共同結論是，雖然上海作戰失敗了，但是中國決心以更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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