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57章 有罪的愛情（上） 文 / 落爺孤獨
法國夏特瑞城是一個小鎮，在德國法西斯佔領期間，一個法國年輕姑娘葛瑞絲與德國人同居，並生下一個孩子，在德軍撤退出巴黎後，盟軍法國光復，人們在歡慶勝利時，那些反攻回來的法軍沒有忘記雪恥亡國之恨。
葛瑞絲也沒有能逃脫這種厄運，他們被那些先前可恥地逃跑到英國，現在又以解放者姿態出現的法軍抓住。
這些法軍忘記了葛瑞絲是他們的同袍姐妹，對葛瑞絲極盡侮辱，剔光了她的頭發，脫光了她的衣服，對她拳打腳踢。
最讓葛瑞絲無地自容的是這些可恥的逃跑者，這些丟下所有法國老弱婦孺的逃兵，還把赤*身裸*體的葛瑞絲押到街上游街示眾。
好吧！這就是所有為浪漫紳士的法國男人，狗屁！！！
法國男人真可悲，
敵人打進來的時候不是選擇投降就是爭先恐後地逃到英國，
敵人走後卻回來欺負自己的同袍姐妹們。
軍隊都投降了，男人都跑光了，總統也出國了
留下的女人不知道多可憐，這些浪漫的法國女人也僅僅是為了能在戰亂中生存下來而已。
是的，這些法國女人只是為了生存而已，並沒有做過什麼實際的叛國的事情，這有什麼錯啊！
好嘛等英美幫法國打跑德國了，這些可恥的逃兵男人都回來了。
然後就開始羞辱他們曾經拋棄的女人，說這些女人失節，是法國的恥辱。這簡直是無恥，老百姓用無數的錢糧養的軍隊，不戰而逃，不戰而降，結果所有的錯誤和責任卻要手無寸鐵的女人的承擔，無恥之極。
很不恥這樣的行為和這樣的人。
悲劇還在繼續，悲劇並沒有因為這些女人被凌辱而結束，悲劇繼續延續到德法私生子，讓這些孩子一生都生活在詛咒和歧視之中。
無論是德國軍人與法國女人的孩子，還是法國勞工與德國女人的孩子，在人們的眼里，他們都是帶著恥辱烙印出生的孩子，他們的童年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被羞辱、被歧視、被虐待甚至被毆打，因為他們被視為敵人的孩子。
這是有罪的愛情，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戰爭的記憶應該是饑餓、抵抗和恐懼。但德國控制下的巴黎是一個“大雜交派對”。
法國戰敗後，有兩百萬男人被關進集中營，但是法國女人卻在此時活躍起來，她們與駐扎在當地的德國軍人上床，與任何可以幫助她們度過經濟難關的男人睡覺。
戰爭就像春藥一樣激發了情欲，連女權運動創始人、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娃也曾經說到，她對侵略者有一種“不自覺的友愛”；德國人對“身體的膜拜”讓她感到神魂顛倒。
歷史上，巴黎淪陷期間，巴黎的高級妓*院歡迎德軍光臨，全市1/3妓*院被他們包起專用；另有10萬巴黎女人成為“臨時妓*女”。
伴隨尋歡作樂而來的是法國嬰兒出生率的暴增，許多德法私生子就是在這短短的一多年間出生。
當然，並非所有的德法私生子都是尋歡作樂和交易帶來的後果，他們中大部分都堅信自己的父親和母親擁有過偉大的愛情，這種愛情穿越了戰爭的藩籬。
杰安居住在法國的一座小城亞眠，他是土生土長的亞眠人，他從未離開過亞眠，就像他從未懷疑過父母的愛情。杰安的父親是一個駐扎在亞眠的德國軍官，杰安的法國母親被派去照顧父親飲食起居。
在朝夕相處中，年輕的德國軍官和法國姑娘相愛了，並在1941年初生下了杰安。杰安母親回憶說，他的德國丈夫非常愛她和他的孩子，在撤離法國的時候還曾經許諾會盡快回來與他們一起生活，盡管他再沒有回來，因為他的父親戰死了。
在那個特殊年代，跨國戀情並不值得稱頌，與敵人相愛更是一種危險的犯罪。二戰結束後，那些與德國軍人有過羅曼史的法國女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懲罰。
根據研究者近年所做的估計，當時大約有150萬人受到懲處，300萬人受到懷疑和質詢，35萬名婦女被剃了光頭，脫光衣服游街示眾。
而在德國，1940年，蓋世太保頒布了一個法令——“所有與德國女人發生過性關系的法國人，包括波蘭人都要被處以死刑。”
然而這條法令卻並沒能阻擋住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之間的愛情萌發。由于戰爭的需要，幾乎所有的青壯年德國男人都被送上戰爭前線。
與此同時，為了供應戰場物資，德國的工廠又需要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于是，德國不得不運送大量的包括法國人、波蘭人和俄國人在內的外國戰俘和勞工到德國境內從事強制性生產勞動。
截止1945年，僅僅法國一個國家就向德國提供了總計三百萬的勞工和戰俘，而這些法國勞工也在德國留下了上千個德法私生子。
年近九旬的讓?路易?葛訶朗至今回憶起在德國的勞工經歷都激動得不能自持。
與戰俘不同，作為勞工，讓?路易?葛訶朗可以在柏林街頭散步，甚至他還有一點點的工資可以讓他坐在咖啡館喝咖啡，所以他得以有機會與德國女人接觸和交談。
當然並非完全沒有限制，但這種限制反而使得年輕人的愛情更充滿趣味性。讓?路易?葛訶朗和柏林的德國女人相愛了，那一年他只有二十歲。
在他們的孩子出生後不久，德國戰敗，二戰結束，他和其他的勞工一道被遣返回了法國，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德國。
本來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應都受到贊美，而這些二戰期間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卻伴隨著詛咒，因為他們是家族和國家恥辱的證物。無論在德國還是法國，幾乎所有的二戰私生子都經歷了孤獨與隔絕的童年。
根據德法私生子喬思安?克魯伊回憶，七歲那年，因為同學罵她是“德國佬的雜種”，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孩子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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